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左翼知识分子并不是最近才开始倾向虚无主义，敌视自由，与民众脱节的，而是在20世上半叶就如此，奥威尔对此谈论的不少。在他的时政文章中，除了对纳粹和苏联的攻击之外，就是对知识分子，尤其是左翼知识分子的批评，这些批评放到一个世纪后的今天还是十分应景，下面是我的一些摘录：
"通过几份周报和月刊，你就可以了解到英国左翼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所有这些报纸最显眼的特征就是它们总是抱着负面、挑剔的态度，从来无法提出任何有建设性的意见。里面没有什么内容，就只有那些从未掌握过权力，也永远没有希望掌握权力的人不负责任的吹毛求疵。另一个重要的特征是，这些人生活在精神世界中，完全与现实生活脱节，思想非常肤浅。许多左翼知识分子直到1935年仍是死气沉沉的和平主义者，而从1935年到1939年又叫嚣着要与德国进行一场战争，但战争一打响就立刻销声匿迹。那些在西班牙内战期间最彻底的“反法西斯者”如今是最彻底的失败主义者，这大体上是成立的，虽然并非人人如此。在其背后隐藏着关于英国知识分子一个十分重要的事实——他们与这个国家的平民文化的隔绝。
英国的知识分子刻意让自己欧洲化。他们吃东西讲究巴黎风味，从莫斯科汲取精神启迪。在这个国家普遍的爱国主义情绪中，他们是持不同意见的少数派。或许，英国是唯一一个本国知识分子以自己的国籍为耻的国家。在左翼圈子里，他们总是为自己是英国人而略感羞愧。他们的责任就是嘲讽英国的每一样事物，从赛马到焦糖板油布丁统统不放过。几乎所有的英国知识分子在立正聆听《天佑吾王》时都会觉得羞愧难安，比从济贫捐献箱里偷钱还不自在，虽然这一现象很奇怪，却真真切切地发生了。在最关键的那几年里，许多左翼人士老是在打击英国人的士气，试图传播一种观念，那套观念有时候就像和平主义那么懦弱，有时候又是狂热的亲俄思想，但总是在反对英国。这些行为到底收到多少成效仍有待思考，但的的确确起到了一定的影响。如果说，英国人经历了数年士气上的低迷，让法西斯国家觉得他们确实“腐朽不堪”，从而放心大胆地发动战争，那么，来自左翼知识分子的破坏行动要对此负上一部分责任。《新政治家报》和《新闻纪实报》在高喊口号反对慕尼黑条约，但就连它们也做了一些事情，使得慕尼黑条约的签署成为可能。十年来对毕灵普分子从里到外的嘲弄甚至影响了毕灵普分子本身，使得让聪明的年轻人参军比以前变得更加困难。大英帝国陷入了萧条，拥有军事传统的中产阶级必然走向衰落，但浅薄的左翼思想对这个过程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英国，你的英国》
"我们要记住这两个理念是水火不容的，这一点很重要。到明年的某个时候，左翼知识分子很有可能会做出亲希特勒的反应。现在已经有这种情况的前兆了。希特勒的正面成就对这些空虚的人很有吸引力，至于那些有和平主义倾向的人，他迎合了他们的受虐倾向。你一早就大致知道他们会说些什么。他们先会拒绝承认英国的资本主义体制正在演变，或者说打败希特勒只会是英国和美国的百万富翁的胜利。然后，以这一点为出发点，他们会争辩说，说到底民主和极权体制“其实没什么两样”或“好不到哪里去”。英国并没有多少言论自由可言，因此，它的自由并不比德国更多。领取救济金是骇人听闻的经历，因此盖世太保的刑讯室也就坏不到哪儿去。大体上，天下乌鸦一般黑，不用五十步笑百步。
