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听了Sam Harris 对 Tristan Harris的一期关于AI的采访，这期采访很有价值，所以这几天一直在整理里面的内容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90irsXaKxZA
Tristan Harris曾经是谷歌工程师，在了解行业内幕后选择成为一名whistle blower，揭露社交媒体和科技公司用于让用户上瘾的心理基础和操控技巧，他在2020年推出的Netflix纪录片《智能社會：進退兩難》（英語：_The Social Dilemma_）引发了广泛的讨论。他同时也是Center for Humane Technology（人道科技中心）的联合创始人。最近他参与制作了一部新纪录片，叫做[The AI Doc: Or How I Became an Apocaloptimist (2026) IMDb](https://www.imdb.com/title/tt39150120/) 展示了人们AI的前景的看法，AI带来的一些令人担忧的趋势，以及值得乐观的积极面
在Tristan看来，当前人们对AI存在一种根本的误解，即未来是不确定的，你无法知道科技会怎样发展，因此与其担心科技的后果，不如尽可能加速其发展。
但事实并非如此，技术的应用，并非是某种“自上而来、无可改变”的力量，而是背后有真实的人在做选择和决策。社会朝什么样的方向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选择和决策背后的incentives（激励机制）是什么样的。
查理·芒格（沃伦·巴菲特的商业伙伴）有句名言，_if you show me the incentives, I'll show you the outcome._（“如果你把激励机制展示给我，我就能告诉你结果。”）
以社交媒体为例，社交媒体的激励机制是什么？
社交媒体的激励机制是争夺注意力和提高参与度。
而注意力持续时间缩短、短时视频盛行、内容愈发极端和惊世骇俗、年轻人的性商品化、政治的极端化，等等，便是这一套激励机制的逻辑产物，这一切在现实中都发生了。Tristan Harris 本人在社交媒体快速兴起的热潮（大约 2012、2013 年）期间就在谷歌任职，他是这一切的亲历者，他当时目睹的种种趋势也确实一一变成了现实。
因此，当你了解背后的激励机制后，或许无法预测每一个具体细节，但从整体方向上你可以看出事态的发展轮廓。
问题在于，我们沉迷并被新技术的“可能性”所诱惑，却不去审视激励机制和可能发生的后果。社交媒体的“可能性”看起来是好的——让每个人随时获取信息、与朋友连接，能产生有史以来最不孤独的一代、最开明的信息社会。但现实却完全相反。社交媒体系统并未以减少孤独或创造最有见识的社会为优化目标；它优化的是如何呈现下一个完美的帖子、视频或推文以让你不断刷屏——午夜孤独时无休止的“刷屏”。这就是我们今天所处世界的成因。
在Tristan看来 ，社交媒体就像一只“婴儿型 AI”，社交媒体对当代社会的影响，就好比是AI主导的社会的一种预演：如广泛的焦虑、抑郁；共同的现实认知基础被破坏（所谓的后真相时代）、政治的两极化；等等，这些在趋势在社交媒体时代已然明显，而AI则近一步加速了这个进程。
Tristan认为，面对 AI，我们有两种选择——一种是经历类似切尔诺贝利那样的灾难性事件，迫使我们被动收紧并改变；另一种是以足够清醒的智慧、辨识力和远见，预先看清趋势并主动建立防护措施，避免灾难发生。
当然，这部影片并非是单方向的，而是展现了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是非常担忧、悲观的观点；另一种则是非常乐观的论调，认为对AI的恐惧是不理性的。
首先是偏悲观的观点，Tristan认为，有一种很不好的做法就是给担忧AI技术的人贴标签，称其为“AI末日论者”（Doomers），因为它把一种不太健康的标签固化了，比如，关心核电站风险的人并不是“末世论者”，而是关心核电站安全、不希望发生熔毁事故的安全专家。
很多时候，关于AI好坏的讨论其实非常地抽象，我们总是再说，AI对人类未来如何如何，但这部影片的设定是，导演要生孩子了。所以他问了所有在AI行业工作的这些人：现在是生孩子的好时机吗？ 这其实把关于我们正走向何种未来的问题具象化了。因为抽象地讨论并不能打动人心。把话题放到我和我的孩子身上，这让关于人工智能的讨论有了落脚点——围绕人们最关心的事情，即他们的家庭。
在收到很多悲观的答案，被各种担忧冲击后，导演转而去访谈那些人工智能乐观主义者。片中有人物如Peter Diamandis， Guillaume Verdon等被称为科技加速主义者的人，他们认为我们最大的风险是进展不够快：想想那些因病无法治愈的患者，如果我们不让 AI 更快发展，就无法拯救这些生命。
对于科技加速主义者，Tristan的看法是，AI的好处和坏处存在一种不对称性：好处并不能避免坏处。坏处可能会破坏能够支撑这些好处的世界。
