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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来自conflicted 播客 https://www.listennotes.com/podcasts/conflicted/memorandum-of-misunderstanding-EXTC4paRu8s/

关于特朗普，归根结底，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注意力短暂的总统，因此他总是同意最后与之交谈的那个人。这就是特朗普的问题：无论是鲁比奥，还是巴基斯坦的元帅，他总是听最后一个人。

关于内塔尼亚胡，尽管他不讨人喜。但以色列的决策过程比人们想象的要更集体、更复杂。并非总是总理一声令下，大家就跟着干。总理会依赖一个多层次的决策机构来决定战略、行动和打击目标，基于情报、防务机构以及政治和资深领导人的意见。这并不意味着他完全没有自己的能动性或私利，也不意味着该决策过程是理性、有条不紊的。伊丽莎白·泽尔科夫曾经说过，人们总是以为以色列是个高效运作的战略机器，以前曾经是，但现在并非如此，以色列现在和很多其他的老化民主国家一样，充满了混乱和不理性。

比如看内塔尼亚胡对摩萨德新任局长的任命——那人来自局外、只会俄语和希伯来语，内塔尼亚胡驳回了机构的意愿选择了此人；而此人一来就大规模撤换部门负责人，造成摩萨德一片混乱。这和特朗普任命国家情报局长的情况类似，都是一团糟，政治上肤浅、个人上有腐败嫌疑。

伊朗那边也类似，正演变成一个“九头怪物”。我最近与一位与伊朗领导层非常接近的人会面（过去与现在都有联系），他说现在国家由九人共同运作，其中包括革命卫队将领瓦希迪、莫赫森·里扎伊、现议长加利巴夫、司法首脑与总统等。这九人并非在同一场合集体决策——出于安全原因他们从不在同一地点或会议中会面——而是以“网络式决策”运作，各自独立又互相连接。可以把他们称作“九戒灵”，而他们侍奉的主人当然是被毁容的索伦——哈梅内伊。

据他说，计划是穆什塔巴将在这几天借助这九人的支持公开露面，很可能在马什哈德出席其父丧礼（也可能在库姆）。哈梅内伊父亲的葬礼将在7月4日在德黑兰开始游行，正好撞上美国建国250周年，这也是在向美方示威，然后7月6日会把遗体转往库姆，再到马什哈德安葬。穆什塔巴将借此首次公开露面，一方面为安葬父亲，另一方面巩固对那九人的权威。

总体来看，伊朗决策在演变、以色列决策在衰退且混乱，而白宫根本没有有效的决策过程。沙特、阿联酋、科威特甚至巴林、埃及、土耳其内部也存在大量分歧，是否对伊朗强硬或和解存在激烈争论。

有白宫稳健的领导时，世界至少看得清楚大方向；没有了白宫稳健的领导时，人们根本看不见方向。现在世界仿佛在战争的烟雾与灰烬中摸索前行。

有人仍坚信唐纳德·特朗普是战略天才、伟大领袖，令人惊讶。他们之所以这么认为，是因为他运气好，人们把运气误以为是天才。特朗普的连任是一个巨大错误。并不是说这是一场善恶之争，或民主党就完全正确。这十五年、尤其最近十年的局势并非黑白分明。自由国际主义秩序变得自满、颓废、意识形态化，导致了一系列糟糕的战略决策。于是一个反向潮流兴起，特朗普成为民粹主义的化身。很多人支持这股潮流，因为它反对他们眼中的颓废国际主义秩序——他们认为那秩序犯了大错。但我们不能忘了“敌人的敌人不一定就是朋友”——民粹主义并非对该秩序问题的合理回应，而是在依赖并吸取那一秩序的腐朽，剥夺了许多构成世界秩序的重要部分。

我们需要更清晰地讨论这些问题；有时我们错了，需要吸取教训。我们需要继续前行，清醒地面对未来。这样我们才有机会永久解决伊朗政权，让波斯人民重回王座。

有一种说法是在今年年初某个时候（可能是一月，或二月初），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向唐纳德·特朗普提出，应当提前采取行动——趁着爆发的抗议浪潮，迅速实现政权更迭。 内塔尼亚胡本人并不相信这会发生——但是为了把美国拖下水，他让特朗普误以为这一切会很容易，像委内瑞拉那样的事情能在伊朗发生，于是特朗普就按下了启动键。 当后来意识到真相并没有这么简单时，特朗普退缩了，同时他也可以说自己是受到了欺骗，自己从来没打算让美国陷入一场持续三年的伊朗战争。

这种说法过度简化了，事情远比这复杂得多。

这一切的导火索是特朗普发的那些推特，而那些推特并不是内塔尼亚胡写的

“援助在路上”“我们已上膛准备好”之类，是特朗普在一时冲动下发的推文，这一切发生在内塔尼亚胡踏进白宫之前

如果在那一刻，特朗普决定不立即追求军事冲突，而是将其推迟几个月甚至一年，同时认定这是实施封锁、真正打击政权各个经济层面的正确时机，那么事情的进展会顺利很多。

如果他那样做，然后当伊朗响应并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时，欧洲和其他盟友就会站在他这边。为什么？因为他会是为了制止当局对大规模平民抗议者的残酷镇压而实施封锁，从世界舆论看来这是正义之举。

他会被看作是在阻止这个政权拿钱去压迫自己的人民。况且制裁已本身经存在，他只需要执行制裁而已。 如果这时候他下令海军去针对影子船队，一艘一艘清除，然后伊朗那时做出挑衅并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那将促成海湾合作委员会和欧盟在内的联盟，从而随着时间推移对该政权施加足够压力，直至可能出现大规模军事干预以推翻它。

但不幸的是，他做事冲动，缺少定力，并没有谨慎地先采取以经济压力为核心的策略。

以色列在美国发动战争决定中当然起了推波助澜作用，但显然不能把这一切怪在以色列的头上。

这一事件会对中东产生长期影响

阿联酋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后，一直积极推进一种以“新中东”为构想的战略政策。这使得他们与作为重要伙伴与邻国的沙特发生了相当大的分歧。现在看来，这一赌注并没有如他们预想般兑现。

陆权国家，被认为更保守、落后、不够面向未来的国家——比如沙特、埃及、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卡塔尔亦然）显示出它们实际上具有巨大的地缘政治分量。也许正因为这些国家规模与人口更大，它们更能左右事态发展，而不是那种像威尼斯式的海洋区域秩序。

那么阿联酋现在在想什么？他们许多战略判断正被证明是错误的，不是吗？

《亚伯拉罕协议》本意是创造一个新中东，将像伊朗及其代理人这样的国家恐怖主义赞助者孤立开来，开启一个新时代：阿联酋与海湾其他国家（尤其是沙特）会与印度、土耳其、埃及、以色列以及希腊、意大利等国一道，联手打造“印度—中东—欧洲走廊”（IMEC），以在海运、陆运和贸易上对抗中国的影响力。

