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nil @nil@qoto.org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211217f0102we40.html

伊斯兰教允许男人娶四个老婆，这在中国不仅广为人知，而且颇有些人跃跃欲试。我就碰上过几个富翁对此事问长问短，而且对中国法律严格禁止重婚唏嘘不已。我猜他们大概小蜜多多，动了“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小蜜尽欢颜”的痴心念头。

当然羡慕四个老婆制度的并非只有中国男人。阿拉伯人中对此引以为自豪的也不在少数。我去埃及的时候跟一个出租车司机聊天，说了没两句他就说：“你知道我们这儿比美国还好呢，美国人只能娶一个老婆，我们可以娶四个。”起先我以为这不过是个别人的看法，没想到过了两天在尼罗河边碰上个管租船的小伙子，聊了没两句，“我们这儿比美国还好，因为美国人只能娶一个老婆，我们可以娶四个”的逻辑就又冒了出来。

这次我留了个心眼，问他：“你见过娶四个老婆的男人吗？”

他说：“没见过，可是我爹有两个老婆。”

“你呢？你有几个老婆？”

“我还没有呢，娶老婆要很多钱。”

我无话可说，心想：“傻叉！就不明白你爹其实把你的老婆娶跑了，还跟着得意呢！”

事实上，埃及人对四个老婆制度的崇拜不限于平头百姓。不久前就有个埃及肥皂剧，演的是一个开公司的男人把公司里的四个美眉先后娶回家，过“一夫唱诸妇随”的美好生活的故事。

喜欢这种故事的男人大都是些从未真正娶过四个老婆的，而真正娶过四个老婆的男人未必会喜欢这种制度。照我看，一夫多妻不仅造成弱势男性娶不上老婆，而且真正娶上的也未必就幸福。当然，从来没有人相信过我说这话，他们的本能反应都是：“你又没娶过四个老婆，你哪里知道？”

然而我就知道，君不闻“秀才不娶四个老婆，能知四个老婆之事”乎？不仅我知道，而且以色列本•古里安大学的Alean Al-Krenawi教授也知道。他在以色列的贝都因部落中进行了多年的一夫多妻制研究，最近发表了他的研究成果，证明了我一贯的看法。

贝都因人是阿拉伯人中的一支游牧部落，一直流行一夫多妻的制度。以色列虽然是现代文明国家，犹太人和基督徒都遵守一夫一妻的法律，但对穆斯林的传统生活方式则一直采取不干涉的原则，所以穆斯林中一夫多妻的现象仍然很常见。

根据这项研究成果，一夫多妻制首先对孩子造成严重伤害，一夫多妻家庭孩子的学校平均成绩是65分，对比组（一夫一妻的贝都因家庭）是75分；一夫多妻家庭孩子拥有高度自信心的只有25%，对比组是55%。毋庸置言，一夫多妻家庭对妻子的伤害更是显而易见的，在一夫多妻制家庭中，85%的妻子会有抑郁的感觉，对比组是63%；一夫多妻家庭妻子对婚姻不满意的占75%，对比组则只有35%。

这项研究最惊人的发现（对别人来说，对我来说一点儿也不惊人）是一夫多妻家庭里的丈夫其实一点儿也不幸福。这些丈夫中的62%有抑郁的感觉，对比组是44%；这些丈夫中对婚姻状况不满的比例竟高达70%，而对比组只有30%。

要想明白一夫多妻制家庭中丈夫的烦恼，只要看看以色列半年前审判的一起巴勒斯坦家庭谋杀案就可以明白。这位巴勒斯坦男人娶了两个老婆，且各育有子女，但花心不收，在外边又搭上个小蜜。不知什么原因他不打算娶第三房，而是打算谋杀妻子，迎娶新人。这种故事在世界各地都有，只不过别处的花心丈夫只需要谋杀一个老婆就好，他老兄得谋杀两个老婆才成。这不但辛苦得多，而且也危险得多，以现代侦破技术的水平，谋杀一个老婆都很逃脱罪责，谋杀两个老婆绝对是插翅难逃，除非警察都是笨蛋。思来想去，他老兄想了个主意。假称带一家人出去旅游，把车开到荒漠里一个悬崖的边上，伪称车坏了，想借修车的机会把车推下悬崖，连老婆带儿女一块斩尽杀绝。这主意不能说不毒，只是天算不如人重，车上老婆太多，他把吃四个老妈的奶的劲儿都使出来也没能把车推下去，而且还被老婆们看出了底细，下车跟他扭打起来。有道是“老婆多力量大”，花心丈夫被老婆们制服，乖乖地进了监狱。

当然，用谋杀来说明娶四个老婆的烦恼未免有点夸张，但道理是一样的。婚姻生活中不仅有快乐，也有不少烦恼，老婆多不会增加多少快乐，却会增加很多烦恼。比方说，无论你娶多少老婆，做爱的快感最终只能来自一个人，因此，老婆多并不能使你的快感乘倍，所以中国古代帝王虽然佳丽三千，宠爱往往只在一人。与此相对照的是，如果四个老婆一起开口跟你掐架，你的末日就到了，说烦恼乘了四倍都还是轻的。

张平 2008年10月27日 于特拉维夫

“我记得上研究生以前，都以为以色列是恐怖国家，直到上研究生课的一个老师系统的讲了一下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渊源和恩怨情仇。全班人都恍然大悟，”整半天我们都误会了以色列，还以为巴勒斯坦可怜呢。”都是这样的反应。”

今天的學生們都愚昧到這種地步了麼？

沒有哪個國家會容忍這種事情了！
把自己的人民當做“人肉盾牌”銅牆鐵壁，我們會讓喊這種口號的人先上路
——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

