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on @Proton@qoto.org

摘选自Frank Dikötter最新interview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57TTRylUQaU

Q: 现在进入美国人可能较熟悉的部分。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在1945年形式上结束到1949年这段时期，共产党取得胜利、击败蒋介石，国民党撤退到台湾并一直留在那里。当然，台湾至今仍然与大陆分离。

让我引用你书中关于这一时期的论述：到目前为止，你所描述的是共产党人人数少、势弱、不断需要来自斯大林的援助。“《红色黎明降临中国》写道：‘消耗战逐渐成为主要策略，共产党表现出比政府更强的决心，发动火、饥荒与刀剑的战争。’”这让我立刻想到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的对立：列宁在1917年获胜，是因为他比社会党人更狠，列宁愿意杀戮，而他们不愿意。

“共产党表现出更强的决心，城市开始倒下，抵抗共产党的领导人惧怕后果。在整个内战期间，”这句话很有意味，“在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内战中，数以百万计的难民试图逃离，涌向政府控制的领地。他们涌向国民党、涌向国民政府；没人见过有人朝共产党控制区逃去。”

然而最终共产党获胜，蒋介石撤退到台湾。两个问题：一是这怎么发生的？他们如何从可怜、卑微、依赖斯大林的存在，变成在1949年控制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二是美国人扮演了什么角色？我们不是应该援助蒋介石吗？没有支援，蒋怎么可能会输？请讲述这段时期——非常引人入胜。

A: 让我问你一个问题：为什么东德会变成共产主义？

Q: 因为我们看着苏联把共产主义强加给它而没有作为

A: 因为红军到了。罗马尼亚、匈牙利也类似：斯大林在当地势力庞大，红军入侵并驻留。

确实——这正是1949年发生的事。你会想：“如果共产党在1930年代如此薄弱、吸引力如此有限，他们怎么成功？”

因为苏联占领了整个满洲。满洲比日本还大，南部面积相当于两个较大的欧洲国家（比如英国）。日本被击败后，苏联进入了原由日本控制的领土。1945年8月，美国希望苏联出手相助；当美方同意让苏联帮忙并提供大量租借物资以将苏联在西伯利亚的军力扩充到约一百万时，罗斯福认为要直接攻到东京很困难——岛屿之战、海上运输、巨额代价。没人预见到原子弹的出现，而原子弹在1945年8月对广岛的使用改变了局势。几天之后，斯大林按照与美方的协议入侵满洲。在进军朝鲜途中，他在38度线止步，但将满洲交给了共产党。

如前所述，满洲地域辽阔、自然资源丰富、是通往中国其余地区的战略要地。苏联红军占领了整个满洲。拥有满洲的人，如同满族在1644年入关的经验，容易突破长城并进入中原。因此苏联并没有立即撤走，他们一直驻留到1946年5月，并帮助共产党把一支游击队改造成一支强大的战斗力量：建立了16所军校，一些士兵被送往莫斯科接受高级训练，大量物资从朝鲜北部和西伯利亚经列车运来，仅仅是武器运输就十分可观。

美国方面呢？故事要从1943年说起：罗斯福派副总统亨利·华莱士出访。华莱士先到西伯利亚，参观了类似古拉格的地区，被那里的面子工程深深震撼；随后抵达重庆，会见蒋介石，建议他“你们应效仿苏联在西伯利亚的做法”，把它视为一种伟大的经济模式。与此同时，华莱士和驻莫斯科大使阿维尔·哈里曼听信了斯大林的谎言，斯大林说“这些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中国共产党人只是‘人造黄油式的共产党’，只是土地改革者。”从此，华莱士等人（包括史迪威和随后到来的马歇尔）坚持要求合法的民国政府与共产党组成统一战线或联合政府。

蒋自1920年代起便力图把共产党逐出国民党；而斯大林则多次试图把共产党强加给蒋。与此同时，美国人又插了进来，向蒋施加比苏联人还大的压力——美国人做了斯大林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整个过程斯大林自己无需付出任何代价。于是乔治·马歇尔在1945年12月抵达中国（当时已是二战结束、罗斯福已逝、杜鲁门执政），被派去掌控局势并推进在华的联合政府计划。

此时，二战已过，罗斯福去世，杜鲁门上台。

1946年1月，乔治·马歇尔强制促成停战，要求“签署停战并与共产党组建联合政府”。就在共产党和国民党签署停战的当天，共产党军在满洲的迎口港袭击国民党部队，违反了协议。四个月后，即1946年5月，苏联撤出满洲。国民政府沿铁路北上，曾将共产党击退到林彪被迫一路撤退至哈尔滨的地步；若非另有一人再次坚持停战——那人正是乔治·马歇尔——共产党可能被迫撤出中国进入西伯利亚。

而且更甚者，1946年9月，即便苏联正把共产党武装到牙齿，马歇尔仍对国民党实施大约为期一年的武器禁运，使国民党“手被绑着”作战。国民党须一边管理相当于欧洲规模的国家、一边重建被战争摧毁的国家，同时对付只需破坏的共产党——共产党仅需炸毁一段铁路、砍断数根电线杆，就能严重削弱中央政府。

马歇尔在想什么？他有一名助手阿兰·吉勒姆指出，共产党不断违反协议、不断挑起冲突，助理是对的，但马歇尔却耸耸肩说：“不，我见过那些共产党人，他们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他接受了那套说法——把中共当作“土地改革者”。

与此同时，你会注意到同一个杜鲁门在1947或1948年却积极援助希腊和土耳其抗击共产党。哈里·杜鲁门终于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于是那场长期缠扰美国政治的问题——“谁失去了中国？”的答案是：若要把失去归咎于美国，原因并不是有大量共产党同情者渗透到美国政府高层，而是美国自身的天真与幼稚。确实，美国也有间谍存在。约翰·瑟维斯（John Service）1944年被派往延安，临终前曾承认曾向为克里姆林宫和毛主席工作的间谍提供作战部署，说明确实有间谍活动存在。