但在现实中，无论民主和极权体制的情况是怎样的，都不能认为这两者并没有区别。即使英国的民主体制无法演变超越目前的阶段，这一想法也是错误的。有秘密警察、文字审查和强制劳动的军国主义的欧洲大陆与一个松散的，有贫民窟、失业、罢工和党派争斗的海洋文明民主国家根本不是一回事。这是大陆势力和海洋势力之间的区别，残酷和漫无效率之间的区别，说谎和自欺欺人之间的区别，盖世太保和收租的寓公之间的区别。在两者之间作出选择时，你并非基于他们现在的力量，而是基于他们将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情。但在某种意义上，它与民主——无论是较高程度的民主还是程度最低的民主——是否“优于”极权主义这个问题并不相干；要在这个问题上作出判断，你必须先掌握绝对的标准。唯一重要的问题是，在最危急的时刻到来时，你真正同情的会是谁。那些喜欢在民主体制和极权体制之间取得平衡，“证明”两者都好不到哪里去的人都只是一帮浅薄的人，从未真正经历过现实。现在他们展现出对于法西斯主义同样肤浅的误解。一两年前他们高声呼吁反对法西斯主义时是这样，现在他们开始与法西斯主义暗通款曲，情况亦如是。问题不是：“你能说出一番大学辩论队式的替希特勒辩护的‘道理’吗？”而是：“你真的接受那种情况吗？你愿意接受希特勒的统治吗？你愿意看到英国被征服吗？还是不愿意呢？”在轻率地与敌人站在同一阵线之前，弄清楚这一点比较好。在战争中没有恪守中立这种事情。在现实中，你不是帮助一方就是在帮助另一方。
当最危急的时刻到来时，没有一个在西方传统中长大的人可以接受法西斯式的生活。重要的是，现在就意识到这一点，并理解它意味着什么。虽然英国文明死气沉沉、伪善而且没有公义可言，它却是希特勒的道路上唯一的障碍。它是所有“颠扑不破的”法西斯主义教条的一个活生生的反例。这就是为什么所有的法西斯主义作家过去多年来都一直认为必须摧毁英国的势力，为什么英国必须被“消灭”，必须被“毁灭”，必须“不复存在”。在战略上，这场战争有可能以希特勒占据欧洲，而大英帝国保持完整，英国的海上势力大体上不受影响而告终。但在意识形态上这是不可能发生的，如果希特勒一边在倡导那些纲领，而一边又抛出和平的提议，那只是他在耍手段，目的是以间接途径征服英国或在更加合适的时机重新发起进攻。他绝不会允许英国继续存在，就像一个漏斗那样将致命的理念从大西洋的彼岸引入欧洲的极权国家。回到我们自己的观点，我们将面临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那就是保持我们所认识的民主体制。但保持总是意味着发扬。我们所面临的选择不是胜利和失败，而是革命与冷漠。如果我们为之奋斗的事情被彻底摧毁了，那在一部分程度上将是出于我们的自作自受" —《英国的革命》
"在法国那些迫切希望打仗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似乎人数比较少。为什么这类人在一个国家会比在另一个国家更加普遍呢？你可以想到几个附属性的原因，但这个问题或许可以用一个词就给出满意的回答：征兵制度。
与英国相比，法国是一个民主国家，由地位决定的特权要少一些，很难逃避兵役。几乎每个成年的法国男子都曾经服役过，法国军队严苛的纪律牢牢地印在他的记忆里。除非他上了年纪或地位受到格外的优待，否则战争对他的意义与战争对英国中产阶级的意义是很不一样的。
它意味着墙上的一张告示“全体动员令”，三个星期后如果他不走运的话，肚皮就吃了枪子儿。
这么一个人怎么会不负责任地声称“我们”应该向德国、日本或任何刚好撞上枪口的国家宣战呢？他一定会以非常现实的目光看待战争。
