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美国人若想走出当下的困境,至少需要做到以下这几点:

1.承认客观事实的存在,并且尊重客观事实。

2.基于对客观事实的尊重,形成一般的共识,并依据共识展开合作与对话。

3.把人当做有血有肉的个体。

4.真正地去解决问题。

实现前三点是解决问题的前提,如果真正的问题不能被及时解决,形势会加速恶化。

审查是对问题的回避,川普之所以能当上总统,获得七千多万人的选票,有着其深厚的原因,是美国的积弊长期无法通过正常渠道解决,才导致了川普的上台。而审查释放的则是这样一种信号:我们不打算解决这些问题,我们不打算面对这些人口,这个国家有一大批人支持川普,选川普当总统,而我们打算无视他们,装作他们不存在。或者更糟糕,给这些人贴上"法西斯"和"种族主义"的标签。事实上,过去的四年里,媒体和建制派就是这样做的。无可否认,参加暴动的那些人中间的确有真正的极右分子,川普的支持者中的确有法西斯主义者和白人至上主义者,但要是认为一个国家有将近一半的人口都是种族主义者和法西斯主义者,都是思想愚钝,无可理喻的笨蛋,都是穷凶极恶,冷酷无情的恶棍,甚至连人类都算不上,并且以此来解释选举的结果,解释川普受到支持的原因,便只会加剧问题的严重性,激化已有的矛盾。如果主流媒体和民主党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进行这种攻讦和侮辱,把不是极右法西斯主义者的人叫做极右法西斯主义者,那么可能出现的一种场景便是这部分原本持温和立场的人受到激怒,干脆就成为真正的极右翼。也许川普会失势,但比川普还要危险得多的人物可能会取而代之,没有见识的左派知识分子会认为川普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可怕的政治人物,当一个更精明强干,更爱好权力,更富有魅力的野心家上台,这些人才会体会到什么是真正的可怕。 不去真正的解决导致川普上台的那些问题,不去尊重政治对手和普罗大众,而是利用审查和封禁的手段,去压制川普和他的支持者,这只会起到适得其反的效果

Chinese IM tool: #QQ/#TIM has been found it’s scanning Windows users’ web browsers data directories.

Actually this is not a news. Almost all applications made by #Chinese are behaving like this. #privacy #usersr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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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是在自由受到威胁的时刻,自由的号召力就越强大,自由主义是一种富有生命的哲学,它经受住了世界大战和共产主义的挑战,并且会在当代继续焕发生机。

"取消文化''之所以能起作用,是因为被"取消''的是个体,"取消"别人的是一群流氓。因为面对的是孤立分散的个体,一些小团体才能对其进行威胁,骚扰,辱骂,并借此营造出一种人人自危的氛围,再利用这种恐惧威慑住占多数的大众,就像黑衫军和冲锋队那样。如果这些人面对的是团结,有组织的反抗,当一个人被"取消"的时候有几十个人一起站出来,那么这些狂热分子便不能得逞。在西方国家中,一小群反自由的左翼活动人士能在学校和媒体等地方等形成这么大的势力,就在于这些人是有组织的,而他们受到的反对过于分散。

Douglas Murray 主持过一场由 Sam Harris 和 Jordan Peterson 展开的的讨论。讨论后期,在回应 Sam Harris 的一个问题时,Douglas Murray 说了一句很有见地的话,他说道:

"恐怕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人们会痛苦地发现,启蒙运动和启蒙思想传播的其实并不广泛,并且从来就没有深入人心。不仅仅在世界范围上是如此,即便是在它的老家,在这个社会(英国社会),启蒙思想也并没有很深地扎根,这是问题所在。''

m.youtube.com/watch?v=YfdaAGZv

英国从来没有一个严肃的、考虑到时代政治现实的社会主义政党。无论工党提出什么样的纲领,过去十年来要相信它的领导人预料到或期望在他们的有生之年能看到实质性的改变是很困难的事情。因此,左翼运动所蕴含的革命情感已经流入了不同的死胡同,而其中共产主义这条死胡同是最要命的。共产主义在西欧从一开始就注定会失败,各国的共产党早早就沦为俄国政权的公关喉舌。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仅被迫随着俄国每一次政策的改变而改弦更张,而且对他们尝试领导的人的每一个本能和传统进行侮辱。经过一场内战、两次大饥荒和一场大清洗,他们所承认的祖国成立了寡头统治体制、严苛的思想审查制度并对领袖进行奴颜婢膝的崇拜。共产党人没有指出俄国是一个落后的国家,我们可以从中吸取教训但不应该进行模仿,而是被迫谎称大清洗和“清算”等行动是健康的征兆,任何思想正常的人都愿意看到它们被引进到英国。自然而然地,能被这种理念所吸引,并在了解它的本质后仍保持忠诚的人,不是神经病就是心肠歹毒的小人,对以残忍的手段而取得的成功感到心醉神迷。在英国,他们没办法吸引到稳定的追随者。但他们可能是,而且一直都是一个危险,原因很简单:没有别的团体能自称是革命人士。如果你感到不满,如果你想要以暴力推翻当前的社会体制,如果你希望加入一个能够保证实现这一点的革命政党,那么你一定会加入共产党。事实上,没有别的政党了。他们不会获得成功,但他们或许能变成希特勒。比方说,所谓的“人民大会”无法在英国执政,但它广泛地传播失败主义论调,在某个关键时刻对希特勒的帮助很大。一方面是“人民大会”,另一方面是“无论对错,我的祖国”式的爱国主义,目前根本没有切实的政策可言。

当英国出现真正的社会主义运动时——如果我们没有战败的话,它一定会到来,它的基础已经存在于上百万的酒吧和防空洞——它将消弭当前的政治分歧。它将是革命的,又是民主的。它将着眼于最基本的改变,而且愿意在必要的情况下动用武力。但它能认识到没有哪两种文化是完全相同的,它能意识到要保证革命不会遭受失败,就必须尊重民族情感和传统,它还能意识到英国不是俄国——或中国与印度。它会意识到英国的民主并非完全是假把式,或只是什么“上层建筑”。它会意识到恰恰相反,那是非常有价值的事情,必须加以保持和发扬,而且最重要的是,不能去侮辱它。这就是为什么我会花如此多的篇幅回应那些反对“资产阶级民主”的老调。资产阶级民主并不充分,但它要比法西斯主义好得多,要反对它就像把支撑着你的树枝给锯断。群众们知道这一点,即使知识分子不知道。他们会坚持民主的“幻觉”和西方意义上的诚实和体面。以“现实主义”和强权政治去打动他们,以劳伦斯和维索特出版社的口号教导他们马基雅弗利主义是没有用的。充其量那只会引起思想上的迷惑,正中希特勒的下怀。任何能够动员起英国群众的运动一定会以被马克思主义者斥为“幻觉”和“上层建筑”的民主价值为圭臬。他们要么会缔造切合他们的历史的社会主义,要么会被外敌征服,结果很难预料,但一定会很可怕。有人尝试破坏对民主的信仰,或削弱他们从新教徒世纪和法国大革命继承下来的道德法则,但并不是为自己攫取权力作准备,或许是在为希特勒铺路——我们已经看到这种事情在欧洲频频发生,再也没有理由弄错它的本质。

