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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ined Feb 2019
看了地平线6的实机演示，很满意，有城市，麦田，竹林，日本作为地图比墨西哥好太多了
VII. 奥柏林：好意误入歧途
2023年11月，我在奥柏林一间普通的荧光灯会议室与学院媒体关系主管会面。我原本还约见格里菲斯·戴伊及若干教职员与行政人员，包括马哈拉蒂本人。许多已退休的教授同意接受采访，但在职者未回应我的采访请求，少数回应者也不愿公开记录发言。与该主管交谈时我得知，她已收到我所有的采访请求。她坚称：鉴于我曾在2020年联名向安巴尔校长与巴扎尔甘共同致信要求撤职，我不可能在报道马哈拉蒂时保持客观。
我同意自己对马哈拉蒂并不客观，但我解释说我来奥柏林并非为发掘他本人：我关于他的多数信息已从波斯语来源获得。我关心的是学院——我想弄清他如何能成为教授并在此长期任职，尽管他有明显不足与不当行为；我想知道为何一群严肃学者会如此激烈地为一位本应受质疑的人辩护、为何他们为他开了别人不会享有的诸多例外。最重要的，我想弄明白是什么让像奥伯林这样的机构会对马哈拉蒂这类人如此脆弱。该主管听后答应会考虑我的采访请求。我们礼貌分手，但我并未抱太大希望。
巴扎尔甘赴奥柏林与我长谈数小时，描述了她做出的努力，以及参加“1988年家属”的成员的挫败感。一些本地生于斯长于斯的美国人现在在为马哈拉蒂进行反抗议。他们举着“停止政治种族主义”等标语，指责抗议者带有反伊朗与伊斯兰的情绪，尽管抗议者本身都是伊朗人和穆斯林。为何这些既未研读家属引用之来源、未踏足伊朗、不理解该国历史与政治复杂性的人，会断定马哈拉蒂才是受害的一方，而非那些亲人被杀并被匿名埋葬的人？
家属们的挫败无穷无尽：他们为学院拒绝他们而感到愤懑，也为曾在伊朗掌权并令他们逃亡美国的那些人，如今在美得势而愤懑。马哈拉蒂不正是典型？当学院与本地反抗议者望向他时，他们只看到一面；而能以波斯语读懂他的人则看到两面。
在奥伯林的最后一天，我试图会见任何了解此案的人，包括几位市议员。他们都对马哈拉蒂一年一度的“友谊日”大加赞赏，尽管他们记得的不多，仅剩那些和平主题T恤。一位曾视马哈拉蒂为朋友的前市议员，把他比作伊朗的萨尔曼·鲁西迪：一位坚定反对政权的异见者，但因家庭缘故无法公开反抗。该议员是学院的退休员工，长期为社区服务。我问他为何愿以自己的声誉押注一个其生活、思想与著作主要以他不懂的语言书写的人。他脸上的自信一瞬间被慌乱取代，随后含糊地说需再思考。
我在镇上历史悠久的塔潘广场徘徊，寻找一个比喻来承载我前来报道的故事，最终在小镇那家不起眼却历史悠久的吉布森面包店找到了。2015年，三名黑人学生试图在店里行窃，但被吉布森家的孙子制止。学院并没有对学生实施纪律处分，反而指责店主进行种族定性。这家人先是被学生错待，随后又被学院冤枉，他们所经历的境遇与巴扎尔甘和其他1988年受害家庭当时所遭遇的如出一辙。在两种情形中，尽管有大量相反的证据，作恶者却被假定为无辜。一系列颠倒的原则阻碍了对吉布森一家或1988年那些家庭所遭受之事的任何真正调查。奥伯林人放弃了作为怀疑者、学者与理智社区成员的职责，转而为他们认为正义的社会、政治与种族事业辩护。在这两起事件中，事实根本无关紧要，唯一重要的只是涉事者的种族或宗教。
如同我的同伴，我在镇上历史悠久的塔潘广场徘徊，寻找能比拟此事的隐喻，最终在镇上谦逊而有故事的吉布森面包店找到了答案，2015年三名黑人学生窃试被店主孙子制止，学院却指控店主种族定性，支持学生而非受害者。吉布森家族所受的不公与1988年家属的遭遇惊人相似：在大量相反证据面前，加害者被假定无辜。颠倒的原则星座阻碍了对吉布森或1988年家属所受之苦进行真实调查。奥柏林人放弃了作为怀疑者、学者与理智社区成员的职责，去捍卫他们认为正确的政治或种族事业；在这两起事件中，事实无关紧要，相关的只是参与者的种族或宗教。
马哈拉蒂并非首位来自对立国家的教授在美高校任教。二战后，部分曾为纳粹党成员的德国学者隐姓埋名在美任教；冷战时，苏联与东欧学者叛逃后在美为师；古巴与伊朗革命后亦有专业人士来美复业。但在所有这些先例中，他们在担任新职前都宣布与旧有联系决裂。那些在受托教育美国青年之际仍持续为对立势力代言者的人，有何历史先例可循？
早在1990年，伊朗的一位前情报部长——该国恐怖机构的缔造者之一——在一次采访中就承认，他会利用一切可能的掩护，尤其是新闻业及类似领域的掩护，渗透并从其他国家收集情报。三十多年后，伊朗特工已在美国本土图谋刺杀。2024年6月初，在校园抗议和驻营事件发生后，伊朗最高领袖称赞美国学生“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2024年7月初，美国国家情报总监阿夫里尔·海恩斯发表声明，警告称伊朗在影响并资助美国校园的抗议活动。数十年来，美国主要专注于遏制伊朗的核野心。与此同时，伊朗势力却成功渗透进美国的学术界与民间社会，播下分裂种子，在校园制造混乱，甚至筹谋暗杀。
2023年底，将马哈拉蒂置于“无限期休假”的决定，正值1998年的性骚扰诉讼被揭出不久，且国会对马哈拉蒂的反犹言论展开调查之时。尽管他已不再出现在校园，但尚未有问责程序，也少见对一个自称致力于学习的社区为何会将意识形态教条置于审慎审查之上的深刻反思。
这样的反思或许能为奥伯林提供另一次机会，将一段长达13年的耻辱记录转化为对所有人都有益的教训。它可以让学院以身作则，展示如何反省并纠正过去的错误。尽管学院21世纪的继承者似乎已投身于追随时髦正统观念的误导性追求，但其十九世纪早期的基督教传教创始人们的初衷则完全不同：他们创建的是一个无论种族或性别，人人皆可受教育之地。现在是奥伯林审视内省、恢复这些创校价值的时候。
归根结底，马哈拉蒂的重要性只是他在任期间在奥伯林所发生事情的枝节。说谎者、投机者与掠夺者历来潜伏于校园，未来亦然。马哈拉蒂的故事，很大程度上在于我们的开放的美国心智、我们的多元价值、我们对他种传统、宗教与文化的包容，如何被那些旨在按其意志重塑我们、拆解民主并促成我们衰亡的人所利用。
我问了前任奥伯林学院院长弗雷德·斯塔尔（其任期在南希·戴伊之前）他对马哈拉蒂一事的看法。他这样概括学院对该案的处理：“在任命、晋升并为马哈拉蒂辩护的过程中，奥伯林学院拆除了保护这所曾经高尚机构近两百年的防火墙：对所有任命进行细致的教师监督、校长的责任，以及最重要的，受托人（董事会）的法律与信托义务。正如在臭名昭著的吉布森案中一样，奥伯林的受托人拒绝了承担领导者的责任，转而进行法律上的技巧表演。此事需多层面的全面披露与良心的拷问。”
离开奥伯林之前，我最后见了巴扎尔甘，问她一个终极问题：如果只能对马哈拉蒂提出一个请求，她会要求什么。她毫不迟疑地给了一个此后一直萦绕在我心头的回答：“告诉我们尸体埋在哪儿。”
VI. “教授”们的帮凶
在其不朽散文集《论忏悔》中，蒙田观察到：人一旦踏出通往恶行的一步，往往难以自拔。那些助长恶行之人的行为同样如此。一旦学院宗教学系为马哈拉蒂开了一个特例，随着他再次违反其他校规与标准，更多特例很快随之而来。2013年发生的一起事件便是其中之一：马哈拉蒂的一名学生——一位来自阿拉伯小国、年仅20岁的穆斯林女生——在办公时间来访。她告诉我，上学期修过马哈拉蒂的课，作为同为穆斯林的人，她与他产生了某种亲近感。初次远离家乡、无亲无友，她在马哈拉蒂身上找到了些许故土的熟悉感，于是选择他做自己的毕业设计导师。
那天与他讨论课题时，她穿着一件连衣裙。她回忆道，独处时马哈拉蒂朝她打量并说“你穿那件裙子，很容易就能找到男人。”其他不当言语令她极为不适，她便借口离开。此事令她心神不宁。过了几天，并在另一位她信任的教授鼓励下，她才向系主任讲述了这一经历。系主任听后，并未告知她作为遭遇性骚扰的女性学生应享有的权利，也未对马哈拉蒂采取纪律措施或正式记录她的陈述，而是轻描淡写地处理此事。他认为她只需换一个导师，于是给她指派了新的指导教师。从此，她在奥伯林的初期喜悦被忧虑取代。这个于1837年成立以欢迎女性入学的学院，在2013年却违背了其创校精神。
若系里对此事展开调查，或许会发现更多关于这位“无可指摘”教授的其他令人担忧的事实。于是，巴扎尔甘做了学院不愿做的事：在一名调查员的协助下，她检索法律数据库，找到了1998年在纽约联邦法院针对马哈拉蒂的一起性行为不当诉讼。原告是他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前学生，指控他以成绩换取性恩惠，随后又以此要挟她保持沉默。
马哈拉蒂起初试图以自己在离开联合国十年后仍担任该使团顾问、因此受外交豁免权保护来回避诉讼。但当哥伦比亚大学管理层欲核实其说法时，美国国务院在1998年2月9日的回函中表示：“马哈拉蒂先生目前并非外交官，因此不享有美国法庭管辖权的一般豁免。”尽管一家阿拉伯报纸早已报道此事，但该案最终庭外和解，学生获得金钱赔偿并签署了保密协议。
针对马哈拉蒂的骚扰指控远早于哥大事件。1989年4月17日《伦敦时报》曾报道马哈拉蒂被联合国解职、召回德黑兰并被控“腐败”，罪名是他与“无关的女性来往”。或许这一罪名亦如政权对被捕者所加的许多虚假指控一般被夸大捏造。但结合马哈拉蒂的历史，德黑兰的指控看似又是其不当行为模式中的一环。
在奥柏林——缺乏能质疑他叙述的伊朗史学者的地方——历史便成了他所讲述的版本。当他把自己描绘为那位因力促伊朗与伊拉克和解而被解职的孤胆和平斗士时，奥柏林人信以为真。事实上，1989年被边缘化的人并非只有他。他的上司、时任外交部副部长穆罕默德·贾瓦德·拉里贾尼也被罢黜。霍梅尼已去世，权力格局随之巨变。与大多数换帅场景相似，有些次要政治人物因此上升，有些则沉没。
尽管如此，奥伯林人仍将马哈拉蒂颂为伊朗—伊拉克“和平的缔造者”，而支撑这一说法的唯一来源及证据全来自马哈拉蒂本人。与学生不同，马哈拉蒂可随意提出断言而无需提供证据。在为学院事实说明所写的声明中，他的律师辩称：“由于许多伊朗领导人强硬主张军事解决，马哈拉蒂为促成和平所采取的外交措施在国内招致猛烈批评，且这一批评奇异地延续至今。因被指责超越其官方授权而积极促和，他在1989年春被解职，正值其常规四年任期之中。”
现实却是，马哈拉蒂只是十数名资深外交官中的一员，参与了以瑞士日内瓦联合国总部为主的大部分谈判，而非仅限于纽约。正如当时担任武装部队总司令的拉夫桑贾尼在日记中所述，马哈拉蒂的主要角色是行政联络，负责将德黑兰的信息传递给联合国高层。此外，在霍梅尼生前多年里，他对伊朗政治的控制近乎铁腕。他在所有重大事务上是唯一的决策者，包括与伊拉克停战的决定。
在与那名穆斯林学生事件的一年后，马哈拉蒂进入终身教职考评，而此前为他多次开出的例外再次被重演。尽管他在受审的过去几年中在同行评议期刊上的发表远少于系里此前对终身教职的要求，还是有一个热衷的委员会召集来审议他的晋升。他的在线教授评价总体正面且偶有溢美之词（“这位教师令人惊叹、鼓舞人心、睿智且富有洞见，”一名学生写道）。但细读评价，可推测部分学生认为他的课程容易拿A。
他的讲课更像讲故事的时光，而非严格教学，且对学生要求不高。委员会收到的十一页报告中，有几条学生评论本应引起警觉：“一些学生认为这些故事偏离课程内容，牵强或重复。另一些学生则认为马哈拉蒂以非西方的教学风格通过故事与个人经历要求学生‘理解其含义’。大多数学生认为工作量合适并自评学得甚高，但少数人则评论作业缺乏严谨或缺乏明确反馈。”
有一条评论尤其应令委员会警觉。一位美国学生——与那名穆斯林同学不同，她熟悉行为准则与自身法律权利——报告说：“在我与他的单独会面中，我发现他说过一些非常性别歧视的言语，其中部分构成性骚扰并可能触及第九条（Title IX）违规。他还想让我帮他做课外的事务，这在我上他的课时感觉很被操控，因为他掌控着我的成绩。”
