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肥胖研究”（Fat Studies）

“残疾研究”所展现的问题在也反映在了其它领域，比方说肥胖研究。和“残疾研究”一样，“肥胖研究”也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随着肥胖运动的兴起而出现，从60年代到现在，“肥胖研究”曾以多种形式出现在公共视野中，但是直到最近才正式成为了身份研究的独特一支。“肥胖研究”大量地依赖于酷儿理论和女权主义（在英国发展时这一点尤其明显），并且十分注重交叉性。“肥胖研究”试图将人们对肥胖的负面看法描述成一种类似于种族主义，性别主义，恐同主义的偏见，并且以一种后现代主义的方式明地确拒斥了科学。“肥胖研究”聚集于肥胖的“社会建构”，大力促使肥胖者拒绝医学建议，鼓励肥胖者接受一种肯定肥胖的“支持社区知识”（supportive community “knowledge”）。“肥胖研究”强烈依赖于后现代主义的知识原则，认为知识是权力的建构，由“话语”维持，而“话语”则植根于对肥胖者的仇恨（fatphobia)，与厌女主义（misogyny）和种族主义（racism）紧密相连。因此，“肥胖研究”倾向于建立关于压迫的理论，往往展现出对科学的极端怀疑，并且通常鼓吹“其他的认知方式”（other ways of knowing），其中包括了个人经历、（后现代）理论、女权主义，甚至还包括了诗歌。

尽管“肥胖运动”在英国最为盛行，但它最开始可能还是起于美国，随着“美国提升肥胖接受度协会” [National Association to Advance Fat Acceptance (NAAFA）]于1969年的建立，以及“肥胖先锋”（Fat Underground）于70年代的发展而兴起。“肥胖研究”直接源于70年代的美国由于社会，文化，政治上的变化而产生的文化研究和身份研究热潮和后现代主义风气。然而，和其它的那些依赖于实用后现代主义的身份研究相比，“肥胖研究”的后现代转向发生得更晚。这也许是因为“肥胖研究”成为独立的研究领域的时间比较迟，不过在此之前，女权主义者就对女性受到的减肥压力进行了理论化的表述。“肥胖研究”坚称，因为受到了无所不在，广为社会接受的“肥胖恐惧症”（fatphobia)的影响，“肥胖研究”此前没有收到认真对待。对于“肥胖研究”而言，任何把肥胖当作一种危险的健康状况，认为其可以医治的研究，都是“肥胖恐惧症”的体现。

肥胖研究在历史上的前身叫做肥胖女权主义，肥胖女权主义与极端女权主义和极端女同女权主义相连甚密，因此支持者比较有限。这一点一直没有改变，直到上世纪90年代。当时，随着社会朝向自由化趋势发展，注重于接受和庆祝“肥胖身体”的“积极身体运动”（Body Positivity movement）开始兴起。与之相关的还有另一场运动，名叫“各种体型大小都很健康”（Health at Every Size movement），该运动自从60年代以来就曾以多种形式存在，到了2003则变得广为人知，因为当年“体型多元协会”把“Health at Every Size”这句话作为了自身的标记。2010年，生理学和心理医疗学学者Linda Bacon写了一本比较流行的书，叫做<<Health at Every Size: The Surprising Truth About Your Weight>>。作者在书中认为，不管什么体型的身体都可以是健康的。医学界的共识则反对这一观点。

此后“肥胖研究”迅速发展，采取了实用后现代主义的研究方式，而且很快就彻底地接受了交叉论，提出了类似于“要消灭体型压迫，就必须消灭其它的交叉压迫”之类的没有逻辑的主张。2012年，名为“肥胖研究”的期刊得以创立，促进了“肥胖研究”实现学科独立的目标。该刊明确地将人们对肥胖的负面看法—包括担忧肥胖有可能对健康产生的负面影响的这种看法，与那些基于先天特征的歧视联系在了一起，称：“肥胖研究”和重点研究种族、民族、性别、年龄的学科十分类似。”

“肥胖研究”的领军人物，<<Fat Activism: A Radical Social Movement >>（2016）的作者，Charlotte Cooper，详细地记录了“肥胖研究”的发展历程。Cooper是一个英国人，她提到，肥胖运动先是几乎被激进女权主义完全放弃，随后又被后现代女权主义复活：

The origins of fat feminism are immersed within a feminism that is problematic, maligned, unfashionable and obscure, that is, radical lesbian feminism, including, at times, lesbian separatism. Critiques of this feminism surfaced within queer, third wave and postmodern feminisms because of, for example, its essentialism and its fundamentalism.

