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族主义小记

<br/>
拜伦在某处用了“longeur”这个法语单词，并顺便提到，虽然我们没有这个英语单词，但这种情况多的是。同样地，有一种思维方式如今非常普遍，影响了我们对于每一个问题的思考，但还没有被赋予名字。在现有的名词中我选择了最接近其内涵的“民族主义”这个词，但你很快就会发现我用的并不是这个词的一般含义，这只是因为我所谈论的情感并不总是和民族联系在一起——民族指的是某一个种族或地域的人。它可以用以指代一个教会或一个阶层，或者只是消极意义上的抵制某个事物，并不需要有任何积极意义上的忠诚的对象。
<br/>
说到“民族主义”，我首先指的是认为人可以像昆虫那样分门别类，可以给数百万乃至数千万人贴上“好人”或“坏人”的标签这一思维定式。但其次——这一点更加重要——我是说**一个人对一个国家或一个团体产生了认同感，将其凌驾于善恶之上，并认为除了维护它的利益之外再无其它责任。**
<br/>
**民族主义不能和爱国主义混为一谈。这两个词的用法都很模糊，对其加以任何诠释都会引起争论，但你必须在二者之间划清界限，因为它们涉及到两个不同的甚至是相抵触的概念。“爱国主义”我指的是一个人对某一个地方和某一种生活方式充满了解和热爱，认为它们就是世界上最好的，但并不希望强迫他人接受。爱国主义的本质无论军事上还是文化上都是防御性的。而民族主义则与对权力的欲望是分不开的。每个民族主义者一以贯之的目的就是攫取更大的权力和更高的权威，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他所选择的吞没其个体身份的国家或团体。**
<br/>
如果它只是被用于描述更加明显、臭名昭著的德国和日本等国的民族主义运动，所有这一切都再明显不过。当我们面对纳粹主义这一现象，从外部进行观察时，我们几乎所有人都会对它作出相同的评价。但在这里我必须重复上文说过的内容——我用了“民族主义”这个词，是因为没有更贴切的词语可供使用。在我使用“民族主义”时，它的延伸含义包括了诸如共产主义、政治天主教主义、犹太复国运动、反犹主义、托洛茨基主义与和平主义。它不一定表示对政府或国家的忠诚，更谈不上对祖国的忠诚，严格来说，它所涉及的团体甚至不一定真的存在。举几个明显的例子：犹太人、伊斯兰教、基督教国家、无产阶级和白种人，都是热烈的民族主义情怀的对象，但它们存在与否却值得进行严肃的质疑。它们当中没有任何一个拥有能够被广泛接受的定义。
<br/>
值得再次强调的是，民族主义的情绪可能是完全消极的。比方说，托派分子成为与苏联不共戴天的敌人，而又缺乏对某个组织的忠诚。当你理解了这些含义时，我所说的民族主义的本质就变得更加清晰明了。 **一个民族主义者指的是一心只想着或考虑的重点只有争权夺利的人。他可能是一个积极的或消极的民族主义者——他的精神力量可能用于鼓励打气或诬蔑诽谤——但他一心只想着胜利、失败、荣誉和羞辱。他眼中的历史，尤其是当代历史，只有强权势力无休止的起起落落，在他看来，每一个事件都象征着己方的阵营蒸蒸日上，而被痛恨的敌方阵营江河日下。** 但最后我要说的是，不能把民族主义和对成功的膜拜混为一谈。民族主义者并不会遵循投靠最强的一方这一原则。正好相反，在选择了解自己的阵营后，他会说服自己所选择的阵营就是最强大的，即使在全然对己不利的事实面前也能坚持自己的信仰。民族主义是自欺欺人的对权力的饥渴症。 **每个民族主义者都能做出最厚颜无耻的卑鄙勾当，但由于他知道自己是在为某个比自己更崇高的事物服务，他还坚定不移地相信自己是正义的一方。**
<br/>
