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强制的道德都必然是自相矛盾的,只有当人是具有自由意志和道德能动性的个体,能够选择自己的行为的时候,对其褒贬才有意义。
"种族批判理论" 的 "圣经" 之一 《White Fragility: Why It’s So Hard for White People to Talk About Racism》(脆弱的白人-让白人讨论种族主义为就这么难)告诉我们:所有白人都有着不自觉的的偏见,一切白人皆是种族主义者,并且世代相传。他们获得救赎的唯一之路就是承认自身的罪恶,展现自己的罪恶,并且全心全意地拥抱"种族批判理论"的意识形态教条。
这在现实中有着多种体现,例如在企业中开展的"多样化训练",以及在教育,媒体与文化行业中正推行的"去殖民化",致力于应对"种族主义","仇恨言论"和"微歧视"的区域化"多元议事会"也像雨后春笋一样涌现了出来。
"社会正义理论"引出了许多问题,例如以下的这些:
首先,作为普通人的一员,人们是否有义务积极地去除身边的各种社会弊病,比方说种族主义,政治腐败,贫困,污染,失业?如果所有人都必须把精力花在解决各种社会问题上,他们还有没有时间做自己的事情?在这种期待下,所有人都必须朝着乌托邦前进,谁要是敢松懈,等着他的很可能就是监狱。
其次,我们是应该为自己没有做的事情被预设为有罪呢,还是应该在被证明有罪之前,被认为清白呢?如果是前者,那么我们证明清白的唯一方式,就是永远地接受一种乌托邦意识形态的奴役,永不停歇地追求完美。如果一种理论试将人们转化成狂热的信徒,让他们追求至善,而这"至善"又是由某些号称全知全能的少数人规定的,我们就必须对这种理论进行揭露。"社会正义理论"就是其中的一种。
想象我们都生活在独裁社会中,独裁者强迫每个人都大公无私。这样做也许真的能消灭贫困,但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们之所以帮助他人,已不再是出于一种无私的,对他人着想的意愿,而是出于一种自私的,对于道德警察的恐惧。 我们都已经知道这种做法在现实中会造成什么后果,苏联在20世所做所为便是这种"社区精神"的体现。沙特阿拉伯是一个十分"和谐"的国家,这里看不到任何异端的宗教和思想,但只有这里的本国公民(尤其是女性),才切身地知道,为了这种表面的整齐如一,人们付出了多少代价。这样的一种"完美社会",以对人性的悲观态度为始,以对人性的极权操控而终,也正因如此,这种社会方能够释放出那些原本只存在于理论中的人性之恶,并且让各种抽象的理论成为罪恶的借口。
管制式的道德无异于奴隶式的顺从,它基于的是恐惧和自保的本能,而不是真正的道德。而且,管制式的道德依赖于庞大的官僚机构,用以监视,恫吓和镇压公众。以上的这些性质,使得身份政治不像是在真诚地改善社会正义,而更像是神权专制或毛式文革。
在著名的反乌托邦小说《我们》里,叶夫根尼·札米亚金设想了一个来自未来的诗人"R-13","R-13"十分迷恋于 "单一国家"和它对人类社会无所不至的严密控制,以至于花费了大量精力替那些惩罚异见人士的判决书润色,并且赞美那些反自由的"远古"宗教文化。在读到《创世纪》时,R-13解释到:上帝在天堂里让那两位作出抉择:有幸福没有自由,或是有自由没有幸福,没有第三种选择。那些白痴选择了自由。然后呢?随后的千百年里,他们一直怀念枷锁。看到了吗?世间的一切痛苦都来源于此。
想象一下,假如医生整天跟在我们后面提醒我们:"要补充维生素了",或是跑到我们家里,看冰箱里的水果蔬菜够不够,或者在我们抽烟时一把将烟夺走,我们会认为医生管得太多了,侵犯了个人的领域。医生的职责是治病,而不是保证人们的健康,如果我们要求医生保证人们健康,其实就是在侵犯医生的自由。反过来说,我们也不希望医生什么都做,因为我们都有自已的生活,不希望受到他人精细的管控。在未来的极权社会中,也许每个人都必须戴上fitbit手环,要是哪个人每天行走的步数没有达到一定的数量,医生就会拒诊。但保持健康是我们的责任,而不是医生的责任,把多少精力花在健康上应当基于我们的自主选择,由我们自己承担后果。20世纪的哲学家汉娜·阿伦特整天抽烟,但她抽烟是为了可以把更多时间花在工作上,要是她整天都关注身体健康,也许就无法留下这么多的遗产。
没有人可以在每个领域都达到完美,人生活在世界上,就必然面临着选择,而每一次选择都意味着有所放弃(我想要这个,不想要那个)。选择就必然产生后果,必然有所得失,而且有些后果和得失是难以预料的。失去了选择,也就失去了政治自由,人类的未来也就此断送了。人类的善良本性只有在不受强迫,不受官僚机构控制的条件下(它们所追求的完美完全就是谬误),才能真正展现出来。作为人类,他不能没有自由,他不是完美的,但他有着向善的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