：以色列：我们是人民的铜墙铁壁！
哈马斯：人民是我们的铜墙铁壁！

以色列不讲武德！竟然绕开哈马斯肉盾
https://youtu.be/DTrwpT3A_R4

袁老師講以巴衝突，給了正義或邪惡國家的三個標準：
1. 哪個國家對人類文明的貢獻大
2. 哪個國家更愛惜自己民衆的生命，更人道
3. 每次衝突誰先動的手
今天以巴的亂局很大程度是愚蠢白左的結果。正如今天緬甸的亂局一樣，白左們一步步把昂山素姬逼到監獄裏

媒體天生偏左，互聯網巨頭也是，他們就是喫全球化，信息自由，政治正確，理想主義這碗飯的。總是理想更動聽一些，對苦難的煽情更容易打動人。
傳統的媒體能堅持客觀公正，假設一個城市同時有兩羣人在遊行，媒體會把兩件事情都報道出來，今天的媒體會挑選他們喜歡的報道，而忽略另一個事件。讓他們喜歡的人說話，而讓不喜歡的觀點閉嘴
當然，西方媒體的底限還是有的，就是不撒謊，不無中生有，不會把這波遊行的訴求從反對報道爲支持。其實牆內黨媒也很少用了，容易穿幫。
但是這個客觀世界的運轉是有其規律的，用單一視角去看待世界，往往是理想很美好，但現實很骨感，想讓世界更美好的努力往往讓世界更糟糕

從牆內真假消息混雜的輿論環境中跳出來，看到本應客觀全面的西方媒體也是左得厲害，從一個坑裏爬到另一個坑裏而已。
這道理我以前不大贊同，但經過這幾年美國媒體和他們總統之間發生的那些事情，在這次美國大選時到達頂峯。媒體和新聞人應有的專業素養和職業道德都不存在了。
所有媒体都在挑櫻桃( Cherry picking )，黨媒在挑，西方主流媒体也在挑
挑樱桃即單方論證或隱瞞證據，是一種非形式謬誤，是只提出支持論點的理由，而忽略不談反對的理由

拿自己孩子做肉盾的政府哪還有什麼合法性？就是一夥恐怖分子

白左点炮拜登服软，川普摆平了的巴勒斯坦战火重燃。美联社加沙大楼该不该炸？加沙不是新疆，中共不是以色列，维吾尔不是哈马斯
https://youtu.be/WsBIyfAZ3u8

就地躺倒

近期常听的节目：共识沙龙讲座分享

https://castbox.fm/va/3107843

我和這位父母不同，我覺得生在天朝，說謊是必備技能，但對親人儘量不說謊。
對學校的作業，能應付就應付，單單那些應付不過去的都已經夠累了
比如幼兒園要學小學知識啊，什麼預習啊，放假把下學期的課程學一遍啊之類的，我是極力反對。這種行爲只會讓孩子更討厭學習

： 我们家大女儿在天朝上了两年小学。
一开始没觉得作业多，我们傻乎乎看着家校联系本写预习某某课，就让孩子事先看下作罢。
后来才知道这个有潜规则的，预习的标准是要孩子达到会背诵的程度。每天家校联系本上只有三条作业要求，实际上每一条要求完成时间特别长，完全就是应付上面的检查。小小年纪作业做到晚上十点，孩困爸乏。

每天还得完成规定的一分钟跳绳，共三组。杭州商品房的层高也无法支持在家里跳绳，只能跑到户外，冬天的杭州又冷又湿，实在不想出门。家长们觉得这个实在太辛苦，纷纷开始谎报跳绳数字，胡乱写三组数字交差。我们家一直教育孩子不要说谎，所以这个事情我们不跳就不写。一次老师问，为什么没有在家校联系本上写上跳绳的数字，孩子说因为没跳。老师就要求告知理由。我告诉女儿没就是没，理由只会让你学会逃避。这个事情弄得老师大为恼火。觉得我不可理喻，完全不能配合她完成潜规则。老师咆哮着告诉我：“你这样的教育方式只能去国外！”... ...

今天，坐在美帝国自家院子里，喝着咖啡写下了这段回忆。

我證明，這裏說的都是真的

以减负为名空手套白狼，中共又出邪招想骗中国人多生孩子。世界上没有可持续的韭菜。中国人为什么那么喜欢补课
https://youtu.be/RM0VL_L7ylI

比如這期節目想通了一些問題

德國現代左右派生態
左派和右派的界限到底在哪里？德国的右翼真的在崛起吗？左派的未来会是什么样呢？听完你就知道了。
https://castbox.fm/vb/298514087

最近才發現渾水摸魚的節目在幾個主播平台都可以聽，我覺得在路上聽還是castbox比較好用

渾水摸魚的最新節目
https://castbox.fm/va/2826756

易中天中華史也很過癮，castbox上差不多有全套，但學術書籍比較嚴謹就不太有趣

”曹树基的《中国人口史》里说从崇祯初年开始，四川全省陷入无休止的战乱当中。在这一过程中，大约有985万人口死亡，其中大约300万在明政府军到张献忠统治时期死亡，剩余居民在清军与南明交战中死亡，残存的居民仅50万左右。“

這才是天朝毀滅的常態，什麼納粹，軍國日本，紅色斯大林都是小兒科

明末人口为何损失巨大
https://zhuanlan.zhihu.com/p/86065719

“资讯战的目标，从不是抹黑单一对象，更是让你什么都不信，进而分化、极化社会，掀动仇恨与敌意，令民主失去基础。资讯战的武器，不是禁令、不是谎言、不是给审查加持的人工智能等技术，而是相信了谎言、被它调起愤怒或厌倦情绪的我们每一个人。资讯战的武器，就是失去了自觉的我们。“

看看長毛象上的性別戰爭，你就知道這個策略有多成功了。放任鼓勵甚至教唆男性女性在網上互罵，在家裏打架，不知不覺埋藏仇恨。即使精神翻牆到自由平臺，甚至肉翻到民主社會，一樣擺脫不了站狼思維。

