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代的台灣，解嚴後十年，風起雲湧的社會運動，第一次民選總統、李登輝的本土主義與台灣國族論述的興起、台灣<新左派>對萌芽中的台灣國族主義的不滿，以<新左>位置而發言、缺乏對台灣歷史、文學、文化、語言的了解。當時的台灣依賴進口西方理論來建立自身的正當性，一波波的理論風潮猶如時尚般快速變化。所幸，過去二十年來有了重大變化。台文界開始重視本土歷史脈絡，再用來與世界對話。
上一世紀末到本世紀頭十年，新左派學者曾提出「亞洲作為方法」，這樣的觀點以批判美國帝國主義為主旨，並把軍事上不得不依附美國的台灣定位為「次帝國」。新左派著力於批判台灣國族主義。我認為任何形式的國族主義或思潮、價值體系都值得批判，前提是為了深入對話。新左派號稱「左」，卻極少深入瞭解台灣日治時期以來左翼思想與左翼份子的行動。1996年政治大學陳芳明老師已經出版了「謝雪紅評傳」，因此想瞭解此議題並不困難。
二二八事件後，許多社會主義者逃亡到香港，在那裡創辦雜誌。那時這些人一方面急於參與祖國的社會革命，另一方面又強烈主張台灣的特殊性，提倡「台灣自治」。台灣文壇上，陳映真、夏潮雜誌也是有名的左翼人士與刊物。台灣新左派只是移植1960年代以來的英國新左派，用此為「邊緣位置」來爭取發言權 （例如創辦《島嶼邊緣》雜誌），他們不但忽視台灣的左翼傳統，還把左翼與後現代主義式的嘻笑嘲諷二者加以結合，形成《島嶼邊緣》獨特的「時尚風格」（把思潮與政治立場當成時尚，而非對話與實踐。）
這種邊緣的位置性（positionality），只是以中心為慾望對象，爭取中心的注意，成為體制中心必須要有的邊緣元素，用以證成中心體制乃是尊重多元文化。這種作法不會改變中心與社會邊緣（種族、性別、階級）的關係，而是在中心的論述方式納入新左的邊緣位置之發言。換言之，新左的邊緣是「位置性」，向中心索取注意力與發言權，而種族與階級的邊緣則是中心操控資源分配方式而被放逐到缺少資源的日常生活運作，是分配政治的受害者，而新左則是多元文化的受益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