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正:《管理者革命》应该写于1940年,1941年是出版时间。
顺便提一下,乔治·奥威尔写过一篇很精彩的评论文章,讨论了伯恩汉姆和他的这本书,叫做“Second Thoughts On James Burnham”。原文:(https://www.orwellfoundation.com/the-orwell-foundation/orwell/essays-and-other-works/second-thoughts-on-james-burnham)
在这篇文章里,奥威尔肯定了“管理者革命”理论的价值,认为这一理论很好地概括了当下发生的事件,同时也指出了伯恩汉姆及其思想的很多问题。奥威尔认为,这些问题其实是有规律可循的,它们反应了当代西方政治思潮的一个致命弱点。
以下是简要概括:
奥威尔认为,伯恩汉姆最明显的问题就是他做出了一系列严重错误的预测。第一大错误就是高估了纳粹德国的实力,低估了英国的力量。在1940年,伯恩汉姆预测,大英帝国已经“摇摇欲坠”,“显示出了衰落文化的典型特征”,作为对比,伯恩汉姆认为纳粹德国对欧陆的征服“不可逆转”,德国、日本、美国将成为日后的三个超级大国。第二大错误就是认为德国在打败英国之前不会进攻苏联。1941年,伯恩汉姆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德国和苏联都属于“管理者社会”,只有在粉碎了旧有的“资本主义社会”之后,德国才会入侵苏联。之后,在德国的强大武力下,苏联会“分裂成东西两境”,一边被德国征服,一边被日本征服。第三大错误,就是在认为苏联会攻占整个欧亚大陆。1944年,伯恩汉姆写了一篇文章,叫做“列宁的传人”,文章认为斯大林并没有“背叛”俄国革命,斯大林只是将顺着列宁的方向将布尔什维克革命的逻辑推进下去了而已。但与此同时,伯恩汉姆又在把斯大林本人描述成一个力量强大,不可阻挡,冷酷无情的“伟大人物”,这些文字也许有一些反讽的味道,但与此同时又让人觉得作者是被这种力量所折服,所吸引了,这让他错误的以为苏联的攻势不可阻挡,必然统治整个欧亚大陆。
伯恩汉姆的预测不仅错了,而且错得离谱。但如果仔细观察这些错误的预测,我们会发现其中的规律所在:
1.伯恩汉姆做出苏联会被肢解的预测,大概是在1941年,彼时德军正处于莫斯科的郊区。
2.伯恩汉姆预测苏联会联日抗美,是在1944年初,当时日本和苏联刚刚缔结了新的和约。
3.伯恩汉姆预测苏联会征服欧亚大陆,是在1944年冬,当时苏联在东欧快速地攻城略地,盟军却在法国北部和意大利受阻。
我们可以发现,伯恩汉姆倾向于认为事情总是会朝着既有轨迹发展。这并不是像是粗心和夸张的坏习惯使然,而是反映了一种精神疾病,这种疾病的根源一部分在于怯懦,一部分在于权力崇拜,而权力崇拜本身也正与怯懦紧密相连。
这就引出了另一个有趣的现象:聪明人的政治眼光反而不如普通人。假如你在1940年展开“德国会不会打赢战争”的调查,你会发现,认为德国会赢的大都是高智商人群,认为德国会输的大都是普通人。要是你再问一些具体的问题,例如“德国会不会攻下亚历山大港”,或者“日本人能否守住他们打下来的地方”,你会发现,做出正确预测的,反而都是那些不那么聪明的人。如果你仅仅分析这些例子,那么你也许会得出结论,认为聪明人总是做出错误的军事判断,但事情还并没有这么简单。整体而言,英国的知识分子阶层要比一般的大众更加相信失败主义论调,而他们失败主义情绪最为高涨的时候,恰恰是在战争局势已经明显好转的时候—这一部分是因为知识分子的想象力太丰富,更为擅长想象战败后的惨状,因而士气低下;另一部分是因为许多知识分子对自己的现状不满,因此总是幻想着有一个外在的强权可以打败英国。最后,还有对纳粹政权的野蛮和力量的崇拜—尽管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是有意识的。如果你仔细地研究左翼媒体对纳粹的态度,你会发现,在1937-1938年和1944-1945年,反纳粹态度达到了巅峰,恰恰是在1939年到1942年,也就是纳粹德国最得势的时候,左翼媒体反而变得对纳粹更友好了。你还会发现,当初鼓吹和纳粹德国妥协的人,和战后鼓吹肢解德国的人,其实是同一批。同样地,假如你研究英国知识分子对苏俄的态度,你也会发现其中既混杂着进步主义的情绪,同时也混杂着对权力和残暴的崇拜。权力崇拜并不能完全解释一些人的亲俄情绪,但在知识分子中,它很可能是导致他们亲俄的主要原因。
