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Richard Stallman 事件中我的观点

我此前关注的主要是Richard Stallman对于自由软件的看法，对于他的私生活并没有太多关注，但近期围绕着Richard Stallman是否可以重返FSF(自由软件基金)的争论使得我开始主动地去了解这一问题的始末。根据我在互联网上搜寻到的资料，我可以概括出以下几点内容。


1.Richard Stallman 创立了FSF(自由软件基金)，是自由软件运动的发起者。


2.在2019年一场与爱泼斯坦有关的事件中，Richard Stallman受到压力被迫从FSF辞职。


3.2021年三月，Richard Stallman宣布他将重返FSF，这一举动再次受到了抵制，包括 Mozilla 和 the Tor Project在内的1500人发布了一张联名公开信，信中主要有两个诉求，第一个诉求是解散整个现有的FSF委员会 ，第二个诉求是解除Richard Stallman的一切领导地位，并且禁止他日后加入任何领导层，包括Gnu。此外，该信还要求Richard Stallman 不再参加与自由软件，技术道德，数据权利相关的活动，并退出技术社区。(https://rms-open-letter.github.io/)

Richard Stallman 所受到的指控:

Richard Stallman受到的指控围绕在两个内容上：他在MIT内部邮件中的言论，以及他的个人私生活，主要是认为他言行不当，并在私下中对女性有骚扰行为。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对于Richard Stallman指控的具体内容一直在变，在2019年9月14日Vice对此展开报道的时候，所用的标题是《Famed Computer Scientist Richard Stallman Described Epstein Victims As ‘Entirely Willing’》(著名的计算机科学家Richard Stallman将爱泼斯坦的受害者描述成’完全自愿的’)(https://www.vice.com/en/article/9ke3ke/famed-computer-scientist-richard-stallman-described-epstein-victims-as-entirely-willing)，然而几天后Techcrunch在报道这一事件时，标题就变成了
《Computer scientist Richard Stallman, who defended Jeffrey Epstein, resigns from MIT CSAIL and the Free Software Foundation》(替爱泼斯坦辩护的计算机科学家Richard Stallman从MIT CSAIL和FSF辞职)(https://techcrunch.com/2019/09/16/computer-scientist-richard-stallman-who-defended-jeffrey-epstein-resigns-from-mit-csail-and-the-free-software-foundation/)，到了Mozilla 和 the Tor Project的公开信中，指控则变成了”He has shown himself to be misogynist, ableist, and transphobic, among other serious accusations of impropriety” (Richard Stallman证明了他是一个厌女主义者，健全主义者，恐同主义者，此外还有着其它的严重不当言行)


这些标题给人的感觉就是Richard Stallman在替爱泼斯坦的恶行辩护，认为爱泼斯坦的受害者是自愿被爱泼斯坦害的。真的是这样吗？


要弄明白这一点，我们需要找到原始材料，看看Richard Stallman倒底说了什么，原始材料可以在 vice 这篇报道的底部找到，是MIT内部的邮件记录。(https://www.vice.com/en/article/9ke3ke/famed-computer-scientist-richard-stallman-described-epstein-victims-as-entirely-willing)


事情的起因是，2019年，有人发现MIT暗中接受了爱泼斯坦的捐赠，而爱泼斯坦是一个著名的性罪犯，因此，MIT CSAIL的人员便在内部邮件的讨论串中对此展开了抗议，在讨论的过程中，话题发生了转向，内容变成了已故的MIT教授Marvin Minsky是否也性侵犯了爱泼斯坦的受害者，一些人认为Marvin Minsky的确性侵犯了了爱泼斯坦的受害者，理由是Virginia Louise声明爱泼斯坦指使了她与Marvin Minsky性交(当时她只有17岁)，而Richard Stallman则不这么认为，他认为”性侵犯”一词过于模糊和随意，而且”侵犯”意味着强迫与暴力，Stallman设想了许多场景，他认为最可能的情况是Virginia是自愿与Marvin Minsky性交的，没有证据表明她受到了强迫。有人向Stallman质疑，Virginia未满18岁，还没有到能够自己做决定的法定年龄，Stallman则回应道，用年龄或地理位置来判定是不是强奸是十分荒诞的。事情的经过大概是这样，对于这一事件，中英文的维基百科都有简要的描述，大体上与原始的邮件记录相符。


