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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变得太文明了，没办法理解明显的真相。真相其实非常简单。为了生存你总是得打仗，而打仗你就得弄脏自己的双手。战争是邪恶的，但它通常是为避免大恶而不得不选择的小恶。拿起利剑的人终将死于利剑之下，而那些不拿起利剑的人终将死于臭烘烘的疾病。这些陈词滥调都值得写下来，表明食利资本主义在这些年来对我们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 ——回首西班牙战争

奥威尔的另一些文章涉及了民主社会本身的缺陷

民主社会的缺陷之一，在于安全和稳定的生活，让人对现实的残酷缺乏认知，对于战争产生非常幼稚的理解

其中有一篇文章写于二战盟军对后期，大概的背景是，德国节节败退，本土也受到轰炸，于是，有一位叫做薇拉·布里顿女士，写了一本小册子，对于盟军的无差别或“毁灭性”轰炸展开了抨击，而奥威尔的这篇文章就是对此的回应。

这篇文章虽然写于二战，但是其谈论的问题，即战争期间的平民伤亡，在当代也依然是争议的重点。这一点在以色列-加沙战争期间，以及当前的伊朗战争期间尤为明显。

实际上，24年左右，彼时我在网上接触到到存在大量关于以军伤害加沙平民的义愤填膺和道德表演时，我就联想到我之前读的奥威尔的这篇文章。事实上，关于现代战争的规则只能限制君子限制不了小人，以及民主社会伤亡承受能力低，导致劣币驱逐良币，使得专制政权获得优势这一点，有不少人提出过，但是关于这一点。我没有见过比奥威尔说得更坦诚，现实，和深刻的。他直接对“杀害平民比杀害士兵要糟糕”，以及“杀害女人就要比杀害男人更加糟糕” 这两个前提提出了质疑，并指出：“一边接受战争是一种手段，与此同时又希望逃避战争更为明显的残忍特征所带来的责任，这是很让人不齿的事情。和平主义是站得住脚的立场，前提是你愿意承担后果。”以及 “我烦透了轰炸。但我反对的是接受以武力为手段，却叫嚷着反对这个武器、反对那个武器的伪善，或谴责战争却想维护使得战争变得无可避免的社会体制的惺惺作态。”

以下是奥威尔这篇文章的原文：

随意集·二十五

1944年5月19日

薇拉·布里顿小姐的宣传册《混沌的种子》对无差别或“毁灭性”轰炸发起了雄辩的抨击。她写道：“在英国皇家空军的狂轰滥炸下，数以千计无辜又无助的德国人民、意大利人民和德占区城市的居民遭受了痛苦万状的死伤，堪比中世纪最难以忍受的折磨。”许多著名的实施轰炸的人物，如佛朗哥将军和富勒少将，都被引用以支持她的论述。但是，布里顿小姐并不是站在和平主义者的立场。显然，她很渴望赢得这场战争。她只是希望我们坚持“合法”形式的战争，放弃轰炸平民，她担心这会抹黑我们在后代子孙心目中的形象。她的这本宣传册是由轰炸限制委员会发行的，这个机构还发行了书名相似的其它宣传册。

现在任何理智的人在看待轰炸或任何其它战争行为时都只会感到厌恶。另一方面，没有哪个体面的人会在乎子孙后代的看法。一边接受战争是一种手段，与此同时又希望逃避战争更为明显的残忍特征所带来的责任，这是很让人不齿的事情。和平主义是站得住脚的立场，前提是你愿意承担后果。但所有“限制”或“人性化”战争的言论都是一派胡言，依赖的是普通人从来不会劳心费神去思考口号。

在这里所用的口号是“杀害平民”、“屠杀妇孺”和“毁灭我们的文化遗产”。它故意假定轰炸要比地面战争所造成的伤害更大。

当你仔细思考一番后，你会想到的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杀害平民比杀害士兵要糟糕一些？显然，在可以避免的情况下，你绝对不能杀害儿童，但只有在宣传册中才会出现每颗炸弹都落在学校或孤儿院上。每颗炸弹都会杀死不同群体的人口，但其比例并不具有代表性，因为孩子和怀孕的母亲总是第一批撤离的人，而有的年轻人则会参军。或许被炸的死难者中有不合比例的一大部分人是中年人。（直到目前，德国的炸弹炸死了英国六七千名儿童。我相信这个数字少于同期因交通事故而死的人数。）另一方面，“正常”或“合法”的战争则将年轻的男性人口中最健康最勇敢的精英挑选出来，然后加以屠杀。每一艘德国潜艇沉到海底就约有五十位健壮聪明的年轻男子被活活闷死。但听到“轰炸平民”这几个字就举起双手的人会满意地念叨着像“我们正赢得大西洋的战斗”这样的话。天知道我们对德国和被其占领的国家发起的大空袭已经致死了多少人，还将会死多少人，但你可以很肯定这个数字绝对比不上俄国前线已经发生的屠杀。

在目前的历史阶段，战争是无法避免的，既然它必须发生，在我看来，除了年轻男子之外，其他人也会被杀不见得就是坏事。我在1937年写道：“有时候当我想到飞机正在改变战争的情形，心里会觉得很宽慰。当下一场世界大战来临时，我们或许将看到史无前例的情景：一个身上有弹孔的沙文主义者。我们还没有见过这一情景（这或许是一个自相矛盾的说法），但不管怎样，这场战争的苦难已经比上一场战争更平均地分摊开来。平民可以置身战争之外，这个让战争成为可能的条件之一已经受到了撼动。与布里顿小姐不一样，我并不为此感到遗憾。我不觉得战争只局限于屠杀那些年轻人就是‘人性化的’，而那些老头子也被杀就是‘野蛮的’。”

至于“限制”战争的国际协议，当违反协议能够带来利益时，它们从来不会得到遵守。早在上一场战争之前，各国就已经同意不使用毒气，但结果它们还是照用不误。这一次它们停用了毒气，只是因为毒气在运动战中没有什么效果，而用于对付平民肯定会引起同样的报复。对于那些不会反击的敌人如阿比西尼亚人，毒气立刻就被使用了。战争的本质就是野蛮残暴的，承认这一点会比较好。如果我们认为自己就是野蛮人，那我们或许就会作出改善，至少这是可以想象得到的。

随意集·二十五

1944年5月19日

我收到了几封来信，其中有几封语气非常愤慨，斥责我对薇拉·布里顿小姐的反轰炸政治宣传手册的评论。有两点似乎需要进行更深入的探讨。

首先是那番正变得像是家常便饭的指责，说“事情是我们挑起的”，即英国是第一个对平民进行系统性轰炸的国家。我几乎无法理解任何对过去十几年来的历史有所了解的人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这场战争的始作俑者——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是在递交宣战的几小时之前——是德国轰炸华沙。德国人对这座城市进行了狂轰滥炸，火力如此猛烈，根据波兰人所说，有700场大火在同一时间燃起。他们拍摄了一部华沙毁灭的电影，起名为《火的洗礼》，发往全世界，目的是震慑中立国家。

这件事的前几年，希特勒派遣秃鹰军团到西班牙对西班牙城市逐一进行轰炸。1938年对巴塞罗那的“沉默轰炸”在几天内杀害了数千人。在此之前，意大利对毫无防备的阿比西尼亚人进行轰炸，并夸耀他们的肆虐是非常有趣的事情。布鲁诺·墨索里尼在新闻报道中将那些被炸的阿比西尼亚人形容为“宛如绽放的玫瑰”，据他所说，那是“最美妙的事物”。而日本人从1931年来就一直在轰炸人口稠密的中国城市，自1937年以来更是变本加厉，这些城市甚至连空袭警报措施都没有，更别说任何防空炮或战斗机了。

我并不是在争辩说“错上加错就是对的”，也不是在说英国的记录就好到哪里去。从1920年起，在几场“小规模战争”中，英国皇家空军往没有能力反击的阿富汗人、印度人和阿拉伯人头上投过炸弹。但要说以制造恐慌为目的对人口稠密的都市地区实施大规模轰炸的始作俑者是英国人却是有悖事实的。这种行径是法西斯国家挑起的，只要空袭战对他们有利，他们就会公然而清楚地说出自己的目标。

另一件需要探讨的事情是鹦鹉学舌般的“杀害妇孺”的呼喊。这一点在前面我已经指出过，但显然需要再次强调，杀害什么人都有的群体或许要比只杀害年轻男子要好一些。如果德国人刊登的数字属实的话，我们已经通过空袭杀害了120万平民，这一人命的损失对德国民族的伤害或许比不上在俄国前线或非洲和意大利前线的损失。

