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的技术官僚主义如何过渡到当下的技术官僚主义的

这一过程的主要人物是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除了布热津斯基以外，还有其他人，但他最关键。

布热津斯基在1968年写下了一本开创性的书籍《两个时代之间：美国在技术时代的角色》。

- [between_twoages.pdf](https://ia601302.us.archive.org/7/items/books_201603/between_twoages.pdf)
- [Between Two Ages: America's Role in the Technetronic Era: Brzezinski, Zbigniew: 9780313234989: Amazon.com: Books](https://www.amazon.com/Between-Two-Ages-Americas-Technetronic/dp/0313234981)

这本书引起了大卫·洛克菲勒的注意。洛克菲勒当时正在寻找将他的资金转变为资源的管理办法。不仅仅是现金，他当时还是世界上最大的银行之一大通银行的董事会主席。所以，洛克菲勒需要像布热津斯基这样的一位战略大师。

写下这本书的时候，布热津斯基正在哥伦比亚大学当政治学教授，而在此之前他已经在那里工作了好几年，他毫无疑问接触过所有的技术官僚主义者，因为技术官僚主义最早就是在1932年哥伦比亚大学开始的。因此这里有一条确切的思想脉络。

在他向洛克菲勒介绍这一理念后不久，洛克菲勒就于1973年创立三边委员会时宣布，“我们将创造一个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联合国在六个月后立即通过了相同的决议：我们将创造一个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这不是巧合，

而几年后，他们又创造了《21世纪议程》。之后他们继续创建了2030议程，以及与气候变化和环境运动有关的所有内容，试图重塑世界。而在过去20年间，科技的发展已经追赶上来，使得之前难以落地的想法得以落地。从那时起，这一切便加速发展。

专家统治不好吗？为什么要反对它？

如果说，技术官僚统治是针对大萧条的回应，旨在解决市场竞争带来的混乱和无序，那么难道不更应该让专家掌管经济？让专家掌管科学？用柏拉图的话来说，你生病了，肯定想要一个上过医学院、受过专业训练的人，而不是让一群人民主投票，因为医生是这方面的专家。

道理很简单：当技术为我们服务时，我们爱它；当技术想要控制我们时，我们恨它。在新冠流行期间我们就已经见识过了这种统治。专家统治下普通人只能站在一旁，让专家为我们做出所有正确的决定，这种体制显然是疯狂，甚至是反人类的。

总之，我可以热爱技术，但别用它控制我，别给我套上缰绳，告诉我未来甚至现在该做什么。

这种专家政治本质上是哲学王的统治。专家把自己置于柏拉图分割之线的顶端，拥有 noesis（高级的智识）；而普通人则被视为困在 doxa（未经证实的信念）中，只盯着洞穴里的影子。

而一旦技术就位，当你把某个程序写成代码，这种专家政治的对普通民众控制会呈指数级放大。这些自以为比我们更清楚日常所需的“哲学王”，——我们的健康、教育、生活的每一步、我们想做的每个决策——他们以为他们比我们更懂，而他们制作出的程序会把他们输入的内容做指数级放大。

而且现在的问题不仅仅是他们告诉我们我们该做什么，而且在于你无法与之理论。这就是所谓的“智能合约”，用简单的话来说，很多我们已经习惯的“点击同意”协议——比如你使用 Twitter 或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或使用某个 AI，甚至去看医生时都会有这些协议——都是智能合约的雏形。

一旦你进入这些门户，它会自动更新，你只需点击“我同意这些条款和服务”。这本质上就是一种智能合约。后台运行着各种代码，然后随时会更新——比如你的 iPhone更新下一个 iOS 时，那些条款和服务也可能已经更新了。

这些智能合约被设计为递归的，自我构建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自写”代码。这就相当可怕。

这样一来，用户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就被绑定在一个不断演变的合约中。你根本无法与之协商。也就是说，如果你决定说：“好，我不点同意条款和服务”，你就再也不能使用该程序了——你被锁在了外面。

技术官僚的拥护者到底想达成什么目标？他们想给世界带来什么积极的好处？

事实上，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可能认为自己在为人类做好事，但他们从未征求过人类的意见。这就是问题所在：他们在没有得到任何人的同意情况下自行行动。

我们可以看到，技术官僚群体与现行政治体制目前正处于冲突之中，这一点从他们的所有行为中都能看出。他们对监管、监督和问责充满蔑视，甚至厌恶这些机制。于是，技术官僚绕过民选政治家，自行其是。

技术官僚主义者自己跑到一条偏离的道路上，自己觉得“就应该这么办”，他们觉得民众怎么这么蠢，为什么老是想着反对？ “你们有什么理由不高兴？”

