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故知名科幻小說作家 Isaac Asimov 在 1980 年受 Field Newspaper Syndicate (FNS，報紙專欄聯播社) 邀請，因接近 1984 年而重讀 George Orwell 的《1984》，讀完後驚訝於大眾對這本書「買來談論多、真正讀過少」的落差，決定寫長篇評論「把事情講清楚」。他先回溯 Orwell（本名 Eric Arthur Blair）的身世：出身英國仕紳階級、念過伊頓公學，曾在緬甸任殖民地官員；因階級罪惡感與寫作志向而投入貧民生活、轉向社會主義，並在西班牙內戰中與左派陣營內的派系鬥爭糾纏，從此把主要敵意鎖定在史達林式共產主義（Stalinism）。Asimov 認為《動物農莊》與《1984》延續這場「文筆上的私戰」，而《1984》在冷戰與美國麥卡錫主義（McCarthyism，1950 年代美國反共政治迫害）氛圍中被不同立場的人各自挪用：保守派拿它當反蘇宣傳，自由派則把它視為對思想管制與「大政府」的警告，讓「Big Brother is watching you」變成泛指任何難以制衡的龐大權力。
在「科幻」層面，Asimov 主張《1984》幾乎不是預想未來，而是把 1949 年的莫斯科「搬到」1984 年的倫敦：英國版的 Ingsoc（English Socialism，英國社會主義）照抄蘇聯的清洗、把革命者塑成叛徒（Goldstein 對應托洛茨基 Trotsky）、把領袖神格化（Big Brother 對應史達林）。他也猛批「電幕」的雙向監控：若要隨時盯人，就得有成倍的人力當監看者，且監看者也必須再被監控，整套機制在實務上過度低效；兒童檢舉父母、鄰里互相告密也會因「人人告人人」而失控。Asimov 進一步指責 Orwell 缺乏對電腦與機器的想像、帶著技術恐懼與復古偏見（例如把原子筆暗示成「刮」紙、描寫物資與惡習仍停在舊式煙酒），人物幾乎全是怯弱或卑劣，欠缺在極權下仍能堅守的道德勇氣；女性角色也仍是 1949 年刻板印象。綜合來看，他認定這是「很差的科幻」，更像政治宣傳文本且文風沉悶說教、重複而缺乏動作性。
談到政治運作與國際格局，Asimov 強調 Orwell 寫作背景是 1940 年代確有墨索里尼、希特勒、史達林等「看似無法撼動」的強人，因此《1984》把 Big Brother 想成不死的永恆暴君；但 Asimov 以史達林、毛澤東、佛朗哥等人的死亡與後續政局轉向為例，主張暴君終究會死、體制也往往隨之鬆動，未必走向永恆極權。他同時認為《1984》對「仇恨動員」與「改寫歷史」的想像太繁瑣：現實政治不必靠龐大官僚逐字逐句重寫過去，只要反覆而強勢地宣告即可讓群眾相信，甚至在有人拿出事實時也能拒絕事實；而 Newspeak（新話，透過縮減詞彙來壓縮思想）也被他視為對語言縮寫的過度延伸，真正的政治話術往往是「用更多、更長的話」來混淆。儘管如此，他肯定 Orwell 在「三大陣營」上頗有先見：Oceania、Eurasia、Eastasia 粗略對應美國、蘇聯與中國，並預見中蘇決裂與合縱連橫；但他認為 Orwell 誇大「永久熱戰」與以戰爭消耗資源來維持階級的必要性，忽略了人口、能源使用與石油等戰後經濟變化。結論上，Asimov 判定《1984》更像針對史達林主義的私人檄文，而非可信的未來藍圖；若把它當準確預言，反而可能讓人防錯方向。
討論區裡，不少人反過來批評 Asimov 的盲點：他過度執著把《1984》鎖定為反史達林文本，忽略它作為「對任何威權手冊的警告」更有穿透力；也有人指出他一邊引用 Erich Fromm 警語（讀者不該只把它當作蘇聯暴行），一邊卻仍陷入同樣的限縮解讀。多位留言直接拿現實案例駁斥 Asimov「告密網不可能運作」「暴君死後會變溫和」等論斷：Stasi（東德國家安全部）確實建立大規模線民體系、羅馬尼亞等共產政權也曾廣泛運用互相監視；北韓則被形容為更接近《1984》的多代世襲監控國家，包含鄰里監視、強制自我批鬥與世襲階級。另有人補充，Orwell 的恐懼核心不必是「每秒都有人盯著你」，而是「你永遠不知道何時被看見」的寒意；而現代智慧裝置、手機與資料分析廠商 Palantir 的政府採用潮，讓機器化監控（正是 Asimov 當年說 Orwell 想不到、也否定其可行性的部分）在今日反而更像正在成形。