任何进行战争的国家都会尽力保护它的儿童，在空袭中遇难的儿童的数字或许与他们在总人口中的百分比不成比例。女人无法像儿童那样受到同等程度的保护，但如果你能接受杀戮，那么反对杀害妇女的抗议就只是在无病呻吟。为什么杀害女人就要比杀害男人更加糟糕？通常会提出的理由是杀害女人就是在杀害哺育孩子的人，而男人是多余的。但这是建立在人类可以像动物那样进行繁衍的观念之上的谬误。在这个想法背后的理念是由于一个男人能够让很多女人怀孕，就像一头得奖的公羊能让数千头母羊怀孕一样，因此男性生命的损失并不是那么重要。但是，人类不是牲畜。当战争的屠杀使得女人的数量过剩时，大部分这些女人并没有养育孩子。男性的生命在生物学的意义上几乎和女性的生命一样重要。

在上一场战争中，大英帝国丧失了将近100万男子，其中有四分之三来自英伦诸岛。大部分人都在三十岁以下。如果那些年轻人只生一个孩子，我们现在本来应该会多出75万年龄在二十岁左右的人口。法国遭受的损失要惨重得多，它还没有从上次战争的屠戮中恢复过来，英国是否完全恢复也尚未可知。我们还没办法计算当前这场战争的伤亡数字，但上一场战争杀害了1 000万到1 200万的青年男子。要是它和下一场战争一样用的是飞弹、火箭和其它远程武器，男女、老少、健康人与病人一律通杀，或许它对欧洲文明的破坏还会轻一些。

与我收到的一些来信所认为的恰恰相反，我对空袭并不抱以热情，无论是我们发起的还是敌人发起的。和这个国家的许多人一样，我烦透了轰炸。但我反对的是接受以武力为手段，却叫嚷着反对这个武器、反对那个武器的伪善，或谴责战争却想维护使得战争变得无可避免的社会体制的惺惺作态。

奥威尔的essay中，有一个重要却很少被提及的主题，就是和平主义&反战主义。即"War is when the young and stupid are tricked by the old and bitter into killing each other."的这样一种态度。这种把一切战争都视为谎言，没有任何战争是正义的观点颇为盛行，但是并未受到充分的审视。不论是上世纪的越战，还是这个世纪的伊拉克战争，或是最近几年的俄乌，以色列-哈马斯，以及美国针对委内瑞拉和伊朗的军事行动，都有这样一群看上去声势浩大，音量很高的人，或是属于“反战左派”，或是属于Tucker Carlson，Megyn Kelly，Candace Owens这样的右翼圈子，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指责西方，同时为普京，哈马斯，或者伊朗革命卫队站台。

读奥威尔essay的过程中，我意识到，这是一个历史悠久的老问题，在民主国家内部中，对民主制度极尽苛责却洗白真正的邪恶政权并不是越战和嬉皮士运动以后才出现的一个新现象，而是早已有之。这些essay主要写在二战期间，因此当时的和平主义运动的对象主要就是针对纳粹德国。理论上来说，一种把和平主义视为一种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坚持的原则的立场是可以成立的，但是正如当代的反战主义者把哈马斯，革命卫队描述成正义斗士，把普京描述成“受到北约东扩的欺负因此不得不回击”一样。反战运动，尤其是民主国家内的反战运动通常对沦为对本国的苛责和对敌方行为的合理化。在二战期间，这种合理化就体现为将希特勒和法西斯主义描述一个合理的，好商量的，受到污蔑的运动，并非基于意识形态狂热而是基于德国对凡尔赛条约的合理不满。

例如，在随意集·三十七中，奥威尔写道：

> 这种以平民为人质实施进攻的事情是战争宣传史中非常爱用的一个老招数。1914年时德国人被指控使用这一手段，到了1940年这一指控再次出现。但如果指控针对的是德国人，雷诺兹先生会不会相信呢？我表示非常怀疑。他会立刻斥之为“捏造出来的暴行故事”，而它的确是捏造出来的。碰巧的是，他所引述的权威媒体《新闻纪实报》上周从诺曼底前线报道了另一桩历史悠久的暴行——将女人浇上汽油，然后点火。（这是过去三十年来的战争中经常使用的宣传手段。那些女人最好是修女。《新闻纪实报》说她们是女教师，或许是仅次于修女的报道材料。）我很肯定雷诺兹先生也会拒绝相信那则报道。**只有当这些故事是关于己方时，在一个抵制战争的人的眼中，它们才会是真的或值得相信的；就像对于毕灵普分子来说，当故事是针对敌人的时候它们才会是真的或值得相信的。**

> 我怀疑抵制战争的人的态度并不见得比毕灵普分子的态度更优越，大体上我甚至觉得它们并没有什么不同。近年来，许多和平主义者和抵制战争的人都很肯定地告诉我所有关于纳粹分子暴行的故事——集中营、毒气车、橡胶警棍、蓖麻油和其它种种——都只是英国政府散布的谎言。如果它们不是谎言，那我们自己也在做出同样的事情。所有关于敌人的报道都是“战争宣传”，而正如我们从1914年至1918年的经历中所了解到的，战争宣传都是靠不住的。

> 有时候怀疑会变成轻信。一位年轻的和平主义者写信告诉我，“贝德福德公爵知道——我可以向你保证这是真实的——希特勒是个好人，他希望能和他进行会谈，让他改邪归正。”我告诉他恰恰相反，希特勒不是一个好人，有大量的证据可以证实这一点。当然，我不知道关于贝德福德公爵的事情是否属实。但如果属实的话，那我认为他的看法与任何一个肥头大耳的《每日电讯报》读者的看法没有什么不同，他们一边抨击V型飞弹，一边却对数百万印度人饿死毫不关心。

在《狮子与独角兽：社会主义与英国人的聪明才智》中，奥威尔则写道

> 在当前这场战争中，我们身处奇怪的境地。在战争开始之前我们就进行了大量的“暴行宣传”，而且大部分工作是左翼人士做的，通常那些人都自诩正直。在同一时期，右翼分子，1914年至1918年的暴行传播者，观望着纳粹德国，拒绝看到它的邪恶。接着，战争一爆发，那些昨天还支持纳粹的人重复起了那些骇人听闻的暴行故事，而反法西斯人士却突然间发现自己在怀疑盖世太保是否真的存在。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并不只是苏德条约的签订。一部分原因是，在战前左翼人士误以为英国与德国绝不会打仗，因此同时反对德国和反对英国。另一部分原因是官方的政治宣传的伪善和自命正义实在令人讨厌，总是让有思想的人去同情敌人。我们为1914年至1917年的系统性撒谎所付出的一部分代价就是后来出现了那种夸张的支持德国人的反应。从1918年到1933年，在左翼圈子里，哪怕你只是说德国应该为战争承担起一小部分责任，你也会被斥责。在那段时间我所听到的对凡尔赛条约的谴责中，我想我从来没有听到过有人提出这个问题：“要是德国胜利了会怎么样？”更别说对这个问题进行讨论。暴行也是一样。出自敌人之口的话，就是真相也变成不是真相。最近我注意到，那些相信1937年日本人在南京犯下种种骇人听闻的罪行的人不愿意相信1942年的香港发生了同样的惨剧。他们甚至倾向于认为，回首前尘旧事，南京的种种惨剧都不是真的，因为现在英国政府对它们表示关注。

> 但不幸的是，关于暴行的真相要比谎言和宣传中所描述的情况糟糕得多。而真相是，它们的的确确发生了。有一个事实总是被当作怀疑论的证据，那就是同样的骇人听闻的故事总是在一场接一场的战争中反复出现，但这一点反倒更让人相信这些故事是真实的。显然，它们是广泛传播的幻想，而战争提供了一个将它们付诸实施的机会。而且，虽然已经不再流行这么说了，但被称为“白军”的一方总是比“红军”一方犯下更卑劣的暴行。例如，日本人在中国的所作所为就没有什么疑点。关于过去十年来法西斯在欧洲所做出的罄竹难书的暴行也没有什么值得怀疑的。证据有很多，而且相当一部分来自于德国的媒体和电台。这些事情真的发生了，每个人都看在眼里。即使说它们发生过的人是哈利法克斯勋爵，它们也真的发生过。在中国各个城市发生的强奸和屠杀，在盖世太保的地窖里发生的严刑拷打，年迈的犹太人教授被扔进化粪池，用机关枪沿着西班牙的道路对难民进行扫射——这些事情确实发生了，即使时隔五年后《每日电讯报》突然间旧事重提也无法改变它们确实发生过的事实。

在随意集·二十二中，奥威尔描述了他的一次经历：

1940年，在壮观的高射炮阵朝伦敦上空开火的那天晚上，我在皮卡迪利广场，刚好大炮开火，我逃到皇家咖啡厅躲起来。人群里有一个样貌堂堂、衣着入时、年约二十五岁的年轻人正拿着一份《和平新闻报》到处烦人，想引起旁边桌子每个人的注意。我和他搭话，对话的内容大概是这样的：

