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 现在进入美国人可能较熟悉的部分。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在1945年形式上结束到1949年这段时期，共产党取得胜利、击败蒋介石，国民党撤退到台湾并一直留在那里。当然，台湾至今仍然与大陆分离。

让我引用你书中关于这一时期的论述：到目前为止，你所描述的是共产党人人数少、势弱、不断需要来自斯大林的援助。“《红色黎明降临中国》写道：‘消耗战逐渐成为主要策略，共产党表现出比政府更强的决心，发动火、饥荒与刀剑的战争。’”这让我立刻想到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的对立：列宁在1917年获胜，是因为他比社会党人更狠，列宁愿意杀戮，而他们不愿意。

“共产党表现出更强的决心，城市开始倒下，抵抗共产党的领导人惧怕后果。在整个内战期间，”这句话很有意味，“在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内战中，数以百万计的难民试图逃离，涌向政府控制的领地。他们涌向国民党、涌向国民政府；没人见过有人朝共产党控制区逃去。”

然而最终共产党获胜，蒋介石撤退到台湾。两个问题：一是这怎么发生的？他们如何从可怜、卑微、依赖斯大林的存在，变成在1949年控制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二是美国人扮演了什么角色？我们不是应该援助蒋介石吗？没有支援，蒋怎么可能会输？请讲述这段时期——非常引人入胜。

A: 让我问你一个问题：为什么东德会变成共产主义？

Q: 因为我们看着苏联把共产主义强加给它而没有作为

A: 因为红军到了。罗马尼亚、匈牙利也类似：斯大林在当地势力庞大，红军入侵并驻留。

确实——这正是1949年发生的事。你会想：“如果共产党在1930年代如此薄弱、吸引力如此有限，他们怎么成功？”

因为苏联占领了整个满洲。满洲比日本还大，南部面积相当于两个较大的欧洲国家（比如英国）。日本被击败后，苏联进入了原由日本控制的领土。1945年8月，美国希望苏联出手相助；当美方同意让苏联帮忙并提供大量租借物资以将苏联在西伯利亚的军力扩充到约一百万时，罗斯福认为要直接攻到东京很困难——岛屿之战、海上运输、巨额代价。没人预见到原子弹的出现，而原子弹在1945年8月对广岛的使用改变了局势。几天之后，斯大林按照与美方的协议入侵满洲。在进军朝鲜途中，他在38度线止步，但将满洲交给了共产党。

如前所述，满洲地域辽阔、自然资源丰富、是通往中国其余地区的战略要地。苏联红军占领了整个满洲。拥有满洲的人，如同满族在1644年入关的经验，容易突破长城并进入中原。因此苏联并没有立即撤走，他们一直驻留到1946年5月，并帮助共产党把一支游击队改造成一支强大的战斗力量：建立了16所军校，一些士兵被送往莫斯科接受高级训练，大量物资从朝鲜北部和西伯利亚经列车运来，仅仅是武器运输就十分可观。

美国方面呢？故事要从1943年说起：罗斯福派副总统亨利·华莱士出访。华莱士先到西伯利亚，参观了类似古拉格的地区，被那里的面子工程深深震撼；随后抵达重庆，会见蒋介石，建议他“你们应效仿苏联在西伯利亚的做法”，把它视为一种伟大的经济模式。与此同时，华莱士和驻莫斯科大使阿维尔·哈里曼听信了斯大林的谎言，斯大林说“这些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中国共产党人只是‘人造黄油式的共产党’，只是土地改革者。”从此，华莱士等人（包括史迪威和随后到来的马歇尔）坚持要求合法的民国政府与共产党组成统一战线或联合政府。

蒋自1920年代起便力图把共产党逐出国民党；而斯大林则多次试图把共产党强加给蒋。与此同时，美国人又插了进来，向蒋施加比苏联人还大的压力——美国人做了斯大林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整个过程斯大林自己无需付出任何代价。于是乔治·马歇尔在1945年12月抵达中国（当时已是二战结束、罗斯福已逝、杜鲁门执政），被派去掌控局势并推进在华的联合政府计划。

