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知道六四 我先忏悔，我以前是国家社会主义者，非常的纳粹，主张镇压杀害一切不稳定暴力分子，是非常双重思想的革命派，喜欢革命，却主张镇压其他革命派，是个慕强的粉红。这也是一个被洗脑体制打造出来的标准化个体。
虽然以前在各种渠道听闻过以前有敏感事件，但从不知道什么是八九，什么是六四，也从没去谷歌过。在这里我必须大骂特骂「傅高义」及其《邓小平时代》，我第一次系统了解六四就是在这本书，可悲的是它主张镇压有理，为之后三十年奠定稳定和繁荣。且不说繁荣个屁，这三十年多少人被政府关押和逼疯，政府压制市场乱搞，就只说这稳定，我发现中国人的底层思维很大一部分就是稳定，它们主张压制一切别人的自由，以换取自己自由的生活，比如香港西藏新疆，真是太纳粹了。
所以读了傅书后，我一直跟随的是粉红主张的学生杀解放军学说，但现在查阅资料都知道，所谓被杀害吊死烧毁的解放军（例如崔国政，见wiki）是在六月四日凌晨四点四十分被杀害的，而六月三日晚上就已经开始在木樨地开枪镇压了，用一个后来发生的事情来为之前的事情辩护，是不是有点弱智，我以前也上了这个当。这位崔是无缘无故被杀，还是在向民众开枪之后被反杀，现在都很明了了。况且这场四月十五日开始的示威和后来的绝食，发生了两个月，中共都无法拿出任何证据证明其暴乱，只有六月四日凌晨的所谓证据，只能说明四二六社论和所有中共说法的虚假。
至于后来我怎么变化的，那是要读过中共从1921年到1989年的历史才一步一步重建的。中共在1950年镇反中关押2600000人，杀害712000人，1955年肃反数十万人被关押，53000人非正常死亡，反右552973人被迫害批斗，到了文革已经无法统计，不谈武斗和红卫兵运动，只谈中共官方的镇压运动的话，注意是中共主动发动的并不是其他人自发的，而且周恩来广泛参与其中哦！清查516中查千万人，整死100000计，清理阶级队伍中批斗约三千万人，死亡50-150万人，一打三反抓捕284800人，非正常死亡超过150000。还有官方主导的大屠杀事件：北京郊县、湖南道县、江西瑞金、广西屠杀等等等等，不胜枚举。1983严打逮捕1770000人，24000人死刑。后来杀人少了，但劳教还在，在关押中被拳打脚踢、被虐待太过平常。我以前在法轮功网站上看过这些数字，说真的只是数字的话，看起来是没什么感觉的，只有看到它们杀人的手法和纪实，才能感觉到恐怖和邪恶，这也是为什么我以前是粉红，看不见一个个具体的人，只有在读过这么多具体的杀人案件才有所转变。而六四的死亡人数显然无法与上述事件比较，但却被记录的很好，大家还活着。前三十年的屠杀没有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因为每一天都在迫害和屠杀，这更加应当被铭记。
典型案件的北京郊县和湖南道县，读一读它们是如何杀人的，这些都很好反应了共产党人的心态和想法，它们是如何欺骗、如何挑动仇恨的，所以读完这些我最终才理解，中共为何能在六四后继续欺骗，挑动中国人去恨所谓「暴徒」，也才最终对六四改变了看法：
https://zh.m.wikipedia.org/zh-hans/%E5%A4%A7%E5%85%B4%E4%BA%8B%E4%BB%B6
https://zh.m.wikipedia.org/zh-hans/%E9%81%93%E5%8E%BF%E4%BA%8B%E4%BB%B6
（一直有一个困扰的问题，就算人民不满专制政府，暴力革命了，要推翻政府，难道政府就有镇压的正当性吗？如果革命有理的话，那中共在1921年后在境外势力苏联的支持下，进行各种暴力反抗政府，收买工人组织暴动的行为也正当吗？理想中的改良派宪政道路能走通吗？但独裁者，显然只认识暴力和子弹。）
