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最早的消遣之一就是揭露民主。在这个国家，你不会操心没人发表反对人民统治的反动言论，过去二十年来，“资产阶级民主”遭到了来自法西斯党人和共产党人更加巧妙高明的抨击，而值得高度重视的是，这些表面上的敌人是站在同一立场发起抨击的。确实，法西斯党人的宣传方式要更大胆一些，而且在情况对他们有利的时候还会借用贵族阶层的理由，说民主“会让最卑劣的坏人掌握最高的权力”，但所有为极权主义辩护的人的基本论点是民主有其弊端，认为它只是用于掩饰由一小撮富人进行统治的伪装。这种说法并非全然错误，而且很难看出它的谬误。恰恰相反，它的合理之处大于其不合理之处。一个六岁的小学生更擅长于抨击民主而不是为其辩护。除非你了解反对民主的“言论”的本质，并愿意承认它颇有道理，否则你无法对它作出回应。
首先，反对“资产阶级民主”的理由总是经济上的不平等。对于一个每天工作12个小时，每周只能挣到3英镑的人来说，政治上的自由有什么意义呢？他或许每五年有一次机会投票给他最喜欢的政党，但接下来的时间里基本上他的每一个生活细节都由他的雇主所主宰。事实上，他的政治生活也是被主宰的。有产阶级能够将所有重要的内阁和政府职位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而且他们能通过直接或间接贿赂选民的方式左右选举体制，为自己谋利。即使在机缘巧合之下一个代表穷苦阶层的政府掌握了权力，那些有钱人也总是能够通过威胁将资本转到国外的方式对它予取予求。最重要的是，几乎整个英国的文化和知识生活——报纸、书籍、教育、电影、电台——都被有产阶层所掌控，他们有最强烈的动机阻止某些理念的传播。一个民主国家的市民从一出生就被“控制”，比起极权主义国家，这种控制没有那么僵化，但同样行之有效。
没有人能肯定特权阶级的统治能通过纯粹的民主方式被打破。理论上，一个工党政府能够以绝对多数的优势掌权并立刻通过议会法案建立起社会主义。在实际生活中，有产阶层将会造反，而且可能会取得胜利，因为他们拥有从事工作最久的官僚队伍，而且重要的军事岗位上都是他们的人。民主方式只有在各个政党之间有了广泛共识的情况下才会可行。没有站得住脚的理由认为本质的改变能够和平实现。
需要再强调一遍，总是有人争辩说民主的整个假象——言论和集会自由、独立工会运动等——在有产阶级不再愿意与他们的工人达成妥协时就会分崩离析。他们说政治“自由”只是一场贿赂，是没有流血的盖世太保的代替品。确实，我们所说的民主国家通常都是繁荣的国家——大部分国家都在直接或间接地剥削廉价的有色人种劳动力——而且我们所了解的民主只存在于海洋国家或山地国家，即那些不需要以大规模的常备陆军捍卫自己的国家。民主总是伴随着，或者说总是要求美好的生活条件。它不可能在贫穷和军事化的国家获得兴盛。他们说，假如英国的条件不是那么得天独厚的话，英国将很快会沦落到和罗马尼亚一样采取卑劣的政治手段的地步。而且，所有的政府，无论是民主政府还是极权主义政府，说到底都得依靠暴力。所有的政府，除非它愿意自己被颠覆或推翻，在遭到严重威胁时都会无视民主权利的尊严。一个陷入绝望的战争的民主国家会被迫实施征兵制，强迫工人进行劳动，关押失败主义者，取缔煽动性的报纸，和专制国家或法西斯国家没什么两样。换句话说，它只有变成非民主国家才能拯救自己免遭毁灭。战斗一打响，那些原本是捍卫目标的事物总是被弃如敝履。
大体上说，这些就是法西斯党人和共产党人提出的反对“资产阶级民主”的理由，虽然侧重点各有不同。你必须承认每一点都颇有道理。但是，为什么它归根结底是错误的呢？——每个生活在民主国家的人都能半是出自本能地知道这一番大道理出了差错。
—乔治·奥威尔 《法西斯主义与民主》(1)