年轻人：“我告诉你吧，到圣诞节的时候事情就会结束。届时一定会达成妥协和平。我对萨缪尔·霍尔爵士很有信心。跟那群人在一起很掉价，这个我承认，但霍尔是我们自己人。只要霍尔在马德里，就有达成妥协的希望。”

奥威尔：“那他们为抵御侵略所做的所有这些准备工作呢？——他们到处修筑的方形工事呢？地方抵抗志愿军呢？”

年轻人：“噢，那些只是表示当德国人杀到这里时他们准备好镇压工人阶级。我想他们当中有些人傻兮兮地试图进行抵抗，但丘吉尔和德国人很快就会把他们解决掉的。别担心，事情很快就会结束的。”

奥威尔：“你真的愿意看到你的孩子长大后成为纳粹分子？”

年轻人：“一派胡言！你不是以为德国人准备在这个国家宣扬法西斯主义吧？他们可不想培养一个尚武的民族和他们作对。他们的目的是将我们变成奴隶。他们将鼓励每一场他们能插手的和平主义运动。这就是为什么我是一个和平主义者。他们会扶植像我这样的人。”

奥威尔：“把像我这样的人枪毙？”

年轻人：“那可真是太糟糕了。”

奥威尔：“但是，为什么你这么渴望活下去呢？”

年轻人：“那样的话我就可以进行我的工作，当然。”

在对话里我了解到那个年轻人是个画家——我不知道他的水平怎么样，但不管怎样，他对艺术怀有诚恳的追求，愿意为了追求艺术事业而面对贫穷。作为一名画家，在德国占领下他可能要比一个作家或记者活得好一些。但不管怎样，他所说的话里蕴含着一个非常危险的谬误，现在广泛传播于各个极权主义还没有实现的国家。

这个谬误就是相信在一个独裁的政府统治下你能保持内心的自由。如今这种或那种形式的极权主义在世界上的各个地方明显正尘嚣日上，有不少人以这么一个想法安慰自己。在街道上高音喇叭在大鸣大放，屋顶飘扬着旗帜，警察别着冲锋枪大摇大摆地走来走去，四英尺宽的领袖的脸庞从每面围墙上盯着你，但在各个阁楼里，专制政权的秘密敌人可以自由地写下他们的思想——他们或多或少就是这么想的。许多人以为这种事情现在就在德国和其它独裁国家发生。

为什么这个想法是错误的？我想说的事实是，现代的独裁制度不会像旧的专制体制那样留下空子。而且由于极权主义的教育方式，对于思想自由的渴望或许也会被磨灭。最大的错误是将人类想象成自治的个体。那种在专制统治下你应该从秘密的自由中得到快乐其实是一派胡言，因为你的思想从来都不完全是你自己的。哲学家、作家、艺术家甚至科学家不仅需要听众，他们还需要来自其他人不停的激励。没有谈话交流就几乎不可能进行思考。如果笛福真的在荒岛上生活过，他是写不出《鲁滨孙漂流记》的，他也不会有写书的想法。言论自由一被剥夺，创造力就将枯涸。如果德国人真的来到英国，我在皇家咖啡厅结识的那位画家很快就会发现他的画作水平下降了，即使盖世太保没有找他的麻烦。当欧洲的封锁结束时，我相信让我们大为吃惊的一件事会是，我们将发现，在独裁统治下有价值的作品——甚至包括像日记之类的东西——将会如此稀少。

我认为奥威尔在这里触及了一个比较深层次的东西，即驱动着和平主义和反战运动的深层动机是什么，很可能并不是"因为不愿看到无辜的人无意义地死去"，而是基于对现行社会的不满，因为讨厌自己当前的社会或者政府，因此它做出的一切努力都应该被嘲讽，贬低，阻挠，因为如果现行社会被它的敌人摧毁了，也许在废墟上会建成一个更理想的社会。从这个角度，你可以理解Tucker Carlson为什么为普京制作了一期节目，极尽讨好奉迎之能，为什么宣称Hamas is a political organization, just like the labour party，为什么他会说美军之所以盯上马杜罗，是因为马杜罗反对gay marriage。因为不论是woke left 还是 woke right，驱动着这些人的，都是对现有制度的不满，或是认为其代表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压迫，或是认为其代表自由主义的堕落和“犹太人的操控” 。

或许这一切有着更广泛的社会心理基础，如我之前读国的一篇文章《富家子弟的反叛（revolt of the rich kids）》提到的那样，这是一种对向下流动的恐惧：

> 本质上，你父母越富裕，你要复制那种财富水平就越困难。如果你有高成就、有抱负、成功的父母，你在那种舒适和富足中长大，伴随而来的是社会期望——你想要做得和父母一样好或更好。这也可以视为“美国梦”的一种定义：比父母过得更好。但对很多这些年轻人来说，他们觉得自己做不到。当你看向关于向下流动的研究数据，确实存在这样的流动性：在美国最富有的五分之一家庭中，大约有 10% 出生在该层的孩子会在中年时滑落到最底层五分之一。所以确实存在一定程度的流动性。统计上讲，如果你出生在最富有群体，概率上你会留在那里，但仍有约 10% 的人可能彻底滑落到底层。

> 因此，很多出生于富裕家庭的年轻人，会愤怒地觉得自己的生活没有朝期望方向发展，觉得可能无法过上与父母相同的生活，感觉某种意义上他们的出身特权被剥夺了。这种情绪会以激进政治的形式表达出来，正如彼得·图尔钦（Peter Turchin）所称的“精英内部冲突”（intra-elite conflict）。图尔钦的观点是，当社会有过多的精英与精英追逐者（aspirants）时，会涌现大量受过高等教育、高资历、高抱负的年轻人，但精英位置有限——精英公司、主流媒体、政治、学术和商业中的席位是有限的。竞争这些位置的人越来越多，会滋生被排挤者的怨恨，觉得系统本身不公平，因为他们没有拿到那些梦寐以求的位置。我认为这正是我在“富家子弟的反叛”里描述的人群：那些害怕下滑一梯的人，害怕沦落到比出生时更低的阶层，因此愿意支持像曼达尼这样的人，试图以某种方式颠覆体制或惩罚那些他们认为比自己更胜一筹的人。

此外，关于和平主义的另一种生成动机，奥威尔认为和平主义暗含着力量崇拜。

比如，在“和平主义与战争”一文中，奥威尔写道

> 虽然我对和平主义的“理论”并不是很感兴趣，但我感兴趣的是和平主义者一开始声称对暴力充满恐惧，而到后来明显被纳粹主义的成功和力量所深深吸引的心理变化过程。即使是那些不承认被纳粹吸引的和平主义者也开始宣称纳粹的胜利本身是值得期盼的。在你们寄给我的信件中，康福特先生认为一个敌占区的艺术家应该“对他看到的邪恶现象进行抗议”，但他认为这最好通过“暂时接受现状”而实现。而就在几个星期前，他希望纳粹获得胜利，因为它将对艺术起到激励作用：

> 在我看来，只有军事上的彻底失败才能有机会重新建立文学和普通人的共同信心。你可以想象，灾难越大，越能让人突然意识到想象力在一连串地起作用，越能马上促成诗歌的宣泄，从孤立地将战争视为灾难的诠释，到认清人类想象中的悲剧和实际的悲剧。当我们看到法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在战争年间的文学作品时，我很肯定那就是我们心目中的作品。（致《地平线》的一封信）

> 我不会去理会那种相信文学生活仍在波兰继续进行的受金钱所庇护的无知，我只是想说，像这样的话只是证明了我所说的英国和平主义者将成为积极的亲法西斯派这番话的正确性。但我并不是特别反感这一点。我所反感的是那些客观上和在某种程度上亲法西斯的知识分子的怯懦，他们不敢说出来，而且躲在“我和别人一样反对法西斯，但是……”这样一番托词的背后。结果就是，所谓的和平宣传和战争宣传都是令人恶心的谎言。和战争宣传一样，它专注于给出“理由”，混淆对手的观点和避免尴尬的问题。

而导致力量崇拜的，是一种精神上的空虚，同样在《狮子与独角兽：社会主义与英国人的聪明才智》中，奥威尔写道

> 到明年的某个时候，左翼知识分子很有可能会做出亲希特勒的反应。现在已经有这种情况的前兆了。希特勒的正面成就对这些空虚的人很有吸引力，至于那些有和平主义倾向的人，他迎合了他们的受虐倾向。你一早就大致知道他们会说些什么。他们先会拒绝承认英国的资本主义体制正在演变，或者说打败希特勒只会是英国和美国的百万富翁的胜利。然后，以这一点为出发点，他们会争辩说，说到底民主和极权体制“其实没什么两样”或“好不到哪里去”。英国并没有多少言论自由可言，因此，它的自由并不比德国更多。领取救济金是骇人听闻的经历，因此盖世太保的刑讯室也就坏不到哪儿去。大体上，天下乌鸦一般黑，不用五十步笑百步。