虽然种种事实都表明，肥胖是摄入过量卡路里的后果，而且对健康有显著的风险，但“肥胖研究”经常将人们对于肥胖的负面态度和视为与种族主义、性别主义、恐跨主义、残疾主义、帝国主义紧密相连的问题。现如今，肥胖运动和“肥胖研究”已被交叉主义者和女权主义者主导，并且强烈地依赖于酷儿理论以及布特勒式的"讽刺政治“(politics of parody)。Charlotte Cooper 还在她的书中描述了肥胖运动家们组织的一场名叫“胖林匹克”（Fattylympics）的活动，当年正值2012年伦敦奥运会召开，肥胖运动家们认为伦敦奥运会本质上歧视肥胖，因此自己在伦敦公园组织了一场“胖林匹克”，故意以一种看起来很愚蠢的方式参与类似的运动项目，以体现一种战略上的抵制和抗议。

“肥胖研究”受到的酷儿理论和朱迪斯布特勒的影响尤其之多。Charlotte Cooper在她书里的开头就宣布，这本书“公开酷儿”，并且要“鼓励肥胖运动家抵制同化，拒绝参与，关注酷儿战略，强化肥胖运动”。在这本书中，我们再一次看到了福柯的“生物权力”概念：科学利用不正当的权力将自己包装成了知识的生产者，并且借助话语的力量渗透了整个社会，维持了自己的地位。Cooper偏执地采取了福柯的这种理论，她写道，

In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and elsewhere, power is not enshrined within authorities feeding down to the lowliest subject, it is a dynamic field in which everyone is implicated.

她还写道，

Michel Foucault’s work on governmentality is commonly used to theorise bodies in relation to power and has been used by people interested in how fat people are socially controlled, stratified, surveilled, regimented, patrolled, and self-governing.

无独有偶，玛丽蒙特曼哈顿大学（Marymount Manhattan College）学术事务部门的高级联席主任Kathleen LeBesco在她的<<肥胖研究读者>>中也持有类似立场。她写道，

“Michel Foucault’s work (1980) has shown us that placing bodies under the microscope of science, in the name of liberal projects of self-improvement, in fact reinscribes their deviance and increases their oppression”

认为隐密不见的话语传达了权力并且维持了学科的这种观念，在肥胖运动的文本中随处可见，福柯和朱迪斯布特勒被广泛引用。对于Cooper来说，肥胖话语将自己描述成在肥胖问题上的唯一权威，否认其它的一切，因此是极权主义的。肥胖学者Marilyn Wann则认为，

Every person who lives in a fat-hating culture inevitably absorbs anti-fat beliefs, assumptions, and stereotypes, and also inevitably comes to occupy a position in relation to power arrangements that are based on weight. None of us can ever hope to be completely free of such training or completely disentangled from the power grid.

我们不妨放宽一下视野。想象一张权力柵网（power grid）。在后现代主义者的世界观里，人类社会就是这样的一张栅网。在这种思维看来，我们一出生就被依据身份安排在了不同的位置里，因此拥有不同级别的获取权力的机会，而特权就像电力一样接入了这张栅网。我们学习着扮演自己位置上的角色，因此就作为系统的一部分充当了权力的“导体”，而且我们在这么做时通常是无意识的，根本不知道这张栅网的存在。学习适应自身角色的过程，就是向由社会建构，被社会认可的“霸权”身份进行社会化的过程，这一过程通常不是有意的。我们在扮演着自己的角色的同时，也在维护着社会和文化的既有期待，拒绝着获取权力的机会。此外，获取权力的机会有一种自动的腐化作用，使得我们扮演自己的角色，使人们社会化，使人们认可系统中的不平等，使人们替自身获取权力的机会辩护，合理化对其他人的排斥。而这一切都是通过“话语”来完成的，“话语”就是我们说话的方式，这其中包括了它的非语言形式。这种社会观一开始起源于早期后现代主义者模糊而繁复的语言，随着时间的演进，逐渐进化成了一种经过巩固的信仰系统。因此，我们经常能看到实用后现代（批判）理论家们信心满满地把这种解释当作客观真理，这一点和早期后现代主义者很不一样。

妄想症式的理论

要应对这个充斥着权力话语的栅网，就要先学会发现它，就必须接受特殊训练。批判理论的作用就是提供这种特殊训练。批判理论凭借着这样一种循环论证和自我辩护，把自己包装成了解决方案。因此，对于一些肥胖理论家而言，性别理论、交叉女权主义理论和酷儿理论十分重要：

Sexism has become a deeply coded set of behaviors that are difficult to unlock if you don’t know how to see them. It can take special access to education and language in order to unveil sexist behavior. Often, that critical language is cast as suspect, overly intellectual, or a product of paranoid fantasy.