在他们眼中，我们应该会学会爱上奴役，像《美丽新世界》里那样，最终变得极度满足。

他们认为宪政和民主都是浪费时间、已经破碎的制度，必须摒弃。我们应该彻底推翻现有体系，换成一位君主、摄政者或其他“国王”来掌控整个社会。

然而，250 年前美国人民正是为推翻君主制、摆脱当时压迫人民的种种弊端而进行了一场战争。而即便当时的那个君主制，也只是名义上的君主制。乔治三世虽是当时英国政府的象征，但实际上是议会制政府，君主的权力基本是名存实亡的——虽然当时与如今的名存实亡程度不同，但那时的君主权力已经极其有限。

因此，这些现代的君主主义者正在讨论恢复一种并不是仅仅两百五十年前的制度，而是要把时间拉得更久——甚至要回到千年前的状态，类似于拜占庭帝国的状态。

技术官僚主义在当下政治生活中有两种体现

1.直接的硅谷技术官僚

2.并非直接的技术官僚，但试图推动社会变得技术官僚化的政治人物

早期技术官僚运动（Technocracy Inc.）受到的批评之一是，缺乏政治包装，没有政治策略。他们站在政治体制之外批评现有政治，却无法实现任何实际改变，于是与既得利益产生了尖锐冲突。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当下的技术官僚主义者开始主动介入政治，利用政治，对付政客并最终把他们“一举扫除”。这意味着在理论上要废除政治，却在现实操作中必须利用政治工具、游说、立法或其他制度化手段来实现其目标。

这种试图让某种政治哲学与技术统治相匹配的典型代表，便是所谓的黑暗启蒙 Dark Enlightenment）

“黑暗启蒙”一词由尼克·兰德（Nick Land）提出。尼克·兰德在1990年代在CCRU（赛博控制文化研究小组，Cybernetic Culture Research Unit）工作并开始写作。CCRU 是华威大学哲学系的一个分支。他与萨迪·普兰特（Sadie Plant）一起合作。萨迪·普兰特是一个赛博朋克女权主义者，因此他们研究的是那种带有神秘、深奥色彩的文化和赛博朋克类型的思想。但尼克·兰德是真正的“加速主义”（accelerationism）之父。

加速主义起初是非常左翼、马克思主义色彩的哲学。他是古塔里（Félix Guattari）和德勒兹（Gilles Deleuze）的追随者，他们提出了“域外性”（extraterritorialism）这一概念，兰德从中衍生出他关于资本主义的观点。如果我们快进到现在，加速主义已经分裂成两个阵营：左翼加速主义者和右翼加速主义者。

左翼加速主义者谈论的是一种战后式的未来：机器人会替我们做所有工作，我们可以不必劳动，大家都将成为艺术家之类的乌托邦式想象。右翼加速主义者则主张利用技术把资本主义推向极限——既然资本主义终将走向世界末日般的状态，就应该放开一切监管以加速这一进程。

有意思的是，右翼加速主义者把尼克·兰德视为他们的“教父”，而兰德自己则认为两派都有问题，称他们患有人类妄想主义（human delusionalism），他把这称为一种妄想式的人本主义。而他相信未来本质上是一个后人类世界。他在2012年创造了“黑暗启蒙”这一术语，并写了一篇宣言《黑暗启蒙》（The Dark Enlightenment），这篇文章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柯蒂斯·雅尔文（Curtis Yarvin）。

柯蒂斯·雅尔文自2007年起以“蒙克斯·莫尔·布格”（Mencius Moldbug）、“Unqualified Reservations”等笔名写博客，现在有“Gray Mirror”博客。雅尔文非常反对民主，也反对宪政共和制。他早期与彼得·蒂尔（Peter Thiel）有联系：彼得·蒂尔称雅尔文为“家庭哲学家”（household philosopher），并在家中为他举办私人沙龙，把他介绍给赫尔曼·霍普（Hermann Hoppe），雅尔文由此吸收了很多反民主的哲学观点并对此产生了强烈兴趣。

雅尔文提出了一个概念叫做 RAGE（Retire All Government Employees，遣散所有政府雇员）。这成为后来“Doge”运的核心思想。

对于“Doge”，当时有许多人对此非常兴奋。——他们也揭露了一些腐败和臃肿的浪费性支出。在很多方面这是一个错失的机会。但那并不是 Doge 的真正目标。Doge 的真正目标是遣散所有政府雇员，用人工智能、机器或技术官僚体系来取而代之。他认为现在有很多斗争……他把一切都套在左—右的辩证范式里。左派很“觉醒”（woke），我们需要反击。于是他说我们被所谓的“教堂”（the cathedral）所统治。“教堂”当然指的是学术界、媒体、娱乐圈以及社会的各个主流机构，它们都很觉醒，所以我们需要反击并建立新专家摄政制（neo-cameralism）。

neo-cameralism认为，国家不应该三权分立，而应该成为一个由类似CEO式的君主管理的一个“专门解决问题的公司”（Solve Corp）。尼克·兰德称其为 Gov Corp 或 Solve Corp，本质上就是“主权公司”（sovereign corporation），也可以看作网络国家（network state）的概念。