在许多和平主义者的理论中，“公愤”，和“道德力量”，是比战争更有利的武器。甘地的非暴力运动可以算在列。奥威尔对甘地整体是比较正面的态度，但是也指出，“公愤”这件武器，只有在面对英国这种比较开明的对手时能起到一定作用

还是在“和平主义与战争”一文中，他写道

> 我对作为一种“道德现象”的和平主义不感兴趣。如果萨维奇先生和其他人以为一个人可以躺着就“征服”德国人，那就由得他们幻想好了，但也要让他们时不时想一想这是不是在安全、钱多和无知的情况下所产生的不切实际的幻想。比方说，作为一个前印度公务员，当我听说甘地是非暴力主义的成功范例时，我总是会放声大笑。二十年前，在驻印度的英国官员的圈子里，甘地就被轻蔑地认为是英国政府非常有用的工具。如果日本人杀到印度，他也会被日本人利用。专制政府能抵挡“道德力量”直到地老天荒。他们害怕的是武力。

甘地死后，奥威尔也专门写过一篇《对甘地的反思》，这篇文章虽然对甘地有不少赞美，但也指出了他的运动的现实问题。如：

> 我们有理由认为，生于1869年的甘地并不明白极权主义的本质，以他与英国政府的斗争经验看待一切。这里重要的一点是，英国对他很宽容，让他总是能够引起公众的注意。从上面所引用的他的话里可以看到，他相信“引起世界的公愤”这件武器，但这只有在世界有机会听说你的遭遇的情况下才会发生。很难想象甘地的策略在一个政府的反对者会在半夜里消失并从此销声匿迹的国家里会收到成效。没有出版自由和集会自由，不仅根本没有可能向外界舆论求助，就连举行群众运动，甚至让你的意图为敌人所了解也都是不可能的事情。现在俄国有甘地式的人物吗？就算有的话，他能做出什么事情吗？只有在所有的人刚好同时看到一个相同的理念时，俄国人民才可能进行非暴力抵抗。而即使是这样，从乌克兰大饥荒的历史判断，那也只会无济于事。但就算非暴力抵抗政策在反对本国政府或反对殖民势力时是行之有效的策略，即使是这样，你怎么能将它在国际层面推行呢？甘地对二战的许多自相矛盾的言论似乎表明他感受到了这件事的难度。和平主义被应用到外交政策上不是变味了就是沦为绥靖主义。

奥威尔认为，甘地是为数不多真诚地敢于直面和平主义的问题，而不是把其做为道德标榜的工具的和平主义者。但是显然甘地也无法给出一个合理的回答。但被问道“犹太人在面对纳粹的种族灭绝时是不是应该拒绝暴力反抗”的时候，甘地的观点是，德国犹太人应该集体自杀，这将会引起“世界和德国人民对希特勒暴行的公愤”。这个问题的本质就是“如果你没有准备好取别人的性命，那你就必须准备好别人来取你的性命。”

> 但是，甘地的和平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和他的其它教诲分开。它的动机来自宗教，但他声称这也是一种切实的方法和手段，能实现他心目中的政治目标。甘地的态度与大部分西方的和平主义者并不一样。“不合作主义”最初是在南非形成的，是一种非暴力的抗争，以不伤害敌人和不引起仇恨的方式战胜他们。它包括诸如非暴力抵抗、罢工、在火车前面卧轨、忍受警察的殴打而不是一跑了之、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等行为。甘地反对将“不合作主义”翻译成“消极抵抗”。在古吉拉特语中，这个词似乎是“坚守真理”的意思。甘地早年曾在布尔战争中担任英军的担架员，一战时他准备好重拾这个旧行当。即使在他完全摒弃暴力之后，他仍诚实地承认选择某一个阵营是必需的。他没有——事实上，由于他一辈子的政治生命以争取民族独立为中心，他做不到——奉行洁癖和虚伪的纲领，伪称每一场战争的交战双方都是一丘之貉，无论谁赢都没什么分别。他也不会像大部分西方的和平主义者那样，擅长于回避尴尬的问题。在上一场战争中，每个和平主义者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是：“那些犹太人怎么办？你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被消灭吗？如果不能，不诉诸战争你还能有什么办法拯救他们？”我必须说，我从未从任何一个西方的和平主义者那里听到过对这个问题诚恳的回答，但我听过许多回避式的回答，它们通常都可以翻译为“你又来这一套”。但是，碰巧甘地在1938年也被问到过类似的问题，他的答案被记录在路易斯·费舍尔先生的《甘地与斯大林》这本书里。据费舍尔先生所说，甘地的观点是，德国犹太人应该集体自杀，这将会引起“世界和德国人民对希特勒暴行的公愤”。战后他为自己的辩解是：反正犹太人难逃一死，或许可以死得有意义一些。你会感觉到即使是费舍尔先生这么一个甘地的崇拜者也对他的这一态度感到吃惊。但甘地只是诚恳地说出心里话。如果你没有准备好取别人的性命，那你就必须准备好别人来取你的性命。当1942年他呼吁以非暴力政策抵抗日本人的侵略时，他承认这或许意味着几百万人会因此丧命。

因此，在现实生活中，和平主义和反战运动总是在有利于那些更独裁，更野蛮，更不择手段的人，如“和平主义与战争”的开头所言：

> 客观上说，和平主义纵容了法西斯主义。这是非常基础的常识。如果你阻碍了一方为战争投入的努力，战争的另一方就会自动得益。而且，想要置身像当前这么一场战争之外是不可能的事情。在现实中，“不是和我同路的人就是我的敌人。”那种吃着英国的船员们冒着生命危险带回来的食物，却以优越高蹈的姿态置身于斗争之外的态度是被金钱和安全惯出来的资产阶级的错觉。萨维奇先生评论说：“根据这样一番推理，德国或日本的和平主义者客观上就是‘亲英派’。”当然就是这样！这也是为什么在德国和日本，和平主义活动是非法活动的原因（在这两个国家，从事和平主义活动可以被判处斩首），而且德国人和日本人在竭力鼓动和平主义在英国和美国领土的传播。德国人甚至经营一个伪“自由”电台，其内容与“和平誓约联盟”的宣传内容几乎没有区别。要是情况允许的话，他们会在俄国鼓动和平主义，但就算可以的话，他们的对手可要难缠得多。就其效果而言，和平主义宣传只对那些仍然允许言论自由存在的国家才有效。换句话说，和平主义宣传对极权主义有利。

关于工人阶级：

纳粹征服法国的一个特征就是，知识分子有着令人惊诧的缺陷，包括一部分左翼政治知识分子。那些知识分子是反法西斯的高调唱得最响的人，但是，在紧要关头，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屈服了，选择了失败主义。他们很有远见，知道情况对自己不利，而且能被收买——因为纳粹分子显然觉得有必要收买知识分子。工人阶级的情况则恰恰相反。他们太过愚昧，无法了解到别人在如何玩弄自己，轻易地相信了法西斯主义的承诺。但迟早他们会再次进行抗争。他们必须这么做，因为他们一定会发现法西斯主义根本无法兑现承诺。要永远争取到工人阶级，法西斯分子必须提高整体的生活水平，但他们没办法这么做，或许也不愿意这么做。

工人阶级的斗争就像一株植物的生长。这株植物没有眼睛也没有智慧，但它知道要一直朝上方的光明进发，无论遇到多少阻挠都一定会这么做。工人们在争取什么呢？他们所争取的是他们渐渐了解到可以实现的体面的生活。他们对这一目标的意识时涨时落。在西班牙，人们一度采取有意识的行动，朝他们希望达到的目标进发，并相信自己能够实现目标。这就是在战前的头几个月西班牙政府控制区内生活一派欣欣向荣的原因。西班牙的平民们打心眼里知道共和国政府是他们的朋友，而佛朗哥是他们的敌人。他们知道自己是对的，因为他们在为了这个世界可以给他们却亏欠了他们的东西而抗争。

奥威尔持有什么样的政治立场

毫无疑问，奥威尔是一名社会主义者，关于这一点，他在""我为何写作"中写道，"自1936年起，我所撰写的严肃文字，无论是以直接还是间接途径，都是在抨击极权主义，并提倡民主社会主义。

奥威尔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是什么样的，和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有什么区别？