但报告的作者淡化了该学生言论，补充道：“我们注意到这是他所有教学评价和73名受访者中唯一的此类评论。”随着马哈拉蒂成为教员群体的象征，任何严重的关切都被视作微不足道。马哈拉蒂最终获授终身教职。
V. 教授：肆无忌惮、无法约束
到2007年底，马哈拉蒂已在奥伯林任教过一个学期，但尚未获得正式教职。因学院当时没有为他准备的固定职位，总统办公室联系了本·希夫（Ben Schiff）——一位已退休的教授，也是奥伯林中东与国际关系方向的创始人之一。校方联络人告诉希夫，学校可以提供一笔特别总统基金，用以聘请一名教员一年，但只有在他聘请马哈拉蒂的情况下才会拨付这笔经费。希夫对这一提议感到奇怪，但他也认为无法拒绝校长的要求，于是同意了。
一年期满后，希夫正式公开招聘该职位。马哈拉蒂申请了，但与其他申请者相比，资历明显逊色。作为一位寻求一流学者与教育者的教授，希夫并不为马哈拉蒂那种周游世界的外交经历所动容。马哈拉蒂的发表甚少，博士论文也远未达到可出版的程度，而且他的推荐信大多来自非学术界人士。希夫——为数不多未随浪潮崇拜马哈拉蒂的教授之一——拒绝了他的申请。于是，马哈拉蒂回到了宗教学系，而系主任是他最坚定的盟友。
与希夫不同，马哈拉蒂的大多数同事对他的不足选择视而不见，即便那些不足已违背了他们彼此之间所秉持的标准。例如，宗教学系的教师一向明白，不应在课堂上宣扬个人宗教信仰，而是要培养学生的探究精神，不作传教，而是用史学、哲学、人类学等工具使学生学会理解、分析与质疑宗教。他们知道，若处理得当，这种教育甚至可能产生无神论者与不可知论者。然而，即便是信教者也遵循这一准则。
但这些规则并不适用于马哈拉蒂。系里知道他在课堂上进行什叶派宣传，但却不愿与他对峙。马哈拉蒂的偏袒在系内确有讨论，尤以后来他进入终身教职考察时更甚。已退休并在该系长期任教的亚伯拉罕·索彻（Abraham Socher）回忆与同僚的这些谈话时说：“我们中有人担忧他的取向欠缺批判性，更像古旧的宗教辩护而非现代学术研究。其余的同事则试图用历史、哲学、人类学等工具帮助学生理解我们教授的宗教传统——而非推广它们。一位佛教学教授给出的回答是：‘鉴于9/11后美国的政治现实，马哈拉蒂的倡导可以被接受，因为它抵消了公众对伊斯兰的偏见。’我从不认同这一双重标准，但它或多或少成了系里的官方立场。”
出于对美国伊斯兰恐惧症的反应，马哈拉蒂的同事们放任他为所欲为，即便其行为违反了他们自己的规范。马哈拉蒂不再是以其行为受评判的人，他成了一个人类图腾，学院的“进步派”在其面前得以为美国所犯之过自我赎罪。为纠正他们认为的一个罪过，他们却在犯另一个错——他们看不到，给予一位穆斯林完全的自由和剥夺守法穆斯林的所有权利一样错。
与此同时，在伊朗，马哈拉蒂公开吹嘘他在美国的传教活动。在一次波斯语播客中，采访者问他是否有奥伯林学生曾对他表示伊斯兰很有吸引力并希望改宗。马哈拉蒂回答说，确有其事。他告诉采访者，每年在他大约100名学生中，常有一两名准备接受“改宗为伊斯兰的荣誉”，而他会帮助他们实现这一点。
翻译总有损失。当马哈拉蒂面向讲波斯语的听众时，他关于宗教多元主义的伪装即被抹去。在写给伊朗内部刊物的一封信中——向国内批评者和反对者的呼吁——马哈拉蒂公开谈论美国境内逊尼与什叶的竞争，并警告称沙特人在美国大学推广其伊斯兰流派方面占上风。“沙特王子，”他抱怨道，“赐予在也门轰炸的沙特飞行员昂贵的宾利，同时也在哈佛和乔治城设立了八个伊斯兰研究教席。此刻，许多攻读伊斯兰研究的学生自然受这些教席发起者的影响。令人震惊的是，在这一切之中，我深爱的祖国有一伙人试图阻挠那两三位在伊斯兰研究领域工作的伊朗—什叶教授。”
2011年为一家伊朗刊物所写的一篇文章中，马哈拉蒂称北美正在出现对伊斯兰的“历史性机遇”。他认为，这一前所未有的势头可为在大陆上建立强有力的新伊斯兰文明铺路。然而他也担忧，若不由什叶派介入，这一不可避免的胜利只会有利于逊尼派。“如果什叶世界与西方之间没有‘积极互动’，……什叶可能根本不会占有一席之地。”他在奥柏林对和平与友谊所表现出的热情，是否只是创造一种“积极互动”以推进其宗教议程的手段？和平是目标还是通往另一个美式听众过于天真的终极目的的工具？
从他用波斯语的言论与书写判断，马哈拉蒂从未真正放弃他的“大使”角色。但在奥柏林，他可以将德黑兰的世界观洗白为无关立场的学术研究。在他备受宣传的“小镇友谊日”首场活动上，他发表了一篇慷慨陈词，称友谊是对抗“美国对世界的主要出口——战争武器”的一种防御。他的措辞或许听来平淡无害，但其反美语调与周五祈祷时的伊玛目何其相似。
IV. 宿敌之战
到2021年，巴扎尔甘向安巴尔校长发出电子邮件已过去一年，仍未收到任何回复。随着新冠限制逐渐解除、线下课程恢复，巴扎尔甘认为应当亲自表达她的申诉。她选在马哈拉蒂有课的周二发起抗议。“1988年家属”——以他们共同的灾难年份命名——开始在社区内组织并传播抗议详情。
11月2日——一个晴和温暖的日子，正如巴扎尔甘所愿——抗议者从美国各地汇聚到小镇。一位母亲从密歇根驱车而来，她的三个孩子在1988年夏天遇难。克利夫兰的年轻女子法特玛·皮什达迪安（Fatemeh Pishdadian），苹果公司的一名研究工程师，独自举着父母的裱框照片，她的父母在她出生前曾作为青年夫妇从事政治活动。她的父亲在她母亲在狱中临产前被折磨致死；法特玛在狱中与母亲一起直到八个月大才被释放，而随后她的母亲被处决。
伊朗人天性多愁善感，常在意想不到之处寻觅隐喻。得知奥柏林曾是奴隶制时期地下铁路的停靠点后，抗议者们认为自己此行也是冥冥中走向救赎的象征。他们作为正义的朝圣者来到这所创校使命是“拯救即将灭亡的世界”的学院，把自己的故事带到了那里。那天，他们所要求的不过是与校方对话的机会和让人听见他们故事的机会。
学生报纸《奥柏林评论》11月2日的封面报道题为《对马哈拉蒂的证据不可辩驳》。在一篇严厉的控诉之后，文章写道：“伊朗通过像马哈拉蒂等代言人，已如此成功地掩饰了其反人类罪行，使其至今仍能继续实施这些罪行。”此刻正是学院展示其“和平、友谊与宽恕研究”教授如何在现实世界中实践、与那些历经沧桑且明显受害的人和解的良机。
然而，校方再次选择沉默。回顾当日事件，一位教授后来回忆称，那次抗议“是一个完美的教学契机，可与学生讨论中东历史中的一个重要时代：20世纪80年代的伊朗与伊拉克，两国间的战争，霍梅尼的崛起及其带来的剧变，以及双方、尤其是伊朗方面的人权侵犯。但学院让这一机会溜走了。”
取而代之的是，奥柏林发布了一份类似企业公关的事实说明，意在控制损害。学院声称其“审阅了（国际特赦组织）报告”，并进行了“一系列内部对话，包括与马哈拉蒂教授在内，后者否认指控。学院通过一家律师事务所聘请了专业调查员，他们运用专业知识收集并评估1988年可获得的信息。”该律师事务所——格林伯格·特劳里格（Greenberg Traurig LLP）——对此家属关于马哈拉蒂的指控展开了调查，但声明称未发现指控的证据。
遗憾的是，该事实说明上的若干内容很快便显得经不起推敲。有些内容在短短数周内被删除，正当巴扎尔甘（在奥柏林的名声如今如同霍格沃茨中的伏地魔般令人生畏）开始寻找该报告副本时便是如此。她曾联系学校与律师事务所要求查阅，但双方均未回应。随后，网站上关于该律师事务所与律师的名称被删除——预示着更多被抹去之事的来临。
不断的沉默、被删去的名字和失踪的报告使得奥柏林的立场看起来可疑——学院的行为更像是一个对自家产品心存疑虑的二手车商。也许学院发布事实说明是为了安抚抗议者，把他们误认为是每四年一届、随学术季节起伏而来去的学生团体。但未曾经历重大悲痛的人往往低估真正受害者为伸冤会走到何种地步。这些抗议者没有波动，他们坚韧不拔。他们只认识一个季节——夏天；也只记得一个年份：1988年。
若事实说明表明了什么，那就是学院并未真正“聘请专业人士”或妥善“调查”此事。若真如此，那些所谓的“事实”中就会有若干被揭示为夸大其辞或彻头彻尾的虚假。在给安巴尔校长的一封就对其提出指控的争辩信中，马哈拉蒂写道：“我整个1988年夏天都在纽约，专注于调解伊朗与伊拉克之间的和平事宜，且并未收到关于处决的任何简报。”
然而，即便是流行的当代史记载也显示该说法不属实。阿里·阿克巴尔·哈希米·拉夫桑贾尼——1988年时任议会发言人，并在次年成为总统——的《日记与成绩单》是一套多卷本，记述了他整个1980年代的政治生涯。在人名索引中出现了“穆罕默德·贾法尔·马哈拉蒂”一名，其姓名共被提及九次，其中两次记载他在1988年8月与9月曾去会见当时的前总统。根据拉夫桑贾尼的记述，马哈拉蒂在屠杀如火如荼之际至少两次在德黑兰与国家高层开会。
难道在那些会议上，从未提及全国性大屠杀这一重大议题？也许如此。但即使没有提及，也难以想象一位重要阿亚图拉之子、亲自具备侯贾托勒斯拉姆（在什叶派等级中仅次于阿亚图拉的宗教地位）头衔的人，会对使国家两位最有权势的神职人员之间骤然裂痕的消息毫无所知：霍梅尼与被视为继任者的蒙塔泽里之间的激烈冲突。蒙塔泽里如此强烈反对处决，以致霍梅尼解除其继承人资格，从而剥夺了蒙塔泽里国家最高权力的位置。根据后来泄露的会议录音，霍梅尼的此举旨在表明，在他看来，那场屠杀构成不可饶恕的罪行。如此改变伊朗政治走向并为哈梅内伊崛起铺路的历史性争执，难道会绕过马哈拉蒂的家门而不为人知？
即便如此，人权组织如国际特赦向伊朗驻联合国代表团发送的多份新闻查询和特别公报，关于那场屠杀的消息很可能也抵达了大使的办公桌。联合国特别报告员关于屠杀的报告也促成了1988年11月马哈拉蒂与其他联合国官员的会晤。若非在1988年，马哈拉蒂在随后的岁月里也必然从已故总统赖西等人将该事件置于高调政治演讲中心的论述中知晓此事。赖西曾是监督处决的委员会成员。马哈拉蒂本可像他的前任在联合国敦促他那样谴责这场大屠杀，但他从未这样做。这本应是一个和平拥护者借公开承认悲剧来树立和解榜样的绝佳机会。这也是所有有关和平的文章、所售友谊T恤和挥舞的彩虹旗所应指向之处。
相反，奥柏林宣布此事已结并不加批判地拥抱马哈拉蒂，允许他在美国学院享受教授的特权，同时不放弃与德黑兰同谋的特权。他在美国保守的沉默在伊朗为他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每次回到伊朗，他便褪去教授的西装，戴上宗教头巾与长袍，扮回那位伟大阿亚图拉·马哈拉蒂之子的角色，打理家族产业与慈善事务。
如果有谁能既要蛋糕又想吃下去，那便是穆罕默德·贾法尔·马哈拉蒂。唯有那些在美国入籍过程中被反复询问过去或现有是否与反美组织或团体有关联的1988年家属们，才质疑他在外交生涯及与德黑兰持续联系的情况下，如何获得美国公民身份。
2022年间，家属们继续在奥柏林举行抗议，但他们中间开始出现幻灭感。巴扎尔甘知道她必须构思一场新运动——一种能将事件重新带回本地头条的办法。于是她把注意力转向以戴伊（Dye）命名的马哈拉蒂教授的讲座席位名。巴扎尔甘想，若戴伊总统在去世前已知晓马哈拉蒂的历史，她是否仍愿意将自己的名字与他的遗留联系在一起？巴扎尔甘联系了戴伊的遗孀——向这问题向其提出。当电话未能接通时，她开车去了他的家。
一天，格里菲斯·戴伊看到一名女子在他街区的死巷踱步。他走出门询问她是谁。她回答后，他称她“不礼貌”，因为她未经邀请就到访。巴扎尔甘并不反驳。这毕竟是擅自造访陌生人家的举动。但若他不接她的电话，她还能做什么？她将一封装有有关马哈拉蒂各种材料的牛皮纸信封递给他，并敦促他阅读。随后他们互寄了几封信。最终，在她的锲而不舍下，他请求她不要再打扰他。然而，几次交流过后，戴伊总统的名字从马哈拉蒂的头衔中消失了，就像学院网站上关于他许多其他信息一样被抹去。巴扎尔甘以牺牲礼节为代价，赢得了一场小小的胜利。
III. 多面外交官
在1989年离开联合国后，马哈拉蒂发现美国是个毫无戒心的地方。他外交生涯的光环无论走到哪里都追随着他，但他曾效力政府的耻辱感却不曾随之而来。对在本国政权统治下受苦的普通伊朗人来说，无论走到哪里，他们的国籍都是一种负担。但对像马哈拉蒂这样的高官来说，这却是一种资产。人们似乎并不在意他曾是一个被指控严重侵犯人权并实施恐怖活动的政权的发言人这一事实。
