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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到这一天了

我宣布上海笑话可与苏联笑话一战

为什么说银英本质上是一本青少年政治学入门书呢？就是它虽然披着神话史诗的外衣，讨论的却是现代社会的基本论题。并且，作者清醒地指出——能够成为民主体制最大对手的，并不是单纯的专制体制，而是一种卡里斯玛式的治理模式（Charismatic authority）——人民不会屈从于明显的暴君统治（比如书中的鲁道夫大帝），但是极有可能在一个极具个人魅力、体恤人民利益、锐意进行社会公平改革的“圣君”（如书中的莱因哈特）降临时，主动让出权利——这类雅典僭主式的执政官才是民主真正的大敌。反抗压迫是人的天性，但如何在颂歌中保持理智，如何在激进的理想的社会改革中保持克制，在保证社会大部分人利益不受侵害的前提下将手伸向那颗“遥不可及的星星”，这才应当是现代社会最需要审慎以待的课题。

访谈开头，杜赞奇说到六七十年代的毛主义对印度的影响，那个语气很像另一本书：沃林写的《东风：法国知识分子与20世纪60年代的遗产》，内容是法国人自称五月风暴如何受毛主义的影响。

经历过文革的中国人，都会说文革是灾难、浩劫、人性最恶的时代。但在一些外国人眼里，文革有另一番含义——他们就像周末逛动物园的游客，观看绝望的猴群在绝望的牢笼里进行毫无意义的自相残杀，鲜血和脑浆四溅。

然后，他们回去发论文、写专著、搞自己的运动，并且声称他们受到动物园里的事情的“启示”，各家各派争吵得不可开交。

直到今天，中国大陆还是那个供全世界学者研究的奇异动物园。

反过来中国人看印度也差不多，《微物之神》非常恐怖，但 “现场上演的历史” 只属于书中的人，中国读者掩卷长叹之后，仍在自己的世界里写读后感。

这大概就是学术的暴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