网络国家这一概念来自于同名的一本书，作者是Balaji Srinivasan ，其构想基于彼得·蒂尔（Peter Thiel）的海上定居（Seasteading）项目——蒂尔曾为该项目投入约170万美元，这个想法有点像吉莲·麦克斯韦的 Taramar，但并不太成功。Balaji 的观点是：没问题，先把网络国家建立起来，再通过众筹打造这些国际城邦。

Balaji Srinivasan 对网络国家的定义是：这一种以意识形态为基础的新型国家形态，会取代正在解体的基于地理单元的民族国家。按照柯蒂斯·雅尔文的说法，我们需要有一个 Solve Corp，或者说“技治体”（technate）。所有资源都由 Solve Corp 或 technate 管理。

尼克·兰德则更加公开地持后人类立场。他称这种思想为“retrotronic”，说起来有点难以理解。很多人在想象由机器统治的后人类世界时，会认为人类会写出代码，给这些机器编程，然后机器会为我们接管世界。但他并不这么看。他认为那是不可避免的，但机器将把我们当做人类节点，组成未来系统的一部分。也就是说他明显倾向于后人类主义。

而Curtis Yarvin则更为隐晦。他说过一句话，大意是，对他来说，比起让机器用物理手段灭绝人类，更人道的替代办法是把人类置入虚拟现实世界——让人们生活在类似元宇宙的环境中。他认为那是一种更好的安排，因为并非每个人都配得上活在现实世界。现实世界应该由哲学王（philosopher kings）统治，技术会做得更好、效率更高。

当疯子打算实现梦想

从古至今，人类社会从来就不乏奇怪的想法，其中大多数可能根本无法付诸实践、无法合作达成目标，因为世界复杂且混乱，而人性本身有深刻缺陷。人类以前也应对过乌托邦式的意识形态——例如，20世纪光是共产主义就造成了约一亿人的死亡。

人可以有疯狂的想法，但当这些人获得了把想法付诸实践的钱或权力时，那又是另一回事了，因为这些人的想法可能是和大众的想法相冲突的。

技术官僚阶层就是这么悄然兴起的：他们先得到了财富，现在又获得了政治权力。

关于政治权力，其实彼得·蒂尔在2016年就已经与特朗普关系密切。事实上，他是第一个与特朗普结盟的技术官僚。他自称是自由意志主义者（libertarian），事实并非如此——不过人们总是被这样的标签所吸引。特朗普在当选后，在2024年我们看到这一派的向他大举靠拢。

这些曾公开厌恨美国民众、到处进行审查的势力——比如推特、脸书、马克·扎克伯格等——突然都转向了特朗普阵营。就连埃隆·马斯克也曾与特朗普同台，他戏称自己不是普通的Maga，而是“黑暗Maga”。于是我们看到一批亿万富翁级的技术官僚大规模倒向特朗普，这在美国历史上是罕见的：亿万富翁几乎掌控了华盛顿的一切。特朗普本身也是亿万富翁，金钱与权力的联系显而易见。

技术官僚们正单独施加他们的意志，他们现在拥有一种政治外衣，这种外衣对许多年轻人很有吸引力——尤其是那些对未来失去希望的三十岁以下群体，他们已对生活失去希望，转而追随彼得·蒂尔、埃隆·马斯克等人，期待他们来解决问题。但这些人的目的是从内部破坏美国的政治体系，他们试图废除所有政治结构。就像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技术官僚主义者设想的一样，用工程师和科学家来管理一切。这不是普通人所希望的。同时，libertarian这也意味着私有财产的终结。

彼得·蒂尔和华盛顿那一群人在追随这种意识形态，主张废除政治体制，安置一个 CEO 像创业公司一样管理国家。那听起来确实疯狂。更进一步，Yarvin 和 Thiel 主张把全国的私人财产转移到 technate 或 Solve Corp 的所有权之下。

有人可能会疑惑：为什么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会想要废除私有财产。理论上这些人正是资本主义和财产所有制体系的最大受益者。

其实对他们而言，私有财产并不会消失——他们掌握着基础设施。但是对于社会中的其他人，为了能继续获得进入社会的资格，就必须通过在虚线上签字进入一项协议，实际上等于签署转让你的许多权利。

这种权利转让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代币化实现的，特朗普上台后所签署的一连串的行政命令、所谓“大而美的法案”以及特朗普政府为使其得以实施而推出的各种政策。正是在为一个代币化社会搭建未来的框架。