现在，在我进行了这番冗长的定义后，我想应该承认我所谈论的这种思维方式在英国知识分子中的传播比在人民群众中的传播更加广泛。对于那些对当代政治深有体会的人来说，某些问题被理解为面子问题的流毒如此之深，以至于要进行真正理性的思考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你可以举出数百个例子，但单举一例，想想这个问题：在同盟国的三大势力苏联、英国和美国中，哪一方对打败德国贡献最大？理论上应该可以对这个问题的答案作出一番合理的甚至决定性的解答。但在实践中，必要的计算无从实施，因为任何愿意琢磨这么一个问题的人都不可避免地会从面子之争的角度去看待它。因此他会先决定自己倾向于对俄国、英国或美国有怎样的看法，然后才开始寻找似乎能支持自己的看法的论证。类似的问题还有一长串，你只能从对整个问题能淡然处之的人那里得到诚实的答案，而他的观点可能根本没有价值。因此，部分程度上，我们这个时代在政治和军事预测上遭受了严重的挫折。奇怪的是，所有思想流派的所有专家，没有一个人能够预见到1939年俄国与德国签订条约这么一件很有可能会发生的事情。当条约破裂的消息传出时，对它的解释可谓五花八门，预测刚被提出就立刻得修改，几乎每一个预测都不是建立在对可能性的研究之上，而是基于一厢情愿，想将苏联渲染成正义或邪恶、强大或弱小的一方。政治或军事的评论家就像占星师一样，犯了什么样的错误都可以继续胡诌下去，因为他们那些更加热切的信众并不指望他们对事实进行评估，而是寻求民族主义忠诚的鼓舞。美学上的评论，特别是文学评论，就像政治评论一样被败坏了。要一个印度民族主义者喜欢读吉卜林的作品或一个保守党人在马雅可夫斯基身上看到优点大抵上是很困难的事情，你总是面临着这个诱惑：因为你不认同某一本书的思想倾向，所以从文学的角度看它一定是一部蹩脚的作品。有着强烈民族主义世界观的人总是没有意识到自己在不诚恳地玩弄这一手段。
<br/>
在英国，如果你只是考虑人数，或许最普遍的民族主义形式是旧式的英国沙文主义。可以确定地说，这一思想仍然广泛传播，比大部分观察者在十几年前所相信的更广为流传。但是，在本文中我所关心的主要是知识分子的反动思想，在他们当中，沙文主义和老式的爱国主义几乎已经死去，虽然现在似乎在少数人身上得以复兴。在知识分子群体中，不消说，占据了主导地位的民族主义是共产主义——这个词取的是它的广义，既包括共产党员，也包括其“同路人”和笼统的亲俄派。我这里所说的共产主义者指的是以苏联为自己的祖国，认为自己的责任就是为俄国的政策辩护并不惜任何代价捍卫俄国利益的人。显然，今天英国有很多这样的人，他们的直接和间接影响非常巨大。但许多其它形式的民族主义也在蓬勃发展，通过留意不同的甚至似乎互相矛盾的思想潮流之间的相似之处，你能最好地理解这个问题。
<br/>
在十到二十年前，与今天的共产主义最接近的民族主义形式是政治上的天主教主义。它最杰出的代表——虽然他或许是一个极端个案，并不具有代表性——是吉尔伯特·基思·切斯特顿。切斯特顿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作家，为了罗马天主教的宣传事业，他压抑了自己的敏锐性和思想诚实。在他生命中的最后二十年，他所写的东西其实是在不停地重复着同样的内容，就像《以弗所书里伟大的戴安娜女神》那样刻意卖弄小聪明，却又思想简单，令人觉得很沉闷。他写的每一本书和每一段对话都是在最大限度地错误地展现天主教比新教或非基督教更加优越。但切斯特顿并不满足于认为这一优越只是思想层面上或精神层面上的优越，它还体现在民族尊严和军事实力上，这意味着盲目无知地将拉丁国家理想化，尤其是法国。切斯特顿在法国居住的时间并不长，他对法国的描绘——天主教的农民不停地喝着红酒高唱着《马赛曲》——与现实的联系就好像《朱清周》与巴格达的日常生活的联系。他不仅高估了法国的军事实力（在1914—1918年的一战前后，他认定法国单凭一己之力就比德国更加强大），而且愚蠢低俗地赞美战争的实际进程。切斯特顿描写战斗的诗作，例如《勒班陀》或《圣芭芭拉的民谣》使得《轻骑兵冲锋》这首诗读起来就好像是和平主义者的宣传册。它们或许是英语中最低俗的描写。有趣的是，要是有人以他惯用的赞美法国和法国军队的手法去描写英国和英国军队，他会是第一个予以嘲讽的人。