核心在于，美国在中国问题上表现出极度天真——与英国不同。英国作为长期帝国的管理者，见多识广，能认清“那个人”的本性；他们很快看出若不能在希腊强行维持联合，武装且不愿合作的两党就无法组成真正的联盟。1944年10月，英军一到雅典，联合政府崩溃，随之而来的是代价惨重的残酷内战。中国的情形类似。

从时间上看，杜鲁门较早认清斯大林在欧洲的图谋：英军撤出希腊后，杜鲁门提出杜鲁门主义，美国介入希腊并援助土耳其，继而出现马歇尔计划和北约。在朝鲜和1948年柏林危机期间，白宫内部有人认为柏林不可守，但杜鲁门断然决定“我们留在柏林”。但在中国，并没有出现类似的时刻——没有一个明确的时刻，当时的杜鲁门或其顾问说“我们无条件支持蒋介石在南京、重庆或北京”，那并未发生。

总之，优先考虑的是欧洲。

是的，不仅如此。当有人建议应援助国民党──蒋介石领导的中华民国（自1928年起为普遍承认的政府，开罗会议的四大国之一，也是牵制大量日军的盟友）时，美国人却放弃了援助。更甚者，当有人提议除了援助希腊和土耳其外还应援助蒋介石时，杜鲁门说那就像“把沙倒进耗子洞”。他或许有他的道理。回到你早先所说的：到1947年，共产党以消耗战取胜，采用人海战术——用没带武器的士兵去吸弹——这是无法以常规手段击败的。

确实，很难击败那些决心以消耗战取胜的共产党人。还有一个例子是长春围困战：长春位于满洲北部，被围约八个月，林彪构建防线，设立路障、四米深的壕沟、约每五十米一段铁丝网，并基本上下令“让长春饿到投降”。约有16万平民被困并饿死。由此可见，如果你是北京的市长，看到满洲一座座城市被围、难民如潮涌入，你会想：“还是向他们妥协吧，这样的伤亡不值得”。

最近发现一个很不错的保护个人隐私的软件，叫做Fauxx，在F-droid和Github上均能下载，推荐大家使用。

科技公司和政府监控用户的方式有很多种，或是明目张胆地扫盘，或是滥用权限调用传感器，或是在软件内部集成各种Analytics和广告sdk，或是在url和图片文件中添加跟踪信息。

但还有一种更难防范的，就是直接分析用户的网络活动，就算挂的是比较可靠的vpn，使用的是没有内置反诈的系统，也不用国产或者国外的流氓软件，你在什么时间向哪些网站发送了网页请求，这些信息依然会被记录，并很容易分析出用户的作息，喜好，政治立场等等，这些信息或是通过ISP或是通过其他渠道，最终成为政府和广告技术平台的监控系统的一部分。

Fauxx大概的工作原理就是生成一些无关的网络活动，形成许多的“噪音”，使得用户难以被分析和画像。

Fauxx在F-droid的介绍页面是这样写的：

> Fauxx 是一个开源隐私工具，通过在后台生成多样的合成浏览行为来保护你。通过向数据经纪商和广告技术平台大量发送看起来合理但与真实人口统计特征不符的噪声，Fauxx 使你的真实行为信号在统计上无法与虚假数据区分开来。

> 这是通过 F‑Droid 和 GitHub 发布的完整版本，包含所有模块——包括位置伪装和广告画像污染，这些功能由于 Google 的政策在 Play 商店版本中不可用。

> Fauxx 在后台静默运行，在多个主题类别上执行多样化的浏览活动——搜索、页面访问、DNS 查询、指纹轮换、广告画像污染和 GPS 位置伪装。其目标是将你的真实兴趣埋没在大量合成噪声之下，使数据经纪商无法为你构建准确的画像。

我自己也用了一段时间，对这个软件也很满意，界面简洁，功能丰富，占用也不大，无需复杂操作，后台挂着就行。

其实个体自由和集权控制的攻防之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曾几何时，个体权利的潮流势如破竹，似乎占据着压倒性的优势
然而自20世纪以来，攻守易势，科技的进步导致了权力的集中，如阿道司·赫胥黎所言，在机器大生产和庞大的物流系统主宰的世界里，小人物们缺乏营运资本，在与大人物们的竞争中，处于绝对劣势。随着小人物们销声匿迹，越来越多的经济力量被越来越少的一群人掌控。

即便如此，Fauxx这样的工具的存在，的确给这个世界上的小人物们抵抗巨头和集权的工具，或者至少大幅提高这一套监控系统的运营成本。

下载地址
https://f-droid.org/packages/com.fauxx.full/

https://github.com/digital-grease/fauxx

当疯子打算实现梦想

从古至今，人类社会从来就不乏奇怪的想法，其中大多数可能根本无法付诸实践、无法合作达成目标，因为世界复杂且混乱，而人性本身有深刻缺陷。人类以前也应对过乌托邦式的意识形态——例如，20世纪光是共产主义就造成了约一亿人的死亡。

人可以有疯狂的想法，但当这些人获得了把想法付诸实践的钱或权力时，那又是另一回事了，因为这些人的想法可能是和大众的想法相冲突的。

技术官僚阶层就是这么悄然兴起的：他们先得到了财富，现在又获得了政治权力。

关于政治权力，其实彼得·蒂尔在2016年就已经与特朗普关系密切。事实上，他是第一个与特朗普结盟的技术官僚。他自称是自由意志主义者（libertarian），事实并非如此——不过人们总是被这样的标签所吸引。特朗普在当选后，在2024年我们看到这一派的向他大举靠拢。