你不能说同样的情况发生在英国的知识分子身上。所有那些日日夜夜宣称如果某某某事件发生的话“我们”就非打不可的左翼报刊记者，有多少人想到战争会影响到他们自己呢？当战争爆发时，他们会做他们现在正在做的事情：撰写政治宣传文章。而且，他们很清楚这一点。这类为左翼政党写文章的人并不觉得在“战争”中他将蒙受伤害。“战争”是纸上发生的事情，是外交行动，它固然是悲惨的，却是为了消灭法西斯主义而“必须”做的事情。他在战争中扮演的角色就是高高兴兴地撰写煽动性的文章。奇怪的是，或许他是错的。我们还不知道一场大规模的空袭会是什么情形，下一场战争或许就连报刊记者也会很不好过。但这些人生来就是富裕的知识分子，从骨子里认为自己属于特权阶级，他们并没有预见到这些事情的能力。战争是纸上发生的事情，因此，他们能够决定哪场战争是“必须”的，就像在下象棋一样轻松自若。
我们的文明制造出了越来越多的两种人：暴徒和娘娘腔。他们从来不会碰到一块儿，却又彼此需要。有人在东欧“清算”一个托派分子，有人在布伦斯伯里写文章证明这是正当的。当然，这完全是因为英国的生活太舒适太安全了，使得我们的知识分子普遍渴望发生流血事件——在遥远的地方发生流血事件。奥登先生能写出“承担必要的谋杀的罪责”这样的话是因为他从未杀过人，或许没有一个朋友被谋杀，甚至可能从未见过一具被谋杀者的尸体。这群完全不负责任的知识分子在十年前“接纳”了罗马天主教，今天“接纳”了共产主义，再过几年将会“接纳”英国式的法西斯主义，他们的出现是英国局势的一个特征。他们的重要性在于，他们能凭借金钱、影响力和文学才华占据出版业的大半壁江山。" —《对这场危机的政治反思》
"我已经用我们的处境中的一个基本事实作为例子说明，生活在这样的社会里，我们无法说出真相。过去二十年来没有政治家在说出大英帝国的真相之后能够争取到追随者。我认为从这件事就可以看出任何民主社会在遭受到非民主社会的挑战时不可避免的缺陷——那些非民主的社会由目标明确的坏人统治，他们清楚地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不需要顾虑工会或依赖消费品广告的报纸，能轻易地迫使全体人民像奴隶一样劳动，像兔子一样生育。而且，另一个不是那么明显但从长期的角度看同样重要的因素是生活在富裕资本主义民主国家的那些知识分子的特征。我们的知识分子，我指的是左翼知识分子——请注意，过去十年来英国没有哪个知识分子不是“左翼”人士——在本质上是资本的产物。这是一部分原因，而另一部分原因是英国的生活非常安稳。我总是惊讶于英国知识分子的思想是如此负面，而且没有坚定的信仰或正面的目标，总是有不切实际的空想，那些地位不是那么安稳的人根本不会这样。在这篇文章里，因为篇幅限制我无法列举英国知识分子所有不切实际的想法。我会只举一个明显傻帽和荒谬的想法作为例子，几乎是盎格鲁-撒克逊文明特有的，那就是和平主义。像和平誓约同盟所提倡的和平主义根本是无稽之谈，没有哪个接触过现实的人会相信它。任何略通世务的人都知道如果政府不能使用武力，任何群体甚至个体都可以将它推翻。我们所了解的社会必须以暴力作为基础，连一个六岁的孩子都明白这个道理。但在英国，我们几十年来生活在非常安逸的环境里，你一辈子可能都不会看到死人，不会挨揍，不用露宿或挨饿——因此，根本不需要去看看你的生存所依赖的根基。在这样的气氛里，再愚昧的思想都可能产生，而且能够影响各式各样的人。你可以看到这一思想对英国知识分子对这场战争的态度所造成的影响，我认为这种影响始于1935年或1936年，最晚不迟于1936年。在1935年到1939年间，所有左翼知识分子就像一群绵羊那样支持战争。他们要求对德国要有强硬的立场，却又反对进行扩军战备。战争一爆发左翼知识分子又转而反对战争。