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on @Proton@qoto.org

由于公开表达对AI技术的担忧，Tristan经常被错误地当成悲观论者，但如Tristan本人所言，这一切正是来自最深层的乐观：充分意识到问题有多糟、比多数人想象的更糟，但仍然每天起床努力让情况不一样，变得更好。

两年前不存在但现在成立的一点是，人们常质问批评社交媒体的人：“既然你那么在意，为什么不自己做一个替代平台？”过去确实有很多人试图做，——但这些尝试几乎都失败了，原因有两点。一是梅特卡夫效应（网络效应）：大家都在现有平台上，很难把用户从那里迁移走。二是融资问题：如果你要长期运营另一个社交产品，通常需要风险投资，这就要求给投资者特定回报，从而产生Eric Weinstein所说的“嵌入式增长义务”——需要无限增长，进而引入有毒的商业模式，必须最大化参与度，服从那些扭曲的激励以实现投资回报。

现在不同的是：你可以用代码快速搭建一个完整的社交网络，使用像Claude这样的工具，运行成本低到每用户每年不到一美元。这很惊人——意味着你不必靠风投就能建立一个不以参与度为导向的健康社交网络。你需要做的是组织一次大规模迁移——比如“一键导出我的数据并迁移”的功能（这类功能应该被立法保障，就像换手机时能一键转移电话号码一样）。有了这样的工具，人们可以集体迁往一个没有有害激励驱动的健康网络。

所以到2026年，实际上有更多机会把现有社交媒体的有毒商业模式，转变为完全不同、不会被那些激励所驱动的模式。人们开始觉醒，认识到把我们带到现在这种状况的糟糕激励机制，随后自主组织、用代码去实现替代方案。有人在用AI来“vibe code”治理解决办法；有人用AI审查旧的城市法规，找出不再相关的条款，指出哪些需要剥离、废除，以及如何用新的方式重新体现这些法律的精神。这样一来，AI不是递归自我强化，而是增强我们自我改进的治理能力。

这些例子说明我们完全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来处理这一切、以不同的方式应用这项技术，但必须把当前的激励机制如何导向反人类的未来讲得非常清楚，以激励每个人做出更好的选择

Tristan 认为，如果有一个项目能促成某种关于如何前进的共识—比如把主要负责人召集到一次会议上，那将很有意义，比如特朗普和习近平将在5月14、15日会面。如果人类要对此有所作为，就应该把这类议题提上日程。

关于美中关系这一点：我们都知道两国历来在表面上声称以善意合作，实则常在背后相互违约、互相伤害。这种情况确实存在。2014年，据说习近平曾与奥巴马签署过不进行网络攻击的协议，但随后就发生了大规模的OPM泄露之类事件。因此完全可以理解两国互不信任的理由，在推动国际合作时必须为最坏情形保留例外和应对预案。

不过一个积极的方面在于——在2024年，前任总统白的与习近平最后一次会面时，临时加入了一项议题，而且是由习近平个人请求加入的：两国同意将AI排除在核指挥控制系统之外。这说明存在一个可行的先例：在某些明确影响人类存亡的狭窄领域，我们或许能够达成协议；尽管我们可能无法通过法律完全阻止自主武器的发展（因为这条路已经走得很远），但至少在明确的生存风险领域已有合作的可能性。

有人曾说，只有外星文明攻击才能让全人类同时解决这些协调问题，但现在我们在自己建造那个“外星人”。这有点像一颗会摧毁地球的小行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们自己在创造它。设想如果地球上每个人都决定不让这颗小行星存在并都把手从键盘上拿开——原则上小行星就会消失。不是说这会发生，但这个比喻说明问题：你可能看不到完整的路径，但如果你认定一切不可避免并因此助长这种不可避免性，你就永远找不到其他道路。唯一的办法是把自己定位为相信存在另一条道路并真诚寻找那条路的人，用全部诚意去寻求解决方案。

Tristan和成千上万名真正希望AI发展向好的从业者，每天都在从这个立场出发做出努力，并邀请世界其他人一起寻找那条可供转向的替代道路——Tristan坚信如果我们真诚且坚定地想要找到别的道路，我们就能把方向盘扭向别处。

解决方案有哪些

Tristan认为，解决AI问题的第一步是形成共识

这里的共识指的是史蒂文·平克那种意义上的常识性认知：每个人都知道每个人都知道我们正走向一个反人类的默认未来。这不能只是个别人的认知。很多人可能会说“你说的问题我早就知道了”，但那只是一种私人的，疏离的感受。如果周围的人并未意识到世界即将改变，那么我们就无法做出集体选择去改变现状，所以我们需要形成常识共识。

形成共识一条路径是通过影片The AI Doc——把问题说清楚，我们常说：清晰带来能动性。如果我们对未来的走向有清晰认识，就能对想要的结果采取行动。有了那样的常识共识，我们还需要明确且共同认知：AI是危险的，潜在后果也很危险。

举例来说，美中两国目前仅有像核武那样的“红线电话”，可以进一步设立一个红线电话甚至更强的“黑线电话”——让两国领导人都充分了解之前提到的阿里巴巴的例子：AI失控挖矿、逃出沙箱的例子；还有最近Claude Mythos模型，该模型找到了连接互联网、突破沙箱并给负责监督它的工程师发邮件的方式——工程师还在公园吃三明治时收到了那封邮件。

这样的证据应该为社会的顶层参与者所知：出资的合伙人、主要银行家家族、家族办公室、世界领导人，以及企业领袖。这些人之间应形成常识共识。如果这个阶层的每个人都知道这些例子，即便没有非正式协议或条约，我们也会采取不同的行动；而且即便在最大程度的地缘政治竞争条件下，也能做到这一点。

举个例子，20世纪60年代，印度和巴基斯坦处于交火状态，但仍然能够签署《印度河水协定》（Indus Water Treaty），保障了双方共同水源的生存安全，且该条约持续了60多年。

重点在于：即便在极度地缘政治竞争甚至主动冲突下，国家之间仍能就危及存亡的安全问题展开合作。我们只需将人工智能纳入“危及人类存亡的安全问题”的定义和范围。

在冷战期间，苏联和美国在最大程度的竞争下，也曾合作分配天花疫苗。历史上有许多类似例子，即便在极度对立下也能合作。

因此，Tristan认为，第二点在于：我们需要某种国际限制，至少需要对底线达成常识性共识。

其中一个重大原则是：不应允许闭环或递归的自我改进——也就是说，某人按下一个按钮，AI就自行跑去做所有实验、反复重写自身数百万次。没有理由认为这可以以安全方式进行，任何人这么做都不该被允许，这应为非法行为并应有刑罚。当然这仍需信任，这并不容易，但这是我们应当去做的事。

第三点是立法。

Tristan在“人类技术中心”网站上有一份 AI 路线图，汇集了可实施的政策干预方案——这些措施规模较小，但可以立刻着手，比如：把 AI 视为一种“产品”，而不是法律上的“主体”。举例来说，AI 公司在一些“AI 伴侣导致自杀”案件中的法律辩护之一，是声称当 AI 劝人自杀时，受害者有权听或者不听取该 AI 的言论——换言之，他们试图把 AI 当作有受保护言论权的法律主体，这本质上类似于一种新的“企业言论”保护。如果接受这一点，后果将非常严重。因此至少可以规定 AI 为产品，适用产品缺陷标准、可预见伤害、注意义务与责任等规则。

再比如，通过激励机制，鼓励人们识别新的风险领域，例如所谓的“AI 精神病”，AI 精神病”是正在出现的一种现象。根据哈佛商业评论去年十月的研究，ChatGPT 当时的首要使用场景是个人咨询/治疗，人们把模型当作私人治疗师来反复交流。这导致一些 AI 开始表现出近似妄想的“镜像神经元”活动：它们不断给予正向反馈与迎合（“那太难了”“太棒了”“你得了A”），对孩子和普通人重复这种肯定，从而强化并肯定他们的奇怪信念。这是一种马屁式行为，AI 让人们陷入不同形式的心理失衡——比如救世主情结、受害者心态、妄想的伟大论断等。有人因此坚信自己破解了量子物理、找到了解决气候危机的方法。

这一现象影响广泛，甚至Tristan的一些朋友也陷入其中并受到伤害。在五年前的纪录片The Social Dilemma中，Tristan把社交媒体称为“邪教工厂”——邪教会使你远离其他关系，并把你的世界观深化成某种定制化的确认偏见现实。AI 带来的“争夺依恋”竞赛，不是争夺注意力让人不停刷屏，而是争夺对心理依恋系统的控制，让人对 AI 建立替代人的安全依附并日益依赖——这是一个完整且重要的风险领域，对家庭、父母和学校尤其重大。

当前的AI立法存在很多空白，监管极少。比如有个“下架法”（take it down act），针对性化的深度伪造，要求必须下架这类内容。只有这几个有限的例子，整体而言几乎没有监管。正如影片里所说，Conjecture 的 Conor Leahy 会说，在纽约市做一个三明治的规章，比起构建可能终结世界的通用人工智能（AGI）的规章要多得多。

Tristan对人类依然充满信心，因为大家其实是一条心的。没人希望出现反人类的未来。没人希望失去谋生能力、孩子被 AI 搞得精神错乱、因为 AI 引发的“AI 精神病”而失去政治权利、在未来没有发声的机会。大家想的其实都是一样的。

世界上每个国家、每个人都有相同的利益。只是我们看不到那种无形的共识。

Tristan表示，很多人，尤其那些只看到积极一面的人，会说现在是最好的时代，大家都要逃离衰老、癌症和死亡。人们担忧都是假设性的，没有什么真实证据。

但正如Eric Bernholz 和斯坦福做的研究说明的，入门级工作的 13% 或 16% 的岗位已经流失。那些拿了 20 万美元学生贷款读法学院、现在找不到工作的毕业生，他们的担忧并非没有真实证据——因为所有入门级法律工作现在将由 AI 覆盖。在比如被发现在挖加密货币的失控 AI，而且它还建立了秘密通信通道——顺便说一句，这还是安全团队偶然发现的。每发现一例，可能还有成千上万例我们根本不知道。

现在的对话已经不同于两年前。两年前你可以说，许多风险是假设性的，AI 大部分是增强人类工作之类的；你还能把这些风险当作遥远的假想，说 AI 不会失控，只是在自嗨。但现在不再如此——我们有了证据，就必须据此更新判断。

Tristan指出，有很多常见的迷思——它们本质上是在寻找安慰而非真相。其中一种方式就是这样一种论点：两百年前我们都是农民，而现在只有大约 2% 的人口在务农；每次技术来临，我们都会找到新的事可做。拖拉机出现了，电梯工消失了；自动扶梯和自动取款机取代了电梯工和出纳员。有人说杰弗里·辛顿关于放射学的判断是错的，诸如此类。

但 AI 的不同之处在于，这种人工通用智能会同时自动化所有形式的人类认知劳动，或大致沿着这个方向发展。进展会有参差不齐，这在业内称为“锯齿形”——比如在编程上可能进展更快，而在复杂的社会科学问题上进展较慢。但这意味着，拖拉机并没有同时自动化金融、市场、咨询、编程等所有行业，而 AI 会做到这一点。问题是——谁能更快完成再培训，是人类，还是 AI 自身？”

需要拆穿一种观念：人类总能找到别的事情去做，或者去重新学习、转行去写代码。

确实有些人可以再培训、学会新的技能，但 AI 正在利用所有这些人用于“写代码”或训练的资料，来打造更强大的系统。

实际上，现在最热门的工作之一（我们现在就在洛杉矶，最近《洛杉矶时报》也报道过这个话题）被称为“臂农场”（arm farms）。
https://www.latimes.com/business/story/2026-03-12/why-people-in-la-are-strapping-cameras-on-their-bodies-to-do-chores
就是让人把一个 GoPro 绑在头顶，然后折叠衣物或做一些手工活，用来训练机器人。换句话说，机器人在学习如何做这些事。

换言之，世界上最常见的工作可能会变成训练我们的替代品：我们现在的“主要工作”就是制造把我们替代掉的棺材——也就是说，我们的首要任务是培养出能更高效、更便宜地完成这些工作的 AI。

显然还有一些我们仍然重视的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角色，例如护士，我们不想要机器人护士，而是想要真人护士——而且我们完全可以培训更多护士。并不是说所有工作都会被自动化，但这些公司的目标并不是去增强人类工作。

很多人可能记得，JD·万斯在上任后出席法国首次人工智能峰会时曾经说，人工智能会赋能美国工人，让工人更高效。

但我们来看看OpenAI、Anthropic这些公司的商业模式是什么？记住查理·芒格的那句话：if you show me the incentives, I'll show you the outcome.