—乔治·奥威尔 《法西斯主义与民主》(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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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番熟悉的对民主的贬斥,其错误之处在于它无法解释关于民主的所有事实。国与国之间的社会气氛和政治行为的实际区别比任何将法律、风俗、传统等事物简单地斥之为“上层建筑”的理论愿意承认的要大得多。在书面上要证明民主和极权主义“没什么两样”(或“同样卑劣”)是很简单的事情。德国有集中营,而印度也有集中营。犹太人在法西斯主义统治的国度遭受迫害,那南非的种族歧视法律呢?在所有的极权主义国家,思想诚实是一项罪名,但即使在英国,说出和写出真相也并不一定会带来好处。像这样的类比可以无休止地延伸,但其背后所隐含的思想是程度上的不同并不能构成实质的不同。比方说,民主国家确实有政治迫害。问题是有多严重?过去七年来有多少难民从不列颠或大英帝国出逃?又有多少人从德国出逃?你认识的人里有多少人曾经被橡胶警棍殴打或被强迫喝下多达数升的蓖麻油呢?你认为走进最近的一间酒吧并说这是一场资本主义的战争,因此我们应该停止战斗,这会有危险吗?你能指出在英国近代史或美国近代史上有过类似于六月清洗,或俄国对托派分子的审判,或冯·拉斯遇刺后的暴动之类的事件吗?一篇类似我正在撰写的文章能够在任何极权主义国家刊登吗?无论那是一个红色国度、黑色国度还是棕色国度?《每日工人报》被取缔了,但那是经过了整整十年,而在罗马、莫斯科或柏林,它不可能撑上十天。过去六个月来,英国不仅置身战争之中,而且遇到了自特拉法尔加海战以来最绝望的困境。而且——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即使《每日工人报》被取缔,它的编辑们仍然能够在公开场合鼓噪,发表声明为自己辩护,在议院里提问,希望得到政治色彩各异的善良的人们的支持。在十几个其它国家是天经地义、一劳永逸的“清算”不仅没有发生,而且几乎没有人会想到这种事情可能会发生。

英国的法西斯分子和共产党人会有支持希特勒的想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有胆量表达这些想法。他们这么做等于是默认民主自由终归不是假把式。1929年至1934年间,所有正统的共产党人都相信“社会法西斯主义”(即社会主义)是工人阶级真正的敌人,而资本主义民主比起法西斯主义也好不到哪里去。但是,希特勒上台后,数以万计的德国共产党人——仍然高喊着同样的信条,直到一段时间后才将其放弃——逃到了法国、瑞士、英国、美国或其它愿意接纳他们的民主国家。他们的行动背叛了他们说过的话,正如列宁所说的,他们“用脚作出了投票”。在这里你会看到资本主义民主最大的优点。那就是,在民主国家,人民相对比较有安全感,你会知道当你和朋友谈论政治时不会有盖世太保正把耳朵贴在钥匙孔上,你会相信除非你触犯了法律,否则“他们”是不能惩罚你的,你还会相信法律的地位凌驾于政府之上。这种信念在部分程度上只是幻觉并不重要——当然,它的确就是幻觉。一个广泛传播的幻觉能够影响公共的行为,这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事实。让我们想象本届政府或未来的政府决定在取缔了《每日工人报》之后要彻底消灭共产党,就像意大利和德国的做法那样。很有可能他们会发现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这种政治迫害只能在完全成熟的盖世太保体制下才能做到,而英国没有这么一台机器,目前也无力去创建它。社会气氛会反对这么做,而且他们招募不到必要的人手。和平主义者对我们说如果我们与法西斯主义进行抗争,我们自己就会“变成法西斯分子”。他们忘记了每一种政治体系都必须有人进行操控,而人受到历史的影响。由于战争的影响,英国或许在许多方面变得堕落了,但除非它被征服,否则它不会变成另一个纳粹德国。它或许会考虑奥地利式的法西斯主义,但不会向革命式的、充满恶意的法西斯主义靠拢。英国没有适应法西斯体制的人员。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三个世纪的安全和我们在上一场战争中没有沦为战败国。

—乔治·奥威尔 《法西斯主义与民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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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最早的消遣之一就是揭露民主。在这个国家,你不会操心没人发表反对人民统治的反动言论,过去二十年来,“资产阶级民主”遭到了来自法西斯党人和共产党人更加巧妙高明的抨击,而值得高度重视的是,这些表面上的敌人是站在同一立场发起抨击的。确实,法西斯党人的宣传方式要更大胆一些,而且在情况对他们有利的时候还会借用贵族阶层的理由,说民主“会让最卑劣的坏人掌握最高的权力”,但所有为极权主义辩护的人的基本论点是民主有其弊端,认为它只是用于掩饰由一小撮富人进行统治的伪装。这种说法并非全然错误,而且很难看出它的谬误。恰恰相反,它的合理之处大于其不合理之处。一个六岁的小学生更擅长于抨击民主而不是为其辩护。除非你了解反对民主的“言论”的本质,并愿意承认它颇有道理,否则你无法对它作出回应。

首先,反对“资产阶级民主”的理由总是经济上的不平等。对于一个每天工作12个小时,每周只能挣到3英镑的人来说,政治上的自由有什么意义呢?他或许每五年有一次机会投票给他最喜欢的政党,但接下来的时间里基本上他的每一个生活细节都由他的雇主所主宰。事实上,他的政治生活也是被主宰的。有产阶级能够将所有重要的内阁和政府职位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而且他们能通过直接或间接贿赂选民的方式左右选举体制,为自己谋利。即使在机缘巧合之下一个代表穷苦阶层的政府掌握了权力,那些有钱人也总是能够通过威胁将资本转到国外的方式对它予取予求。最重要的是,几乎整个英国的文化和知识生活——报纸、书籍、教育、电影、电台——都被有产阶层所掌控,他们有最强烈的动机阻止某些理念的传播。一个民主国家的市民从一出生就被“控制”,比起极权主义国家,这种控制没有那么僵化,但同样行之有效。