这些曾公开厌恨美国民众、到处进行审查的势力——比如推特、脸书、马克·扎克伯格等——突然都转向了特朗普阵营。就连埃隆·马斯克也曾与特朗普同台，他戏称自己不是普通的Maga，而是“黑暗Maga”。于是我们看到一批亿万富翁级的技术官僚大规模倒向特朗普，这在美国历史上是罕见的：亿万富翁几乎掌控了华盛顿的一切。特朗普本身也是亿万富翁，金钱与权力的联系显而易见。

技术官僚们正单独施加他们的意志，他们现在拥有一种政治外衣，这种外衣对许多年轻人很有吸引力——尤其是那些对未来失去希望的三十岁以下群体，他们已对生活失去希望，转而追随彼得·蒂尔、埃隆·马斯克等人，期待他们来解决问题。但这些人的目的是从内部破坏美国的政治体系，他们试图废除所有政治结构。就像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技术官僚主义者设想的一样，用工程师和科学家来管理一切。这不是普通人所希望的。同时，libertarian这也意味着私有财产的终结。

彼得·蒂尔和华盛顿那一群人在追随这种意识形态，主张废除政治体制，安置一个 CEO 像创业公司一样管理国家。那听起来确实疯狂。更进一步，Yarvin 和 Thiel 主张把全国的私人财产转移到 technate 或 Solve Corp 的所有权之下。

有人可能会疑惑：为什么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会想要废除私有财产。理论上这些人正是资本主义和财产所有制体系的最大受益者。

其实对他们而言，私有财产并不会消失——他们掌握着基础设施。但是对于社会中的其他人，为了能继续获得进入社会的资格，就必须通过在虚线上签字进入一项协议，实际上等于签署转让你的许多权利。

这种权利转让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代币化实现的，特朗普上台后所签署的一连串的行政命令、所谓“大而美的法案”以及特朗普政府为使其得以实施而推出的各种政策。正是在为一个代币化社会搭建未来的框架。

以资产为基础的代币化完全普及时，就不会再有所有权了。这正是签署的Genius Act（Genius法案）所带来的后果。最初，Clarity Act（Clarity法案）实际上是Genius Act的一部分，是银行家们施压反对，才把它拆分出去以便通过Genius Act。

Genius Act 主要与稳定币（stablecoin）相关。Trump上任时曾表示政府不会采用中央银行数字货币（CBDC），他竞选时也谈到这一点，很多人因此很兴奋，认为他会抵制技术官僚与全球化。

但实际上这是一种黑格尔式的辩证法：他去掉了中央银行的CBDC，但提出了由商业支持的数字货币，也就是稳定币。于是他建立了让稳定币获得支持的监管基础设施，使其能够作为法定支付手段并合法使用。

在推进这些的同时，他也在建立自己的货币体系，称为“truth dollar” 或 USD1。这样的宣传很有吸引力：我们被迫害了，所以我们要创造自己的自由“truth dollar”。这是很棒的市场推广

但实际上。这些货币体系属于其所设立的 World Liberty Financial 的一部分，实主要由海湾主权财富基金提供资金——他们投入了5亿美元，作为交换美国向他们提供了芯片。这也是他所建立的和平委员会（board of peace）安排的一部分。

所以这不是中央银行数字货币（CBDC），但在某些方面比中央银行数字货币更糟，因为中央银行数字货币有更多制衡。更何况，中央银行从未考虑过创建以资产为基础的代币化（asset tokens）；这是特朗普政府独有的想法。

像 Michael Kratsios 和 David Sacks 这样的人，尤其是 David Sacks，代表了华盛顿那些 tech bros 的许多观点，当他说“我们必须进行资产代币化”时，指的就是用它替代私有产权体系。

至于他们为什么想这么做，关键是“准入”（access）。在代币化体系中，当价值被从土地或某个资产（比如酒店、土地等）中剥离出来、切成无数份并在全球售卖时，传统的财产所有权就不存在了。谁拥有那处财产？你不能说是拥有代币的人，那不是他们。最初拥有它的人也不在局面里了——也许他们还住在那处房产或与之有某种联系，但他们已无法对其行使权利。

这与公开交易股票的区别是什么？公开交易股票仍受《统一商法典》（UCC）第8编等规则保护，因此大多数人虽然不持有实物权利凭证，但理论上可以获得实物契约（deed/certificate）。比如你有个投资组合、一个经理代为持有各头寸，你可以要求为每个头寸取得实物凭证，但多数银行不建议这样做，因为这会增加交易难度和时间，影响流动性。但你可以这么做。

一旦完全数字化，你实际上就不再持有契约。最近通过的 UCC 第12编的变化推动了这一大转变。所以有人认为在股票市场上“被剥夺”的进程实际上已经开始，但当你把这一切推向数字化，他们会把你推到一个你完全无权访问的阶段。

以前常见的是，购买100股会收到纸质股票证书，你可以持有它作为权利凭证，但今天几乎看不到这种情况。证券通常以信托形式静默持有、数字化记录，你只能在账本/总账上看到“这是我的投资组合”，却无法真正持有它们。

他们在把黄金代币化时也遇到同样问题。你可以向经销商购买实物黄金并持有，甚至埋在自家后院；但如果黄金被代币化、数字化，你永远看不到那块金子——你只有一个索赔权，而在代币化体系下，这种索赔的规则可以被系统所有者随意更改。

问题就在于，则即便你今天买了黄金并持有代币，，但你永远看不到那块金子，永远不能把它吃掉，也不会像货币那样花掉它。这正是当前整个金融体系面临的问题。

事实上，在上周出现了一条令人难以置信的新闻标题：为什么NASDAQ和纽约证交所的所有者要把126万亿美元的股票市场放到区块链上。[紐約證交所準備推區塊鏈平台 邁向全天候代幣化交易](https://tw.stock.yahoo.com/news/紐約證交所準備推區塊鏈平台-邁向全天候代幣化交易-070725934.html)

证券交易所的官方所有者表示，“旧系统仍将运行，但我们现在有了一个新系统，会在其上运行，把世界上的每一项资产都代币化。”——这事悄然发生，人们没注意到，而且我们没有可以同意的服务条款。