这不是因为苏德条约和你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捍卫苏联政策的态度。它影响了许多并非亲俄派的人，据我所知亲俄派在6月22日之后并没有改变他们的反战立场。我的看法是，这只是因为过去二十年来所形成的不切实际的态度和我们的社会那些有思想的人士的不满倾向。研究英国左翼人士思想最好的地方是《新政治家报》这份周刊，它是各个左翼思潮的会集地。我觉得作为一份杂志，《新政治家报》徒有虚名。多年来我一直定期阅读它，但从来没有看到它有一以贯之的政策或提出过有建设性的意见——事实上，它只体现了阴郁的思想和对任何时事的自发不满。它所表达的内容就只是形形色色的英国左翼知识分子并不喜欢他们生活其中的社会，与此同时，又不愿意付出努力或承担改变社会的责任。
请注意，到目前为止我所说过的话或许已经在《泰晤士报》那些傲慢的副刊评论上刊登过了，听上去就像是艾伦·帕特里克·赫尔伯特等人所热衷的对“高雅人士”的抨击。但非常重要的是要意识到问题的另一面。为什么富裕的资本主义社会孕育出疣子一般不满的知识分子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呢？原因在于，像我们这样的社会，知识分子根本不能起到作用。过去二十年来，特别是在英国和美国，法国的情况也差不多，有思想的人没有真正的工作，也没有社会地位。如果他有工作，那只是因为有许多资本可以去敲诈，有许多进了腐朽的第三代食利阶层口袋的利益可以瓜分，他们把钱花在了资助画廊和文艺评论上，为真伪难辨的艺术家提供收入。有思想的人没有机会让自己成为有用之人或觉得自己有用。甚至当英国卷入战争时以及在战争最绝望的时刻，情况依然如此。我记得在这场战争一开始的时候我和一份左翼周刊的编辑聊天，他对我说：“你知道吗，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在战争第一天就向政府写信毛遂自荐，希望能够做点贡献。”我说：“我也写信了。”我的朋友我们姑且叫他X，他说：“我也写了，但不同的是克里普斯是个有身份的人，得到了回应。”——当然，答案是否定的。从中你能了解到知识分子在我们的社会里的尴尬地位。即使政府能够起用他们，他们也没有机会发挥自己的才华，而是去当不堪重任的士兵或不靠谱的文员。而打仗时是这样，和平时期更是如此。看着世界地图你会发现有将近四分之一的地方涂成了红色。那就是大英帝国——我们要记住，尽管有种种弊端，大体上在大英帝国境内要比在境外好一些。这整片广袤的地域由不能被称为知识分子而且与知识分子根本没有接触的人实施管理。过去二十年来知识分子根本无法从事行政工作，因为所有的工作都非常落后，而且赤裸裸地不公，他们一定会感到厌恶。他们生活在一个让他们一无是处的社会里，在这个社会里只有傻瓜才能发达。这就是他们总是牢骚满腹的原因。除此之外，他们拥有世界上最美妙的机会：他们有闲暇、金钱、安全、思想自由和更彻底的道德自由。过去二十年来布伦斯伯里的生活是各个时代的道德反叛者所梦寐以求的。但大体上过着这种舒适生活的人并不快乐，他们并不是真的喜欢他们表面上所追求的东西。如果社会能够不给予他们那么多福利但更加重视他们，或许他们将能够发挥真正的作用。" —《文化与民主》
