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农与阿亚图拉们：伊斯兰共和国的第三世界主义根源

目前席卷伊朗的这波大规模示威和动荡，遭到了伊斯兰共和国警力与准军事组织的残酷镇压。尽管伊朗人民呼吁外国干预，尤其是来自美国的援助，但特朗普总统关于“援助正在路上”的保证不过是空洞的言辞。当他祝贺德黑兰据称暂停了数百起处决和公开绞刑时，和他的前任一样，特朗普低估了伊斯兰共和国赖以建立的那种自我毁灭性的狂热。

数十年来，阿亚图拉·阿里·哈梅内伊一直将自己塑造成反西方殖民主义者。然而，这种姿态并不新鲜。早在1970年在纳杰夫的讲座中，他的前任鲁霍拉·霍梅尼便痛斥“英帝国主义政府”，将立宪运动斥为“外国势力的工具”，并敦促追随者对宪政派隐瞒真实意图。1980年3月的一次广播讲话中，他宣称伊朗人必须抵抗“由美国、以色列和犹太复国主义领导的吞噬者”，坚称任何外国势力在伊朗领土上都不被容忍，并敦促追随者“把我们的革命输出到世界各地”。显然，两位阿亚图拉都在重复由弗朗茨·法农代表的那套意识形态话语，并借此为自己的政治目标服务。

在他1961年出版的《受诅者的地球》（Les Damnés de la Terre）一书中，法农宣称“去殖民化的过程必然充满暴力。”他坚称，针对殖民者的暴力能够带来净化和救赎，并创造出一个新的世界。这一表述在诸如“全球伊斯兰起义”（Globalise the Intifada）等口号中有着明显的共鸣。法农写道：“被殖民者是一个受折磨的人，他每天都梦想成为折磨者。”正是在这种为暴力合理化的理论指导下，一些人为哈马斯在10月7日的行动辩护。

《受诅者的地球》主张，暴力是实现自我实现的唯一途径，或者用让-保罗·萨特在1961年为这本书写的序言的话来说，是治疗“殖民神经症”的唯一良方——根据这种说法，殖民压迫导致了“殖民神经症”，因此被殖民者便丧失了道德能动性，因此便无需承担一切道德责任。这正是第三世界主义的根本前提。萨特写道：“第三世界正以这种方式发现并表达自身”—这是唯一的方式。

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法农的著作被阿博尔哈桑·巴尼萨德尔译成波斯语。其中《受诅者的地球》于1966年出版，波译本题为《地上的受难者》（Duzakhiyān rūye zamīn），经由贾拉勒·阿勒-艾哈迈德广泛传播——而阿勒-艾哈迈德是一整代什叶派宗教学者（包括霍梅尼和年轻的哈梅内伊）的思想导师。

艾哈迈德出生于1923年的德黑兰，出身于一个虔诚但贫困的什叶派家庭，艾哈迈德最初在纳杰夫从事宗教学习，后来放弃了神职生活。20世纪40年代中期回到伊朗后，他先是倒于马克思主义的人民党（Tudeh Party），但意识到该党依附于莫斯科，于是与之决裂。到了50年代中期，艾哈迈德对反教权的社会主义运动接连失望，于是又回了伊斯兰信仰——在他看来，伊斯兰是构建伊朗民族认同的唯一可行基础。正是在这一时期，艾哈迈德开始形成后来为伊斯兰共和国设计者所采纳的第三世界主义伊斯兰主义思想。

艾哈迈德能说一口流利的法语，很可能在巴尼萨德尔的译本在伊朗出现之前就已原文接触过弗朗茨·法农的著作。1962年，即法农关于非殖民化论著问世一年后，艾哈迈德便发表了《西方病》（Gharbzadegi）一文。（Gharbzadegi其实是其同时代人阿里·沙里亚蒂创造的一个新词，英文常译为“Occidentosis”）。这篇文章里，艾哈迈德反对反巴列维国王，并指责伊朗人在西方殖民下产生了"虚假意识 "（false consciousness），而伊斯兰就是其解药。

在艾哈迈德看来，伊斯兰教原本局限于阿拉伯地区的“原始性“，只有在其传入伊朗后才实现了其”完整形态“。对他而言，西方与中东的接触是对该地区“伊斯兰整体性”的侵袭。

然而，艾哈迈德对伊斯兰在非殖民化斗争中地位的理解，与法农大不相同。法农虽承认在阿拉伯世界部分地区，“民族解放斗争伴随着一种被称为伊斯兰觉醒的文化现象”，但他也写道，对于为国而战的阿尔及利亚人来说，“对伊斯兰或对来世乐园的诉求，都无法解释他为何甘愿自我牺牲。”