此时，二战已过，罗斯福去世，杜鲁门上台。

1946年1月，乔治·马歇尔强制促成停战，要求“签署停战并与共产党组建联合政府”。就在共产党和国民党签署停战的当天，共产党军在满洲的迎口港袭击国民党部队，违反了协议。四个月后，即1946年5月，苏联撤出满洲。国民政府沿铁路北上，曾将共产党击退到林彪被迫一路撤退至哈尔滨的地步；若非另有一人再次坚持停战——那人正是乔治·马歇尔——共产党可能被迫撤出中国进入西伯利亚。

而且更甚者，1946年9月，即便苏联正把共产党武装到牙齿，马歇尔仍对国民党实施大约为期一年的武器禁运，使国民党“手被绑着”作战。国民党须一边管理相当于欧洲规模的国家、一边重建被战争摧毁的国家，同时对付只需破坏的共产党——共产党仅需炸毁一段铁路、砍断数根电线杆，就能严重削弱中央政府。

马歇尔在想什么？他有一名助手阿兰·吉勒姆指出，共产党不断违反协议、不断挑起冲突，助理是对的，但马歇尔却耸耸肩说：“不，我见过那些共产党人，他们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他接受了那套说法——把中共当作“土地改革者”。

与此同时，你会注意到同一个杜鲁门在1947或1948年却积极援助希腊和土耳其抗击共产党。哈里·杜鲁门终于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于是那场长期缠扰美国政治的问题——“谁失去了中国？”的答案是：若要把失去归咎于美国，原因并不是有大量共产党同情者渗透到美国政府高层，而是美国自身的天真与幼稚。确实，美国也有间谍存在。约翰·瑟维斯（John Service）1944年被派往延安，临终前曾承认曾向为克里姆林宫和毛主席工作的间谍提供作战部署，说明确实有间谍活动存在。

核心在于，美国在中国问题上表现出极度天真——与英国不同。英国作为长期帝国的管理者，见多识广，能认清“那个人”的本性；他们很快看出若不能在希腊强行维持联合，武装且不愿合作的两党就无法组成真正的联盟。1944年10月，英军一到雅典，联合政府崩溃，随之而来的是代价惨重的残酷内战。中国的情形类似。

从时间上看，杜鲁门较早认清斯大林在欧洲的图谋：英军撤出希腊后，杜鲁门提出杜鲁门主义，美国介入希腊并援助土耳其，继而出现马歇尔计划和北约。在朝鲜和1948年柏林危机期间，白宫内部有人认为柏林不可守，但杜鲁门断然决定“我们留在柏林”。但在中国，并没有出现类似的时刻——没有一个明确的时刻，当时的杜鲁门或其顾问说“我们无条件支持蒋介石在南京、重庆或北京”，那并未发生。

总之，优先考虑的是欧洲。

是的，不仅如此。当有人建议应援助国民党──蒋介石领导的中华民国（自1928年起为普遍承认的政府，开罗会议的四大国之一，也是牵制大量日军的盟友）时，美国人却放弃了援助。更甚者，当有人提议除了援助希腊和土耳其外还应援助蒋介石时，杜鲁门说那就像“把沙倒进耗子洞”。他或许有他的道理。回到你早先所说的：到1947年，共产党以消耗战取胜，采用人海战术——用没带武器的士兵去吸弹——这是无法以常规手段击败的。

确实，很难击败那些决心以消耗战取胜的共产党人。还有一个例子是长春围困战：长春位于满洲北部，被围约八个月，林彪构建防线，设立路障、四米深的壕沟、约每五十米一段铁丝网，并基本上下令“让长春饿到投降”。约有16万平民被困并饿死。由此可见，如果你是北京的市长，看到满洲一座座城市被围、难民如潮涌入，你会想：“还是向他们妥协吧，这样的伤亡不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