也有一串留言把焦點放到媒體與文化：有人認為 Asimov 對電視作為宣傳與成癮機器的批判其實說中要害，只是如今社群媒體更像把「電視式現實」拆成演算法驅動的碎片；網際網路確實降低了發聲門檻、讓素人更容易建立受眾，但當社群媒體越來越像傳統電視那樣以被動餵食為主，就越容易滑向同樣的情緒操控與錯假敘事。另一些人引用 Asimov 談「不需證據、只要強勢宣告就能讓人相信」的段落，認為它在當今「後真相」政治下格外刺眼。討論中還補上背景材料：Orwell 二戰期間在英國資訊部（Ministry of Information）從事以 Basic English（受限詞彙的簡化英語）處理廣播內容的工作，被認為影響了 Newspeak 與 Winston 的工作描寫；同時也有人以 Asimov 自身作品的性別描寫缺陷、甚至其私德爭議，解釋為何這篇評論讀來帶著刺與偏見。整體氣氛偏向認為《1984》比 Asimov 的否定更耐久，Asimov 的文本價值主要在於呈現 1980 年視角下對「科幻寫法」與「政治寓言」的拉扯。
https://news.ycombinator.com/item?id=46905761
显然Asimov对奥威尔的了解并不多，1984的世界观的灵感很大程度上来自于 詹姆斯·伯恩汉姆（James Burnham）的《管理者革命》，我读过这本书，并且写过这本书的书评
https://qoto.org/users/Proton/statuses/108578834124962612
大体而言，“管理者革命”是这样一种理论：世界正处于激烈的变革之中，资本主义的时代即将结束，但取而代之的并不是人人平等的社会主义，而是一个由“管理者”作为统治阶级的新型阶级社会。世界将由三个大国瓜分，它们将相互征战，却又谁都无法消灭对方。
碰巧的是，我同时又读过奥威尔本人对《管理者革命》的书评，并且在mastodon上分享过，感兴趣的象友可以看一看https://qoto.org/users/Proton/statuses/108601609507155093
这里我就不把全部原文放上来了（原文8000多字），只节选几段，就足以说明问题
> 我们可以发现，伯恩汉姆倾向于认为事情总是会朝着既有轨迹发展。这并不是像是粗心和夸张的坏习惯使然，而是反映了一种精神疾病，这种疾病的根源一部分在于怯懦，一部分在于权力崇拜，而权力崇拜本身也正与怯懦紧密相连。
> 这就引出了另一个有趣的现象：聪明人的政治眼光反而不如普通人。假如你在1940年展开“德国会不会打赢战争”的调查，你会发现，认为德国会赢的大都是高智商人群，认为德国会输的大都是普通人。要是你再问一些具体的问题，例如“德国会不会攻下亚历山大港”，或者“日本人能否守住他们打下来的地方”，你会发现，做出正确预测的，反而都是那些不那么聪明的人。如果你仅仅分析这些例子，那么你也许会得出结论，认为聪明人总是做出错误的军事判断，但事情还并没有这么简单。整体而言，英国的知识分子阶层要比一般的大众更加相信失败主义论调，而他们失败主义情绪最为高涨的时候，恰恰是在战争局势已经明显好转的时候—这一部分是因为知识分子的想象力太丰富，更为擅长想象战败后的惨状，因而士气低下;另一部分是因为许多知识分子对自己的现状不满，因此总是幻想着有一个外在的强权可以打败英国。最后，还有对纳粹政权的野蛮和力量的崇拜—尽管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是有意识的。如果你仔细地研究左翼媒体对纳粹的态度，你会发现，在1937－1938年和1944－1945年，反纳粹态度达到了巅峰，恰恰是在1939年到1942年，也就是纳粹德国最得势的时候，左翼媒体反而变得对纳粹更友好了。你还会发现，当初鼓吹和纳粹德国妥协的人，和战后鼓吹肢解德国的人，其实是同一批。同样地，假如你研究英国知识分子对苏俄的态度，你也会发现其中既混杂着进步主义的情绪，同时也混杂着对权力和残暴的崇拜。权力崇拜并不能完全解释一些人的亲俄情绪，但在知识分子中，它很可能是导致他们亲俄的主要原因。