在内政上他是一个英格兰本土主义者，对沙文主义和帝国主义真的深恶痛绝，而且他真心拥戴民主。但是，当他展望世界时，他就抛弃了自己的原则，甚至不知道自己正在这么做。因此，他对民主几乎可以用神秘主义加以形容的信念并不能阻止他崇拜墨索里尼。墨索里尼摧毁了代议制政府和出版自由，而这些是切斯特顿在英国孜孜以求的。但墨索里尼是个意大利人，让意大利走向强盛，光这一点就足够了。而且切斯坦顿对于意大利人和法国人对有色人种的征服式的帝国主义不置一词。一旦事关他的民族主义忠诚，他对现实的把握、他的文学品味，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他的道德意识就都错位了。

显然，切斯特顿所阐述的政治天主教主义和共产主义有许多相似之处。而这两者与苏格兰民族主义、犹太复国主义、反犹主义或托洛茨基主义也有许多相似之处。要说所有形式的民族主义都一样，甚至连它们的精神氛围也一样，未免过于武断。但有几条原则适用于所有的情况。下面是民族主义思想的几个主要特征：
<br/>
**偏执。**民族主义者的所思所言所写几乎就只有他自己的团体的优越性。要民族主义者隐藏其忠贞即使并非不可能，也是很难做到的事情。只要对他的小团体稍有诋毁或称赞它的对手，他就会立刻感觉不痛快，必须尖刻地予以反驳才能心安。如果他所选择的团体是一个国家，比如说爱尔兰或印度，通常他会声称它不仅在军事力量和政治品质上有其优越性，而且艺术、文学、运动、语言结构、人民的体格美态甚至气候、风景和厨艺都更了不起。他会对诸如旗帜的正确摆放、新闻标题的字体大小和不同国家的名字先后顺序非常敏感。命名法在民族主义思想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些赢得独立或经历了民族起义革命的国家总是会更换名字，任何有着强烈情感的国家或团体一般会起几个名字，每一个名字都有不同的含义。西班牙内战的交战双方加起来有不下九到十个名字，表达不同程度的爱与恨。有些名字（例如佛朗哥的支持者叫“爱国者”，政府的支持者叫“忠勇军”）让人摸不着头脑，没有哪一个名字是敌对双方达成一致，共同使用的。所有的民族主义者都视传播自己的语言以压倒对手的语言为己任，在说英语的民族中，这一斗争以方言之争这种更加隐晦的形式出现。仇视英国的美国人如果知道某一句俚语是出自英国时，会拒绝使用它，而拉丁语推行者和日耳曼语推行者之间的斗争背后总是有民族主义的动机。苏格兰民族主义者坚称苏格兰低地民族的优越性，而社会主义者的民族主义以对英国广播电台的口音发起阶级仇恨的谩骂作为形式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民族主义甚至总是让人觉得有信奉交感巫术的色彩——这或许是因为焚烧政敌的肖像或拿他们的肖像当箭靶这一普遍行为而引发的。
<br/>
**不稳定性。**民族主义者的忠诚感很强烈，但它是可以转移的。首先，正如我已经指出的，它们能够而且经常被指向异国。你经常会发现伟大的民族领袖或民族主义运动的创始人甚至不属于他们所膜拜赞美的国家。有时候他们是彻彻底底的外国人，更普遍的情况是，他们来自国籍不明的周边地区。比如说斯大林、希特勒、拿破仑、德·瓦勒拉、迪斯雷利、庞加莱、比弗布鲁克。泛日耳曼运动在部分程度上是英国人休斯顿·张伯伦缔造的。过去五十年到一百年来，民族主义的移情在文坛知识分子里是普遍现象。拉弗卡迪奥·赫恩移情的对象是日本，卡莱尔和其他许多人的移情对象是德国，而在我们的时代，许多人则转投俄国阵营。但特别有趣的是，再次移情的情况也有可能发生。一个被推崇多年的国家或团体可能突然间变得面目可憎，热情被转移到另一个目标上，中间几乎没有过渡。在赫伯特·乔治·威尔斯的《历史大纲》第一版和其它同一时间的作品中，你会发现美国被夸到了天上，就像今天的共产主义者夸俄国一样。但是，几年后这一不加批判的崇拜就变成了仇视。固执的共产主义者在几个星期内，甚至几天内就变成了同样固执的托派分子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在欧洲大陆，法西斯运动的很多成员原本是共产主义者，而接下来的几年很可能会发生相反的过程。民族主义者不变的是他的精神状况，而他的情感对象是可以改变的，还可能是虚构的。
<br/>
