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义论》节选：

第一章 正义即公平

正义是社会体制的第一美德，就像真实是思想体系的第一美德一样。一种理论如果是不真实的，那么无论它多么高雅，多么简单扼要，也必然会遭到人们的拒绝或修正；同样，法律和体制如果是不正义的，那么无论它们多么有效，多么有条不紊，也必然会为人们所改革或废除。

第二章 正义的原则

根据这些说法，我们也许可以否定这样一种论点：由于天生才能的分配和社会环境中的偶然因素是不正义的，而这种不正义又必然要影响到人类的各种安排，所以体制的安排始终是有缺陷的。有时候，这种意见是作为无视不正义的借口而提出来的，似乎拒绝默认不正义就像不肯承认死亡一样。自然分配既不是正义的，也不是不正义的；人们在社会里生而具有某些地位，这也不是不正义的，这些都不过是天然的事实。

第三章 原始状态

而且，人们也可以认为，尊重自己的人更有可能相互尊重，反过来也一样。自轻会导致轻视别人，并和妒忌一样危及自己的善。自尊就是相互间的自立。

第三章 原始状态

在设计社会制度时，我们必须把人完全当作目的来看待。无论如何不能把人当作手段来看待

第四章 平等自由权

缺乏一致的意见是正义环境的一部分，因为即使在奉行完全一样的政治原则的人们之间，意见不一致也必然会存在的。没有忠诚的反对派这个观念，没有对表达和保护这个观念的宪法准则的忠诚感情，民主政治就不可能很好地实行或长久维持。

第四章 平等自由权

因此，必须采取补救措施来维护所有平等政治自由权的公平价值。可以利用的手段很多。例如，在允许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里，必须对财产和财富进行广泛的分配，必须把政府的资金用来为鼓励自由的政治讨论提供一个正式的基础。此外，为使政党在宪法体制中发挥作用，还要把足量税收的岁入分一部分给各个政党，使它们不致与私人经济势力发生关系（例如，可以规定按照最近几次选举中的得票数等等对政党进行津贴）。政党必须独立自主，不屈从于个人的要求，即不是按照某种关于公共善的观念在公共讲坛上提出来并予以公开支持的要求。如果社会不承担组建政党的费用，政党就不得不向条件较好的社会和经济势力乞求经费，于是这些经济集团的要求势必会得到过分的重视。如果地位较不利的社会成员由于缺乏手段，实际上无法发挥他们的相当程度的影响，只得冷淡而不满地退居一旁，那么上述情况就尤其可能发生。

第四章 平等自由权

从历史上看，立宪政体的一个主要缺点是它不能确保政治自由权的公平价值。必要的纠正措施从来不曾采取过，事实上，对这种措施也似乎从未认真考虑过。财产和财富分配上的悬殊，虽然远远超出了可以与政治平等并存的程度，但一般为法律制度所容忍。公共资源从来不曾用来维护为实现政治自由权所必需的体制。从本质上说，这种缺陷在于民主的政治过程充其量只是一种有控制的竞争；它在理论上甚至不具备价格理论赋予真正竞争性市场的那种理想的属性。而且，政治制度中不正义的影响比市场的缺陷要严重得多。政治权力迅速积累并变得不平等起来；得到好处的人可以利用国家的强制性工具和国家的法律，来确保自己的有利地位。这样，经济和社会制度中的不公平可能很快就破坏了在幸运条件下也许会存在的任何政治平等。普选制还不是充足的抵消力量；因为只要政党和选举经费不是来自公共资金，而是来自私人捐助，那么政治讲坛就要受到占支配地位的势力的牵制，从而使为确立正义的宪法统治所必需的基本措施很少能够适当地提出。

第四章 平等自由权

亚里士多德说，人的特点是他们既有正义感又有不正义感，而他们对正义的共同理解产生了古希腊的城邦。根据我们的讨论，人们也可以依此类推说，对正义即公平观点的共同理解产生了立宪民主制度。在为正义的第一个原则提出进一步的论据之后，我曾试图指出，民主制度的基本自由权由于这种正义观而有了最牢靠的保障。在每一种情况下得出的结论都是人所熟知的。

第六章 责任和义务

承诺规则以某种方式说明了可以作出承诺的合适情况以及可以不作出承诺的某些情况，这种方式决定了这个规则所体现的承诺习惯是否正义。例如，为了作出有约束力的承诺；一个人必须具有合理的精神状态，必须是完全自觉的，必须知道这种有法律效力的话具有什么含义。怎样用它来作出承诺，等等。此外，这种话必须是一个人没有受到威胁或强迫，而是自由地或自愿地说出来的。他在说这种话时好比具有一种相当公平的谈判地位。如果这种有法律效力的话是一个人在睡梦中说的，或是在谵妄时说的，或者，如果他是被迫作出承诺的，或者，如果有人故意不让他知道有关情况，那么，他就不一定非要履行他说过的话不可。一般说来，必须对作或不作承诺的情况加以规定以便维护各方的平等自由权，并使承诺习惯成为一种合理的手段，人们可以用它来达成互利的合作协议，并使这种协议保持稳定。

第七章 好即合理

把这些看法集中起来，我们就有了一个指导原则，即不管一个人的计划最后会产生什么结果，决不要责备自己，这就是他应有的一贯表现。如果他把自己看作是一个自始至终存在的人，他就能够说，他在自己生命的每一时刻所做的事，都是理性权衡所要求的，至少是它所许可的。因此，他所承受的任何风险必定都是值得的，即使发生了他本来可以预见到的最坏情况，他也仍然可以肯定地说，他所做的事是无可指责的。他并不对自己的选择感到后悔，至少即使他后来认为，从当时来看不那样做可能更加合理，他也不会感到后悔。

第七章 好即合理

最后，关于善的全面理论使我们能够区分不同的道德价值，或判明有没有道德价值。因此，我们可以把不正义的人、坏人或恶人区分开来。为了证明这一点，可以考虑一下这样的事实：有些人拼命追求过分的权力，即超过正义原则所允许的限度并能任意对别人运用的权威。就这种情况的每一种来说，都可以为了达到个人目的而不惜去做错事和不义之事。但不义之人是为了财富和安全之类的目的而谋求支配权的，这些目的如能加以适当限制就是合法的。坏人希望得到武断的权力，因为他喜欢由于行使这种权力而使他产生的那种优越感，同时他也想得到社会的称赞。他也有一种无节制地要做某些事的欲望，但对这些事如能加以适当限制，如能尊重别人并有克己意识，那就是好事。正是他用以实现他的野心的这种方式使他成了一个危险的人。恶人就不同了，他热衷于不正义的统治，完全是因为这种统治破坏了独立的人在平等的原始状态中可能同意的东西，因而掌握并显示这种权力，表明他的至尊和蔑视别人的自尊。他所追求的正是这种炫耀权力和侮辱别人。恶人的动机是出于对非正义的爱好：他以看到屈从于他的人的软弱无力和忍气吞声为乐，他对他们认为他存心使他们遭受屈辱而感到快意。一旦把正义理论和关于善的理论在我们所说的全面理论中结合起来，我们就能够作出这些区别以及其他区别。似乎没有理由担心不能对这些众多的不同的道德价值作出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