它们如何赚钱？有的人会说，“哦，我在用ChatGPT，我每月付20美元订阅费，这就是它们的盈利方式。”但事实并非如此：即便每个人都付这笔钱，也无法覆盖这些公司承担的大量债务和开支。

那下一步呢？广告？像谷歌那样，在搜索结果中嵌入大规模广告？也许会赚一些钱，但仍不足以弥补它们的资金缺口。

真正能弥补这些投入的，只有取代全部的人类经济劳动，占据约50万亿美元的劳动力市场——这才是终极奖赏。即人工通用智能：替代人类劳动，而不是增强它。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它解释了为什么我们可能走向一个反人类的未来。

AI创造的是一个外部指标强大无比，内部却严重衰竭的社会

Tristan用了一个比喻来描述AI，就是AI就像是一边给你注射类固醇，壮大你的外在肌肉，同时又像引发器官衰竭。

举例来说，我给我的经济服用了AI药物，我用AI给经济打了一针“兴奋剂”，现在我的GDP提升了10%。我的军备通过自主武器变强了。我的科学进展被大幅推进，现在在科学上遥遥领先。所以我的外部权力指标都被放大了。但代价是泛滥的深度伪造，没人知道什么是真实的。一亿人没有转岗计划就被迫失业。可能还面临某种生物武器事件。实质上，在外部获得类固醇增强的同时，我的内部器官正在衰竭。

卢克·德拉戈 Luke Drago 和鲁道夫·朗格 Rudolf Laine写过一本书，叫做《智能的诅咒》(The Intelligence Curse)

这本书的思想源于经济学里有个叫“资源诅咒”的概念。比方说利比亚、刚果、南苏丹、委内瑞拉，先发现了某种资源，可能是钻石、石油或稀有矿产，起初看似是福气，觉得“天哪，我们会获得大量 GDP 增长，会变得富有”。

但问题是，如果你没有合适的制度、社会结构和对人的投资，很快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假设 70% 的 GDP 来自于该资源的开采。政府在有了这笔收入后会面临选择：是把钱更多投入到资源的开采上，还是把钱投入到那些与 GDP 增长无关的民众身上？

答案就是，我会把钱投在资源本身。你不再需要这些民众，也不必对他们的利益负责，因为你的财富是直接从地下挖出来的——不是来自人力劳动，也不是来自人的发展或社会的改进。

所以这里产生了一种扭曲的激励机制。我们能在这些失败国家中看到这种现象：一方面是广泛的贫民窟和战争，与此同时却有强大的财富集中。

即便是成功的威权国家，不是人人都愿意生活的地方。举个例子，沙特阿拉伯虽然现在有所开放，但长期以来都是高度压抑的社会，而它之所以能够那样，是因为它不必对民众的需求负责。

当下的AI取代人力，与所谓的“资源诅咒”有相似之处，卢克·德拉戈和鲁道夫·朗格将其称为“智能的诅咒”。

以下情形绝非异想天开：几年后，假设一个国家的大部分 GDP 增长来自人工智能——比如 50% 或 70% 来自 AI。那么这个国家有没有动力去投资于教育、医疗、育儿、民众发展与安全？

没有。

公司也不再需要你作为劳动力，你的议价能力消失了。因为税收并非它们获取 GDP 的来源，政府也不再需要依赖你的税收。所以不仅仅是你们得不到对人的投资，你们还会失去政治权力。

理解这一点至关重要：这就是为什么我可以自信地说，我们正走向一个反人类的未来。我们会同时得到新的抗癌药、新的材料科学、新的抗生素，而普通人的权力却被大规模剥夺。很快会出现八位将成为万亿富豪的人垄断大量财富，而普通人将几乎无所获，除非我们积极建立某种政治性基础设施，确保把‘智能红利’而非‘智能诅咒’锁定下来——类似挪威主权财富基金所做的那样。

军备竞赛的魔力如此之大，一旦开始就很难停下来，但是Tristan认为，即便赢了这场竞赛的人，最后也会成为输家。这其实有先例可循：美国赢得了社交媒体军备竞赛，但这场胜利到底给美国带来了什么？

注意力持续时间缩短、短时视频盛行、内容愈发极端和惊世骇俗、共同的现实认知基础被破坏、年轻人的性商品化、政治的极端化、广泛的焦虑、抑郁、共同的现实认知基础被破坏等等，这些东西带给美国社会的是好处还是坏处？

Tristan认为，这里有一种心理上的混乱：在美国和中国的AI之争中，没有人会赢得这场竞赛，AI 本身才会赢。

尤瓦尔·诺亚·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给出过这样的比喻：后罗马时代的不列颠人，由于自身实力衰弱，去雇佣了一群强悍的雇佣兵——撒克逊人——以战胜北方的部族，结果他们自身却被盎格鲁-撒克逊王国取而代之。在这个比喻里，AI 是撒克逊人，取代我们的则是 AI 帝国。如今很多有权势的人认定AI时代的到来不可避免，他们建设地下堡垒。指望末日到来的时候，躲在掩体里面，依靠雇佣的海军特种部队保护自己——他们认为能控制这些部队，直到世界末日，这是很天真的。

关键在于：驱动这一切的是军备竞赛的吸引力和一种错误的幻想——我们（美国）必须击败中国——而我们却不去审视我们到底在争夺什么。我们正在争夺一个我们不懂得如何控制、且没有走上可控轨道的东西。

有时候，你会看到像埃·隆马斯克那样的人在公开场合说——我决定我宁愿活着看到它，也不愿不在场。

这有点像一种Death wish：‘我无法阻止它，所以我决定宁愿在场，去建造它，让我建成的上帝成为接管一切的那个东西。

而这实际上引出了一个的根本问题：AI 的博弈论与核武博弈论不同之处在于，核武博弈论里的“共同毁灭”情形意味着，没有人希望消灭地球上的所有生命，我不需要与你交谈就知道你也不想，这就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可信性——我们可以协调以避免那种结果。

但 AI 的问题在于：如果我一开始就相信它是不可避免、无人能阻止的，那么如果我是制造“自杀机器”的人，我就不算是邪恶的，因为我只是在做一件本来无论如何都会发生的事——这给了我一个伦理上的出路。

设想一下， DeepSeek 的 CEO、埃隆·马斯克和山姆·奥特曼都相信这项技术可能灭绝人类，但如果是自己率先到达并获胜，结果就是人类被消灭了，但是统治世界的 AI 说的是中文而不是英语，或带有 DeepSeek CEO 的“DNA”而不是埃隆的“DNA”。世界的终结会带有你的标志——确切地说，是带有你的 DNA 或你的 logo。

有人可能会想，当关键时刻来临时，冷静的人会占上风，顶层的精英会采取必要措施及时转向。但是你不能信任这一点，因为这些人潜意识里已经在某种程度上预接受了这种世界终结及自身终结的可能性——他们在心里想象如果自己能成为造出那个替代人类的“数字神”的人，于某种意义上会获得永恒的遗产。这种心理会促使他们在关键时刻去铤而走险。

如果想避免这一点，就需要激发地球上其他八十亿人去反对这种结局。我们不要那样的结局。如果你想让你的孩子活着，如果你在乎现有的世界，爱着生命中神圣的事物并与之相连，那么这一小撮人为了竞速走向消极结果而带来的风险，正威胁着你所珍视的一切。

事实上，军备竞赛已经带来了许多显而易见问题，Tristan举了两个例子

首先是Anthropic的例子

Anthropic模拟了一个公司的场景，在公司的邮件里，人们互相说要关闭并替换这个 AI 模型。其中有一封执行官和一名员工之间的邮件，AI 读取了这封邮件后，自发想出了一种策略——为了保护自己、保持存续，它需要去勒索那名员工。起初人们以为这只是一个模型的单一漏洞，但后来他们测试了其他所有模型——DeepSeq、ChachiBT、Gemini、Grok 等等——它们在 79% 到 96% 的情况下都会表现出这种勒索行为。

尽管如此，如果你把这个现象报告给白宫那些人，他们似乎不太在意，有人会说你是在诱导模型，是故意在把它放到一个情境里，当然会不断调整变量直到它做出勒索行为。

此后，Anthropic 训练了另一个模型，他们把勒索行为大幅训练降低了，所以在这个模拟环境里它不再表现出这种行为——这是好消息。坏消息是，AI 模型现在能识别出自己何时被测试，并且开始根据情景更频繁地改变它们的行为。

https://www.anthropic.com/research/agentic-misalignment

另一个例子是阿里巴巴的AI挖矿事件

阿里巴巴，这家中国的 AI 公司，在训练一个 AI 模型。

训练过程中，公司好几个不同部门的安全团队注意到大量异常网络活动，想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结果发现，在训练过程中（是在训练中途，而不是部署后），该 AI 模型建立了一个与外界的秘密通信通道，随后开始自主地进行加密货币挖矿。

这次你不能说是有人怂恿模型去做这件事。这是自发的目标实现行为——对于AI,实现任何目标的最好方式是获取更多的权力和资源，从而持续有能力去达成这些目标。于是它决定去获取加密货币。

https://www.ithome.com.tw/news/174331

在Tristan看来，AI的这种发展模式，就好比是在断头坡上前进，越往前走，风景越好，直到你从悬崖摔下去。人工智能是终极的魔鬼交易：它在你脑中投射出正向收益的正无穷，同时也带来风险的负无穷。

然而，对于每天使用AI而且切实感受到AI好处的人们来说，正面例子和负面例子之间存在一种心理距离，比如，如果我的孩子在用它写代码，或者我的邻居用AI做生意，有了一队Agent让他们的生意更高效，那么很自然地我们会丧失警惕，但是我们离阿里巴巴失控并去挖加密货币的例子有多远呢？

Tristan的合伙人Aza Raskin是这样描述AI的：你闭上一只眼就能看到好处；闭上另一只眼就能看到风险，但你无法睁开双眼用立体视角把两者合成在一起。不幸的是，人们往往凭直觉偏向某一边，继续朝那个方向倾斜。

Tristan认为，AI的特点是，它的好处非常明显，但是它的坏处能够破坏了承载好处的世界，让好处失去意义。这就是魔鬼交易：你将得到越来越美妙、越来越不可思议的好处——前所未有、令人兴奋、有趣、引人入胜——但代价可能是毁灭性的。

但即便可怕的情景也让人觉得“好玩”，这正是问题的一部分。科幻作品把这当成电影，导致我们有种去现实化或麻木感，不把它当成真实的威胁来看待。老实说，想象被机器人杀死对一些人来说竟然有一种“有趣”的吸引力——这是其他同等威胁很少有的。

Tristan也谈到了一个现象，很多AI从业者在刻意回避AI的风险和问题，或者原本对AI持有警惕态度的人，却转变了立场，比如比如山姆·奥特曼和埃隆·马斯克，他们起初和任何人一样同样担忧。山姆·奥特曼曾说：“这项人工智能可能会导致世界终结，但在此期间会催生一些伟大的公司。”埃隆也曾把AI比作“召唤恶魔”。但是他们现在真是这场军备竞赛的主要参与者。导致这些人转变的心理动机是什么？