对于另一些人来说，交叉理论和酷儿理论虽然有用，但一切的一切说到底还是都怪资本主义。比方说Charlotte Cooper就曾提出了一个和残疾理论家Goodley十分类似的观点。Cooper认为“新自由主义”（这里约等于资本主义社会）迫使人们自己去适应社会，而不是要求社会适应他们自己。因此，Cooper对“积极身体运动”（body positivity movement）持有强烈的批判态度，在她看来，该运动把重点放在了个体身上，而不是集体身上，象征着一种旧势力的反扑。她认为，积极身体运动的问题就在于它把喜爱和欣赏自己的身体当作个人责任，而不是要求社会清除自身对肥胖的负面看法。这种在肥胖理论家看来有问题的做法有时被称为“使责任化”（responsibilizing）。Cooper在与“肥胖社区”（fat community）的一位名叫Liz的成员采访时，Liz宣称，“因为许多公司都在创造减肥产品，所以资本主义促使了人们对肥胖的仇恨。”她还说，“把资本主义当作运动基础的做法表明旧势力的反扑使得肥胖运动的主要动力变成了获取机会，而不是社会转型"

你也许会觉得这听起来像是偏执狂式的妄想，没错，因为它就是。肥胖运动对于“交叉权力栅网”的看法带来了许多不必要的麻烦。生物学和营养学都被错误地理解为福柯式的“生物权力”，被当成了压制与规训的工具。关于肥胖的医药科学也被误解为在利用叙事压迫和规训人们。Marilyn Wann在<<Fat Studies Reader>>的序言里采用了福柯的思想，说，把肥胖者称为胖子是在“医疗化”（medicalize）人类多样性，这种对人类多样性的“医疗化”鼓励人们去“治疗”天然的区别。Kathleen LeBesco则将肥胖类比于同性恋，既然同性恋现在已被视为一种不需要治疗的自然现象，那么肥胖也该受到同等待遇。尽管大量的证据表明，同性恋本身对健康没有什么影响，而肥胖则会危害健康，缩短寿命，LeBesco还是认为，那些认为超重有害健康的胖子实际上受到了环境的影响，接受了对自己的压迫：

That fat and queer people would heartily embrace science and medicine as a solution to their socially constructed problems is redolent of Stockholm syndrome—after all, science and medicine have long been instrumental in oppressing fat and queer people, providing argument after argument that pathologize the homosexual or “obese” individual (whether the mind or the body).

对于肥胖理论家来说，解决办法之一就是拥抱肥胖，甚至增加肥胖。“给身体增肥并非易事”，肥胖学者Allyson Mitchell 说道，“营造一个政治化的肥胖身体则更难“。LeBesco则更进一步，称“科学知识并不能揭示一切”，暗示道“肥胖恐惧症”的动机其实是优生学，并且鼓励人们运用政治和社会工具解决肥胖仇恨。与之相对地，人们对于健康的重视则被描述成一种有问题的意识形态，叫做“健康主义”(healthism)。

而“营养主义”（nutritionism）则又强化了“健康主义”，“营养主义”，根据肥胖理论家的说法，过度地关注了食物在营养学和饮食学意义上的营养价值。在营养学饮食学领域的内部，批判理论家们也在试图将研究的内容从营养和饮食转变成“社会正义”（Social Justice）。比方说，Lucy Aphramor和Jacqui Gingras就对营养学和饮食学基于科学的研究方式进行了严厉谴责：

Dietetics recognizes knowledge as that which can be supported by dominant scientific literature developed around rigorous, quantifiable scientific methods. Such rational knowing has implications for how dietetics is taught and practiced.

以及

But to uphold the rigor of the scientific convention limits engagement with meaning making: language is not a neutral tool but rather a powerfully charged political vector. The words that we use here influence our ability to generate possibilities.