也许可以先看看在奥威尔眼中，社会主义不是什么

显然，生产资料共同所有”并不等同于社会主义

> 过去几年来，我们清楚地看到，“生产资料共同所有”并不等同于社会主义。以下几点是不可或缺的：收入要相对平等（相对平等就可以了），政治上要推行民主，废除世袭特权，尤其是在教育方面。这些都是防止阶级体制卷土重来的必要的未雨绸缪。要是人民无法相对平等地生活，并能对政府实施监督控制，那么收归中央的所有制就失去了应有之义。政府可能会由专横独断的政党所把持，寡头政治和特权有可能回归，不是基于金钱，而是基于权力。

那么，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系呢？

奥威尔在二战期间写道

> 一年内，或许六个月内，要是我们还没有被征服，我们将目睹前所未有的事情发生——一场英国独特的社会主义运动。迄今为止英国只有工党，它是工人阶级的产物，但它并没有进行根本性改变的目标。而马克思主义是源自德国的理论，经过俄国人的诠释，移植到英国变得水土不服，根本无法触动英国人的内心。自始至终，英国社会主义运动就从来没有谱写过一首脍炙人口的歌曲——比方说，像《马赛曲》或《蟑螂》这样的歌曲。当一场贴近英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出现时，和所有其他既得利益阶层一样，马克思主义者会成为其凶狠的敌人。不可避免地，他们会将其斥为“法西斯主义”。那些头脑不是很清醒的知识分子已经在反反复复地声称如果我们抗击纳粹分子，我们自己就将变成“纳粹分子”。他们还不如说“要是我们抗击黑人的话，我们也会变黑呢”。“要变成纳粹分子”，我们必须得经历过德国的历史。各国进行革命都无法绕过自己的历史。一个英国社会主义政府会对这个国家进行翻天覆地的改造，但那仍然会带着我们自身文明的明显烙印，也就是我在本书前面探讨过的那个奇特的文明。

大致可以总结为：马克思主义是外来产物，本身也是既得利益阶层，真正社会主义应带有本文明的明显特征

话说一句，我能够想象到，左翼woke activist及其同路人会 抓住“要是我们抗击黑人的话，我们也会变黑呢” 这句话玩政治正确和cancel culture，这种以道德为名的power play令人作呕。

至于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民主之间的关系

> 每一个工党候选人都在说：“工党将和俄国更好地相处。”这就等于在说“一个新教的政府将和梵蒂冈更好地相处”。但群众在投票时并没有了解到自1943年以来就很明显的事实：俄国满怀敌意，而**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民主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与此同时，工党必须赢得大选。工党之所以获胜，一部分程度上是因为它许下了无法实现的承诺。很难去责备它做出这种事情，但群众对左倾政策和亲俄政策之间关系的疑惑原本可能会造成可怕的后果，它们之所以没有发生纯属幸运而不是依靠英明的领导。如果在战时出现的亲俄情绪一直持续下去的话，人们会认为英国正与苏联进行一场似乎没有意义的争执，还保留着庞大而昂贵的军队，这或许将导致工党运动自上而下的分裂。因为那样的话，或许就会有人似是而非地说，我们的艰难情况是由于美国迫使我们奉行反共政策而导致的。当然，那些共产党员和秘密党员就在这么说，但并没有取得意料中的成功，因为亲俄情绪冷却下去了，但不是因为工党的宣传，而是因为俄国政府自己的所作所为。当然，如果我们出于某个琐碎的理由而面临开战的话，公众可能会突然爆发反感情绪。

可以总结为：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民主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

或者用他在”法西斯主义与民主“这篇文章的话说

> 英国从来没有一个严肃的、考虑到时代政治现实的社会主义政党。无论工党提出什么样的纲领，过去十年来要相信它的领导人预料到或期望在他们的有生之年能看到实质性的改变是很困难的事情。因此，左翼运动所蕴含的革命情感已经流入了不同的死胡同，而其中共产主义这条死胡同是最要命的。共产主义在西欧从一开始就注定会失败，各国的共产党早早就沦为俄国政权的公关喉舌。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仅被迫随着俄国每一次政策的改变而改弦更张，而且对他们尝试领导的人的每一个本能和传统进行侮辱。经过一场内战、两次大饥荒和一场大清洗，他们所承认的祖国成立了寡头统治体制、严苛的思想审查制度并对领袖进行奴颜婢膝的崇拜。共产党人没有指出俄国是一个落后的国家，我们可以从中吸取教训但不应该进行模仿，而是被迫谎称大清洗和“清算”等行动是健康的征兆，任何思想正常的人都愿意看到它们被引进到英国。自然而然地，能被这种理念所吸引，并在了解它的本质后仍保持忠诚的人，不是神经病就是心肠歹毒的小人，对以残忍的手段而取得的成功感到心醉神迷。在英国，他们没办法吸引到稳定的追随者。但他们可能是，而且一直都是一个危险，原因很简单：没有别的团体能自称是革命人士。如果你感到不满，如果你想要以暴力推翻当前的社会体制，如果你希望加入一个能够保证实现这一点的革命政党，那么你一定会加入共产党。事实上，没有别的政党了。他们不会获得成功，但他们或许能变成希特勒。比方说，所谓的“人民大会”无法在英国执政，但它广泛地传播失败主义论调，在某个关键时刻对希特勒的帮助很大。一方面是“人民大会”，另一方面是“无论对错，我的祖国”式的爱国主义，目前根本没有切实的政策可言。

”左翼运动所蕴含的革命情感已经流入了不同的死胡同，而其中共产主义这条死胡同是最要命的。“ 共产主义在西欧从一开始就注定会失败，因为各国的共产党早早就沦为俄国政权的公关喉舌

”能被这种理念所吸引，并在了解它的本质后仍保持忠诚的人，不是神经病就是心肠歹毒的小人，对以残忍的手段而取得的成功感到心醉神迷。”

奥威尔在别的地方也提到类似的观念，驱动列宁主义的信徒的不是对人类平等的追求，而就是对野蛮和暴力的崇拜。我个人的感受是，在中国，这种“对以残忍的手段而取得的成功感到心醉神迷” 的人，尤其地多。

那么在奥威尔眼中，社会主义应该是什么样的，应该采取什么政策呢？

在 狮子与独角兽：社会主义与英国人的聪明才智中，奥威尔写道

> 我认为下列六点意见是我们需要的。前三点探讨的是英国的内政，后三点探讨的是大英帝国和世界的外交。
>
> 一、国有化土地、矿产、铁路、银行和各大工业。
>
> 二、平抑收入，让英国最高的税后收入与最低收入之间的比例不高于十比一。
>
> 三、以民主为纲领改革教育体制。
>
> 四、立刻赋予印度自治领的地位，当这场战争结束后就放弃权力。
>
> 五、组建帝国国民大会，有色人种可以派代表参加。
>
> 六、宣布与中国、阿比西尼亚和其它遭受法西斯侵略的国家结盟。