这其实正是Natural Asset Company（自然资产公司）2.0的变体。他们称之为NACs（Natural Asset Companies）。SEC 曾提议在纽约证券交易所引入一类新的资产，这在法律上有很大争议，但他们确实提出了这个方案。一个名为IEG（Intrinsic Exchange Group，内在交易所集团）的组织与SEC合作，提议在纽交所推出这一新资产类别，背后主要有洛克菲勒的支持。其意图是捕获并商品化全球所有资源——字面意义上包括我们呼吸的空气，听起来荒谬，但他们确实在尝试。

按他们的估算，通过碳封存、碳信用等商品化手段，收益可能高达500千万万亿美元。

技术官僚主义在当下政治生活中有两种体现

1.直接的硅谷技术官僚

2.并非直接的技术官僚，但试图推动社会变得技术官僚化的政治人物

早期技术官僚运动（Technocracy Inc.）受到的批评之一是，缺乏政治包装，没有政治策略。他们站在政治体制之外批评现有政治，却无法实现任何实际改变，于是与既得利益产生了尖锐冲突。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当下的技术官僚主义者开始主动介入政治，利用政治，对付政客并最终把他们“一举扫除”。这意味着在理论上要废除政治，却在现实操作中必须利用政治工具、游说、立法或其他制度化手段来实现其目标。

这种试图让某种政治哲学与技术统治相匹配的典型代表，便是所谓的黑暗启蒙 Dark Enlightenment）

“黑暗启蒙”一词由尼克·兰德（Nick Land）提出。尼克·兰德在1990年代在CCRU（赛博控制文化研究小组，Cybernetic Culture Research Unit）工作并开始写作。CCRU 是华威大学哲学系的一个分支。他与萨迪·普兰特（Sadie Plant）一起合作。萨迪·普兰特是一个赛博朋克女权主义者，因此他们研究的是那种带有神秘、深奥色彩的文化和赛博朋克类型的思想。但尼克·兰德是真正的“加速主义”（accelerationism）之父。

加速主义起初是非常左翼、马克思主义色彩的哲学。他是古塔里（Félix Guattari）和德勒兹（Gilles Deleuze）的追随者，他们提出了“域外性”（extraterritorialism）这一概念，兰德从中衍生出他关于资本主义的观点。如果我们快进到现在，加速主义已经分裂成两个阵营：左翼加速主义者和右翼加速主义者。

左翼加速主义者谈论的是一种战后式的未来：机器人会替我们做所有工作，我们可以不必劳动，大家都将成为艺术家之类的乌托邦式想象。右翼加速主义者则主张利用技术把资本主义推向极限——既然资本主义终将走向世界末日般的状态，就应该放开一切监管以加速这一进程。

有意思的是，右翼加速主义者把尼克·兰德视为他们的“教父”，而兰德自己则认为两派都有问题，称他们患有人类妄想主义（human delusionalism），他把这称为一种妄想式的人本主义。而他相信未来本质上是一个后人类世界。他在2012年创造了“黑暗启蒙”这一术语，并写了一篇宣言《黑暗启蒙》（The Dark Enlightenment），这篇文章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柯蒂斯·雅尔文（Curtis Yarvin）。

柯蒂斯·雅尔文自2007年起以“蒙克斯·莫尔·布格”（Mencius Moldbug）、“Unqualified Reservations”等笔名写博客，现在有“Gray Mirror”博客。雅尔文非常反对民主，也反对宪政共和制。他早期与彼得·蒂尔（Peter Thiel）有联系：彼得·蒂尔称雅尔文为“家庭哲学家”（household philosopher），并在家中为他举办私人沙龙，把他介绍给赫尔曼·霍普（Hermann Hoppe），雅尔文由此吸收了很多反民主的哲学观点并对此产生了强烈兴趣。

雅尔文提出了一个概念叫做 RAGE（Retire All Government Employees，遣散所有政府雇员）。这成为后来“Doge”运的核心思想。

对于“Doge”，当时有许多人对此非常兴奋。——他们也揭露了一些腐败和臃肿的浪费性支出。在很多方面这是一个错失的机会。但那并不是 Doge 的真正目标。Doge 的真正目标是遣散所有政府雇员，用人工智能、机器或技术官僚体系来取而代之。他认为现在有很多斗争……他把一切都套在左—右的辩证范式里。左派很“觉醒”（woke），我们需要反击。于是他说我们被所谓的“教堂”（the cathedral）所统治。“教堂”当然指的是学术界、媒体、娱乐圈以及社会的各个主流机构，它们都很觉醒，所以我们需要反击并建立新专家摄政制（neo-cameralism）。

neo-cameralism认为，国家不应该三权分立，而应该成为一个由类似CEO式的君主管理的一个“专门解决问题的公司”（Solve Corp）。尼克·兰德称其为 Gov Corp 或 Solve Corp，本质上就是“主权公司”（sovereign corporation），也可以看作网络国家（network state）的概念。

网络国家这一概念来自于同名的一本书，作者是Balaji Srinivasan ，其构想基于彼得·蒂尔（Peter Thiel）的海上定居（Seasteading）项目——蒂尔曾为该项目投入约170万美元，这个想法有点像吉莲·麦克斯韦的 Taramar，但并不太成功。Balaji 的观点是：没问题，先把网络国家建立起来，再通过众筹打造这些国际城邦。

Balaji Srinivasan 对网络国家的定义是：这一种以意识形态为基础的新型国家形态，会取代正在解体的基于地理单元的民族国家。按照柯蒂斯·雅尔文的说法，我们需要有一个 Solve Corp，或者说“技治体”（technate）。所有资源都由 Solve Corp 或 technate 管理。

