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有经验,觉得这种事还是交给专家比较好,但K看起来并没有我想象中那样熟练。他有些生疏地往手上倒满润滑剂,开盖时差点被溅出的液体射了满脸。我替他擦掉多余的汁水,跪坐在床上,看他用手指操自己的屁股。
从去年夏天开始,我一直在国立艺术大学的油画系念书,直到二十岁生日前两个月才从那里退学。老家在很远的北边农村,几乎每个月都会寄信过来。我不好告诉他们事实,便还是照常在学校附近闲逛,睡漫画屋,到公园洗漱,偶尔在便利店打零工,成天等邮局寄来的信件。
退还的学费很快花光,我一时想到死,但又觉得没有做过爱就死掉实在是不甘心。于是在生日当天早上,我对着湖面升起的日光,许愿得到一个姑娘。
我就是在那天遇见的K。彼时我尚不知晓他的名字,只觉得“她”相当高,靠在酒吧街的墙上像倒塌的枯树。那时候他的肚子还很平坦,瘦,苍白,好似细脚伶仃的山羊,穿着形如裙摆的长裤,一开一合抛着打火机的盖子发呆。我鼓足勇气向他搭话,路灯橙黄的灯光点亮他的脸颊,才发现他有一张足够清秀也足够男性化的脸庞。深知自己闹了笑话,我耻于停留,本欲立刻离开,却被他抓住了手臂。
他没有告诉我名字,甚至没有向我报价,见我有意,便仓促将我拉进旅店。
旅店专门为做这档子事而设,价格低廉到难以想象。房间用单薄的木板隔成小份,逼仄的空间只堪堪容下一张标准尺寸的大床。门外是不同男女的欢叫,屋内弥漫着香氛的气味,廉价的香料让屋内显得更加闷热,几乎令人眩晕。一打开灯,粉紫色的光线暗暗地从角落洒下来,他的脸颊顿时浮上一层暧昧的艳光,连眼角也飘起淡淡的潮红。
他这个时候才仿佛活过来了,像一种夜晚才从纸张中飘出的精怪。他稍微偏头,露出黑发和皮衣间干净的脖颈,淡青色的血管在皮肤下轻轻跳动。时至今日,即使经过那么漫长的思索和探究,我仍难以说清那种奇异的诱惑。拉开兴许是起护颈作用的那块皮料,他的小半个锁骨便露了出来。他仍偏着头,颈部线条紧绷,纤细的骨头似乎要刺破胸口的皮肤。
大约十年前,我在农村老家养过一条黑毛小狗,不是名贵品种,但胜在足够听话。当它还小的时候,每过一两个月,我会解开一两颗项圈上的环扣,免得把它勒坏。这个过程里,小狗总是把脑袋乖乖放在我的手掌上,温热的皮毛微微颤抖。
就像现在一样。我试着捏了捏他的后颈,他浑身一颤,懒洋洋地扫了我一眼。他几乎整个人都贴到墙板上了,像我们刚见面时那样靠着。他略微抬起右腿,膝盖抵住我的腿根催促地顶了两下。于是我不再继续探究,将皮衣彻底拉开。出乎我的意料,里面什么也没穿,两枚乳头被硬质皮料按回乳晕里,此刻没了束缚,在空气中尖尖地硬起。
灯光昏暗,我看不分明,一晃而过的兴许是穿过孔的痕迹。我对同性没有太大兴趣,倒不如说直到和他走进房间都没想过会出现这种类型的艳遇,但那时我一心想着去死,便也没有计较太多,只想快点进入正题。
他的屁股软、翘、足够湿润和炽烫。方一解开腰带,宽大的长裤便滑落在地。我往下继续探寻,半翘起的阴茎下,意外存在着另一个湿漉漉的入口。
“这里不能操,其他地方都随你便。”他推开我的手,疲惫地说。
我仰起头,想同他亲吻。他照例偏头,躲开我的嘴唇。可这次我不希望他逃开,意料之外的,我对他产生了别样的兴趣。我不依不饶,掐住他的屁股来回揉捏,下巴蹭到他的肩上,委委屈屈地退让:“至少告诉我你的名字。”