> 权力崇拜模糊了人的政治判断，因为它使人不假思索地认为既有的趋势一定会持续下去，以为当下得势的那些人在以后也会继续得势。假如日本打下了南亚，它就会永远地占领南亚；假如德国攻占了图卜鲁格，那么它不久就会拿下开罗；假如苏军开到柏林了，那么它不久就会开到伦敦，诸如此类。这种思维习惯还使人倾向于认为事物的演变会比实际发生的更快、更彻底、更具灾难性，仿佛帝国的兴覆、文化的消亡、宗教的衰落都发生在在瞬息之间。伯恩汉姆的作品中充斥着这种末世般的的预言，然而他没有意识到历史变迁是缓慢的，每一个时代都会继承上一个时代的一些东西。这种思维方式意味着即使伯恩汉姆算对了时代潮流的大势，也总会错估事物发生的速度。在短短五年里，伯恩汉姆就先后预测德国会征服苏联以及苏联会征服德国，促使他做出错误判断的是同样的一种本能：拜倒在当下的征服者的面前，以为现有的趋势就一定无法逆转。
> 对于当下的现状和不远的过去，伯恩汉姆其实都总结得相当到位，问题在于，伯恩汉姆看到了当下的趋势便认为它们是不可阻挡的，就像一只被蟒蛇的力量所震慑住的兔子，以为蟒蛇是天底下最强大的事物。
> 机器时代来临使得人类的关系发生了重大改变，马基雅维利也因此过时，这是很明显的事实。如果伯恩汉姆不愿意接受这一点，我想这很可能是因为他自身的权力本能使他不愿意放弃马基雅维利描述的那个充满强权与诡诈的世界。伯恩汉姆的理论，正是在当代知识分子中盛行的权力崇拜论的美国变体，在英国，它的变种就是共产主义。如果有人去分析一下那些明明知道苏俄政权的本质却依然推崇苏联的那些人的组成，他会发现这些人大都从属于伯恩汉姆所说的“管理者阶层”，他们不是狭义上的管理者，而是那些科学家、技术人员、老师、记者、广播员、官僚、职业政客。一句话，他们从属于中等阶级，觉得现有制度限制了他们的发展，同时又渴望更多的名望与权力。这些人看向苏联，认为苏联的体制会消灭上层阶级，压制住底层阶级，像他们这样的中等阶级会获得权力，所以才向往苏联的体制。我们不要忘记，正是当苏联的体制展现出无疑的极权主义特征的时候，英国的知识分子才对苏联展现出了兴趣。尽管许多英国知识分子在表面上会谴责伯恩汉姆，但他实际上说出了这些知识分子们隐秘的心声：他们想摧毁那个讲究人人平等的旧社会主义，用一种新型的阶级社会取而代之，在这个新阶级社会中，知识分子会成为统治阶级的一部分。但伯恩汉姆至少坦诚地表明了他认为社会主义不会实现，不像另一些人，他们号称社会主义必然到来，同时却改变了社会主义本来的定义。伯恩汉姆的理论显得再公正，也依然是对其自身愿望的合理化。他的理论并不能预示未来，而只能告诉我们“管理者”他们自己希望迎接什么样的未来。
> 所幸，“管理者”并没有伯恩汉姆他想象的那么强大。在《管理者革命》中，伯恩汉姆把纳粹德国描述成一个不可战胜的强大政权，同时却轻视了民主国家在战争中具有的军事和社会优势。
显然，奥威尔不但没有赞同，反而是相当有力地驳斥了这种观点，虽然这种驳斥没有直接地体现在 1984 里面，这是因为1984是一篇小说，而不是政论，小说的目的不是说教，遵循的文学创作的逻辑。但倘若仅仅因为奥威尔在1984中令人信服地描述了一种极权主义的可能，就以为奥威尔本人认为这种极权主义会成为一种必然并永远持续下去，则是一种无知和自以为很懂的体现。
话又说回来，对1984产生这种过激反应的其实并不止Asimov一个，米兰昆德拉读完这本书也是郁郁寡欢，昆德拉说，卡夫卡在寓言式作品里经常会有很多向人性打开的窗户。奥威尔则把复杂的生活减缩到一个政治的层面，唯政治的层面。因此《1984》是“伪装成小说的政治思想”
其实也容易理解，因为故事的基调实在黑暗——不只在于这种极权主义的世界观本身，也在于个体在这种世界中的绝望。以及真诚、勇气，以及爱，这些美好的人类品质，在面对“一只靴子永远踩在人类的脸上”的无力。也许这也正是奥威尔的目的所在，告诉人们不要存在侥幸心理，极权主义一旦建成，就很难逆转，个体的力量是很难摧毁它的，如 John Adams 所言，Liberty once lost is lost forever.