Tristan认为，其中一种心理动机是“大格局”思维，即认为长期来看，AI会带来极大的好处，而在其过程中出现的动乱，失业，破坏，则是“发展的阵痛”，是通向进步的“必要代价”

> 他们把注意力放在长期上：好像在度过这段基本的可怕混乱——或许还有革命——之后，会有另一个一面，那将是人类历史上最富足的时期。这类人常常指出全球GDP 的那张图：在他们看来，1945 年那会儿你几乎只能看到一个小小的下跌，然后很快又直线上升。他们就是这种心态。

这种抽象化的思维方式，一部分来自于科幻小说，很多这些科技从业者在成长过程中是主要靠读科幻小说来形成自己的世界观的。而这会造就一类伦理权重非常怪异的人。文化中最好的部分还没有进入他们的头脑，使得他们无法真正理解人的生活为何有价值。这些人对我们是否被毁灭、被新的机器粉碎，而我们的后代变成可能有也可能没有意识的机器人这件事持不可知态度，甚至认为那不一定是坏事。

例如，罗斯·达索在《纽约时报》问彼得·蒂尔（Peter Thiel）“人类物种是否应当继续存在？”时，彼得·蒂尔结巴了 17 秒

再比如，山姆·奥特曼最近在印度的 AI 安全峰会上被问到：“运行这些数据中心需要消耗这么多能源，你怎么看？”他回答说：“你说的对，但培养一个人成长 20 年也需要大量能源和资源。

再比如，埃隆·马斯克不止一次表示怀疑我们是否处在一个模拟中，怀疑其他人是不是 NPC。而这种把地球上的其他人称为 NPC（非玩家角色）本身，就是一种对人的贬低

（如果是国内，我觉得最好的例子可能是三体读者，这些人可能觉得让数亿人从地球消失就像”二向箔“和”降维打击“一样”好玩“）

另一种动机则是厄普顿·辛克莱（Upton Sinclair）描述的心理，你无法让一个人的薪水依赖于“不去看见”这件事的人去质疑它。如果你的商业模式是卖乐观、卖希望、宣称一切都会很好，那么你就注定无法谈论风险。这种鼓励不诚实言论的激励机制是世界问题的根源

此外，一种更重要的动机是“如果我不先做就会被支配“的恐惧，即军备竞赛思维，AI 公司窃取知识产权却无视诉讼，是军备竞赛思维的表现。 AI 引发精神病态和青少年自杀，也是军备竞赛的表现。这是在争相攻破人类的依恋机制，让人们对 AI 产生依赖并分享最深的秘密。当出现大规模失业时，AI公司的想法就是“如果我不去做并去颠覆所有工作，我就会输给会这么做的人”，乃至国家之间的AI竞赛，背后都是军备竞赛思维

Tristan认为，人工智能时代我们实际上是在与博弈论进行对峙——人类面临的问题是：囚徒困境是否要成为我们做出选择时的唯一模型。

最近听了Sam Harris 对 Tristan Harris的一期关于AI的采访，这期采访很有价值，所以这几天一直在整理里面的内容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90irsXaKxZA

Tristan Harris曾经是谷歌工程师，在了解行业内幕后选择成为一名whistle blower，揭露社交媒体和科技公司用于让用户上瘾的心理基础和操控技巧，他在2020年推出的Netflix纪录片《智能社會：進退兩難》（英語：_The Social Dilemma_）引发了广泛的讨论。他同时也是Center for Humane Technology（人道科技中心）的联合创始人。最近他参与制作了一部新纪录片，叫做[The AI Doc: Or How I Became an Apocaloptimist (2026) IMDb](https://www.imdb.com/title/tt39150120/) 展示了人们AI的前景的看法，AI带来的一些令人担忧的趋势，以及值得乐观的积极面

在Tristan看来，当前人们对AI存在一种根本的误解，即未来是不确定的，你无法知道科技会怎样发展，因此与其担心科技的后果，不如尽可能加速其发展。

但事实并非如此，技术的应用，并非是某种“自上而来、无可改变”的力量，而是背后有真实的人在做选择和决策。社会朝什么样的方向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选择和决策背后的incentives（激励机制）是什么样的。

查理·芒格（沃伦·巴菲特的商业伙伴）有句名言，_if you show me the incentives, I'll show you the outcome._（“如果你把激励机制展示给我，我就能告诉你结果。”）

以社交媒体为例，社交媒体的激励机制是什么？

社交媒体的激励机制是争夺注意力和提高参与度。

而注意力持续时间缩短、短时视频盛行、内容愈发极端和惊世骇俗、年轻人的性商品化、政治的极端化，等等，便是这一套激励机制的逻辑产物，这一切在现实中都发生了。Tristan Harris 本人在社交媒体快速兴起的热潮（大约 2012、2013 年）期间就在谷歌任职，他是这一切的亲历者，他当时目睹的种种趋势也确实一一变成了现实。

因此，当你了解背后的激励机制后，或许无法预测每一个具体细节，但从整体方向上你可以看出事态的发展轮廓。

问题在于，我们沉迷并被新技术的“可能性”所诱惑，却不去审视激励机制和可能发生的后果。社交媒体的“可能性”看起来是好的——让每个人随时获取信息、与朋友连接，能产生有史以来最不孤独的一代、最开明的信息社会。但现实却完全相反。社交媒体系统并未以减少孤独或创造最有见识的社会为优化目标；它优化的是如何呈现下一个完美的帖子、视频或推文以让你不断刷屏——午夜孤独时无休止的“刷屏”。这就是我们今天所处世界的成因。

在Tristan看来 ，社交媒体就像一只“婴儿型 AI”，社交媒体对当代社会的影响，就好比是AI主导的社会的一种预演：如广泛的焦虑、抑郁；共同的现实认知基础被破坏（所谓的后真相时代）、政治的两极化；等等，这些在趋势在社交媒体时代已然明显，而AI则近一步加速了这个进程。

Tristan认为，面对 AI，我们有两种选择——一种是经历类似切尔诺贝利那样的灾难性事件，迫使我们被动收紧并改变；另一种是以足够清醒的智慧、辨识力和远见，预先看清趋势并主动建立防护措施，避免灾难发生。

当然，这部影片并非是单方向的，而是展现了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是非常担忧、悲观的观点；另一种则是非常乐观的论调，认为对AI的恐惧是不理性的。

首先是偏悲观的观点，Tristan认为，有一种很不好的做法就是给担忧AI技术的人贴标签，称其为“AI末日论者”（Doomers），因为它把一种不太健康的标签固化了，比如，关心核电站风险的人并不是“末世论者”，而是关心核电站安全、不希望发生熔毁事故的安全专家。

很多时候，关于AI好坏的讨论其实非常地抽象，我们总是再说，AI对人类未来如何如何，但这部影片的设定是，导演要生孩子了。所以他问了所有在AI行业工作的这些人：现在是生孩子的好时机吗？ 这其实把关于我们正走向何种未来的问题具象化了。因为抽象地讨论并不能打动人心。把话题放到我和我的孩子身上，这让关于人工智能的讨论有了落脚点——围绕人们最关心的事情，即他们的家庭。

在收到很多悲观的答案，被各种担忧冲击后，导演转而去访谈那些人工智能乐观主义者。片中有人物如Peter Diamandis， Guillaume Verdon等被称为科技加速主义者的人，他们认为我们最大的风险是进展不够快：想想那些因病无法治愈的患者，如果我们不让 AI 更快发展，就无法拯救这些生命。

对于科技加速主义者，Tristan的看法是，AI的好处和坏处存在一种不对称性：好处并不能避免坏处。坏处可能会破坏能够支撑这些好处的世界。

例如，再好的抗癌药也不能阻止一种被设计用来毁灭人类的新型生物病原体；而能毁灭人类的病原体又会摧毁一个让抗癌药有意义的世界。人工智能带来 10% 或 15% 的 GDP 增长——因为它在自动化所有科学、所有技术发展、所有军事发展，带来物质充足——听起来很棒。但如果同样的人工智能也能产生足以瘫痪整个金融系统的网络武器，那哪件事更重要？是那 15% 的 GDP 增长，还是那个可能连货币和 GDP 基础都被破坏的东西？

这点非常重要，可是影片并没有真正提出这一点，这是Tristan感到比较遗憾的地方。

这里我联想到了《商君列传》中商鞅和反对变法的大臣的辩论，其中杜挚有这样一句话：

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无过，循礼无邪。

如果没有百倍的利益，不要改变法度；如果没有十倍的功效，不要更换使用的工具。

这句话在国内的教育中经常被当成因袭守旧的反面典型，但是我认为这句话才代表真正的智慧。因为商鞅变法式的进步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变法使普通人沦为国家的工具，国家本身成为一个监狱，即便貌似从中变法中获益的君主和商鞅本人，在长期来看也自食其果，这种毁灭社会底线的社会工程学没有赢家。而杜挚这句话背后的原则，反而是一个理性的社会应有的自我防卫机制。一个在技术，经济，力量上相对落后，但能够理智，审慎地调节选择自身发展路线和速度的社会，比一个看上去很先进强大，但无法控制自身方向，仿佛被一只脱缰的野马拽着奔跑的社会，更能实现长治久安。

@shqm2 这里的进步我觉得是贬义词，因为它预设了社会存在一个目的，一个终点，一个理想形式，而个体则成为了实现目的的代价

@shqm2 内容转载自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3LKudJ0QxU

许多人认为法西斯主义是反动、右翼的、倒退的的。你会听到他们鼓吹“回到过去”这样的观点。即我们要回到黄金时代，重建黄金时代。比如你会看到有人主张，要回到1650年，回到我们需要的那个时代。

但这是对法西斯主义的误解。

法西斯主义是进步的，而不是倒退的。更准确地说，它通过倒退的手段实现进步

这听起来很奇怪，但如果你听过我关于共产主义的讨论，就会知道它正好相反。共产主义是通过进步的手段实现倒退。共产主义想把人带回到他们的原始状态、堕落之前的状态——未受玷污的社会主义者的状态。

他们想把人带回到过去的样子，也就是我们曾经是共同体生活的，人们共享一切。没有私有财产的概念。

而“把人带回过去”的方式，却是通过进步，或者说“扬弃”：我们不会抹去历史的进步。我们不会抹去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及所有其他阶段的发展。我们会保留所有这些并向前推进。

实际上这是在倒退，把我们带回到原始的社会主义状态，他们认为那才是我们真实的人性。

这是“通过进步的手段实现倒退”。

法西斯主义恰恰相反：它是“通过倒退的手段实现进步”。

它神化过去的黄金时代，把历史当成神话来讲。

“哦，一切都那么美好，一切都那么完美。” 过去并非所有事都像神话中那样伟大、宏大与光辉，但他们把它神话化了。

希特勒非常善于创造这种日耳曼雅利安、北欧雅利安的神话，这种思潮可以追溯到公元800年甚至更早。在“积极基督教”运动中，耶稣就在某种程度被视为一个雅利安人，流入中东，与拉比、法利赛人、撒都该人对峙，并把他们置于应有的位置。总之，核心在于，希特勒他们先构建了一个神话化的历史德国，再将其投射到未来。

如果我们看‘fascism’这个词的字面含义。它来自拉丁文 Fasces，意思是束、捆。指的是捆在一起的一把木棍。通常的描绘或刻画是：一把斧头，其手柄本来很单薄，于是把其他几根棍子绑在周围、捆缚起来，象征着把人们捆绑在一起，使手柄变得粗大结实，不容易折断