> 一、国有化。你可以在纸上谈兵，将工业“收归国有”，但实际上的过程是缓慢而复杂的。我们需要做的，是将所有主要工业的所有权收归代表人民群众的政府。一旦实现了这一步，就有可能消灭那些单纯只是产权所有者，但没有从事生产，只是依靠产权契据和股份凭证而生存的人。因此，国有体制意味着没有人可以不事劳作而活下去。这将导致工业运作发生的改变会有多突兀，我并不能肯定。在像英国这样的国家，我们不能将整体结构全盘推倒然后再从头开始建设，尤其是在战争时期。不可避免地，工业生产的主要任务仍将由以前的同一班人员去执行，他们曾经是老板或经理，将以国家雇员的身份进行他们的工作。我们有理由相信那些小资本家会欢迎这样的举措。阻力将来自大资本家、银行家、地主和无所事事的富人，大体上说，那些年收入在2 000英镑以上的人——即使你算上所有依赖他们生活的人，他们在英国数目顶多就只有50万。农耕土地的国有化意味着消灭地主和什一税的受益者，但不一定会对农民造成影响。很难想象对英国农业进行改造能够在不保留现有的大多数农场作为基础单位的情况下进行，至少在刚开始的时候得是这样。只要农场主能干，他仍然可以当一个领工资的经理。事实上，他已经在靠给人打工谋生了，只是他还得肩负创造利润的压力，总是欠银行的钱。或许国家根本不会对小规模的贸易活动甚至小规模的土地私有进行干预。一开始就拿小业主开刀将会铸成大错。这些人的存在是必要的，他们大体上都很能干，他们干多干少取决于他们是否觉得自己是“真正的主人翁”。但国家将设置土地所有权的上限（或许最多为十五英亩），绝对不允许城镇地区私人拥有土地。
>
> 所有的生产工具都被收归国有的那一刻起，人民群众就会觉得自己是国家的主人，而这是他们现在所体会不到的。他们将愿意承受等待着我们的牺牲，无论有没有战争。即使英国的外表似乎没有改变，到了我们的主要工业正式实现国有化的那一天，单独一个阶级的专制将会宣告结束。从那时开始，重点问题将从所有权转移到经营，从依赖特权到依靠本事。国有制本身所带来的社会变迁应该比战争所造成的普遍困难强加在我们身上的改变要小一些。但它是必要的第一步，没有了这一步，真正的重建将不可能发生。
>
> 二、收入。平抑收入意味着制订最低工资，这意味着受管制，以可支配的消费品总额作为基础的国内货币供应。而这也意味着推行比现在更加严格的限量供应计划。在这个世界历史时期提出所有的人类应该享有毫厘不差的平等收入是没有意义的。某些工作没有金钱的回报就没有人会去做这种事情已经一次又一次地得到了证明。另一方面，金钱的回报无须过于巨大。在实际运作中，不可能像我所提到的那样对收入进行那么严格的限制。总是会有异常的情况出现，会有人逃避税收。但没有理由反对将十比一的收入差异作为正常差异的上限。有了这样的限制就可以营造公平的氛围。一个每周只挣三英镑的人和一个年薪1 500英镑的人可以觉得相互是平等的，但威斯敏斯特公爵和睡河堤路长凳的流浪汉则不会有这种感觉。
>
> 三、教育。在战争时期，教育改革只会停留在口头上而不会真的发生。当前我们没办法提高离校年龄或增加小学的师资力量。但我们可以采取某些立竿见影的措施，朝民主教育体制迈进。我们可以将结束公学和老牌大学的自治作为开始，安排接受国家资助全凭能力筛选出来的学生到里面上课。当前的公学教育在一部分程度上是在培养阶级偏见，一部分程度上是上流社会在压榨中产阶级，让后者高价换得进入某个职业的权利。确实，情况正在发生改变，中产阶级已经开始反对教育的昂贵，如果战争再持续个一两年的话，大多数公学将会破产倒闭。疏散行动也正在促使某些细微的改变发生。但是，有些老牌学校经受得住金融风暴的侵袭，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存活下来，成为势利态度的温床，这一危险是存在的。至于英国那10 000所“私立学校”，绝大多数只配被勒令停学。它们只是一门生意，许多学校的办学质量还不如小学。它们之所以存在，是因为许多人都觉得接受公共教育是没有面子的事情。国家应该消除这种观念，宣布由它接管所有的教育活动，即使在一开始的时候这只是一个姿态。我们既需要表示姿态，也需要采取行动。当一个有天赋的孩子能否得到他应有的教育完全取决于他的出身时，大谈“保卫民主”显然是毫无意义的。
>
> 四、印度。我们必须给予印度的不是“自由”。正如我前面所说的，“自由”是不可以实现的，但我们将与印度结盟，成为伙伴——换句话说，与它平等相待。但我们还必须告诉印度人如果他们愿意的话，他们可以退出同盟。没有这个的话就谈不上伙伴之间的平等，而我们捍卫有色人种抵御法西斯入侵的宣言也就不会有人相信。但如果认为要是印度人获得脱离大英帝国的自由，他们马上就会这么做，那可就错了。当英国政府给予他们无条件的独立时，他们会表示拒绝。因为，就算他们有了摆脱大英帝国的权力，他们也没有理由这么做。
>
> 英印两国的决裂对印度的影响之严重并不亚于对英国的影响。印度的知识分子们了解这一点。当前的现状是，印度不仅没有力量保卫自己，甚至没有能力喂饱自己。整个国家的政府行政工作依赖专业人士的骨干作用（工程师、护林官、铁路工人、士兵、医生），这些专业人士绝大多数是英国人，五到十年内根本没办法取代。而且，英语是主要的通用语言，几乎所有的印度知识分子都深受英国国教的影响。任何异族统治权的易手——因为一旦英国让出印度，日本和其它强权势力就会立刻涌进来——将意味着大规模的混乱。日本人、俄国人、德国人或意大利人都没办法像英国人那样卓有效率地管理印度。他们没有必不可少的技术人才储备和对语言与当地情况的了解，而且他们或许无法赢得像欧亚混血儿这样不可或缺的中间人的信任。如果印度就这么“被解放”了，即解除了英国的军事保护，它旋即就会被新的外国势力征服，然后爆发一系列大饥荒，在几年之内就饿死数百万人。
>
> 印度所需要的是不受英国干涉制订自己的宪法的权力，但通过某种同盟关系获得英国的军事保护和技术支持。除非英国由社会主义者执政，否则这根本就是天方夜谭。因为至少八十年来英国一直在限制印度的发展，一部分原因是担心如果印度的工业得到高度发展的话会引起贸易竞争，一部分原因是落后的民族要比文明的民族更容易管理。印度人民被自己的同胞压榨比被英国人统治更加痛苦已经是老生常谈。印度的小资本家以最残酷无情的手段盘剥城镇工人，农民们从出生到死去都逃不出高利贷的魔掌。但这是英国统治的间接结果，其隐约闪现的目标就是使得印度尽可能地保持落后。对英国最忠诚的阶级是王公贵族、地主和商帮——总而言之，是对现状非常满意的反动阶级势力。当英国不再以剥削者的身份对待印度时，平衡的力量就会被改变。届时，英国人不需要再讨好那些可笑的、骑着挂满金饰的大象和率领着纸扎一般的军队的印度王公贵族，不需要再阻止印度的工会势力壮大，不用再挑起穆斯林与印度教之争，不需再保护放高利贷者毫无价值可言的生命，不用再接受谄媚的小官僚的阿谀奉承，不用再偏袒半开化的廓尔喀族士兵欺负那些受过教育的孟加拉人。一旦阻断了从印度苦力身上流往住在切尔滕纳姆的老太婆的银行账户的红利输送，整个白人老爷—土著人民的关系，前者傲慢无知而后者奴颜婢膝的关系就可以宣告结束。英国人和印度人可以并肩努力，促进印度的发展，培养印度人学会各种工艺，而他们目前受到系统性的限制，没办法进行学习。有多少目前在印度的英国人员，无论是经商还是从政，会欢迎这么一个举措——这意味着他们将失去“白人老爷”的地位——则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大体上说，更多的希望来自年轻人和那些接受过科学教育的政府官员（民政工程师、林业和农业专家、医生、教育者）。至于那些高官——行省总督、行政署长、法官等等，靠他们是没有指望的。但是，他们也是最容易取代的。
>
> 简单地说，那将意味着由社会主义政府赋予印度以自治领的地位。这是基于平等地位的建立伙伴关系的提议，直到世界不再生活在轰炸机的阴影下。但我们必须加上印度可以无条件脱离大英帝国的权利。只有这样才能证明我们的诚意。给予印度的条款，经过必要的细节上的变更后，也应给予缅甸、马来亚和我们在非洲的大部分殖民地。
>
> 五、六两点不需要进一步解释。我们必须这么做，才能证明我们进行这场战争为的是保护和平的民族抵御法西斯的入侵。
>
> 这么一个政策能在英国得到响应难道是不可能实现的奢望吗？一年前，甚至六个月前，或许那是不可能的事情，但现在情况不一样了。而且——这是眼下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可以对这个政策进行必要的宣传。现在周刊出版业非常发达，发行量高达几百万份，为普及这一理念做好了准备——即使不是上述我所勾勒的全盘方案，至少可以制订部分符合那一纲领的政策。甚至有三到四份日报愿意以理解的心态去倾听。这就是过去六个月来我们所取得的进步。

就我个人感情倾向而言，我颇为赞同最高的税后收入与最低收入之间的比例不高于十比一的做法

另外，第六点，宣布与中国、阿比西尼亚和其它遭受法西斯侵略的国家结盟，奥威尔在essay中对于中国，或者说中华民国还是挺够意思的，说了不少正面的话。

在这样的社会主义实现后，会是什么样的场景呢？奥威尔是这样写的：

> 这场改造将不会墨守成规，甚至不会照常理出牌。它将罢黜上议院，但可能不会废除君主制。它将处处留下不合时宜的事物和零零碎碎的残余：戴着滑稽的马毛假发的法官、士兵的帽徽上刻着狮子与独角兽。它不会建立任何明确的阶级专政政权。它将会围绕着旧的工党进行活动，绝大多数追随者将来自工会，但会吸引大多数中产阶层和许多出身资产阶级的年轻人参加。它的大部分首脑人物将来自新的模糊的阶层，有熟练工人、技术专家、飞行员、科学家、建筑家、记者——那些在电台和钢筋混凝土时代如鱼得水的人。但它不会失去达成妥协的传统和信奉法律高于政府的信念。它会枪决叛徒，但在此之前会给予他们庄严的审判，会判决某些人无罪释放。它会迅速而无情地镇压任何公开的反抗，但对言论和出版不会进行过多干预。不同名字的政党将会继续存在，革命团体将继续刊印他们的报纸，就像以往一样，不会产生多少影响。它将摧毁教会，但它不会迫害宗教。它将保留对于基督教道德观的尊敬，时不时地称英国是“一个基督教国家”。天主教会将与之为敌，但非英国国教的教派和英国国教的大部分势力将能与之达成妥协。它能吸收历史，让国外的观察家感到震惊，有时候让他们怀疑到底革命是否发生了。