但话又说回来，《1984》结局其实是开放的。线索就藏在英文版附录里面
> Newspeak was the official language of Oceania and had been devised to meet the ideological needs of Ingsoc, or English Socialism. In the year 1984 there was not as yet anyone who used Newspeak as his sole means of communication, either in speech or writing. The leading articles in ‘The Times’ were written in it, but this was a TOUR DE FORCE which could only be carried out by a specialist. It was expected that Newspeak would have finally superseded Oldspeak (or Standard English, as we should call it) by about the year 2050. Meanwhile it gained ground steadily, all Party members tending to use Newspeak words and grammatical constructions more and more in their everyday speech. The version in use in 1984, and embodied in the Ninth and Tenth Editions of the Newspeak Dictionary, was a provisional one, and contained many superfluous words and archaic formations which were due to be suppressed later. It is with the final, perfected version, as embodied in the Eleventh Edition of the Dictionary, that we are concerned here.
线索在于，附录则是用过去时写成的。也就是说是在描述一个曾被推行的制度。附录中的“新话”和“大洋国”其实是后人记录或研究的对象。这里暗示的是“大洋国”可能最后还是被推翻了，人们也许把曾经在大洋国发生的这些事情总结成了历史教训，用以警示后人。
当然，这是一种猜测，因为奥威尔透露的信息实在太少，没有人知道附录的作者是谁，没有人知道两者之间隔了多少年，也没有人知道这么多年具体发生了什么。但是从《1984》前面的章节中，我们其实能够发现一些值得注意的细节。例如《1984》中反复地提到过一句话：“如果有希望的话，希望一定在无产者身上”。这是温斯顿在日记本里记录的内容，在文中出现过三次。具体的解释是这样的
“因为只有在那里，在这些不受重视的蜂拥成堆的群众中间，在大洋国这百分之八十五的人口中间，摧毁党的力量才能发动起来。党是不可能从内部来推翻的。它的敌人，如果说有敌人的话，是没有办法纠集在一起，或者甚至互相认出来的。即使传说中的兄弟团是存在的——很可能是存在的——也无法想象，它的团员能够超过三三两两的人数聚在一起。造反不过是眼光中的一个神色，声音中的一个变化；最多，偶尔一声细语而已。但是无产者则不然，只要能够有办法使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就不需要进行暗中活动了。他们只需要起来挣扎一下，就像一匹马颤动一下身子把苍蝇赶跑。他们只要愿意，第二天早上就可以把党打得粉碎。可以肯定地说，他们迟早会想到要这么做的。”
此外，在奥威尔的其他文章中，也能看到类似的观点，例如在《动物农场》乌克兰文版序中，奥威尔就回忆到他曾经看到过一个小男孩，大概十岁，赶着一匹拉车的大马在一条狭窄的小道上走，那匹马一想转弯，那男孩就用鞭子抽它，见此场景，奥威尔就想到，如果这些牲口知道它们自己的力量，我们就无法控制它们，人类剥削牲口就像富人剥削无产阶级一样。
在评论伯恩汉姆的那篇“Second Thoughts On James Burnham“里，其实也有类似的表示。其实说到底，奥威尔一直是一名社会主义者，像他这样的社会主义者，特点就是不论现实让他多么灰心沮丧，都依然会保留对普罗大众的信心，也许极权统治能维持几十年，几百年，甚至几千年，但它总会有被推翻的一天，人类从来都没有建成社会主义，不代表以后就不会建成。当然，这里的社会主义，是指奥威尔理解的民主社会主义，而不是列宁式的体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