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on @Proton@qoto.org

@endlessmike Maybe it's because we have taken the modern world for granted and lack the willingness to defend it against the onslaught of its enemies.

随想：认为我们眼中的现实世界无非是一种幻像的这种看法由来已久，在近百年来中发展更为迅速，然而在当下，最可能扭曲人们对客观现实的感知，使人们难以触及事物的真相的，还是新技术本身。那些鼓吹量子力学证明真相因人而异，声称历史由胜利者书写的人说到底是在玩嘴炮，只有入戏过深的信徒才能做到无视不留情面的现实。但倘使新技术真的能够创伪造出足以以假乱真的虚拟现实和假证据，而这些技术又被广泛应用，那么人迟早会失去辨别真相的能力。没错，真相确实还在哪里，但是前方的各种迷惑与障碍使一名普通人再也无法触及它了，再也无法凭借自己的理性，凭借自己对不同信息的分析与判断筛选出谎言与欺骗。我想一种可能的情况便是政府与民间展开技术的军备竞赛，一方利用技术提高伪造现实的能力，一方利用技术提高分辨现实的能力，正如一方利用技术建墙，一方利用技术翻墙。然而，在技术的军备竞赛中，掌握了国家机器的，大概率成为竞赛的获胜方。20世纪以来的世界一大趋势便是国家力量的增强与个体权力的萎缩。这一趋势是否可以被逆转呢？原子化的普通人能否重新联合起来，与中央集权者、精英人士、大型企业这些势力相互博弈，恢复自己原有的地位呢？或许可以从fediverse的前途中看到未来的走向。fediverse最重要的含义，也许便在于它象征着个体与社区。在这场集体与个体，中央与地方的暗斗中，如果fediverse能够成功，也许意味着重大的一步。另一方面，中央集权在技术方面的优势本身，也许意味着要想限制中央集权，就必须同时限制技术本身的发展。这也许要求一个社会在发展一项技术之前先问自己，这个社会自己想要的究竟是什么，不想要的究竟是什么？它发展的目的是什么？而不是短视希望利用技术回避这些问题，因为这些问题回避不掉，而技术本身又会带来新的问题。

@matrix I think the turning point was the First World War, not the second. The First World War had a devastating and destabilizing effect on Europe in which the sense of continuity was broken and it left many western men, especially the post-war elite perplexed, pessimistic, disoriented, and disillusioned of their civilization. The Second World War only accelerated this trend.

@9bluesocks @gugugu@wxw.moe @keestone@donotban.com 对，应该选择Tutanota而不是Protonmail，Tutanota可以用VPN注册。

本篇演讲的出处：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lV9Tss9Rw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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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作者是Geoffrey M. Hodgson，写于2016年6月5日，在2016年12月13日，12月27日，以及2017年5月1日做过小幅调整。

本文发布在New-Politics网站 ：http://new-politics.online/the-broken-language-of-left-and-right

错误的转向：左派是如何走偏的

20世纪80年代，中国和苏联成员国纷纷抛弃了“社会主义”实验，随之而来的是大幅政治变动。在东欧国家中，反对现状，支持自由企业和民主制度的，是新生的革命派；相反，那些支持国有化和计划经济的，却反而被视为反动分子，意图维护气数已尽的旧制度。在60年代的西方成长起来的那一代激进分子，看到90年代的东欧革命者居然都支持自由企业和私有产权，不禁感到十分迷惑。

至少到1990年代为止，右派一词代表着支持市场经济，此外，它依然保持了同民族主义和威权主义的联系。而左派一词在一个多世纪以来一直让人联想起国有化和国家管制。讽刺的是，在最关键的领域，左右两派却互换了立场。在1789年，支持国家垄断的原本是右派，支持自由市场的，反而是左派。

1960年代的许多激进分子批评苏联式的极权主义，与此同时，又反对冷战对峙。为了抵制越南战争，他们组织了轰轰烈烈的反战运动。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的时候，他们也举行了游行示威。 60年代的各种经历使许多左派变得敏感了起来，反对强国凭借武力将自己的意志施加于弱国。

到了70年代，一些左派走得更加极端，反对传播西方的任何思想。甚至反对“贫穷国家的人民也有配拥有和西欧和北美一样的（部分实现的）人权”这种观念。即便用和平的手段传播这些权利与价值，也被视为“西方帝国主义”或者“美帝霸权”的体现。要是有人想输出西式民主制度，或是传播人权，他的想法就会被当作“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遮羞布”。

由是，许多左翼分子从一开始的反战，变成了反对传播任何西方价值，即便采取的是和平手段。1789年的法国革命派所捍卫的普世价值和普遍人权，在1970年代的部分左派看来，只是在掩盖西方的霸权和压迫。