但对于一个知识分子来说，我在提到切斯特顿的时候已经讲过，移情是一个重要的功能。它使得他的民族主义情绪能够远远超出他在为自己的祖国或任何他有切实了解的团体鼓噪时所能达到的程度——更加粗俗，更加愚蠢，更加歹毒，更加虚伪。当你看到由非常明智感性的人所撰写的关于斯大林和红军等等奴颜婢膝或肉麻吹捧的垃圾文字时，你会意识到只有在某种形式的思想错位发生时这种情况才有可能出现。在像我们这样的社会，任何被称为知识分子的人对自己的祖国怀有深切的情感是罕见的事情。公共舆论——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所意识到的公共舆论——不允许他这么做。他身边的大部分人都在愤世嫉俗和怨天尤人，出于模仿或纯粹只是出于怯懦，他或许就会形成同样的态度。那样一来，虽然他放弃了最触手可及的民族主义思想，但他并不会拥有真正的国际主义思想。他仍然觉得需要一个祖国，自然而然地会到国外去寻找。找到之后，他会毫无节制地沉溺于那些他认为自己已经摆脱了的情感。上帝、国王、帝国、米字旗——所有被打倒的偶像改头换面之后重新出现，而由于它们的本质没有被认出来，它们可以被安心地崇拜。民族主义的移情就像替罪羊一样，是在不改变一个人的行为的前提下获得救赎的方式。
<br/>
**对现实麻木不仁。**所有的民族主义者都能做到对性质相同的事实之间的相似性视而不见。一个英国托利党人会捍卫欧洲自决，却反对印度这么做，而不会感觉自相矛盾。行为的好与坏并不取决于它们自身，而是取决于是谁在施行。几乎所有的暴行——虐待、使用人质、强制劳动、人口迁徙、未经审判判处监禁、捏造事实、刺杀、轰炸平民——如果是“自己人”做的，其道德色彩就会改变。自由党的《新闻纪实报》刊登了德国人吊死俄国人的照片，作为骇人听闻的暴行的例子，一两年后它以热情赞赏的态度刊登了俄国人吊死德国人的类似照片。历史事件的情况也是一样，总是以民族主义对其进行解读。像宗教裁判所、星室法庭和英国海盗的酷刑（例如，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喜欢将西班牙战俘活活淹死）、白色恐怖、镇压兵变的英雄们将数以百计的印度人绑上炮口轰出去、克伦威尔的士兵用剃刀割开爱尔兰妇女的脸庞这些事情，当人们觉得它们是为了“正义”的事业而做的，它们就都成了于道德无损甚至值得嘉奖的行为。如果你回顾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以来的历史，你会发现几乎没有哪一年不会从世界的某个地方传来暴行的报道。但是，这些惨案中没有哪一件——西班牙、俄罗斯、中国、匈牙利、墨西哥、阿姆利则、士麦那的惨剧——会被英国的全体知识分子相信和谴责。这些事情是否应该加以谴责，甚至它们是否发生过，总是取决于政治倾向。
<br/>
民族主义者不仅不会去谴责自己人犯下的暴行，而且还能对它们做到充耳不闻。六年多来，那些英国的希特勒崇拜者故意不知道达豪集中营和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存在。而那些斥责德国集中营时声音最响亮的人，总是不知道俄国也有集中营，或者所知甚少。像1933年乌克兰大饥荒这样的数百万人死去的重大事件就没有引起大部分英国亲俄派的关注。许多英国人对这场战争中德国和波兰犹太人遭遇的灭绝行动几乎一无所知。他们自身的反犹主义让这桩滔天的罪行从他们的意识中溜了过去。在民族主义者的思想中，事实可以既是真实的，又是不真实的，既是知道的，又是不知道的。一件已知的事实或许如此不堪忍受，总是被推到一边，不被允许进入逻辑思考过程，又或者它可以被纳入考虑中，但从来不被承认是事实，就算是在自己内心承认也不行。