但不幸的是，由于短视以及历史、战略、意识形态水平欠缺，人们没有预见到10月7日将成为破坏这一路线的陷阱。10月7日相当于一枚简易炸弹，彻底破坏了这一进程，确保“新走廊”无法成行。该事件有利于神权国家赞助的恐怖主义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使其不仅成为该地区的合法力量，而且可能成为主导力量。民族国家模式（如阿联酋与以色列）的国家因此被彻底边缘化。

像巴基斯坦这样本就不喜欢IMEC的国家（因为它会增强其传统对手印度，并损害与其密切盟友中国的商业利益），便同中国站在了一起，反对IMEC。因此，伊朗的行动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迎合了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利益，对印度、以色列和欧盟则不利。当然，沙特则处于中间地带，观望美国是否会坚决捍卫《亚伯拉罕协议》并反击试图破坏它的人。拜登并没有给出足够强硬的反制，而当本以为特朗普会更强硬时，他却以令人震惊的方式退缩了。

于是沙特、巴基斯坦、土耳其、埃及等国联合起来，表示他们既不完全支持《亚伯拉罕协议》，但又必须团结起来以防止伊朗独大，他们不得不与面对现实。

该地区的前景令人悲观，因为阿联酋非常失望，他们正在反思：他们花费了大量财富、精力与外交努力，试图在地区推进“民族国家”模式，对抗真主党、穆兄会、哈马斯、胡塞等非国家行为体，甚至对抗伊朗本身。正如我之前所说，自2021年以来他们已在商业上与伊朗脱钩，这在当时是应美国政府（拜登政府）的倡议。理念是要打造一个摆脱非国家行为体和恐怖主义赞助国的中东。

但不幸的是，阿联酋最近学到的一个残酷教训是：恐怖主义是有利可图的。伊朗把霍尔木兹海峡作为人质，而欧洲联盟等关键玩家却袖手旁观——这本应是国际水道，应受有海上实力国家保护，但他们连表现出捍卫意愿都没有——这说明全球秩序在保护国际水道方面的无能。

现在越来越明显的一个事实是，阿联酋所支持的全球秩序，正因特朗普政府的无经验、无知与无能而几近窒息。因此阿联酋不得不权衡如何在该地区那些匪徒势力之间保持自身利益平衡——在印度与巴基斯坦之间、沙特与伊朗之间、以色列与美国之间以及与地区内日益壮大的非国家行为体之间。他们现在处于危机管理模式，尽力应对。

需要补充的是，五个月前沙特与阿联酋公开分裂时，沙特看起来在坚决维护民族国家原则，而阿联酋似乎更倾向于在某些场合为了自身战略利益放宽原则（例如在也门、苏丹等地的行动），表现出更偏海权/务实、可协商原则的倾向。阿联酋更有“海洋化、务实”的观点，而沙特更强调维护既有民族国家秩序。但这并不意味着阿联酋就是“坏人”、沙特就是“好人”，情况比这复杂许多：阿联酋坚决反对伊朗基于什叶派神权建立地区帝国，也同样反对与之对应的穆斯林兄弟会势力，这一点上它与有时愿将兄弟会政治视为本国政治表达的沙特存在分歧。

深入看会发现，一方面阿联酋可以有原则立场，另一方面又会为了现实战略利益对原则做出权衡，而其这种计算严重依赖于美国是它所期望的盟友，但事实并非如此。其实沙特和阿联酋的立场各有道理：支持国家统一与领土完整本无可厚非，但在像南也门和索马里兰这类中央国家已崩溃、局部地区自我组织并取得经济社会成效的例外情形，阿联酋的务实做法也有合理性——我们是否应把这些被迫自救的分离地区强行绑回一艘正在下沉的船上，是值得质疑的。这种“绅士式”的分歧显然不同于过去将双方团结起来的共同点——他们都反对伊朗的神权愿景。

当然，原则上他们仍然反对那一愿景。但可悲的是，美国的严重失信迫使各方不得不重新考虑与伊朗的合作。这就是问题所在，唐纳德·特朗普和他的顾问把胜利拱手让出了。

备忘录里的另一重要内容则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启。

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关于美国对该海峡的封锁，外界有太多自相矛盾的说法——它到底有没有被真正实施？霍尔木兹在这份备忘录中扮演什么角色？

之所以美国的封锁在一定程度上有效，主要归功于两个人，真的是仅仅两个人：赫格塞斯和贝森特，也就是国防部长和财政部长。这两人——尤其是赫格塞斯——做了一项出色的工作：他们一起组建了一个联合特遣队，识别所有“影子船队”——伊朗的油轮，追踪、封锁并使其瘫痪。

也就是说封锁并不是特朗普本人安排，主要是赫格塞斯和贝赞特的工作。如果他们能不受特朗普的不断微观干预和介入，自由发挥，他们本可以把封锁做得更彻底。

然而特朗普老是干预。为什么？那要归咎于巴基斯坦那位“失败的元帅”阿萨姆·穆尼尔（Asam Mounir）。但他实际上可能成功了。阿萨姆·穆尼尔比我们低估的更狡猾、更能干。他通过腐败和操纵赢了。他一直给特朗普打电话：“放开这艘油轮”，“这些油轮正驶向巴基斯坦”，但实际上它们正开往中国的港口，比如瓜达尔港，随后改行驶向中国的其他港口。这种腐败超乎想象。

所以即便在封锁期间，霍尔木兹海峡仍在为伊朗创造大量收益，得益于巴基斯坦人和那些极不诚实的中介人。更糟的是，备忘录规定，暂时取消由霍尔木兹过境船只支付的服务费，从而打破僵局。提议是：先暂停收费，允许60天免费通航；60天后，收费将依据伊朗与其他海湾国家的相互协议开始执行。而这些费用每年可为伊朗政权带来约110到130亿美元的收入，远超过埃及从苏伊士运河获得的数十亿美元收益。

这显然是彻底的投降，这是在奖赏一个恐怖组织——伊朗革命卫队（IRGC）。几个月前该组织曾在街头屠杀数以万计的本国民众，而现在美国政府却要把每年110–130亿美元直接交给革命卫队海军。

此外，美国承诺不干涉伊朗内政；美国同意暂停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等的制裁——这意味着每年可达1300亿美元的收入（或至少是数百亿美元），这大大削弱了美国对伊朗施加杠杆的能力。