人们既不强迫马哈拉蒂谴责或放弃那个政权，也不要求他为与之的关联作出解释。若有一点，他反而成为一种令人着迷的存在，甚至连老练的记者也写出惊讶兮兮的人物特写，而不是严厉追问。美国人的这种轻信使他“学者”的新身份几乎毫无破绽，只是他的出版记录过于拙劣。但在这方面，他也找到了捷径。他加入了ILEX——由波士顿一位中东学者奥尔加·戴维森主办的机构，在那里发表了几篇关于和平、友谊与诗歌的文章，把自己重新包装成带点鲁米神韵的穆斯林甘地。那些自费发表的文章后来被提交给奥柏林（Oberlin）的终身教职委员会，以弥补他同行评审论文稀少的短板。
在哥伦比亚大学读研究生期间遭遇惨痛经历并于1998年被开除后（稍后会详细说明），马哈拉蒂开始在数个非政府组织担任顾问。其中之一是致力于全球和平建设的“寻找共同点”（Search for Common Ground）。在2001年9月11日基地组织对纽约和华盛顿的袭击后，该组织主要把注意力转向中东——尤其是伊朗，希冀通过促成伊朗人与美国人之间的互动来避免新的战争。2002年，该组织邀请数位美国大学校长访伊，以通过第二轨道外交（track II diplomacy）来缓和紧张关系。
受邀者之一是当时深受爱戴的奥柏林校长南希·戴（Nancy Dye），她去世后继任者称她为“关怀且积极参与世界事务的公民”。作为一位备受尊重的职业历史学家，戴在美国女性主义与劳工史领域有深厚学术造诣，但她也清楚自己在伊朗问题上的专业不足，并向朋友承认自己犹豫是否前往”。她还对“寻找共同点”的“资质与议程”心存疑虑。奥柏林的一些董事会成员对戴的安全及此行可能产生的政治影响表示担忧，尤其是考虑到该组织创始人曾是与美国政府有关联的前国务院官员。
戴在权衡利弊后做出决定：将此行视为使奥柏林成为与伊朗和平与和解学术先锋的机会。于是她去了。此行本意是在奥柏林音乐学院与伊朗学生音乐家之间建立学术交流项，旨在赢得各方的心。她在签证申请照片中，头上围着一条系得有些笨拙的头巾，面带微笑。在“随行家庭成员”一栏的空白处，她用大写字母写下“GRIFFITH R. DYE”。在标注“访问伊朗目的”的方框中，她写的是“教育合作”，但在伊朗复杂的政治环境里，戴最终迷失了这一初衷。
这次访问最终于2004年成行，据称使戴成为25多年来首位访问伊朗的大学校长。她受到非常热情的接待，以至于她决定在2006年再次访伊。正是在那两次访问中，她遇到了当时作为“寻找共同点”顾问的马哈拉蒂。他主张各民族与文明对话与友好，这令她深受感动，于是决定把他请到奥柏林，让美国人也能接触到他的主张。
像那几年许多西方访伊者一样，戴认为美国无需对伊朗进行任何干预，因为国家自身正处在一场伟大变革的边缘。回国后她在接受采访时谈到普通伊朗人如何公开批评政府。她断定，恶势力——强硬派——正与善良势力——改革派——相争。美国要做的只是通过支持改革派来推动温和势力取得优势。她并未怀疑这种紧张关系是否可能只是一场由伊朗政权精心设计的双簧戏；她也对伊朗的权力结构了解不足，未能看出在现任最高领袖之下伊朗不可能出现有意义的改变。
她的热情占了上风。尽管早先对自身专业不足有所顾虑，戴开始与“改革派”交往，包括当时担任伊朗驻联合国大使的贾瓦德·扎里夫（Javad Zarif），希望尽一份力来帮助“善”的力量。在她的第一次访伊中，她原本的目的是推进学术交流项目；但在第二次中，她作为文化与伊斯兰关系组织的客人，参加了一个关于“冲突预防”的会议。马哈拉蒂是该政府主办活动的主要组织者之一。
因此，无论多么无意，戴成了组织者手中的工具，放弃了她作为学者应有的中立承诺。这就是为何在她两次访伊结束后，奥柏林既未派任何学生前往伊朗，伊朗也未向奥柏林派遣任何学生，尽管她一度许下雄心壮志。对于奥柏林而言，她为和平与和解事业投入的所有精力与资源，唯一切实的成果就是在学院新增了一位教员——穆罕默德·贾法尔·马哈拉蒂。
II. 教授与他的宿敌
在奥柏林的十三年里，穆罕默德·贾法尔·马哈拉蒂过着一帆风顺的生活——这在他人生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属常态。马哈拉蒂是伊朗一位权势巨大的阿亚图拉的儿子，1979年伊斯兰革命之后，他在新兴统治精英中占据了一席之地。尽管没有学术背景，马哈拉蒂在26岁时便担任了克尔曼大学经济系主任。虽然此前既无从政经验也未担任过政府职务，不久之后他短暂出任吉罗夫特县的省长。在进入伊朗外交部之前，他又经历了几次职业试水。1981年，他进入外交部。尽管他曾觊觎外交部长一职，但最终接受了联合国联络主任的职位。
1987年，他终在国际舞台崭露头角，被任命为驻联合国大使；但在那里，他的任期也在不到两年后骤然结束。离任的具体情况仍然扑朔迷离。此后，他改头换面为学者，辗转于常春藤等高校担任访问学者。他成为研究生，后来成为博士候选人，直到2007年最终在奥伯林安顿下来。
但在2020年，这一处避风港随着一位名叫劳丹·巴扎尔甘的伊朗女子发现他的到来而遭到动摇。巴扎尔甘身材矮胖，只有约五英尺三英寸（约1.6米），她长期在世界各地追查伊朗政权的代理人，掌握着马哈拉蒂小心掩埋的秘密。像她这样追踪 Mahallati 式人物的人，多半出于痛苦的个人往事而展开终身政治使命。
巴扎尔甘属于这样一个群体：他们的亲人在伊朗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政治犯大屠杀中被杀害。1988年夏天发生的那场屠杀，是霍梅尼暴力篇章中的一部杰作。作为伊斯兰共和国的创建者及当时的最高领袖，霍梅尼发布了宗教法令，命令绞死所有被认定为共产党人或伊朗人民圣战者组织（MEK）成员的政治犯。凡未对其过往行为表示悔意或尚未宣誓效忠政权者，均须被处死，以免其获释后挑战其统治。巴扎尔甘29岁的兄弟比简（发音：bee·zhan），一名马克思主义活动家，曾服刑六年尚余十年刑期，便是那年夏天被草率执行死刑的近4000人中的一员。
数日内，当局未将比简被处决的消息告知家属。家人最终得知他的下落并要求取回遗体时，被告知不予发还，因为背教者无权获得葬礼。大多数家庭被剥夺了亲人遗体，甚至被剥夺了举行葬礼的权利。尸体被连夜抛入集体坟墓，以防公开悼念可能引发暴动。若家属得以哀悼，或至少能在墓碑前献花，他们或许能逐渐释怀。但没有悼念和墓碑，时间仿佛在1988年被困住，悲痛如堡垒般凝固。
自那可怕的夏天以来，一些遇难者家属一直在寻求正义。他们中许多人移居海外，出于必要而自学，学习人权及相关组织的运作。对巴扎尔甘来说，翻阅关于伊朗的各类凄惨的人权组织报告成了她的强迫性行为。2020年，她偶然看到国际特赦组织为纪念1988年大屠杀而发布的30周年报告，才首次得知马哈拉蒂在被处决期间曾任伊朗驻联合国大使，并且曾为政权立场辩护。
1989年，当霍梅尼针对作家萨尔曼·拉什迪发布宗教裁决时，马哈拉蒂为其辩护。当有人询及巴哈伊教徒（伊朗的一个和平且非暴力的宗教少数群体）的逮捕与处决时，他也予以辩护，甚至无耻地指控他们“行为不道德”和“性虐待”。1989年在联合国的发言中，他称“犹太复国主义实体”为伊斯兰领土，其“解放”是“一项伟大的宗教义务”。当联合国驻伊朗问题特别报告员质询他关于1988年大屠杀时，他将受害者描述为“战场伤亡”，并将他们的死亡归因于当时已进入第八年并处于最后阶段的伊朗—伊拉克战争。巴扎尔甘为他试图掩盖这些罪行而震惊，但更加震惊的是发现他竟然生活在美国并在奥柏林任教。
巴扎尔甘与一位名为卡维赫·沙赫鲁兹的律师联手，后者的叔叔也在同一夏天遇害。两人给奥柏林学院校长卡门·特威利·安巴尔发去一封电子邮件，指控马哈拉蒂涉嫌战争罪并要求解除其职务。沙赫鲁兹怀疑他们的请愿会动摇学院，但巴扎尔甘很乐观。她是个认真的人，她郑重地宣誓入籍时已怀着同样的认真，宣誓效忠美国并念出那句“……人人生而平等，享有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注：她以英语誓词中的措辞表达了对“自由与正义”的承诺）。通过这封邮件，她在寻求正义，正如她作为美国公民所誓言的那样。
I. 消失
2023年11月28日，奥伯林学院网站上一个终身教授的简介消失了。就在前一天，在该校网站的搜索框输入 马哈拉蒂（Mohammad Jafar Mahallati ）的名字还能显示一页有详尽传记和几篇其文章与视频链接的页面。他的照片也在那里：一位留着胡须、发际线花白、含蓄微笑的男子，与“和平与友谊研究教授”这一头衔相称。自2007年起，他就是校园内最显眼的教授之一。
这位曾在1987—1989年间代表伊朗出席联合国的前高级外交官，为这所小型学院带来了一种大都会式的风采，他经常讲述他与全球政要、外交官交往的光鲜故事。学术界的学者们争吵不休，但几乎所有人都一致认为马哈拉蒂 “威严感十足”。如果什叶派要为美国观众制作一则竞选广告，马哈拉蒂会是那个广告的最佳人选。
就连本地人也被迷住了。那位每年为他们举办“友谊日”、挂彩虹旗并发和平T恤的伊朗教授，成了佐证乔治·W·布什政府将伊朗称为邪恶国家是错误的“充分证据”。他2007年抵达奥伯林后，为这个不起眼的小镇注入了一股世界主义的宏大气息。几年后，他被任命为享有盛誉的南希·施罗姆·戴伊中东与北非研究讲席。该讲席以任期自1994至2007年的奥伯林校长南希·施罗姆·戴伊（Nancy Shrom Dye）命名；正是戴伊在2000年代中期两次访伊时结识了他，并把他带到了奥伯林。
如今，这位教授的所有痕迹——包括他办公室门上的名牌和在线课程目录中的课程名称——已被奥伯林除去，官方仅以“无限期休假”四字交代，未作进一步说明。在以往任何一年，一位曾受校方高层力捧的名师被免职或许不足以引起广泛注意。但这一年对美国学术界而言绝非寻常。—
席卷若干名校的反以色列抗议虽围绕加沙战争展开，但参与者的言辞——无论其是否穆斯林——常掺杂伊斯兰主义话语。学生排队做穆斯林礼拜，挥舞真主党或哈马斯旗帜，重复多数人并不理解的阿拉伯词汇。这些出身美国、并多自宣称无神论且来自基督教家庭的青年所表现出的同情，暴露出一种意识形态影响：早在2023年10月7日之前很久，这股影响便已悄然侵入美国高校。
在此背景下，马哈拉蒂的故事——作为最早传播此类影响者之一——的重要性超越了奥伯林本身。了解他如何在该校站稳脚跟、为何在学术与教学资质不足的情况下仍得以留任，可见一名伊斯兰主义宣传者如何利用美国“进步派”的同情心，欺骗那些曾欢迎他的人。
左翼知识分子的乌托邦理想主义造成了长期而不光彩的盲目行为，他们坚持颂扬邪恶的政权和运动，对暴政和罪行视而不见。
米歇尔·福柯在革命时期的伊朗时，在弥漫着反犹、厌女与仇外情绪的霍梅尼主义意识形态中，把伊斯兰共和国描绘为一束光辉的“政治灵性”，这正是这种致命盲目的鲜明例证。
霍梅尼主义的扩张主义如今甚至在一些西方顶级精英机构中可见端倪。2025年11月13日，在牛津联盟的一场辩论中，绝大多数成员以265票对113票通过了“以色列对地区稳定的威胁大于伊朗”的动议。支持该命题的发言者之一正是伊朗前副总统阿塔拉·莫哈杰拉尼（Ataollah Mohajerani），他掌权期间，伊斯兰共和国发生了最为激进的新闻压制。此类事件反映出西方教育内部更深层的失败：将暴力等同于道德正当性的第三世界主义叙事已变得令人不安地主流化。
1989年6月4日，《纽约时报》为鲁霍拉·霍梅尼刊登讣闻，称他把伊朗改造成“世界上最强硬的伊斯兰国家”。讣闻承认他发起了残酷的对伊战争，拒绝民主改革，并曾呼吁暗杀萨尔曼·鲁西迪；详述了他通过大规模处决压制异见、策划美国大使馆人质危机，以及频繁将美国称为“邪恶大国”的手法。报导指出，他的敌意根源并非政治而是末世论式的世界观。
然而数十年后，当霍梅尼主义的暴行赤裸裸地上演——抗议者被楼顶狙击手射杀、被拘押者遭强奸、持不同政见者在狱中受刑——西方决策者仍然瘫软无能，他们继续争论对伊朗的外国干预是否“正当”，或是否应最终将伊朗革命卫队列为恐怖组织，尽管有压倒性的证据表明其支持哈马斯、真主党、胡塞武装和基地组织等团体。若我们的领导人继续这种瘫软的政治，那将不仅仅是袖手旁观的问题，因为这一切不可避免的结果便是全球自由被出卖给三世界主义死亡邪教，而他们在姑息与投降的过程中亦将成为共犯，历史必将追究其责任。