我無法分辨牆內它們精心編纂出的信息的真僞，即使八成是真的，那兩成精心編造的謊言已經足以誤導衆人了。

https://www.wainao.me/wainao-reads/ZhangJiePing-China-media-09092020

評論：
：移民美国之后，我在国内的信息依然还被人盗用。。。所以对这个数据你细品。。。
：我覺得最多13億。。。我都移民這麼多年了我爸媽還在人口普查時候填了我啊。。這人口數據水分大的咧。
： 身在东北五线地级市，上一次人口普查，我的统计局的同学说我们这就多报了不少，原因是ZF会拿到根据人口数量更多的经济补助。这还是上次，这次估计。。。。。呵呵呵
： 也许只有中国人才会把人口事业当畜牧业来搞吧。（當年納粹也這樣幹過）
： Kaisen G. 我们小区里有一家人（他们几年前在中国领养了2个女童）在playground问我，为什么他们在福利院看到的都是女孩子，我给她说很多人不喜欢女孩子，生下来就扔了，他们表示完全不能接受.....我都还没告诉他们共产党剖腹杀婴呐！我姨妈40年前怀二胎都8个月了，躲到我们家（邻市），被抓回去强制堕胎。这个邪恶的政府不知道为什么还有那么多愚民拥护
：我记得几年前，我村里的表弟表妹为了生儿子到处躲计划生育，把我舅妈抓乡里，还把家里唯一的一头猪也牵走了。这些恶魔现在又想要鼓励人生了
： 养一个孩子，学校老师布置的作业能套住一个大人，相当于大人重新学习一遍小学的时候学的、各种补习班、还要批改学生的作业，红色作业多的你很难想象～
： 我的户口已经迁出我爸妈家了，普查的时候我爸打电话来说报了我上去
而我出国前最后的户口迁出地是集体户口，也算了另一个我在内。
但真实的本人已经绿卡在国外，就等3年后入籍了
问题来了，普查上有两棵青中年的韭菜「我」在中共社会裡待割
而事实上？零

和奶爸的年齡差不多，觀點也多有類似。
極端的計生導致極端的老齡化
世界上還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有男女性別比例失衡到如此地步的經驗，如此之多又不受訓化的雄性激素本身就是巨大的不穩定因素
奶爸給出的幾個解決方案，我覺得會多管齊下，甚至人爲縮短人口壽命

2020普查数据泄密中国人口死局，重金奖励生育？人工智能养老？发动战争抢女人？世界造人工厂？
https://youtu.be/fseBwjFGaLA

"其实教育数据存在巨量水分，因为义务教育经费是由中央和地方按比例分担，西部地区为8:2，中部地区为6：4[6]，教育机构和地方政府有强大的动力虚报学生数。比如，2012年1月7日中央电视台报道，安徽省界首市上报国家报表的小学生51586人，而实际只36234人，虚报42%，套取经费1063万元[7]。2012年6月4日《中国青年报》报道，湖北省阳新县两所中学上报学生5266人、3000人，实际只2147人、700人；已被裁撤了4年多的学校，仍在获得教育拨款[8]。湖南邵阳县2008-2012年小学招生71522人，但是 2013年电子学籍2-6年级只51253人，意味着以前招生数虚报40%。"

是不是就是這個原因導致那些虛報的地區中考和高考難度降低了？ 而中東部沒有虛報的動力所以考學難度反倒加大了？

## 一、2000年、2010年人口普查就存在问题

1982年、1990年没有电脑，仍然在普查三个多月就公布了主要数据，并且普查结果被公认是非常准确。

统计局公布1999年总人口为12.59亿，预计2000年为12.70亿。但是2000年普查汇总人数远低于预期，经过复查、补漏，才凑成12.4亿；又“额外”增加2072万[1]，公布为12.658亿，才勉强与过去的数据衔接[2]。但年龄结构却矛盾重重，比如普查表0-9岁只有15913万人（1991-2000年出生16424万人），那么2000年总人口=1990年人口+出生-死亡-净移出=114333万+16424万-7923万-116万=122718万人。

2010年普查实行“见人就登”、“见户口信息就登” ，“区不漏房”、“房不漏户”、“户不漏人” ，并给各地“参考数”，要求符合预期。这种设计有利于重报，但是汇总数仍低于预期，最后经过数据调整，公布为133972万人。比如福建省汇总人数只有3329万[3]，但最后却公报为3689万，比汇总数多了10.8%。即便依照2010年普查，0-19岁也只32274万人（有水分），意味着1991-2010年只出生33201万，那么2010年总人口=1990年人口+出生-死亡-净移出=114333万+33201万-16701万-531万=130302万人。

2020年11月1日开始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由于采纳电子设备采集数据，用大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理应在两三个月之内就公布普查数据。国家统计局发言人在3月15日预告4月初公布，但是却失言了。到4月底都没有公布，意味着违背了 2020年6月29日国务院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下发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方案》（国统字〔2020〕73号），作为普查方案的内容之一，是要求在2021年4月公布普查数据。现在是在5月11日才公布，意味着这次普查陷入“程序危机”，普查质量也就大打折扣。

这次普查之所以推迟公布，是因为现在官方人口存在上亿水分（比2000年、2010年普查要多得多），为了如2000年、2010年普查那样让人口数据“符合预期”，让数据之间保持逻辑自洽，难度很大，因此耗费了半年多时间。既然人口数据要与过去的相吻合，那么耗费巨大的人口普查就毫无意义！

## 二、2020年人口普查质量最差
中国的人口普查的质量是一次比一次差，尤其是2020年普查质量最差。原因如下：

### 1、执行者多是统计局、原计生委、人口学会原班人员，他们会本能地要让人口数据保持连续，否则面临被追责。

比如2010年人口普查时国家计生委的司长于学军是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翟振武是普查组的9位专家组的成员之一。2010年普查显示总和生育率只有1.18，但是被国家计生委和翟振武修改为1.63，然后在2011年4月26日于学军、翟振武给政治局上课，建议有“稳定低生育水平”。利益集团为了部门的利益，篡改数据，忽悠最高层和民众，如果在发达国家，将引发不亚于水门事件的政治地震。但是于学军和翟振武却一步步高升。