关于核问题，情况似乎在倒退，但关于谅解备忘录在核问题上的具体内容，各种说法令人难以理清。

在海湾及欧盟的情报界人士几乎一致认为，这份备忘录在核问题上实际细节很少，因为它把问题往后推了。短期看，它设想在60天内讨论一个新的核协议的机制，但这60天并非铁板钉钉——完全可能变成60周，关于核问题的谈判将非常痛苦且漫长。

当初，特朗普将这场军事行动的目标设定为：移除460公斤的高浓缩铀（60%），移除900到1000公斤的20%富集铀，以及移除9000公斤（9吨）约3.67%富集铀，并且不应保留任何离心机或浓缩能力——核问题就此结束。很多人说实施这些目标很难，但实际上我们有四个先例可供参考——乌克兰、哈萨克斯坦、南非和利比亚。只要该国领导层有政治意愿放弃核计划，就可以做到。乌克兰和哈萨克斯坦主动交出继承的核弹头，利比亚把其处于早期阶段的项目全部申报并交由国际原子能机构检查并移交，美国等国协助处置，南非解构了其六枚核武器并放弃核再造能力。

但问题在于：德黑兰没有政治意愿去无核化。伊朗政权永远不会自愿放弃核能力。卡扎菲放弃核计划后遭遇了什么？乌克兰如果保留核武器，局势或许会不同。没有什么理由能让德黑兰被说服去弃核。如果伊朗政权缺乏政治意愿去弃核，那么你就必须以某种方式强迫他们——这正是战争的意义所在。

战争初期，美国当时处于胜势。阿联酋，科威特乃至沙特也开始展现出参战意愿。

但随后特朗普怯懦了。他犹豫不决，最终失去了继续的意志。为什么？因为他被一群腐败且缺乏经验、对战争、国家安全或军事战略一无所知的人包围，现在他正在为此付出代价。

根据各方报告，这次解冻的资金比JCPOA时给到伊朗或伊朗革命卫队的更多。大约有240到250亿美元将被释放，其中至少一半已立即释放——约120亿美元。伊朗总统马苏德·佩什金（Masoud Pesachkian）表示这些钱用于支付薪资。

卡塔尔代表美国向伊朗政权提供了约120亿美元的资金，基本以现金、黄金及其他形式发放，且获得了特朗普政府的默许。

在被冻结的约250亿美元资金中，120亿美元已被批准立即释放，未来60天内还会再释放约120到130亿美元。但最大的问题是关于“库什纳—维特科夫—卡塔尔提议”：即建立一个3000亿美元的基金来重建伊朗，靠沙特、卡塔尔、科威特、阿联酋等国共同出资。这简直荒谬。特朗普发起战争是为了推翻伊朗政权并誓言要把他们榨干到最后一美元；如今却有人要向他们投入数十亿、数百亿去重建伊朗。美国的战略信誉现在荡然无存。

JCPOA（伊核协议）当时解冻了约1000亿美元给伊朗，其中大约有500亿美元真正进入了伊朗的活期账户，剩下的500亿美元用来偿还各种债务。换句话说，最终约有500亿美元因JCPOA而可供伊朗使用。现在这份MOU一次性释放的金额少于那次，但还有所谓的三千亿美元（或如你所说的大量资金）将在之后出现，而且据说由在这场战争中受伊朗侵略伤害最严重的那些国家来支付。

最可能的解释是，这里面涉及巨额腐败，这是特朗普圈子盟友在美国以及其他地方肥私囊的又一途径。推动特朗普阵营的那种贪婪与无所顾忌一直影响着这场战争及其谈判的进程，而在关键时刻，特朗普本人倾向于偏袒那些能从中获利的人，把好处送到他们口袋里。

归根结底，这笔交易并非由资深外交家谈成的，而是由两个房地产开发商来促成的——像维特科夫和库什纳，维特科夫与巴基斯坦陆军元帅阿西姆·穆尼尔（Asim Munir）是商业伙伴，他们在巴基斯坦有一项加密货币挖矿业务，由卡塔尔人提供资金支持。当那么多人有私利、希望不惜一切代价促成“和平”，因为代价会进入他们口袋时，会发生什么事一目了然——利润进了他们的口袋。

所有这些事情一旦被仔细审查，从支付细节到整个决策链，都可能会引发重大丑闻。

唐纳德·特朗普和JD·万斯，非常出人意料地，在根本没有必要的情况下，把胜利拱手让给了对手。很难想不出还有哪场斗争，其中一方会在对手已经跪倒、面临生死存亡之际，轻易地让给敌人获得如此多的好处。这说明美方政府，尤其是总统和副总统，对伊朗政权、伊斯兰革命卫队、他们的目标、他们的方法论、他们的耐心——特别是战略上的耐心和持久力——根本一无所知。

特朗普习惯的是“快餐文化”，按个按钮可马上得到可乐和巨无霸，但伊朗政权不是这样运作的。他们喜欢让你在二十年、三十年后为今天的决定付出代价。

正式签署这份谅解备忘录（MOU）定于本周五，6月19日在日内瓦举行。

之前有很多关于这份MOU的描述流传，都是非常夸大的的说法，毫无疑问，伊朗人为自己从中获得的战略利益和胜利大加渲染，但这不是最终协议，只是一份有60天时效的谅解备忘录。

不过这份MOU的问题在于它为后续谈判奠定了基础——它会定下基调。通常停火条款会影响最终条约的格局。如果停火条款对一方明显不利，那么不能指望最终条约会截然不同。不幸的是，现在有一份在某种程度上更偏向伊斯兰革命卫队和伊朗政权的MOU。这就是很多人非常震惊的原因：美国总统和他的顾问们（当然并非全部，他们内部也有分歧）怎么会同意这个方案？

首先，伊朗政权设法使其代理武装合法化，因为据我们所知，MOU的首要条款之一就是“各战线永久停止战斗”。也就是说，全面停火——包括黎巴嫩、也门、伊拉克以及伊朗境内。这等于承认伊朗的代理人——那些被列为恐怖组织的非国家行为体——为合法存在。

这就让人联想到特朗普在与马克龙会面时说的那句话：跟真主党谈判有什么问题？我们必须跟真主党谈。能想象有人会说“跟ISIS、基地组织、谈判有什么问题，我们也该跟他们谈”吗？

问题在于，真主党在全球多地制造过多起恐怖袭击——包括绑架、处决、暗杀、劫持人质、炸毁各类机构等。

总有人说，不是所有恐怖组织都不能谈判，应该有人和他们对话并达成协议。但事实上，在面对邪恶政权资助的些组织时，宽待只会导致其进一步扩散。如果你不停止向恐怖分子支付赎金，那么绑架案件就只会越来越多。之前已经有过先例。当年的伊朗核协议（JCPOA）刻意回避伊朗的代理网络问题，试图把伊朗核问题的担忧与伊朗的代理网络区分开来。随后几年里，伊朗的代理网络反而壮大了。因此可以预见，这次也会重演，伊朗会利用从该协议可能获得的资金来增强军力并巩固其代理网络。