他不再挣扎,思考了一阵,最终开口:“你可以叫我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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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清楚K的身份,也没操过别人,顶多见过AV里的场景,但往往跳过开头部分,直奔正题,现在也发挥不了什么作用,只好跟着K的步子,一点点往最终道路推近。而他看起来生涩又熟练。K半躺在床上,分开双腿,表演似的用手指操他的
#墙国观察
#中国女性生存境况
转自微博@维斯泰洛斯:
【进城女工如何沦为性工作者】
以下内容基于本人在我国南方某城市的实地调查。
在我的调查中,工厂女工所拿的工资最低的只有底薪600元,为了挣到更多的钱,女工们只能自愿加班,但即使这样,一个月满打满算也只能挣不到2000元。在工厂包吃住的前提下,这点钱或可以勉强糊口,但远远无法满足家庭附加给她们的经济期望。家庭给予的经济压力是将女工推入陷阱的重要原因,也是她们在受害时无法反抗的重要原因。
工厂老板或者其他领导在这个产业中起作用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直接使用暴力破坏女工的贞操,然后逼迫认为自己已经不干净的女工进入性产业。一种相对温和,是以介绍兼职的形式,比如“我有个朋友开酒吧,需要些女孩子镇场,你们什么都不用做,只需要在那里坐着就行,有男人搭讪的话也不需要理会……”这听上去并不需要付出什么实质性的成本,在经济负担的重压下,有的女工会同意去试试。一开始,就和工厂领导承诺的那样,的确什么都不用做,只需要坐着就行。但一段时间之后,酒吧老板就会告诉女工,如果有男人来搭话的时候你稍微微笑一下,我给你更多钱,又一段时间之后,就变成稍微聊下天可以拿到更多钱。在这个层层加码的过程中,女工只要某一步不同意,就再也没机会来酒吧。收入也会完全恢复原样。但由于之前她们已经往家庭寄回过比工厂工资更多的钱,所以一旦寄钱少了,就会遭受家里的责骂。几乎所有选择过离开的女孩最后都会“自愿”回到酒吧,而到了这种时候,即使强迫她们成为性工作者,一想到每个月都会朝她们伸手的家庭,她们也很难反抗了。
还有一种情况是,女工到了大城市之后找不到工作,又无法空手回到家里去,如果是男性工人,很多就会选择偷窃或者其他违法工作(我国已有相关研究),女工最终就只能成为性工作者。
女工通过性工作挣到的钱绝大部分都寄回了家里。在200-400元的这个阶层,尽管每个月有几万块钱收入,她们还是会为了节约钱住在6-8人一间的房子,每天去十元店化妆,尽量压缩生活成本,好多寄一些钱回去给家里盖房或是给弟弟娶媳妇。
访谈中,她们经常会提到一个目标,比如供弟弟上完大学就回家,或是老家房子盖好了就回家,但当一个目标完成之后,通常又会迎来下一个目标。大部分情况下她们的家里都清楚这一个月几万块是怎么挣来的,但都会假装不知道,然后一个劲要钱。
有时候因为某些原因,女人成为性工作者的事情被同乡带回去,所有人都知道某家女儿是性工作者,家里人也一般是一边骂她一边继续要钱同时禁止她回去丢人现眼,在这种情况下,除了继续做性工作者以求寄回去的钱能为自己挽回一点亲情外她们也想不到更好的办法。
还有一个细节是,不止一个受访者提到,家里人会用类似“你看那谁每个月都给家里寄好几万”来给她们施压,“那个谁”却是众所周知的性工作者,家人是否有意暗示女儿即使是以这种方式也要带钱回来,就只有她们的家人们自己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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