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威尔的另一些文章涉及了民主社会本身的缺陷

民主社会的缺陷之一，在于安全和稳定的生活，让人对现实的残酷缺乏认知，对于战争产生非常幼稚的理解

其中有一篇文章写于二战盟军对后期，大概的背景是，德国节节败退，本土也受到轰炸，于是，有一位叫做薇拉·布里顿女士，写了一本小册子，对于盟军的无差别或“毁灭性”轰炸展开了抨击，而奥威尔的这篇文章就是对此的回应。

这篇文章虽然写于二战，但是其谈论的问题，即战争期间的平民伤亡，在当代也依然是争议的重点。这一点在以色列-加沙战争期间，以及当前的伊朗战争期间尤为明显。

实际上，24年左右，彼时我在网上接触到到存在大量关于以军伤害加沙平民的义愤填膺和道德表演时，我就联想到我之前读的奥威尔的这篇文章。事实上，关于现代战争的规则只能限制君子限制不了小人，以及民主社会伤亡承受能力低，导致劣币驱逐良币，使得专制政权获得优势这一点，有不少人提出过，但是关于这一点。我没有见过比奥威尔说得更坦诚，现实，和深刻的。他直接对“杀害平民比杀害士兵要糟糕”，以及“杀害女人就要比杀害男人更加糟糕” 这两个前提提出了质疑，并指出：“一边接受战争是一种手段，与此同时又希望逃避战争更为明显的残忍特征所带来的责任，这是很让人不齿的事情。和平主义是站得住脚的立场，前提是你愿意承担后果。”以及 “我烦透了轰炸。但我反对的是接受以武力为手段，却叫嚷着反对这个武器、反对那个武器的伪善，或谴责战争却想维护使得战争变得无可避免的社会体制的惺惺作态。”

以下是奥威尔这篇文章的原文：

随意集·二十五

1944年5月19日

薇拉·布里顿小姐的宣传册《混沌的种子》对无差别或“毁灭性”轰炸发起了雄辩的抨击。她写道：“在英国皇家空军的狂轰滥炸下，数以千计无辜又无助的德国人民、意大利人民和德占区城市的居民遭受了痛苦万状的死伤，堪比中世纪最难以忍受的折磨。”许多著名的实施轰炸的人物，如佛朗哥将军和富勒少将，都被引用以支持她的论述。但是，布里顿小姐并不是站在和平主义者的立场。显然，她很渴望赢得这场战争。她只是希望我们坚持“合法”形式的战争，放弃轰炸平民，她担心这会抹黑我们在后代子孙心目中的形象。她的这本宣传册是由轰炸限制委员会发行的，这个机构还发行了书名相似的其它宣传册。

现在任何理智的人在看待轰炸或任何其它战争行为时都只会感到厌恶。另一方面，没有哪个体面的人会在乎子孙后代的看法。一边接受战争是一种手段，与此同时又希望逃避战争更为明显的残忍特征所带来的责任，这是很让人不齿的事情。和平主义是站得住脚的立场，前提是你愿意承担后果。但所有“限制”或“人性化”战争的言论都是一派胡言，依赖的是普通人从来不会劳心费神去思考口号。

在这里所用的口号是“杀害平民”、“屠杀妇孺”和“毁灭我们的文化遗产”。它故意假定轰炸要比地面战争所造成的伤害更大。

当你仔细思考一番后，你会想到的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杀害平民比杀害士兵要糟糕一些？显然，在可以避免的情况下，你绝对不能杀害儿童，但只有在宣传册中才会出现每颗炸弹都落在学校或孤儿院上。每颗炸弹都会杀死不同群体的人口，但其比例并不具有代表性，因为孩子和怀孕的母亲总是第一批撤离的人，而有的年轻人则会参军。或许被炸的死难者中有不合比例的一大部分人是中年人。（直到目前，德国的炸弹炸死了英国六七千名儿童。我相信这个数字少于同期因交通事故而死的人数。）另一方面，“正常”或“合法”的战争则将年轻的男性人口中最健康最勇敢的精英挑选出来，然后加以屠杀。每一艘德国潜艇沉到海底就约有五十位健壮聪明的年轻男子被活活闷死。但听到“轰炸平民”这几个字就举起双手的人会满意地念叨着像“我们正赢得大西洋的战斗”这样的话。天知道我们对德国和被其占领的国家发起的大空袭已经致死了多少人，还将会死多少人，但你可以很肯定这个数字绝对比不上俄国前线已经发生的屠杀。

在目前的历史阶段，战争是无法避免的，既然它必须发生，在我看来，除了年轻男子之外，其他人也会被杀不见得就是坏事。我在1937年写道：“有时候当我想到飞机正在改变战争的情形，心里会觉得很宽慰。当下一场世界大战来临时，我们或许将看到史无前例的情景：一个身上有弹孔的沙文主义者。我们还没有见过这一情景（这或许是一个自相矛盾的说法），但不管怎样，这场战争的苦难已经比上一场战争更平均地分摊开来。平民可以置身战争之外，这个让战争成为可能的条件之一已经受到了撼动。与布里顿小姐不一样，我并不为此感到遗憾。我不觉得战争只局限于屠杀那些年轻人就是‘人性化的’，而那些老头子也被杀就是‘野蛮的’。”