摘选自Frank Dikötter最新interview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57TTRylUQaU

Q: 现在进入美国人可能较熟悉的部分。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在1945年形式上结束到1949年这段时期，共产党取得胜利、击败蒋介石，国民党撤退到台湾并一直留在那里。当然，台湾至今仍然与大陆分离。

让我引用你书中关于这一时期的论述：到目前为止，你所描述的是共产党人人数少、势弱、不断需要来自斯大林的援助。“《红色黎明降临中国》写道：‘消耗战逐渐成为主要策略，共产党表现出比政府更强的决心，发动火、饥荒与刀剑的战争。’”这让我立刻想到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的对立：列宁在1917年获胜，是因为他比社会党人更狠，列宁愿意杀戮，而他们不愿意。

“共产党表现出更强的决心，城市开始倒下，抵抗共产党的领导人惧怕后果。在整个内战期间，”这句话很有意味，“在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内战中，数以百万计的难民试图逃离，涌向政府控制的领地。他们涌向国民党、涌向国民政府；没人见过有人朝共产党控制区逃去。”

然而最终共产党获胜，蒋介石撤退到台湾。两个问题：一是这怎么发生的？他们如何从可怜、卑微、依赖斯大林的存在，变成在1949年控制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二是美国人扮演了什么角色？我们不是应该援助蒋介石吗？没有支援，蒋怎么可能会输？请讲述这段时期——非常引人入胜。

A: 让我问你一个问题：为什么东德会变成共产主义？

Q: 因为我们看着苏联把共产主义强加给它而没有作为

A: 因为红军到了。罗马尼亚、匈牙利也类似：斯大林在当地势力庞大，红军入侵并驻留。

确实——这正是1949年发生的事。你会想：“如果共产党在1930年代如此薄弱、吸引力如此有限，他们怎么成功？”

因为苏联占领了整个满洲。满洲比日本还大，南部面积相当于两个较大的欧洲国家（比如英国）。日本被击败后，苏联进入了原由日本控制的领土。1945年8月，美国希望苏联出手相助；当美方同意让苏联帮忙并提供大量租借物资以将苏联在西伯利亚的军力扩充到约一百万时，罗斯福认为要直接攻到东京很困难——岛屿之战、海上运输、巨额代价。没人预见到原子弹的出现，而原子弹在1945年8月对广岛的使用改变了局势。几天之后，斯大林按照与美方的协议入侵满洲。在进军朝鲜途中，他在38度线止步，但将满洲交给了共产党。

如前所述，满洲地域辽阔、自然资源丰富、是通往中国其余地区的战略要地。苏联红军占领了整个满洲。拥有满洲的人，如同满族在1644年入关的经验，容易突破长城并进入中原。因此苏联并没有立即撤走，他们一直驻留到1946年5月，并帮助共产党把一支游击队改造成一支强大的战斗力量：建立了16所军校，一些士兵被送往莫斯科接受高级训练，大量物资从朝鲜北部和西伯利亚经列车运来，仅仅是武器运输就十分可观。

美国方面呢？故事要从1943年说起：罗斯福派副总统亨利·华莱士出访。华莱士先到西伯利亚，参观了类似古拉格的地区，被那里的面子工程深深震撼；随后抵达重庆，会见蒋介石，建议他“你们应效仿苏联在西伯利亚的做法”，把它视为一种伟大的经济模式。与此同时，华莱士和驻莫斯科大使阿维尔·哈里曼听信了斯大林的谎言，斯大林说“这些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中国共产党人只是‘人造黄油式的共产党’，只是土地改革者。”从此，华莱士等人（包括史迪威和随后到来的马歇尔）坚持要求合法的民国政府与共产党组成统一战线或联合政府。

蒋自1920年代起便力图把共产党逐出国民党；而斯大林则多次试图把共产党强加给蒋。与此同时，美国人又插了进来，向蒋施加比苏联人还大的压力——美国人做了斯大林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整个过程斯大林自己无需付出任何代价。于是乔治·马歇尔在1945年12月抵达中国（当时已是二战结束、罗斯福已逝、杜鲁门执政），被派去掌控局势并推进在华的联合政府计划。

此时，二战已过，罗斯福去世，杜鲁门上台。

1946年1月，乔治·马歇尔强制促成停战，要求“签署停战并与共产党组建联合政府”。就在共产党和国民党签署停战的当天，共产党军在满洲的迎口港袭击国民党部队，违反了协议。四个月后，即1946年5月，苏联撤出满洲。国民政府沿铁路北上，曾将共产党击退到林彪被迫一路撤退至哈尔滨的地步；若非另有一人再次坚持停战——那人正是乔治·马歇尔——共产党可能被迫撤出中国进入西伯利亚。

而且更甚者，1946年9月，即便苏联正把共产党武装到牙齿，马歇尔仍对国民党实施大约为期一年的武器禁运，使国民党“手被绑着”作战。国民党须一边管理相当于欧洲规模的国家、一边重建被战争摧毁的国家，同时对付只需破坏的共产党——共产党仅需炸毁一段铁路、砍断数根电线杆，就能严重削弱中央政府。

马歇尔在想什么？他有一名助手阿兰·吉勒姆指出，共产党不断违反协议、不断挑起冲突，助理是对的，但马歇尔却耸耸肩说：“不，我见过那些共产党人，他们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他接受了那套说法——把中共当作“土地改革者”。

与此同时，你会注意到同一个杜鲁门在1947或1948年却积极援助希腊和土耳其抗击共产党。哈里·杜鲁门终于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于是那场长期缠扰美国政治的问题——“谁失去了中国？”的答案是：若要把失去归咎于美国，原因并不是有大量共产党同情者渗透到美国政府高层，而是美国自身的天真与幼稚。确实，美国也有间谍存在。约翰·瑟维斯（John Service）1944年被派往延安，临终前曾承认曾向为克里姆林宫和毛主席工作的间谍提供作战部署，说明确实有间谍活动存在。

核心在于，美国在中国问题上表现出极度天真——与英国不同。英国作为长期帝国的管理者，见多识广，能认清“那个人”的本性；他们很快看出若不能在希腊强行维持联合，武装且不愿合作的两党就无法组成真正的联盟。1944年10月，英军一到雅典，联合政府崩溃，随之而来的是代价惨重的残酷内战。中国的情形类似。