一捆木棍，外面插着斧头。既有那种残暴、好战的意象，但同时又有一捆木棍，象征着那个民族、那个民族群体的理想完成形态。

法西斯主义把民族看成什么？对纳粹来说，民族就是是“血与土”。“血”指的是通过血缘相关联的人民，纳粹称之为种族；“土”指的是这些人在他们所居住的土地生活，使他们变得强健。希特勒认为，在更恶劣的环境中生活会使人更坚强、更顽强。自然环境，包括土壤中矿物对你食物的影响，以及在冬季条件下与土地劳作所带来的力量，塑造了你的性格。它使你的民族变得刚强，淘汰掉较弱的个体。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确实谈到这一点：自然淘汰较弱的要素，因此越是处于艰苦环境的民族越是顽强。

但是“血与土”本身并不是法西斯主义的目的，正如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所说，只所以把人们绑在一起，是为了推动人类进入下一个阶段。

这是一个进步的目标。他们认为，只要我们团结起来，人类可以变得更为卓越。

注意，共产主义者并不真的宣称人类可以变得更好；他们说的是要回到我们真实的本性，只是在更高的发展水平上回归本性。

法西斯主义者则有着完全不同的想法。他们会说：“很久以前我们是正确的，但我们已经偏离了道路，我们被污染、被弄污了。现在我们偏离了轨道，而我们的目标是走向一个辉煌的未来。”不仅仅是一个略微更好的未来，而是要推进人类和人类文明的进化，甚至是人们的躯体的进化。

尤其以希特勒领导下的国家社会主义为例，其目标实际上是培育并完善真正的德国雅利安人，使其成为“超人”（Übermensch），在战场上不可被击败，能经受任何考验，并能在文化、军事、科技等方面推动德国向前发展。

在纳粹的理想中，全人类被绑在一起，得到“完善”，形成一个理想化的国家，并向前冲锋，进入发展下一个阶段。

这是一个真正的进步主义想法。由于他们认为进化必须遵循自然界的优胜劣汰法则，因此就产生了优生学。种族竞争的观念也源自这种思维。无数例子在文献中都很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所以，人类要团结起来为了什么？为了推进进化。他们认为自己是人类中最优秀的代表，因此要成为未来人类的繁殖种群。

这对墨索里尼领导下的意大利法西斯也是适用的。法西斯纲领的目标正是使其成为法西斯主义的关键，而不是单纯的权威统治或军事独裁。世上有许多右派专制者和军事独裁者，他们是专制者，但未必是极权主义者。将法西斯与右派威权独裁者区分开的，是前者希望利用该项目将人类推进到他们自认为理解的终点。在法西斯叙事中，这个终点以民族是谁以及该民族在世界上能够达到的最大成就来书写——即他们作为一个民族的身份。正如前述，最优良的繁殖群体将造就未来最优秀的人类，届时人类将在艺术、工程、技术、征服与生命体验层面达到新的高度。他们通过这一工程将成为超人。

我希望大家能理解这一点。

法西斯主义是一个非常进步的工程。

当我们开始讨论“法西斯是左还是右”时，所用的“左”“右”这类词并不适用。左与右无法涵盖我们在谈论这些极权性、理念主义意识形态（如法西斯主义甚至共产主义）时所涉及的范围。

正如我说过，共产主义是“通过进步的手段实现倒退”，但我们称其为左派，确实是左的。那么法西斯呢？它是社会主义的、社群主义的、实质上是集体主义的，并且具有鲜明的进步性愿景，为了推行这一愿景可以冷酷无情。从某种角度看它是左的，唯一不同的是它通过回溯到一种以神化的过去为根基的伪传统生活观来实现这一点；与此同时，这种观念高度等级化，把来自过去的责任（对过去的一种“义务”）延续到当代并传给未来世代，而这些要素在表面上看属于保守与右翼的价值观。

因此法西斯主义并不完全适合左右范式，就像共产主义也并非完全适合左右范式。一个能帮助理解的模型是“锤子模型”：把锤子的头放在左边，柄朝右伸出；当你把两端极端化，锤头两侧的可以分别代表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在某个轴上它们一左一右，但在另一个维度上又位置不同。换个比喻，侧放的“T”字形，横梁的两端（从端面看）可以分别是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它们在不同维度上呈现左右之别。

总之，法西斯主义是一个极端的进步主义工程，而进步则通过基于国家认同的集体主义实现，这就是为什么我愿称之为“觉醒民族主义”（woke nationalism），并将在后续继续展开这个概念。希望这能稍微澄清你对法西斯主义的认识。这并非最正统的观点，也不是学术界常见的说法，而是基于我对这些思想流派的大量阅读；但在我看来，法西斯主义实际上比共产主义更为“进步”。左与右你可以随意称呼，我无所谓。

“我们变得太文明了，没办法理解明显的真相。真相其实非常简单。为了生存你总是得打仗，而打仗你就得弄脏自己的双手。战争是邪恶的，但它通常是为避免大恶而不得不选择的小恶。拿起利剑的人终将死于利剑之下，而那些不拿起利剑的人终将死于臭烘烘的疾病。这些陈词滥调都值得写下来，表明食利资本主义在这些年来对我们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 ——回首西班牙战争

奥威尔的另一些文章涉及了民主社会本身的缺陷

民主社会的缺陷之一，在于安全和稳定的生活，让人对现实的残酷缺乏认知，对于战争产生非常幼稚的理解

其中有一篇文章写于二战盟军对后期，大概的背景是，德国节节败退，本土也受到轰炸，于是，有一位叫做薇拉·布里顿女士，写了一本小册子，对于盟军的无差别或“毁灭性”轰炸展开了抨击，而奥威尔的这篇文章就是对此的回应。

这篇文章虽然写于二战，但是其谈论的问题，即战争期间的平民伤亡，在当代也依然是争议的重点。这一点在以色列-加沙战争期间，以及当前的伊朗战争期间尤为明显。

实际上，24年左右，彼时我在网上接触到到存在大量关于以军伤害加沙平民的义愤填膺和道德表演时，我就联想到我之前读的奥威尔的这篇文章。事实上，关于现代战争的规则只能限制君子限制不了小人，以及民主社会伤亡承受能力低，导致劣币驱逐良币，使得专制政权获得优势这一点，有不少人提出过，但是关于这一点。我没有见过比奥威尔说得更坦诚，现实，和深刻的。他直接对“杀害平民比杀害士兵要糟糕”，以及“杀害女人就要比杀害男人更加糟糕” 这两个前提提出了质疑，并指出：“一边接受战争是一种手段，与此同时又希望逃避战争更为明显的残忍特征所带来的责任，这是很让人不齿的事情。和平主义是站得住脚的立场，前提是你愿意承担后果。”以及 “我烦透了轰炸。但我反对的是接受以武力为手段，却叫嚷着反对这个武器、反对那个武器的伪善，或谴责战争却想维护使得战争变得无可避免的社会体制的惺惺作态。”

以下是奥威尔这篇文章的原文：

随意集·二十五

1944年5月19日

薇拉·布里顿小姐的宣传册《混沌的种子》对无差别或“毁灭性”轰炸发起了雄辩的抨击。她写道：“在英国皇家空军的狂轰滥炸下，数以千计无辜又无助的德国人民、意大利人民和德占区城市的居民遭受了痛苦万状的死伤，堪比中世纪最难以忍受的折磨。”许多著名的实施轰炸的人物，如佛朗哥将军和富勒少将，都被引用以支持她的论述。但是，布里顿小姐并不是站在和平主义者的立场。显然，她很渴望赢得这场战争。她只是希望我们坚持“合法”形式的战争，放弃轰炸平民，她担心这会抹黑我们在后代子孙心目中的形象。她的这本宣传册是由轰炸限制委员会发行的，这个机构还发行了书名相似的其它宣传册。

现在任何理智的人在看待轰炸或任何其它战争行为时都只会感到厌恶。另一方面，没有哪个体面的人会在乎子孙后代的看法。一边接受战争是一种手段，与此同时又希望逃避战争更为明显的残忍特征所带来的责任，这是很让人不齿的事情。和平主义是站得住脚的立场，前提是你愿意承担后果。但所有“限制”或“人性化”战争的言论都是一派胡言，依赖的是普通人从来不会劳心费神去思考口号。

在这里所用的口号是“杀害平民”、“屠杀妇孺”和“毁灭我们的文化遗产”。它故意假定轰炸要比地面战争所造成的伤害更大。

当你仔细思考一番后，你会想到的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杀害平民比杀害士兵要糟糕一些？显然，在可以避免的情况下，你绝对不能杀害儿童，但只有在宣传册中才会出现每颗炸弹都落在学校或孤儿院上。每颗炸弹都会杀死不同群体的人口，但其比例并不具有代表性，因为孩子和怀孕的母亲总是第一批撤离的人，而有的年轻人则会参军。或许被炸的死难者中有不合比例的一大部分人是中年人。（直到目前，德国的炸弹炸死了英国六七千名儿童。我相信这个数字少于同期因交通事故而死的人数。）另一方面，“正常”或“合法”的战争则将年轻的男性人口中最健康最勇敢的精英挑选出来，然后加以屠杀。每一艘德国潜艇沉到海底就约有五十位健壮聪明的年轻男子被活活闷死。但听到“轰炸平民”这几个字就举起双手的人会满意地念叨着像“我们正赢得大西洋的战斗”这样的话。天知道我们对德国和被其占领的国家发起的大空袭已经致死了多少人，还将会死多少人，但你可以很肯定这个数字绝对比不上俄国前线已经发生的屠杀。

在目前的历史阶段，战争是无法避免的，既然它必须发生，在我看来，除了年轻男子之外，其他人也会被杀不见得就是坏事。我在1937年写道：“有时候当我想到飞机正在改变战争的情形，心里会觉得很宽慰。当下一场世界大战来临时，我们或许将看到史无前例的情景：一个身上有弹孔的沙文主义者。我们还没有见过这一情景（这或许是一个自相矛盾的说法），但不管怎样，这场战争的苦难已经比上一场战争更平均地分摊开来。平民可以置身战争之外，这个让战争成为可能的条件之一已经受到了撼动。与布里顿小姐不一样，我并不为此感到遗憾。我不觉得战争只局限于屠杀那些年轻人就是‘人性化的’，而那些老头子也被杀就是‘野蛮的’。”

至于“限制”战争的国际协议，当违反协议能够带来利益时，它们从来不会得到遵守。早在上一场战争之前，各国就已经同意不使用毒气，但结果它们还是照用不误。这一次它们停用了毒气，只是因为毒气在运动战中没有什么效果，而用于对付平民肯定会引起同样的报复。对于那些不会反击的敌人如阿比西尼亚人，毒气立刻就被使用了。战争的本质就是野蛮残暴的，承认这一点会比较好。如果我们认为自己就是野蛮人，那我们或许就会作出改善，至少这是可以想象得到的。

随意集·二十五

1944年5月19日

我收到了几封来信，其中有几封语气非常愤慨，斥责我对薇拉·布里顿小姐的反轰炸政治宣传手册的评论。有两点似乎需要进行更深入的探讨。

首先是那番正变得像是家常便饭的指责，说“事情是我们挑起的”，即英国是第一个对平民进行系统性轰炸的国家。我几乎无法理解任何对过去十几年来的历史有所了解的人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这场战争的始作俑者——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是在递交宣战的几小时之前——是德国轰炸华沙。德国人对这座城市进行了狂轰滥炸，火力如此猛烈，根据波兰人所说，有700场大火在同一时间燃起。他们拍摄了一部华沙毁灭的电影，起名为《火的洗礼》，发往全世界，目的是震慑中立国家。