对法农而言，回归伊斯兰是斗争的结果而非前提——是一种由斗争产生的文化复兴，但并非其意识形态发动机。而在艾哈迈德看来，伊斯兰是解放的不可或缺的催化剂，没有它就无法想象摆脱西方统治的解放。“如果基督教的西方在面临被伊斯兰推翻和灭绝的威胁时，能够突然觉醒、固守并反击——最终自救——那么如今轮到我们觉醒，对来自西方的的灭绝危险保持警觉，崛起、固守并反击，难道不是吗？”当然，这种说法是一种比喻。该作品后来在巴列维时期的伊朗被审查，但在那之前它就早已广泛传播。

1967年阿以战争爆发前，许多反殖民思想家在潜意识里将犹太人视为更广泛反对西方帝国主义斗争的一部分。例如，法农曾以德国对以色列的战争赔偿为例，说明被殖民者在面对殖民压迫者时不应退让或妥协。艾哈迈德关于在伊斯兰重掌下伊朗可能走向何处的设想，部分受他1963年一次以色列之行的启发。

“向以色列学习，”

艾哈迈德在其著作《以色列共和国：一位伊朗革命者的犹太国之行》（1963年著，最初以波斯语流传，2017年遗作英译本出版）中敦促道。“对我这个东方人而言，”他写道，“以色列是应对西方的最佳典范：西方虽然强大，但是凭借殉道的精神力量，我们可以榨取西方的工业，向其索取并获得赔偿，将西方的资本投入民族建设。”艾哈迈德把以色列理解为某种velāyat（统治权）的形式——由神职精英领导的政体。他认为，犹太复国主义为犹太人所取得的成就，恰恰是一个伊斯兰革命运动应为伊朗人实现的目标。

当然，艾哈迈德的思考基于一种神话，即以色列的立国是欧洲列强给犹太人的礼物，是为了对犹太人大屠杀进行赎罪。他写道：“以色列是对法西斯在达豪、布痕瓦尔德及其他集中营罪行的粗糙赔偿。”这一说法缺乏历史严谨性。尽管如此，有趣的是，直到1967年战争后他彻底否定以色列前，艾哈迈德一直表示他在这个犹太国家中看到了力量的起源和基石、以色列的成功经验指向着伊朗的一个并不遥远的未来的”。

我们也可以在霍梅尼的继任者哈梅内伊多次将以色列的军事实力与伊朗自身革命抱负的比较中，看到这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羡慕。以色列的成功持续刺激着伊斯兰共和国，因此在过去四十年每次集会上，每次都不会缺席的口号都是——“以色列去死”（marg bar Esra’il）。

1941年，霍梅尼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书《揭露秘密》（Kashf-e Asrār）。书中他为伊斯兰政体辩护，指责国王对宗教学者（乌拉玛）实施系统性压迫。值得注意的是，霍梅尼在书中敦促神职机构更直接介入政治生活——这一主张与什叶派正统传统相悖，后者通常要求宗教人士不参与政治。

1963年6月3日，霍梅尼发表将国王称为“可怜的混蛋”并称其为伊斯兰之敌的布道，引发当局逮捕并引发骚乱（后称霍尔达德运动），数日遭到残酷镇压。直到此时，他在全国政治中仍属次要人物。1964年，他被国王下令流放，先到土耳其，随后到伊拉克，并在此度过接下来的十三年，之后辗转至法国避难。

霍梅尼在1960年代人气飙升并非寻常之事。他是位年长的什叶派神职人员，曾在1940—50年代长期处于伊朗政治边缘——对共产主义持谨慎态度，被民族主义精英的反神权倾向疏远，且受其精神导师赛义德·侯赛因·博鲁杰尔迪亲王约束。霍梅尼的崛起与第三世界主义在伊朗知识界的兴起同时发生。若没有第三世界主义的广泛影响，霍梅尼主义意识形态或许无法点燃建立伊斯兰共和国所需的革命热情。