"纳粹征服法国的一个特征就是，知识分子有着令人惊诧的缺陷，包括一部分左翼政治知识分子。那些知识分子是反法西斯的高调唱得最响的人，但是，在紧要关头，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屈服了，选择了失败主义。他们很有远见，知道情况对自己不利，而且能被收买——因为纳粹分子显然觉得有必要收买知识分子。工人阶级的情况则恰恰相反。他们太过愚昧，无法了解到别人在如何玩弄自己，轻易地相信了法西斯主义的承诺。但迟早他们会再次进行抗争。他们必须这么做，因为他们一定会发现法西斯主义根本无法兑现承诺。要永远争取到工人阶级，法西斯分子必须提高整体的生活水平，但他们没办法这么做，或许也不愿意这么做。工人阶级的斗争就像一株植物的生长。这株植物没有眼睛也没有智慧，但它知道要一直朝上方的光明进发，无论遇到多少阻挠都一定会这么做。" —《回首西班牙战争》
"我们无从了解社会主义运动与文坛知识分子之间的决裂造成了怎样的损失，但它已经和他们疏远了，一部分原因是将宣传手册和文学混为一谈，一部分原因是它没有为人道主义文化留下容身之地。一位作家能像其他人一样投票给工党，但他很难以作家的身份去参与社会主义运动。那些书呆子气十足的教条主义者与务实的政客都会因为他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鄙视他，并且不会错失时机让他知道这一点。他们对待他的作品的态度和一个打高尔夫的股票经纪没什么两样。政治家粗鄙无文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就像乔治·麦考利·特里维廉所说的，“在十七世纪，议员引用的是《圣经》，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引用的是经典作品，到了二十世纪，他们什么也说不出来”——它的推论就是作家们在文学上的无所作为。在上一场战争后的那几年里，最好的英国作家都有反动倾向，但大部分人都没有直接参与政治。到了大约1930年，继他们之后是一代努力想积极投身左翼运动的作家。有一部分人加入了共产党，在里面得到的待遇和他们加入保守党没什么两样。也就是，他们一开始时得到了资助，但也被猜疑，然后，当他们被发现不愿意或不能将自己变成留声机唱片时，他们被弃之如敝屣。大部分人回归个人主义。无疑，他们仍然会投票给工党，但他们的才华在这场运动中荒废了。然后——经过更加狰狞的演变——在他们之后出现了新一代的作家，他们并非全然与政治隔绝，但从一开始就独立于社会主义运动之外。在那些非常年轻刚刚崭露头角的作家里，最有才华的是和平主义者，有几个甚至有法西斯主义倾向。在他们当中，几乎没有人对社会主义的理念感兴趣。与法西斯主义进行的十年斗争对他们来说似乎既毫无意义又无趣，而且他们直白地说出了这一点。你可以有好几个理由解释这一点，但左翼人士对待“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轻蔑态度有可能是原因之一。
吉尔伯特·穆雷曾在某处说过，他曾经为一个社会主义辩论社进行关于莎士比亚的讲座。最后他像往常一样请听众提问，唯一的问题就是：“莎士比亚是资本家吗？”这个故事让人觉得沮丧的是，很有可能真有其事。从它所隐含的意味出发，你或许会隐约了解到，为什么塞林会写出《我应负的责任》而奥登正在美国进行自我反思。" —《文学与左派》
"在这场战争的早些时候，政府很难让老百姓们去领取他们的票据簿。在议会选举时，即使有了现代化的登记方式也经常只有不到一半的选民去投票。像这些事情就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思想之间存在着巨大鸿沟的表现。但知识分子与人民群众之间也存在着巨大的鸿沟。正如我们从记者们对选举结果的预测中可以了解到的，他们根本不知道公众在想些什么。革命宣传根本没有收到任何效果。整个国家的教堂都是空荡荡的。尝试去理解普通老百姓在想什么，而不是假定他们拥有应该拥有的想法，这个理念很陌生，而且不受欢迎。左翼和右翼都对社会调查发起了恶毒的攻讦。但通过某种方式去了解公众舆论显然是现代政府必须要去做的事情，作为一个民主国家而不是一个极权国家，更是需要这么做。这意味着和普通老百姓沟通时要说他们能够理解和回应的话。" —《政治宣传和通俗的演讲》