<br/>
每一个民族主义者都受到“历史是可以被改变的”这一信念的困扰。他的一部分时间沉溺于一个梦幻世界里，在那里发生的都是原本应该发生的事情——比方说，西班牙的无敌舰队获得了胜利，1918年的俄国革命被镇压下去——只要有可能，他就会将那个世界的某个片段搬到历史书里。我们这个时代的许多宣传作品都是捏造的。史实被打压，日期被修改，话语被断章取义和精心篡改以改变它们的意思。任何觉得不应该发生的事件都避而不提并最终予以否认。1927年蒋介石活活烹死了数以百计的共产党人，而十年后他成为了左翼人士的英雄之一。世界政治的势力重组让他投身于反法西斯阵营，因此杀害共产党人的罪行“既往不咎”，或可能从来没有发生过。政治宣传的主要目的当然是影响时下的意见，但那些重写历史的人或许在部分程度上真的相信他们在将事实塞入历史中。当你思考那些用以证明托洛茨基并未在俄国内战中扮演重要角色的精心捏造的谎言时，你很难觉得那些做出这种事情的人只是在撒谎。更加可能的情况是，他们感觉那个版本的叙事才是上帝眼中的历史，因此他们篡改事实是正义之举。
<br/>
世界各地之间的封闭加剧了对客观真相的漠视。这使得了解真相变得越来越难。人们总是对大事打心眼里感到疑惑。比方说，要对当前这场战争的死亡人数统计精确到百万甚至千万是不可能的事情。经常被报道的那些惨剧——战斗、屠杀、饥荒、革命——让普通人产生了恍如梦幻的感觉。你没有途径去确认这些事情，甚至不能完全肯定这些事情真的发生了，而且总是从不同的渠道看到完全不同的解读。1944年8月的华沙起义到底是对是错？德国人在波兰的毒气炉是真是假？谁才是孟加拉大饥荒的罪魁祸首？或许真相是可以被发掘的，但几乎任何报纸都不会诚实地报道事实，而普通的读者如果相信了谎言或没有什么想法是可以原谅的。真相总是无法得以肯定，这使得依附疯狂的信仰变得更加容易。由于没有什么事情能够被证实或证伪，最确凿无疑的事实也会被肆无忌惮地加以否认。而且，虽然民族主义者总是念念不忘权力、胜利、失败、复仇，他们总是对现实世界里所发生的事情并不感兴趣。他想要的是觉得己方压过他方，而要做到这一点，对他来说，打嘴仗比寻求事实的支持更加容易。所有的民族主义争议都是辩论社的水平。结果总是不了了之，因为每一位辩论者都相信自己获得了胜利。有的民族主义者几乎就是精神分裂症患者，快乐地活在权力和征服的迷梦中，与现实世界完全脱节。

我已经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去探讨所有形式的民族主义的思维习惯。接下来就是对这些形式进行分类，但显然我无法完整地将它们罗列出来。民族主义是个宏大的主题。这个世界受到无尽的幻想和仇恨的折磨，因为它们而陷入错综复杂的分裂状态，它们当中最丑陋狰狞的一面还不为欧洲人所知。在本文中我要探讨的是英国知识分子里的民族主义。他们比普通人更受民族主义的影响，但没有夹杂爱国主义，因此能够单独进行分析。下面我列出了如今在英国知识分子群体中盛行的几种民族主义，并加上了似乎必要的评论。用三个标签进行归类会很方便：积极的民族主义、移情的民族主义和消极的民族主义。不过有的民族主义形式可以被归入不止其中的一类：
<br/>
## 积极的民族主义
<br/>
一、新保守主义。其代表人物有埃尔顿爵士、艾伦·帕特里克·赫尔伯特、乔治·马尔康·杨格、皮克松教授，保守党改革委员会出版的杂志，还有诸如《新英语评论》和《十九世纪及其未来》这些杂志。新保守主义与传统的保守主义不同，它有着民族主义的特征，其真正动机是不愿意承认英国的实力和影响已经江河日下。即使那些清楚地认识到英国的军事地位已今非昔比的人也会宣传“英国的理念”（总是语焉不详）必将主宰世界。所有的新保守主义者都是反俄派，但有时候其着重点是反美主义。重要的是，这一思潮似乎正在年轻的知识分子中渐渐普及，还有一部分人是前共产主义者，他们通常都经历了理想幻灭的过程。许多原本反对英国的人突然变成坚定的亲英派。体现了这一趋势的作家有弗雷德里克·奥古斯都·沃伊特、马尔康姆·马格理奇、伊夫林·沃、休·金斯米尔，而托马斯·斯特恩斯·艾略特、温德汉姆·刘易斯和众多他们的追随者在思想上也经历了类似的发展过程。