> 但它一定会完成必要的举措。它将会实现工业国有化、缩小收入差距、创建没有阶级之分的教育体系。从世界各地那些幸存的富人对它的仇视就能了解到它真正的本质。它的目的不是使大英帝国分崩离析，而是将其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联邦体制，摆脱的不只是英国的旗帜，还有放高利贷者、食利阶层和榆木疙瘩脑袋的英国官僚。它的战争策略将与那些奉行私有财产制度的国家截然不同，因为它不会害怕革命将当前的现有政权摧毁后的后续效应。在进攻持有敌意的中立国或号召敌国的殖民地人民举行起义时它不会有半分犹豫。它将进行顽强的斗争，即使它被击败了，它的记忆仍会对胜利者构成威胁，就像法国大革命的记忆对梅特涅的欧洲构成了威胁一样。独裁者们会对它充满恐惧，而他们永远不会这般恐惧当下的英国政府，即使后者的军事实力是前者的十倍。

最近整理自己之前读的奥威尔essay的读书笔记，结合近几年世界上发生的事件，有了一些别样的感受。

奥威尔为人所知的是他的小说，但是在小说中，作者通常是隐身的，你不知道他的态度究竟是什么，也容易造成误解，1984塑造似乎是一个灰暗无比的世界，只能零星的看到几句，“假如希望尚在的话，希望就在无产者们身上。” 你很难从中知道他的positive vison是什么样的。作为对比，essay是一种更加直接，坦诚地表达思想的方式，里面能看到他对一一系列的话题，对于文学，对于民主，对于极权主义，对于语言，对于机器文明，等等的直接的态度。读这些essay，一个直观的感受就是很多我们倾向于以为在近十年，或者近几十年出现的现象其实已经是老问题了。woke意识形态，tribalism，孤立主义，绥靖，战争中的道德表演，反犹情绪，隐藏在”现实主义“下面的权力崇拜，等等。我这几天也许会把其中一些有意思的或者让我产生共鸣的内容分享出来

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间的政治体制的差别，很大程度上源于两者之间的一个重要的神学差异：基督教具有一种末世论的耐心。它期待上帝国度的到来。这是一个非常奥古斯丁式的想法...因为你相信天国存在于未来，所以你必须先承认当下的世俗世界。

事实上"世俗主义（secularism）"这个词本身就源于来自于"seculum"，在基督教神学中，这是指我们目前生活的时期与历史终点之间的时期。我们等待上帝国度的到来，那是事物将被上帝完善的时刻。但在我们生活的当下，由于人类是堕落的、易犯错的，因此我们在现实中创立的任何制度都不可能是完美的。而这使得政治成为可能。

这就是为什么在西方国家和自由民主制度中，我们看到了自由的繁荣。在伊斯兰教中，在伊斯兰国家中你没有这种情况。可以在穆斯林和基督教国家政治、政府和社会发展方式的差异中看到这一点。

与基督教相反，伊斯兰教则是一种旨在全面控制的宗教。它本质上是一种政治性宗教。用基督教术语来说，它是一种伯拉纠主义（Pelagianism）异端。伯拉纠是4世纪的异端分子，他相信人类可以通过自己的行动来完善自己。伊斯兰教法就是一种旨在利用公共和政府权力来拯救灵魂的政治制度。虽然历史上有一些例外——例如清教徒——但在更深刻的神学层面，基督教并不同意这个立场。这允许世俗空间的存在，允许自由生根发展，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当伊斯兰教在西方国家政治中影响力增加， 自由的基础便就会逐渐瓦解。

事实上，还可以再往前追溯，因为没有人能像耶稣本人那样阐释基督教。当基督被他自己的门徒问到，我们应该纳税吗?换句话说，作为神圣启示的信徒，我们应该向凯撒这个代表着异教、非法和有罪的权力纳税吗?耶稣的回答非常了不起——他说，看吧，这是一枚硬币，硬币上印着一个形象——凯撒的形象，耶稣说：让恺撒的物归恺撒，上帝的物归上帝。这是一个绝对的区分。

诚然，在基督教历史的大部分时期，情况并非如。从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官方宗教的那一刻起，教会与国家的融合就发生了。但另一方面，那种融合的瓦解——即只是有一个名义上的国教，但是没有任何人会被强迫信仰它——这种强制不仅在现实中不复存在，在法律上也被正式消除了——通过各种宽容法案、天主教徒的解放、犹太人和其他所有人的解放。事实上，人们已经提出了另一种学说，那就是对宗教的世俗观点。

而当我们把镜头转向那个世俗的世界，我们大多数人生活的那个世界。它时如何看待宗教的?当然，通过各种人权公约保护所有宗教(包括伊斯兰教)的权利——我们称之为宗教自由。

但宗教自由本这一观点身，采取的不是正一个非常特殊的宗教观吗?一种认为宗教本质上是一个私人事务的观点吗?

这是一个非常个人化的、非常新教式的的非常不伊斯兰的，一种未经充分审视的宗教观念。而所有的宗教都宣称自己在这样的一种总体框架，在这种信仰的人权保护伞下运作的权利。而伊斯兰教当然很乐意利用这一点，虽然伊斯兰教自己并没有公共和私人之间的这种区分。

换句话说，伊斯兰教所做的就是利用宗教自由这个特洛伊木马，来渗透西方社会。

与此同时，自由民主制度本身又存在一个根本的弱点——即其无法有效强调和捍卫自由主义本身——自由社会发现很难划定任何容忍的边界，因此它发现很难应对任何形式的颠覆性运动。其实也不仅仅是伊斯兰主义，让-弗朗索瓦·雷韦尔写过很多关于共产主义的文章，他在书中也提出的一个类似的观点——民主社会经常会陷入了一个颠倒的局面，即那些试图摧毁民主的人，或那些持有与自由民主相悖的观点或意识形态的人，能够借助自由民主颠覆自由民主的秩序。但那些试图捍卫民主的人却被框定为压迫的反动分子。

面对这个问题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应对措施，存在很多不同看法，一些人认为自由民主本身不足以应对伊斯兰的威胁，解决方案只能是回到基督教。

但另一种观点认为，其实这不是一个新问题，这种情况西方以前面对过，也处理过。

纵观当今世界各国，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在于，伊斯兰教的极端化和失控在西方国家泛滥成灾，但在伊斯兰的国家，如摩洛哥，沙特阿拉伯，阿联酋，这些国家中反而就不是一个问题，而在这些国家中，宗教非常刻意地受到国家的控制，如果我们回顾历史，最后一个伟大的伊斯兰帝国——奥斯曼苏丹国，从1517年到1924年。苏丹既是实际的统治者，但他也是哈里发。换句话说，作为先知的后代或自称的先知后代，他既行使世俗权力，也行使精神权力。在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下，也没有如今的伊斯兰教失控问题。换言之，强硬的世俗干预反而会产生非常不同的结果，沙特王朝起初资助世界上最极端的伊斯兰极端组织，但在经历近百年的君主专制后，现在的沙特反而世俗化了很多。

在基督教的发展历程中也存在类似的例子，整个中世纪，教宗们的主张是他们可以推翻统治者，实际上著名伊丽莎白一世女王当时面对的就是类似的困境

那么英国是怎么回应的呢

之前提到了一种异端叫伯拉纠主义，但基督教还有另一个异端埃拉斯图斯主义(Erastianism)——国家对教会的控制

英格兰拥有相对理智的政治的原因是，首先，盎格鲁-撒克逊主义的微光。其次，希腊和罗马的强大影响，奠定了关于现代政府和反对派的观念的根基。但最重要的是，国家牢牢控制了宗教，而不像苏格兰那样，宗教逃脱了国家的控制

因此，在英国历史上确实存在一个时期，英格兰有这样一种宗教，它信奉国际主义，宣传普世价值，与国内民族主义相对——声称拥有绝对的普遍道德权威，声称甚至有权谋杀统治者。它被称为天主教。