"当前主流正统思想所要求的是不加批判地崇拜苏俄。每个人都知道这一点，几乎每个人都依照它的要求去做。任何对苏联政体的严肃批评、任何对苏联政府需要掩盖的事实的揭露都无法刊印。有趣的是，这场波及全国的吹捧我们的盟友的阴谋是在真正的思想宽容的背景下进行的。因为虽然你不能批评苏联政府，至少你可以自由地批评我们自己的政府。几乎没有人会出版一本抨击斯大林的书，但在书籍里和期刊里抨击丘吉尔是很安全的事情。纵观战争那五年，我们有两三回为了国家的存亡而战，在此期间无数呼吁达成和平妥协的书籍、宣传册和文章照样出版，并没有遭到干预。而且它们并没有激起强烈的不满。只要苏联的声望没有遭到诋毁，自由言论的准则一直都合情合理地得以遵守。还有其它被禁止的话题，接下来我会对其中的几个进行讨论，但对于苏联的主流态度是最严重的征兆。它似乎是自发而生的，并不是某个压力集团行动的结果。
自1941年以来，大部分英国的知识分子对俄国奴颜婢膝，全盘接受俄国的宣传，并对其加以重复，要不是之前有好几次他们有过类似的表现，这原本会令人觉得很惊讶。在一个接一个富有争议的问题上，俄国的观点被不假思索地接受，然后在完全罔顾历史真相或思想体面的情况下就进行公开宣传。只举一个例子：英国广播电台庆祝苏联红军成立二十五周年，却没有提到托洛茨基。这就好像在纪念特拉法尔加战役时没有提到纳尔逊一样，但英国知识分子对此并没有提出抗议。在各个被占领的国家的内部斗争中，英国的媒体几乎一边倒地支持俄国人扶植的派系，抹黑诽谤对立的派系，有时候为了达到目的不惜抹杀事实证据。一个格外扎眼的例子就是米哈伊洛维奇上校，南斯拉夫切特尼茨运动的领袖。俄国人扶植了自己的南斯拉夫领导人铁托将军，指责米哈伊洛维奇与德国人勾结。这一指控立刻得到了英国媒体的响应：米哈伊洛维奇的支持者们没有机会作出回应，而与这个指控相抵触的事实也没办法出版。1943年7月，德国悬赏十万金马克捉拿铁托，而米哈伊洛维奇的悬赏也是差不多这个数目。英国媒体大肆宣扬铁托的赏金，但只有一份报纸（印数很少）提到了米哈伊洛维奇的赏金，对他与德国人勾结的指控仍在继续。同样的事情在西班牙内战期间发生了。那时候俄国人决心要消灭的支持共和国的派系在英国的左翼报刊中被大肆诬蔑，任何为他们辩护的言论，就连书信也被拒绝出版。目前，对苏联的严肃批评不仅被认为是应该被谴责的事情，甚至就连这些批评的存在有的时候也会被隐瞒。比方说，托洛茨基在死前写了本斯大林传。你或许会认为这绝不会是一本没有偏见的书，但显然它会很有销路。一个美国出版社原本已经着手安排将其出版，而且已经印出来了——我想那些供写书评用的样书已经寄出去了——这时候苏联参战了。这本书立刻被取消出版。英国媒体对这本书绝口不提，虽然这本书的存在和它遭受镇压是一篇值得写上几段的新闻。" —出版的自由（《动物农场》序文）
"让人觉得不安的是，当事关苏联及其政策时，你不能指望自由派的作者和记者能提出有思想的批判，在很多情况下甚至无法做到诚实，虽然他们并没有遭受直接的压力要去歪曲他们的意见。斯大林是至圣之人，绝不能对他的政策进行严肃的讨论。自1941年以来这条规矩几乎普遍得以遵守，但早在十年前它就开始运作，程度比人们有时候所想象的更严重。那时候来自左翼人士的对苏联政权的批评很难得到表达。当时有许多反俄的文学作品，但几乎都出自保守派的角度，显然并非出于真诚，而且思想落伍，带有卑鄙下流的动机。