尼克·兰德则更加公开地持后人类立场。他称这种思想为“retrotronic”，说起来有点难以理解。很多人在想象由机器统治的后人类世界时，会认为人类会写出代码，给这些机器编程，然后机器会为我们接管世界。但他并不这么看。他认为那是不可避免的，但机器将把我们当做人类节点，组成未来系统的一部分。也就是说他明显倾向于后人类主义。

而Curtis Yarvin则更为隐晦。他说过一句话，大意是，对他来说，比起让机器用物理手段灭绝人类，更人道的替代办法是把人类置入虚拟现实世界——让人们生活在类似元宇宙的环境中。他认为那是一种更好的安排，因为并非每个人都配得上活在现实世界。现实世界应该由哲学王（philosopher kings）统治，技术会做得更好、效率更高。

技术官僚的拥护者到底想达成什么目标？他们想给世界带来什么积极的好处？

事实上，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可能认为自己在为人类做好事，但他们从未征求过人类的意见。这就是问题所在：他们在没有得到任何人的同意情况下自行行动。

我们可以看到，技术官僚群体与现行政治体制目前正处于冲突之中，这一点从他们的所有行为中都能看出。他们对监管、监督和问责充满蔑视，甚至厌恶这些机制。于是，技术官僚绕过民选政治家，自行其是。

技术官僚主义者自己跑到一条偏离的道路上，自己觉得“就应该这么办”，他们觉得民众怎么这么蠢，为什么老是想着反对？ “你们有什么理由不高兴？”

在他们眼中，我们应该会学会爱上奴役，像《美丽新世界》里那样，最终变得极度满足。

他们认为宪政和民主都是浪费时间、已经破碎的制度，必须摒弃。我们应该彻底推翻现有体系，换成一位君主、摄政者或其他“国王”来掌控整个社会。

然而，250 年前美国人民正是为推翻君主制、摆脱当时压迫人民的种种弊端而进行了一场战争。而即便当时的那个君主制，也只是名义上的君主制。乔治三世虽是当时英国政府的象征，但实际上是议会制政府，君主的权力基本是名存实亡的——虽然当时与如今的名存实亡程度不同，但那时的君主权力已经极其有限。

因此，这些现代的君主主义者正在讨论恢复一种并不是仅仅两百五十年前的制度，而是要把时间拉得更久——甚至要回到千年前的状态，类似于拜占庭帝国的状态。

专家统治不好吗？为什么要反对它？

如果说，技术官僚统治是针对大萧条的回应，旨在解决市场竞争带来的混乱和无序，那么难道不更应该让专家掌管经济？让专家掌管科学？用柏拉图的话来说，你生病了，肯定想要一个上过医学院、受过专业训练的人，而不是让一群人民主投票，因为医生是这方面的专家。

道理很简单：当技术为我们服务时，我们爱它；当技术想要控制我们时，我们恨它。在新冠流行期间我们就已经见识过了这种统治。专家统治下普通人只能站在一旁，让专家为我们做出所有正确的决定，这种体制显然是疯狂，甚至是反人类的。

总之，我可以热爱技术，但别用它控制我，别给我套上缰绳，告诉我未来甚至现在该做什么。

这种专家政治本质上是哲学王的统治。专家把自己置于柏拉图分割之线的顶端，拥有 noesis（高级的智识）；而普通人则被视为困在 doxa（未经证实的信念）中，只盯着洞穴里的影子。

而一旦技术就位，当你把某个程序写成代码，这种专家政治的对普通民众控制会呈指数级放大。这些自以为比我们更清楚日常所需的“哲学王”，——我们的健康、教育、生活的每一步、我们想做的每个决策——他们以为他们比我们更懂，而他们制作出的程序会把他们输入的内容做指数级放大。

而且现在的问题不仅仅是他们告诉我们我们该做什么，而且在于你无法与之理论。这就是所谓的“智能合约”，用简单的话来说，很多我们已经习惯的“点击同意”协议——比如你使用 Twitter 或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或使用某个 AI，甚至去看医生时都会有这些协议——都是智能合约的雏形。

一旦你进入这些门户，它会自动更新，你只需点击“我同意这些条款和服务”。这本质上就是一种智能合约。后台运行着各种代码，然后随时会更新——比如你的 iPhone更新下一个 iOS 时，那些条款和服务也可能已经更新了。

这些智能合约被设计为递归的，自我构建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自写”代码。这就相当可怕。

这样一来，用户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就被绑定在一个不断演变的合约中。你根本无法与之协商。也就是说，如果你决定说：“好，我不点同意条款和服务”，你就再也不能使用该程序了——你被锁在了外面。

早期的技术官僚主义如何过渡到当下的技术官僚主义的

这一过程的主要人物是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除了布热津斯基以外，还有其他人，但他最关键。

布热津斯基在1968年写下了一本开创性的书籍《两个时代之间：美国在技术时代的角色》。

- [between_twoages.pdf](https://ia601302.us.archive.org/7/items/books_201603/between_twoages.pdf)
- [Between Two Ages: America's Role in the Technetronic Era: Brzezinski, Zbigniew: 9780313234989: Amazon.com: Books](https://www.amazon.com/Between-Two-Ages-Americas-Technetronic/dp/0313234981)

这本书引起了大卫·洛克菲勒的注意。洛克菲勒当时正在寻找将他的资金转变为资源的管理办法。不仅仅是现金，他当时还是世界上最大的银行之一大通银行的董事会主席。所以，洛克菲勒需要像布热津斯基这样的一位战略大师。

写下这本书的时候，布热津斯基正在哥伦比亚大学当政治学教授，而在此之前他已经在那里工作了好几年，他毫无疑问接触过所有的技术官僚主义者，因为技术官僚主义最早就是在1932年哥伦比亚大学开始的。因此这里有一条确切的思想脉络。

在他向洛克菲勒介绍这一理念后不久，洛克菲勒就于1973年创立三边委员会时宣布，“我们将创造一个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联合国在六个月后立即通过了相同的决议：我们将创造一个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这不是巧合，