对于原始材料分析后，我们可以看到，首先，Richard Stallman辩护的对象是Marvin Minsky，而不是爱泼斯坦。其次，Richard Stallman 的确主张Virginia是自愿的，不过这里的自愿指的是Virginia对Marvin Minsky的自愿(究竟是不是自愿，不在当前的讨论范围内，因为现在讨论的问题是Richard Stallman对该事件的反应，而非该事件的详细过程)，他认为，既然是自愿的，那么不论两者的年龄差距有多大，不论当事人有没有到达法定的能独立做出决定的年龄，双方就可以性交。


如果Richard Stallman真的认为Virginia是自愿的，那么Richard Stallman实际上就是在认为自愿优先于保护。我不认同他的这种看法，并且能想出许多反向观点，例如未成年人的自愿很可能是缺少考虑的自愿，而且经济上的困境可能会导致一种名为自愿实为被迫的情况，但是我并不认为拥有Stallman这种观点的人就一定道德败坏，而且，我认为解决这种争端的最佳方案是鼓励沟通与辩论，而不是让少数人或少数团体一锤定音。


如果Richard Stallman并不真的认为Virginia是自愿的，即Richard Stallman根本是在口是心非，他明明知道Virginia是被迫的，却装作认为她是自愿的，Stallman所说的自愿原则是骗人的，他自己都不相信这一点。这种可能性也不是不存在，但这是一个不可证伪的假设，而且缺少依据。因为Richard Stallman很早就持有类似的主张，而不是突然改变了想法。例如,2003年英国曾试图制定一个新的审查法律，该法律将禁止任何关于儿童与青少年的性描写，并且禁止鼓励14岁以下的人参与性活动，Richard Stallman则认为14岁就应该可以性交了，青春期的性交值得鼓励。


由此可见，媒体对Richard Stallman的报道确实有不少扭曲，Richard Stallman辩护的是Marvin Minsky，到了媒体的嘴里就成了辩护爱泼斯坦，Vice最初报道的标题就有误导之嫌，随后的Techcrunch更是直接把标题改成了”Stallman替爱泼斯坦辩护” 。到了 Mozilla 和 the Tor Project，对Richard Stallman的指控则发展成了”一个厌女主义者，健全主义者，恐同主义者”。Richard Stallman说媒体对他报道不实，确实是有根据的。


对于Richard Stallman的另一指控就是他骚扰女性，这一指控的来源应该是MIT学生Selam G 在Medium上的一篇文章(https://selamjie.medium.com/remove-richard-stallman-appendix-a-a7e41e784f88)，Selam G可能是汉族人，因为她在文中提到了她母亲教育她要”吃苦”，Selam G在这篇文章中写道，Richard Stallman经常对女学生表白，有一次他在吃完饭后突然就对一个女学生说，如果她不和自己一起出去的话，他就会自杀。此外，他还把床垫放在办公室的地板上，把门大开，许多的女学生因此都绕道而行。这篇文章的最大问题就在于没有证据，正如作者自己承认的：”In this section, I acknowledge that I do not have as many photos, emails, or written records as evidence. I do, however, have witnesses.” 这篇文章中所描述的事件并没有客观事实为证，甚至都不是作者的一手经历，而是她的朋友告诉她的。因此，就我目前看到的材料而言，认为Richard Stallman骚扰女性的这一指控是很可疑的。

开除Richard Stallman会带来哪些影响？

如果我们采用 Mozilla 之类的机构和媒体的官方说法，开除Richard Stallman是一个正义之举，因为Richard Stallman是一个不道德的人，而思想左倾，一身正气的左派学生和Mozilla这样富有觉悟的公司则是道德的化身，好人打败了坏人，结果自然是正义的胜利，而且，据说自由软件运动之所以不温不火，就是因为Richard Stallman这种人把外人吓跑了，如果FSF的领导层换成正义斗士，自由软件运动就很可能遍地开花。