国家统计局主要是参考前些年的小学招生数调高出生人数，公布1991-2013年出生了43040万人，与1997-2020年43874万一年级新生（6岁上小学）一致，因为翟振武等人认为“教育统计数据是比较纯净、真实、可靠的”[4][5]。

其实教育数据存在巨量水分，因为义务教育经费是由中央和地方按比例分担，西部地区为8:2，中部地区为6：4[6]，教育机构和地方政府有强大的动力虚报学生数。比如，2012年1月7日中央电视台报道，安徽省界首市上报国家报表的小学生51586人，而实际只36234人，虚报42%，套取经费1063万元[7]。2012年6月4日《中国青年报》报道，湖北省阳新县两所中学上报学生5266人、3000人，实际只2147人、700人；已被裁撤了4年多的学校，仍在获得教育拨款[8]。湖南邵阳县2008-2012年小学招生71522人，但是 2013年电子学籍2-6年级只51253人，意味着以前招生数虚报40%。

全国也如此，统计局公布1998-2003年年均出生1749万人，2004-2009年小学一年级年均招生1703万人。但是2010年户籍7-12岁每岁平均只有1397万人；2012-2017年初三学生数年均只1439万人，由于初中毛入学率为104%，意味着14岁年均只1384万人（仍有水分）。

国家统计局参考教育数据而公布2006-2020年出生了23888万人（这是有巨量水分的），由于死亡，到2020年的0-14岁人口将为23629万人。但是2020年普查的0-14岁人口竟然高达25338万人，平均每岁1689万，意味着2006-2020年的平均总和生育率超过1.6；2020年出生1200万，总和生育率约有1.25。

台湾、韩国的社会发展水平只超前中国大陆十多年，在鼓励生育的情况下，2001-2020年平均生育率只有1.1， 2020年只有0.99、0.84。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不但没有降低生育率，反而起到了提升生育率？

翟振武在2014年预测如果实行全面二孩，生育率将达到4.5，每年要出生4995万人，吓得国家领导人不敢实行全面二孩政策。2015年单独二孩破产后，翟振武和王培安在《实施全面两孩政策人口变动测算研究》一书中建议2016年实行全面二孩，预测总和生育率虽然达不到以前所预测的4.5，但仍将在2018年达2.09的峰值（出生 2189万人）。但是即便依照国家卫建委夸张的数据，2018年也只出生1362万（实际应该只出生1000万左右），没有2189万，更没有4995万。

于学军在2013年晋升为国家卫计委办公厅主任（2015年发公函阻拦出版《大国空巢》、2016年发文件“管控负面信息”而将我封杀），在2018年晋升为国家卫建委副主任，担任2020年人口普查领导小组的副组长（是领导小组中唯一的人口学家）。为了让全面二孩政策“符合预期”，在《中国卫生和计划生育统计年鉴》（于学军是编委会副主任）中公布全国、山东、浙江的活产数从2015年的1454万、105万、42万增加到2016年的1847万、164万、73万。2019年十九届四中全会之所以没有继续调整人口政策，是因为“以‘全面两孩’为基准的生育政策的提振作用还有待于进一步释放”[9]。如果真有如此高的出生高峰，那么妊娠并发症的患者将暴增（有很多高龄产妇），婴儿相关产品的销量和股票也会暴涨；但是在全国、山东、浙江都没有出现。2016年抽样调查显示总和生育率只有1.24，意味着实际实际只出生1200万。

翟振武成为中国人口学会会长，又成为2020年人口普查专家组成员，还成为国家监察委的特约监察员，不但参与普查，还监察普查结果。

### 2、这次普查是核实户籍身份证，理论上可以减少重复。但是问题是，户籍人口水分比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还多。由于与户籍挂钩的个人权利有20多项[10]，人们有获取多户口的强大动力，出现很多“房妹”、“房姐”。公安部门内部人士说获取假户口并不难[11]，比如河南中牟县公安局刁家派出所在2010年到2011年这一年就办出了1980个空户口[12]。

我估算2000-2019年实际只增加了约4000万人；国家统计局公布2001-2019年出生30845万人，死亡17582万，增加13262万人；但是户籍数据却显示，2001-2019年增加了17366万人，即便对照统计局的数据，也有4104万户籍人口并非是“生”出来的。国家卫建委公布2018年只活产1362万（我估算实际只出生1000万左右，人口开始负增长），但国家统计局公布出生1523万，增加了530万人；户籍公布增加了924万人。可见，户籍数据的增长取决于造假和打假的博弈，而与真实人口变化没有太多关系。

近年翟振武一直在找“证据”论证生育率在1.6以上，他根据2015年户籍数据推算2008-2013年的总和生育率平均为1.61[13]。其实户籍中水分最多的就是低龄组，因为2010年之后，放宽了低龄组上户限制[14]，导致低龄组水分暴涨，比如2010年户籍的2-5岁只有4890万人，与《中国卫生统计年鉴》的2005-2008年出生4900万一致；但是2015年户籍7-10岁飙升到6473万人！根据户籍校正生育率必然虚高。翟振武用户籍“论证”生育率在1.6以上，严重误导了2020年人口普查，但是翟振武的论文竟然在2020年获得教育部科研成果二等奖[15]。

户籍人口在2019年就达到了14.1039亿，比国家统计局公布的14.0050亿还多。也就是说2020年有至少14.1亿个合法的身份证，尤其低龄组（2000年之后出生）有多个身份证的比例高。2020年人口普查公布总人口为141178万人，与户籍数据完全一致。

