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威尔的essay中，有一个重要却很少被提及的主题，就是和平主义&反战主义。即"War is when the young and stupid are tricked by the old and bitter into killing each other."的这样一种态度。这种把一切战争都视为谎言，没有任何战争是正义的观点颇为盛行，但是并未受到充分的审视。不论是上世纪的越战，还是这个世纪的伊拉克战争，或是最近几年的俄乌，以色列-哈马斯，以及美国针对委内瑞拉和伊朗的军事行动，都有这样一群看上去声势浩大，音量很高的人，或是属于“反战左派”，或是属于Tucker Carlson，Megyn Kelly，Candace Owens这样的右翼圈子，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指责西方，同时为普京，哈马斯，或者伊朗革命卫队站台。

读奥威尔essay的过程中，我意识到，这是一个历史悠久的老问题，在民主国家内部中，对民主制度极尽苛责却洗白真正的邪恶政权并不是越战和嬉皮士运动以后才出现的一个新现象，而是早已有之。这些essay主要写在二战期间，因此当时的和平主义运动的对象主要就是针对纳粹德国。理论上来说，一种把和平主义视为一种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坚持的原则的立场是可以成立的，但是正如当代的反战主义者把哈马斯，革命卫队描述成正义斗士，把普京描述成“受到北约东扩的欺负因此不得不回击”一样。反战运动，尤其是民主国家内的反战运动通常对沦为对本国的苛责和对敌方行为的合理化。在二战期间，这种合理化就体现为将希特勒和法西斯主义描述一个合理的，好商量的，受到污蔑的运动，并非基于意识形态狂热而是基于德国对凡尔赛条约的合理不满。

例如，在随意集·三十七中，奥威尔写道：

> 这种以平民为人质实施进攻的事情是战争宣传史中非常爱用的一个老招数。1914年时德国人被指控使用这一手段，到了1940年这一指控再次出现。但如果指控针对的是德国人，雷诺兹先生会不会相信呢？我表示非常怀疑。他会立刻斥之为“捏造出来的暴行故事”，而它的确是捏造出来的。碰巧的是，他所引述的权威媒体《新闻纪实报》上周从诺曼底前线报道了另一桩历史悠久的暴行——将女人浇上汽油，然后点火。（这是过去三十年来的战争中经常使用的宣传手段。那些女人最好是修女。《新闻纪实报》说她们是女教师，或许是仅次于修女的报道材料。）我很肯定雷诺兹先生也会拒绝相信那则报道。**只有当这些故事是关于己方时，在一个抵制战争的人的眼中，它们才会是真的或值得相信的；就像对于毕灵普分子来说，当故事是针对敌人的时候它们才会是真的或值得相信的。**

> 我怀疑抵制战争的人的态度并不见得比毕灵普分子的态度更优越，大体上我甚至觉得它们并没有什么不同。近年来，许多和平主义者和抵制战争的人都很肯定地告诉我所有关于纳粹分子暴行的故事——集中营、毒气车、橡胶警棍、蓖麻油和其它种种——都只是英国政府散布的谎言。如果它们不是谎言，那我们自己也在做出同样的事情。所有关于敌人的报道都是“战争宣传”，而正如我们从1914年至1918年的经历中所了解到的，战争宣传都是靠不住的。

> 有时候怀疑会变成轻信。一位年轻的和平主义者写信告诉我，“贝德福德公爵知道——我可以向你保证这是真实的——希特勒是个好人，他希望能和他进行会谈，让他改邪归正。”我告诉他恰恰相反，希特勒不是一个好人，有大量的证据可以证实这一点。当然，我不知道关于贝德福德公爵的事情是否属实。但如果属实的话，那我认为他的看法与任何一个肥头大耳的《每日电讯报》读者的看法没有什么不同，他们一边抨击V型飞弹，一边却对数百万印度人饿死毫不关心。