<br/>
二、凯尔特民族主义。威尔士、爱尔兰和苏格兰的民族主义各有不同，但相同的是，它们都持反英立场。这三个运动的成员都反对这场战争，一直都宣称自己是亲俄派，那些狂热分子甚至声称自己同时是亲俄派和亲纳粹派。但凯尔特民族主义与仇英情绪并不是一回事。它的动力是对凯尔特人在过去和未来一直都是伟大民族的信仰，拥有强烈的种族主义色彩。凯尔特人被认为在思想上比萨克逊人更加出色——更加单纯，更有创造力，没有那么低俗，没有那么势利等等——隐藏在下面的是司空见惯的权力欲。其中一个迹象就是认为爱尔兰、苏格兰甚至威尔士能在没有援助的情况下保持独立，不需要得到英国的保护的错觉。持这一思想的作家有克里斯朵夫·穆雷·格里夫和肖恩·奥卡西。没有哪一个当代的爱尔兰作家能完全不带一丝民族主义的痕迹，就连叶芝或乔伊斯这样的伟大作家也不能。
<br/>
三、犹太复国主义。这是一场不同寻常的民族主义运动，但它在美国的变种比英国的变种似乎更加暴戾。我把它归入了直接而非移情的民族主义，因为它几乎只在犹太人的群体中盛行。在英国，出于几个互相矛盾的原因，大部分知识分子在巴勒斯坦问题上都支持犹太人，但他们对此并没有强烈的情绪。所有善良的英国人也都支持犹太人，因为他们反对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但在非犹太人的族群里，几乎找不到对犹太人的民族忠诚或认为犹太人天生就是优越民族的人。
移情式的民族主义
<br/>
一、共产主义。
<br/>
二、政治天主教主义。
<br/>
三、肤色情感。旧式的对于“土著居民”的轻蔑态度在英国已经式微，许多强调白种人优越性的伪科学理论已经被抛弃了。**在知识群体当中，肤色情感只会以颠倒的形式出现，也就是说，相信有色人种与生俱来的优越性。这一情感如今在英国知识分子中越来越普遍，而这或许源自越来越普遍的受虐心态和性挫折，而不是与东方和黑人民族主义运动接触的结果。即使是那些对肤色问题并没有强烈情感的人，势利和模仿也有很大的影响。几乎任何英国知识分子都耻于说白人要比有色人种更优越，而即使他不认同有色人种比白人优越这一论调，他也会觉得它是无可指摘的理论。寄托于有色人种之上的民族主义总是和认为他们的性生活更加美妙的想法联系在一起，坊间还流传黑人拥有无与伦比的性能力。**
<br/>
四、阶级情感。在上流阶级和中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中，这一情感只会以颠倒的形式出现——那就是，对无产阶级优越性的信念。在知识分子群体内部，公共舆论同样具有强大的压迫力。**对无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式的忠诚，对资产阶级的最恶毒的、理论上的仇恨，总是能和日常生活中的势利并存。**
<br/>
五、和平主义。绝大部分的和平主义者要么属于隐秘的宗教派别，要么是人道主义者，反对残害生命，不希望进一步推进自己的思想。但有一小撮崇尚和平的知识分子真实但没有表露的动机似乎是对西方民主体制的仇恨和对极权体制的向往。和平主义者的宣传总是含糊地说某一方和另一方其实都不是好人，但如果你仔细阅读年轻一辈的和平主义知识分子的作品，你会发现他们根本没有表达持平而论的否定，而是几乎完全和英国和美国对着干。而且他们没有一以贯之地谴责暴力，只是谴责在保卫西方国家时所使用的暴力。他们并没有像指责英国人那样指责俄国人以战争手段保卫自己。事实上，所有这类和平主义宣传都避免提及俄国或中国。他们没有说印度人在与英国人斗争时应该放弃暴力。在和平主义者的文学作品里充斥着模棱两可的言论，如果它们真有意义的话，它们似乎在说像希特勒这样的政治家要好过像丘吉尔这样的政治家，而如果暴力真的够残暴的话，或许就可以原谅。法国沦陷之后，那些法国和平主义者在面对一个他们的英国同仁还不需要面对的真正抉择时，他们当中大部分人投靠了纳粹。在英国，似乎有一小部分人既是和平誓约联盟的成员，又是黑衫党的成员。和平主义作家写过一些称赞卡莱尔的文章，而卡莱尔是法西斯主义的精神教父之一。总而言之，很难不觉得知识分子群体所展现出的和平主义是在偷偷地崇拜暴力和达到目的的残暴手段。它的错误是将这种感情寄托在希特勒身上，但要再度转移也是很容易的事情。