这件事的前几年，希特勒派遣秃鹰军团到西班牙对西班牙城市逐一进行轰炸。1938年对巴塞罗那的“沉默轰炸”在几天内杀害了数千人。在此之前，意大利对毫无防备的阿比西尼亚人进行轰炸，并夸耀他们的肆虐是非常有趣的事情。布鲁诺·墨索里尼在新闻报道中将那些被炸的阿比西尼亚人形容为“宛如绽放的玫瑰”，据他所说，那是“最美妙的事物”。而日本人从1931年来就一直在轰炸人口稠密的中国城市，自1937年以来更是变本加厉，这些城市甚至连空袭警报措施都没有，更别说任何防空炮或战斗机了。

我并不是在争辩说“错上加错就是对的”，也不是在说英国的记录就好到哪里去。从1920年起，在几场“小规模战争”中，英国皇家空军往没有能力反击的阿富汗人、印度人和阿拉伯人头上投过炸弹。但要说以制造恐慌为目的对人口稠密的都市地区实施大规模轰炸的始作俑者是英国人却是有悖事实的。这种行径是法西斯国家挑起的，只要空袭战对他们有利，他们就会公然而清楚地说出自己的目标。

另一件需要探讨的事情是鹦鹉学舌般的“杀害妇孺”的呼喊。这一点在前面我已经指出过，但显然需要再次强调，杀害什么人都有的群体或许要比只杀害年轻男子要好一些。如果德国人刊登的数字属实的话，我们已经通过空袭杀害了120万平民，这一人命的损失对德国民族的伤害或许比不上在俄国前线或非洲和意大利前线的损失。

任何进行战争的国家都会尽力保护它的儿童，在空袭中遇难的儿童的数字或许与他们在总人口中的百分比不成比例。女人无法像儿童那样受到同等程度的保护，但如果你能接受杀戮，那么反对杀害妇女的抗议就只是在无病呻吟。为什么杀害女人就要比杀害男人更加糟糕？通常会提出的理由是杀害女人就是在杀害哺育孩子的人，而男人是多余的。但这是建立在人类可以像动物那样进行繁衍的观念之上的谬误。在这个想法背后的理念是由于一个男人能够让很多女人怀孕，就像一头得奖的公羊能让数千头母羊怀孕一样，因此男性生命的损失并不是那么重要。但是，人类不是牲畜。当战争的屠杀使得女人的数量过剩时，大部分这些女人并没有养育孩子。男性的生命在生物学的意义上几乎和女性的生命一样重要。

在上一场战争中，大英帝国丧失了将近100万男子，其中有四分之三来自英伦诸岛。大部分人都在三十岁以下。如果那些年轻人只生一个孩子，我们现在本来应该会多出75万年龄在二十岁左右的人口。法国遭受的损失要惨重得多，它还没有从上次战争的屠戮中恢复过来，英国是否完全恢复也尚未可知。我们还没办法计算当前这场战争的伤亡数字，但上一场战争杀害了1 000万到1 200万的青年男子。要是它和下一场战争一样用的是飞弹、火箭和其它远程武器，男女、老少、健康人与病人一律通杀，或许它对欧洲文明的破坏还会轻一些。

与我收到的一些来信所认为的恰恰相反，我对空袭并不抱以热情，无论是我们发起的还是敌人发起的。和这个国家的许多人一样，我烦透了轰炸。但我反对的是接受以武力为手段，却叫嚷着反对这个武器、反对那个武器的伪善，或谴责战争却想维护使得战争变得无可避免的社会体制的惺惺作态。

奥威尔的essay中，有一个重要却很少被提及的主题，就是和平主义&反战主义。即"War is when the young and stupid are tricked by the old and bitter into killing each other."的这样一种态度。这种把一切战争都视为谎言，没有任何战争是正义的观点颇为盛行，但是并未受到充分的审视。不论是上世纪的越战，还是这个世纪的伊拉克战争，或是最近几年的俄乌，以色列-哈马斯，以及美国针对委内瑞拉和伊朗的军事行动，都有这样一群看上去声势浩大，音量很高的人，或是属于“反战左派”，或是属于Tucker Carlson，Megyn Kelly，Candace Owens这样的右翼圈子，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指责西方，同时为普京，哈马斯，或者伊朗革命卫队站台。

读奥威尔essay的过程中，我意识到，这是一个历史悠久的老问题，在民主国家内部中，对民主制度极尽苛责却洗白真正的邪恶政权并不是越战和嬉皮士运动以后才出现的一个新现象，而是早已有之。这些essay主要写在二战期间，因此当时的和平主义运动的对象主要就是针对纳粹德国。理论上来说，一种把和平主义视为一种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坚持的原则的立场是可以成立的，但是正如当代的反战主义者把哈马斯，革命卫队描述成正义斗士，把普京描述成“受到北约东扩的欺负因此不得不回击”一样。反战运动，尤其是民主国家内的反战运动通常对沦为对本国的苛责和对敌方行为的合理化。在二战期间，这种合理化就体现为将希特勒和法西斯主义描述一个合理的，好商量的，受到污蔑的运动，并非基于意识形态狂热而是基于德国对凡尔赛条约的合理不满。

例如，在随意集·三十七中，奥威尔写道：

> 这种以平民为人质实施进攻的事情是战争宣传史中非常爱用的一个老招数。1914年时德国人被指控使用这一手段，到了1940年这一指控再次出现。但如果指控针对的是德国人，雷诺兹先生会不会相信呢？我表示非常怀疑。他会立刻斥之为“捏造出来的暴行故事”，而它的确是捏造出来的。碰巧的是，他所引述的权威媒体《新闻纪实报》上周从诺曼底前线报道了另一桩历史悠久的暴行——将女人浇上汽油，然后点火。（这是过去三十年来的战争中经常使用的宣传手段。那些女人最好是修女。《新闻纪实报》说她们是女教师，或许是仅次于修女的报道材料。）我很肯定雷诺兹先生也会拒绝相信那则报道。**只有当这些故事是关于己方时，在一个抵制战争的人的眼中，它们才会是真的或值得相信的；就像对于毕灵普分子来说，当故事是针对敌人的时候它们才会是真的或值得相信的。**

> 我怀疑抵制战争的人的态度并不见得比毕灵普分子的态度更优越，大体上我甚至觉得它们并没有什么不同。近年来，许多和平主义者和抵制战争的人都很肯定地告诉我所有关于纳粹分子暴行的故事——集中营、毒气车、橡胶警棍、蓖麻油和其它种种——都只是英国政府散布的谎言。如果它们不是谎言，那我们自己也在做出同样的事情。所有关于敌人的报道都是“战争宣传”，而正如我们从1914年至1918年的经历中所了解到的，战争宣传都是靠不住的。

> 有时候怀疑会变成轻信。一位年轻的和平主义者写信告诉我，“贝德福德公爵知道——我可以向你保证这是真实的——希特勒是个好人，他希望能和他进行会谈，让他改邪归正。”我告诉他恰恰相反，希特勒不是一个好人，有大量的证据可以证实这一点。当然，我不知道关于贝德福德公爵的事情是否属实。但如果属实的话，那我认为他的看法与任何一个肥头大耳的《每日电讯报》读者的看法没有什么不同，他们一边抨击V型飞弹，一边却对数百万印度人饿死毫不关心。

在《狮子与独角兽：社会主义与英国人的聪明才智》中，奥威尔则写道

> 在当前这场战争中，我们身处奇怪的境地。在战争开始之前我们就进行了大量的“暴行宣传”，而且大部分工作是左翼人士做的，通常那些人都自诩正直。在同一时期，右翼分子，1914年至1918年的暴行传播者，观望着纳粹德国，拒绝看到它的邪恶。接着，战争一爆发，那些昨天还支持纳粹的人重复起了那些骇人听闻的暴行故事，而反法西斯人士却突然间发现自己在怀疑盖世太保是否真的存在。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并不只是苏德条约的签订。一部分原因是，在战前左翼人士误以为英国与德国绝不会打仗，因此同时反对德国和反对英国。另一部分原因是官方的政治宣传的伪善和自命正义实在令人讨厌，总是让有思想的人去同情敌人。我们为1914年至1917年的系统性撒谎所付出的一部分代价就是后来出现了那种夸张的支持德国人的反应。从1918年到1933年，在左翼圈子里，哪怕你只是说德国应该为战争承担起一小部分责任，你也会被斥责。在那段时间我所听到的对凡尔赛条约的谴责中，我想我从来没有听到过有人提出这个问题：“要是德国胜利了会怎么样？”更别说对这个问题进行讨论。暴行也是一样。出自敌人之口的话，就是真相也变成不是真相。最近我注意到，那些相信1937年日本人在南京犯下种种骇人听闻的罪行的人不愿意相信1942年的香港发生了同样的惨剧。他们甚至倾向于认为，回首前尘旧事，南京的种种惨剧都不是真的，因为现在英国政府对它们表示关注。

> 但不幸的是，关于暴行的真相要比谎言和宣传中所描述的情况糟糕得多。而真相是，它们的的确确发生了。有一个事实总是被当作怀疑论的证据，那就是同样的骇人听闻的故事总是在一场接一场的战争中反复出现，但这一点反倒更让人相信这些故事是真实的。显然，它们是广泛传播的幻想，而战争提供了一个将它们付诸实施的机会。而且，虽然已经不再流行这么说了，但被称为“白军”的一方总是比“红军”一方犯下更卑劣的暴行。例如，日本人在中国的所作所为就没有什么疑点。关于过去十年来法西斯在欧洲所做出的罄竹难书的暴行也没有什么值得怀疑的。证据有很多，而且相当一部分来自于德国的媒体和电台。这些事情真的发生了，每个人都看在眼里。即使说它们发生过的人是哈利法克斯勋爵，它们也真的发生过。在中国各个城市发生的强奸和屠杀，在盖世太保的地窖里发生的严刑拷打，年迈的犹太人教授被扔进化粪池，用机关枪沿着西班牙的道路对难民进行扫射——这些事情确实发生了，即使时隔五年后《每日电讯报》突然间旧事重提也无法改变它们确实发生过的事实。

在随意集·二十二中，奥威尔描述了他的一次经历：

1940年，在壮观的高射炮阵朝伦敦上空开火的那天晚上，我在皮卡迪利广场，刚好大炮开火，我逃到皇家咖啡厅躲起来。人群里有一个样貌堂堂、衣着入时、年约二十五岁的年轻人正拿着一份《和平新闻报》到处烦人，想引起旁边桌子每个人的注意。我和他搭话，对话的内容大概是这样的：

年轻人：“我告诉你吧，到圣诞节的时候事情就会结束。届时一定会达成妥协和平。我对萨缪尔·霍尔爵士很有信心。跟那群人在一起很掉价，这个我承认，但霍尔是我们自己人。只要霍尔在马德里，就有达成妥协的希望。”

奥威尔：“那他们为抵御侵略所做的所有这些准备工作呢？——他们到处修筑的方形工事呢？地方抵抗志愿军呢？”

年轻人：“噢，那些只是表示当德国人杀到这里时他们准备好镇压工人阶级。我想他们当中有些人傻兮兮地试图进行抵抗，但丘吉尔和德国人很快就会把他们解决掉的。别担心，事情很快就会结束的。”

奥威尔：“你真的愿意看到你的孩子长大后成为纳粹分子？”

年轻人：“一派胡言！你不是以为德国人准备在这个国家宣扬法西斯主义吧？他们可不想培养一个尚武的民族和他们作对。他们的目的是将我们变成奴隶。他们将鼓励每一场他们能插手的和平主义运动。这就是为什么我是一个和平主义者。他们会扶植像我这样的人。”

奥威尔：“把像我这样的人枪毙？”

年轻人：“那可真是太糟糕了。”

奥威尔：“但是，为什么你这么渴望活下去呢？”

年轻人：“那样的话我就可以进行我的工作，当然。”

在对话里我了解到那个年轻人是个画家——我不知道他的水平怎么样，但不管怎样，他对艺术怀有诚恳的追求，愿意为了追求艺术事业而面对贫穷。作为一名画家，在德国占领下他可能要比一个作家或记者活得好一些。但不管怎样，他所说的话里蕴含着一个非常危险的谬误，现在广泛传播于各个极权主义还没有实现的国家。