在《狮子与独角兽：社会主义与英国人的聪明才智》中，奥威尔则写道

> 在当前这场战争中，我们身处奇怪的境地。在战争开始之前我们就进行了大量的“暴行宣传”，而且大部分工作是左翼人士做的，通常那些人都自诩正直。在同一时期，右翼分子，1914年至1918年的暴行传播者，观望着纳粹德国，拒绝看到它的邪恶。接着，战争一爆发，那些昨天还支持纳粹的人重复起了那些骇人听闻的暴行故事，而反法西斯人士却突然间发现自己在怀疑盖世太保是否真的存在。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并不只是苏德条约的签订。一部分原因是，在战前左翼人士误以为英国与德国绝不会打仗，因此同时反对德国和反对英国。另一部分原因是官方的政治宣传的伪善和自命正义实在令人讨厌，总是让有思想的人去同情敌人。我们为1914年至1917年的系统性撒谎所付出的一部分代价就是后来出现了那种夸张的支持德国人的反应。从1918年到1933年，在左翼圈子里，哪怕你只是说德国应该为战争承担起一小部分责任，你也会被斥责。在那段时间我所听到的对凡尔赛条约的谴责中，我想我从来没有听到过有人提出这个问题：“要是德国胜利了会怎么样？”更别说对这个问题进行讨论。暴行也是一样。出自敌人之口的话，就是真相也变成不是真相。最近我注意到，那些相信1937年日本人在南京犯下种种骇人听闻的罪行的人不愿意相信1942年的香港发生了同样的惨剧。他们甚至倾向于认为，回首前尘旧事，南京的种种惨剧都不是真的，因为现在英国政府对它们表示关注。

> 但不幸的是，关于暴行的真相要比谎言和宣传中所描述的情况糟糕得多。而真相是，它们的的确确发生了。有一个事实总是被当作怀疑论的证据，那就是同样的骇人听闻的故事总是在一场接一场的战争中反复出现，但这一点反倒更让人相信这些故事是真实的。显然，它们是广泛传播的幻想，而战争提供了一个将它们付诸实施的机会。而且，虽然已经不再流行这么说了，但被称为“白军”的一方总是比“红军”一方犯下更卑劣的暴行。例如，日本人在中国的所作所为就没有什么疑点。关于过去十年来法西斯在欧洲所做出的罄竹难书的暴行也没有什么值得怀疑的。证据有很多，而且相当一部分来自于德国的媒体和电台。这些事情真的发生了，每个人都看在眼里。即使说它们发生过的人是哈利法克斯勋爵，它们也真的发生过。在中国各个城市发生的强奸和屠杀，在盖世太保的地窖里发生的严刑拷打，年迈的犹太人教授被扔进化粪池，用机关枪沿着西班牙的道路对难民进行扫射——这些事情确实发生了，即使时隔五年后《每日电讯报》突然间旧事重提也无法改变它们确实发生过的事实。

在随意集·二十二中，奥威尔描述了他的一次经历：

1940年，在壮观的高射炮阵朝伦敦上空开火的那天晚上，我在皮卡迪利广场，刚好大炮开火，我逃到皇家咖啡厅躲起来。人群里有一个样貌堂堂、衣着入时、年约二十五岁的年轻人正拿着一份《和平新闻报》到处烦人，想引起旁边桌子每个人的注意。我和他搭话，对话的内容大概是这样的：

年轻人：“我告诉你吧，到圣诞节的时候事情就会结束。届时一定会达成妥协和平。我对萨缪尔·霍尔爵士很有信心。跟那群人在一起很掉价，这个我承认，但霍尔是我们自己人。只要霍尔在马德里，就有达成妥协的希望。”

奥威尔：“那他们为抵御侵略所做的所有这些准备工作呢？——他们到处修筑的方形工事呢？地方抵抗志愿军呢？”

年轻人：“噢，那些只是表示当德国人杀到这里时他们准备好镇压工人阶级。我想他们当中有些人傻兮兮地试图进行抵抗，但丘吉尔和德国人很快就会把他们解决掉的。别担心，事情很快就会结束的。”

奥威尔：“你真的愿意看到你的孩子长大后成为纳粹分子？”

年轻人：“一派胡言！你不是以为德国人准备在这个国家宣扬法西斯主义吧？他们可不想培养一个尚武的民族和他们作对。他们的目的是将我们变成奴隶。他们将鼓励每一场他们能插手的和平主义运动。这就是为什么我是一个和平主义者。他们会扶植像我这样的人。”

奥威尔：“把像我这样的人枪毙？”

年轻人：“那可真是太糟糕了。”

奥威尔：“但是，为什么你这么渴望活下去呢？”

年轻人：“那样的话我就可以进行我的工作，当然。”

在对话里我了解到那个年轻人是个画家——我不知道他的水平怎么样，但不管怎样，他对艺术怀有诚恳的追求，愿意为了追求艺术事业而面对贫穷。作为一名画家，在德国占领下他可能要比一个作家或记者活得好一些。但不管怎样，他所说的话里蕴含着一个非常危险的谬误，现在广泛传播于各个极权主义还没有实现的国家。