没有人能肯定特权阶级的统治能通过纯粹的民主方式被打破。理论上,一个工党政府能够以绝对多数的优势掌权并立刻通过议会法案建立起社会主义。在实际生活中,有产阶层将会造反,而且可能会取得胜利,因为他们拥有从事工作最久的官僚队伍,而且重要的军事岗位上都是他们的人。民主方式只有在各个政党之间有了广泛共识的情况下才会可行。没有站得住脚的理由认为本质的改变能够和平实现。

需要再强调一遍,总是有人争辩说民主的整个假象——言论和集会自由、独立工会运动等——在有产阶级不再愿意与他们的工人达成妥协时就会分崩离析。他们说政治“自由”只是一场贿赂,是没有流血的盖世太保的代替品。确实,我们所说的民主国家通常都是繁荣的国家——大部分国家都在直接或间接地剥削廉价的有色人种劳动力——而且我们所了解的民主只存在于海洋国家或山地国家,即那些不需要以大规模的常备陆军捍卫自己的国家。民主总是伴随着,或者说总是要求美好的生活条件。它不可能在贫穷和军事化的国家获得兴盛。他们说,假如英国的条件不是那么得天独厚的话,英国将很快会沦落到和罗马尼亚一样采取卑劣的政治手段的地步。而且,所有的政府,无论是民主政府还是极权主义政府,说到底都得依靠暴力。所有的政府,除非它愿意自己被颠覆或推翻,在遭到严重威胁时都会无视民主权利的尊严。一个陷入绝望的战争的民主国家会被迫实施征兵制,强迫工人进行劳动,关押失败主义者,取缔煽动性的报纸,和专制国家或法西斯国家没什么两样。换句话说,它只有变成非民主国家才能拯救自己免遭毁灭。战斗一打响,那些原本是捍卫目标的事物总是被弃如敝履。

大体上说,这些就是法西斯党人和共产党人提出的反对“资产阶级民主”的理由,虽然侧重点各有不同。你必须承认每一点都颇有道理。但是,为什么它归根结底是错误的呢?——每个生活在民主国家的人都能半是出自本能地知道这一番大道理出了差错。

—乔治·奥威尔 《法西斯主义与民主》(1)

正如我在这篇文章的开头所说的,真正可怕的是有意与自由为敌的人是那些原本应该最重视自由的人。普罗大众并不关心这种事情。他们对迫害异端并不感兴趣,他们也不会为难自己为他辩护。他们既太聪明又太愚蠢,无法形成极权主义者的世界观。对正派思想的直接的、有意识的攻击来自于知识分子自己。

那些亲俄派的知识分子就算没有拜倒在俄国神话之下,他们也会拜倒在另一个相似的神话之下。但不管怎样,俄国的神话就在那里,它所散发的腐败气息臭不可闻。当你看到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对压迫和破坏视若无睹时,你会思考到底哪一种情况更加可鄙,是他们的玩世不恭还是他们的鼠目寸光。例如,许多科学家膜拜苏联,丝毫不加任何批判。他们似乎认为自由的毁灭根本无足轻重,只要他们当前的工作不受影响就好了。苏联是一个迅速发展中的大国,迫切需要科学工作者,因此会善待他们。只要科学家避开像心理学这样的危险话题,他们都能进入特权阶层。另一方面,作家遭到残酷的压迫。确实,像伊利亚·爱伦堡或阿列克谢·托尔斯泰这样的御用文人享受着优厚的俸禄,但身为作家唯一重要的事情——他言论表达的自由——从他身上被夺走了。至少,一些兴奋地谈论俄国科学家所享受的机会的英国科学家能够理解这一点。但他们的反应似乎是:“在俄国,作家遭受迫害,那又怎么着?我又不是作家。”他们无法了解任何对于思想自由的进攻,对客观真理的进攻,从长远来说会威胁到每一个思想领域。

现在极权主义国家容忍科学家是因为他们有利用价值。即使在纳粹德国,除了犹太人之外,科学家们都受到相当的优待,而德国的科学共同体不会对希特勒进行抵制。在当前的历史阶段,就连最独断专行的统治者也不得不考虑客观现实,一部分原因是自由思考的习惯仍未消失,一部分原因是出于备战的需要。只要客观现实无法完全被忽视,只要当你在绘制飞机的设计蓝图时二加二必须等于四,科学家就还有利用价值,甚至可以给予一定程度的自由。他要等到后来才会觉醒,那时候极权主义国家已经巩固了江山。与此同时,如果他想要守护科学的诚实,他的职责就是与他的文学界同志团结在一起,而不是在作家们被噤声或被逼自杀而报纸在系统性地制造谎言时抱着事不关己的态度。

但无论物理科学、音乐、绘画、建筑的情况会是怎样,如果思想的自由遭到毁灭的话,文学也将随之毁灭——这就是我试图证明的。它不仅在极权主义国家之内遭到毁灭,而且任何接受了极权主义世界观,为迫害和歪曲现实的人寻找借口的作家,都已经打断了自己作为作家的风骨。他们别无出路。任何驳斥“个人主义”和“象牙塔”的长篇大论,任何大谈“只有与集体融为一体才能有真正的个体”的虔诚言论,都无法掩盖思想一旦被收买就会败坏这个事实。除非有自发创作这么一回事,否则文学将不复存在,语言本身也将陷入僵化。也许,到了未来的某个时候,人类的头脑会与现在完全不同,或许那时我们能够学会将文学创造和思想诚实分离开来。目前我们只知道,就像某些野生动物一样,想象力在囚笼中是无法存活的。任何否认这一事实的作家或记者——几乎所有对于苏联的赞誉都包含或隐含着否认这一事实的观点——其实是在自取灭亡。—乔治·奥威尔 《文学的绊脚石》(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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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正视这件事,让我再重复一下我在这篇文章一开始时说过的话:在英国,真相和思想自由的直接敌人是出版业大亨、电影巨头和官僚阶层,但从长远看来,知识分子本身失去了追求自由的愿望是最严重的症状。我好像一直都在谈论审查制度的影响,对象只是政治报道,并没有对整体文学进行探讨。就算苏俄是英国出版业的禁区,就算波兰、西班牙内战、苏德同盟等等这些问题被禁止进行严肃的讨论,而如果你掌握了与主流的正统理念不合的信息,你应该要么将其扭曲,要么保持缄默——就算是这样,为什么广义层面上的文学会受到影响呢?每个作家都得是政治家,每本书都得是直白的“报告文学”吗?就算在最高压的独裁体制之下,难道作家就不能保持内心的自由,将自己的非正统思想进行提炼或伪装,让愚昧的官方人士无法察觉吗?再者说,如果作家本人认同主流的正统理念,为什么它会让他感到压抑呢?难道文学或任何艺术在艺术家和受众没有严重的意识形态冲突,没有尖锐差异时不是最有可能蓬勃发展吗?难道你非得认为每个作家都是叛逆者,或每一个这样的作家都不是正常人吗?