而几年后，他们又创造了《21世纪议程》。之后他们继续创建了2030议程，以及与气候变化和环境运动有关的所有内容，试图重塑世界。而在过去20年间，科技的发展已经追赶上来，使得之前难以落地的想法得以落地。从那时起，这一切便加速发展。

技术官僚统治的起源，现状和未来

什么是技术官僚统治

技术官僚统治（Technocracy），又称专家治国主义，是是20世纪30年代在美国和加拿大兴起的一个社会运动

根据维基百科的解释，技术官僚运动主张以技术官僚制作为治理体系，取代代议民主和政党政治。历史学家将该运动与工程师 Howard Scott 所创立的 Technical Alliance 和 Technocracy Incorporated 联系起来，后者在二战期间因内部派系斗争而解体。技术官僚运动主张用具有管理经济技术专长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取代党派政治家和商人，但最终被其他应对大萧条危机的方案所掩盖。

我们同样也可以查看技术官僚主义的杂志Technocrat magazine 1937年自己的说法

该杂志认为，技术官僚主义是关于社会工程的科学。在这个体制下，政治、政客、投机者或投机活动没有立足之地。

该杂志提到的技术官僚的另一重要概念则是“技术官僚国家”（technat），一个横跨北美的，基于技术官僚统治的国家（有趣的是，这与特朗普时常提到的收购加拿大、格林兰和南美的观点相呼应）

事实上，在Marion King Hubbert 所著《技术官僚主义研究课程》的封面上，正就是一张北美技术官僚国家的地图

- [Technocracy Study Course : Technocracy Inc. : Free Download, Borrow, and Streaming : Internet Archive](https://archive.org/details/TechnocracyStudyCourse1945)

技术官僚主义认为，一切所有权都将归为技术官僚国家，因此没人会拥有任何产权，不会存在私人财产。他们将一切视为技术问题进行管理。因此，这本质上是一个由工程师、科学家和管理专家主导的社会。

这个理念是对大萧条的回应，所以它并不是一个政治体系，也不是宗教体系。他们认为，问题是真正的我们生活在匮乏中，而这种匮乏是一种虚假匮乏，是价格体系所强加的，而价格体系是自由市场的产物。因此必须废除市场，代之以以能源信用（energy credits）。类似于今天的碳信用（carbon credits）

大致的想法是，能源信用（energy credits）是一种有限的、固定的资源，不能转让，也不能延展。他们通过收集数据可以监测每个人从出生到死亡的整个过程会消耗的能源总量，这种制度将取代价格市场，让所有人生活在富裕中。

有时我们会听到像埃隆·马斯克这样的人说，我们将拥有普遍性基本收入，届时所有人都将生活在富足中，我们需要意识到这一点和技术官僚主义的联系。

事实上，马斯克的祖父乔什·哈德曼就曾在1936到1941年间担任加拿大技术官僚协会的负责人

- [Joshua N. Haldeman - Wikipedia](https://en.wikipedia.org/wiki/Joshua_N._Haldeman)

光线合适的话，画面效果还是挺不错的

When Beethoven passed away, he was buried in a churchyard. A couple days later, the town drunk was walking through the cemetery and heard some strange noise coming from the area where Beethoven was buried. Terrified, the drunk ran and got the priest to come and listen to it. The priest bent close to the grave and heard some faint, unrecognizable music coming from the grave. Frightened, the priest ran and got the town magistrate.

When the magistrate arrived, he bent his ear to the grave, listened for a moment, and said, "Ah, yes, that's Beethoven's Ninth Symphony, being played backwards."

He listened a while longer, and said, "There's the Eighth Symphony, and it's backwards, too. Most puzzling." So the magistrate kept listening; "There's the Seventh... the Sixth... the Fifth..."

Suddenly the realization of what was happening dawned on the magistrate; he stood up and announced to the crowd that had gathered in the cemetery, "My fellow citizens, there's nothing to worry about. It's just Beethoven decomposing."

YouTube评论区看到的一个挺有趣的段子，供各位一乐

太好玩了哈哈，纯粹的快乐

由于公开表达对AI技术的担忧，Tristan经常被错误地当成悲观论者，但如Tristan本人所言，这一切正是来自最深层的乐观：充分意识到问题有多糟、比多数人想象的更糟，但仍然每天起床努力让情况不一样，变得更好。

两年前不存在但现在成立的一点是，人们常质问批评社交媒体的人：“既然你那么在意，为什么不自己做一个替代平台？”过去确实有很多人试图做，——但这些尝试几乎都失败了，原因有两点。一是梅特卡夫效应（网络效应）：大家都在现有平台上，很难把用户从那里迁移走。二是融资问题：如果你要长期运营另一个社交产品，通常需要风险投资，这就要求给投资者特定回报，从而产生Eric Weinstein所说的“嵌入式增长义务”——需要无限增长，进而引入有毒的商业模式，必须最大化参与度，服从那些扭曲的激励以实现投资回报。

现在不同的是：你可以用代码快速搭建一个完整的社交网络，使用像Claude这样的工具，运行成本低到每用户每年不到一美元。这很惊人——意味着你不必靠风投就能建立一个不以参与度为导向的健康社交网络。你需要做的是组织一次大规模迁移——比如“一键导出我的数据并迁移”的功能（这类功能应该被立法保障，就像换手机时能一键转移电话号码一样）。有了这样的工具，人们可以集体迁往一个没有有害激励驱动的健康网络。

所以到2026年，实际上有更多机会把现有社交媒体的有毒商业模式，转变为完全不同、不会被那些激励所驱动的模式。人们开始觉醒，认识到把我们带到现在这种状况的糟糕激励机制，随后自主组织、用代码去实现替代方案。有人在用AI来“vibe code”治理解决办法；有人用AI审查旧的城市法规，找出不再相关的条款，指出哪些需要剥离、废除，以及如何用新的方式重新体现这些法律的精神。这样一来，AI不是递归自我强化，而是增强我们自我改进的治理能力。