我不这么认为，相反，正如身份政治在西方的实际影响是减少了公民的自由，使得工人运动四分五裂一样，同样的这一套左翼觉悟政治会毁掉自由软件运动。Richard Stallman被封杀的实际作用是使人事权转移到封杀了他的那一群人手中，Richard Stallman下台后，取代他的下一位领袖势必要小心警慎，因为那一群人能封杀掉Stallman，当然就也能封杀掉他，人事权是一项很大的权力，一但这种权力被一群无法追责，自命正义的人士所掌控，这些群体便会利用这种权力强制施行自己的意志。如果大家认真地阅读了那篇公开信的话，便会发现他们的诉求并不仅仅是封杀掉Richard Stallman，而是撤掉整个领导层，撤掉之后换上什么人呢？恐怕是他们眼中的”自己人”。也许新的领导层会很”多元”，有黑人，有女人，有变性者，有残疾人，可是他们信奉的将是同一种意识形态。


觉悟左派的意识形态可以用三个词来概括:”Diversity, Inclision, Equity”(多元，包容，均等)(https://m.youtube.com/watch?v=3jLNgLABuTw)，所谓多元，指的是身份的多元，例如性别，种族，健康状况的多元，而不是思想的多元；所谓包容，是指人们说话时要遵守政治正确，少数群体需要”安全空间”，不能听到可能会冒犯到自己的言论；所谓均等，是指结果平等而不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例如美国有百分之几的黑人，自由软件基金会就应该有百分之几的黑人代表。与”多元，包容，均等”三位一体相随的，还有福柯式的权力本质论，认为代表压迫势力的权力结构无形中深深地植根于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例都体现了”系统化的压迫”，各种”ist”和” phobia”(Racist, Misogynist, Homophobia, Islamphobia) 都在相方设法地迫害弱势群体，因此他们需要觉悟左派的正义斗士们保护。


这种意识形态是与自由软件的精神相冲突的


自由软件的核心思想就是任何人都可以不受限制地自由使用、复制、研究、修改和分发软件，可是这意味着”极端右翼分子”，”白人至上主义者”，” 仇女主义者”，”恐同主义者”，”法西斯主义者” 也能自由使用、复制、研究、修改和分发这些软件，怎么办？要不要禁止这些人的自由？右翼分子还利用去中心化技术在Mastodon上散播无法审查的仇恨言论，会对弱势群体和少数族裔造成难以估量的伤害，要不要强迫Mastodon的使用者通过意识形态测试，或者说要从政府那里申请许可？纽约时报的Kevin Roose说加密通讯软件加剧了虚假信息的传播，所以我们要不要设计一种替政府留后门的加密算法，以帮助他们实现正义？Master和Black会激起黑人的痛苦回忆，要不要禁止这两个词出现在源码中？也许自由这一概念本身就源起于西方，代表了压迫的西方霸权主义，帝国主义，欧洲中心主义，应该把它换成别的什么名字，以体现”多元”，”平等”，”宽容”？


自由软件，说到底，关注的是人们的自由，而自由意味着所有人的自由，正如罗莎·卢森堡所言，自由是“其他人的自由”。这里说的”其他人”当然就包括了与你想法不同的人，你讨厌的人，甚至坏人。如果一群人认为像Stallman这样的人不配拥有自由，甚至仅仅是没有积极反对Stallmam的人也不配拥有自由，他们又会认为谁配拥有自由呢？这些人还会把自由当做自己的目标吗？自由软件运动还会是自由软件运动吗？还是说变成一场”觉悟运动”呢？(有人会争辩说没有人禁止Stallman的自由，可是如果一个人仅仅因为自己的言论，或者仅仅因为没有做出”正确”的表态，就要丢掉自己的职位，他就是没有自由的。而且Richard Stallman算是知名人物，封杀他起到的是一种杀鸡儆猴的效果，如果他能被封杀，更何况那些不如他那么知名的人呢？)