英国从来没有一个严肃的、考虑到时代政治现实的社会主义政党。无论工党提出什么样的纲领，过去十年来要相信它的领导人预料到或期望在他们的有生之年能看到实质性的改变是很困难的事情。因此，左翼运动所蕴含的革命情感已经流入了不同的死胡同，而其中共产主义这条死胡同是最要命的。共产主义在西欧从一开始就注定会失败，各国的共产党早早就沦为俄国政权的公关喉舌。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仅被迫随着俄国每一次政策的改变而改弦更张，而且对他们尝试领导的人的每一个本能和传统进行侮辱。经过一场内战、两次大饥荒和一场大清洗，他们所承认的祖国成立了寡头统治体制、严苛的思想审查制度并对领袖进行奴颜婢膝的崇拜。共产党人没有指出俄国是一个落后的国家，我们可以从中吸取教训但不应该进行模仿，而是被迫谎称大清洗和“清算”等行动是健康的征兆，任何思想正常的人都愿意看到它们被引进到英国。自然而然地，能被这种理念所吸引，并在了解它的本质后仍保持忠诚的人，不是神经病就是心肠歹毒的小人，对以残忍的手段而取得的成功感到心醉神迷。在英国，他们没办法吸引到稳定的追随者。但他们可能是，而且一直都是一个危险，原因很简单：没有别的团体能自称是革命人士。如果你感到不满，如果你想要以暴力推翻当前的社会体制，如果你希望加入一个能够保证实现这一点的革命政党，那么你一定会加入共产党。事实上，没有别的政党了。他们不会获得成功，但他们或许能变成希特勒。比方说，所谓的“人民大会”无法在英国执政，但它广泛地传播失败主义论调，在某个关键时刻对希特勒的帮助很大。一方面是“人民大会”，另一方面是“无论对错，我的祖国”式的爱国主义，目前根本没有切实的政策可言。
当英国出现真正的社会主义运动时——如果我们没有战败的话，它一定会到来，它的基础已经存在于上百万的酒吧和防空洞——它将消弭当前的政治分歧。它将是革命的，又是民主的。它将着眼于最基本的改变，而且愿意在必要的情况下动用武力。但它能认识到没有哪两种文化是完全相同的，它能意识到要保证革命不会遭受失败，就必须尊重民族情感和传统，它还能意识到英国不是俄国——或中国与印度。它会意识到英国的民主并非完全是假把式，或只是什么“上层建筑”。它会意识到恰恰相反，那是非常有价值的事情，必须加以保持和发扬，而且最重要的是，不能去侮辱它。这就是为什么我会花如此多的篇幅回应那些反对“资产阶级民主”的老调。资产阶级民主并不充分，但它要比法西斯主义好得多，要反对它就像把支撑着你的树枝给锯断。群众们知道这一点，即使知识分子不知道。他们会坚持民主的“幻觉”和西方意义上的诚实和体面。以“现实主义”和强权政治去打动他们，以劳伦斯和维索特出版社的口号教导他们马基雅弗利主义是没有用的。充其量那只会引起思想上的迷惑，正中希特勒的下怀。任何能够动员起英国群众的运动一定会以被马克思主义者斥为“幻觉”和“上层建筑”的民主价值为圭臬。他们要么会缔造切合他们的历史的社会主义，要么会被外敌征服，结果很难预料，但一定会很可怕。有人尝试破坏对民主的信仰，或削弱他们从新教徒世纪和法国大革命继承下来的道德法则，但并不是为自己攫取权力作准备，或许是在为希特勒铺路——我们已经看到这种事情在欧洲频频发生，再也没有理由弄错它的本质。
—乔治·奥威尔 《法西斯主义与民主》(3)