### 3、普查员收入与普查人数挂钩。

根据官方的《中国新闻周刊》2011年的报道[16]，一些普查员不入户普查，而是照抄派出所的户籍数据。这次也存在同样的现象，普查员不用入户调查一举多得：节省时间、增加收入（户籍人口水分更多）、降低新冠疫情感染风险。

### 4、地方政府期待更多人口。
中国的财政体系使得很多地方政府高度依赖上级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增加人口可以获得更多的财政转移支付，更多的教育和医疗经费、扶贫款等，并在争取铁路、高速公路立项等方面增加筹码。一些地府政府需要足够的人口保持现有的行政编制，满足撤县设市的人口要求。这在2000年、2010年普查就曾发生过。

### 5、人口学家和统计官员希望数据连续，并参与普查数据修正。

他们过去的所有研究都是立足于官方的人口数据，如果数据缩水，意味着他们毕生的研究毫无价值，甚至是负价值（阻碍政策调整，误导其他各项政策）。他们本能的希望数据保持联系。而2000年、2010年两次普查出问题主要都出在普查后的数据修正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人口学家和统计局官员有很大的话语权。

### 6、联合国人口基金长期虚夸中国人口，并深度影响人口政策。

国际上有强大的力量要控制人口（尤其是发展国家人口）。1974年联合国人口基金曾资助印度4000万美元用于计划生育。1976年英迪拉·甘地总理开始进行强制性的计划生育，结果遭到广大选民的强烈反对，在1977年1月提前举行的大选中，英迪拉·甘地遭到惨败，黯然下台。此后，历届政府都不敢轻易再碰这个敏感的问题，以免重蹈英迪拉.甘地的覆辙。于是联合国人口基金将重点转向中国。1979年中国刚打开国门，联合国人口基金就资助中国5000万美元（累计两亿多美元）“帮”中国建立计划生育体系和人口学体系（目前主流人口学家都是联合国人口基金培训的）。要知道1950-1980年中国平均外汇储备只有1.47亿美元。5000万美元对中国是天文数字。

1994年，联合国第五届世界人口大会在开罗举行。中国国务委员兼国家计生委主任彭珮云率团出席了会议。会议通过了《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行动纲领》，179个国家（包括中国）签署并承诺遵守这个行动纲领：“放弃人口控制” 、“反对强迫和暴力，反对奖惩，反对指标或配额”。根据这份纲领，中国应该停止计划生育。但是该纲领对中国秘而不宣，中文是联合国有6种官方语言之一，但是在联合国人口基金的网站上专门关于《国际人口与发展行动纲领》的专门网页，却独独没有中文版，我曾多次揭露[17]，直到2020年联合国的网站才贴出中文版[18]。

普查、小普查显示2000年、2010年、2015年的总和生育率只有1.22、1.18、1.05，但联合国人口基金篡改为1.8、1.63、1.60，而原国家计生委主任张维庆说中国的生育率是参考联合国的[19]。联合国人口基金深度介入了中国历次普查，并误导了2000年、2010年普查。比如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08年版》就预测中国2010年人口达13.54亿，中国后面公布13.397亿以尽量接近联合国的预测。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9年版》预测中国人口在2020年达14.39亿，又误导了中国2020年普查。

### 7、中国政府两难：人口数据可能会因引发政治地震；人口数据不缩水，将误导今后的人口政策，并且将导致社会、经济、政治、教育、科技、文化、国防、外交等各项决策继续建立在错误的人口数据上。

## 三、2020年实际人口应该不到12.8亿，已经在负增长

我在2020年11月初在《社会科学论坛》发表了《2020年人口普查仿真分析》（https://blog.dwnews.com/post-1392904.html），认为2020年的实际人口不到12.8亿。

人口普查和小普查显示2000年、2010年、2015年的总和生育率只有1.22、1.18、1.05，但是被国家计生委修改为1.8、1.63、1.60。除壮族外的中国54个少数民族实行宽松的生育政策，2000年、2010年的总和生育率只有1.66、1.47；44个非穆斯林民族只有1.64、1.41；10个穆斯林民族也只有1.73、1.63。17个人口上百万的少数民族的总和生育率与健康水平（出生时预期寿命）、教育水平（妇女毛入学率等）、城市化水平直线相关。


而汉族的社会发展水平高于少数民族。用是17个少数民族的拟合公式推算，如果全国实行与少数民族同样的人口政策，2000年、2010年、2015年、2020年的总和生育率也只会有1.34、1.25、1.06、0.94，那么2020年的总人口也只有12.8亿。2010年连10个穆斯林民族的总和生育率只有1.63了，全国2006-2020年的平均总和生育率怎么可能有1.6以上？2020年普查掺水了1.3亿以上人口，各年龄组都有水分，但主要是掺在0-14岁低龄组，因为高龄组如果灌水太多可以通过其他人口数据可以找出破绽，而低龄组却很难查证，需要很多年（比如10年后、20年后的普查）才能查出，而造假者早已经溜之大吉了。


中国所有的人都可以合法生一个孩子，一孩次生育率不存在漏报。根据台湾、韩国、日本等地区的情况看，随着社会发展水平（医疗、教育、城镇化）、离婚率的提高、结婚率的下降，一孩次生育率自发下降。根据人口普查，1989年、2000年、2010年、2015年中国的一孩次生育率只有1.0、0.87、0.73、0.56，而2010年后中国的社会发展水平在快速提高。比如预期寿命从2010年的74.8岁提高到2015年的 76.3岁、2020年的 77.6岁。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2010年的26.5% 提高到2015年的 40.0%、2020年的 54.4%。城镇化率从2010年的50%提高到2015年的56%、2020年的61% 。离婚率从2010年的2.0‰提高到2015年的2.8‰、2019年的3.4‰，结婚率从2013年的9.9‰下降到2019年的6.6‰。这些意味着2020年的一孩次生育率只有0.50或更低。