这个谬误就是相信在一个独裁的政府统治下你能保持内心的自由。如今这种或那种形式的极权主义在世界上的各个地方明显正尘嚣日上，有不少人以这么一个想法安慰自己。在街道上高音喇叭在大鸣大放，屋顶飘扬着旗帜，警察别着冲锋枪大摇大摆地走来走去，四英尺宽的领袖的脸庞从每面围墙上盯着你，但在各个阁楼里，专制政权的秘密敌人可以自由地写下他们的思想——他们或多或少就是这么想的。许多人以为这种事情现在就在德国和其它独裁国家发生。

为什么这个想法是错误的？我想说的事实是，现代的独裁制度不会像旧的专制体制那样留下空子。而且由于极权主义的教育方式，对于思想自由的渴望或许也会被磨灭。最大的错误是将人类想象成自治的个体。那种在专制统治下你应该从秘密的自由中得到快乐其实是一派胡言，因为你的思想从来都不完全是你自己的。哲学家、作家、艺术家甚至科学家不仅需要听众，他们还需要来自其他人不停的激励。没有谈话交流就几乎不可能进行思考。如果笛福真的在荒岛上生活过，他是写不出《鲁滨孙漂流记》的，他也不会有写书的想法。言论自由一被剥夺，创造力就将枯涸。如果德国人真的来到英国，我在皇家咖啡厅结识的那位画家很快就会发现他的画作水平下降了，即使盖世太保没有找他的麻烦。当欧洲的封锁结束时，我相信让我们大为吃惊的一件事会是，我们将发现，在独裁统治下有价值的作品——甚至包括像日记之类的东西——将会如此稀少。

我认为奥威尔在这里触及了一个比较深层次的东西，即驱动着和平主义和反战运动的深层动机是什么，很可能并不是"因为不愿看到无辜的人无意义地死去"，而是基于对现行社会的不满，因为讨厌自己当前的社会或者政府，因此它做出的一切努力都应该被嘲讽，贬低，阻挠，因为如果现行社会被它的敌人摧毁了，也许在废墟上会建成一个更理想的社会。从这个角度，你可以理解Tucker Carlson为什么为普京制作了一期节目，极尽讨好奉迎之能，为什么宣称Hamas is a political organization, just like the labour party，为什么他会说美军之所以盯上马杜罗，是因为马杜罗反对gay marriage。因为不论是woke left 还是 woke right，驱动着这些人的，都是对现有制度的不满，或是认为其代表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压迫，或是认为其代表自由主义的堕落和“犹太人的操控” 。

或许这一切有着更广泛的社会心理基础，如我之前读国的一篇文章《富家子弟的反叛（revolt of the rich kids）》提到的那样，这是一种对向下流动的恐惧：

> 本质上，你父母越富裕，你要复制那种财富水平就越困难。如果你有高成就、有抱负、成功的父母，你在那种舒适和富足中长大，伴随而来的是社会期望——你想要做得和父母一样好或更好。这也可以视为“美国梦”的一种定义：比父母过得更好。但对很多这些年轻人来说，他们觉得自己做不到。当你看向关于向下流动的研究数据，确实存在这样的流动性：在美国最富有的五分之一家庭中，大约有 10% 出生在该层的孩子会在中年时滑落到最底层五分之一。所以确实存在一定程度的流动性。统计上讲，如果你出生在最富有群体，概率上你会留在那里，但仍有约 10% 的人可能彻底滑落到底层。

> 因此，很多出生于富裕家庭的年轻人，会愤怒地觉得自己的生活没有朝期望方向发展，觉得可能无法过上与父母相同的生活，感觉某种意义上他们的出身特权被剥夺了。这种情绪会以激进政治的形式表达出来，正如彼得·图尔钦（Peter Turchin）所称的“精英内部冲突”（intra-elite conflict）。图尔钦的观点是，当社会有过多的精英与精英追逐者（aspirants）时，会涌现大量受过高等教育、高资历、高抱负的年轻人，但精英位置有限——精英公司、主流媒体、政治、学术和商业中的席位是有限的。竞争这些位置的人越来越多，会滋生被排挤者的怨恨，觉得系统本身不公平，因为他们没有拿到那些梦寐以求的位置。我认为这正是我在“富家子弟的反叛”里描述的人群：那些害怕下滑一梯的人，害怕沦落到比出生时更低的阶层，因此愿意支持像曼达尼这样的人，试图以某种方式颠覆体制或惩罚那些他们认为比自己更胜一筹的人。

此外，关于和平主义的另一种生成动机，奥威尔认为和平主义暗含着力量崇拜。

比如，在“和平主义与战争”一文中，奥威尔写道

> 虽然我对和平主义的“理论”并不是很感兴趣，但我感兴趣的是和平主义者一开始声称对暴力充满恐惧，而到后来明显被纳粹主义的成功和力量所深深吸引的心理变化过程。即使是那些不承认被纳粹吸引的和平主义者也开始宣称纳粹的胜利本身是值得期盼的。在你们寄给我的信件中，康福特先生认为一个敌占区的艺术家应该“对他看到的邪恶现象进行抗议”，但他认为这最好通过“暂时接受现状”而实现。而就在几个星期前，他希望纳粹获得胜利，因为它将对艺术起到激励作用：

> 在我看来，只有军事上的彻底失败才能有机会重新建立文学和普通人的共同信心。你可以想象，灾难越大，越能让人突然意识到想象力在一连串地起作用，越能马上促成诗歌的宣泄，从孤立地将战争视为灾难的诠释，到认清人类想象中的悲剧和实际的悲剧。当我们看到法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在战争年间的文学作品时，我很肯定那就是我们心目中的作品。（致《地平线》的一封信）

> 我不会去理会那种相信文学生活仍在波兰继续进行的受金钱所庇护的无知，我只是想说，像这样的话只是证明了我所说的英国和平主义者将成为积极的亲法西斯派这番话的正确性。但我并不是特别反感这一点。我所反感的是那些客观上和在某种程度上亲法西斯的知识分子的怯懦，他们不敢说出来，而且躲在“我和别人一样反对法西斯，但是……”这样一番托词的背后。结果就是，所谓的和平宣传和战争宣传都是令人恶心的谎言。和战争宣传一样，它专注于给出“理由”，混淆对手的观点和避免尴尬的问题。

而导致力量崇拜的，是一种精神上的空虚，同样在《狮子与独角兽：社会主义与英国人的聪明才智》中，奥威尔写道

> 到明年的某个时候，左翼知识分子很有可能会做出亲希特勒的反应。现在已经有这种情况的前兆了。希特勒的正面成就对这些空虚的人很有吸引力，至于那些有和平主义倾向的人，他迎合了他们的受虐倾向。你一早就大致知道他们会说些什么。他们先会拒绝承认英国的资本主义体制正在演变，或者说打败希特勒只会是英国和美国的百万富翁的胜利。然后，以这一点为出发点，他们会争辩说，说到底民主和极权体制“其实没什么两样”或“好不到哪里去”。英国并没有多少言论自由可言，因此，它的自由并不比德国更多。领取救济金是骇人听闻的经历，因此盖世太保的刑讯室也就坏不到哪儿去。大体上，天下乌鸦一般黑，不用五十步笑百步。

在许多和平主义者的理论中，“公愤”，和“道德力量”，是比战争更有利的武器。甘地的非暴力运动可以算在列。奥威尔对甘地整体是比较正面的态度，但是也指出，“公愤”这件武器，只有在面对英国这种比较开明的对手时能起到一定作用

还是在“和平主义与战争”一文中，他写道

> 我对作为一种“道德现象”的和平主义不感兴趣。如果萨维奇先生和其他人以为一个人可以躺着就“征服”德国人，那就由得他们幻想好了，但也要让他们时不时想一想这是不是在安全、钱多和无知的情况下所产生的不切实际的幻想。比方说，作为一个前印度公务员，当我听说甘地是非暴力主义的成功范例时，我总是会放声大笑。二十年前，在驻印度的英国官员的圈子里，甘地就被轻蔑地认为是英国政府非常有用的工具。如果日本人杀到印度，他也会被日本人利用。专制政府能抵挡“道德力量”直到地老天荒。他们害怕的是武力。

甘地死后，奥威尔也专门写过一篇《对甘地的反思》，这篇文章虽然对甘地有不少赞美，但也指出了他的运动的现实问题。如：

> 我们有理由认为，生于1869年的甘地并不明白极权主义的本质，以他与英国政府的斗争经验看待一切。这里重要的一点是，英国对他很宽容，让他总是能够引起公众的注意。从上面所引用的他的话里可以看到，他相信“引起世界的公愤”这件武器，但这只有在世界有机会听说你的遭遇的情况下才会发生。很难想象甘地的策略在一个政府的反对者会在半夜里消失并从此销声匿迹的国家里会收到成效。没有出版自由和集会自由，不仅根本没有可能向外界舆论求助，就连举行群众运动，甚至让你的意图为敌人所了解也都是不可能的事情。现在俄国有甘地式的人物吗？就算有的话，他能做出什么事情吗？只有在所有的人刚好同时看到一个相同的理念时，俄国人民才可能进行非暴力抵抗。而即使是这样，从乌克兰大饥荒的历史判断，那也只会无济于事。但就算非暴力抵抗政策在反对本国政府或反对殖民势力时是行之有效的策略，即使是这样，你怎么能将它在国际层面推行呢？甘地对二战的许多自相矛盾的言论似乎表明他感受到了这件事的难度。和平主义被应用到外交政策上不是变味了就是沦为绥靖主义。

奥威尔认为，甘地是为数不多真诚地敢于直面和平主义的问题，而不是把其做为道德标榜的工具的和平主义者。但是显然甘地也无法给出一个合理的回答。但被问道“犹太人在面对纳粹的种族灭绝时是不是应该拒绝暴力反抗”的时候，甘地的观点是，德国犹太人应该集体自杀，这将会引起“世界和德国人民对希特勒暴行的公愤”。这个问题的本质就是“如果你没有准备好取别人的性命，那你就必须准备好别人来取你的性命。”

> 但是，甘地的和平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和他的其它教诲分开。它的动机来自宗教，但他声称这也是一种切实的方法和手段，能实现他心目中的政治目标。甘地的态度与大部分西方的和平主义者并不一样。“不合作主义”最初是在南非形成的，是一种非暴力的抗争，以不伤害敌人和不引起仇恨的方式战胜他们。它包括诸如非暴力抵抗、罢工、在火车前面卧轨、忍受警察的殴打而不是一跑了之、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等行为。甘地反对将“不合作主义”翻译成“消极抵抗”。在古吉拉特语中，这个词似乎是“坚守真理”的意思。甘地早年曾在布尔战争中担任英军的担架员，一战时他准备好重拾这个旧行当。即使在他完全摒弃暴力之后，他仍诚实地承认选择某一个阵营是必需的。他没有——事实上，由于他一辈子的政治生命以争取民族独立为中心，他做不到——奉行洁癖和虚伪的纲领，伪称每一场战争的交战双方都是一丘之貉，无论谁赢都没什么分别。他也不会像大部分西方的和平主义者那样，擅长于回避尴尬的问题。在上一场战争中，每个和平主义者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是：“那些犹太人怎么办？你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被消灭吗？如果不能，不诉诸战争你还能有什么办法拯救他们？”我必须说，我从未从任何一个西方的和平主义者那里听到过对这个问题诚恳的回答，但我听过许多回避式的回答，它们通常都可以翻译为“你又来这一套”。但是，碰巧甘地在1938年也被问到过类似的问题，他的答案被记录在路易斯·费舍尔先生的《甘地与斯大林》这本书里。据费舍尔先生所说，甘地的观点是，德国犹太人应该集体自杀，这将会引起“世界和德国人民对希特勒暴行的公愤”。战后他为自己的辩解是：反正犹太人难逃一死，或许可以死得有意义一些。你会感觉到即使是费舍尔先生这么一个甘地的崇拜者也对他的这一态度感到吃惊。但甘地只是诚恳地说出心里话。如果你没有准备好取别人的性命，那你就必须准备好别人来取你的性命。当1942年他呼吁以非暴力政策抵抗日本人的侵略时，他承认这或许意味着几百万人会因此丧命。