英国人做了什么?英国人引入了——历史证明自由主义能做到这一点。英国人引入了绝对具体的法律，不是为了迫害它。换句话说，不是为了在火刑柱上烧死人，或者因为他们是天主教徒砍掉他们，而是为了限制那种宗教对世俗权力的主张，非常严格地限制谁可以成为神父，以确保不能导入外国立法，比如例如教令。

国家的最终权威是国家本身。这就是埃拉斯图斯主义的含义。宗教作为一种私人实践，绝对可以。但当一种宗教，或者是任何人，任何组织，包括革命共产主义，试图密谋改变现有的的政府制度，这种宗教或意识形态便需要受到法律压制和限制的，对此的执行应毫不犹豫并充满信心。

实现埃拉斯图斯主义有两种方式。温和的方式是，承认伊斯兰教的地位。承认犹太教的地位，承认锡克教徒、印度教徒，无论什么，条件是神职人员的任命——特别是高级神职人员的任命——受到某种程度的控制，不是从实际信仰表达的角度，而是从对公共政策的影响的角度，正是沙特阿拉伯所做的那样。

这是比较温和的方式。不那么温和的方式便是像几百年前的反天主教立法那样，对一个声称拥有普遍性，反对国家，并试图改变国家的宪法，并准备使用暴力来做到这一点的宗教团体进行立法层面的打压，实际上，当年针对天主教的法律限制—对化体说的正式否定，一直延续到了20世纪初。所以并非没有选择，需要的是一定程度的想象力和信心来应用它们。

@Feifan_SUI

因为不是所用人都患有trump derangement syndrome，也不是所有人都以玩身份政治和cancel culture沾沾自喜，Trump 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圣人但是他能让自诩正义 的 virtue signaling 的媒体和学者的本性暴露无遗。而恰恰是所谓的思想高深的精英被伊朗的低级神棍耍得团团转，马克思主义的点更加可笑，马克思主义者相信进步由于落后，战后所谓新左派则以反现代为荣，玩文化相对主义，法农，萨特，福柯岂不就是连资本主义支持者都还不如的垃圾，搞到后来就是woke 这样的笑话。

最后我不希望对满口白男/黄右 老登/中登的人未来产生任何交集，互相block对我们都更好，再见

@thucydides 如果是Windows可以启用文件历史版本的功能，可以看这个教程，挺简单的，https://www.appinn.com/back-up-using-file-history-on-win10/

或者用typora，自动保存很频繁，typora的临时文件恢复救了我文件好几次

https://www.spiked-online.com/2026/02/28/the-nauseating-hypocrisy-of-the-wests-weepers-for-the-islamic-republic/

西方为伊斯兰共和国落泪者的虚伪

那些在伊朗神权体制上月屠杀数千伊朗人事件中保持沉默的活动家们，如今却对美国的空袭怒不可遏。

我几乎为左派感到惋惜。因为今天他们必须假装关心伊朗人的生命，尽管上个月他们对那疯癫的伊斯兰政权屠杀数千伊朗人的暴行保持了沉默。

这一次他们将不得不涌上社交媒体，哭喊道：“噢不，可怜的伊朗人，他们可能会无辜死去”，而一个月前当伊朗人在神权暴君手中大批死亡时，他们却一句也没说。

事态将迫使他们把自己那无底的伪善表演得淋漓尽致，向世人揭露那套常常支撑当今所谓“反帝”运动的虚伪辞令和赤裸裸的反人类主义。

这一切已然在发生。美以刚对伊朗境内政权目标发动空袭，反战左派便在网络上怒火中烧。

他们愤怒地指责美国和以色列“流氓国家”，称它们不仅向伊朗宣战，甚至向“全世界”宣战。他们说这是“一场非法的侵略战争”。他们喊道：“这是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 指着少量平民伤亡的报道说这是“谋杀”。在他们眼中。无辜的人因战争不幸丧生就是谋杀，而当伊斯兰主义恶魔在国内阻止伊朗人获得自由，大肆进行野蛮镇压的时候，无辜伊朗人失去生命却无关紧要。

抗议活动已在筹划中。今天唐宁街外就举行了一场“紧急抗议”。“别动伊朗”是他们的口号。

说白了：如果在过去两个月的革命期间你没有说过“别动伊朗的异见者”，那么你就没资格对打击伊朗政权有任何一丁点的发言。

如果你没有说过“别动那些为自由而战的人”、“别动女性的头发”或“别动她们的喉咙”，在无数伊朗人被政权及其来自伊拉克和黎巴嫩的宗教打手屠杀时保持沉默，那就别来做道德表演。因为你已经表明，伊朗人的生命与自由对你毫无意义。

当数百万工人和学生为了反抗伊斯兰共和国而英勇斗争的时候“紧急抗议”在哪里？

早些时候我在伦敦参加过两场大型支持伊朗人民反抗暴政的集会，集会上你看不到这群戴着头巾的人。那些每周为“加沙”游行而把鞋底走薄的市侩们，竟懒得为伊朗人说一句话。如果某些政权喽啰的死讯比成千上万普通伊朗人的确凿死亡更令你愤怒，那么你同情的就并非伊朗，而是那个在近 50 年来占据着这个曾经伟大国家的冷酷神权。

如何解释这样一个道德宇宙：对一国政府的打击比对该政府对自己公民的大屠杀更能激起愤怒？

遗憾的是，这就是“反帝”思想的现状。那一曾经高尚的事业，过去是为了保卫那些落入大国十字火力之中的国家主权。然近年来，它已腐化为对美国的愤世嫉俗、盲目憎恨。它现在只是反西方主义。它的动力少了对各国独立主权的爱，多了一种带宗教意味的自我鞭笞——把对一切西方事物的时髦怀疑虚饰成“反战行动”。

这种认为西方总是邪恶、因此其敌人就应得到同情的观念，与昔日伟大的和平运动相比，更像是学院和文化建制派中反文明思潮的延伸。结果令人作呕：新左派的道德卫士在人民起义被残酷镇压时沉默不语，却在那些应负责任的人被导弹打进卧室时激动不已。因为根据幼稚的反西方教条，美国是所有世间问题的根源。于是当美国在伊朗导致一人死亡，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是反人类罪；而当该政权在伊朗造成更多无数死亡时，则显得无所谓。

这种把一切坏事都怪罪于西方的坚持，带有一种奇怪的反向种族主义。它把世界各政权幼稚化，为他们的罪行去责任化，而不是将其视作对人类精神的真正冒犯。

要找帝国主义很简单，不需要看得太远，看看伊斯兰共和国就知道了。它在黎巴嫩、加沙、也门等地部署残酷的代理人来执行其神权统治。它为2023年10月7日对以色列的法西斯式的伊斯兰入侵开了绿灯，既是对犹太国家的警告，也是对正与其修复关系的沙特的警告。它时不时把这些野蛮的代理人召回国内，对付伊朗人民本身——典型的殖民者行为。如果你是反帝主义者，伊斯兰共和国应当触犯你所有的道德原则。

我知道，主张干预的一方长期以来常把反对他们战争的人污蔑为“亲独裁政权”。我们中反对那场以谎言为借口的伊拉克入侵和鲁莽的英美干预利比亚的人，被诋毁为萨达姆的谄媚者和卡扎菲的辩护者。

但在此事上，这种指责难道不成立吗？“反战”左翼为哈马斯辩护，为真主党武装爆炸的“英雄行为”流下的眼泪，超过了他们为那些被武装分子杀害的德鲁兹儿童所流的泪水。

他们为伊朗在也门的私人军队——胡塞武装这些反犹的野蛮人高喊口号。

关于当前事态的明智与否，值得认真讨论。我们许多人仍对外部干预持谨慎态度，认为它更可能加深地区和全球紧张，而非解放被压迫者。但我们完全有权怀疑，那些喊“别动伊朗”的人，他们真实意图其实是“别动这个屠杀无辜男女的政权，因为他们至少和我们一样反美”

要是当年中共躲在延安的时候，民国政府有美以这样的斩首能力就好了

伊朗及其扶持的伊斯兰政权总让我联想起当年盘踞在延安的共产党。在大街上参加解放巴勒斯坦游行的学生，在我看来和参观共产党的模范村，然后回到美国为共产党歌功颂德的记者和官员没有区别。自从20世纪初布尔什维克政权建立以来，一再出现民主国家的政治家和学者被落后国家的暴君outmaneuver，被当成useful idiots玩弄的一种范式，从斯大林到希特勒，从中国，越南，到古巴，伊朗。希望至少在伊朗问题上，以色列和美国的行动能打破这一点。

波斯人比我们有种，值得更好的未来。

历史正在眼前发生，不论战争之后的结果是什么，我相信都好过这个垃圾宗教建立的邪恶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