@momoro 第一印象给的确会深远地影响一个人以后的看法。我的反共倾向最早就来自于我母亲讲述的文革经历，我从我母亲那里了解到我的祖上积极反抗过共产党的统治，并且因此受到了共产党疯狂报复。也正是在这里，我获得了关于毛泽东的第一印象：人手一本的毛泽东语录、高高在上的毛泽东画像、以及令人作呕的“万岁”呼声。当时的我想法就和《皇帝的新衣》中的那个小孩子一样：这是一个自私、自大、恬不知耻，控制欲强烈的专制暴君，迷恋别人虚伪的歌颂。因此，不论我后来多少听到有人说毛泽东代人民，毛泽东追求平等，毛泽东是劳苦群众的大救星，我都天然地感到十分地荒诞。一个心系人民，热爱平等会要人们挂他的画像、喊他万岁，不然就要挨整吗？有时候，小孩子未的思维没有收到局限，只是根据明显的事实做出常识的判断，反而更加接近真相。对于幼小的我而言，毛泽东的“为民服务”一看就很虚伪。
可以这么说：我从小就奠定了反毛的基调，而我对共产党的认识也正是建立在对毛泽东的认识之上的。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眼界的开阔，对毛泽东的憎恶必然推导出对整个共产党的否定。在这个过程中我经历过一些摇摆，有时候自己也会发展出一套支持现状的理论，认为将来会发展得更好。也有那么一段时间，我受过民粹主义的吸引，感觉毛泽东的反精英言论很有吸引力，乃至于认为早期的毛泽东还是有过理想的，只不过后来收到了权力的腐化，可即便在这种情况下我也时刻铭记着掌权后的毛泽东多么擅长整人。后来随着我了解到了延安整风，王实昧，已经毛泽东在共产党内部夺权的细节，我逐渐认为毛泽东自始至终都只相信权力。
真正让我”想明白“了的，还是奥威尔的那本《动物农场》，这本书给我留下的印象比《1984》还要深，《1984》展现的是毛泽东这类人掌权后的图景，《动物农场》描写的则是毛泽东这类人掌权的细节。这篇小说的文字生动易懂，把共产革命讲得非常明白。我也从这本书，以及《1984》中明白了我所憎恶的那些事物到底是是什么。再往后，我又读了《商君书》和《韩非子》，于是真正弄清楚了秦以后皇权政治中“儒表法里”的“法里”到底是什么，也彻底明白了自秦始皇以后几千年都没有改变过，并且被共产党发挥到了极致的那一套统治逻辑。
这些都是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会受到的外界环境的影响，而决定一个人究竟会成为什么样的人的因素，除了有外界的影响，还有自身的特质。人是理性的动物，可与此同时，人的的身上往往也会有一些“基本情感”，人的理性帮助他理解事实，而人的基本情感决定了他对特定的事实会做出怎样的价值判断。基于这些基本情感，人们会主动地寻求符合自身倾向的思想和理论，而这些思想和理论又经常会反过来强化既有的情感倾向。对于我而言，我的基本倾向是：自由、个体权利、人的基本尊严、平民立场。以及为了实现这些而需要建立的民主、宪政、法制。也正因为如此，我再怎么转变，也从来没有成为过国家主义者，这是我的基本情感使然，我永远都会把自己带入一个平民去思考我的遭遇。假我得到的结论是在这个体系中我将没有自由，没有权利，没有尊严，那么我就会认为这是一个糟糕的体系。这种基本情感使得我从小就反感长城、阿房宫、金字塔这样的“伟大工程”，厌恶嬴政、刘彻、朱元璋这类“成就卓著”，同时残暴无度的暴君。由于这些情感的存在，即便在我民族主义倾向最强烈的阶段—我至今仍保留着民族主义的立场，也从来没有成为过真正意义上的粉红。
@Proton 我小时候并没有人告诉毛是多邪恶的东西，只有书本里讲的，最多了解到它可能是个帝王，然而小时候哪知道帝王是最邪恶的玩意。我还以为喊万岁是多么合理正当的东西，毕竟每天电视剧放的就是帝王将相和万岁万万岁。去读书了解延安和权斗都是非常晚近的事情了，当初都是看毛左帖子的，被洗脑得很厉害。
《1984》和《动物农场》我接触得太晚了，虽然那可以算是我启蒙的开始。之后才读的《商君书》，真没想到法家是如此一个东西，小时候根本没学过什么法家，完全不了解，也没想过去了解。