早在马克斯和恩格斯的时候，许多左派人士就开始认为启蒙主义原则和人权无非是遮羞布。他们背离了左派的初衷和核心价值。这是走偏的另一步。

当今的政治语言已经破碎不堪。如果有人要想复兴左派的话，那么他必须回到左派开始的地方，反省左派在1789年以后走了哪些歪路。没错，世界已经变了，人们也并不需要完全固守词语本来的含义。但是，左派最初的目标，是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代议制民主，以及普世人权。这些原则不论是在1789年，还是在今天，都同等重要。

不停变更的左右含义

19世纪30年代，伴随着罗伯特·欧文等人的思潮，社会主义开始兴起。社会主义强调团结平等，但这种团结和平等有时是以牺牲自由、独立、甚至民主为代价的。欧文本人就反对代议制民主，敌视律师，抵制法制机构，并且反对了1832年改革法案。早期的著名社会主义者希望建成理性、和谐的社区，认为在法庭和议院上分派辩论是没有效率的。这是1789年以后的左派走偏的第一步。

19世纪40年代，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设想了一种新型社会主义，他们认为，无产阶级终将取得阶级斗争的胜利，并将剥夺资本主义统治阶级的财产。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恩格斯认为，法国大革命所捍卫的原则与权利“无非只是布尔乔亚的理想王国”。因此，这些原则与权利便成为了阶级斗争的祭品。这是走偏的第二步。

1917年，俄国出现了第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府，不久之后，便演变成了一个一党专政的国家。紧随其后的，是大清洗和恐怖统治。然而许多左翼人士却支持了苏联政权。自此以后，左派就和极权主义、最低人权、虚假审判、大规模处决、以及对自由的限制和任意没收财产的行为联系起来了。左派一词失去了原本的含义，变得面目全非了。

正如之前提到的，1789年的法国左派其实是反对国家经济垄断的。因此，最初的左派只会反对企业的国有化。基于这些原因，以及其它的考量，我们有理由认为斯大林主义和毛泽东主义其实属于右派。

右派一词一直让人联想起威权主义、歧视、对人民主权的压制、对法律平等的否认。接着，右派又和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意大利、德国、西班牙等地兴起的法西斯主义联系起来了。左右两词都拥有了专制独裁、压制自由的含义。

1848年以后的马克思主义者扭曲了左派一词，使其脱离了启蒙主义的根基，与此同时，20世界上半叶的好战民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却使得右派的含义变得相对固定了。直到20世纪60年代，右派依然让人联想起传统主义、民族主义、神权政治，以及法西斯主义。欧美的保守主义者曾经支持过拉丁美洲的独裁政权，并且为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进行辩护。这些保守主义者很恰当地被称为右派。

但是，右派一词的含义最终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右派从民族主义、传统主义，贵族特权的支持者，变成了主张市场经济和私有产权的急先锋。真是讽刺，因为在法国大革命期间，这些诉求原本属于左派的范畴。

1970年代，凯恩斯主义式的福利制度在各国瓦解，信奉自由市场的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开始扎根。到了1980年，一些右派思想家又一次在自由主义的地盘上攻城略地，而这些地盘早就被左派他们自己放弃了。到了这时候，不论是市场经济的支持者，还是独裁政权的辩护者，都被当成了右派。

但是很多右派人士—包括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和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虽然支持个人主义和个人自由，却没有做到前后一致。他们支持大型企业，扶持独裁政权，反对对采取种族隔离制度的南非进行制裁。

他们对自由市场经济的看法也许是对的，也许是错的。但是，由于他们对毒品和卖淫的态度十分负面，并且过度热爱那些保守的、非个人主义的“家庭价值”，因此没有做到坚守原则。话又说回来，许多市场经济的支持者其实是支持民主，反对独裁政治的。

@hebbeff@m.cmx.im 此外，计划生育的收益者是那些有幸存活下来的人，而不是那些本有机会存活，却被剥夺了生命的人，而那些被剥夺了生命的，多是女性。计划生育的好处是针对幸存者而言的，而不是针对这些逝去的生命而言的。姑且不谈我们这些幸存者是否应该向这些冤魂们表达忏悔和感激，至少我们不应该鼓吹和歌颂他们遭到的不幸。

最初的左派与私营企业

在法国大革命之前路易十六统治的时期，许多的企业都与王权和官僚机构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王室的一大收入来源就是向企业售卖官职，相应地，这些企业和商会也会从国王那里获得特权和好处。

为了实现个人主义的理想世界，废除旧制度的那些令人厌恶的机构，在1791年以后，法国的革命政府便出台了相关法律，禁止工人、技术人员及企业家形成组织，并且取消了大部分国家对经济的管制。法国人废除了商业联盟、行会，甚至废除了公司制度。这样，每一个个体都可以追求自己的商业利益，但他们不可以联合起来，形成商业组织。