法农与阿亚图拉们：伊斯兰共和国的第三世界主义根源
目前席卷伊朗的这波大规模示威和动荡，遭到了伊斯兰共和国警力与准军事组织的残酷镇压。尽管伊朗人民呼吁外国干预，尤其是来自美国的援助，但特朗普总统关于“援助正在路上”的保证不过是空洞的言辞。当他祝贺德黑兰据称暂停了数百起处决和公开绞刑时，和他的前任一样，特朗普低估了伊斯兰共和国赖以建立的那种自我毁灭性的狂热。
数十年来，阿亚图拉·阿里·哈梅内伊一直将自己塑造成反西方殖民主义者。然而，这种姿态并不新鲜。早在1970年在纳杰夫的讲座中，他的前任鲁霍拉·霍梅尼便痛斥“英帝国主义政府”，将立宪运动斥为“外国势力的工具”，并敦促追随者对宪政派隐瞒真实意图。1980年3月的一次广播讲话中，他宣称伊朗人必须抵抗“由美国、以色列和犹太复国主义领导的吞噬者”，坚称任何外国势力在伊朗领土上都不被容忍，并敦促追随者“把我们的革命输出到世界各地”。显然，两位阿亚图拉都在重复由弗朗茨·法农代表的那套意识形态话语，并借此为自己的政治目标服务。
在他1961年出版的《受诅者的地球》（Les Damnés de la Terre）一书中，法农宣称“去殖民化的过程必然充满暴力。”他坚称，针对殖民者的暴力能够带来净化和救赎，并创造出一个新的世界。这一表述在诸如“全球伊斯兰起义”（Globalise the Intifada）等口号中有着明显的共鸣。法农写道：“被殖民者是一个受折磨的人，他每天都梦想成为折磨者。”正是在这种为暴力合理化的理论指导下，一些人为哈马斯在10月7日的行动辩护。
《受诅者的地球》主张，暴力是实现自我实现的唯一途径，或者用让-保罗·萨特在1961年为这本书写的序言的话来说，是治疗“殖民神经症”的唯一良方——根据这种说法，殖民压迫导致了“殖民神经症”，因此被殖民者便丧失了道德能动性，因此便无需承担一切道德责任。这正是第三世界主义的根本前提。萨特写道：“第三世界正以这种方式发现并表达自身”—这是唯一的方式。
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法农的著作被阿博尔哈桑·巴尼萨德尔译成波斯语。其中《受诅者的地球》于1966年出版，波译本题为《地上的受难者》（Duzakhiyān rūye zamīn），经由贾拉勒·阿勒-艾哈迈德广泛传播——而阿勒-艾哈迈德是一整代什叶派宗教学者（包括霍梅尼和年轻的哈梅内伊）的思想导师。
艾哈迈德出生于1923年的德黑兰，出身于一个虔诚但贫困的什叶派家庭，艾哈迈德最初在纳杰夫从事宗教学习，后来放弃了神职生活。20世纪40年代中期回到伊朗后，他先是倒于马克思主义的人民党（Tudeh Party），但意识到该党依附于莫斯科，于是与之决裂。到了50年代中期，艾哈迈德对反教权的社会主义运动接连失望，于是又回了伊斯兰信仰——在他看来，伊斯兰是构建伊朗民族认同的唯一可行基础。正是在这一时期，艾哈迈德开始形成后来为伊斯兰共和国设计者所采纳的第三世界主义伊斯兰主义思想。
艾哈迈德能说一口流利的法语，很可能在巴尼萨德尔的译本在伊朗出现之前就已原文接触过弗朗茨·法农的著作。1962年，即法农关于非殖民化论著问世一年后，艾哈迈德便发表了《西方病》（Gharbzadegi）一文。（Gharbzadegi其实是其同时代人阿里·沙里亚蒂创造的一个新词，英文常译为“Occidentosis”）。这篇文章里，艾哈迈德反对反巴列维国王，并指责伊朗人在西方殖民下产生了"虚假意识 "（false consciousness），而伊斯兰就是其解药。
在艾哈迈德看来，伊斯兰教原本局限于阿拉伯地区的“原始性“，只有在其传入伊朗后才实现了其”完整形态“。对他而言，西方与中东的接触是对该地区“伊斯兰整体性”的侵袭。
然而，艾哈迈德对伊斯兰在非殖民化斗争中地位的理解，与法农大不相同。法农虽承认在阿拉伯世界部分地区，“民族解放斗争伴随着一种被称为伊斯兰觉醒的文化现象”，但他也写道，对于为国而战的阿尔及利亚人来说，“对伊斯兰或对来世乐园的诉求，都无法解释他为何甘愿自我牺牲。”
对法农而言，回归伊斯兰是斗争的结果而非前提——是一种由斗争产生的文化复兴，但并非其意识形态发动机。而在艾哈迈德看来，伊斯兰是解放的不可或缺的催化剂，没有它就无法想象摆脱西方统治的解放。“如果基督教的西方在面临被伊斯兰推翻和灭绝的威胁时，能够突然觉醒、固守并反击——最终自救——那么如今轮到我们觉醒，对来自西方的的灭绝危险保持警觉，崛起、固守并反击，难道不是吗？”当然，这种说法是一种比喻。该作品后来在巴列维时期的伊朗被审查，但在那之前它就早已广泛传播。
1967年阿以战争爆发前，许多反殖民思想家在潜意识里将犹太人视为更广泛反对西方帝国主义斗争的一部分。例如，法农曾以德国对以色列的战争赔偿为例，说明被殖民者在面对殖民压迫者时不应退让或妥协。艾哈迈德关于在伊斯兰重掌下伊朗可能走向何处的设想，部分受他1963年一次以色列之行的启发。
“向以色列学习，”
艾哈迈德在其著作《以色列共和国：一位伊朗革命者的犹太国之行》（1963年著，最初以波斯语流传，2017年遗作英译本出版）中敦促道。“对我这个东方人而言，”他写道，“以色列是应对西方的最佳典范：西方虽然强大，但是凭借殉道的精神力量，我们可以榨取西方的工业，向其索取并获得赔偿，将西方的资本投入民族建设。”艾哈迈德把以色列理解为某种velāyat（统治权）的形式——由神职精英领导的政体。他认为，犹太复国主义为犹太人所取得的成就，恰恰是一个伊斯兰革命运动应为伊朗人实现的目标。
当然，艾哈迈德的思考基于一种神话，即以色列的立国是欧洲列强给犹太人的礼物，是为了对犹太人大屠杀进行赎罪。他写道：“以色列是对法西斯在达豪、布痕瓦尔德及其他集中营罪行的粗糙赔偿。”这一说法缺乏历史严谨性。尽管如此，有趣的是，直到1967年战争后他彻底否定以色列前，艾哈迈德一直表示他在这个犹太国家中看到了力量的起源和基石、以色列的成功经验指向着伊朗的一个并不遥远的未来的”。
我们也可以在霍梅尼的继任者哈梅内伊多次将以色列的军事实力与伊朗自身革命抱负的比较中，看到这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羡慕。以色列的成功持续刺激着伊斯兰共和国，因此在过去四十年每次集会上，每次都不会缺席的口号都是——“以色列去死”（marg bar Esra’il）。
1941年，霍梅尼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书《揭露秘密》（Kashf-e Asrār）。书中他为伊斯兰政体辩护，指责国王对宗教学者（乌拉玛）实施系统性压迫。值得注意的是，霍梅尼在书中敦促神职机构更直接介入政治生活——这一主张与什叶派正统传统相悖，后者通常要求宗教人士不参与政治。
1963年6月3日，霍梅尼发表将国王称为“可怜的混蛋”并称其为伊斯兰之敌的布道，引发当局逮捕并引发骚乱（后称霍尔达德运动），数日遭到残酷镇压。直到此时，他在全国政治中仍属次要人物。1964年，他被国王下令流放，先到土耳其，随后到伊拉克，并在此度过接下来的十三年，之后辗转至法国避难。
霍梅尼在1960年代人气飙升并非寻常之事。他是位年长的什叶派神职人员，曾在1940—50年代长期处于伊朗政治边缘——对共产主义持谨慎态度，被民族主义精英的反神权倾向疏远，且受其精神导师赛义德·侯赛因·博鲁杰尔迪亲王约束。霍梅尼的崛起与第三世界主义在伊朗知识界的兴起同时发生。若没有第三世界主义的广泛影响，霍梅尼主义意识形态或许无法点燃建立伊斯兰共和国所需的革命热情。
即便到了1960年代后期，霍梅尼对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也不是一贯反对，也未明确主张伊斯兰共和国。他在《揭露秘密》（1941）中写道：“我们并不说政权必须掌握在法基赫（宗教学者）手中；我们只说政府必须按安拉的律法来治理。”在1950年代，霍梅尼受博鲁杰尔迪指导，期间撰写了《问题说明书》（Resaleh Towzih al-Masael），讨论日常伊斯兰生活的细节。书中裁决包括是否可以注视穆斯林女性（对比他眼中“几乎非人”的犹太或基督教女性），并包括洁净仪式的具体规定
一直到1961年其亲王导师去世，以及法农，艾哈迈德等思想家出现，霍梅尼才开始利用非殖民化话语来为其神权伊斯兰主义洗白。霍梅尼深受艾哈迈德影响。两人在1963年6月骚乱后短暂会面，霍梅尼在煽动骚乱时引用了艾哈迈德对“西方病”的批判。相传在会面时，艾哈迈德看到霍梅尼身边放着自己的一本书。整个1960年代，霍梅尼在演讲中不断将穆斯林停滞不前归因于对西方文化与知识模式的依赖，他敦促国民回归伊斯兰治理原则，以“取回他们原有的文化”。（当然，霍梅尼有意忽略了伊斯兰之前的波斯传统与祆教。）
在纳杰夫的长期流亡中，霍梅尼构建了一套“新的殉道神学”。他主张，什叶派穆斯林有集体的道德义务去拯救整个伊斯兰社群（包括逊尼派）免受世俗主义和殖民主义的腐蚀。他号召每个穆斯林效法侯赛因·伊本·阿里，此人在680年卡尔巴拉之战中拒绝屈从于腐败的倭马亚哈里发，最终被残酷屠杀。在这一好战的愿景中，伊斯兰不应仅限于私人崇拜；它是应被强制推行的全球治理制度，即便需要若干代人的时间也在所不惜：“帝国主义者早在三、四个世纪前就开始布局；他们起初一无所有，但看看他们现在的位置！”
这一转向决定性地起作用了。霍梅尼不再继续谴责土地改革或妇女权利这些令众多人疏远的话题，而开始针对具有广泛革命吸引力的问题：腐败、新闻审查、对外屈从、选举舞弊、向以色列出售石油以及国王与西方列强的结盟。关键在于，他避免明确呼吁神职统治，因为他明白这种言辞会排斥世俗盟友。丹尼尔·布伦伯格在分析霍梅尼的动员策略时指出，霍梅尼认为国王的残暴镇压最终会“使伊朗人相信他们正在承受伊玛目侯赛因的殉道”。正是这种将伊斯兰象征主义与革命民粹主义谨慎结合的做法，使霍梅尼从地方性的道德主义者变身为全国性的革命偶像——并让左翼与无神论者也将他视为唯一可信的反帝领导人。
正是这一愿景赋予了神职对国家的合法夺取并导致国有财富的收归。随后这些资源被用于建立并武装一个致力于根除西方影响的全球化军事代理网络，不惜牺牲无辜生命。其代理人从最边缘化的群体中招募，将他们塑造成革命的士兵。而西方国家标榜“慈善”的机构则运营着旨在把八岁儿童塑造成狂热霍梅尼主义者的青少年营。
像法农一样，霍梅尼主张只有以神圣化的暴力才能回应压迫。在回应伊朗—伊拉克战争期间穆罕默德·侯赛因·法米德（Mohammad Hossein Fahmideh）自杀式炸弹袭击时，他宣称：“我们的领袖就是那个十二岁的孩子（实际上是十三岁）……他带着炸弹，跳到敌方坦克下面，把它炸毁，品尝了殉道的甘露。”法米德的面容成为霍梅尼主义宣传的偶像。萨特在《受难者》序言中写道，欧洲用西方文化的“滚烫烙铁”烙印其殖民属民。而在伊斯兰共和国，那块烙铁已被政权的深红头巾所取代，将信徒（包括孩童）捆绑进一场永无止境的复仇循环。
第三世界主义意识形态者的终极悲剧在于：他们的去殖民运动基于简化的种族与宗教身份，并把暴力作为首选（或唯一）手段，而被他们所“代表”的人民只能遭受毁灭。研究表明，在过去120年里，约有51%的非暴力运动达成了既定目标，而暴力运动仅有约26%成功。在非暴力抗争上对暴力的2比1优势，直接挑战了法农式的前提——即去殖民化必然是一个暴力过程。
当福柯遇到霍梅尼
1978年10月，激进的伊朗神职人员阿亚图拉·鲁霍拉·霍梅尼在巴黎郊外的诺夫勒勒沙托村，对一群西方记者和知识分子发表讲话。当霍梅尼静静地侃侃而谈时，在场的大多数人可以说都对这位年迈的反对伊朗僵化腐败君主制的人物印象深刻。但也许没有人比一位的法国知识分子更为倾倒。他称霍梅尼为“流亡中的老圣人”，称赞他是“赤手空拳站立并被人民欢呼的人”。