至于自由、宪政、权利、个体，这些名词更是一个都没了解过，中共的从上而下的洗脑是多么一个极端邪恶的体系，它真的把人类的知识从课本中消除，人们就不会去自己学习，不学不懂不问，反而认为什么三权分立是多余的制度。六四的那些领袖，大多都没有民主自由宪政的思想，他们本就是这个国家教育的产物，他们的启蒙是非常基础的。到了今天，这种启蒙更是无法进行了，人人自危，毛时代的淫威使人人互相举报、没有人会表露自我，疯狂和邪恶并存，公孙鞅这套方法真是三千年的东亚智慧，这也是为什么我愿意彻底脱离民族主义，因为这个民族文化的底子根本上就是非常得恶，或者称之为支。
@momoro 我的经验是如果一个人因为受到欺骗而曾经强烈过支持过某种事物，那么在欺骗失效之后，强烈的爱就会转变成强烈的恨。由于我从小就拒绝接受中国特色爱国主义的灌输，所以在我思想成熟之后也没有因此转变成一名彻底反对国家和民族的人。
事实上，我从小就一直被学校里的老师认为“西化严重”。老实说我当时根本都不知道西化是什么，但是这就是当时许多老师对我的直接感受。我在小时候是很不受忠党爱国教育的影响的，在听到“红领巾是烈士们的鲜血染成的”的时候，我心中泛不起任何波澜，从小到大，每次升国旗唱国歌的时候我都只会象征地动动嘴皮假唱。
少年时期，我曾经在书中读到过最美国最高法院判决民众有烧国旗的自由，当时觉敢于烧毁本国国旗是一种不畏权威，追求自由的表现，而且这一点当然也适用于中国。此外，当时我也赞同“爱国主义是流氓最后的庇护所“这种言论。至于”民族劣根性“的这种观点，我也曾经是很赞同的，我在初中时就读过鲁迅的许多杂文，也读过丑陋的中国人这样的书。我还记得当时的我具有强烈的反儒倾向，认为传统文化基本没有任何价值
让我发生观点上的转变的原因有很多。我想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我阅读了关于先秦历史的书籍，例如《左传》、《战国策》、《史记》，而阅读这些书籍给我的一大感受就是中国的先民并不是些没有独立人格的奴才。的确，春秋战国的那个时代存在各种各样的争权夺利和相互背叛，但那个时代的涌现了许多重义轻利，道德高尚的人。有为了替死去的主人报仇不惜吞炭毁容行刺的豫让，有在伍子胥逃亡的路上慷慨相助而不求回报的渔父和浣纱女。也有像鲁仲连，虞卿这样为了阻止秦国一统天下而四处奔走的反秦斗士。这些人的事迹让人感叹生命的壮烈，这些人的言论也引起人广泛的共鸣。例如鲁仲连对秦国的评价：“秦国是个抛弃礼仪而只崇尚战功的国家，用权诈之术对待士卒，像对待奴隶一样役使百姓。如果让它无所忌惮地恣意称帝，进而统治天下，那么，我只有跳进东海去死，我不忍心作它的顺民。”对于这些历史的认识使我不认为中国人有什么自古以来的劣根性或者奴性，而中国也并不只有秦朝以后的历史，所谓的传统文化或者儒家思想也并不像共产党和一些革命人士说的那样是压迫工具，造成中国苦难的根源是“法里”，而不是“儒表”。另一个促使我转变观点的因素就是我所了解的许多自由主义思想家，例如胡适、殷海光等人，对于本国的传统以及儒家思想实际上持以的是一种相当尊敬的态度，而对所谓的传统文化和儒家思想彻底否定的，反而大都走向了共产主义的新式独裁。最后，对于西方当下的各种问题，包括对取消文化，Woke意识形态、身份政治这类问题的认识，使我对造成这些现象的各种思想，例如后现代理论，后殖民理论，批判理论产生思考。我认为二战后长期在西方知识分子中盛行的对“西方中心主义”和“霸权主义”的批判，实际上导致了知识阶层的自我厌恶、自我仇恨和与民众的脱节。民族主义发挥到了极端，会出现各种问题，但对于本国传统和本国历史的否定走到了极端，也会出现另一系列问题。在类似于乌克兰战争这样的事件中，使得小国拥有足够大的精神力量抵抗大国入侵的，实际上也正是民众对于自己国家和本民族传统的热爱。基于这些情况，我认为中国的传统并没有糟糕到需要全部否定，而且，即便是一个自由国家，也需要维持一定的民族国家认同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