以资产为基础的代币化完全普及时，就不会再有所有权了。这正是签署的Genius Act（Genius法案）所带来的后果。最初，Clarity Act（Clarity法案）实际上是Genius Act的一部分，是银行家们施压反对，才把它拆分出去以便通过Genius Act。

Genius Act 主要与稳定币（stablecoin）相关。Trump上任时曾表示政府不会采用中央银行数字货币（CBDC），他竞选时也谈到这一点，很多人因此很兴奋，认为他会抵制技术官僚与全球化。

但实际上这是一种黑格尔式的辩证法：他去掉了中央银行的CBDC，但提出了由商业支持的数字货币，也就是稳定币。于是他建立了让稳定币获得支持的监管基础设施，使其能够作为法定支付手段并合法使用。

在推进这些的同时，他也在建立自己的货币体系，称为“truth dollar” 或 USD1。这样的宣传很有吸引力：我们被迫害了，所以我们要创造自己的自由“truth dollar”。这是很棒的市场推广

但实际上。这些货币体系属于其所设立的 World Liberty Financial 的一部分，实主要由海湾主权财富基金提供资金——他们投入了5亿美元，作为交换美国向他们提供了芯片。这也是他所建立的和平委员会（board of peace）安排的一部分。

所以这不是中央银行数字货币（CBDC），但在某些方面比中央银行数字货币更糟，因为中央银行数字货币有更多制衡。更何况，中央银行从未考虑过创建以资产为基础的代币化（asset tokens）；这是特朗普政府独有的想法。

像 Michael Kratsios 和 David Sacks 这样的人，尤其是 David Sacks，代表了华盛顿那些 tech bros 的许多观点，当他说“我们必须进行资产代币化”时，指的就是用它替代私有产权体系。

至于他们为什么想这么做，关键是“准入”（access）。在代币化体系中，当价值被从土地或某个资产（比如酒店、土地等）中剥离出来、切成无数份并在全球售卖时，传统的财产所有权就不存在了。谁拥有那处财产？你不能说是拥有代币的人，那不是他们。最初拥有它的人也不在局面里了——也许他们还住在那处房产或与之有某种联系，但他们已无法对其行使权利。

这与公开交易股票的区别是什么？公开交易股票仍受《统一商法典》（UCC）第8编等规则保护，因此大多数人虽然不持有实物权利凭证，但理论上可以获得实物契约（deed/certificate）。比如你有个投资组合、一个经理代为持有各头寸，你可以要求为每个头寸取得实物凭证，但多数银行不建议这样做，因为这会增加交易难度和时间，影响流动性。但你可以这么做。

一旦完全数字化，你实际上就不再持有契约。最近通过的 UCC 第12编的变化推动了这一大转变。所以有人认为在股票市场上“被剥夺”的进程实际上已经开始，但当你把这一切推向数字化，他们会把你推到一个你完全无权访问的阶段。

以前常见的是，购买100股会收到纸质股票证书，你可以持有它作为权利凭证，但今天几乎看不到这种情况。证券通常以信托形式静默持有、数字化记录，你只能在账本/总账上看到“这是我的投资组合”，却无法真正持有它们。

他们在把黄金代币化时也遇到同样问题。你可以向经销商购买实物黄金并持有，甚至埋在自家后院；但如果黄金被代币化、数字化，你永远看不到那块金子——你只有一个索赔权，而在代币化体系下，这种索赔的规则可以被系统所有者随意更改。

问题就在于，则即便你今天买了黄金并持有代币，，但你永远看不到那块金子，永远不能把它吃掉，也不会像货币那样花掉它。这正是当前整个金融体系面临的问题。

事实上，在上周出现了一条令人难以置信的新闻标题：为什么NASDAQ和纽约证交所的所有者要把126万亿美元的股票市场放到区块链上。[紐約證交所準備推區塊鏈平台 邁向全天候代幣化交易](https://tw.stock.yahoo.com/news/紐約證交所準備推區塊鏈平台-邁向全天候代幣化交易-070725934.html)

证券交易所的官方所有者表示，“旧系统仍将运行，但我们现在有了一个新系统，会在其上运行，把世界上的每一项资产都代币化。”——这事悄然发生，人们没注意到，而且我们没有可以同意的服务条款。

这其实正是Natural Asset Company（自然资产公司）2.0的变体。他们称之为NACs（Natural Asset Companies）。SEC 曾提议在纽约证券交易所引入一类新的资产，这在法律上有很大争议，但他们确实提出了这个方案。一个名为IEG（Intrinsic Exchange Group，内在交易所集团）的组织与SEC合作，提议在纽交所推出这一新资产类别，背后主要有洛克菲勒的支持。其意图是捕获并商品化全球所有资源——字面意义上包括我们呼吸的空气，听起来荒谬，但他们确实在尝试。

按他们的估算，通过碳封存、碳信用等商品化手段，收益可能高达500千万万亿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