因此，在现实生活中，和平主义和反战运动总是在有利于那些更独裁，更野蛮，更不择手段的人，如“和平主义与战争”的开头所言：

> 客观上说，和平主义纵容了法西斯主义。这是非常基础的常识。如果你阻碍了一方为战争投入的努力，战争的另一方就会自动得益。而且，想要置身像当前这么一场战争之外是不可能的事情。在现实中，“不是和我同路的人就是我的敌人。”那种吃着英国的船员们冒着生命危险带回来的食物，却以优越高蹈的姿态置身于斗争之外的态度是被金钱和安全惯出来的资产阶级的错觉。萨维奇先生评论说：“根据这样一番推理，德国或日本的和平主义者客观上就是‘亲英派’。”当然就是这样！这也是为什么在德国和日本，和平主义活动是非法活动的原因（在这两个国家，从事和平主义活动可以被判处斩首），而且德国人和日本人在竭力鼓动和平主义在英国和美国领土的传播。德国人甚至经营一个伪“自由”电台，其内容与“和平誓约联盟”的宣传内容几乎没有区别。要是情况允许的话，他们会在俄国鼓动和平主义，但就算可以的话，他们的对手可要难缠得多。就其效果而言，和平主义宣传只对那些仍然允许言论自由存在的国家才有效。换句话说，和平主义宣传对极权主义有利。

关于工人阶级：

纳粹征服法国的一个特征就是，知识分子有着令人惊诧的缺陷，包括一部分左翼政治知识分子。那些知识分子是反法西斯的高调唱得最响的人，但是，在紧要关头，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屈服了，选择了失败主义。他们很有远见，知道情况对自己不利，而且能被收买——因为纳粹分子显然觉得有必要收买知识分子。工人阶级的情况则恰恰相反。他们太过愚昧，无法了解到别人在如何玩弄自己，轻易地相信了法西斯主义的承诺。但迟早他们会再次进行抗争。他们必须这么做，因为他们一定会发现法西斯主义根本无法兑现承诺。要永远争取到工人阶级，法西斯分子必须提高整体的生活水平，但他们没办法这么做，或许也不愿意这么做。

工人阶级的斗争就像一株植物的生长。这株植物没有眼睛也没有智慧，但它知道要一直朝上方的光明进发，无论遇到多少阻挠都一定会这么做。工人们在争取什么呢？他们所争取的是他们渐渐了解到可以实现的体面的生活。他们对这一目标的意识时涨时落。在西班牙，人们一度采取有意识的行动，朝他们希望达到的目标进发，并相信自己能够实现目标。这就是在战前的头几个月西班牙政府控制区内生活一派欣欣向荣的原因。西班牙的平民们打心眼里知道共和国政府是他们的朋友，而佛朗哥是他们的敌人。他们知道自己是对的，因为他们在为了这个世界可以给他们却亏欠了他们的东西而抗争。

奥威尔持有什么样的政治立场

毫无疑问，奥威尔是一名社会主义者，关于这一点，他在""我为何写作"中写道，"自1936年起，我所撰写的严肃文字，无论是以直接还是间接途径，都是在抨击极权主义，并提倡民主社会主义。

奥威尔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是什么样的，和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有什么区别？

也许可以先看看在奥威尔眼中，社会主义不是什么

显然，生产资料共同所有”并不等同于社会主义

> 过去几年来，我们清楚地看到，“生产资料共同所有”并不等同于社会主义。以下几点是不可或缺的：收入要相对平等（相对平等就可以了），政治上要推行民主，废除世袭特权，尤其是在教育方面。这些都是防止阶级体制卷土重来的必要的未雨绸缪。要是人民无法相对平等地生活，并能对政府实施监督控制，那么收归中央的所有制就失去了应有之义。政府可能会由专横独断的政党所把持，寡头政治和特权有可能回归，不是基于金钱，而是基于权力。

那么，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系呢？

奥威尔在二战期间写道

> 一年内，或许六个月内，要是我们还没有被征服，我们将目睹前所未有的事情发生——一场英国独特的社会主义运动。迄今为止英国只有工党，它是工人阶级的产物，但它并没有进行根本性改变的目标。而马克思主义是源自德国的理论，经过俄国人的诠释，移植到英国变得水土不服，根本无法触动英国人的内心。自始至终，英国社会主义运动就从来没有谱写过一首脍炙人口的歌曲——比方说，像《马赛曲》或《蟑螂》这样的歌曲。当一场贴近英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出现时，和所有其他既得利益阶层一样，马克思主义者会成为其凶狠的敌人。不可避免地，他们会将其斥为“法西斯主义”。那些头脑不是很清醒的知识分子已经在反反复复地声称如果我们抗击纳粹分子，我们自己就将变成“纳粹分子”。他们还不如说“要是我们抗击黑人的话，我们也会变黑呢”。“要变成纳粹分子”，我们必须得经历过德国的历史。各国进行革命都无法绕过自己的历史。一个英国社会主义政府会对这个国家进行翻天覆地的改造，但那仍然会带着我们自身文明的明显烙印，也就是我在本书前面探讨过的那个奇特的文明。

大致可以总结为：马克思主义是外来产物，本身也是既得利益阶层，真正社会主义应带有本文明的明显特征

话说一句，我能够想象到，左翼woke activist及其同路人会 抓住“要是我们抗击黑人的话，我们也会变黑呢” 这句话玩政治正确和cancel culture，这种以道德为名的power play令人作呕。

至于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民主之间的关系

> 每一个工党候选人都在说：“工党将和俄国更好地相处。”这就等于在说“一个新教的政府将和梵蒂冈更好地相处”。但群众在投票时并没有了解到自1943年以来就很明显的事实：俄国满怀敌意，而**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民主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与此同时，工党必须赢得大选。工党之所以获胜，一部分程度上是因为它许下了无法实现的承诺。很难去责备它做出这种事情，但群众对左倾政策和亲俄政策之间关系的疑惑原本可能会造成可怕的后果，它们之所以没有发生纯属幸运而不是依靠英明的领导。如果在战时出现的亲俄情绪一直持续下去的话，人们会认为英国正与苏联进行一场似乎没有意义的争执，还保留着庞大而昂贵的军队，这或许将导致工党运动自上而下的分裂。因为那样的话，或许就会有人似是而非地说，我们的艰难情况是由于美国迫使我们奉行反共政策而导致的。当然，那些共产党员和秘密党员就在这么说，但并没有取得意料中的成功，因为亲俄情绪冷却下去了，但不是因为工党的宣传，而是因为俄国政府自己的所作所为。当然，如果我们出于某个琐碎的理由而面临开战的话，公众可能会突然爆发反感情绪。

可以总结为：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民主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

或者用他在”法西斯主义与民主“这篇文章的话说

> 英国从来没有一个严肃的、考虑到时代政治现实的社会主义政党。无论工党提出什么样的纲领，过去十年来要相信它的领导人预料到或期望在他们的有生之年能看到实质性的改变是很困难的事情。因此，左翼运动所蕴含的革命情感已经流入了不同的死胡同，而其中共产主义这条死胡同是最要命的。共产主义在西欧从一开始就注定会失败，各国的共产党早早就沦为俄国政权的公关喉舌。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仅被迫随着俄国每一次政策的改变而改弦更张，而且对他们尝试领导的人的每一个本能和传统进行侮辱。经过一场内战、两次大饥荒和一场大清洗，他们所承认的祖国成立了寡头统治体制、严苛的思想审查制度并对领袖进行奴颜婢膝的崇拜。共产党人没有指出俄国是一个落后的国家，我们可以从中吸取教训但不应该进行模仿，而是被迫谎称大清洗和“清算”等行动是健康的征兆，任何思想正常的人都愿意看到它们被引进到英国。自然而然地，能被这种理念所吸引，并在了解它的本质后仍保持忠诚的人，不是神经病就是心肠歹毒的小人，对以残忍的手段而取得的成功感到心醉神迷。在英国，他们没办法吸引到稳定的追随者。但他们可能是，而且一直都是一个危险，原因很简单：没有别的团体能自称是革命人士。如果你感到不满，如果你想要以暴力推翻当前的社会体制，如果你希望加入一个能够保证实现这一点的革命政党，那么你一定会加入共产党。事实上，没有别的政党了。他们不会获得成功，但他们或许能变成希特勒。比方说，所谓的“人民大会”无法在英国执政，但它广泛地传播失败主义论调，在某个关键时刻对希特勒的帮助很大。一方面是“人民大会”，另一方面是“无论对错，我的祖国”式的爱国主义，目前根本没有切实的政策可言。

”左翼运动所蕴含的革命情感已经流入了不同的死胡同，而其中共产主义这条死胡同是最要命的。“ 共产主义在西欧从一开始就注定会失败，因为各国的共产党早早就沦为俄国政权的公关喉舌

”能被这种理念所吸引，并在了解它的本质后仍保持忠诚的人，不是神经病就是心肠歹毒的小人，对以残忍的手段而取得的成功感到心醉神迷。”

奥威尔在别的地方也提到类似的观念，驱动列宁主义的信徒的不是对人类平等的追求，而就是对野蛮和暴力的崇拜。我个人的感受是，在中国，这种“对以残忍的手段而取得的成功感到心醉神迷” 的人，尤其地多。

那么在奥威尔眼中，社会主义应该是什么样的，应该采取什么政策呢？

在 狮子与独角兽：社会主义与英国人的聪明才智中，奥威尔写道

> 我认为下列六点意见是我们需要的。前三点探讨的是英国的内政，后三点探讨的是大英帝国和世界的外交。
>
> 一、国有化土地、矿产、铁路、银行和各大工业。
>
> 二、平抑收入，让英国最高的税后收入与最低收入之间的比例不高于十比一。
>
> 三、以民主为纲领改革教育体制。
>
> 四、立刻赋予印度自治领的地位，当这场战争结束后就放弃权力。
>
> 五、组建帝国国民大会，有色人种可以派代表参加。
>
> 六、宣布与中国、阿比西尼亚和其它遭受法西斯侵略的国家结盟。