任何人只要尝试反驳极权主义的主张以捍卫思想自由,就会遇到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出现的这些争辩的理由。它们的依据是对文学的含义、文学的形成和为什么要有文学的彻底误解。他们认为作家要么只是哗众取宠的小丑,要么只是唯利是图的御用文人,能轻松地在不同的宣传政策中游刃有余,就像管风琴的调音师变换调子一样轻松。但说到底,书是怎么写出来的?从低的层面来说,文学是通过记录经历来影响同时代读者的观念的尝试。就表达的自由而言,一个新闻工作者和最“非政治化”的虚构作家之间的区别并不是很大。当新闻工作者被迫撰写谎言或放弃报道他觉得重要的新闻时,他没有自由,也清楚地知道自己没有自由。当虚构作家不得不扭曲他自认为是事实的主观感觉时,他就失去了自由。他或许在歪曲和讽刺现实,以此更加清楚地阐述自己的意思,但他不能歪曲他自己心目中的想法,他不能有底气地说他喜欢自己不应该喜欢的东西,或相信他不应该相信的东西。如果他被逼着这么做的话,唯一的结果就是,他的创作才华会陷入枯涸。避免有争议的话题对解决问题无济于事。没有哪一种文学作品真的没有政治色彩,在我们这个时代,当每个人的意识上都带着政治意义上的恐惧、仇恨和忠诚时更是如此。就连一个禁忌也能对思想造成全方位的戕害,因为任何思想上的放纵都有走向思想禁区的危险。极权主义的氛围对任何散文作家都是致命的,但诗人或许还能够苟延残喘。而在任何延续了几代人之久的极权主义社会,原本过去四百年来存在的散文写作一定会就此夭折。

有时候在专制体制统治下文学会获得蓬勃发展,但是,正如经常指出的那样,过去的专制体制并不是极权体制。它们的镇压工具往往不够有效,它们的统治阶级总是要么腐化堕落,要么漠不关心,要么有半自由化的思想倾向,而主流的宗教信条并不认同完美主义或人类能够一贯正确。大体上说,散文创作在民主和思想自由的时期达到了自己的最高水平。极权主义的新颖之处在于,它的信条不仅不容挑战,而且很不稳定。它们总是得艰难地被接受,但另一方面,它们总是一下子就会发生改变。比方说,想一想英国共产党及其“同路人”在英国和德国交战期间不得不接受的各种互相矛盾的立场。在1939年9月之前,他所接受的命令是喋喋不休地叫嚷着“纳粹主义的恐怖”,将所写的一切都扭曲成对希特勒的批判。而1939年9月之后,二十个月来,他不得不相信加诸德国身上的罪恶比它所犯下的罪恶要大得多,而“纳粹”这个词至少在创作的时候不得出现在他的字典之内。而在1941年6月22日收听完八点钟的新闻广播后,他又不得不开始相信纳粹主义是前所未有的、最令人发指的罪恶。如今,进行这样的立场转变对于政治家来说是非常容易的事情,然而对于作家来说,情况则有所不同。如果他要在正确的时机改弦更张,那他要么是在表达主观情感时撒谎,要么就是干脆压抑了自己的主观情感。而无论是哪一种情况,他都扼杀了自己的创造力。他不仅不会再有灵感,而且他的笔触也会变得僵化呆板。我们这个时代的政治写作几乎都是将预先想好的语句组装起来,就像一个孩子在玩梅卡诺玩具一样。这是自我审查的无可避免的结果。要以朴实而鲜活的语言创作,作家必须毫无畏惧地思考,而如果作家毫无畏惧地思考,他就不能在政治上恪守正统。在“信仰的年代”,当主流的正统思想早已建立但并没有被当成一回事时,情况可能会不一样。在那种情况下,一个人的思想可能有广阔的领域不受自己的正统信仰所影响。尽管如此,值得注意的是,在欧洲那个推崇单一信仰的时代,散文写作几乎销声匿迹。贯穿整个中世纪,几乎没有任何有想象力的散文作品,而历史作品也没有多少想象力可言。社会上的知识分子领袖一千年来以几乎没有变化的僵死语言表达自己最严肃的思想。

但是,极权主义并不是一个信仰的年代,而是一个精神分裂的年代。当一个社会的结构明确无疑地被人为操纵时,它就变成了极权主义社会,也就是说,它的统治阶层不再担负着职能,却通过暴力或欺诈仍然紧紧地掌握着权力。这么一个社会,无论它存在的时间有多久,都无法变得宽容或有一以贯之的思想。它绝不允许文学创作所需要的如实记录事实和真挚情感的存在。但是,一个人不一定非得生活在极权主义国家才会被极权主义腐蚀。某些理念只要开始流行,就能传播使信奉者丧失文学创作才华的毒害。只要有一种正统理念被强制灌输——而在现实中,往往是两种正统观念被强制灌输——好的创作就会停止。西班牙内战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对于许多英国知识分子来说,这场战争是一次深深触动他们的经历,但他们无法真诚地描写这段经历。你只能说两种话语,而这两种话语或许都是谎言。结果就是,这场战争催生了长篇累牍的作品,但几乎都不堪卒读。—乔治·奥威尔 《文学的绊脚石》(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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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自由

在我们这个时代,思想自由的理念受到两个方向的夹击。一边是其理论上的死敌——为极权主义开脱的辩护者,另一边是它在现实中的死敌——垄断和官僚体制。任何洁身自好的作者或新闻工作者都会发现让自己吃尽苦头的不是积极的迫害,而是社会的浪潮。阻挠他的事情是,媒体集中于少数有钱人的手中,他们垄断了电台和电影,而公众不愿意花钱买书,使得几乎每个作家都不得不靠写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和为新闻部与英国文化委员会卖命以挣得一部分收入。这些机构让作家得以苟延残喘,却在浪费他的时间和主宰他的思想。过去十年来持续不断的战争气氛所造成的扭曲,任谁也无法逃脱。我们这个时代的每一件事情都在把作家和其他文艺工作者塑造成小官僚,专注于上面布置的主题,从不表达他认为是全部真相的内容。但在对抗这一命运的过程中,他得不到己方阵营的支援,也就是说,没有一个大的思想群体给予他信心,让他知道自己是对的。在以前,至少在清教徒运动兴起的那几个世纪里,反叛的理念和思想的道德正派交织在一起。一个异端——政治上、道德上、宗教上或美学上的异端——是不愿意背叛自己的良知的人。他的观点可以用复兴教会的圣诗加以概括:

勇于当但以理,
勇于孤身奋斗,
勇于坚持信念,
勇于传播信仰。

要让这首圣诗与时俱进,你得在每一句话前面加上“不要”这两个字。因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特点就在于现有秩序的背叛者,至少是他们中人数最多、最为典型的代表,同时也是个体道德的背叛者。“勇于孤身奋斗”不但是非常危险的举动,也是思想上的犯罪。无形的经济力量将作家与艺术家的独立侵蚀殆尽,与此同时,那些原本应该捍卫独立的人也在对它进行摧残。在这里我所关心的,是第二种情况。

思想的自由和出版的自由总是被不值一哂的意见所抨击。做过讲座和进行过辩论的人都对它们倒背如流。在此我无意探讨那些熟悉的论调,说什么“自由只是一种幻觉”或“极权主义国家比民主国家有更多的自由”,我要探讨的是更站得住脚和更危险的主张,说“自由并不是什么好东西”和“思想的诚实是一种反社会的自私”。虽然这个问题的其它方面总是更加显眼,但关于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争议归根结底是“撒谎究竟是否可取”的问题。真正的争论焦点是真实地报道当代事件的权利,或者说是带着每个观察者都无法逃避的愚昧、偏见和自我欺骗尽可能真实地去报道当代事件的权利。我这么说似乎是在说直白坦率的“报告文学”是唯一有价值的文学形式,但我会在后面尝试表明在每一个层次的文学作品中,或许在每一种艺术形式中,同样的问题都以某种微妙的形式出现。与此同时,有必要将总是掩盖着这一争议的无关紧要的内容剥离开来。

思想自由的敌人总是想把问题歪曲成纪律与个人主义之间的矛盾,而把真相与谎言这个本质问题尽可能隐而不谈。尽管强调的重点会发生变化,但不愿意出卖自己意见的作家总是被视为一个纯粹的利己主义者。他被斥责为要么是想让自己“躲进小楼成一统”,要么是在哗众取宠卖弄风情,要么是在螳臂挡车妄图阻挠不可遏止的历史潮流,想要保住自己那不正当的特权。天主教徒和共产党人都认为敌人不可能是诚实而睿智的人。两者都心照不宣地声称“真相”已经昭示,而如果异端者不是白痴,那他就是打心眼里了解“真相”,只是出于私心而抵制它。在共产主义的文学作品中,对思想自由的攻击总是以“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十九世纪自由主义的幻梦”等长篇大论作为掩饰,并滥用诸如“浪漫”、“多愁善感”这些词语作为支持。由于这些词语没有公认的含义,因此很难作出回应。通过这种方式,争议的真正问题被转移了。你会接受,而且大部分开明人士都会接受共产主义者的论点,认为纯粹的自由只存在于没有阶级的社会,当一个人努力让这个社会实现时,他是最接近自由的。但偷偷地夹杂在这一理念中的还有“共产党的目标就是建立没有阶级的社会,而苏联正在致力于实现这一目标”这个没有根据的论点。如果前一个论点能够导出后一个论点,那几乎任何对常识和行为准则的侮辱都可以被证明是合理的。与此同时,真正重要的事情却一直被忽略了。思想自由意味着个人表达自己所见所闻所感的自由,不会被迫捏造和虚构事实和感受。那些反对“逃避主义”、“个人主义”、“浪漫主义”等熟悉的长篇大论只是辩论的手段,其目的是让歪曲历史变成似乎是可敬的行为。

十五年前,捍卫思想自由要与守旧派和天主教信徒进行斗争,并在一定程度上与法西斯主义者进行斗争——因为他们在英国并没有强大的势力。到了今天要对抗的则是共产党及其“同路人”。你不应该对规模并不大的英国共产党的直接影响进行夸大,但俄国神话对于英国知识分子的毒害却是毋庸置疑的。由于它的影响,事实被打压和扭曲到如此严重的程度,让人怀疑到底我们这个时代能不能记载真实的历史。让我只举一个例子,这样的例子我可以列举出好几百个。德国被打败后,我们发现有许多俄国人——无疑,大部分是出于非政治动机——改变了阵营,为德国打仗。而且有一些俄国的战俘和流民不愿意回苏联,虽然数字不多,却也不容忽视,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是被迫遣返回国的。在场的许多新闻工作者都知道这些事实,但英国的报刊对这些只字未提。与此同时,英国的亲俄宣传工作者继续声称苏联“没有内奸”,以此为1936年至1938年的大清洗和流放辩护。围绕着像乌克兰大饥荒、西班牙内战、对波兰的政策问题的谎言和不实的信息就像浓雾一样。这并非完全出于有意识的欺骗,但任何对苏联抱有热烈同情的作家或记者——那是俄国人操纵下的同情——对重要问题的故意弄虚作假持默许的态度。我面前摆着一份非常罕见的宣传册,是马克西姆·李维诺夫在1918年写的,对俄国革命的近期事件进行概述。里面没有提到斯大林,但对托洛茨基、季诺维耶夫、卡米涅夫和其他人予以高度赞扬。对待这么一份宣传册,即使是最理智谨慎的共产党员会持什么态度呢?最暧昧的态度会说这是一份不受欢迎的文件,应该将其查禁。如果出于某种原因决定要发行这本宣传册经过篡改的版本,则会对托洛茨基加以诋毁并加入斯大林,没有哪个对党保持忠诚的共产党员会提出抗议。近年来,类似的文件伪造一直在发生,但重要的并不是它们发生了,而是即使在它们的真相被了解时,整个左翼知识分子群体对此却无动于衷。阐述真相被视为“不合时宜”,或会被某某人“趁机利用”,人们觉得这一理由无可辩驳。几乎没有人在乎他们所容忍的谎言被刊登在报纸上和被载入历史书中。