权力崇拜模糊了人的政治判断,因为它使人不假思索地认为既有的趋势一定会持续下去,以为当下得势的那些人在以后也会继续得势。假如日本打下了南亚,它就会永远地占领南亚;假如德国攻占了图卜鲁格,那么它不久就会拿下开罗;假如苏军开到柏林了,那么它不久就会开到伦敦,诸如此类。这种思维习惯还使人倾向于认为事物的演变会比实际发生的更快、更彻底、更具灾难性,仿佛帝国的兴覆、文化的消亡、宗教的衰落都发生在在瞬息之间。伯恩汉姆的作品中充斥着这种末世般的的预言,然而他没有意识到历史变迁是缓慢的,每一个时代都会继承上一个时代的一些东西。这种思维方式意味着即使伯恩汉姆算对了时代潮流的大势,也总会错估事物发生的速度。在短短五年里,伯恩汉姆就先后预测德国会征服苏联以及苏联会征服德国,促使他做出错误判断的是同样的一种本能:拜倒在当下的征服者的面前,以为现有的趋势就一定无法逆转。
这些问题并不能证明“管理者革命”的理论就是错的,但它的确足以使人们怀疑伯恩汉姆信奉这一理论的真实原因。任何一种政治理论都都有着它的地域特性,在此,人们不应该忘记伯恩汉姆是一个美国人。认为“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并没有什么两样,同时又不需要强烈抵制”的这种看法,本质上属于一种美国式的态度。假如极权主义的真的取得了胜利,那么欧洲就会从属于一个超级大国,英国就会消失不再。对一个英国人来说,他可不会超然物外地接受这样的结果—他要么竭力阻止英国的灭亡,要么会转移忠诚至另一个国家。美国人则不需要做出这样的抉择:不管发生了什么,美国总能以强权的姿态存活下来,对于美国人来说,欧洲是被德国人征服还是被俄国人征服,并没有太大的区别,他们宁愿与另外两个超级大国瓜分世界,这样的一种世界图景是美国人愿意接受的。此外,尽管英美因为客观原因走到了一起,对抗德国和苏俄,但主观上,很多美国人根本就不喜欢英国人。伯恩汉姆身上既有着孤立主义的特点,也有着帝国主义的特点,他的思想符合典型的美式思维习惯。
对于当下的现状和不远的过去,伯恩汉姆其实都总结得相当到位,问题在于,伯恩汉姆看到了当下的趋势便认为它们是不可阻挡的,就像一只被蟒蛇的力量所震慑住的兔子,以为蟒蛇是天底下最强大的事物。但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伯恩汉姆的思想,我们就会发现他的思想基于以下两条定理。
1.从古至今,政治都没有变过。
2.政治行为不同于其他的任何行为。
先分析一下第二条定理:在他的第二本著作《马基雅维利主义者》中,伯恩汉姆认为政治的本质就是争权夺利。所有的革命,所有的战争,所有的社会运动,不论看上去多么地理想化,它们的背后都是争权夺利的野心。但是很奇怪,正如伯恩汉姆自己也承认的那样,这些结论似乎只适用于政治生活,却不适用于日常生活。因为在日常生活中,人显然并非只有自私的一面。这样一来,人类社会好像只有私德,而没有公德。但即便是这种说法好像也只适用于上层人士,而不适用与普通人。普通大众似乎总是有着模糊的理想,希望实现自由平等,但这种理想却总是被野心家利用,他们利用人民发动革命,等到革命完成之后就又把人们踩在脚下。伯恩汉姆的看法是,人群中永远都存在两种人:自私虚伪的精英和懵懂无知的大众,不同人群的组成会发生变化,有时候一个统治阶级会取代另一个统治阶级,但不变是人类社会中总会存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人类的能力、欲望和追求本就不是平等的,因此寡头统治只会一次又一次地上演。
奇怪的是,伯恩汉姆一直在说人们争权夺利,却从来没有解释人们是为了什么争权夺利。尽管为了夺权不择手段的是少数人,但伯恩汉姆却似乎认为这是和吃饭一样的自然本能,不需要解释。伯恩汉姆还认为,社会阶级永远服务于同一种目的,而这很明显完全无视了千百年的历史。在马基雅维利的那个年代,阶级分化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欲的,在生产力低下的条件下,一个文明要想发展,就必须让一些人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让另一些人免于从事这些体力劳动。但随着机器时代的来临,阶级分化的这一理由已经不再成立了。没错,很多人依然在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阶级分化也在以新的形式重新出现,人们的个人自由越来越少。但在这一切的背后一定有着深层次的心理原因,对此伯恩汉姆却没有做任何探讨。至于说各种“铁律”和人性的各种缺陷导致社会主义永远无法实现,无非是将过去投射到了未来。说到底,伯恩汉姆认为,既然自由平等的社会出来没有实现过,因此它就永远无法实现。那么根据同样的逻辑,我们可以在1900年说人类永远造不出飞机,在1850年所人类永远造不出汽车。