> 一、国有化。你可以在纸上谈兵，将工业“收归国有”，但实际上的过程是缓慢而复杂的。我们需要做的，是将所有主要工业的所有权收归代表人民群众的政府。一旦实现了这一步，就有可能消灭那些单纯只是产权所有者，但没有从事生产，只是依靠产权契据和股份凭证而生存的人。因此，国有体制意味着没有人可以不事劳作而活下去。这将导致工业运作发生的改变会有多突兀，我并不能肯定。在像英国这样的国家，我们不能将整体结构全盘推倒然后再从头开始建设，尤其是在战争时期。不可避免地，工业生产的主要任务仍将由以前的同一班人员去执行，他们曾经是老板或经理，将以国家雇员的身份进行他们的工作。我们有理由相信那些小资本家会欢迎这样的举措。阻力将来自大资本家、银行家、地主和无所事事的富人，大体上说，那些年收入在2 000英镑以上的人——即使你算上所有依赖他们生活的人，他们在英国数目顶多就只有50万。农耕土地的国有化意味着消灭地主和什一税的受益者，但不一定会对农民造成影响。很难想象对英国农业进行改造能够在不保留现有的大多数农场作为基础单位的情况下进行，至少在刚开始的时候得是这样。只要农场主能干，他仍然可以当一个领工资的经理。事实上，他已经在靠给人打工谋生了，只是他还得肩负创造利润的压力，总是欠银行的钱。或许国家根本不会对小规模的贸易活动甚至小规模的土地私有进行干预。一开始就拿小业主开刀将会铸成大错。这些人的存在是必要的，他们大体上都很能干，他们干多干少取决于他们是否觉得自己是“真正的主人翁”。但国家将设置土地所有权的上限（或许最多为十五英亩），绝对不允许城镇地区私人拥有土地。
>
> 所有的生产工具都被收归国有的那一刻起，人民群众就会觉得自己是国家的主人，而这是他们现在所体会不到的。他们将愿意承受等待着我们的牺牲，无论有没有战争。即使英国的外表似乎没有改变，到了我们的主要工业正式实现国有化的那一天，单独一个阶级的专制将会宣告结束。从那时开始，重点问题将从所有权转移到经营，从依赖特权到依靠本事。国有制本身所带来的社会变迁应该比战争所造成的普遍困难强加在我们身上的改变要小一些。但它是必要的第一步，没有了这一步，真正的重建将不可能发生。
>
> 二、收入。平抑收入意味着制订最低工资，这意味着受管制，以可支配的消费品总额作为基础的国内货币供应。而这也意味着推行比现在更加严格的限量供应计划。在这个世界历史时期提出所有的人类应该享有毫厘不差的平等收入是没有意义的。某些工作没有金钱的回报就没有人会去做这种事情已经一次又一次地得到了证明。另一方面，金钱的回报无须过于巨大。在实际运作中，不可能像我所提到的那样对收入进行那么严格的限制。总是会有异常的情况出现，会有人逃避税收。但没有理由反对将十比一的收入差异作为正常差异的上限。有了这样的限制就可以营造公平的氛围。一个每周只挣三英镑的人和一个年薪1 500英镑的人可以觉得相互是平等的，但威斯敏斯特公爵和睡河堤路长凳的流浪汉则不会有这种感觉。
>
> 三、教育。在战争时期，教育改革只会停留在口头上而不会真的发生。当前我们没办法提高离校年龄或增加小学的师资力量。但我们可以采取某些立竿见影的措施，朝民主教育体制迈进。我们可以将结束公学和老牌大学的自治作为开始，安排接受国家资助全凭能力筛选出来的学生到里面上课。当前的公学教育在一部分程度上是在培养阶级偏见，一部分程度上是上流社会在压榨中产阶级，让后者高价换得进入某个职业的权利。确实，情况正在发生改变，中产阶级已经开始反对教育的昂贵，如果战争再持续个一两年的话，大多数公学将会破产倒闭。疏散行动也正在促使某些细微的改变发生。但是，有些老牌学校经受得住金融风暴的侵袭，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存活下来，成为势利态度的温床，这一危险是存在的。至于英国那10 000所“私立学校”，绝大多数只配被勒令停学。它们只是一门生意，许多学校的办学质量还不如小学。它们之所以存在，是因为许多人都觉得接受公共教育是没有面子的事情。国家应该消除这种观念，宣布由它接管所有的教育活动，即使在一开始的时候这只是一个姿态。我们既需要表示姿态，也需要采取行动。当一个有天赋的孩子能否得到他应有的教育完全取决于他的出身时，大谈“保卫民主”显然是毫无意义的。
>
> 四、印度。我们必须给予印度的不是“自由”。正如我前面所说的，“自由”是不可以实现的，但我们将与印度结盟，成为伙伴——换句话说，与它平等相待。但我们还必须告诉印度人如果他们愿意的话，他们可以退出同盟。没有这个的话就谈不上伙伴之间的平等，而我们捍卫有色人种抵御法西斯入侵的宣言也就不会有人相信。但如果认为要是印度人获得脱离大英帝国的自由，他们马上就会这么做，那可就错了。当英国政府给予他们无条件的独立时，他们会表示拒绝。因为，就算他们有了摆脱大英帝国的权力，他们也没有理由这么做。
>
> 英印两国的决裂对印度的影响之严重并不亚于对英国的影响。印度的知识分子们了解这一点。当前的现状是，印度不仅没有力量保卫自己，甚至没有能力喂饱自己。整个国家的政府行政工作依赖专业人士的骨干作用（工程师、护林官、铁路工人、士兵、医生），这些专业人士绝大多数是英国人，五到十年内根本没办法取代。而且，英语是主要的通用语言，几乎所有的印度知识分子都深受英国国教的影响。任何异族统治权的易手——因为一旦英国让出印度，日本和其它强权势力就会立刻涌进来——将意味着大规模的混乱。日本人、俄国人、德国人或意大利人都没办法像英国人那样卓有效率地管理印度。他们没有必不可少的技术人才储备和对语言与当地情况的了解，而且他们或许无法赢得像欧亚混血儿这样不可或缺的中间人的信任。如果印度就这么“被解放”了，即解除了英国的军事保护，它旋即就会被新的外国势力征服，然后爆发一系列大饥荒，在几年之内就饿死数百万人。
>
> 印度所需要的是不受英国干涉制订自己的宪法的权力，但通过某种同盟关系获得英国的军事保护和技术支持。除非英国由社会主义者执政，否则这根本就是天方夜谭。因为至少八十年来英国一直在限制印度的发展，一部分原因是担心如果印度的工业得到高度发展的话会引起贸易竞争，一部分原因是落后的民族要比文明的民族更容易管理。印度人民被自己的同胞压榨比被英国人统治更加痛苦已经是老生常谈。印度的小资本家以最残酷无情的手段盘剥城镇工人，农民们从出生到死去都逃不出高利贷的魔掌。但这是英国统治的间接结果，其隐约闪现的目标就是使得印度尽可能地保持落后。对英国最忠诚的阶级是王公贵族、地主和商帮——总而言之，是对现状非常满意的反动阶级势力。当英国不再以剥削者的身份对待印度时，平衡的力量就会被改变。届时，英国人不需要再讨好那些可笑的、骑着挂满金饰的大象和率领着纸扎一般的军队的印度王公贵族，不需要再阻止印度的工会势力壮大，不用再挑起穆斯林与印度教之争，不需再保护放高利贷者毫无价值可言的生命，不用再接受谄媚的小官僚的阿谀奉承，不用再偏袒半开化的廓尔喀族士兵欺负那些受过教育的孟加拉人。一旦阻断了从印度苦力身上流往住在切尔滕纳姆的老太婆的银行账户的红利输送，整个白人老爷—土著人民的关系，前者傲慢无知而后者奴颜婢膝的关系就可以宣告结束。英国人和印度人可以并肩努力，促进印度的发展，培养印度人学会各种工艺，而他们目前受到系统性的限制，没办法进行学习。有多少目前在印度的英国人员，无论是经商还是从政，会欢迎这么一个举措——这意味着他们将失去“白人老爷”的地位——则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大体上说，更多的希望来自年轻人和那些接受过科学教育的政府官员（民政工程师、林业和农业专家、医生、教育者）。至于那些高官——行省总督、行政署长、法官等等，靠他们是没有指望的。但是，他们也是最容易取代的。
>
> 简单地说，那将意味着由社会主义政府赋予印度以自治领的地位。这是基于平等地位的建立伙伴关系的提议，直到世界不再生活在轰炸机的阴影下。但我们必须加上印度可以无条件脱离大英帝国的权利。只有这样才能证明我们的诚意。给予印度的条款，经过必要的细节上的变更后，也应给予缅甸、马来亚和我们在非洲的大部分殖民地。
>
> 五、六两点不需要进一步解释。我们必须这么做，才能证明我们进行这场战争为的是保护和平的民族抵御法西斯的入侵。
>
> 这么一个政策能在英国得到响应难道是不可能实现的奢望吗？一年前，甚至六个月前，或许那是不可能的事情，但现在情况不一样了。而且——这是眼下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可以对这个政策进行必要的宣传。现在周刊出版业非常发达，发行量高达几百万份，为普及这一理念做好了准备——即使不是上述我所勾勒的全盘方案，至少可以制订部分符合那一纲领的政策。甚至有三到四份日报愿意以理解的心态去倾听。这就是过去六个月来我们所取得的进步。

就我个人感情倾向而言，我颇为赞同最高的税后收入与最低收入之间的比例不高于十比一的做法

另外，第六点，宣布与中国、阿比西尼亚和其它遭受法西斯侵略的国家结盟，奥威尔在essay中对于中国，或者说中华民国还是挺够意思的，说了不少正面的话。

在这样的社会主义实现后，会是什么样的场景呢？奥威尔是这样写的：

> 这场改造将不会墨守成规，甚至不会照常理出牌。它将罢黜上议院，但可能不会废除君主制。它将处处留下不合时宜的事物和零零碎碎的残余：戴着滑稽的马毛假发的法官、士兵的帽徽上刻着狮子与独角兽。它不会建立任何明确的阶级专政政权。它将会围绕着旧的工党进行活动，绝大多数追随者将来自工会，但会吸引大多数中产阶层和许多出身资产阶级的年轻人参加。它的大部分首脑人物将来自新的模糊的阶层，有熟练工人、技术专家、飞行员、科学家、建筑家、记者——那些在电台和钢筋混凝土时代如鱼得水的人。但它不会失去达成妥协的传统和信奉法律高于政府的信念。它会枪决叛徒，但在此之前会给予他们庄严的审判，会判决某些人无罪释放。它会迅速而无情地镇压任何公开的反抗，但对言论和出版不会进行过多干预。不同名字的政党将会继续存在，革命团体将继续刊印他们的报纸，就像以往一样，不会产生多少影响。它将摧毁教会，但它不会迫害宗教。它将保留对于基督教道德观的尊敬，时不时地称英国是“一个基督教国家”。天主教会将与之为敌，但非英国国教的教派和英国国教的大部分势力将能与之达成妥协。它能吸收历史，让国外的观察家感到震惊，有时候让他们怀疑到底革命是否发生了。

> 但它一定会完成必要的举措。它将会实现工业国有化、缩小收入差距、创建没有阶级之分的教育体系。从世界各地那些幸存的富人对它的仇视就能了解到它真正的本质。它的目的不是使大英帝国分崩离析，而是将其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联邦体制，摆脱的不只是英国的旗帜，还有放高利贷者、食利阶层和榆木疙瘩脑袋的英国官僚。它的战争策略将与那些奉行私有财产制度的国家截然不同，因为它不会害怕革命将当前的现有政权摧毁后的后续效应。在进攻持有敌意的中立国或号召敌国的殖民地人民举行起义时它不会有半分犹豫。它将进行顽强的斗争，即使它被击败了，它的记忆仍会对胜利者构成威胁，就像法国大革命的记忆对梅特涅的欧洲构成了威胁一样。独裁者们会对它充满恐惧，而他们永远不会这般恐惧当下的英国政府，即使后者的军事实力是前者的十倍。

最近整理自己之前读的奥威尔essay的读书笔记，结合近几年世界上发生的事件，有了一些别样的感受。

奥威尔为人所知的是他的小说，但是在小说中，作者通常是隐身的，你不知道他的态度究竟是什么，也容易造成误解，1984塑造似乎是一个灰暗无比的世界，只能零星的看到几句，“假如希望尚在的话，希望就在无产者们身上。” 你很难从中知道他的positive vison是什么样的。作为对比，essay是一种更加直接，坦诚地表达思想的方式，里面能看到他对一一系列的话题，对于文学，对于民主，对于极权主义，对于语言，对于机器文明，等等的直接的态度。读这些essay，一个直观的感受就是很多我们倾向于以为在近十年，或者近几十年出现的现象其实已经是老问题了。woke意识形态，tribalism，孤立主义，绥靖，战争中的道德表演，反犹情绪，隐藏在”现实主义“下面的权力崇拜，等等。我这几天也许会把其中一些有意思的或者让我产生共鸣的内容分享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