2020年台湾地区、韩国的总和生育率为0.99、0.84，一孩次生育率为0.50、0.48。中国大陆几十年的计划生育改变了人们的生育观念，目前生育意愿比台湾、韩国要低，离婚率是台湾、韩国的1.5倍，避孕率和妇女的劳动参与率都比台湾、韩国要高。根据台湾、韩国的情况判断，2020年中国大陆的一孩次生育率最多能有0.50。2020年中国的一孩次生育率大约会占总和生育率的46-50%，那么总和生育率只能有0.9-1.0，难以超过1.1（出生1000万）。但是2020年普查公布出生1200万，总和生育率约为1.25，一孩次生育率约为0.59，这是不可信的！

台湾、韩国、日本的出生数都是随着初婚结婚数（尤其是20-24岁结婚数）的减少而直线下降。中国的初婚数从2013年的2386万减少到2019年的1399万，20-24岁结婚数从2011年的953万锐减到2019年的365万，意味着2020年的出生数会远少于2010年、2015年。如此少的结婚数，却“收获”了如此高的出生数，匪夷所思！

中国的人口统计乱局从2019年的重庆可见一斑。重庆卫建委是唯一公布月度活产数的省市，公布2019年1-5月月均活产14311人，为了让上半年符合预期，公布6月活产66862人（活产是实时上报，不存在数月后补报）。7、8月又只16497、 10939人。《华尔街日报》曾报道重庆6月的活产怪象[20]。据1-5月、7、8月，推算2019年重庆只出生17.0万人；2016-2018年重庆活产占全国1.88%，那么全国2019年应只出生903万人。但是国家卫计委公布2019年活产了1455万人（重庆28.4万人），国家统计局公布2019年出生1465万人（重庆32.6万人）。2020年重庆也不再公布月度活产数了。

结论：2020年实际总人口难以超过12.8亿。实际出生数应低于1000万，依照年龄别死亡率推算，2020年应该死亡1060万左右，总人口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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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5-11 1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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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00年、2010年人口普查就存在问题

1982年、1990年没有电脑，仍然在普查三个多月就公布了主要数据，并且普查结果被公认是非常准确。

统计局公布1999年总人口为12.59亿，预计2000年为12.70亿。但是2000年普查汇总人数远低于预期，经过复查、补漏，才凑成12.4亿；又“额外”增加2072万[1]，公布为12.658亿，才勉强与过去的数据衔接[2]。但年龄结构却矛盾重重，比如普查表0-9岁只有15913万人（1991-2000年出生16424万人），那么2000年总人口=1990年人口+出生-死亡-净移出=114333万+16424万-7923万-116万=122718万人。

2010年普查实行“见人就登”、“见户口信息就登” ，“区不漏房”、“房不漏户”、“户不漏人” ，并给各地“参考数”，要求符合预期。这种设计有利于重报，但是汇总数仍低于预期，最后经过数据调整，公布为133972万人。比如福建省汇总人数只有3329万[3]，但最后却公报为3689万，比汇总数多了10.8%。即便依照2010年普查，0-19岁也只32274万人（有水分），意味着1991-2010年只出生33201万，那么2010年总人口=1990年人口+出生-死亡-净移出=114333万+33201万-16701万-531万=130302万人。

2020年11月1日开始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由于采纳电子设备采集数据，用大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理应在两三个月之内就公布普查数据。国家统计局发言人在3月15日预告4月初公布，但是却失言了。到4月底都没有公布，意味着违背了 2020年6月29日国务院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下发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方案》（国统字〔2020〕73号），作为普查方案的内容之一，是要求在2021年4月公布普查数据。现在是在5月11日才公布，意味着这次普查陷入“程序危机”，普查质量也就大打折扣。

这次普查之所以推迟公布，是因为现在官方人口存在上亿水分（比2000年、2010年普查要多得多），为了如2000年、2010年普查那样让人口数据“符合预期”，让数据之间保持逻辑自洽，难度很大，因此耗费了半年多时间。既然人口数据要与过去的相吻合，那么耗费巨大的人口普查就毫无意义！

二、2020年人口普查质量最差

中国的人口普查的质量是一次比一次差，尤其是2020年普查质量最差。原因如下：

1、执行者多是统计局、原计生委、人口学会原班人员，他们会本能地要让人口数据保持连续，否则面临被追责。

比如2010年人口普查时国家计生委的司长于学军是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翟振武是普查组的9位专家组的成员之一。2010年普查显示总和生育率只有1.18，但是被国家计生委和翟振武修改为1.63，然后在2011年4月26日于学军、翟振武给政治局上课，建议有“稳定低生育水平”。利益集团为了部门的利益，篡改数据，忽悠最高层和民众，如果在发达国家，将引发不亚于水门事件的政治地震。但是于学军和翟振武却一步步高升。

国家统计局主要是参考前些年的小学招生数调高出生人数，公布1991-2013年出生了43040万人，与1997-2020年43874万一年级新生（6岁上小学）一致，因为翟振武等人认为“教育统计数据是比较纯净、真实、可靠的”[4][5]。

其实教育数据存在巨量水分，因为义务教育经费是由中央和地方按比例分担，西部地区为8:2，中部地区为6：4[6]，教育机构和地方政府有强大的动力虚报学生数。比如，2012年1月7日中央电视台报道，安徽省界首市上报国家报表的小学生51586人，而实际只36234人，虚报42%，套取经费1063万元[7]。2012年6月4日《中国青年报》报道，湖北省阳新县两所中学上报学生5266人、3000人，实际只2147人、700人；已被裁撤了4年多的学校，仍在获得教育拨款[8]。湖南邵阳县2008-2012年小学招生71522人，但是 2013年电子学籍2-6年级只51253人，意味着以前招生数虚报40%。

全国也如此，统计局公布1998-2003年年均出生1749万人，2004-2009年小学一年级年均招生1703万人。但是2010年户籍7-12岁每岁平均只有1397万人；2012-2017年初三学生数年均只1439万人，由于初中毛入学率为104%，意味着14岁年均只1384万人（仍有水分）。