从时间上看，杜鲁门较早认清斯大林在欧洲的图谋：英军撤出希腊后，杜鲁门提出杜鲁门主义，美国介入希腊并援助土耳其，继而出现马歇尔计划和北约。在朝鲜和1948年柏林危机期间，白宫内部有人认为柏林不可守，但杜鲁门断然决定“我们留在柏林”。但在中国，并没有出现类似的时刻——没有一个明确的时刻，当时的杜鲁门或其顾问说“我们无条件支持蒋介石在南京、重庆或北京”，那并未发生。

总之，优先考虑的是欧洲。

是的，不仅如此。当有人建议应援助国民党──蒋介石领导的中华民国（自1928年起为普遍承认的政府，开罗会议的四大国之一，也是牵制大量日军的盟友）时，美国人却放弃了援助。更甚者，当有人提议除了援助希腊和土耳其外还应援助蒋介石时，杜鲁门说那就像“把沙倒进耗子洞”。他或许有他的道理。回到你早先所说的：到1947年，共产党以消耗战取胜，采用人海战术——用没带武器的士兵去吸弹——这是无法以常规手段击败的。

确实，很难击败那些决心以消耗战取胜的共产党人。还有一个例子是长春围困战：长春位于满洲北部，被围约八个月，林彪构建防线，设立路障、四米深的壕沟、约每五十米一段铁丝网，并基本上下令“让长春饿到投降”。约有16万平民被困并饿死。由此可见，如果你是北京的市长，看到满洲一座座城市被围、难民如潮涌入，你会想：“还是向他们妥协吧，这样的伤亡不值得”。

最近发现一个很不错的保护个人隐私的软件，叫做Fauxx，在F-droid和Github上均能下载，推荐大家使用。

科技公司和政府监控用户的方式有很多种，或是明目张胆地扫盘，或是滥用权限调用传感器，或是在软件内部集成各种Analytics和广告sdk，或是在url和图片文件中添加跟踪信息。

但还有一种更难防范的，就是直接分析用户的网络活动，就算挂的是比较可靠的vpn，使用的是没有内置反诈的系统，也不用国产或者国外的流氓软件，你在什么时间向哪些网站发送了网页请求，这些信息依然会被记录，并很容易分析出用户的作息，喜好，政治立场等等，这些信息或是通过ISP或是通过其他渠道，最终成为政府和广告技术平台的监控系统的一部分。

Fauxx大概的工作原理就是生成一些无关的网络活动，形成许多的“噪音”，使得用户难以被分析和画像。

Fauxx在F-droid的介绍页面是这样写的：

> Fauxx 是一个开源隐私工具，通过在后台生成多样的合成浏览行为来保护你。通过向数据经纪商和广告技术平台大量发送看起来合理但与真实人口统计特征不符的噪声，Fauxx 使你的真实行为信号在统计上无法与虚假数据区分开来。

> 这是通过 F‑Droid 和 GitHub 发布的完整版本，包含所有模块——包括位置伪装和广告画像污染，这些功能由于 Google 的政策在 Play 商店版本中不可用。

> Fauxx 在后台静默运行，在多个主题类别上执行多样化的浏览活动——搜索、页面访问、DNS 查询、指纹轮换、广告画像污染和 GPS 位置伪装。其目标是将你的真实兴趣埋没在大量合成噪声之下，使数据经纪商无法为你构建准确的画像。

我自己也用了一段时间，对这个软件也很满意，界面简洁，功能丰富，占用也不大，无需复杂操作，后台挂着就行。

其实个体自由和集权控制的攻防之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曾几何时，个体权利的潮流势如破竹，似乎占据着压倒性的优势
然而自20世纪以来，攻守易势，科技的进步导致了权力的集中，如阿道司·赫胥黎所言，在机器大生产和庞大的物流系统主宰的世界里，小人物们缺乏营运资本，在与大人物们的竞争中，处于绝对劣势。随着小人物们销声匿迹，越来越多的经济力量被越来越少的一群人掌控。

即便如此，Fauxx这样的工具的存在，的确给这个世界上的小人物们抵抗巨头和集权的工具，或者至少大幅提高这一套监控系统的运营成本。

下载地址
https://f-droid.org/packages/com.fauxx.full/

https://github.com/digital-grease/fauxx

当疯子打算实现梦想

从古至今，人类社会从来就不乏奇怪的想法，其中大多数可能根本无法付诸实践、无法合作达成目标，因为世界复杂且混乱，而人性本身有深刻缺陷。人类以前也应对过乌托邦式的意识形态——例如，20世纪光是共产主义就造成了约一亿人的死亡。

人可以有疯狂的想法，但当这些人获得了把想法付诸实践的钱或权力时，那又是另一回事了，因为这些人的想法可能是和大众的想法相冲突的。

技术官僚阶层就是这么悄然兴起的：他们先得到了财富，现在又获得了政治权力。

关于政治权力，其实彼得·蒂尔在2016年就已经与特朗普关系密切。事实上，他是第一个与特朗普结盟的技术官僚。他自称是自由意志主义者（libertarian），事实并非如此——不过人们总是被这样的标签所吸引。特朗普在当选后，在2024年我们看到这一派的向他大举靠拢。

这些曾公开厌恨美国民众、到处进行审查的势力——比如推特、脸书、马克·扎克伯格等——突然都转向了特朗普阵营。就连埃隆·马斯克也曾与特朗普同台，他戏称自己不是普通的Maga，而是“黑暗Maga”。于是我们看到一批亿万富翁级的技术官僚大规模倒向特朗普，这在美国历史上是罕见的：亿万富翁几乎掌控了华盛顿的一切。特朗普本身也是亿万富翁，金钱与权力的联系显而易见。

技术官僚们正单独施加他们的意志，他们现在拥有一种政治外衣，这种外衣对许多年轻人很有吸引力——尤其是那些对未来失去希望的三十岁以下群体，他们已对生活失去希望，转而追随彼得·蒂尔、埃隆·马斯克等人，期待他们来解决问题。但这些人的目的是从内部破坏美国的政治体系，他们试图废除所有政治结构。就像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技术官僚主义者设想的一样，用工程师和科学家来管理一切。这不是普通人所希望的。同时，libertarian这也意味着私有财产的终结。

彼得·蒂尔和华盛顿那一群人在追随这种意识形态，主张废除政治体制，安置一个 CEO 像创业公司一样管理国家。那听起来确实疯狂。更进一步，Yarvin 和 Thiel 主张把全国的私人财产转移到 technate 或 Solve Corp 的所有权之下。

有人可能会疑惑：为什么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会想要废除私有财产。理论上这些人正是资本主义和财产所有制体系的最大受益者。

其实对他们而言，私有财产并不会消失——他们掌握着基础设施。但是对于社会中的其他人，为了能继续获得进入社会的资格，就必须通过在虚线上签字进入一项协议，实际上等于签署转让你的许多权利。