极权主义国家的有组织的撒谎并不像有时所说的那样,是类似于“兵不厌诈”那样的权宜之计。这是极权主义与生俱来的特点,即使集中营和秘密警察部队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也仍然会继续下去。在共产党的知识分子内部流传着一则地下消息,大意是尽管俄国政府现在被迫进行虚假的宣传、诬陷罪状的审判等等事情,但它正在秘密记录下真相,以后将会把这些真相公之于众。我想,我们可以很肯定地说事实根本不是这样,因为这么一种行为所暗示的心态是一个信奉自由主义的历史学家的心态,认为过去是不容改变的,对历史的正确认识是理所当然的有价值的事情。而在极权主义者的眼中,历史是创造出来的,而不是学习了解到的。一个极权主义国家的实质是神权政治,其特权统治阶级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必须被认为是一贯正确的。但在现实中没有人能一贯正确,因此必须经常性地篡改历史事件,为的是证明这个或那个错误并没有犯过,这个或那个臆想的胜利的确发生了。然后,每一次政策的大调整都需要对教条进行相应的调整,烘托出形象伟大的历史角色。这种事情到处都在发生,但显然,在任何时候只能容忍一种意见的社会里更有可能会发生肆无忌惮的对历史的篡改。事实上,极权主义总是要求不停地篡改历史。从长远来看,它或许会要求否定客观真实的存在。在这个国度,极权主义的帮凶总是争辩说,既然绝对的真相无法得知,撒个弥天大谎比撒个小谎其实糟糕不到哪里去。他们指出,所有的史实都带有偏见,而且并不准确;另一方面,现代物理学已经指出,我们眼中那个真实的世界其实只是幻觉,因此相信眼见为实耳听为虚的证据只是庸俗的思想。一个能够维系自身延续的极权主义社会或许建立起了精神分裂的思想体系。在这个社会里,常识的法则对日常生活和某些纯科学研究起作用,但政治家、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可以罔顾它们的存在。已经有无数的人认为篡改科学课本是可耻的事情,却认为篡改历史事实并没有什么错。当文学与政治勾结在一起时,极权主义对知识分子施加了最沉重的压力。目前纯粹的科学还没有遭受到同等程度的威胁,这在部分程度上解释了在所有国家,科学家比作家更认同政府这一事实。—乔治·奥威尔 《文学的绊脚石》(1)

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变节的自由派。除了马克思主义者那耳熟能详的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只是幻觉的言论之外,现在还有一个广为流传的思想倾向,认为只有极权主义的手段才能捍卫民主。它争辩说,如果你热爱民主,你就必须以任何手段消灭它的敌人。谁是它的敌人?他们不仅是那些公开地、有意识地攻击民主的人,还包括那些传播错误的思想,从而在“客观上”危害民主的人。换句话说,捍卫民主意味着摧毁所有的独立思想。这一理由被用于为俄国的大清洗进行辩护。就连最热情的亲俄派也不会相信所有的受害者都犯下了他们被指控的罪名,但由于怀有异端思想,他们“客观上”危害了政权,因此不仅对他们展开屠戮是正确的,而且还应该以虚假的指控抹黑他们。同样的理由还被用于为左翼报刊在西班牙内战中有意识地对托派分子和支持共和国的少数派进行造谣诬蔑这一行径作辩护。1943年莫斯利获释时,这套逻辑又被用作反对“人身保护法”的理由。

这些人不明白,如果你倡导极权主义手段,或许有一天它们就会被用在你自己身上。习惯了不经审判就关押法西斯分子,或许这个过程不会在关押完法西斯分子后就停止。在遭受镇压的《工人日报》复刊后,我到伦敦南部的一所工人学校作讲座。听众是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下层知识分子——就是你在左翼书社的支部经常见到的那些人。那个讲座谈及了出版自由的问题,到最后,让我大为惊讶的是,有几个提问者起身问我:难道我不认为解禁《工人日报》是一个大错吗?我问他们为什么这么说,他们说这是一份忠诚度可疑的刊物,在战争时期不应该容忍它的存在。我发现自己在为《工人日报》辩护,而这份报纸不止一次处心积虑地对我进行诽谤。但这些人是从哪儿学到了这一本质上是极权主义的观点呢?可以很肯定地说,是从共产主义者那儿学到的!英国有着根深蒂固的宽容与体面的传统,但它们并非不可摧毁,而且必须以有意识的努力让它们延续下去。宣扬极权主义教条的结果将会削弱自由的人民分辨危险和安全的本能。莫斯利事件表明了这一点。在1940年时,关押莫斯利是非常正确的举动,无论他是否真的犯下了罪行。我们在为生死存亡而战,我们绝不能允许一名潜在的卖国贼自由行动。而到了1943年仍然未经审判就剥夺他的自由则是一桩暴行。群众无法明白这一点是不好的征兆,虽然反对莫斯利获释的骚动确实在一部分程度上是泡沫,一部分程度上是其它不满的表现。但当前滑向法西斯的思维方式的情况有多严重可以从过去十年来反法西斯运动不择手段的程度得以体现。

当前的俄国狂热只是西方自由传统整体弱化的一个征兆,意识到这一点很重要。如果新闻部插手这件事,明确地拒绝出版这本书,大部分的英国知识分子不会认为这件事有什么让人不安之处。对苏联不加批判的忠诚是当前的正统理念。只要事关苏联的利益,他们不仅愿意容忍审查制度,而且还会精心地编造历史。只举一个例子。《震撼世界的十天》对俄国革命早期进行了第一手的描述,作者约翰·里德去世时,这本书的版权落到了英国共产党的手里,我相信是里德遗赠给他们的。几年后英国共产党将这本书的原版统统销毁,出版了经过曲解篡改的版本,完全没有提到托洛茨基的名字,还将列宁所写的序文也删掉了。如果英国仍然有激进的知识分子群体的话,这一捏造史实的行径会在英国的每一份文学报刊上被揭发和谴责。结果呢,几乎没有人提出抗议。对于许多英国知识分子而言,这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对彻头彻尾的欺诈的容忍比当前风行的对俄国的崇拜更加危险。显然,这种时尚是不会一直持续下去的。据我所知,在这本书出版的时候,我对苏联政权的看法或许将被普遍接受。但这件事本身有什么用呢?以一个正统理念去代替另一个正统理念并不一定就是进步。我们的敌人是留声机式的思想,无论你是否认同当前正在播放的这张唱片。

我很熟悉所有反对思想和言论自由的理由——那些宣称它不能存在的理由和那些宣称它不应该存在的理由。我的回答就是,他们根本无法说服我,我们四百年来的文明一直建立在相反的理念之上。过去十几年来,我一直认为当前的俄国政权是邪恶的,我声称自己有权利这么说,虽然苏联在这场我希望获胜的战争中是我们的盟友。如果我得用一句话证明自己,我会引用弥尔顿的这句话:

以众人皆知的亘古的自由之规!