这一番熟悉的对民主的贬斥，其错误之处在于它无法解释关于民主的所有事实。国与国之间的社会气氛和政治行为的实际区别比任何将法律、风俗、传统等事物简单地斥之为“上层建筑”的理论愿意承认的要大得多。在书面上要证明民主和极权主义“没什么两样”（或“同样卑劣”）是很简单的事情。德国有集中营，而印度也有集中营。犹太人在法西斯主义统治的国度遭受迫害，那南非的种族歧视法律呢？在所有的极权主义国家，思想诚实是一项罪名，但即使在英国，说出和写出真相也并不一定会带来好处。像这样的类比可以无休止地延伸，但其背后所隐含的思想是程度上的不同并不能构成实质的不同。比方说，民主国家确实有政治迫害。问题是有多严重？过去七年来有多少难民从不列颠或大英帝国出逃？又有多少人从德国出逃？你认识的人里有多少人曾经被橡胶警棍殴打或被强迫喝下多达数升的蓖麻油呢？你认为走进最近的一间酒吧并说这是一场资本主义的战争，因此我们应该停止战斗，这会有危险吗？你能指出在英国近代史或美国近代史上有过类似于六月清洗，或俄国对托派分子的审判，或冯·拉斯遇刺后的暴动之类的事件吗？一篇类似我正在撰写的文章能够在任何极权主义国家刊登吗？无论那是一个红色国度、黑色国度还是棕色国度？《每日工人报》被取缔了，但那是经过了整整十年，而在罗马、莫斯科或柏林，它不可能撑上十天。过去六个月来，英国不仅置身战争之中，而且遇到了自特拉法尔加海战以来最绝望的困境。而且——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即使《每日工人报》被取缔，它的编辑们仍然能够在公开场合鼓噪，发表声明为自己辩护，在议院里提问，希望得到政治色彩各异的善良的人们的支持。在十几个其它国家是天经地义、一劳永逸的“清算”不仅没有发生，而且几乎没有人会想到这种事情可能会发生。
英国的法西斯分子和共产党人会有支持希特勒的想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有胆量表达这些想法。他们这么做等于是默认民主自由终归不是假把式。1929年至1934年间，所有正统的共产党人都相信“社会法西斯主义”（即社会主义）是工人阶级真正的敌人，而资本主义民主比起法西斯主义也好不到哪里去。但是，希特勒上台后，数以万计的德国共产党人——仍然高喊着同样的信条，直到一段时间后才将其放弃——逃到了法国、瑞士、英国、美国或其它愿意接纳他们的民主国家。他们的行动背叛了他们说过的话，正如列宁所说的，他们“用脚作出了投票”。在这里你会看到资本主义民主最大的优点。那就是，在民主国家，人民相对比较有安全感，你会知道当你和朋友谈论政治时不会有盖世太保正把耳朵贴在钥匙孔上，你会相信除非你触犯了法律，否则“他们”是不能惩罚你的，你还会相信法律的地位凌驾于政府之上。这种信念在部分程度上只是幻觉并不重要——当然，它的确就是幻觉。一个广泛传播的幻觉能够影响公共的行为，这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事实。让我们想象本届政府或未来的政府决定在取缔了《每日工人报》之后要彻底消灭共产党，就像意大利和德国的做法那样。很有可能他们会发现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这种政治迫害只能在完全成熟的盖世太保体制下才能做到，而英国没有这么一台机器，目前也无力去创建它。社会气氛会反对这么做，而且他们招募不到必要的人手。和平主义者对我们说如果我们与法西斯主义进行抗争，我们自己就会“变成法西斯分子”。他们忘记了每一种政治体系都必须有人进行操控，而人受到历史的影响。由于战争的影响，英国或许在许多方面变得堕落了，但除非它被征服，否则它不会变成另一个纳粹德国。它或许会考虑奥地利式的法西斯主义，但不会向革命式的、充满恶意的法西斯主义靠拢。英国没有适应法西斯体制的人员。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三个世纪的安全和我们在上一场战争中没有沦为战败国。
—乔治·奥威尔 《法西斯主义与民主》(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