霍梅尼的这位拥护者正是米歇尔·福柯。时年52岁的福柯并非政治上的幼稚者。他正处于思想的巅峰期，刚出版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规训与惩罚》（1975）和《性史·第一卷》（1976），并忙于撰写第二卷和第三卷——这些著作后来奠定了他作为当代最有影响力的激进思想家之一的声誉（至少在大学校园内是如此）。
这位新左派后期的宠儿、对现代性抱持激进批判态度的思想家，对霍梅尼大加赞赏——而霍梅尼很快就建立了地球上最为压迫、残酷的政权之一。
就在同年早些时候，意大利报纸《晚邮报》（Corriere della Sera）委托福柯撰写一栏定期专栏“米歇尔·福柯调查”，他也为若干法媒撰写文章。起初的关注点本应是新任美国总统吉米·卡特统治下的美国。但随着伊朗民众开始起来反抗国王的专制统治，福柯的视线转向东方。因此，在1978年夏至1979年初间，他两次访伊，并撰写了一系列社论、特稿和采访；这些报道在1979年初促成了伊朗革命并催生了伊斯兰共和国。
早在在老苹果树下对伊朗未来最高领袖肃然起敬地坐着之前，福柯早已是反国王的抗议的支持者。西方的许多左翼人士亦是如此。但福柯的情况有所不同。多数西方左翼是反感这场运动的宗教性质，但仍予以支持，福柯则是恰恰因为其宗教性而支持这场运动。
乍看之下，这似乎是极其奇怪的联盟——西方激进分子、放荡的后结构主义者，与伊斯兰主义的反动分子。但深入探究便会发现，这是一种建立在共同反西方敌意之上的结盟。福柯的激进主义深受反启蒙传统思想的影响，基于对现代性整体的深刻批判与否定。他沿用马克斯·韦伯所描绘的“理性铁笼”来理解西方社会——一个无精神、去魅的统治体系，其中“个体”不过是权力作用的产物。在伊斯兰主义中，福柯实际上看到了一个解答——对所谓空洞、如监狱般的西方理性主义和物质主义的精神替代。确实，1979年3月发表的一篇对福柯的采访标题为“伊朗：一个无灵世界中的精神力量”，这也反映了他的观感。
他对伊斯兰主义的拥抱在1978年发表于《新观察家》的一篇文章中表现得很明显。在文中，他歌颂“伊斯兰价值观”：例如“任何人都不应被剥夺其劳动果实”，自由将在“其行使不伤害他人的范围内”被尊重，以及“少数群体将受到保护并可按其意愿生活，条件是他们不伤害多数群体”。但他也意识到这些表述与各种西方政治理念相近，因而批评这些“来自任何地方又归于任何地方的公式”的淡漠。
点燃福柯热情的并非非“伊斯兰价值”中的所谓社会主义或自由主义，而恰恰是运动的伊斯兰主义特质，而。他声称，反对国王者心中怀有建立“伊斯兰社会”的梦想。他称赞反国王的运动致力于“在政治生活中为伊斯兰社会的传统结构赋予永久的角色”。他还为其将“精神层面引入政治生活”而喝彩，以期政治生活不再一贯成为灵性之障碍，而是其载体、契机与发酵器。
在此，福柯借鉴了在法国受训的社会学家阿里·沙里亚蒂的思想——这位被称为伊朗革命知识父亲的人于1977年去世。沙里亚蒂在后期著作中呼吁伊朗人摆脱国王强加的西方现代性的面纱，重新发现他们真实的文化自我与什叶派伊斯兰的本质。
同样，在一篇写于1979年2月（国王垮台之后但在催生伊斯兰共和国的3月公投之前）的文章中，福柯称道伊朗革命的“单一性”，赞扬其带来“一整套生活方式”，复兴“一段历史与文明”。在这一伊斯兰主义运动的“单一性”中，作为对西方物质主义与理性主义的激进替代，福柯认定存在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一种可动员“数亿人”的“扩张力量”。
福柯热情地预言伊斯兰主义将成为一种跨国力量。他看到的是一种借助前现代伊斯兰历史与文化，并据此建立真正激进的运动。中东及更广区域中无数暴力的伊斯兰主义运动的兴起与蔓延，使得福柯的预言带上了一种黑暗的色彩。
当时还是1979年2月。那时福柯仍可相信他对伊朗革命的愿景。他还能把伊斯兰社会想象为一种“乌托邦”。到了3月，福柯不得不面对残酷的现实。就在霍梅尼及其支持者掌权后的数日内，所有妇女被命令戴上头巾，左翼异见者也逐步被压制。1979年3月8日，抗议强制着装的示威者上街，高呼“打倒独裁”。亲霍梅尼势力以刀与枪镇压抗议。
数周内，在大量国内批评声中，福柯已撤回对霍梅尼那残酷伊斯兰运动的支持。有批评者称其为“半古怪的法西斯主义”，这一现实令他清醒过来。他给时任伊朗总理写了一封充满愤怒的信，随后羞愧地退出了这场纷争。
通过拥抱激进的伊斯兰反动，福柯屈服于那种仍然诱惑当今颓废资产阶级反现代主义者的意识形态。他至少很快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今天的“进步人士”应当引以为戒。
### 为什么会走向极端
因为现实并不完美——或者说理想化（ideal）。对有些人来说，这就是问题
我们可以想象某种更好的东西——哪怕只是模糊或原则上的（至少是“消极的更好”——即“我不知道理想社会是什么样的，但我知道理想社会一定不是那样的”）。
#### 于是我们得到另一个需要考虑的变量——故事的另一个维度：现实与想象。
你大概常听到“觉醒派”频繁使用“重新想象（re-imagine）”一词，这并非偶然：他们能想象一个“更好”世界的概念。
这是一种浪漫主义倾向，通常是对过去与未来的浪漫化混合体：
- 卢梭：把“野蛮人”想象成被迫生活在城市里的人；
- 马克思：全球公社；
- 希特勒：对雅利安过去与未来帝国的浪漫想象；
总体上更偏怀旧。
海伍德称之为“未来-过去的政治”。
由此产生进步主义：
- 进步主义者：锻造一个理想化的“未来-过去”。
- 觉醒左翼：左翼的进步主义者。
- 觉醒右翼：右翼的进步主义者。
消极的“更好”
- 很可能实际上无法具体想象出它的样子，
- 但能想象出它不包含什么——即否定式的理想。
于是批判理论就此诞生
赫伯特·马尔库塞（《解放论》）写道：
“消极思维所能汲取的力量来自其经验基础：即在既有社会中的实际人类处境，以及超越该处境、扩大自由领域的‘既有’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讲，消极思维凭借其内在概念是‘积极的’：面向并包含在当下之中的未来。”
批判理论是与理念主义偏好的产物：他们能想象一个没有各种问题的“更好世界”。
“更好世界”在两翼的指向
- 左：从压迫与限制，走向“解放”；
- 右：从因宽容与自由而生的无序，走向服从与惯例主义。
实际上，两者都指向一种“回忆”（recollection）：记起我们“真正”的身份，并以此重新找到自己。
### 另一维度：现实主义与理念主义（或浪漫主义）
常见的“政治坐标系”是：左右+权威/自由。
这里的的 “政治坐标系”则是：左右+现实主义/理念主义。
现实主义（Realism）主张：客观现实独立于我们的感知或心智而存在。
“现实存在”（客观的，因此不受主观影响）——
“我们必须面对现实的本来面目。”
而理念主义（Idealism）则认为现实本质上是精神或心灵的，物质世界只是意识或观念的显现。
“现实是一个影像”（实际上是不完全的影像）
（现实是主观的，因此会受主观影响）
“我们可以创造现实”（理念主义 → 建构主义）
在这种理论下， 改变感知（perception），即可改变“现实”
进而导致大规模改变感知的工程（通向极权主义）（掌握现在就掌握过去，掌握过去就掌握将来）
在理念主义看来： “真实/更高的现实”是完美的，因此我们所处的现实是可被完善的
进一步延伸，就形成了将主观变为客观的（辩证法）
即，真正的现实位于神性的“形式”中，或位于一个我们必须实现的未来完美状态中
注：这与口语中“ideal”不同，口语中的“ideal”通常是指“optimal”（最优的）。
- Ideal（理念上的完美）：存在于想象的形式领域；不受现实约束；是你能想象到的最好。
- Optimal（最优的）：在现实及其约束内的最大化；受现实制约；是我们能做到的最好。
总是要有权衡（如数学中的最优化理论所示）。
作为相比：理念主义中则没有相关的权衡，因为现实并不重要。
### “马蹄铁理论”变体：社会天平（或秤）
想象一幅天平的图——横梁与两只托盘。
横梁为现实主义，左右各有两个托盘，横梁本身也有中间的部分，代表温和的立场
- 现实主义者可能倾向或远离传统主义、平等主义、可能赞同或反对差异。但不可能倾向于“结果平等（equity）”或“完美差异”（perfect hierarchy），因为两者皆为理念主义。
- 现实主义者可能在国家作用/政府规模上持不同观点，也可能对如何为容忍设限持不同看法。但现实主义者有客观标准用于解决争端：证据、理性、盲目公正、市场（产权）。这些客观标准是政治权威的来源。
- 现实主义者承担责任，因为承认现实意味承认后果，因此支撑起整个机器，包括两只托盘，以及托盘里面的“奢侈信念”
横梁两端垂下两条链，连向两只托盘——滑入理念主义。
为什么？最终现实无法容纳更极端的立场，而理念主义的想象力是无限的。
- 理念主义会倾向走向极权，因为在理念主义者看来，理想是绝对完美的——只需要更多人信仰它。
- 为了让所有人相信它，就必须采取更多的强制与胁迫。
- 在理念主义者看来，群体（group）是最重要的，现实要为群体让位，因此被视为一种障碍。
左派的理念主义：通过教育与再教育来重塑社会；个体通过匹配左派共识获得归属。
右派的理念主义：通过服从与惩罚来重塑社会；个体通过接受右翼的身份差异获得归属。
而那两条链就是滑向后自由主义（post-liberalism）的通道——形成左托盘与右托盘，且无中间（无温和立场）。
从托盘的角度看，托盘外的整个装置存在的目的是支撑另一只托盘，或者是另一只托盘的同谋。理念主义无比在乎“纯洁”与“污染”
对理念主义者而言， “获胜”意味着打破整个天平以摧毁对方的托盘——需要通过激烈的煽动（摆动）推动自身，需要摧毁横梁并填满托盘。
当理念主义者无法说服现实主义者时，理念主义者会进一步激进化。
马蹄铁隐喻的优点是使用自由/权威的纵轴，能显示激进左翼与激进右翼更为接近。这没问题，是个有价值的比喻。
“社会天平理论“则是将政治分为两种完全不同的性质
现实主义政治（横梁上）
- 服从现实，包括社会与政治现实。
- 容纳多种立场，但均受现实约束（含中间与混合观点）。
- 通过诉诸客观且公正的标准来解决争端。
理念主义政治（托盘里）
- 不受现实约束；试图将一种政治现实强加于大众。
- 仅容纳基于主导理念主义世界观的单一立场（托盘内）。
- 政治是为世界观争取支配地位的斗争——所有其他立场都是竞争者。
- 在自己一方巩固单一话语权，视对方托盘为敌人，不与自己同路者即为反对者。
- 无知可以被纠正；若纠正后仍不改变则受惩罚。
- 通过武力或强制解决争端，否认可诉诸的客观标准——最终剩下的只有武力。
换句话说：
有两条政治谱系：一条是现实主义的，一条是理念主义的。现实主义谱系可容纳多种立场；理念主义谱系只存在对立的两种立场，没有中间地带。当社会走向理念主义，中间地带就无法维持。温和、平衡与客观的观点依赖现实主义。
### 左翼理想社会中的理想人（即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社会主义人“）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是一个特殊的个体，并且正是他的特殊性使他成为一个个体，成为一个现实的、单个的社会存在物，同样，他也是总体，观念的总体，被思考和被感知的社会的自为的主体存在，正如他在现实中既作为对社会存在的直观和现实的享受而存在，又作为人的生命表现的总体而存在一样。”
赫伯特·在《解放论》中把这一点藏在“乌托邦”观念里：