国家统计局参考教育数据而公布2006-2020年出生了23888万人（这是有巨量水分的），由于死亡，到2020年的0-14岁人口将为23629万人。但是2020年普查的0-14岁人口竟然高达25338万人，平均每岁1689万，意味着2006-2020年的平均总和生育率超过1.6；2020年出生1200万，总和生育率约有1.25。

台湾、韩国的社会发展水平只超前中国大陆十多年，在鼓励生育的情况下，2001-2020年平均生育率只有1.1， 2020年只有0.99、0.84。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不但没有降低生育率，反而起到了提升生育率？

翟振武在2014年预测如果实行全面二孩，生育率将达到4.5，每年要出生4995万人，吓得国家领导人不敢实行全面二孩政策。2015年单独二孩破产后，翟振武和王培安在《实施全面两孩政策人口变动测算研究》一书中建议2016年实行全面二孩，预测总和生育率虽然达不到以前所预测的4.5，但仍将在2018年达2.09的峰值（出生 2189万人）。但是即便依照国家卫建委夸张的数据，2018年也只出生1362万（实际应该只出生1000万左右），没有2189万，更没有4995万。

于学军在2013年晋升为国家卫计委办公厅主任（2015年发公函阻拦出版《大国空巢》、2016年发文件“管控负面信息”而将我封杀），在2018年晋升为国家卫建委副主任，担任2020年人口普查领导小组的副组长（是领导小组中唯一的人口学家）。为了让全面二孩政策“符合预期”，在《中国卫生和计划生育统计年鉴》（于学军是编委会副主任）中公布全国、山东、浙江的活产数从2015年的1454万、105万、42万增加到2016年的1847万、164万、73万。2019年十九届四中全会之所以没有继续调整人口政策，是因为“以‘全面两孩’为基准的生育政策的提振作用还有待于进一步释放”[9]。如果真有如此高的出生高峰，那么妊娠并发症的患者将暴增（有很多高龄产妇），婴儿相关产品的销量和股票也会暴涨；但是在全国、山东、浙江都没有出现。2016年抽样调查显示总和生育率只有1.24，意味着实际实际只出生1200万。

翟振武成为中国人口学会会长，又成为2020年人口普查专家组成员，还成为国家监察委的特约监察员，不但参与普查，还监察普查结果。

2、这次普查是核实户籍身份证，理论上可以减少重复。但是问题是，户籍人口水分比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还多。由于与户籍挂钩的个人权利有20多项[10]，人们有获取多户口的强大动力，出现很多“房妹”、“房姐”。公安部门内部人士说获取假户口并不难[11]，比如河南中牟县公安局刁家派出所在2010年到2011年这一年就办出了1980个空户口[12]。

我估算2000-2019年实际只增加了约4000万人；国家统计局公布2001-2019年出生30845万人，死亡17582万，增加13262万人；但是户籍数据却显示，2001-2019年增加了17366万人，即便对照统计局的数据，也有4104万户籍人口并非是“生”出来的。国家卫建委公布2018年只活产1362万（我估算实际只出生1000万左右，人口开始负增长），但国家统计局公布出生1523万，增加了530万人；户籍公布增加了924万人。可见，户籍数据的增长取决于造假和打假的博弈，而与真实人口变化没有太多关系。

近年翟振武一直在找“证据”论证生育率在1.6以上，他根据2015年户籍数据推算2008-2013年的总和生育率平均为1.61[13]。其实户籍中水分最多的就是低龄组，因为2010年之后，放宽了低龄组上户限制[14]，导致低龄组水分暴涨，比如2010年户籍的2-5岁只有4890万人，与《中国卫生统计年鉴》的2005-2008年出生4900万一致；但是2015年户籍7-10岁飙升到6473万人！根据户籍校正生育率必然虚高。翟振武用户籍“论证”生育率在1.6以上，严重误导了2020年人口普查，但是翟振武的论文竟然在2020年获得教育部科研成果二等奖[15]。

户籍人口在2019年就达到了14.1039亿，比国家统计局公布的14.0050亿还多。也就是说2020年有至少14.1亿个合法的身份证，尤其低龄组（2000年之后出生）有多个身份证的比例高。2020年人口普查公布总人口为141178万人，与户籍数据完全一致。

3、普查员收入与普查人数挂钩。根据官方的《中国新闻周刊》2011年的报道[16]，一些普查员不入户普查，而是照抄派出所的户籍数据。这次也存在同样的现象，普查员不用入户调查一举多得：节省时间、增加收入（户籍人口水分更多）、降低新冠疫情感染风险。

4、地方政府期待更多人口。中国的财政体系使得很多地方政府高度依赖上级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增加人口可以获得更多的财政转移支付，更多的教育和医疗经费、扶贫款等，并在争取铁路、高速公路立项等方面增加筹码。一些地府政府需要足够的人口保持现有的行政编制，满足撤县设市的人口要求。这在2000年、2010年普查就曾发生过。

5、人口学家和统计官员希望数据连续，并参与普查数据修正。他们过去的所有研究都是立足于官方的人口数据，如果数据缩水，意味着他们毕生的研究毫无价值，甚至是负价值（阻碍政策调整，误导其他各项政策）。他们本能的希望数据保持联系。而2000年、2010年两次普查出问题主要都出在普查后的数据修正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人口学家和统计局官员有很大的话语权。