这个谬误就是相信在一个独裁的政府统治下你能保持内心的自由。如今这种或那种形式的极权主义在世界上的各个地方明显正尘嚣日上，有不少人以这么一个想法安慰自己。在街道上高音喇叭在大鸣大放，屋顶飘扬着旗帜，警察别着冲锋枪大摇大摆地走来走去，四英尺宽的领袖的脸庞从每面围墙上盯着你，但在各个阁楼里，专制政权的秘密敌人可以自由地写下他们的思想——他们或多或少就是这么想的。许多人以为这种事情现在就在德国和其它独裁国家发生。

为什么这个想法是错误的？我想说的事实是，现代的独裁制度不会像旧的专制体制那样留下空子。而且由于极权主义的教育方式，对于思想自由的渴望或许也会被磨灭。最大的错误是将人类想象成自治的个体。那种在专制统治下你应该从秘密的自由中得到快乐其实是一派胡言，因为你的思想从来都不完全是你自己的。哲学家、作家、艺术家甚至科学家不仅需要听众，他们还需要来自其他人不停的激励。没有谈话交流就几乎不可能进行思考。如果笛福真的在荒岛上生活过，他是写不出《鲁滨孙漂流记》的，他也不会有写书的想法。言论自由一被剥夺，创造力就将枯涸。如果德国人真的来到英国，我在皇家咖啡厅结识的那位画家很快就会发现他的画作水平下降了，即使盖世太保没有找他的麻烦。当欧洲的封锁结束时，我相信让我们大为吃惊的一件事会是，我们将发现，在独裁统治下有价值的作品——甚至包括像日记之类的东西——将会如此稀少。

我认为奥威尔在这里触及了一个比较深层次的东西，即驱动着和平主义和反战运动的深层动机是什么，很可能并不是"因为不愿看到无辜的人无意义地死去"，而是基于对现行社会的不满，因为讨厌自己当前的社会或者政府，因此它做出的一切努力都应该被嘲讽，贬低，阻挠，因为如果现行社会被它的敌人摧毁了，也许在废墟上会建成一个更理想的社会。从这个角度，你可以理解Tucker Carlson为什么为普京制作了一期节目，极尽讨好奉迎之能，为什么宣称Hamas is a political organization, just like the labour party，为什么他会说美军之所以盯上马杜罗，是因为马杜罗反对gay marriage。因为不论是woke left 还是 woke right，驱动着这些人的，都是对现有制度的不满，或是认为其代表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压迫，或是认为其代表自由主义的堕落和“犹太人的操控” 。

或许这一切有着更广泛的社会心理基础，如我之前读国的一篇文章《富家子弟的反叛（revolt of the rich kids）》提到的那样，这是一种对向下流动的恐惧：

> 本质上，你父母越富裕，你要复制那种财富水平就越困难。如果你有高成就、有抱负、成功的父母，你在那种舒适和富足中长大，伴随而来的是社会期望——你想要做得和父母一样好或更好。这也可以视为“美国梦”的一种定义：比父母过得更好。但对很多这些年轻人来说，他们觉得自己做不到。当你看向关于向下流动的研究数据，确实存在这样的流动性：在美国最富有的五分之一家庭中，大约有 10% 出生在该层的孩子会在中年时滑落到最底层五分之一。所以确实存在一定程度的流动性。统计上讲，如果你出生在最富有群体，概率上你会留在那里，但仍有约 10% 的人可能彻底滑落到底层。

> 因此，很多出生于富裕家庭的年轻人，会愤怒地觉得自己的生活没有朝期望方向发展，觉得可能无法过上与父母相同的生活，感觉某种意义上他们的出身特权被剥夺了。这种情绪会以激进政治的形式表达出来，正如彼得·图尔钦（Peter Turchin）所称的“精英内部冲突”（intra-elite conflict）。图尔钦的观点是，当社会有过多的精英与精英追逐者（aspirants）时，会涌现大量受过高等教育、高资历、高抱负的年轻人，但精英位置有限——精英公司、主流媒体、政治、学术和商业中的席位是有限的。竞争这些位置的人越来越多，会滋生被排挤者的怨恨，觉得系统本身不公平，因为他们没有拿到那些梦寐以求的位置。我认为这正是我在“富家子弟的反叛”里描述的人群：那些害怕下滑一梯的人，害怕沦落到比出生时更低的阶层，因此愿意支持像曼达尼这样的人，试图以某种方式颠覆体制或惩罚那些他们认为比自己更胜一筹的人。