西方当代的觉悟政治就像病毒一样，入侵了它能渗透的每一领域：学术界，媒体行业，科研领域，左翼政党，平权运动……每当要入侵一个新领域时，它都会寻找该领域的问题，然后宣称这体现了”系统化的压迫”，再以此为理由把自己的那一派人安插进去，连基督教和无神论都不能幸免，如果自由软件运动被其渗透，我相信在短时间内它就会变成人们无法认识的模样。

替Richard Stallman的辩护

正如我在之前已经说过的，媒体对Richard Stallman进行了不实的报道，在2019年的那场事件中，他并没有替爱泼斯坦进行辩护，而是就Marvin Minsky受到的指控提出了反面观点，他的依据是自愿即可性交，即便未到法定年龄，这是与他此前的言论相一致的，尽管在该事件之后他又该变了看法。 我不认同他的观点，但是他的观点在一个自由的社会中应当有存在的余地，辩论和沟通才是问题的解决之道。


我能想象出来，实际上我已经多次看到这样的一种反驳，那就是：Richard Stallman说的轻巧，而是他不知道自己的言论在客观对受害者会造成多大的伤害，这些伤害虽然是间接的，却同样地不可容忍。换句话说，如果某种言论在”客观”上会损害正义的事业，这种言论就不配拥有自由。


说这些话的人从来都没有想到过，同样的逻辑也可以适用他们自己。


二战期间的英国，一个记者在论坛报上发表了一篇对苏联进行抨击的文章，引发了刊然大波，许多人愤怒地写信，斥责他是傻瓜和骗子，还暗示道，即便他知道自己所说的是真相也应该缄口不语，因为这会损害英苏关系。乔治·奥威尔注意到了这一现象，为此特地写了一篇文章，他写道：


“如果你把世界划分为甲方和乙方两个阵营，假定甲方代表了进步，而乙方代表了反动，有人会说，任何对甲方不利的事实都不应该披露。但在说出这番话之前，我们得意识到它将引发的后果。我们所指的反动是什么意思？我想大家都同意纳粹德国是最卑劣的反动派，或最卑劣的反对派之一。而在英国，战争期间给纳粹的宣传机器提供了最多素材的人正是那些告诉我们批评苏联是在“客观上”支持法西斯的人。我不是指那些处于反战阶段的共产党人，我指的是所有的左翼人士。渐渐地，纳粹电台从英国左翼报刊中获得的材料比从右翼报刊中获得的还要多。情况就只能是这样，因为对于英国制度的严肃抨击就主要来自于左翼报刊。每一次对贫民窟或社会不平等的揭露，每一次对保守党领袖的攻击，每一次对大英帝国的谴责，都是送给戈培尔的一份礼物。而且这未必是一份薄礼，因为德国有关“英国财阀统治”的宣传在中立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在战争的早期。”


也就是说，英国的左翼人士对英国的批评，在客观上反而成为了纳粹的宣传材料，有利于法西斯主义，因此，按照这种逻辑，左翼人士他们自己就不应该对英国有任何的批评。


这一逻辑也可以适用于当代，比方说，美国的左翼和主流媒体长期以来把美国表述成一个无可救药，带有原罪的种族主义国家，纽约时报甚至专门组织了一个1619计划，说美国的建国时期是1619而非1776，独立战争是为了阻止黑奴的解放。因此，当有人指控中国共产党在新疆建立集中营，强迫劳动时，外交部的华春莹可以轻松地列举出美国的劣行，并且指出一个带有原罪的种族主义国家没有资格对其它国家指手画脚。这是不是证明了美国的左翼和主流媒体应该闭嘴呢？


我们知道，共产主义在20世纪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发生在共产主义政权下的大规模屠杀累计杀死了近1亿人，但是当代的美国左翼有多少人反对共产主义呢？2020年发生了轰轰烈烈的BLM运动，其创立人之一 Patrisse Cullors却自称”Trained Marxist”，BLM在网上列出的目标包括了瓦解西方核心家庭结构和推翻资本主义(https://web.archive.org/web/20200408020723/https://blacklivesmatter.com/what-we-believe/) (https://uk.gofundme.com/f/ukblm-fund)，这些人推到了华盛顿的雕像，却没有动西雅图的列宁雕像，这是不是意味着应该把BLM列为恐怖组织呢？而美国几乎所有的主流媒体都曾赞助过BLM，他们是不是也该被诛连？这些媒体还鼓吹过伊拉克战争，这些做法在客观上造成的伤害难以估量。美国人是不是应该因此找这些媒体算帐？