例如，再好的抗癌药也不能阻止一种被设计用来毁灭人类的新型生物病原体；而能毁灭人类的病原体又会摧毁一个让抗癌药有意义的世界。人工智能带来 10% 或 15% 的 GDP 增长——因为它在自动化所有科学、所有技术发展、所有军事发展，带来物质充足——听起来很棒。但如果同样的人工智能也能产生足以瘫痪整个金融系统的网络武器，那哪件事更重要？是那 15% 的 GDP 增长，还是那个可能连货币和 GDP 基础都被破坏的东西？
这点非常重要，可是影片并没有真正提出这一点，这是Tristan感到比较遗憾的地方。
这里我联想到了《商君列传》中商鞅和反对变法的大臣的辩论，其中杜挚有这样一句话：
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无过，循礼无邪。
如果没有百倍的利益，不要改变法度；如果没有十倍的功效，不要更换使用的工具。
这句话在国内的教育中经常被当成因袭守旧的反面典型，但是我认为这句话才代表真正的智慧。因为商鞅变法式的进步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变法使普通人沦为国家的工具，国家本身成为一个监狱，即便貌似从中变法中获益的君主和商鞅本人，在长期来看也自食其果，这种毁灭社会底线的社会工程学没有赢家。而杜挚这句话背后的原则，反而是一个理性的社会应有的自我防卫机制。一个在技术，经济，力量上相对落后，但能够理智，审慎地调节选择自身发展路线和速度的社会，比一个看上去很先进强大，但无法控制自身方向，仿佛被一只脱缰的野马拽着奔跑的社会，更能实现长治久安。
军备竞赛的魔力如此之大，一旦开始就很难停下来，但是Tristan认为，即便赢了这场竞赛的人，最后也会成为输家。这其实有先例可循：美国赢得了社交媒体军备竞赛，但这场胜利到底给美国带来了什么？
注意力持续时间缩短、短时视频盛行、内容愈发极端和惊世骇俗、共同的现实认知基础被破坏、年轻人的性商品化、政治的极端化、广泛的焦虑、抑郁、共同的现实认知基础被破坏等等，这些东西带给美国社会的是好处还是坏处？
Tristan认为，这里有一种心理上的混乱：在美国和中国的AI之争中，没有人会赢得这场竞赛，AI 本身才会赢。
尤瓦尔·诺亚·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给出过这样的比喻：后罗马时代的不列颠人，由于自身实力衰弱，去雇佣了一群强悍的雇佣兵——撒克逊人——以战胜北方的部族，结果他们自身却被盎格鲁-撒克逊王国取而代之。在这个比喻里，AI 是撒克逊人，取代我们的则是 AI 帝国。如今很多有权势的人认定AI时代的到来不可避免，他们建设地下堡垒。指望末日到来的时候，躲在掩体里面，依靠雇佣的海军特种部队保护自己——他们认为能控制这些部队，直到世界末日，这是很天真的。
关键在于：驱动这一切的是军备竞赛的吸引力和一种错误的幻想——我们（美国）必须击败中国——而我们却不去审视我们到底在争夺什么。我们正在争夺一个我们不懂得如何控制、且没有走上可控轨道的东西。
有时候，你会看到像埃·隆马斯克那样的人在公开场合说——我决定我宁愿活着看到它，也不愿不在场。
这有点像一种Death wish：‘我无法阻止它，所以我决定宁愿在场，去建造它，让我建成的上帝成为接管一切的那个东西。
而这实际上引出了一个的根本问题：AI 的博弈论与核武博弈论不同之处在于，核武博弈论里的“共同毁灭”情形意味着，没有人希望消灭地球上的所有生命，我不需要与你交谈就知道你也不想，这就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可信性——我们可以协调以避免那种结果。
但 AI 的问题在于：如果我一开始就相信它是不可避免、无人能阻止的，那么如果我是制造“自杀机器”的人，我就不算是邪恶的，因为我只是在做一件本来无论如何都会发生的事——这给了我一个伦理上的出路。
设想一下， DeepSeek 的 CEO、埃隆·马斯克和山姆·奥特曼都相信这项技术可能灭绝人类，但如果是自己率先到达并获胜，结果就是人类被消灭了，但是统治世界的 AI 说的是中文而不是英语，或带有 DeepSeek CEO 的“DNA”而不是埃隆的“DNA”。世界的终结会带有你的标志——确切地说，是带有你的 DNA 或你的 logo。
有人可能会想，当关键时刻来临时，冷静的人会占上风，顶层的精英会采取必要措施及时转向。但是你不能信任这一点，因为这些人潜意识里已经在某种程度上预接受了这种世界终结及自身终结的可能性——他们在心里想象如果自己能成为造出那个替代人类的“数字神”的人，于某种意义上会获得永恒的遗产。这种心理会促使他们在关键时刻去铤而走险。
如果想避免这一点，就需要激发地球上其他八十亿人去反对这种结局。我们不要那样的结局。如果你想让你的孩子活着，如果你在乎现有的世界，爱着生命中神圣的事物并与之相连，那么这一小撮人为了竞速走向消极结果而带来的风险，正威胁着你所珍视的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