机器时代来临使得人类的关系发生了重大改变,马基雅维利也因此过时,这是很明显的事实。如果伯恩汉姆不愿意接受这一点,我想这很可能是因为他自身的权力本能使他不愿意放弃马基雅维利描述的那个充满强权与诡诈的世界。伯恩汉姆的理论,正是在当代知识分子中盛行的权力崇拜论的美国变体,在英国,它的变种就是共产主义。如果有人去分析一下那些明明知道苏俄政权的本质却依然推崇苏联的那些人的组成,他会发现这些人大都从属于伯恩汉姆所说的“管理者阶层”,他们不是狭义上的管理者,而是那些科学家、技术人员、老师、记者、广播员、官僚、职业政客。一句话,他们从属于中等阶级,觉得现有制度限制了他们的发展,同时又渴望更多的名望与权力。这些人看向苏联,认为苏联的体制会消灭上层阶级,压制住底层阶级,像他们这样的中等阶级会获得权力,所以才向往苏联的体制。我们不要忘记,正是当苏联的体制展现出无疑的极权主义特征的时候,英国的知识分子才对苏联展现出了兴趣。尽管许多英国知识分子在表面上会谴责伯恩汉姆,但他实际上说出了这些知识分子们隐秘的心声:他们想摧毁那个讲究人人平等的旧社会主义,用一种新型的阶级社会取而代之,在这个新阶级社会中,知识分子会成为统治阶级的一部分。但伯恩汉姆至少坦诚地表明了他认为社会主义不会实现,不像另一些人,他们号称社会主义必然到来,同时却改变了社会主义本来的定义。伯恩汉姆的理论显得再公正,也依然是对其自身愿望的合理化。他的理论并不能预示未来,而只能告诉我们“管理者”他们自己希望迎接什么样的未来。
所幸,“管理者”并没有伯恩汉姆他想象的那么强大。在《管理者革命》中,伯恩汉姆把纳粹德国描述成一个不可战胜的强大政权,同时却轻视了民主国家在战争中具有的军事和社会优势。他写道,纳粹德国的迅速扩张和军事胜利象征的不是衰落,而是“新生”,因此,纳粹政权才能千千万万的德国人发疯似的为之赴死。就连纳粹政权的虚伪和残暴也被伯恩汉姆当作了夸赞的理由,认为它们象征着一种“富有活力的”、“新生的”社会秩序。而就是这样的一种“富有活力的新生社会秩序”,却犯下了在美国积极备战,英国尚未打败的情况下进攻苏联的低级错误。但凡德国稍微有一点言论自由的空间,也不至于走出这种臭棋。
不论如何,大家从一开始就应该认识到纳粹主义这样的运动不会有什么好下场。但伯恩汉姆对纳粹党的手段却没有什么异议,只要纳粹德国的势头正盛,伯恩汉姆就认为它们没有什么问题。他说道,纳粹的这些手段之所以显得邪恶,是因为它们还很新颖,新的社会结构在取代旧社会结构时,总会被旧的社会结构当做洪水猛兽,可一旦新社会取得了统治地位,它就会建立一套新的道德规则。
换句话说,一件事物的对错完全取决于赢的一方是怎么规定的。这种观念完全无视了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任何社会要想正常运转都必须要遵守一些基本的规范。因此,伯恩汉姆才无法看到纳粹政权的愚蠢与罪恶必将引向其自身的毁灭,他对斯大林的崇拜也是一样的道理。现在说苏俄政权会自我毁灭还为时尚早,但是从长期看,它要么民主化,要么消逝,这是早晚的事。伯恩汉姆预想中无敌的苏联帝国不会建立,建立了也维持不久,因为人类已经无法再将奴隶制作为社会的基础了。
人不能只做正面的预期,有些时候人需要能够做负面的预测。当年签订凡尔赛和约的时候,没人知道它会导致什么样的具体后果,但当时的确有人能够预测出它的结果不会好。现在也有不少人看出当下的欧洲问题的解决方案会带来很多问题。不去崇拜斯大林和希特勒这样的人物,意味着一个人需要做出智识和道德上的努力。伯恩汉姆这么有天分的人,却以为纳粹主义值得崇拜,认为它建立的社会能够持续下去,这一事实表明,“现实主义”对当代人的现实感造成难以想象的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