即便到了1960年代后期，霍梅尼对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也不是一贯反对，也未明确主张伊斯兰共和国。他在《揭露秘密》（1941）中写道：“我们并不说政权必须掌握在法基赫（宗教学者）手中；我们只说政府必须按安拉的律法来治理。”在1950年代，霍梅尼受博鲁杰尔迪指导，期间撰写了《问题说明书》（Resaleh Towzih al-Masael），讨论日常伊斯兰生活的细节。书中裁决包括是否可以注视穆斯林女性（对比他眼中“几乎非人”的犹太或基督教女性），并包括洁净仪式的具体规定

一直到1961年其亲王导师去世，以及法农，艾哈迈德等思想家出现，霍梅尼才开始利用非殖民化话语来为其神权伊斯兰主义洗白。霍梅尼深受艾哈迈德影响。两人在1963年6月骚乱后短暂会面，霍梅尼在煽动骚乱时引用了艾哈迈德对“西方病”的批判。相传在会面时，艾哈迈德看到霍梅尼身边放着自己的一本书。整个1960年代，霍梅尼在演讲中不断将穆斯林停滞不前归因于对西方文化与知识模式的依赖，他敦促国民回归伊斯兰治理原则，以“取回他们原有的文化”。（当然，霍梅尼有意忽略了伊斯兰之前的波斯传统与祆教。）

在纳杰夫的长期流亡中，霍梅尼构建了一套“新的殉道神学”。他主张，什叶派穆斯林有集体的道德义务去拯救整个伊斯兰社群（包括逊尼派）免受世俗主义和殖民主义的腐蚀。他号召每个穆斯林效法侯赛因·伊本·阿里，此人在680年卡尔巴拉之战中拒绝屈从于腐败的倭马亚哈里发，最终被残酷屠杀。在这一好战的愿景中，伊斯兰不应仅限于私人崇拜；它是应被强制推行的全球治理制度，即便需要若干代人的时间也在所不惜：“帝国主义者早在三、四个世纪前就开始布局；他们起初一无所有，但看看他们现在的位置！”

这一转向决定性地起作用了。霍梅尼不再继续谴责土地改革或妇女权利这些令众多人疏远的话题，而开始针对具有广泛革命吸引力的问题：腐败、新闻审查、对外屈从、选举舞弊、向以色列出售石油以及国王与西方列强的结盟。关键在于，他避免明确呼吁神职统治，因为他明白这种言辞会排斥世俗盟友。丹尼尔·布伦伯格在分析霍梅尼的动员策略时指出，霍梅尼认为国王的残暴镇压最终会“使伊朗人相信他们正在承受伊玛目侯赛因的殉道”。正是这种将伊斯兰象征主义与革命民粹主义谨慎结合的做法，使霍梅尼从地方性的道德主义者变身为全国性的革命偶像——并让左翼与无神论者也将他视为唯一可信的反帝领导人。

正是这一愿景赋予了神职对国家的合法夺取并导致国有财富的收归。随后这些资源被用于建立并武装一个致力于根除西方影响的全球化军事代理网络，不惜牺牲无辜生命。其代理人从最边缘化的群体中招募，将他们塑造成革命的士兵。而西方国家标榜“慈善”的机构则运营着旨在把八岁儿童塑造成狂热霍梅尼主义者的青少年营。

像法农一样，霍梅尼主张只有以神圣化的暴力才能回应压迫。在回应伊朗—伊拉克战争期间穆罕默德·侯赛因·法米德（Mohammad Hossein Fahmideh）自杀式炸弹袭击时，他宣称：“我们的领袖就是那个十二岁的孩子（实际上是十三岁）……他带着炸弹，跳到敌方坦克下面，把它炸毁，品尝了殉道的甘露。”法米德的面容成为霍梅尼主义宣传的偶像。萨特在《受难者》序言中写道，欧洲用西方文化的“滚烫烙铁”烙印其殖民属民。而在伊斯兰共和国，那块烙铁已被政权的深红头巾所取代，将信徒（包括孩童）捆绑进一场永无止境的复仇循环。

第三世界主义意识形态者的终极悲剧在于：他们的去殖民运动基于简化的种族与宗教身份，并把暴力作为首选（或唯一）手段，而被他们所“代表”的人民只能遭受毁灭。研究表明，在过去120年里，约有51%的非暴力运动达成了既定目标，而暴力运动仅有约26%成功。在非暴力抗争上对暴力的2比1优势，直接挑战了法农式的前提——即去殖民化必然是一个暴力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