但是这些人被没有被算账，因为他们生活在一个自由社会，自由社会支持人们拥有异端思想的权利，也支持人们拥有犯错的权力，任何社会，只要有人存在，异端思想就会存在，有害的思想也会存在，问题在于如何应对这些思想，正是不同的应对方式才体现了自由与不自由之间的区别，在一个自由的社会中，真理是在不同的思想的碰撞中出现的，是在理性的辩论和对话中诞生的，而不是一小撮自命不凡的”正义人士”自上而下地规定的。也许有害的思想会利用这种自由进行传播，但正如约翰·弥尔顿在《论出版自由》中说到的那样：


1.”我们知道，在这个世界中，善与恶几乎是无法分开的。关于善的知识和关于恶的知识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和千万种难以识别的相似之处”
2.”如果一种善是隐秘而不能见人的；没有活动，也没有气息，从不敢大胆地站出来和对手见面，而只是在一场赛跑中偷偷地溜掉；这种善我是不敢恭维的。”
2.”善在恶的面前如果只是一个出世未久的幼童，只是因为不知道恶诱惑堕落者所允诺的最大好处而抛弃了恶，那便是一种无知的善，而不是一种真纯的善。它的洁白无瑕只是外加的一层白色而已。”


他还说到：


“如果对成年人每一种行为的善恶问题都加以规定、限制和强迫，那末美德就将徒具空名，善行也就无须赞扬了，严肃公正和节制也就没有好处了。有许多人抱怨天意不应当让亚当逆命。这真是蠢话！上帝赋给他理智就是叫他有选择的自由，因为理智就是选择。不然的话他就会变成一个做作的亚当，木偶戏中的亚当。”


也正如乔治·奥威尔在动物农场的序文《出版的自由》中所说到的：


“思想自由一直是西方文明的突出特征之一，如果它有意义的话，它意味着每个人都应该有权利表达和出版他认为是真相的内容，只要这些内容不会以某种确凿无疑的方式伤害别人。”


替Richard Stallman辩护的理由可以有很多，例如说他技术过硬，聪明过人，是一个天才，他开创了自由软件运动，使其发展了起来，等等等等，但我想这些说法都没有触及最关键的一点，那就是：


在一个真正自由的社会中，一个人不应该因为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不论它有多么愚蠢)，或者是因为他的言论可能会冒犯他人，或是因为他的言论会对某人造成间接的”客观”伤害，而失去他的工作。维护和建设这样的一种自由社会，才是自由软件的目的所在。也只有在这样一种自由的社会中，自由软件运动才能成长起来。而要捍卫这种自由，对试图封杀Richard Stallman的势力展开反击就是第一步。


(我只是最近才开始关注这一事件，因此阅读的材料可能不全面，如果有人可以给出不同的证据，或者是反面的证据，可以在下面发出来，我会据此修改我的观点，如果有人能提供更全面的正面证据，也同样欢迎)

@Vectorfield 利用媒体的力量迫害某个人、某个团体不是西方的传统艺能了吗？现代西方媒体完诠释了什么叫做“众口铄金”、“指鹿为马”、“颠倒黑白”，在西方媒体力量面前，真相是什么早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资本想要的结果是什么？自由软件基金会始终没法摆脱RMS的影响就在于是他一首创立的FSF，要是能把他名声弄丑然后开革出这个团体，资本就好进行下一步的动作了，“注资”然后在背后进行掌控，然后按照资本想要的样子改造这个组织，只要资本注资成功，那么是圆是扁就看资本的想法了。

