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自由派媒体在忽视伊朗起义，因为解释清楚就会迫使它们承认一个它们极力回避的事实：伊朗人民不是在反对“西方”，而是在反抗伊斯兰本身，而这一事实会摧毁这些自由派机构用来理解世界的道德框架。

一般来说，媒体要充分报道一场起义，不仅仅需要描述参与这场人群和口号，还需要回答一个基本问题：人们愿意冒着死亡危险抗议的到底是什么东西？

在伊朗，答案简单且不可回避。人们之所以起来反抗，是因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数十年来在神权体制下扼杀了生活的方方面面——言论、工作、家庭、艺术、妇女和经济生存——把自由视为犯罪。这就要求必须正视政权的性质。

西方媒体拒绝这样做，因为它在根本上不理解伊斯兰。或者更糟的情况：它们故意不去理解。

在西方进步话语中，伊斯兰被种族化了。它不被视为一种信仰体系或政治意识形态，而被当作种族或族群的替代符号。批评伊斯兰被框定为对“棕色人”“阿拉伯人”或“中东”群体的攻击，仿佛伊斯兰是一种肤色而非教义。

这种混淆源于历史无知。西方自由派媒体常把整个文明压缩成单一刻板印象：“所有中东人都是阿拉伯人”，“所有阿拉伯人都是穆斯林”，“所有穆斯林是被白人欧洲殖民者压迫的单一身份群体”。在这种框架下，伊朗人自己原本的身份完全消失了。他们的语言、历史和文化被抹去——他们是波斯人而非阿拉伯人；他们有本国的传统，而非被伊斯兰殖民后强加的“传统”；他们有自己独特的身份，而非阿拉伯中的一支。

西方自由派媒体把伊斯兰当作种族身份而非意识形态，也就剥夺了这个国家的几千万人拒绝它的可能。在西方自由派媒体的眼中，伊朗抗议者变得难以理解。他们的反抗无法被客观描述，因为在他们的进步叙事中，不允许出现批评伊斯兰的声音。因为不能批评伊斯兰的声音，于是就要掩盖和忽视伊朗人自己的声音。

另一个让很多西方媒体感到害怕的是伊朗起义背后的经济原因。

正如你所知，伊朗不仅是一个宗教专制国家。它还是一个集权控制、国家主导的经济体，市场被扼杀，私营企业被定罪或同化，经济生存依赖于与政治权力的接近程度。数十年的价格管制、补贴、国有化和繁复的官僚干预摧毁了中产阶级，并使腐败成为唯一能运作的体系。这一经济体制的结果不是平等或正义，而是贫困、停滞以及对政府空洞承诺的依赖。

如实报道伊朗就必须承认这些政策有害——这些做法已经被实践过，且失败了，且是灾难性的。

在西方媒体机构的世界观中，扩大国家控制、集中经济规划和技术官僚治理反而是开明和道德的做法。而伊朗恰恰展示了当这样的体制在缺乏问责且由意识形态强制执行时会导致何种后果。

它表明，当国家控制人们的生计，不顺从会变成生存上的危险。若是承认这一点，就势必削弱这些在西方世界内部鼓励推行这些类似政策的人的道德权威。

西方自由派媒体宁愿不去听到这些。因为若是承认这一切，就意味着要否定在当代占据主流地位的进步主义叙事，它们与将人们懒惰地分为：压迫者与被压迫者、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白人与非白人。伊朗抗议者不符合这些标签。他们表明专制并非西方强加的发明，而是许多社会正积极试图摆脱的东西。

这正是西方自由派媒体害怕的——这也是伊朗人民被忽视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