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nghai
为了向世人宣传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斯大林非常欢迎西方记者前往莫斯科，《纽约时报》莫斯科分部的总编辑

沃特·杜兰蒂

就是最著名的一个。

杜兰蒂拥有众多头衔：苏联问题专家、斯大林的崇拜者、《纽约时报》杰出记者、人们甚至还给他扣上了新闻界左派斗士的美名。

1917年的十月革命后，西方人开始对这个新生而神秘的国家充满了好奇。杜兰蒂也正是抓住了这一点大做文章。

从1921年开始，他作为《纽约时报》记者长驻苏联。通过对这个国家的细微观察，再加上他作为记者的敏感性，他在早期报道中成功蒙准了斯大林同志将上升到权力顶点，而托洛斯基终将被毁灭！后来的情况真如他所言，这确立了他的国际声誉。

1931年，杜兰蒂以《纽约时报》发表的13篇赞美苏联五年计划的系列文章，获得了1932年普利策新闻奖。杜兰蒂终于站到了一个新闻记者的最顶峰，名利双收。

正在这时，我们的主人公加雷斯·琼斯出场了。他也是一名记者，因为精通多门语言，当过英国自由党党魁劳合·乔治的外国顾问。当时苏联的经济奇迹让人们惊叹不已，但琼斯通过一些渠道了解到，从经济数据报表上看，苏联早就该陷入破产了，相反，他们的工业支出还在增加，丝毫没有停滞。琼斯感到很疑惑，苏联发展的资金从何而来？经济支持从何而来？

另外，琼斯还零零星星地听到了有关在苏联乌克兰发生饥荒的事情。于是，带着种种疑问，经过层层安排，琼斯申请到了媒体签证，以一名记者的身份来到莫斯科。

1933年3月5日，28岁的琼斯抵达莫斯科。他去找了《纽约时报》莫斯科分部的总编辑杜兰蒂，但与杜兰蒂几番接触后，琼斯迅速摸清了令人震惊的事实。

他发现这里的记者全都处于被监视与禁足的状态，不仅不能离开莫斯科，还受到神秘跟踪。同僚之间的交流，几乎到了缄口不言的地步。

在这样的高压环境下，记者们也对真相一无所知。他们要么成为官方的喉舌，要么干脆放纵自我混日子，整日沉溺于纸醉金迷的享乐中。

虽然困难重重，琼斯还是想方设法私下采访了一些外交官和记者。他们偷偷告诉琼斯“不只是乌克兰，很多地方都在饿死人......”。为了了解真相，五天后，深思熟虑的琼斯悄悄乘火车前往乌克兰。

在大雪纷飞的乌克兰，琼斯在斯大林诺镇下了火车，步行偷渡过境。在沿途没有监督人员的陪同下，他看到了黑暗森林中的一切：他第一眼就看到瘫倒在雪地上的人；琼斯的粮食包撒在了地上，群众如饿狼般涌上来争抢；这里到处都是饥寒交迫，民不聊生，雪地上都是尸体，分不清是冻死的还是饿死的；这里还发生了惨绝人寰的吃人肉的事情。

琼斯在日记里写到：

“我走过了12个集体农庄，哭声无处不在......没有面包，我们没有面包超过两个月了。农民正在吃牛饲料，只剩下一个月的供应。他们告诉我，很多人已经死于饥饿，很多人都快死了！”“有好心的农民提醒我，晚上千万不要出门，因为已经有太多被饿到绝望的人了......他们很容干出绝望的事......”

面对像人间地狱似的乌克兰，琼斯一边啃着难以下咽的树皮，一边用镜头记录下了这一切。

琼斯的采访行为终于暴露了行踪，他在乌克兰境内遭到逮捕，并被驱逐出境。

3月29日，琼斯在回到柏林举行了新闻发布会，他如实发表了文章，大标题为：“饥饿主宰下的俄国”。此后，包括《伦敦标准晚报》、《纽约晚报》、《芝加哥每日新闻》、《伦敦早报》等十多家西方主流媒体刊登了琼斯的文章，在欧洲与美国引起轰动。

苏联当时发生大饥荒的地区不光是乌克兰一地，在乌拉尔、西西伯利亚、北高加索、中央黑土区等地都发生了程度不一的饥荒。苏联当局不希望让消息透漏出去，认为那样会影响苏联的形象，也会影响西方国家对苏联的经济援助。西方国家当时对苏联正有好感，双方打得火热，他们也不相信苏联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当时的很多知识分子对苏维埃“伟大的社会实验”怀着无比美好的憧憬，琼斯抖出来的猛料冒犯了他们的理想，因此他们拒绝承认琼斯的报道，并且发起声势浩大的口诛笔伐。

以大牌记者杜兰蒂为例，他早在1931年11月15日第1页的《纽约时报》上说：“只有一些农作物歉收，没有饥荒或真正的饥饿，也不可能有。”

1932年12月9日，他又在《纽约时报》第6页上说：

“敌人和外国评论家可以说出他们想要的东西，在家里疲惫和沮丧的人可能会在负担下呻吟，但苏联人民的青春和力量与克里姆林宫的计划基本上是一致的，相信这是值得支持的！”

琼斯在揭露真相后，杜兰蒂又在1933年8月23日的《纽约时报》上说：“

任何关于苏联饥荒的报道，今天都是夸张或恶意的宣传。”

但就是这个在公开场合宣称苏联从来没有发生过大饥荒的著名记者，居然在1934年，在同英国大使馆官员喝酒时，无意间说漏了嘴，他表示在大饥荒中约有1000万人可能因饥饿而死亡。

这说明杜兰蒂是知道真相的！他长期呆在苏联，他比任何人都清楚在乌克兰、哈萨克斯坦、乃至全苏联正在发生什么。但是他就是睁眼说瞎话，因为他很清楚，如果苏联认为某位记者的报道不够友好，就会取消他的签证，让他滚蛋。但如果他们的报道足够积极向上，记者就可以获得额外的特权，例如豪华住宅与生活特供......

美国联合新闻的左翼记者尤金·莱昂斯曾经描述道：“杜兰蒂先生在苏联的生活是惬意、优待的。他住在专门为他提供的宽敞公寓内，配有专车，每日享受丰盛的餐点与性感女服务生的陪伴（她是老伙计在莫斯科的情妇，同时还身兼秘书与女仆的职务）。这是杜兰蒂在西方国家工作时所无法想象的。”

就这样，双方一拍即合，杜兰蒂被苏联政府奉为座上宾，杜兰蒂也用“权威”否定了饥荒的存在，为西方媒体定下了报道的基调。

就在杜兰蒂收获广泛的赞誉，甚至在白宫享受众星捧月的礼遇的同时，人微言轻的琼斯逐渐被人们遗忘。但这并没有结束，琼斯从此登上了苏联的黑名单，被禁止进入苏联，主流的新闻媒体在苏联外交部的严重抗议下也不再敢雇佣他。

1934年，琼斯前往远东，开始了他的世界真相发现之旅。九一八事变后，使他敏锐察觉到了日本对中国与整个亚洲领土的野心，他志在写一本关于日本人在远东意图的书籍。

琼斯1935年到达中国广州，于同年6月20日在湖北汉口采访了张学良。之后他一路向北，到达北京、蒙古等地，沿途他记录了很多中国人表示坚决抗战到底的文字。

令琼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死亡正在一步步向他逼近。1935年8月，他在蒙古与满洲的边境地带被土匪绑架，而绑匪在等待赎金期间，莫名其妙的将他枪杀。

这一年，琼斯刚好3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