@matrikslee 嗯，不过专制政权指鹿为马，颠倒黑白的能力可是大公司怎么比也比不上的，RMS在美国可能会丢工作，在中国和苏联可能就要进监狱或者掉脑袋了，纽约时报和CNN再一手遮天，也做不到像人民日报或真理报那样给整个国家"定调"。你可以在YouTube上大骂拜登和CNN，乃至民主党和资本主义，但是你做不到在Bilibili和优酷上批评习近平和人民日报，抨击不了共产党，哪怕是称赞也不可以，提到名字就封掉你的号。
欧美国家在近几十年有明显的寡头化倾向，但即便是这样，自由和民主在这些国家也还是一个多少的问题，而在中国，自由和民主则是一个有无的问题

@Vectorfield 毕竟一个是明面统治一个是幕后统治

@matrikslee 我打算直接用奥威尔的另一篇文章回复你

"世界上最早的消遣之一就是揭露民主。在这个国家，你不会操心没人发表反对人民统治的反动言论，过去二十年来，“资产阶级民主”遭到了来自法西斯党人和共产党人更加巧妙高明的抨击，而值得高度重视的是，这些表面上的敌人是站在同一立场发起抨击的。确实，法西斯党人的宣传方式要更大胆一些，而且在情况对他们有利的时候还会借用贵族阶层的理由，说民主“会让最卑劣的坏人掌握最高的权力”，但所有为极权主义辩护的人的基本论点是民主有其弊端，认为它只是用于掩饰由一小撮富人进行统治的伪装。这种说法并非全然错误，而且很难看出它的谬误。恰恰相反，它的合理之处大于其不合理之处。一个六岁的小学生更擅长于抨击民主而不是为其辩护。除非你了解反对民主的“言论”的本质，并愿意承认它颇有道理，否则你无法对它作出回应。

首先，反对“资产阶级民主”的理由总是经济上的不平等。对于一个每天工作12个小时，每周只能挣到3英镑的人来说，政治上的自由有什么意义呢？他或许每五年有一次机会投票给他最喜欢的政党，但接下来的时间里基本上他的每一个生活细节都由他的雇主所主宰。事实上，他的政治生活也是被主宰的。有产阶级能够将所有重要的内阁和政府职位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而且他们能通过直接或间接贿赂选民的方式左右选举体制，为自己谋利。即使在机缘巧合之下一个代表穷苦阶层的政府掌握了权力，那些有钱人也总是能够通过威胁将资本转到国外的方式对它予取予求。最重要的是，几乎整个英国的文化和知识生活——报纸、书籍、教育、电影、电台——都被有产阶层所掌控，他们有最强烈的动机阻止某些理念的传播。一个民主国家的市民从一出生就被“控制”，比起极权主义国家，这种控制没有那么僵化，但同样行之有效。

没有人能肯定特权阶级的统治能通过纯粹的民主方式被打破。理论上，一个工党政府能够以绝对多数的优势掌权并立刻通过议会法案建立起社会主义。在实际生活中，有产阶层将会造反，而且可能会取得胜利，因为他们拥有从事工作最久的官僚队伍，而且重要的军事岗位上都是他们的人。民主方式只有在各个政党之间有了广泛共识的情况下才会可行。没有站得住脚的理由认为本质的改变能够和平实现。

需要再强调一遍，总是有人争辩说民主的整个假象——言论和集会自由、独立工会运动等——在有产阶级不再愿意与他们的工人达成妥协时就会分崩离析。他们说政治“自由”只是一场贿赂，是没有流血的盖世太保的代替品。确实，我们所说的民主国家通常都是繁荣的国家——大部分国家都在直接或间接地剥削廉价的有色人种劳动力——而且我们所了解的民主只存在于海洋国家或山地国家，即那些不需要以大规模的常备陆军捍卫自己的国家。民主总是伴随着，或者说总是要求美好的生活条件。它不可能在贫穷和军事化的国家获得兴盛。他们说，假如英国的条件不是那么得天独厚的话，英国将很快会沦落到和罗马尼亚一样采取卑劣的政治手段的地步。而且，所有的政府，无论是民主政府还是极权主义政府，说到底都得依靠暴力。所有的政府，除非它愿意自己被颠覆或推翻，在遭到严重威胁时都会无视民主权利的尊严。一个陷入绝望的战争的民主国家会被迫实施征兵制，强迫工人进行劳动，关押失败主义者，取缔煽动性的报纸，和专制国家或法西斯国家没什么两样。换句话说，它只有变成非民主国家才能拯救自己免遭毁灭。战斗一打响，那些原本是捍卫目标的事物总是被弃如敝履。