这种权利转让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代币化实现的，特朗普上台后所签署的一连串的行政命令、所谓“大而美的法案”以及特朗普政府为使其得以实施而推出的各种政策。正是在为一个代币化社会搭建未来的框架。

以资产为基础的代币化完全普及时，就不会再有所有权了。这正是签署的Genius Act（Genius法案）所带来的后果。最初，Clarity Act（Clarity法案）实际上是Genius Act的一部分，是银行家们施压反对，才把它拆分出去以便通过Genius Act。

Genius Act 主要与稳定币（stablecoin）相关。Trump上任时曾表示政府不会采用中央银行数字货币（CBDC），他竞选时也谈到这一点，很多人因此很兴奋，认为他会抵制技术官僚与全球化。

但实际上这是一种黑格尔式的辩证法：他去掉了中央银行的CBDC，但提出了由商业支持的数字货币，也就是稳定币。于是他建立了让稳定币获得支持的监管基础设施，使其能够作为法定支付手段并合法使用。

在推进这些的同时，他也在建立自己的货币体系，称为“truth dollar” 或 USD1。这样的宣传很有吸引力：我们被迫害了，所以我们要创造自己的自由“truth dollar”。这是很棒的市场推广

但实际上。这些货币体系属于其所设立的 World Liberty Financial 的一部分，实主要由海湾主权财富基金提供资金——他们投入了5亿美元，作为交换美国向他们提供了芯片。这也是他所建立的和平委员会（board of peace）安排的一部分。

所以这不是中央银行数字货币（CBDC），但在某些方面比中央银行数字货币更糟，因为中央银行数字货币有更多制衡。更何况，中央银行从未考虑过创建以资产为基础的代币化（asset tokens）；这是特朗普政府独有的想法。

像 Michael Kratsios 和 David Sacks 这样的人，尤其是 David Sacks，代表了华盛顿那些 tech bros 的许多观点，当他说“我们必须进行资产代币化”时，指的就是用它替代私有产权体系。

至于他们为什么想这么做，关键是“准入”（access）。在代币化体系中，当价值被从土地或某个资产（比如酒店、土地等）中剥离出来、切成无数份并在全球售卖时，传统的财产所有权就不存在了。谁拥有那处财产？你不能说是拥有代币的人，那不是他们。最初拥有它的人也不在局面里了——也许他们还住在那处房产或与之有某种联系，但他们已无法对其行使权利。

这与公开交易股票的区别是什么？公开交易股票仍受《统一商法典》（UCC）第8编等规则保护，因此大多数人虽然不持有实物权利凭证，但理论上可以获得实物契约（deed/certificate）。比如你有个投资组合、一个经理代为持有各头寸，你可以要求为每个头寸取得实物凭证，但多数银行不建议这样做，因为这会增加交易难度和时间，影响流动性。但你可以这么做。

一旦完全数字化，你实际上就不再持有契约。最近通过的 UCC 第12编的变化推动了这一大转变。所以有人认为在股票市场上“被剥夺”的进程实际上已经开始，但当你把这一切推向数字化，他们会把你推到一个你完全无权访问的阶段。

以前常见的是，购买100股会收到纸质股票证书，你可以持有它作为权利凭证，但今天几乎看不到这种情况。证券通常以信托形式静默持有、数字化记录，你只能在账本/总账上看到“这是我的投资组合”，却无法真正持有它们。

他们在把黄金代币化时也遇到同样问题。你可以向经销商购买实物黄金并持有，甚至埋在自家后院；但如果黄金被代币化、数字化，你永远看不到那块金子——你只有一个索赔权，而在代币化体系下，这种索赔的规则可以被系统所有者随意更改。

问题就在于，则即便你今天买了黄金并持有代币，，但你永远看不到那块金子，永远不能把它吃掉，也不会像货币那样花掉它。这正是当前整个金融体系面临的问题。

事实上，在上周出现了一条令人难以置信的新闻标题：为什么NASDAQ和纽约证交所的所有者要把126万亿美元的股票市场放到区块链上。[紐約證交所準備推區塊鏈平台 邁向全天候代幣化交易](https://tw.stock.yahoo.com/news/紐約證交所準備推區塊鏈平台-邁向全天候代幣化交易-070725934.html)

证券交易所的官方所有者表示，“旧系统仍将运行，但我们现在有了一个新系统，会在其上运行，把世界上的每一项资产都代币化。”——这事悄然发生，人们没注意到，而且我们没有可以同意的服务条款。

这其实正是Natural Asset Company（自然资产公司）2.0的变体。他们称之为NACs（Natural Asset Companies）。SEC 曾提议在纽约证券交易所引入一类新的资产，这在法律上有很大争议，但他们确实提出了这个方案。一个名为IEG（Intrinsic Exchange Group，内在交易所集团）的组织与SEC合作，提议在纽交所推出这一新资产类别，背后主要有洛克菲勒的支持。其意图是捕获并商品化全球所有资源——字面意义上包括我们呼吸的空气，听起来荒谬，但他们确实在尝试。

按他们的估算，通过碳封存、碳信用等商品化手段，收益可能高达500千万万亿美元。

技术官僚主义在当下政治生活中有两种体现

1.直接的硅谷技术官僚

2.并非直接的技术官僚，但试图推动社会变得技术官僚化的政治人物

早期技术官僚运动（Technocracy Inc.）受到的批评之一是，缺乏政治包装，没有政治策略。他们站在政治体制之外批评现有政治，却无法实现任何实际改变，于是与既得利益产生了尖锐冲突。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当下的技术官僚主义者开始主动介入政治，利用政治，对付政客并最终把他们“一举扫除”。这意味着在理论上要废除政治，却在现实操作中必须利用政治工具、游说、立法或其他制度化手段来实现其目标。

这种试图让某种政治哲学与技术统治相匹配的典型代表，便是所谓的黑暗启蒙 Dark Enlightenment）

“黑暗启蒙”一词由尼克·兰德（Nick Land）提出。尼克·兰德在1990年代在CCRU（赛博控制文化研究小组，Cybernetic Culture Research Unit）工作并开始写作。CCRU 是华威大学哲学系的一个分支。他与萨迪·普兰特（Sadie Plant）一起合作。萨迪·普兰特是一个赛博朋克女权主义者，因此他们研究的是那种带有神秘、深奥色彩的文化和赛博朋克类型的思想。但尼克·兰德是真正的“加速主义”（accelerationism）之父。

加速主义起初是非常左翼、马克思主义色彩的哲学。他是古塔里（Félix Guattari）和德勒兹（Gilles Deleuze）的追随者，他们提出了“域外性”（extraterritorialism）这一概念，兰德从中衍生出他关于资本主义的观点。如果我们快进到现在，加速主义已经分裂成两个阵营：左翼加速主义者和右翼加速主义者。