至于“限制”战争的国际协议，当违反协议能够带来利益时，它们从来不会得到遵守。早在上一场战争之前，各国就已经同意不使用毒气，但结果它们还是照用不误。这一次它们停用了毒气，只是因为毒气在运动战中没有什么效果，而用于对付平民肯定会引起同样的报复。对于那些不会反击的敌人如阿比西尼亚人，毒气立刻就被使用了。战争的本质就是野蛮残暴的，承认这一点会比较好。如果我们认为自己就是野蛮人，那我们或许就会作出改善，至少这是可以想象得到的。

随意集·二十五

1944年5月19日

我收到了几封来信，其中有几封语气非常愤慨，斥责我对薇拉·布里顿小姐的反轰炸政治宣传手册的评论。有两点似乎需要进行更深入的探讨。

首先是那番正变得像是家常便饭的指责，说“事情是我们挑起的”，即英国是第一个对平民进行系统性轰炸的国家。我几乎无法理解任何对过去十几年来的历史有所了解的人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这场战争的始作俑者——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是在递交宣战的几小时之前——是德国轰炸华沙。德国人对这座城市进行了狂轰滥炸，火力如此猛烈，根据波兰人所说，有700场大火在同一时间燃起。他们拍摄了一部华沙毁灭的电影，起名为《火的洗礼》，发往全世界，目的是震慑中立国家。

这件事的前几年，希特勒派遣秃鹰军团到西班牙对西班牙城市逐一进行轰炸。1938年对巴塞罗那的“沉默轰炸”在几天内杀害了数千人。在此之前，意大利对毫无防备的阿比西尼亚人进行轰炸，并夸耀他们的肆虐是非常有趣的事情。布鲁诺·墨索里尼在新闻报道中将那些被炸的阿比西尼亚人形容为“宛如绽放的玫瑰”，据他所说，那是“最美妙的事物”。而日本人从1931年来就一直在轰炸人口稠密的中国城市，自1937年以来更是变本加厉，这些城市甚至连空袭警报措施都没有，更别说任何防空炮或战斗机了。

我并不是在争辩说“错上加错就是对的”，也不是在说英国的记录就好到哪里去。从1920年起，在几场“小规模战争”中，英国皇家空军往没有能力反击的阿富汗人、印度人和阿拉伯人头上投过炸弹。但要说以制造恐慌为目的对人口稠密的都市地区实施大规模轰炸的始作俑者是英国人却是有悖事实的。这种行径是法西斯国家挑起的，只要空袭战对他们有利，他们就会公然而清楚地说出自己的目标。

另一件需要探讨的事情是鹦鹉学舌般的“杀害妇孺”的呼喊。这一点在前面我已经指出过，但显然需要再次强调，杀害什么人都有的群体或许要比只杀害年轻男子要好一些。如果德国人刊登的数字属实的话，我们已经通过空袭杀害了120万平民，这一人命的损失对德国民族的伤害或许比不上在俄国前线或非洲和意大利前线的损失。

任何进行战争的国家都会尽力保护它的儿童，在空袭中遇难的儿童的数字或许与他们在总人口中的百分比不成比例。女人无法像儿童那样受到同等程度的保护，但如果你能接受杀戮，那么反对杀害妇女的抗议就只是在无病呻吟。为什么杀害女人就要比杀害男人更加糟糕？通常会提出的理由是杀害女人就是在杀害哺育孩子的人，而男人是多余的。但这是建立在人类可以像动物那样进行繁衍的观念之上的谬误。在这个想法背后的理念是由于一个男人能够让很多女人怀孕，就像一头得奖的公羊能让数千头母羊怀孕一样，因此男性生命的损失并不是那么重要。但是，人类不是牲畜。当战争的屠杀使得女人的数量过剩时，大部分这些女人并没有养育孩子。男性的生命在生物学的意义上几乎和女性的生命一样重要。

在上一场战争中，大英帝国丧失了将近100万男子，其中有四分之三来自英伦诸岛。大部分人都在三十岁以下。如果那些年轻人只生一个孩子，我们现在本来应该会多出75万年龄在二十岁左右的人口。法国遭受的损失要惨重得多，它还没有从上次战争的屠戮中恢复过来，英国是否完全恢复也尚未可知。我们还没办法计算当前这场战争的伤亡数字，但上一场战争杀害了1 000万到1 200万的青年男子。要是它和下一场战争一样用的是飞弹、火箭和其它远程武器，男女、老少、健康人与病人一律通杀，或许它对欧洲文明的破坏还会轻一些。

与我收到的一些来信所认为的恰恰相反，我对空袭并不抱以热情，无论是我们发起的还是敌人发起的。和这个国家的许多人一样，我烦透了轰炸。但我反对的是接受以武力为手段，却叫嚷着反对这个武器、反对那个武器的伪善，或谴责战争却想维护使得战争变得无可避免的社会体制的惺惺作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