在开篇就说：“迄今为止，批判社会理论（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要信条之一，就是避免那种可以合理称为乌托邦式的臆测……［出于害怕失去其科学性］。我认为这种限制性的观念必须被修正，而这种修正是由当代社会的实际演变所提示，甚至所必需的。它们生产力的动态剥夺了‘乌托邦’的传统非现实内容：被指责为‘乌托邦’的，不再是那种在历史宇宙中‘无处可容’而永远不可能存在的东西，而是被既有社会的力量阻止实现的东西。” 马尔库塞在这里试图复兴乌托邦主义（理念主义）；并将未实现归咎于既有社会的阻碍。
### 右翼理想社会中的理想人
墨索里尼（《法西斯主义学说》）：
“像所有健全的政治观念一样，法西斯主义既是行动又是思想；行动中包含着学说，学说源自其所嵌入的特定历史力量体系，并从内部作用于这些力量。因此它有与时空偶然性相关的形式；但它也有一种理念性的内容，使其成为思想史更高领域中真理的表达。”
阿道夫·希特勒（《我的奋斗》）：
“每当德国存在强有力的政治力量时，经济生活总是有所进步。每当经济体系成为我们民族生活的唯一实质时，它就扼杀了理念主义的美德，国家崩溃并将经济利益一同推入坟墓。如果我们问是什么力量维系一个国家，我们可以把它们都归入一类：个人为整体牺牲的能力和意愿。这些美德与经济毫无关系。我们从一个简单事实可以看出：人从未为经济而牺牲。人们不会为生意而死，而是为理念而死。”
（接下来有数页长的论述）
“为共同体的存在而舍弃自己的生命，是一切自我牺牲的至高点。唯有如此我们才能确保所建之物不被自然或人手摧毁。我们的德语有一个词恰如其分地描述这一原则：Pflichterfüllung（尽责履行）。那意味着把为共同体的公共利益服务置于个人自身利益之前。创造这一行为的根本精神就是我们所称的理念主义。它与利己或自私截然相反。它意味着个人为共同体、为同胞牺牲自己的能力。”
“真正的理念主义是将自我、个人利益和生命服从于共同体；这与自然的终极意志相一致。这是发展任何组织的第一个基本要素。”
并据此得出结论：
“当自身利益威胁取代理念主义时，维系共同体的力量立刻衰弱。共同体一旦瓦解，文明亦随之衰落。一旦我们让自身利益成为一个民族的统治者，社会秩序的纽带就会断裂。当人只顾追逐自己的幸福时，他便会从天堂直坠地狱。后代不会记住那些追逐私利的人，但会歌颂为牺牲自己幸福的英雄。与雅利安人形成最极端对比的就是犹太人。”
再补一条，从更深层看左右两翼的差别——
左右两翼不仅仅在实践上存在不同（严格差异与平等主义），
是的，觉醒的右翼是“左翼的右手”，对左翼作出反应，但两者也有重大差异。
归根结底，这是围绕关于“自然状态”的哲学设想所引发的巨大斗争：
人在没有文明时是什么样子？
这是一种关于“人的形态”的理念主义式沉思。
### 未来—过去的政治
左：融入卢梭
右：逃离霍布斯
中间：洛克怎么样？
左：融入让-雅克·卢梭
自然状态：自由的高贵野蛮人，不受文明束缚
冲突：但我们喜爱文明且变得柔弱
综合/解决： “被迫生活在城市里的野蛮人”
马克思：“……有意识地完成的回归，并包容以前一切发展的财富。”
成为保留生产成果的共产主义者 （原本只是部落性、现为全球性的）
左翼回望卢梭的浪漫化人性观（过去），并试图将其融入“未来—过去”（辩证法）。
右：逃离托马斯·霍布斯
自然状态：残暴、冲突、肮脏、短促、原始，从差到极坏（野蛮中的野蛮）
无政府、战争（人人相争）、平等与竞争导致自我毁灭
于是人创造“利维坦”（教会—国家—经济）以驯服自己（或逃避自我），使文明成为可能。
如果利维坦太弱（控制不足、过于宽容），则会崩溃回到自然状态（如《疯狂的麦克斯》）。
需要强大的利维坦。
冲突：强大的利维坦具有控制性（限制自由）
在利维坦内寻找自由（作为义务的伪自由）
综合/解决： “谨慎的”利维坦，由“有德”的暴君来治理。
洛克呢？
洛克对自然状态的看法也相当荒谬，有些人认为他的自然状态是称为古典自由主义的基础：
即，自由且理性的个体相遇并通过契约共同合作。
理想：除了自愿选择的纽带外别无他物（至少批评洛克的人是这种观点）。
这显然也不正确。
怎么办？
自然状态论大多可笑（主要是18–19世纪的产物）。
它们属于一种理念主义式的思考，想象所谓的“原始”人。
我们生来就处在家庭与社会的网络中，必须在这些关系与个人兴趣、驱动之间取得平衡。
建议是：同时承认“接受的自我”（传统的自我）与“自我定义的自我”，因为两者皆有其价值所在，并以现实主义（被发现的自我）来调和二者。
左翼与右翼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主题。这些词语对很多人来说意义重大，我们需要在概念上理解它们。
### 左翼与右翼原始含义来自法国大革命：
左翼：革命者、激进分子、雅各宾派、变革。
右翼：君主立宪派、保守派、旧制度的支持者。
我们今天（在右翼）的激进分子同时具有这两种元素，即通过激进的（变革）手段，实现君主制度和政教体制的（回归）
作为美国人，我们很容易认为左翼意味着专制（国家主义或甚至社会主义），而右翼意味着自由
（和自由企业）。
#### 这种观点有充分的理由，但存在一些问题。
比如，法国大革命的革命者（左翼），一方面，他们希望实现最大程度的国家主义（有些人，但并非所有人都属于早期社会主义者），但另一方面，他们又希望实现一些自由主义的价值（如天赋人权）。
再比如，而法国大革命的保守派（右翼）虽然想要维持现有的体制，但他们希望维持的“现有体制”和美式保守主义希望维持的“现有体制”并不一样。在美国，“现有体制”是古典自由主义，即反国家主义、支持财产权利、支持个人权利的这样一种体制。因此，美国的“保守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维护古典自由主义的这样一种一种传统，（事实上，美国的立国基础恰恰是反君主制和反政教合一的）。
至于国家主义（社会主义），也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实现路径，这两种路径不仅在机制上，在对于未来愿景和组织方式方面都有很大差异。
其中一种路径自认为是左翼（反右翼），
而另一种路径自认为是右翼（反左翼）。
除了“左”和“右”之外，还有“极左”和“极右”，它们正发生着转变。
### 先说左翼和右翼的划分
划分左翼和右翼的，可以有这三个维度，并且它们之间有很多重叠。
1. 传统主义（右翼）与反传统主义（左翼）
2. 极度平等主义（左翼）与僵化的差异区分（右翼）
关于差异区分（hierarchy），这里存在一个更为复杂的情况 ，即这里的差等是自发产生的，还是强制产生的。
（注：hierarchy这个词，通常被理解成“等级”且带有贬义，类似于印度的种姓制度，这种理解是有问题的，如一个班的学生参加考试，他们的成绩被分为ABC这三档，这就一种hierarchy的体现，不代表考了C的学生身份更低等，或者在Alice put honesty first in her hierarchy of values 这句话中，Alice可能认为诚实是比宽容更重要的一种美德，但不代表Alice认为宽容就是不重要的。只要当一个人认为一个事物比另一个事物更重要，就会自动形成一种hierarchy）。
3. 对于宽容的扩张（左翼）与对于宽容的限制（右翼）
对右翼而言，我们是否应该继续宽容某种事物取决于其是否符合传统，若传统受到冲击，则需要通过推行差异区分恢复传统。
### 先来看传统主义与反传统主义
传统定义了宽容的边界，边界之内就是我们的“文化舒适区”。
传统也提供了也提供一种框架，在这个框架中，差异区分得以形成并取得合法地位。
传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积累智慧。
若这一套传统是持久可行的，就会持续下去。
若这一套传统不是持久可行的，就会被抛弃。
保守派在某些方面是正确的：传统提供了世代相传的知识，让我们得以认识这个世界。
问题在于，这些知识未必是对的。
而左翼虽然认识到传统可以是专断的，错误的，限制人们的自由的，因此在原则上是反对传统的，但也容易走向另一个极端，否定传统的一切。而他们对传统的否定本身也可以是专断的，错误的，限制人们的自由的。
自由主义者对于传统则是采取一种模棱两可的态度，原则上并不反对传统，但是会根据一些其他原则和证据审视传统。
### 接下来是宽容与限制的区别
宽容与限制的差异还是相当明显的，并且与传统/反传统的概念存在交叉。
不受限制的宽容会导致传统失去作用，而当传统失效时，它会便会召唤强制力量。
宽容好比是一条中轴线，当人们跨越这条中轴线的时候，就会招致“反动”（reaction）。
“反动”（reaction）是对过度宽容的一种全面否定，而这种全面否定也会导致另一个极端，即对于导致过度宽容得以出现的体制（宪法/言论自由）本身的否定。
### 最后是对于差异的态度
差异区分不能一概而论，因为其背后既有现实因素也有建构因素。
请记住：“差异区分本身是否合理”只是问题的一面。
还有一个面是：什么使差异区分具有正当性？
对于这个问题，左派通常的回答是：在理想社会中，“任何差异”都没有正当性—— 激进的平等主义 = 没有差异区分。
但差异本身又是不可避免的结果。 因此，左翼思想在根本上基于一个失败的理念。
由于自然差异本身不可避免，而左派又坚信自己的立场绝对正确，因此就必然创造出一种人为的差异， 这种体制又有利于左派掌权者（先锋队）。因此，恰恰是那些声称要摧毁差异区分的人， 却将自己自己置于新阶级的顶端—— 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或反种族主义专政）。
不过这个问题还有另外两种回答，这也导致“右派”的分裂：
一种赞成因才能（merit）自然产生的差异（有机的）；
一种赞成由传统或通过建构（construct） 形成的差异（非有机的）。
但即便是后一种情况，也要认识到传统和建构本身也是不同的事物。
支持通过传统形成差异的，便是传统主义者，而支持通过建构形成差异的，则是“伪传统主义者”，（即人为构建一个想象中的“传统”并强制推行）。
反差异主义者（即激进平等主义/左翼思想）主张扩大宽容范围，要求我们宽容那些处于比其应得位置更高或更低的人。为了实现这一点，原则上不惜打破传统。
这句话可以概括几乎整个左翼的思想策略。
### 最重要的区别：
左派 = 首要是激进平等主义（radical egalitarianism，又可称为“结果平等/equity”），次要是反传统主义（作为实现激进平等主义的方法）。
注：共产主义者把激进平等主义的状态称为“社会正义”（“social justice”）。
右派 = 首要是传统主义，次要是接受差异。
#### 三点说明：
1. 双方优先事项相反，导致彼此难以理解。
2. 接受差异制度，意味着可能存在服从（submission）的维度
3. 差异可以是有机的或人为的，这个区别很重要：右派通常倾向与认可有机形成的自然差异，直到右派感到自己必须需要用强制力量才能阻止改变，这时反动（Reaction）便会占上风。
### 传统主义 vs. 惯例主义
还有两个看似重叠的观念：传统主义和惯例主义。
- 传统主义指以传统为指引，坚持传统。
- 惯例主义指把某种做法维持为一种惯例，但这种做法未必就是传统。
- 当惯例主义被“反动派”（Reaction）劫持时，惯例主义会变成将某种惯例强加于人民，通常是伪传统（对传统的拟像，靠强制维持）。
- 反动派就是以传统主义的面目出现的惯例主义，通常用伪传统代替真实的传统。
在这里，威权主义倾向往往会介入。
上世纪80年代，一位左翼学者鲍勃·奥特迈耶（Bob Altemeyer）曾经对威权主义及其特征的进行刻画，这种刻画不够准确，但可以以此为基础构建一个更好定义。
『说明一下：奥特迈耶的理念部分基于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的《威权人格》（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而阿多诺是一个善于操纵人心的批判理论家，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左派。』