左翼加速主义者谈论的是一种战后式的未来：机器人会替我们做所有工作，我们可以不必劳动，大家都将成为艺术家之类的乌托邦式想象。右翼加速主义者则主张利用技术把资本主义推向极限——既然资本主义终将走向世界末日般的状态，就应该放开一切监管以加速这一进程。

有意思的是，右翼加速主义者把尼克·兰德视为他们的“教父”，而兰德自己则认为两派都有问题，称他们患有人类妄想主义（human delusionalism），他把这称为一种妄想式的人本主义。而他相信未来本质上是一个后人类世界。他在2012年创造了“黑暗启蒙”这一术语，并写了一篇宣言《黑暗启蒙》（The Dark Enlightenment），这篇文章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柯蒂斯·雅尔文（Curtis Yarvin）。

柯蒂斯·雅尔文自2007年起以“蒙克斯·莫尔·布格”（Mencius Moldbug）、“Unqualified Reservations”等笔名写博客，现在有“Gray Mirror”博客。雅尔文非常反对民主，也反对宪政共和制。他早期与彼得·蒂尔（Peter Thiel）有联系：彼得·蒂尔称雅尔文为“家庭哲学家”（household philosopher），并在家中为他举办私人沙龙，把他介绍给赫尔曼·霍普（Hermann Hoppe），雅尔文由此吸收了很多反民主的哲学观点并对此产生了强烈兴趣。

雅尔文提出了一个概念叫做 RAGE（Retire All Government Employees，遣散所有政府雇员）。这成为后来“Doge”运的核心思想。

对于“Doge”，当时有许多人对此非常兴奋。——他们也揭露了一些腐败和臃肿的浪费性支出。在很多方面这是一个错失的机会。但那并不是 Doge 的真正目标。Doge 的真正目标是遣散所有政府雇员，用人工智能、机器或技术官僚体系来取而代之。他认为现在有很多斗争……他把一切都套在左—右的辩证范式里。左派很“觉醒”（woke），我们需要反击。于是他说我们被所谓的“教堂”（the cathedral）所统治。“教堂”当然指的是学术界、媒体、娱乐圈以及社会的各个主流机构，它们都很觉醒，所以我们需要反击并建立新专家摄政制（neo-cameralism）。

neo-cameralism认为，国家不应该三权分立，而应该成为一个由类似CEO式的君主管理的一个“专门解决问题的公司”（Solve Corp）。尼克·兰德称其为 Gov Corp 或 Solve Corp，本质上就是“主权公司”（sovereign corporation），也可以看作网络国家（network state）的概念。

网络国家这一概念来自于同名的一本书，作者是Balaji Srinivasan ，其构想基于彼得·蒂尔（Peter Thiel）的海上定居（Seasteading）项目——蒂尔曾为该项目投入约170万美元，这个想法有点像吉莲·麦克斯韦的 Taramar，但并不太成功。Balaji 的观点是：没问题，先把网络国家建立起来，再通过众筹打造这些国际城邦。

Balaji Srinivasan 对网络国家的定义是：这一种以意识形态为基础的新型国家形态，会取代正在解体的基于地理单元的民族国家。按照柯蒂斯·雅尔文的说法，我们需要有一个 Solve Corp，或者说“技治体”（technate）。所有资源都由 Solve Corp 或 technate 管理。

尼克·兰德则更加公开地持后人类立场。他称这种思想为“retrotronic”，说起来有点难以理解。很多人在想象由机器统治的后人类世界时，会认为人类会写出代码，给这些机器编程，然后机器会为我们接管世界。但他并不这么看。他认为那是不可避免的，但机器将把我们当做人类节点，组成未来系统的一部分。也就是说他明显倾向于后人类主义。

而Curtis Yarvin则更为隐晦。他说过一句话，大意是，对他来说，比起让机器用物理手段灭绝人类，更人道的替代办法是把人类置入虚拟现实世界——让人们生活在类似元宇宙的环境中。他认为那是一种更好的安排，因为并非每个人都配得上活在现实世界。现实世界应该由哲学王（philosopher kings）统治，技术会做得更好、效率更高。

技术官僚的拥护者到底想达成什么目标？他们想给世界带来什么积极的好处？

事实上，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可能认为自己在为人类做好事，但他们从未征求过人类的意见。这就是问题所在：他们在没有得到任何人的同意情况下自行行动。

我们可以看到，技术官僚群体与现行政治体制目前正处于冲突之中，这一点从他们的所有行为中都能看出。他们对监管、监督和问责充满蔑视，甚至厌恶这些机制。于是，技术官僚绕过民选政治家，自行其是。

技术官僚主义者自己跑到一条偏离的道路上，自己觉得“就应该这么办”，他们觉得民众怎么这么蠢，为什么老是想着反对？ “你们有什么理由不高兴？”

在他们眼中，我们应该会学会爱上奴役，像《美丽新世界》里那样，最终变得极度满足。

他们认为宪政和民主都是浪费时间、已经破碎的制度，必须摒弃。我们应该彻底推翻现有体系，换成一位君主、摄政者或其他“国王”来掌控整个社会。

然而，250 年前美国人民正是为推翻君主制、摆脱当时压迫人民的种种弊端而进行了一场战争。而即便当时的那个君主制，也只是名义上的君主制。乔治三世虽是当时英国政府的象征，但实际上是议会制政府，君主的权力基本是名存实亡的——虽然当时与如今的名存实亡程度不同，但那时的君主权力已经极其有限。

因此，这些现代的君主主义者正在讨论恢复一种并不是仅仅两百五十年前的制度，而是要把时间拉得更久——甚至要回到千年前的状态，类似于拜占庭帝国的状态。

专家统治不好吗？为什么要反对它？

如果说，技术官僚统治是针对大萧条的回应，旨在解决市场竞争带来的混乱和无序，那么难道不更应该让专家掌管经济？让专家掌管科学？用柏拉图的话来说，你生病了，肯定想要一个上过医学院、受过专业训练的人，而不是让一群人民主投票，因为医生是这方面的专家。

道理很简单：当技术为我们服务时，我们爱它；当技术想要控制我们时，我们恨它。在新冠流行期间我们就已经见识过了这种统治。专家统治下普通人只能站在一旁，让专家为我们做出所有正确的决定，这种体制显然是疯狂，甚至是反人类的。

总之，我可以热爱技术，但别用它控制我，别给我套上缰绳，告诉我未来甚至现在该做什么。

这种专家政治本质上是哲学王的统治。专家把自己置于柏拉图分割之线的顶端，拥有 noesis（高级的智识）；而普通人则被视为困在 doxa（未经证实的信念）中，只盯着洞穴里的影子。