<br/>
## 消极的民族主义
<br/>
一、仇英情绪。在知识分子内部，对于英国的轻蔑和略带敌对的态度或多或少成了一种强迫症。但在许多情况下，这是一种无法伪装的感情。在这场战争期间，它的展现形式是知识分子的失败主义论调，在轴心国势力的失败已成定局之后还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当新加坡沦陷或英国人被逐出希腊时，许多人毫不掩饰自己的高兴，而且他们很不情愿相信捷报，比方说，阿拉曼战役或不列颠空战中德国战机被击落的数量。当然，英国的左翼知识分子其实不希望德国人或日本人赢得战争，**但许多人看到自己的祖国蒙受耻辱时心里忍不住感到高兴。他们想看到最后的胜利将归功于俄国或美国，而不是英国。**在外交政策方面，许多知识分子信奉的是“凡是英国支持的一方必定是错的”这一原则。结果，所谓的“开明”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保守党政策的镜像。仇英情绪总是会反转的，因此就有了那司空见惯的一幕：上一场战争中的和平主义者到了下一场战争就成了好战分子。
<br/>
二、反犹主义。目前关于这一点并没有多少证据，因为纳粹的迫害已经让任何有思考能力的人与犹太人站在同一阵营，共同对抗他们的压迫者。任何受过教育并听说过“反犹主义”这个词语的人当然都会宣扬自己不受其影响。在所有阶层的文学作品中，反犹主义的言论被精心删去。事实上，反犹主义似乎影响广泛，甚至蔓延到知识分子内部，而保持缄默的共谋或许使得情况更加糟糕。思想左倾的人概莫能外，他们的态度有时候受到托派分子和无政府主义分子通常都是犹太人这一事实的影响。不过，有保守思想的人更容易受反犹主义的影响。他们认为犹太人败坏了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新保守主义和政治天主教主义总是会屈从于反犹主义，至少时不时会这样。
<br/>
三、托洛茨基主义。这个词的含义很空泛，包括无政府主义者、民主社会主义者，甚至自由主义者。在这里我用它指恪守教条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的主要目标是反对斯大林的统治。研究托洛茨基主义，研究那些晦涩的宣传手册或像《社会主义宣言》这样的文章要比研究托洛茨基本人的作品更好，因为他并没有一以贯之的理念。虽然在一些地方，比方说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能够吸引数目相当多的追随者，并发展成一场有组织的运动，拥有自己的小小元首，它的启示在本质上是消极的。托洛茨基分子反对斯大林，而共产党员则拥戴斯大林。和大部分共产党员一样，他们改造外部世界的愿望并没有在面子之争中获胜的愿望那么强烈。他们总是钻牛角尖，不能以可能性为基础得出真正符合理性的意见。托洛茨基分子在世界各地遭受迫害，总是被指控与法西斯分子合作，这显然是不实的指控。有人认为托洛茨基主义在智力上和道德上要比共产主义更加优越。但是，无法肯定这两个群体之间是否有很大的差别。最典型的托派分子，原本都是共产党员，经历了某场左翼运动而信奉托洛茨基主义。除了那些入党多年的共产党员之外，其他共产党员随时可能投身托洛茨基主义的怀抱。相反的情况似乎没有那么频繁地发生，至于为什么就不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