奥特迈耶错误地将右翼与威权主义完全等同，导致人们认为威权主义只和右翼相关，而这正是阿多诺当时的意图之一，也因此导致过去几十年来我们忽视了左翼日益上升的威权主义。
不过，我们可以从他的框架中抽出有用部分并重新思考。
奥特迈耶指出了威权人格的三个特征（下列为演讲者修订后的版本）。
1. 基于威权的惯例主义
人们采纳他们认为有正当性的领导人所推动的惯例，并把这些惯例视为社会与职责的准则。
2. 基于威权的侵略行为
人们以侵略性的行为来强制推行惯例，这些手段包括暴力、妖魔化、社会孤立和（对不够遵守惯例者的）清洗。
3. 基于威权的服从
人们服从这些惯例，并期望他人也如此。
注：威权主义的关键特征是服从。
以下截自纽伦堡审判
> 鲁道夫·赫斯： “你们看不出来吗，我们这些党卫军的人不该去思考这些事；我们根本没想到过……我们都被训练成这样，服从命令而不去思考，连不服从命令的念头都根本不会出现在任何人脑中。”
该模型显然为左翼威权主义留下了大量空间：左翼以实现激进平等目标为名，实施被强制的等级制度——也就是所谓的“公平政权”。
奥特迈耶实际上将他的“惯例主义”和传统本身混为一谈，这是一种混淆。
传统是约定俗成；而惯例更像是一种政策。
惯例可以附着于真实的传统，也可以附着于虚假的伪传统。
因此，我们所看到的极端（或“觉醒”）右翼是：
- 人为制造的严格等级差异
- 强烈的伪传统主义（并拒绝宽容），即强制人们遵守被虚构/伪造的传统
我所看到的极端（或“觉醒”）左翼是：
- 人为制造的严格等级差异，但是是颠倒的
- 强烈的反传统主义（要求极端的宽容），左派有时也称其为“酷儿化”（queering）
### 自我与政治认同的关系
左派认为，“自我”是由自己定义的，为了满足自我定义的需要，就必须推行宽容。
但自我定义受到很多限制
- 传统限制了自我定义
- 现实本身（包括社会现实）也限制了自我定义
- 差异区分与社会义务也限制了自我定义。
卢梭：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
马克思：人们创造历史，但不是在自己选择的条件下
右派则认为，“自我”不是自己定义的，而是由传统定义，接收自传统的，而差异区分与社会义务为接受和认识自我提供了界限。
宽容应该是小范围、谨慎的，局限在传统允许的变动中的。
#### 想象以下两端走向极端时的样子…
左：无限制的自我定义，导致：
- 解放（从传统、限制、文明，甚至现实中解脱）
- 从”虚假自我“解放到“真实自我”
至于何为”真实自我“，相关的的叙事通常由马克思主义提供
- 变体如卢梭式的“高贵的野蛮人”
右：一味地接受和服从，彻底放弃思考（理性）与宽容（为了不偏离），导致：
- 服从的顺民
- 惯例主义
- 以“公共利益/共同善”之名，强制人们从传统或伪传统中接受自我
有个有趣的梗，很多人都在用：成千上万名伊朗人被政权屠杀之后，现在哥伦比亚大学校园的场景是这样的——草坪上一个人都没有，没有帐篷、没有抗议、没有标语。哈佛也是，到处都是这样。我们有邪恶政权大规模屠杀的画面——一个半个世纪来世界上最大的恐怖主义赞助国——左翼的那些人却对此一声不吭：没有示威，什么都没有。因为没有人告诉这些“羊群”“牛群”——应该站出来说伊朗发生的事是坏的。毕竟他们支持伊朗：哥伦比亚大学的中东研究系支持伊朗，曼达尼（Mahmoud Mamdani）支持伊朗，他们认为伊朗共和国是好事而非坏事。
更糟糕的是，还有哈米德·达巴希（Hamid Dabashi），哥伦比亚中东研究系的终身教授，给政权的宣传口径当传声筒，说这一切是摩萨德和中情局策划的，称周一德黑兰的群众是“伪造造出来的”假象。只要想两秒钟：如果民众真支持政权，为什么互联网被封锁了将近一周？既然我们都看到了此前卡西姆·苏莱玛尼雕像被焚烧等事件，为什么现在还要这样做？这种低劣表现的可悲之处在于——一个常春藤大学的终身教授居然沦落到这地步，这是耻辱。他所在的系、整个学科已经成为卡塔尔政府的付费补贴品。他们简直就是敌对外国势力的代理人，反美反犹，他们以这种方式运作已有二十年之久。
最后，这一切的源头之一，还有爱德华·赛义德（Edward Said），他曾在哥伦比亚任教，在1980年左右写过一本书，论及伊朗伊斯兰革命。他的主要结论是西方媒体把伊朗革命描绘成一群狂热分子，这是“伊斯兰恐惧症”的表现（虽然他用的是更为复杂的后现代话语）。从那以后，很多人都沿着赛义德的足迹在走。这就是西方的现状。
美国如何在伊朗政策上失误的
2009年时，贝拉克·奥巴马拒绝支持伊朗抗议者的一种说辞是：这场运动最不需要的就是美国的支持，因为这会使运动本身失去正当性，我们不应该在上面留下指纹。他说他真正想做的是修复政权、达成核协议，把它纳入和平国家体系。
有趣的是特朗普的政府内部在某种程度上也存在类似的争论，阵营似乎已固化：一方支持更积极、更军事化的路线，另一方反对。
在J.D.万斯的圈子里，万斯主张谈判，有人说应由维特科夫去和伊朗人谈。
这牵扯出一个问题：美国的介入是否会带来更多问题而非解决问题。
这种孤立主义的观点，既存在于极左的一端，也存在于孤立主义的右派——即美国的介入只会使事情复杂化、我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会把事情搞砸，所以不要去做。
显然，特朗普不认为如此——如果他亲自做决定，他认定那是完美决定，绝无问题；如果有人说有问题，他甚至会想把你关进监狱。
而过去一个月发生的事表明，美国已经完成了“最大压力”政策一贯的目的——当前的货币已不具国际价值，字面上的“死货币”，就是说你不能用它换汇，不能到迪拜机场的兑换窗口去换取美元，它毫无价值。制裁的最终目的就是把经济打垮，而伊朗当局现在就是如此困顿。因此，留给美国的唯一选择就是某种形式的军事干预。在特朗普任下，这种可能性更大，特朗普已经把自己置于一个足够冒险的位置，他会做出一些可见的动作。这就是特朗普的作风。感觉上特朗普会想做一些公众看得见的事，好让他能指出并说“记得我做过这件事”。很多美国人也想看到炸掉几样东西，以明确表明“我们在这里”。
回到一开始的问题，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认为美国的介入是否会带来更多问题而非解决问题？
其实这源于对1953年以及穆罕默德·摩萨台倒台的完全误读——简短地说，1953年的伊朗由一个半民选组成的政府治理，首脑叫穆罕默德·摩萨台，他被一次政变推翻，美国自那时起就被指责与此有关。40、50年后，奥巴马作为对伊朗核协议的姿态，曾向伊朗人民为此道歉。进步派从大学的政治学课堂起就被这种反思所浸润，他们认为美国当年支持的做法最终导致了一系列灾难。美国在伊朗问题上有原罪：战后美国外交政策曾支持威权者而非民主派，尤其是在伊朗和危地马拉，这被视为美国外交政策的污点。但事情远比表面复杂，值得深入讲清那段历史的复杂性。
美国人对摩萨台的执着，部分源于克米特·罗斯福（西奥多·罗斯福的外孙）选择了一个极其不当的时机写回忆录——1953年他被中央情报局派遣，经过多次努力与摩萨台谈判，试图达成一种妥当的安排。那时正值艾森豪威尔政府初期，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都希望英国和伊朗之间能就油田所有权和过渡达成公平协议。但实际情况比这更复杂，因为1953年，摩萨台自己也在巩固权力，他采取了某种非法的手段——不适合称之为政变，但确实是一次篡权。他关闭报纸，禁止批评，试图削弱君主在宪法中的作用，违反了伊朗宪法。他做过许多此类事情。他还解散了国会（马吉勒斯），正变得有些像独裁者。所有这些都是围绕伊朗石油国有化展开的——当时石油大部分掌握在英国手中。（有人说是美荷石油公司在开采；其实不是，是后来成为英石油公司的企业，也就是BP。）英国对油田拥有租约，正如世界各地普遍发生的那样，伊朗强烈主张“这是我们的，要国有化”，摩萨台主张国有化石油，这点是正确的，大多数人都想要国有化石油，这引发了冲突。
如果摩萨台只是想国有化石油，美国本可支持他。摩萨台曾将争端提交美国作为中立第三方仲裁者，美国在此事上基本上站在伊朗一方。真正的问题在于其他行为：解散国会、打压新闻、逮捕报刊编辑。摩萨台也失去了维持其执政所依赖的联盟支持。因此，在所谓政变发生前几个月，许多伊朗人——包括曾是盟友和改革者的人，尤其是库姆的神职人员（后来成为1979年伊斯兰革命的发源地）——都恳求美国介入，恢复国王与这位日益失控的总理之间的平衡。
当时的巴列维国王（即现任雷扎·巴列维之父）并不令人信服，几乎愿意与摩萨台妥协，甚至离开德黑兰隐居行宫，曾有他即将出逃的传闻，巴列维王朝似乎面临灭顶之灾。中央情报局有效地劝说他和库米特·罗斯福采取行动。
起初，摩萨台甚至下令逮捕传达信息的人，但随后爆发大规模街头抗议反对摩萨台。中央情报局在某些时候确有影响力，但事情本身的发展并非完全靠英美的黑色宣传，而是因为摩萨台当时已几乎与伊朗的各个利益群体决裂——可以说他自作自受。美国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发挥作用的。他们对当地情况了解不足，所以他们基本上还是在反莫萨台的报纸上做那些黑色宣传
但问题是，局势当时本身已经处于某种危机之中。所以美国干涉的作用被大大夸大了。
同时，也是在这个时期，1950年代后期到1960年代早期之后，——诚然，伊朗变得极其专制，巴列维国王的情报机构沙瓦克（SAVAK）做了各种可怕的事情。那是负面的一面。但他推行了一系列现代化改革，莫萨台（Mossadegh）本人早先也是这些改革的倡导者。最值得注意的是，他推行了一项计划，基本上结束许多伊朗精英包括国王家族本身的缺席地主制——国王本人也放弃了数百万英亩的土地，将这些土地交由伊朗农民控制，然后在乡村建立学校，这些学校不再依附于清真寺，这一点很重要。识字率提高了。这是一个在某种程度上对伊朗来说颇为成功的改革时期——妇女获得了选举权，等等。那么，谁反对这些改革？谁反对当时被称为“白色革命”（虽然它并非真正革命）的一系列措施？这是几年之后的事，反对者是一个中年神职人员，名叫阿亚图拉·阿里·霍梅尼（Ayatollah Ali Khomeini），他最终会领导伊斯兰革命。
现在回到柯米特·罗斯福（Kermit Roosevelt）的回忆录。作者柯米特·罗斯福是前中情局人员，这那书在1979年出版。恰好就在同一年，伊斯兰革命爆发。所以给人的观感就是，一本中情局人员亲口承认“我做了这件事”的书出版了。同一年，人们试图搞清楚伊朗发生了什么以及为什么会发生这场巨大革命。于是当时很多人——包括伊莱恩·希里诺（Elaine Shilino）也跟随在飞机上。当时和霍梅尼一起从巴黎回国的人很多。霍梅尼假装自己是民主派，其实并非如此，当时研究霍梅尼的少数人之一是当时在普林斯顿的伯纳德·刘易斯（Bernard Lewis）。
他知道霍梅尼一开始就反对赋予妇女选举权，反对土地改革，反对建立新式学校——他认为教育必须服务宗教，而不是真正确保人们学习知识。那就是霍梅尼。霍梅尼是个反动派，这就是他从一开始的议程。他演讲能力很强，能在某种程度上与很多人建立联系确实，国王及其朝廷的生活与其他人之间存在巨大的差距。存在极端贫困。但与此同时，霍梅尼始终是一个反动力量。由于柯米特·罗斯福对1953年大部分事情宣称了功劳，霍梅尼得以在1979年成功欺骗了世界，
正如……V.S. 奈保尔（V.S. Naipaul）在他的书《信徒之中》（Among the Believers）中写道，这是19世纪对抗21世纪——国王的政权是一个现代化政权，而伊朗革命是20世纪最反动的行为：它是在说“不，停下，我们不想要这些——妇女有投票权、男女平等、一个高度受教育且世俗化的中产阶级，这一切必须停止，我们必须回归并恢复什叶派伊斯兰。”