而一旦技术就位，当你把某个程序写成代码，这种专家政治的对普通民众控制会呈指数级放大。这些自以为比我们更清楚日常所需的“哲学王”，——我们的健康、教育、生活的每一步、我们想做的每个决策——他们以为他们比我们更懂，而他们制作出的程序会把他们输入的内容做指数级放大。

而且现在的问题不仅仅是他们告诉我们我们该做什么，而且在于你无法与之理论。这就是所谓的“智能合约”，用简单的话来说，很多我们已经习惯的“点击同意”协议——比如你使用 Twitter 或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或使用某个 AI，甚至去看医生时都会有这些协议——都是智能合约的雏形。

一旦你进入这些门户，它会自动更新，你只需点击“我同意这些条款和服务”。这本质上就是一种智能合约。后台运行着各种代码，然后随时会更新——比如你的 iPhone更新下一个 iOS 时，那些条款和服务也可能已经更新了。

这些智能合约被设计为递归的，自我构建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自写”代码。这就相当可怕。

这样一来，用户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就被绑定在一个不断演变的合约中。你根本无法与之协商。也就是说，如果你决定说：“好，我不点同意条款和服务”，你就再也不能使用该程序了——你被锁在了外面。

早期的技术官僚主义如何过渡到当下的技术官僚主义的

这一过程的主要人物是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除了布热津斯基以外，还有其他人，但他最关键。

布热津斯基在1968年写下了一本开创性的书籍《两个时代之间：美国在技术时代的角色》。

- [between_twoages.pdf](https://ia601302.us.archive.org/7/items/books_201603/between_twoages.pdf)
- [Between Two Ages: America's Role in the Technetronic Era: Brzezinski, Zbigniew: 9780313234989: Amazon.com: Books](https://www.amazon.com/Between-Two-Ages-Americas-Technetronic/dp/0313234981)

这本书引起了大卫·洛克菲勒的注意。洛克菲勒当时正在寻找将他的资金转变为资源的管理办法。不仅仅是现金，他当时还是世界上最大的银行之一大通银行的董事会主席。所以，洛克菲勒需要像布热津斯基这样的一位战略大师。

写下这本书的时候，布热津斯基正在哥伦比亚大学当政治学教授，而在此之前他已经在那里工作了好几年，他毫无疑问接触过所有的技术官僚主义者，因为技术官僚主义最早就是在1932年哥伦比亚大学开始的。因此这里有一条确切的思想脉络。

在他向洛克菲勒介绍这一理念后不久，洛克菲勒就于1973年创立三边委员会时宣布，“我们将创造一个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联合国在六个月后立即通过了相同的决议：我们将创造一个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这不是巧合，

而几年后，他们又创造了《21世纪议程》。之后他们继续创建了2030议程，以及与气候变化和环境运动有关的所有内容，试图重塑世界。而在过去20年间，科技的发展已经追赶上来，使得之前难以落地的想法得以落地。从那时起，这一切便加速发展。

技术官僚统治的起源，现状和未来

什么是技术官僚统治

技术官僚统治（Technocracy），又称专家治国主义，是是20世纪30年代在美国和加拿大兴起的一个社会运动

根据维基百科的解释，技术官僚运动主张以技术官僚制作为治理体系，取代代议民主和政党政治。历史学家将该运动与工程师 Howard Scott 所创立的 Technical Alliance 和 Technocracy Incorporated 联系起来，后者在二战期间因内部派系斗争而解体。技术官僚运动主张用具有管理经济技术专长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取代党派政治家和商人，但最终被其他应对大萧条危机的方案所掩盖。

我们同样也可以查看技术官僚主义的杂志Technocrat magazine 1937年自己的说法

该杂志认为，技术官僚主义是关于社会工程的科学。在这个体制下，政治、政客、投机者或投机活动没有立足之地。

该杂志提到的技术官僚的另一重要概念则是“技术官僚国家”（technat），一个横跨北美的，基于技术官僚统治的国家（有趣的是，这与特朗普时常提到的收购加拿大、格林兰和南美的观点相呼应）

事实上，在Marion King Hubbert 所著《技术官僚主义研究课程》的封面上，正就是一张北美技术官僚国家的地图

- [Technocracy Study Course : Technocracy Inc. : Free Download, Borrow, and Streaming : Internet Archive](https://archive.org/details/TechnocracyStudyCourse1945)

技术官僚主义认为，一切所有权都将归为技术官僚国家，因此没人会拥有任何产权，不会存在私人财产。他们将一切视为技术问题进行管理。因此，这本质上是一个由工程师、科学家和管理专家主导的社会。

这个理念是对大萧条的回应，所以它并不是一个政治体系，也不是宗教体系。他们认为，问题是真正的我们生活在匮乏中，而这种匮乏是一种虚假匮乏，是价格体系所强加的，而价格体系是自由市场的产物。因此必须废除市场，代之以以能源信用（energy credits）。类似于今天的碳信用（carbon credits）

大致的想法是，能源信用（energy credits）是一种有限的、固定的资源，不能转让，也不能延展。他们通过收集数据可以监测每个人从出生到死亡的整个过程会消耗的能源总量，这种制度将取代价格市场，让所有人生活在富裕中。

有时我们会听到像埃隆·马斯克这样的人说，我们将拥有普遍性基本收入，届时所有人都将生活在富足中，我们需要意识到这一点和技术官僚主义的联系。

事实上，马斯克的祖父乔什·哈德曼就曾在1936到1941年间担任加拿大技术官僚协会的负责人

- [Joshua N. Haldeman - Wikipedia](https://en.wikipedia.org/wiki/Joshua_N._Haldeman)

光线合适的话，画面效果还是挺不错的

When Beethoven passed away, he was buried in a churchyard. A couple days later, the town drunk was walking through the cemetery and heard some strange noise coming from the area where Beethoven was buried. Terrified, the drunk ran and got the priest to come and listen to it. The priest bent close to the grave and heard some faint, unrecognizable music coming from the grave. Frightened, the priest ran and got the town magistrate.

When the magistrate arrived, he bent his ear to the grave, listened for a moment, and said, "Ah, yes, that's Beethoven's Ninth Symphony, being played backwards."

He listened a while longer, and said, "There's the Eighth Symphony, and it's backwards, too. Most puzzling." So the magistrate kept listening; "There's the Seventh... the Sixth... the Fifth..."

Suddenly the realization of what was happening dawned on the magistrate; he stood up and announced to the crowd that had gathered in the cemetery, "My fellow citizens, there's nothing to worry about. It's just Beethoven decomposing."

YouTube评论区看到的一个挺有趣的段子，供各位一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