大体上说，这些就是法西斯党人和共产党人提出的反对“资产阶级民主”的理由，虽然侧重点各有不同。你必须承认每一点都颇有道理。但是，为什么它归根结底是错误的呢？——每个生活在民主国家的人都能半是出自本能地知道这一番大道理出了差错。

这一番熟悉的对民主的贬斥，其错误之处在于它无法解释关于民主的所有事实。国与国之间的社会气氛和政治行为的实际区别比任何将法律、风俗、传统等事物简单地斥之为“上层建筑”的理论愿意承认的要大得多。在书面上要证明民主和极权主义“没什么两样”（或“同样卑劣”）是很简单的事情。德国有集中营，而印度也有集中营。犹太人在法西斯主义统治的国度遭受迫害，那南非的种族歧视法律呢？在所有的极权主义国家，思想诚实是一项罪名，但即使在英国，说出和写出真相也并不一定会带来好处。像这样的类比可以无休止地延伸，但其背后所隐含的思想是程度上的不同并不能构成实质的不同。比方说，民主国家确实有政治迫害。问题是有多严重？过去七年来有多少难民从不列颠或大英帝国出逃？又有多少人从德国出逃？你认识的人里有多少人曾经被橡胶警棍殴打或被强迫喝下多达数升的蓖麻油呢？你认为走进最近的一间酒吧并说这是一场资本主义的战争，因此我们应该停止战斗，这会有危险吗？你能指出在英国近代史或美国近代史上有过类似于六月清洗，或俄国对托派分子的审判，或冯·拉斯遇刺后的暴动之类的事件吗？一篇类似我正在撰写的文章能够在任何极权主义国家刊登吗？无论那是一个红色国度、黑色国度还是棕色国度？《每日工人报》被取缔了，但那是经过了整整十年，而在罗马、莫斯科或柏林，它不可能撑上十天。过去六个月来，英国不仅置身战争之中，而且遇到了自特拉法尔加海战以来最绝望的困境。而且——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即使《每日工人报》被取缔，它的编辑们仍然能够在公开场合鼓噪，发表声明为自己辩护，在议院里提问，希望得到政治色彩各异的善良的人们的支持。在十几个其它国家是天经地义、一劳永逸的“清算”不仅没有发生，而且几乎没有人会想到这种事情可能会发生。

英国的法西斯分子和共产党人会有支持希特勒的想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有胆量表达这些想法。他们这么做等于是默认民主自由终归不是假把式。1929年至1934年间，所有正统的共产党人都相信“社会法西斯主义”（即社会主义）是工人阶级真正的敌人，而资本主义民主比起法西斯主义也好不到哪里去。但是，希特勒上台后，数以万计的德国共产党人——仍然高喊着同样的信条，直到一段时间后才将其放弃——逃到了法国、瑞士、英国、美国或其它愿意接纳他们的民主国家。他们的行动背叛了他们说过的话，正如列宁所说的，他们“用脚作出了投票”。在这里你会看到资本主义民主最大的优点。那就是，在民主国家，人民相对比较有安全感，你会知道当你和朋友谈论政治时不会有盖世太保正把耳朵贴在钥匙孔上，你会相信除非你触犯了法律，否则“他们”是不能惩罚你的，你还会相信法律的地位凌驾于政府之上。这种信念在部分程度上只是幻觉并不重要——当然，它的确就是幻觉。一个广泛传播的幻觉能够影响公共的行为，这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事实。让我们想象本届政府或未来的政府决定在取缔了《每日工人报》之后要彻底消灭共产党，就像意大利和德国的做法那样。很有可能他们会发现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这种政治迫害只能在完全成熟的盖世太保体制下才能做到，而英国没有这么一台机器，目前也无力去创建它。
(法西斯主义与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