“亘古”这个词强调了思想自由是深深扎根的传统,没有了它,西方文明或许将不复存在。显然,我们的许多知识分子正在疏远它。他们接受了这么一个原则:一本书的出版或取缔,被赞扬或被批评,不应该取决于它自身的优点或缺点,而是应该取决于政治上的权衡利弊。其他人虽然并没有这一想法,但出于怯懦而表示赞同。这种情况的一个例子就是英国许多能言善辩的和平主义者面对苏俄军国主义崇拜的盛行哑口无言。根据这些和平主义者的看法,所有的暴力都是邪恶的,在这场战争的每一个阶段他们都在敦促我们屈服或达成妥协和平。但他们当中有多少人说过有红军参与的战争也是邪恶的?显然,俄国人有权利捍卫自己,而我们这么做就是不可宽恕的罪恶。你只能这么去解释这种自相矛盾的情况:这是出于要和知识分子的主体共同进退的怯懦愿望,他们爱的是俄国而不是英国。我知道英国的知识分子对他们的怯懦和虚伪可以给出很多理由。事实上,我心里很清楚他们会如何为自己辩护。但至少让我们不要再说什么捍卫自由反抗法西斯的胡说八道。如果自由真的有含义的话,它意味着告诉人们他们并不想听的事情的权利。普通人仍然模糊地接受这一信念,并依照它去行事。在我们的国家——并不是所有的国家都有着同样的情况,之前的法兰西共和国情况就不是这样,而如今在美国情况也不是这样——自由派恐惧自由,知识分子想要抹黑思想。我写下这篇序文,就是希望引起对这一事实的关注。

—乔治·奥威尔 出版的自由(《动物农场》序文)

"但不幸的是,接受政治上的责任感如今意味着屈服于正统观念和“党派纲领”,而这意味着怯懦和虚伪。与维多利亚时代的作者不同,我们的劣势在于,我们生活在壁垒分明的政治意识形态中,总是一下子就知道什么样的思想是异端思想。一个当代文学知识分子总是在担惊受怕中生活和写作——事实上,他害怕的不是更广泛层面的公众意见,而是自己的小群体内的共同意见。大体上,幸运的是,群体不止一个,但在任何时候总是有居于主导地位的正统观念,要与正统观念为敌不仅需要硬着头皮,而且有时候意味着有好几年的时间收入锐减。显然,过去这大约十五年来,占据主导地位的正统思想,尤其是在年轻人中盛行的思想,一直是“左翼”思想,鼓吹“进步”、“民主”和“革命”,而你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避免被贴上的标签则是“资产阶级”、“反动派”和“法西斯分子”。如今几乎每个人,甚至包括大多数天主教信徒和保守派,都是“进步分子”,或者至少希望别人认为他们是“进步分子”。据我所知,没有人会自称是“资产阶级人士”,就好像没有哪一个略通文墨的人听说过反犹主义这个词后会承认自己有反犹倾向。我们都是优秀的民主人士、反法西斯反帝国主义的斗士,蔑视阶级差别,不受肤色歧视的影响,等等等等。当前的“左翼”正统思想要比二十年前兴盛一时、极其势利虚伪的保守派正统思想要好一些,这是没有多少疑问的——当时《标准》与《伦敦信使》(水平要稍低一些)是主流的文学杂志——因为至少它所隐含的目标是许多人真正想要的富有生命力的社会形态。但它也有其谬误,而由于这些谬误无法被承认,这就使得对某些问题进行严肃的讨论成为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整个左翼意识形态,无论是符合科学的内容还是乌托邦式的内容,都是由那些无望获得权力的人构想出来的。因此,它是一套极端的意识形态,完全蔑视君主、政府、法律、监狱、警察、军队、旗帜、前线、爱国主义、宗教、传统道德——事实上,蔑视一切现存的体制。在人们的记忆中,所有国家的左翼力量都在与貌似不可战胜的暴政进行着斗争,很容易就以为只要资本主义这个暴政被推翻,社会主义就会随之成立。而且,左翼人士继承了自由主义的一些值得怀疑的信念,比方说“正义必胜”、“多行不义必自毙”或“人性本善,是环境造就了坏人”等等。这种完美主义的意识形态在我们几乎所有人身上一直存在,我们打着它的旗号抗议工党投票同意赋予英国国王的儿女丰厚的年金收入,或在国有化钢铁厂这个问题上表现犹豫。但我们的脑海也形成了一系列从未说出口的自相矛盾的想法,这是源于我们在现实中栽了好多个跟头。

第一个大跟头是俄国革命。出于复杂的原因,整个英国左翼团体都被迫接受俄国政权的性质是“社会主义”,但私底下都知道它的精神和做法其实与英国本土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完全背道而驰。因此就出现了某种思想精神分裂症,像“民主”这些词汇可以有两种不可协调的意思,而集中营和大规模迁徙这种事情既可能是对的,也可能是错的。对左翼意识形态的第二个打击是法西斯主义的崛起,这动摇了左翼人士的和平主义和国际主义,但没有明确地重新树立信念。德国人的扩张让欧洲人明白了殖民地人民一早已经明白的道理,那就是:阶级仇恨并非那么重要;还有就是:有一种东西叫做民族利益。希特勒上台后,再说什么“你的敌人就是你自己的国家”和“国家独立没有价值”就很不靠谱了。但是,虽然我们都知道这一点,并且在必要的时候作出行动,我们仍然觉得要大声说出这一点是变节行为。最后要说的是,最困难的事情是现在左翼势力已经掌权,必须承担责任,作出真正的决策。" —《作家与利维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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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人觉得不安的是,当事关苏联及其政策时,你不能指望自由派的作者和记者能提出有思想的批判,在很多情况下甚至无法做到诚实,虽然他们并没有遭受直接的压力要去歪曲他们的意见。斯大林是至圣之人,绝不能对他的政策进行严肃的讨论。自1941年以来这条规矩几乎普遍得以遵守,但早在十年前它就开始运作,程度比人们有时候所想象的更严重。那时候来自左翼人士的对苏联政权的批评很难得到表达。当时有许多反俄的文学作品,但几乎都出自保守派的角度,显然并非出于真诚,而且思想落伍,带有卑鄙下流的动机。另一方面,支持俄国的宣传也有相当大的规模,而且同样虚伪,任何想要以成熟的方式对重要的问题进行讨论的尝试总是会遭到抵制。事实上,你能出版反俄书籍,但这么做肯定会被几乎整个高端出版界忽视或扭曲描述。你会被公开或私下警告,说这么做“不合适”。你所说的事情或许是真实的,但它“不合时宜”,会被这个或那个反动利益团体“利用”。这一态度总是以这是出于国际局势和英俄同盟的迫切需要作为理由进行自我辩护。但显然,这是文过饰非。英国的知识分子群体,或它的大部分成员,对苏联产生了类似于民族主义的忠诚,他们打心眼里觉得对斯大林的智慧提出质疑就像是在亵渎神明。他们以不同的标准看待俄国的事件和其它地方的事件。1936年至1938年大清洗的无休止的处决得到了毕生都在反对死刑的知识分子的鼓掌欢呼;印度发生饥荒就应该进行公开报道,而乌克兰发生饥荒则应该进行隐瞒。战前的情况是这样,现在的思想氛围也好不到哪里去。" —出版的自由(《动物农场》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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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主流正统思想所要求的是不加批判地崇拜苏俄。每个人都知道这一点,几乎每个人都依照它的要求去做。任何对苏联政体的严肃批评、任何对苏联政府需要掩盖的事实的揭露都无法刊印。有趣的是,这场波及全国的吹捧我们的盟友的阴谋是在真正的思想宽容的背景下进行的。因为虽然你不能批评苏联政府,至少你可以自由地批评我们自己的政府。几乎没有人会出版一本抨击斯大林的书,但在书籍里和期刊里抨击丘吉尔是很安全的事情。纵观战争那五年,我们有两三回为了国家的存亡而战,在此期间无数呼吁达成和平妥协的书籍、宣传册和文章照样出版,并没有遭到干预。而且它们并没有激起强烈的不满。只要苏联的声望没有遭到诋毁,自由言论的准则一直都合情合理地得以遵守。还有其它被禁止的话题,接下来我会对其中的几个进行讨论,但对于苏联的主流态度是最严重的征兆。它似乎是自发而生的,并不是某个压力集团行动的结果。