有趣的是：霍梅尼之所以能骗过所有人，以及为什么这种论调对当时纽约时报的记者伊莱恩·沙林诺（Eli 提到的那位）和其他人具有诱惑力——普林斯顿的理查德·福克（Richard Falk）也是如此，他那篇主张“我们需要信任霍梅尼”的社论，最近几天被重新翻出并放到推特上，让人们得以阅读当时弥漫的那种精神错乱——原因在于这次运动从根本上是反美的：即“我们很坏”。霍梅尼反对我们，因为我们对国王太客气了，我们允许国王来美国接受治疗，而我们根本不该那样做；他认为国王应当被允许在国内慢慢因肝癌腐烂，而不是去纽约的医院治疗。我们应该对他进行报复。反正我们本来就是最初的邪恶，因为我们曾经推翻了（某位领导/政体）等等。
于是人们上当了——自由派的舆论和外交建制派对此坐视不管，支持并促成了这个难以置信地邪恶、野蛮的政权的建立；这个政权在近半个世纪里一直是对地球造成巨大不稳定和负面影响的力量。
现在的情况则是，在川普政府内部，有人反对通过军事行动有效推翻这个政权。也许他们情感上的理由是：如果我们介入，只会把事情搞砸——因为我们总是这么做。但他们听起来像理查德·福克（Richard Falk）、伊莱恩·沙利诺（Elaine Shalino）以及所有曾说过类似话的人。
此外，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后现代主义的代表——被一家意大利报纸派去报道革命，他对霍梅尼只有赞美之词，把这场虔诚运动视为不再被现代自由主义愚弄的觉醒。这些论调极其荒谬。顺便说一句，这位（福柯）在私生活上是个知名的恋童癖者，并且是个喜欢旧金山浴场的同性恋者。他如此称颂道“哦不，这将是伟大的，这将是真正的自由，西方无法理解的自由”。这种说法使得革命左翼把伊斯兰革命视为他们运动的一部分，把霍梅尼比作切·格瓦拉或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
但现实是，他是个彻头彻尾的反动分子。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告诉妇女必须遮面，不能投票，并实施了一系列完全反动的政策。
尽管如此，这些事实并没有得到应有的报导，因为越战后有种“我早就告诉你不该这样做”的情绪存在。此外，米特·罗斯福（Kermit Roosevelt）的自负以及中情局未能阻止他出版那本书——这些因素足以让美国人对伊朗历史的理解固定下来，使人们基本上相信了这个谬误。
根据目前报道，死亡人数至少为2,000人，部分来源甚至估计高达12,000人。各方普遍认为当局正对抗议者开枪镇压，这可能是伊朗伊斯兰政权47年存在以来最为虚弱的时刻。
有人认为伊朗政权有能力成功镇压反对声音，如布雷特·麦库尔（曾在奥巴马和特朗普政权期间担任伊朗问题特使）。他说伊朗外长私下曾对他表示，该政权之所以得以维持，是因为它愿意杀害反对者。他最近在推特上公布了这番话——这种说法不无道理，但同在就这篇推文下面，也有很多伊朗人表示这是一种傲慢的态度，他们对未来有信心。此外德黑兰当局组织了亲政权集会，但集会本身恰恰反映出其在民众中被广泛的仇视与唾弃。
也有人认为伊朗政权会倒台，因为伊朗政权已经杀害了这么多人，就不得不引出另一个问题：这些人的尸体如何安置，葬礼如何处理？
巴列维当年被推翻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当时许多人在参加游行时被枪杀，而为遇害者举行的公开葬礼又吸引了越来越多民众，从而形成一个自我强化的循环。当前局势下，大规模的枪击导致大量死亡，如果举办葬礼，葬礼就会引发更大规模的示威。但如果当局扣留遗体、不允许公开葬礼，就触犯了什叶派自己的传统，导致意识形态合法性进一步被削弱。
事实上，他们已经失去了以“代表真主旨意”自居的能力。人们在一两个月前就注意到他们已无法执行头巾法——这并非温和派劝说哈梅内伊的结果，而是因为他们根本无法强制执行。道德警察无力维持管控，太多人公开反抗。这表明每一件事互为累积，形成连锁效应。
当然。伊斯兰共和国有两张面孔：一面是以宗教为绝对权威的独裁形式，另一面则是典型的极权政体。极权是不在乎合法性的。苏联不在乎合法性，中国也并非真正关心合法性。如奥威尔所言，极权主义就是把“靴子永远踩在人脸上”。
极权主义政权并非不在乎舆论——否则他们为什么会在国内宣传上花这么多钱？但当局势被逼到绝境时，他们会把坦克开上街，碾压成千上万的人。回顾历史：1968年的布拉格、1956年的匈牙利以及天安门广场的镇压，俄罗斯直到那次失败的政变前，也从未发生真正的大规模起义。
这个政权曾对布雷特·麦格克说过，“我们愿意杀光所有人”，他们对此心知肚明。现在他们确实准备这么做，每个人都会知道这一点。
那么接下来会可能发生什么
首先伊朗的统治阶级并非铁板一块，中层的伊朗革命卫队（IRGC）军官和指挥官都有家庭和朋友，他们也会被起义影响到。所以之间有许多我们无法知晓的权衡，即便他们不会被良知所感动，但通货膨胀的自由下坠、实体经济的崩溃也会影响到他们。并非只有高层在伊朗奢侈挥霍；大多数执行镇压任务的基层人员并没有过得好多少，只是稍微好一点而已。这种经济传染也会影响到他们。
其次，革命成功的关键在于军队和安全部队内部出现不服从。这并非完全不可能，比如，已故国王的儿子雷扎·巴拉维（Reza Pahlavi）就表示，他已与一些表示愿意倒戈，站到人民一边的军事官员有过接触。
革命未必会成功，但如果成功了，就不可避免地涉及“事成之后他们会如何对待我？因此这不仅仅是良知问题，也牵扯到现实考量。很多人都明白，一旦失去权力，他们会被人民杀害，因为他们干得太无下限。于是他们害怕被处死。但这也为一些创造性的国家手段和外交留下了空间，可以为那些想提前出走的人提供软着陆。
实际上，统治者内部已经出现了一些裂痕迹象，总统帕扎希安（Pazashian）曾表示他想把“暴徒”和“抗议者”区分开来。而最高领袖、国家安全顾问阿里·拉拉贾尼（Ali Larijani）或革命卫队（IRGC）负责人并不作这种区分。
这一点本身就很有意思——即便在这个强硬派横行的政权内部，像总统这样的高级人物也在说应当区分两者，认为需要采取措施来解决这些合理的经济诉求。或许可以尝试与政权内部这样的人接触，向他们承诺保证当不可避免的变化来临时，你和你的家人能够安全。最不应该做的，就是与这个政权开始任何形式的谈判。如果伊朗的当权者愿意使用极端暴力。特朗普也可以采取一些措施，让政权感到非常不安——他知道最高领袖的所在位置，以色列人也知道军事指挥部、内安保部队指挥官、巴西吉民兵等的位置。
这是伊朗内部可能存在的希望，但这可能是一种错误的希望，因为在强大的极权政体中，这种情况并不常见，军队也未必会瓦解，因此必须回到一个问题：美国是否应该介入。以色列作为一种地下力量，在帮助创造可能导致政权倒塌的条件方面发挥作用，但在如果美国决定实质性介入，政权就会倒台。这是达到最终阶段的唯一途径。
伊朗有九千万人口，幅员辽阔。它不是科威特，不是小国，是高度现代化的中型国家。美国轰炸核核设施的军事行动做得很出色，但对于美国人来说，问题总是：风险是否值得回报？会不会把自己陷得太深？后续怎么处理？特朗普政权到目前为止并没有一套政权更迭的政策或计划，现在似乎是在临时应对事态发展，这更令人担忧。
美国的情报机构也并不愿意介入伊朗，实际上也不愿意提供超出制裁之外的能够推翻政权的行动方案。他们反对这样的行动，也不会积极表态。过去二十年里，他们一直反对美国在伊朗境内或针对伊朗政权采取行动。事实上，他们是《联合全面行动计划》（JCPOA，伊朗核协议）的倡导者，他们不喜欢特朗普的冒险主义。因此，当特朗普说“我需要下周二听到这些计划”的时候，他们可能会说“我不知道，我们从未为此制定过计划，这不是我们的政策”。
所幸政权的局势看起来正在摇摆，特朗普有手段阻止他们重新站稳脚跟。抗议者显然已让政权处于后退状态——这是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未曾见到的。总统已经让步，许诺会做一些改革，并区分抗议者与暴徒。这就是当初让人觉得埃及的穆巴拉克已覆灭的那种感觉。
所以对特朗普而言，真实目标甚至不一定是把政权彻底推翻，而是让他们持续摇摆、无法重新稳住，从而让示威者保持势头，让这一波抗议继续下去。
在埃及，美国军方与埃及军队有非常紧密的关系，正是因为埃及军队拒绝驱散塔利尔广场的人群，最终迫使穆巴拉克下台。显然，美国与伊朗军队或伊朗革命卫队并没有那种关系，但不意味着手里面就没有牌可打。美国及其盟友可以对伊朗政权施加影响力。
比如，加拿大一直是伊朗政权许多精英子女和远亲的避风港，阿里·拉里贾尼（Ali Larijani）的女儿在亚特兰大的一所护理项目任教。给阿里·拉里贾尼的信息可以非常简单：
“你女儿在亚特兰大过得很好。你想让她继续在亚特兰大过好日子吗？还是把她送回你们国家，在那里通货膨胀达几百万个百分点，人人都会恨她，谁也不知道她能撑多久？”如果特朗普政权有人能悄悄与加拿大、英国、法国等国协调，这样的信息可以成千上万次地传递出去。这些西方国家里，很多精英不仅把子女送去受教育，现在基本上让他们在那里定居。可以很明确地说：如果你在乎你的家人，现在是时候让位了。你可以和他们一起过去，有一个未来；否则我们就可以把他们赶出去。
至少1.2万人在1月8日和9日的两夜间在伊朗被杀。这本应触发紧急会议、调查以及来自全球人权体系的全面谴责。但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却无动于衷。零决议、零紧急会议、零调查委员会。
这不应让你感到惊讶——这是激励机制带来的可预见结果。
首先，现代国际人权体系缺乏对抗国家主导的人权侵犯的机制。人权理事会由那些要么屠杀本国公民、要么奉行与伊朗相同逻辑的政府组成：今天压制异议以保明日统治。这些政府无意制造先例，表明大规模屠杀平民会带来实际后果。
其次，是地缘政治的赤裸现实。伊朗并非孤立的流氓国家。对俄国、对中国、对能源市场、对任何希望削弱西方影响力的势力都有战略价值。当人命与地缘政治杠杆相冲突时，人命每次都会输。
第三，西方机构在面对伊斯兰主义政权时存在意识形态上的回避。正视伊朗的暴力意味着承认这种暴力不是偶发的或偏差性的，而是结构性的。它植根于敌视自由，将其视为犯罪的宗教教条，也植根于一种由上而下的压制大众的体制，该体制通过经济统制和的扭曲司法系统来维护政权而非其公民。承认这一点会迫使许多国际组织不得不面对它们数十年来回避的不适议题。
第四，受害者自身缺乏地缘政治筹码。伊朗的持不同政见者没有军队、没有石油合同、在西方国家首都没有支持他们的投票集团。
他们是不合时宜的受害者：对于全球左翼的反帝叙事来说，他们“过于右派”，他们过于直白地揭露了伊斯兰体制作为压迫者的本质，因此，他们的死亡无法促成任何国际机构的响应。
最后，现代人权机制本身已变成表演的工具。这一机制已被改造为发表声明、制造象征性行动和选择性愤慨的工具——而非用于对付真正无视国际规范的伊斯兰主义残暴政权。
因此，沉默本身说明了一切。问题不是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们有超出合理怀疑的证据表明伊斯兰共和国政权有害于人类，阿亚图拉·阿里·哈梅内伊是凶手。尸体已被计数，时间线清楚，事实无可争辩。核心在于那些受托保卫人权的机构是否愿意承担任何代价去履行职责。
它们不愿意。
如果1.2万人能在两夜之间被屠杀而不引发任何制度性回应，那么这个体系正在做的，正是它被建构来做的事：保护残暴的独裁者，为不可辩护之事找理由，并称之为“中立”。
历史不会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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