另一方面，支持俄国的宣传也有相当大的规模，而且同样虚伪，任何想要以成熟的方式对重要的问题进行讨论的尝试总是会遭到抵制。事实上，你能出版反俄书籍，但这么做肯定会被几乎整个高端出版界忽视或扭曲描述。你会被公开或私下警告，说这么做“不合适”。你所说的事情或许是真实的，但它“不合时宜”，会被这个或那个反动利益团体“利用”。这一态度总是以这是出于国际局势和英俄同盟的迫切需要作为理由进行自我辩护。但显然，这是文过饰非。英国的知识分子群体，或它的大部分成员，对苏联产生了类似于民族主义的忠诚，他们打心眼里觉得对斯大林的智慧提出质疑就像是在亵渎神明。他们以不同的标准看待俄国的事件和其它地方的事件。1936年至1938年大清洗的无休止的处决得到了毕生都在反对死刑的知识分子的鼓掌欢呼；印度发生饥荒就应该进行公开报道，而乌克兰发生饥荒则应该进行隐瞒。战前的情况是这样，现在的思想氛围也好不到哪里去。" —出版的自由（《动物农场》序文）
"但不幸的是，接受政治上的责任感如今意味着屈服于正统观念和“党派纲领”，而这意味着怯懦和虚伪。与维多利亚时代的作者不同，我们的劣势在于，我们生活在壁垒分明的政治意识形态中，总是一下子就知道什么样的思想是异端思想。一个当代文学知识分子总是在担惊受怕中生活和写作——事实上，他害怕的不是更广泛层面的公众意见，而是自己的小群体内的共同意见。大体上，幸运的是，群体不止一个，但在任何时候总是有居于主导地位的正统观念，要与正统观念为敌不仅需要硬着头皮，而且有时候意味着有好几年的时间收入锐减。显然，过去这大约十五年来，占据主导地位的正统思想，尤其是在年轻人中盛行的思想，一直是“左翼”思想，鼓吹“进步”、“民主”和“革命”，而你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避免被贴上的标签则是“资产阶级”、“反动派”和“法西斯分子”。如今几乎每个人，甚至包括大多数天主教信徒和保守派，都是“进步分子”，或者至少希望别人认为他们是“进步分子”。据我所知，没有人会自称是“资产阶级人士”，就好像没有哪一个略通文墨的人听说过反犹主义这个词后会承认自己有反犹倾向。我们都是优秀的民主人士、反法西斯反帝国主义的斗士，蔑视阶级差别，不受肤色歧视的影响，等等等等。当前的“左翼”正统思想要比二十年前兴盛一时、极其势利虚伪的保守派正统思想要好一些，这是没有多少疑问的——当时《标准》与《伦敦信使》（水平要稍低一些）是主流的文学杂志——因为至少它所隐含的目标是许多人真正想要的富有生命力的社会形态。但它也有其谬误，而由于这些谬误无法被承认，这就使得对某些问题进行严肃的讨论成为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整个左翼意识形态，无论是符合科学的内容还是乌托邦式的内容，都是由那些无望获得权力的人构想出来的。因此，它是一套极端的意识形态，完全蔑视君主、政府、法律、监狱、警察、军队、旗帜、前线、爱国主义、宗教、传统道德——事实上，蔑视一切现存的体制。在人们的记忆中，所有国家的左翼力量都在与貌似不可战胜的暴政进行着斗争，很容易就以为只要资本主义这个暴政被推翻，社会主义就会随之成立。而且，左翼人士继承了自由主义的一些值得怀疑的信念，比方说“正义必胜”、“多行不义必自毙”或“人性本善，是环境造就了坏人”等等。这种完美主义的意识形态在我们几乎所有人身上一直存在，我们打着它的旗号抗议工党投票同意赋予英国国王的儿女丰厚的年金收入，或在国有化钢铁厂这个问题上表现犹豫。但我们的脑海也形成了一系列从未说出口的自相矛盾的想法，这是源于我们在现实中栽了好多个跟头。