此外，关于和平主义的另一种生成动机，奥威尔认为和平主义暗含着力量崇拜。

比如，在“和平主义与战争”一文中，奥威尔写道

> 虽然我对和平主义的“理论”并不是很感兴趣，但我感兴趣的是和平主义者一开始声称对暴力充满恐惧，而到后来明显被纳粹主义的成功和力量所深深吸引的心理变化过程。即使是那些不承认被纳粹吸引的和平主义者也开始宣称纳粹的胜利本身是值得期盼的。在你们寄给我的信件中，康福特先生认为一个敌占区的艺术家应该“对他看到的邪恶现象进行抗议”，但他认为这最好通过“暂时接受现状”而实现。而就在几个星期前，他希望纳粹获得胜利，因为它将对艺术起到激励作用：

> 在我看来，只有军事上的彻底失败才能有机会重新建立文学和普通人的共同信心。你可以想象，灾难越大，越能让人突然意识到想象力在一连串地起作用，越能马上促成诗歌的宣泄，从孤立地将战争视为灾难的诠释，到认清人类想象中的悲剧和实际的悲剧。当我们看到法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在战争年间的文学作品时，我很肯定那就是我们心目中的作品。（致《地平线》的一封信）

> 我不会去理会那种相信文学生活仍在波兰继续进行的受金钱所庇护的无知，我只是想说，像这样的话只是证明了我所说的英国和平主义者将成为积极的亲法西斯派这番话的正确性。但我并不是特别反感这一点。我所反感的是那些客观上和在某种程度上亲法西斯的知识分子的怯懦，他们不敢说出来，而且躲在“我和别人一样反对法西斯，但是……”这样一番托词的背后。结果就是，所谓的和平宣传和战争宣传都是令人恶心的谎言。和战争宣传一样，它专注于给出“理由”，混淆对手的观点和避免尴尬的问题。

而导致力量崇拜的，是一种精神上的空虚，同样在《狮子与独角兽：社会主义与英国人的聪明才智》中，奥威尔写道

> 到明年的某个时候，左翼知识分子很有可能会做出亲希特勒的反应。现在已经有这种情况的前兆了。希特勒的正面成就对这些空虚的人很有吸引力，至于那些有和平主义倾向的人，他迎合了他们的受虐倾向。你一早就大致知道他们会说些什么。他们先会拒绝承认英国的资本主义体制正在演变，或者说打败希特勒只会是英国和美国的百万富翁的胜利。然后，以这一点为出发点，他们会争辩说，说到底民主和极权体制“其实没什么两样”或“好不到哪里去”。英国并没有多少言论自由可言，因此，它的自由并不比德国更多。领取救济金是骇人听闻的经历，因此盖世太保的刑讯室也就坏不到哪儿去。大体上，天下乌鸦一般黑，不用五十步笑百步。

在许多和平主义者的理论中，“公愤”，和“道德力量”，是比战争更有利的武器。甘地的非暴力运动可以算在列。奥威尔对甘地整体是比较正面的态度，但是也指出，“公愤”这件武器，只有在面对英国这种比较开明的对手时能起到一定作用

还是在“和平主义与战争”一文中，他写道

> 我对作为一种“道德现象”的和平主义不感兴趣。如果萨维奇先生和其他人以为一个人可以躺着就“征服”德国人，那就由得他们幻想好了，但也要让他们时不时想一想这是不是在安全、钱多和无知的情况下所产生的不切实际的幻想。比方说，作为一个前印度公务员，当我听说甘地是非暴力主义的成功范例时，我总是会放声大笑。二十年前，在驻印度的英国官员的圈子里，甘地就被轻蔑地认为是英国政府非常有用的工具。如果日本人杀到印度，他也会被日本人利用。专制政府能抵挡“道德力量”直到地老天荒。他们害怕的是武力。

甘地死后，奥威尔也专门写过一篇《对甘地的反思》，这篇文章虽然对甘地有不少赞美，但也指出了他的运动的现实问题。如：

> 我们有理由认为，生于1869年的甘地并不明白极权主义的本质，以他与英国政府的斗争经验看待一切。这里重要的一点是，英国对他很宽容，让他总是能够引起公众的注意。从上面所引用的他的话里可以看到，他相信“引起世界的公愤”这件武器，但这只有在世界有机会听说你的遭遇的情况下才会发生。很难想象甘地的策略在一个政府的反对者会在半夜里消失并从此销声匿迹的国家里会收到成效。没有出版自由和集会自由，不仅根本没有可能向外界舆论求助，就连举行群众运动，甚至让你的意图为敌人所了解也都是不可能的事情。现在俄国有甘地式的人物吗？就算有的话，他能做出什么事情吗？只有在所有的人刚好同时看到一个相同的理念时，俄国人民才可能进行非暴力抵抗。而即使是这样，从乌克兰大饥荒的历史判断，那也只会无济于事。但就算非暴力抵抗政策在反对本国政府或反对殖民势力时是行之有效的策略，即使是这样，你怎么能将它在国际层面推行呢？甘地对二战的许多自相矛盾的言论似乎表明他感受到了这件事的难度。和平主义被应用到外交政策上不是变味了就是沦为绥靖主义。