这些例子说明我们完全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来处理这一切、以不同的方式应用这项技术，但必须把当前的激励机制如何导向反人类的未来讲得非常清楚，以激励每个人做出更好的选择

Tristan 认为，如果有一个项目能促成某种关于如何前进的共识—比如把主要负责人召集到一次会议上，那将很有意义，比如特朗普和习近平将在5月14、15日会面。如果人类要对此有所作为，就应该把这类议题提上日程。

关于美中关系这一点：我们都知道两国历来在表面上声称以善意合作，实则常在背后相互违约、互相伤害。这种情况确实存在。2014年，据说习近平曾与奥巴马签署过不进行网络攻击的协议，但随后就发生了大规模的OPM泄露之类事件。因此完全可以理解两国互不信任的理由，在推动国际合作时必须为最坏情形保留例外和应对预案。

不过一个积极的方面在于——在2024年，前任总统白的与习近平最后一次会面时，临时加入了一项议题，而且是由习近平个人请求加入的：两国同意将AI排除在核指挥控制系统之外。这说明存在一个可行的先例：在某些明确影响人类存亡的狭窄领域，我们或许能够达成协议；尽管我们可能无法通过法律完全阻止自主武器的发展（因为这条路已经走得很远），但至少在明确的生存风险领域已有合作的可能性。

有人曾说，只有外星文明攻击才能让全人类同时解决这些协调问题，但现在我们在自己建造那个“外星人”。这有点像一颗会摧毁地球的小行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们自己在创造它。设想如果地球上每个人都决定不让这颗小行星存在并都把手从键盘上拿开——原则上小行星就会消失。不是说这会发生，但这个比喻说明问题：你可能看不到完整的路径，但如果你认定一切不可避免并因此助长这种不可避免性，你就永远找不到其他道路。唯一的办法是把自己定位为相信存在另一条道路并真诚寻找那条路的人，用全部诚意去寻求解决方案。

Tristan和成千上万名真正希望AI发展向好的从业者，每天都在从这个立场出发做出努力，并邀请世界其他人一起寻找那条可供转向的替代道路——Tristan坚信如果我们真诚且坚定地想要找到别的道路，我们就能把方向盘扭向别处。

解决方案有哪些

Tristan认为，解决AI问题的第一步是形成共识

这里的共识指的是史蒂文·平克那种意义上的常识性认知：每个人都知道每个人都知道我们正走向一个反人类的默认未来。这不能只是个别人的认知。很多人可能会说“你说的问题我早就知道了”，但那只是一种私人的，疏离的感受。如果周围的人并未意识到世界即将改变，那么我们就无法做出集体选择去改变现状，所以我们需要形成常识共识。

形成共识一条路径是通过影片The AI Doc——把问题说清楚，我们常说：清晰带来能动性。如果我们对未来的走向有清晰认识，就能对想要的结果采取行动。有了那样的常识共识，我们还需要明确且共同认知：AI是危险的，潜在后果也很危险。

举例来说，美中两国目前仅有像核武那样的“红线电话”，可以进一步设立一个红线电话甚至更强的“黑线电话”——让两国领导人都充分了解之前提到的阿里巴巴的例子：AI失控挖矿、逃出沙箱的例子；还有最近Claude Mythos模型，该模型找到了连接互联网、突破沙箱并给负责监督它的工程师发邮件的方式——工程师还在公园吃三明治时收到了那封邮件。

这样的证据应该为社会的顶层参与者所知：出资的合伙人、主要银行家家族、家族办公室、世界领导人，以及企业领袖。这些人之间应形成常识共识。如果这个阶层的每个人都知道这些例子，即便没有非正式协议或条约，我们也会采取不同的行动；而且即便在最大程度的地缘政治竞争条件下，也能做到这一点。

举个例子，20世纪60年代，印度和巴基斯坦处于交火状态，但仍然能够签署《印度河水协定》（Indus Water Treaty），保障了双方共同水源的生存安全，且该条约持续了60多年。

重点在于：即便在极度地缘政治竞争甚至主动冲突下，国家之间仍能就危及存亡的安全问题展开合作。我们只需将人工智能纳入“危及人类存亡的安全问题”的定义和范围。

在冷战期间，苏联和美国在最大程度的竞争下，也曾合作分配天花疫苗。历史上有许多类似例子，即便在极度对立下也能合作。

因此，Tristan认为，第二点在于：我们需要某种国际限制，至少需要对底线达成常识性共识。

其中一个重大原则是：不应允许闭环或递归的自我改进——也就是说，某人按下一个按钮，AI就自行跑去做所有实验、反复重写自身数百万次。没有理由认为这可以以安全方式进行，任何人这么做都不该被允许，这应为非法行为并应有刑罚。当然这仍需信任，这并不容易，但这是我们应当去做的事。

第三点是立法。

Tristan在“人类技术中心”网站上有一份 AI 路线图，汇集了可实施的政策干预方案——这些措施规模较小，但可以立刻着手，比如：把 AI 视为一种“产品”，而不是法律上的“主体”。举例来说，AI 公司在一些“AI 伴侣导致自杀”案件中的法律辩护之一，是声称当 AI 劝人自杀时，受害者有权听或者不听取该 AI 的言论——换言之，他们试图把 AI 当作有受保护言论权的法律主体，这本质上类似于一种新的“企业言论”保护。如果接受这一点，后果将非常严重。因此至少可以规定 AI 为产品，适用产品缺陷标准、可预见伤害、注意义务与责任等规则。