第一个大跟头是俄国革命。出于复杂的原因，整个英国左翼团体都被迫接受俄国政权的性质是“社会主义”，但私底下都知道它的精神和做法其实与英国本土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完全背道而驰。因此就出现了某种思想精神分裂症，像“民主”这些词汇可以有两种不可协调的意思，而集中营和大规模迁徙这种事情既可能是对的，也可能是错的。对左翼意识形态的第二个打击是法西斯主义的崛起，这动摇了左翼人士的和平主义和国际主义，但没有明确地重新树立信念。德国人的扩张让欧洲人明白了殖民地人民一早已经明白的道理，那就是：阶级仇恨并非那么重要；还有就是：有一种东西叫做民族利益。希特勒上台后，再说什么“你的敌人就是你自己的国家”和“国家独立没有价值”就很不靠谱了。但是，虽然我们都知道这一点，并且在必要的时候作出行动，我们仍然觉得要大声说出这一点是变节行为。最后要说的是，最困难的事情是现在左翼势力已经掌权，必须承担责任，作出真正的决策。" —《作家与利维坦》
"值得注意的是，对待“高雅的知识分子”——那些进行技巧实验的作家和画家——左派的态度并不比右派更加友好。不仅在《工人日报》和《潘趣》里，“高雅”几乎就是一个贬义词，而且马克思教条主义者针对的人正是那些在作品中展现出原创性和成就传世之作的作家。我可以列出一个长长的名单，但让我印象深刻的名字是乔伊斯、叶芝、劳伦斯和艾略特。和吉卜林一样，艾略特是备受左翼报刊不假思索、马虎敷衍地鞭笞批判的作家——而且那些书评家在几年前还为业已被遗忘的左翼书社的杰出作品而欣喜若狂。
如果你询问一个“优秀党员”（这一点几乎适用于任何左翼政党）他基于什么而反对艾略特，你会得到这么一个答案：艾略特是一位反动作家（他自称是保皇派，信奉英国国教等等），而且他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与人民群众没有接触，因此，他就是一个蹩脚的作家。在这番言论里隐藏着半有意识半无意识的错乱观念，几乎所有政治性的文学批评都深受其害。
不认同一位作家的政治立场是一回事，不喜欢他，因为他迫使你进行思考则是另一回事，不一定与第一点相矛盾。但当你开始谈论“优秀”或“蹩脚”作家时，你是在心照不宣地诉诸文学传统，也就是说，应用了一套完全不同的价值。因为，到底什么样的人才是“优秀”作家呢？莎士比亚是“优秀”作家吗？大部分人会表示同意。但即使以他的时代的标准去衡量，莎士比亚也或许有反动倾向，而且他是一位晦涩难懂的作家，很难相信人民群众能理解他的作品。那么，为什么大家会认为艾略特够不上是一位“优秀”作家呢？就因为他是信奉英国国教的保皇派，而且引用拉丁文的内容吗？
左翼文学批评强调主题的重要性，这一点并没有错。考虑到我们所生活的年代，要求文学的第一要务是进行政治宣传这个看法或许没有错。它错就错在表面上进行文学批评，实际上为政治服务。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有哪个共产主义者敢公开宣称托洛茨基的文笔比斯大林好呢？当然，他的文笔确实更好。说出“某某人是一位有才华的作家，但他是一个政敌，我将尽最大的努力让他保持沉默”这番话并没有危害。就算你用冲锋枪逼着他保持沉默，这种行径其实并不是反智的罪行。致命的罪行是说“某某某是一个政敌，因此他就是一个蹩脚的作家”。如果有人说这种事情不曾发生过，我只需要回答，去看看左翼报刊的文学版块，从《新闻纪实报》到《劳工月报》，看看你读到的都是些什么东西。" —《文学与左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