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nathan Kay:记得我们去年谈话的时候,你将很多的这些问题归结于马克思主义。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在进步主义思潮中依然具有相当的影响力。但是,让我感到不适的一点在于,我发现当下很多反对威权化进步主义教条的人中间(不仅是种族批判理论,还有白人性质理论性别理论),那些最直率、最富有想象力的批评者,其实正是马克思主义者,或者说旧社会主义者,他们依然相信,决定一个人幸运与否的是阶级和收入,我本人也觉得他们说得挺有道理。你是否担心你关于马克思主义的那些叙事—我并不是说马克思主义不可批判—但是,在资本主义之外,我们是不是还应该联合一些对现状不满的社会主义者,自由派人士,乃至马克思主义者呢?
Christopher Rufo:不,我不这么认为,在我看来,对现状不满的马克思主义者也许在大学校园这样的地方能获得与其地位不相称的话语权,但在总体选民中只占很小的比例。
Jonathan Kay:但他们拥有比你我二人更多的道德权威来批判左派,而且其中有不少曾经是这些“觉悟者”的同路人。
Christopher Rufo:如果你指的是这些,那么我同意你的观点是有些功用的。听着,我欢迎一切友军。如果你是一个对现状不满的马克思主义者,又想与我合作,那么我举双手赞成。但是,我们同样不该忘记的一点,就是种族批判理论本身就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的一套意识形态。种族批判理论源于批判理论,而批判理论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支。种族批判理论的创立人之一,Richard Delgado,在一次采访中提到过种族批判理论作为一门学科的创立过程,他说,创立种族批判理论是在一场会议上成立的,与会者则是一群马克思主义者。他们知道马克思主义不受欢迎,因此现在对此遮遮掩掩,但他们当时可没有。我们真的不应该低估种族批判理论的马克思主义之核,我们还不应忘记,种族批判理论家们所提出的解决方案,大多都涉及国家对经济的管制,涉及集体主义企业,还涉及基于肤色的财产再分配,他们认为靠这些才能实现平等。而我从根本上就完全反对这些东西。在过去一个世纪,马克思主义政权的百年历史已经证明,这一套方案根本行不通。我们应该旗帜鲜明、绝对彻底地反对这一套组织社会和经济的方案。
Jonathan Kay:许多州都制定了相关的法律条例,禁止在学校教授种族批判理论。各州的法律各不相同,但最让我关心的是—许多老师在学校里教授种族批判理论(我在这里指的是其最极端的表现形式),这一事实当然让我很关心,但更让我担心的是,他们认为这是一种主流的教育学运动。如果你用法律禁止了种族批判理论,使其成为一种“反对者的观点”或者是“禁密的知识”,岂不对自己没有什么好处,反而成全了对方吗?我们的目标,难道不该是通过文化告诉人们这些是错误的思想,而不是将其封禁吗?
Christopher Rufo:两者都要做,两者很重要。我认为你的这种观点代表了一种根本的误解,现状是:在我国,公立学校垄断了整个教育行业,这里并不是思想的自由市场,公立学校没有第一修正案赋予的权利,而现在的情况是各州的立法机构决定着课程内容的取舍,在很多情况下,州立法部门舍弃了保守主义者喜欢的内容,例如爱国宣誓和历史庆祝活动,而保守主义者同样也有权舍弃他们不喜欢的事物,例如种族本质论、集体罪感、种族批判理论,这是社会的一项基本功能。公共机构应该如何运作,应该采用哪些材料,应该提倡哪些哪些价值和品德,这些都是通过立法来规定的。
认为这种做法会产生一种“禁密的知识”的这种观点,在我看来,忽视了两点重要的内容:首先,种族批判理论是占支配地位的一种意识形态,它既不是“反对派”,也不是“反叛的一方”,更不是“反文化”,而是支配着当下的公共机构、支配着公立学校官僚体制、支配着大学本科教育、支配着教师培训项目的意识形态霸权。其次,美国的公立学校—他们有这个权利—禁止了神创论这类理论,我不认为如今的青少年会在坐着听他们的老师批判达尔文。有时候,要做成一件事情,最好的方式就是直接了当地去做—让立法者—更为本质地说,是让选民们借助立法的渠道,表明他们到底希望孩子接受什么样的教育,不希望孩子接受什么样的教育。这么做很重要,因为种族批判理论的教育实践起到了如下几个作用:它逼迫学生们说违背良心的假话、并且操纵那些最小只有四五岁的孩子的人心,使其屈服于一个违背其基本尊严的种族主义意识形态。既然这些孩子们只能被迫接受公立学校的教育,他们就必须受到更多的保护。听着:如果你想在高等教育中教授种族批判理论,我一点问题有没有。
Jonathan Kay:私立学校呢?
Christopher Rufo:私立学校也没问题,如果你想在私立学校,或者是在伯克利、纽约和加里福利亚的公立大学教种族批判理论,我无话可说—如果选民和家长希望这样做的话。他们有这么做的自由,我们生活在一个多元社会,我会不将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人,但依据对等原则,他们也不可将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我。这才是社会的运作方式,如果你想消除极化,给人们以最大的自由和机会来追求各自的理想,这才是解决问题的出路。
Jonathan Kay:你我二人都看到了加里福利亚疯狂的教学项目—你甚至都无法理解他们说的是什么,因为他们说采用的是那套进步主义黑话,加里福利亚可谓是走向了一个极端。而与此同时,那些红州却正在走向另一个极端。这种极化是在切实发生的,也许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这是不可避免的。
Christopher Rufo:确实。但这正是美国的运作模式,而我支持这样的一种模式,我认为联邦主义很重要,本地社区对教学课程内容的控制也很重要。而随着深蓝州的课程内容变得激进化—这些地区,例如加里福利亚、俄勒冈、华盛顿、伊利诺伊,甚至将种族批判理论教育列入了各州的必修课程,我们将见证一场实验的开展,它最终一定会失败,一定会伤害孩子们,但即便如此,他们也有权利进行这场实验。我本人也许不喜欢他们的这种做法,我不支持它,我反对它,但他们有权去追求他们的理想,正如德克萨斯、爱达荷、 新罕布什尔那些禁止了种族批判理论课程的州,也有权追求它们的理想一样。我认为真正的问题,在于两者的不对称性,不知怎么地,在主流叙事中,蓝州在课程中加入种族批判理论,这是没问题的,无争议的,但红州排除同样的这些理论,就是不合法的,争议很大的。这让我感到很不合常理,不合逻辑,但这也恰恰表明了我们所处的政治现实:我国的媒体、学术机构乐于看到社会左转,但一看到社会有右转的趋势,就会六神无主,大呼小叫,歇斯底里。而我希望通过我的工作改变这一现状,并且告诉人们:保守主义者应该为自己的价值和原则挺身而出,毫无恐惧,毫无羞愧地为下一代争取最好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