这些“批判饮食学家”们不去从科学的角度理解什么是饮食和营养，正相反，他们选择把诗歌当作一种破坏现状，创造“实践导向型文化“的方式（“engage poetry as a way of ‘crafting a praxis-oriented culture’ and troubling the status quo.”）。他们还敦促大家“重新思考人们对肥胖和性别的饮食态度如何影响了科学的构建和合法化“。显然，这种做法不大可能对有关领域的研究有任何的促进，也不大可能对人们有任何的帮助，而只能短暂地让一些人感到自己很特别罢了。

因此，面向本科生的这本<<Critical Dietetics and Critical Nutrition Studies>>便有很多问题。和“各种体型大小都很健康运动”（Health at Every Size movement）对医学研究进行曲解的做法不同，“批判营养学”直接宣称，在食物、营养、饮食等方面，科学和别的研究方式相比没有多少优点：

Although we do not wholly reject the scientific method as a means of creating knowledge about the world, a critical orientation rejects the notion that it is even possible to produce knowledge that is objective, value-free, and untouched by human bias. A critical orientation similarly rejects the idea that any one way of creating knowledge about the world is superior to another or is even sufficient…. As such, [Critical Dietetics] draws on poststructuralism and feminist science (two other windows) that hold that there is not one truth that can be generated about any single thing, that multiple truths are possible depending on who is asking and for what purpose, and that knowledge is not apolitical even if it is considered positivist (i.e. value neutral or unbiased).

肥胖理论家的这种做法明确地拒斥了人们所能获知的一切客观事实。他们采用“后结构主义和女权主义科学”来拒斥堆积如山的证据，否认营养对健康的重要作用，否认肥胖会提高患有心脏病、癌症、糖尿病的风险，造成多囊卵巢综合症、关节炎、行动障碍、呼吸困难，提高短寿的机率。Cooper也选择了这样的一种拒斥现实的做法，她主张，为了揭示肥胖人士创造的知识，因该提倡“研究正义”（research justice），即用“社区知识“取代关于肥胖的实证研究。

来源：<<Cynical Theories>>第七章“DISABILITY AND FAT STUDIES”，在转述的过程中有所简化。

我的看法

这些基于后现代理论和批判理论的身份研究看起来很深奥，但抛开那些兜圈子的术语，究其实质，无非是：先寻找一群弱势群体，然后代表这些弱势群体，把这些弱势群体遭受的一切解释为系统化的压迫，然后找一个“敌人”（资本主义，帝国主义，西方文明，白人，男人，异性恋者，非性转者，四肢健全的人，身体健康的人），再对“敌人”进行攻击和丑化，然后把自己的一套理论当成唯一的解决方案兜售。

这类研究之所以能发展壮大，一部分是因为“挟弱势群体以令大众”，关爱弱势群体在许多国家是富有同情心，富有道德的体现，而这类研究把弱势群体捧得更高，把“敌人”踩得很低，因此这类研究就能在主流社会中，尤其在左翼知识分子的小圈子中获得道德权威。在电视和社交媒体出现之前，理性比较昌明的时候，这类研究很可能并不会有多少市场，但在电视和社交媒体盛行，理性衰落的时代，这类研究就能在众多低理性而情绪化的人群中间迅速扩大。

另一部分原因则在于这类研究利用了人性的固有缺陷，比方说逃避现实的倾向。现实是不完美的，让人失望的，有时是残酷的，在现实世界中生活是一个需要学习的过程。但（后现代）批判理论给了一个捷径：现实=现状=霸权=压迫=规训，你不需要适应现实，现实需要适应你，如果现实让你失望，那么就改造现实，操纵现实，虚构现实。不仅如此，这类研究还移除了理性，逻辑和科学，视其为西方霸权的产物，这样信徒就可以完全脱离事实与逻辑的限制，全心全意地相信（后现代）批判理论。

人性的另一固有缺陷就是自恋，认为自己很特别，需要受到人们的关注，他人必须关心自己的感受，不能冒犯自己，不能让自己觉得不开心。而（后现代）批判理论则赋予了人们一种特殊的身份，让人们觉得自己很特别：“看，我在受压迫，快来关注我”。 此外（后现代）批判理论还鼓吹“安全空间”（safe
space, 即没有反对意见，不会被冒犯的空间），“主观生活经历”（subjective lived experience，在这些理论看来，主观生活经历和科学一样可靠)这些概念，显然这些概念迎合了人的自恋心理。

这类研究还利用了人类的抱团倾向，将社会分成我们和他们，好人和坏人，我们支持你，我们是好人，他们反对你，他们是坏人。我们相信（后现代）批判理论，所以你也该相信批（后现代）判理论。X反对（后现代）批判理论，是出于个人利益，因为他想保留自己的特权，Y反对（后现代）批判理论，是出于无知，因为他已经内化了资本/男权/反同/健全/健康主义。人性中本来就存在这些弱点，主流社交媒体的算法又放大了这些缺陷。

造成这些问题原因肯定远远不止这些，我只给出了部分的解释，这些问题的背后是西方国家中整个学界的腐败，也就是正当性危机(Legitimation Crisis)的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