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和工人的利益是一致的吗？是否存在特定情况下的相对不一致？ -

作者-杜博维克：

不一致，粮食不够的时候更不一致。

「如果60个农民有余粮，而10个工人在挨饿，那应该谈的就不是一般“平等”和“劳动者的平等”，而是60个农民必须无条件地服从10个工人的决定，把余粮交给他们，即使贷给他们也好。 几个农民的票等于一个工人的票，这是不公平吗？

不，这在必须打倒资本的时代是公平的。我知道你们的公平概念是从哪里来的。你们的这些概念是从昨天的资本主义时代来的。商品所有者、他的平等、他的自由，──这就是你们的公平概念。这是小资产阶级偏见的小资产阶级残余，这就是你们所谓的公平、平等和劳动民主派。在我们看来，公平应该服从于打倒资本的事业。除了无产阶级同心协力而外，用其它办法是不能打倒资本的。」（列宁《[关于用自由平等口号欺骗人民]》）

在一番考察后，西班牙工人代表在与人交谈时，“发现一些善于思考的劳动群众中普遍存在的不安情绪”，于是他们自己也产生了疑虑。“为了解除这些疑虑”，西班牙共产党临时执行委员会书记P·梅利诺·格拉希奥介绍列宁与他们会谈（莫斯科：马列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全宗5，目录3，卷宗129，3a页）。1920年12月10日，一辆公车把这几位西班牙工人代表送进克里姆林宫，列宁“非常热情地接待了他们”。

代表团问列宁：“您认为现在称之为无产阶级专政阶段的这个过渡时期将以什么方式过渡到工会自由、出版自由以及每个人能享有完全自由的制度上去？这将会在什么时候？”

列宁回答说：“我们从来都不讲自由，而只讲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是因为它是服务于无产阶级利益的政权。因为俄国本来意义上的工人阶级，即产业工人阶级只是（俄国人中的）少数，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为了这些少数人的利益。只要其他的社会成分还没有服从于共产主义所要求的经济条件，这一专政就将延续下去。”

列宁接着说：“农民从心理上是反对我们的制度的；他们的思维方式是小资产阶级的；反革命首领邓尼金、高尔察克、弗兰格尔、就在他们当中找到了拥护者。可是大多数农民却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如果布尔什维克不好，那么其他的人就更叫人受不了。我们对农民说：或者你们服从我们，或者我们将认为，你们是在宣布要跟我们打一场国内战争，那你们就是我们的敌人，我们也将以国内战争作为回报。”

(《社会党人报》（马德里）1921年1月18日。俄译文载于《[苏共历史问题]》1964年第11期，65-67页）

农民对政治体制的不满突出表现在广泛要求组织独立的“农民协会”，上。 农民希望借助农民协会来捍卫其公民权、经济权和社会权利。如[克鲁普斯卡娅]1925年I月I1日在《[真理报]》，上所写的， 农村居民争取成立自己的政党，它将比共产党更多地关心农民的事务。在新经济政策年代，成立“农民协会”的呼声越来越频繁地出现。1924年1月1日至1928年1月1日登记在案的要求成立农民协会的宣传共4670起，其中1924年有139起，1925 年543起，1926年有1676起，1927 年2312起。

农民们希望由农民协会来协调农产品和工业品的价格，降低税额，使他们能够自由经营和支配土地,安排好同国外的贸易，以及改善居民的文化生活状况，也有要求把农民协会办成政治组织、工会组织的。给区苏维埃代表大会代表的委托书中往往责成其提出组织农民协会的问题，农民协会应有权按照合作原则买卖农产品，其中包括出口农产品，进口所需商品，包括农业技术。农民要求代表们把自己的要求提交更高的机关，直至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当局承认，一半以上提出组织“农民协会”要求的是中农和贫农，即布尔什维克党在农村的依靠对象。不过他们的要求遭到拒绝。当局认为这是反革命的要求，是“富农的反苏维埃运动”。1924 年6月，[捷尔任斯基]给政治局的报告中警告，农村政治积极性的增长是朝着取消苏维埃政权的阶级政策的方向发展的。“富农和中农阶层政治积极性的增长表现在建立明显具有反苏维埃色彩的‘农民协会’，庄稼人协会的趋势上。”