但是，这场基于自由市场和高度个人主义的革命实验并没有持续太久。因为缺少相应的民事机制和基本的的规章制度，失败是情理之中的，也是必然的，不久之后，人们就恢复了公司制度。

关键的一点在于，法国大革命期间，从吉伦特派到山岳派的所有左派领袖都主张建立以个人主义、财产权利为基础的市场经济，这一点和1640年英国的平等主义者，以及1770年的美国革命派并无二致。在君主制度下，法国的革命者深深地体会到了国家统制的恶果，以及集中的经济力量造成的弊病，十分想将这些东西彻底废除。他们捍卫私有产权，支持私营企业。正如费边社会主义者理查德·亨利·陶尼所言：“法国的雅各宾派坚信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程度丝毫不亚于英国的托利党“

有些人认为格拉古·巴贝夫是大革命期间最左的人。巴贝夫支持过“恐怖统治”，等到“恐怖统治”结束，罗伯斯比尔被处决后，他本人就因为批评新政府被投进了监狱 。

1795年，巴贝夫被放了出来。出狱后，他主张废除私有产权，建立公有制，并且宣称，为了实现这一点，必要的话可以采取暴力和恐怖手段。他是现代的第一个共产主义革命家，希望平均分配所有的收入和财富。巴贝夫和他的追随者密谋夺权，计划以人民的名义进行专政，等到在他看来人民受到了足够的教育，能够通过本地选举自我管理了，再结束专政。1796年，巴贝夫的阴谋败露，随后他便被处决。

巴贝夫有一点说的没错，如果封建时期的集中财产能够被继承下来，那么又怎么实现真正的权利平等、法律平等，废除旧有的特权呢？要废除封建制度，又怎能不扫荡旧时代令人厌恶的奢华呢？

但是，由于只关注这一个问题，巴贝夫和他的追随者们便不满足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要把追求平等的革命口号推到极致。为此，他们否认了法国大革命所追求的其它重要权利，包括个人产权、言论自由权，和自由结社的权利。

巴贝夫的短命阴谋虽然也受到了时代思潮的影响，但是它并不能代表整个法国大革命。巴贝夫的口号是绝对平等，要废除私有产权，而这是与当时盛行的雅各宾派观念相悖的。巴贝夫是大革命的产物，但他并不是大革命的典型。

什么不是左派

要是左派就代表精力充沛、坚定不移的话，那么山岳派就比吉伦特派要更左。但是，仅仅看信徒有多么狂热，多么积极，多么暴力的话，我们并不能对各种观念进行有效区分。对于一种政治思想，我们应该更注重的是其内容，而不是它的外在表现方式，或是人们为了实现它所采取的手段。

为了尝试将左派从右派区分开来，大卫·考特（David Caute）写了一本很有名的书，叫做《1789以后的欧洲左派》（The Left in Europe since 1789）。在这本书中，考特认为，左派最根本且最持久的特点，就是支持人民主权，反对右派所支持的王权和教权。

考特将马克西米连·罗伯斯比尔描述为普选权的主要推动者。在考特看来，“在1793年，比吉伦特派更左的就是左派。”他把吉伦特派描述成“温和的自由派”，把雅各宾描述成“激进民主派”。但是考特的说法其实很容易就能被驳倒。

我们可以看看吉伦特派的两位重量级人物。雅克·皮埃尔·布里索在吉伦特派中间曾是一位举足轻重的角色，以至于有段时间整个吉伦特派都被称作布里索派。而在1789年以前，他就主张在法国建立民主共和了，这比罗伯斯比尔还要早。他反对基于收入和财产的选举权限制，相反，他主张建立一个基于男性普选权的代议制政府。布里索在废奴运动中也是一马当先。

尼古拉·德·孔多塞则是另一位主要的废奴主义者，他也属于吉伦特派。他也是最早主张女性普选权的人之一，在这一点上，罗伯斯比尔并没有跟进。

和考特的描述相反，布里索和孔多塞的例子明显地表明，与罗伯斯比尔相比，吉伦特派的领军人物不仅更早支持普选权，而且支持得更加全面。作为一个整体，吉伦特派的民主诉求十分激进，程度丝毫不亚于罗伯斯比尔以及其余的雅各宾派。

总体而言，吉伦特派反对暂停民主政治。相反，罗伯斯比尔等山岳派则更乐于以所谓的“紧急状态”为由中止民主。

如果不看这些，单就目的（而非手段）而言，布里索，孔多塞这样的吉伦特派，和罗伯斯比尔这样的山岳派区别其实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