替巨头企业审查(Big Tech Censorship)和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辩护的人经常提出这样一种观点：(第一修正案所规定的)言论自由限制的只是政府，而不是团体和组织，而且言论自由也并不意味着你可以免于批评或免于承担后果，因此，如果某人遭到了政府以外机构或团体的审查，抵制，或者”取消”，他的言论自由并未受到侵犯。


这种观点所暗示的是，言论自由的合法性来自于且仅来自于法律，在法律规定的范围之外，团体和组织对言论自由的限制和封杀就是合理的。


但言论自由，作为人们的一项基本权利，真的是法律所授予的吗？如果某个独裁政党上台，修改了法律呢？如果一些自命正义的人士控制了立法，而他们认为自由应该让位于正义呢？是不是这就意味着言论自由不是一项权利呢？


对于这一个问题，启蒙主义早已给出了答案，那就是人的自然权利要优先于具体的法律条文，人权作为“人类天生要享有的权利”，并不是宪法赋予的，宪法的作用仅仅是保障和实现人权的一种手段。正如《独立宣言》中说到的那样：


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不言而喻：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正是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们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当权力，则来自被统治者的同意。任何形式的政府，只要破坏上述目的，人民就有权利改变或废除它，并建立新政府。


也就是说，人的基本权利是与生俱来的，是造物主赋予他们的，人的自然权利本身，要优先于人们为保护这些权利所做出的制度安排。至于具体的法律，人们在制定它的时候，总是要反复推敲，考虑其可行性的。第一修正案只对政府做限制，我想更大程度上是因为它在现实中可以操作，如果它连非政府组织也要管的话，一是不现实，二是会损害人们的其它权利，例如自由结社的权利。可是，虽然第一修正案没有对政府以外的领域进行规定，但这并不表明在这些领域中言论自由权就是不存在的。第一修正案没有对这些领域进行规定，不代表在这些领域中言论自由无关紧要，恰恰相反，这正好表明了在这些领域中，言论自由更需要人们的争取和捍卫，因为”自由的代价就是永远保持警惕”
既然法律管不了，那么自由就只有靠民众自觉的捍卫。政府管制固然是对自由的一大威胁，但公众舆论、道德习俗对自由的威胁，也就是约翰·密尔说的”习俗的暴政”，同样不可轻视。 如果在民间社会中言论自由的精神不再被坚守，那么再好的法律也无法保护言论自由的权利。正如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说的：”政体的原则一旦腐化，最好的法律也会变坏，成为对国家有害的法律。但是当原则健全的时候，即使是不好的法律也会产生好的法律效果；原则的力量能够带动一切事物。” 言论自由，作为现代民主制度的核心价值，远非是法律条文上的规定那么简单。


那么言论自由是否不意味着你可以免于批评或免于承担后果呢？当然不是！因为自由是所有人的自由，每个人都有批判或赞扬的权利，我无意否认这一点。但是我的确认为，基于理性和证据的文明讨论，要远远地好于煽动情绪的断章取义，和掩盖事实的恶意中伤。


言论自由当然也不意味着所有的言论可以免于承担后果。问题在于，这里的”后果”指的具体是什么？如果某人刻意地散播关于另一个人的谣言，对另一个人造成了明显的经济损失，或者向外国散播本国的军事情报，那么他当然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可以如果某个人只是真实地表达了自己与正统意见不同的看法，就要被媒体和社交封杀，丢掉自己的工作，那么这无疑是对言论自由的无耻攻击。我不认为所有言论都可以免于承担后果，但我的确认为，任何人都不应该因为持有异端思想而被封杀。寡头企业与觉悟左派是当代言论自由的大敌，捍卫言论自由即意味着与这两者作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