奥威尔认为，甘地是为数不多真诚地敢于直面和平主义的问题，而不是把其做为道德标榜的工具的和平主义者。但是显然甘地也无法给出一个合理的回答。但被问道“犹太人在面对纳粹的种族灭绝时是不是应该拒绝暴力反抗”的时候，甘地的观点是，德国犹太人应该集体自杀，这将会引起“世界和德国人民对希特勒暴行的公愤”。这个问题的本质就是“如果你没有准备好取别人的性命，那你就必须准备好别人来取你的性命。”

> 但是，甘地的和平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和他的其它教诲分开。它的动机来自宗教，但他声称这也是一种切实的方法和手段，能实现他心目中的政治目标。甘地的态度与大部分西方的和平主义者并不一样。“不合作主义”最初是在南非形成的，是一种非暴力的抗争，以不伤害敌人和不引起仇恨的方式战胜他们。它包括诸如非暴力抵抗、罢工、在火车前面卧轨、忍受警察的殴打而不是一跑了之、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等行为。甘地反对将“不合作主义”翻译成“消极抵抗”。在古吉拉特语中，这个词似乎是“坚守真理”的意思。甘地早年曾在布尔战争中担任英军的担架员，一战时他准备好重拾这个旧行当。即使在他完全摒弃暴力之后，他仍诚实地承认选择某一个阵营是必需的。他没有——事实上，由于他一辈子的政治生命以争取民族独立为中心，他做不到——奉行洁癖和虚伪的纲领，伪称每一场战争的交战双方都是一丘之貉，无论谁赢都没什么分别。他也不会像大部分西方的和平主义者那样，擅长于回避尴尬的问题。在上一场战争中，每个和平主义者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是：“那些犹太人怎么办？你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被消灭吗？如果不能，不诉诸战争你还能有什么办法拯救他们？”我必须说，我从未从任何一个西方的和平主义者那里听到过对这个问题诚恳的回答，但我听过许多回避式的回答，它们通常都可以翻译为“你又来这一套”。但是，碰巧甘地在1938年也被问到过类似的问题，他的答案被记录在路易斯·费舍尔先生的《甘地与斯大林》这本书里。据费舍尔先生所说，甘地的观点是，德国犹太人应该集体自杀，这将会引起“世界和德国人民对希特勒暴行的公愤”。战后他为自己的辩解是：反正犹太人难逃一死，或许可以死得有意义一些。你会感觉到即使是费舍尔先生这么一个甘地的崇拜者也对他的这一态度感到吃惊。但甘地只是诚恳地说出心里话。如果你没有准备好取别人的性命，那你就必须准备好别人来取你的性命。当1942年他呼吁以非暴力政策抵抗日本人的侵略时，他承认这或许意味着几百万人会因此丧命。

因此，在现实生活中，和平主义和反战运动总是在有利于那些更独裁，更野蛮，更不择手段的人，如“和平主义与战争”的开头所言：

> 客观上说，和平主义纵容了法西斯主义。这是非常基础的常识。如果你阻碍了一方为战争投入的努力，战争的另一方就会自动得益。而且，想要置身像当前这么一场战争之外是不可能的事情。在现实中，“不是和我同路的人就是我的敌人。”那种吃着英国的船员们冒着生命危险带回来的食物，却以优越高蹈的姿态置身于斗争之外的态度是被金钱和安全惯出来的资产阶级的错觉。萨维奇先生评论说：“根据这样一番推理，德国或日本的和平主义者客观上就是‘亲英派’。”当然就是这样！这也是为什么在德国和日本，和平主义活动是非法活动的原因（在这两个国家，从事和平主义活动可以被判处斩首），而且德国人和日本人在竭力鼓动和平主义在英国和美国领土的传播。德国人甚至经营一个伪“自由”电台，其内容与“和平誓约联盟”的宣传内容几乎没有区别。要是情况允许的话，他们会在俄国鼓动和平主义，但就算可以的话，他们的对手可要难缠得多。就其效果而言，和平主义宣传只对那些仍然允许言论自由存在的国家才有效。换句话说，和平主义宣传对极权主义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