自1941年以来,大部分英国的知识分子对俄国奴颜婢膝,全盘接受俄国的宣传,并对其加以重复,要不是之前有好几次他们有过类似的表现,这原本会令人觉得很惊讶。在一个接一个富有争议的问题上,俄国的观点被不假思索地接受,然后在完全罔顾历史真相或思想体面的情况下就进行公开宣传。只举一个例子:英国广播电台庆祝苏联红军成立二十五周年,却没有提到托洛茨基。这就好像在纪念特拉法尔加战役时没有提到纳尔逊一样,但英国知识分子对此并没有提出抗议。在各个被占领的国家的内部斗争中,英国的媒体几乎一边倒地支持俄国人扶植的派系,抹黑诽谤对立的派系,有时候为了达到目的不惜抹杀事实证据。一个格外扎眼的例子就是米哈伊洛维奇上校,南斯拉夫切特尼茨运动的领袖。俄国人扶植了自己的南斯拉夫领导人铁托将军,指责米哈伊洛维奇与德国人勾结。这一指控立刻得到了英国媒体的响应:米哈伊洛维奇的支持者们没有机会作出回应,而与这个指控相抵触的事实也没办法出版。1943年7月,德国悬赏十万金马克捉拿铁托,而米哈伊洛维奇的悬赏也是差不多这个数目。英国媒体大肆宣扬铁托的赏金,但只有一份报纸(印数很少)提到了米哈伊洛维奇的赏金,对他与德国人勾结的指控仍在继续。同样的事情在西班牙内战期间发生了。那时候俄国人决心要消灭的支持共和国的派系在英国的左翼报刊中被大肆诬蔑,任何为他们辩护的言论,就连书信也被拒绝出版。目前,对苏联的严肃批评不仅被认为是应该被谴责的事情,甚至就连这些批评的存在有的时候也会被隐瞒。比方说,托洛茨基在死前写了本斯大林传。你或许会认为这绝不会是一本没有偏见的书,但显然它会很有销路。一个美国出版社原本已经着手安排将其出版,而且已经印出来了——我想那些供写书评用的样书已经寄出去了——这时候苏联参战了。这本书立刻被取消出版。英国媒体对这本书绝口不提,虽然这本书的存在和它遭受镇压是一篇值得写上几段的新闻。" —出版的自由(《动物农场》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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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场战争的早些时候,政府很难让老百姓们去领取他们的票据簿。在议会选举时,即使有了现代化的登记方式也经常只有不到一半的选民去投票。像这些事情就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思想之间存在着巨大鸿沟的表现。但知识分子与人民群众之间也存在着巨大的鸿沟。正如我们从记者们对选举结果的预测中可以了解到的,他们根本不知道公众在想些什么。革命宣传根本没有收到任何效果。整个国家的教堂都是空荡荡的。尝试去理解普通老百姓在想什么,而不是假定他们拥有应该拥有的想法,这个理念很陌生,而且不受欢迎。左翼和右翼都对社会调查发起了恶毒的攻讦。但通过某种方式去了解公众舆论显然是现代政府必须要去做的事情,作为一个民主国家而不是一个极权国家,更是需要这么做。这意味着和普通老百姓沟通时要说他们能够理解和回应的话。" —《政治宣传和通俗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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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无从了解社会主义运动与文坛知识分子之间的决裂造成了怎样的损失,但它已经和他们疏远了,一部分原因是将宣传手册和文学混为一谈,一部分原因是它没有为人道主义文化留下容身之地。一位作家能像其他人一样投票给工党,但他很难以作家的身份去参与社会主义运动。那些书呆子气十足的教条主义者与务实的政客都会因为他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鄙视他,并且不会错失时机让他知道这一点。他们对待他的作品的态度和一个打高尔夫的股票经纪没什么两样。政治家粗鄙无文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就像乔治·麦考利·特里维廉所说的,“在十七世纪,议员引用的是《圣经》,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引用的是经典作品,到了二十世纪,他们什么也说不出来”——它的推论就是作家们在文学上的无所作为。在上一场战争后的那几年里,最好的英国作家都有反动倾向,但大部分人都没有直接参与政治。到了大约1930年,继他们之后是一代努力想积极投身左翼运动的作家。有一部分人加入了共产党,在里面得到的待遇和他们加入保守党没什么两样。也就是,他们一开始时得到了资助,但也被猜疑,然后,当他们被发现不愿意或不能将自己变成留声机唱片时,他们被弃之如敝屣。大部分人回归个人主义。无疑,他们仍然会投票给工党,但他们的才华在这场运动中荒废了。然后——经过更加狰狞的演变——在他们之后出现了新一代的作家,他们并非全然与政治隔绝,但从一开始就独立于社会主义运动之外。在那些非常年轻刚刚崭露头角的作家里,最有才华的是和平主义者,有几个甚至有法西斯主义倾向。在他们当中,几乎没有人对社会主义的理念感兴趣。与法西斯主义进行的十年斗争对他们来说似乎既毫无意义又无趣,而且他们直白地说出了这一点。你可以有好几个理由解释这一点,但左翼人士对待“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轻蔑态度有可能是原因之一。

吉尔伯特·穆雷曾在某处说过,他曾经为一个社会主义辩论社进行关于莎士比亚的讲座。最后他像往常一样请听众提问,唯一的问题就是:“莎士比亚是资本家吗?”这个故事让人觉得沮丧的是,很有可能真有其事。从它所隐含的意味出发,你或许会隐约了解到,为什么塞林会写出《我应负的责任》而奥登正在美国进行自我反思。" —《文学与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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