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并没有意识到，所谓“盗亦有道”，说的并不是道德，而是社会组织运作的基本原则。即使是最邪恶的人，只要是想凑在一起做成点事情，都要遵循两点。一是赏罚分明，二是决策权下放。前者是法治的源头，后者是民主（自治）的源头。对此，社达主义者可能有两个反驳：1、只要（明君）赏罚分明就够了，不需要分权；2、赏罚分明和决策权下放，不需要上升到民主与法治的程度。对于第一点，都不需要上升到人性的程度，只需要指出一个管理学原则——第一线处理具体事物的人如果没有决策权，事情是一定办不好的，更何况他们有无数写报告的方式，你听信哪一种呢？所以缺了“分权”这一项，纯粹自上而下的“赏罚分明”是根本做不到的。对于第二点，最有力的反驳是，确实有很多社会以野蛮的方式无意中做到了“赏罚分明＋决策权下放”，从而战胜了貌似比自己更强大的敌人。然而无一例外，这种无意中达成的成就，也会在胜利之后无意中失去。这就是以往常说的“野蛮征服文明后必然被反向征服（侵蚀腐化）”，为什么腐化堕落是必然的？就是因为他们并不知道自己最开始到底是怎么成功的。就好比圣上说“不忘初心”，可是如果怹真知道中共是怎么得到天下的（国际局势＋毛相对蒋更尊重军事主官独立决策权的指挥风格＋基层的军事民主制），一是不会把外交搞得这么糟糕，二是不会把下面管得那么死（对比一下老毛的“党内无派千奇百怪”和圣上的“不搞团团伙伙”）。怹的认平水平，真就跟南宋时期的平均水准差不多——辽灭北宋是因为北宋失去了血性，金灭辽是因为辽失去了血性，蒙古灭金是因为金失去了血性……简称“更无一人是男儿”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