但农村居民选举名额的不平等继续存在。1925 年4月，[梅赫里斯]给中央组织分配部送去《[关于工农选举权的平等问题]》的绝密报告。他根据内务人民委员部关于县、省苏维埃代表大会构成的统计数字指出，现存的选举制度保证了城市居民以4-5倍的数字超过其在全国居民中的比例。他认为，政治.上恰当的做法是修改代表名额和投票程序，使之对农民较为公平，从而消除反苏分子宣传的口实。但建议未获中央支持。

为了实现国家的工业化，政府大幅度提高农民的税收。一位62岁的农民，妻子是残疾人，两个孩子还未成年，因交不起54 卢布的工业税，从1929 年10 月13 日起被关押，并被剥夺了选举权。他愤怒地问: “法律在哪里? 真理在哪里?”（Голос норода. Писмо и отклики рядовых советских граждан о событиях 1918 － 1932 гг. С. 308.）

农民的愤怒尤其表现在农民对工人和官员的劳动量之间的差距上，指责工人每天只劳动8小时（而官员只有6小时！）他们的工资很高（据说官员的工资是每月250-300卢布），而农民每天工作13-15个小时，被迫将大部分收入交给政府：“所有人都骑在农民的脖子上。”据报道，一名北方的中农宣称：“在这个地区，所有的官员都是吸血鬼和婊子养的；他们只知道如何发布命令和骑在农民的背上。他们的手上没有老茧。”在一份声明中，另一位来自北方的农民被引述说：“苏维埃政权关心的是工人，而不是农民。以前犹太人过得很差，现在农民过得很差。”

1930年1月，在[伏尔加河]中部库兹涅茨克区Arkhangelskoye村举行的会议上一位叫[苏尔科夫]的穷人站起来说：“你们抢劫农民，所有的财富都被抢了。我们在沙皇统治下生活得更好，集体农场是一个套索，让我们沦为奴隶制！自由万岁！” 在他的演讲之后，村里人大声喊叫“欢呼”和感叹：“这是对我们的枷锁！” 农民强迫举行会议的工作人员给苏尔科夫一张证明“他说得很对的证明”，然后让他们离开，高喊：“和集体农场一起滚吧！”(РГАЭ. Ф. 7486. Оп. 37. Д. 131. Л. 48-49.)

许多集体农场的领导，甚至连地方政府的官员都试图为集体农场的农民提供最低限度的生活保障。集体农场经常寻求建立粮食储备，为身体不健全的农民、年轻人和老年人提供支持，并为灾害保险留出一些资金。（ RGAE, f. 260, op. 1, d. 5, p. 13; f. 260, op. 1, d. 11, p. 12; f. 260, op. 1, d. 16, p. 6.）1931年10月，国家颁布法令，禁止集体农场在征用完成前建立粮食储备。（Iu. A. Moshkov, Zernovaia problema v gody sploshnoi kollektivizatsii sel’skogo khoziaistva SSSR (Moscow, 1966), pp. 169 70.）国家声称，集体农场首先关心自己的“消费主义”或“自私自利”倾向，损害粮食出口和工人、红军士兵的粮食配额。（Dlu, no. 21 (Nov. 1931), pp. 2 4. Also ibid., no. 20 (Nov. 1931), p. 5.）

1946 年6 月，一位农民在给亲近者的信中说: “我们在集体农庄劳动，就像是在地主那里劳动，因为驱赶我们去劳动，却不为劳动提供食物。为了诱惑( 我们去劳动) ，每天给一杯稀菜汤，50 克面包，但不总有，每周有2 － 3 次，为的是( 让我们) 喘口气而不至于饿死。” “我每天都哭: 没有面包，却被催促去干活。我还得受农庄主席的嘲弄，他喊叫着———去! 干活! 而我们从集体农庄一点粮食都得不到。怎么干活呀? 弱得都拖着脚走路了。（РЦХИДНИ. Ф. 17. Оп. 121. Д. 547. С. 14 － 15. 转引自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 1998. №. 3. С. 30。）

作者：杜博维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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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知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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