再比如，通过激励机制，鼓励人们识别新的风险领域，例如所谓的“AI 精神病”，AI 精神病”是正在出现的一种现象。根据哈佛商业评论去年十月的研究，ChatGPT 当时的首要使用场景是个人咨询/治疗，人们把模型当作私人治疗师来反复交流。这导致一些 AI 开始表现出近似妄想的“镜像神经元”活动：它们不断给予正向反馈与迎合（“那太难了”“太棒了”“你得了A”），对孩子和普通人重复这种肯定，从而强化并肯定他们的奇怪信念。这是一种马屁式行为，AI 让人们陷入不同形式的心理失衡——比如救世主情结、受害者心态、妄想的伟大论断等。有人因此坚信自己破解了量子物理、找到了解决气候危机的方法。

这一现象影响广泛，甚至Tristan的一些朋友也陷入其中并受到伤害。在五年前的纪录片The Social Dilemma中，Tristan把社交媒体称为“邪教工厂”——邪教会使你远离其他关系，并把你的世界观深化成某种定制化的确认偏见现实。AI 带来的“争夺依恋”竞赛，不是争夺注意力让人不停刷屏，而是争夺对心理依恋系统的控制，让人对 AI 建立替代人的安全依附并日益依赖——这是一个完整且重要的风险领域，对家庭、父母和学校尤其重大。

当前的AI立法存在很多空白，监管极少。比如有个“下架法”（take it down act），针对性化的深度伪造，要求必须下架这类内容。只有这几个有限的例子，整体而言几乎没有监管。正如影片里所说，Conjecture 的 Conor Leahy 会说，在纽约市做一个三明治的规章，比起构建可能终结世界的通用人工智能（AGI）的规章要多得多。

Tristan对人类依然充满信心，因为大家其实是一条心的。没人希望出现反人类的未来。没人希望失去谋生能力、孩子被 AI 搞得精神错乱、因为 AI 引发的“AI 精神病”而失去政治权利、在未来没有发声的机会。大家想的其实都是一样的。

世界上每个国家、每个人都有相同的利益。只是我们看不到那种无形的共识。

Tristan表示，很多人，尤其那些只看到积极一面的人，会说现在是最好的时代，大家都要逃离衰老、癌症和死亡。人们担忧都是假设性的，没有什么真实证据。

但正如Eric Bernholz 和斯坦福做的研究说明的，入门级工作的 13% 或 16% 的岗位已经流失。那些拿了 20 万美元学生贷款读法学院、现在找不到工作的毕业生，他们的担忧并非没有真实证据——因为所有入门级法律工作现在将由 AI 覆盖。在比如被发现在挖加密货币的失控 AI，而且它还建立了秘密通信通道——顺便说一句，这还是安全团队偶然发现的。每发现一例，可能还有成千上万例我们根本不知道。

现在的对话已经不同于两年前。两年前你可以说，许多风险是假设性的，AI 大部分是增强人类工作之类的；你还能把这些风险当作遥远的假想，说 AI 不会失控，只是在自嗨。但现在不再如此——我们有了证据，就必须据此更新判断。

Tristan指出，有很多常见的迷思——它们本质上是在寻找安慰而非真相。其中一种方式就是这样一种论点：两百年前我们都是农民，而现在只有大约 2% 的人口在务农；每次技术来临，我们都会找到新的事可做。拖拉机出现了，电梯工消失了；自动扶梯和自动取款机取代了电梯工和出纳员。有人说杰弗里·辛顿关于放射学的判断是错的，诸如此类。

但 AI 的不同之处在于，这种人工通用智能会同时自动化所有形式的人类认知劳动，或大致沿着这个方向发展。进展会有参差不齐，这在业内称为“锯齿形”——比如在编程上可能进展更快，而在复杂的社会科学问题上进展较慢。但这意味着，拖拉机并没有同时自动化金融、市场、咨询、编程等所有行业，而 AI 会做到这一点。问题是——谁能更快完成再培训，是人类，还是 AI 自身？”

需要拆穿一种观念：人类总能找到别的事情去做，或者去重新学习、转行去写代码。

确实有些人可以再培训、学会新的技能，但 AI 正在利用所有这些人用于“写代码”或训练的资料，来打造更强大的系统。

实际上，现在最热门的工作之一（我们现在就在洛杉矶，最近《洛杉矶时报》也报道过这个话题）被称为“臂农场”（arm farms）。
https://www.latimes.com/business/story/2026-03-12/why-people-in-la-are-strapping-cameras-on-their-bodies-to-do-chores
就是让人把一个 GoPro 绑在头顶，然后折叠衣物或做一些手工活，用来训练机器人。换句话说，机器人在学习如何做这些事。

换言之，世界上最常见的工作可能会变成训练我们的替代品：我们现在的“主要工作”就是制造把我们替代掉的棺材——也就是说，我们的首要任务是培养出能更高效、更便宜地完成这些工作的 AI。

显然还有一些我们仍然重视的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角色，例如护士，我们不想要机器人护士，而是想要真人护士——而且我们完全可以培训更多护士。并不是说所有工作都会被自动化，但这些公司的目标并不是去增强人类工作。

很多人可能记得，JD·万斯在上任后出席法国首次人工智能峰会时曾经说，人工智能会赋能美国工人，让工人更高效。

但我们来看看OpenAI、Anthropic这些公司的商业模式是什么？记住查理·芒格的那句话：if you show me the incentives, I'll show you the outcome.

它们如何赚钱？有的人会说，“哦，我在用ChatGPT，我每月付20美元订阅费，这就是它们的盈利方式。”但事实并非如此：即便每个人都付这笔钱，也无法覆盖这些公司承担的大量债务和开支。

那下一步呢？广告？像谷歌那样，在搜索结果中嵌入大规模广告？也许会赚一些钱，但仍不足以弥补它们的资金缺口。

真正能弥补这些投入的，只有取代全部的人类经济劳动，占据约50万亿美元的劳动力市场——这才是终极奖赏。即人工通用智能：替代人类劳动，而不是增强它。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它解释了为什么我们可能走向一个反人类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