6、联合国人口基金长期虚夸中国人口，并深度影响人口政策。国际上有强大的力量要控制人口（尤其是发展国家人口）。1974年联合国人口基金曾资助印度4000万美元用于计划生育。1976年英迪拉·甘地总理开始进行强制性的计划生育，结果遭到广大选民的强烈反对，在1977年1月提前举行的大选中，英迪拉·甘地遭到惨败，黯然下台。此后，历届政府都不敢轻易再碰这个敏感的问题，以免重蹈英迪拉.甘地的覆辙。于是联合国人口基金将重点转向中国。1979年中国刚打开国门，联合国人口基金就资助中国5000万美元（累计两亿多美元）“帮”中国建立计划生育体系和人口学体系（目前主流人口学家都是联合国人口基金培训的）。要知道1950-1980年中国平均外汇储备只有1.47亿美元。5000万美元对中国是天文数字。

1994年，联合国第五届世界人口大会在开罗举行。中国国务委员兼国家计生委主任彭珮云率团出席了会议。会议通过了《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行动纲领》，179个国家（包括中国）签署并承诺遵守这个行动纲领：“放弃人口控制” 、“反对强迫和暴力，反对奖惩，反对指标或配额”。根据这份纲领，中国应该停止计划生育。但是该纲领对中国秘而不宣，中文是联合国有6种官方语言之一，但是在联合国人口基金的网站上专门关于《国际人口与发展行动纲领》的专门网页，却独独没有中文版，我曾多次揭露[17]，直到2020年联合国的网站才贴出中文版[18]。

普查、小普查显示2000年、2010年、2015年的总和生育率只有1.22、1.18、1.05，但联合国人口基金篡改为1.8、1.63、1.60，而原国家计生委主任张维庆说中国的生育率是参考联合国的[19]。联合国人口基金深度介入了中国历次普查，并误导了2000年、2010年普查。比如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08年版》就预测中国2010年人口达13.54亿，中国后面公布13.397亿以尽量接近联合国的预测。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9年版》预测中国人口在2020年达14.39亿，又误导了中国2020年普查。

7、中国政府两难：人口数据可能会因引发政治地震；人口数据不缩水，将误导今后的人口政策，并且将导致社会、经济、政治、教育、科技、文化、国防、外交等各项决策继续建立在错误的人口数据上。

三、2020年实际人口应该不到12.8亿，已经在负增长

我在2020年11月初在《社会科学论坛》发表了《2020年人口普查仿真分析》（https://blog.dwnews.com/post-1392904.html），认为2020年的实际人口不到12.8亿。

人口普查和小普查显示2000年、2010年、2015年的总和生育率只有1.22、1.18、1.05，但是被国家计生委修改为1.8、1.63、1.60。除壮族外的中国54个少数民族实行宽松的生育政策，2000年、2010年的总和生育率只有1.66、1.47；44个非穆斯林民族只有1.64、1.41；10个穆斯林民族也只有1.73、1.63。17个人口上百万的少数民族的总和生育率与健康水平（出生时预期寿命）、教育水平（妇女毛入学率等）、城市化水平直线相关。

而汉族的社会发展水平高于少数民族。用是17个少数民族的拟合公式推算，如果全国实行与少数民族同样的人口政策，2000年、2010年、2015年、2020年的总和生育率也只会有1.34、1.25、1.06、0.94，那么2020年的总人口也只有12.8亿。2010年连10个穆斯林民族的总和生育率只有1.63了，全国2006-2020年的平均总和生育率怎么可能有1.6以上？2020年普查掺水了1.3亿以上人口，各年龄组都有水分，但主要是掺在0-14岁低龄组，因为高龄组如果灌水太多可以通过其他人口数据可以找出破绽，而低龄组却很难查证，需要很多年（比如10年后、20年后的普查）才能查出，而造假者早已经溜之大吉了。

中国所有的人都可以合法生一个孩子，一孩次生育率不存在漏报。根据台湾、韩国、日本等地区的情况看，随着社会发展水平（医疗、教育、城镇化）、离婚率的提高、结婚率的下降，一孩次生育率自发下降。根据人口普查，1989年、2000年、2010年、2015年中国的一孩次生育率只有1.0、0.87、0.73、0.56，而2010年后中国的社会发展水平在快速提高。比如预期寿命从2010年的74.8岁提高到2015年的 76.3岁、2020年的 77.6岁。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2010年的26.5% 提高到2015年的 40.0%、2020年的 54.4%。城镇化率从2010年的50%提高到2015年的56%、2020年的61% 。离婚率从2010年的2.0‰提高到2015年的2.8‰、2019年的3.4‰，结婚率从2013年的9.9‰下降到2019年的6.6‰。这些意味着2020年的一孩次生育率只有0.50或更低。

2020年台湾地区、韩国的总和生育率为0.99、0.84，一孩次生育率为0.50、0.48。中国大陆几十年的计划生育改变了人们的生育观念，目前生育意愿比台湾、韩国要低，离婚率是台湾、韩国的1.5倍，避孕率和妇女的劳动参与率都比台湾、韩国要高。根据台湾、韩国的情况判断，2020年中国大陆的一孩次生育率最多能有0.50。2020年中国的一孩次生育率大约会占总和生育率的46-50%，那么总和生育率只能有0.9-1.0，难以超过1.1（出生1000万）。但是2020年普查公布出生1200万，总和生育率约为1.25，一孩次生育率约为0.59，这是不可信的！

台湾、韩国、日本的出生数都是随着初婚结婚数（尤其是20-24岁结婚数）的减少而直线下降。中国的初婚数从2013年的2386万减少到2019年的1399万，20-24岁结婚数从2011年的953万锐减到2019年的365万，意味着2020年的出生数会远少于2010年、2015年。如此少的结婚数，却“收获”了如此高的出生数，匪夷所思！

中国的人口统计乱局从2019年的重庆可见一斑。重庆卫建委是唯一公布月度活产数的省市，公布2019年1-5月月均活产14311人，为了让上半年符合预期，公布6月活产66862人（活产是实时上报，不存在数月后补报）。7、8月又只16497、 10939人。《华尔街日报》曾报道重庆6月的活产怪象[20]。据1-5月、7、8月，推算2019年重庆只出生17.0万人；2016-2018年重庆活产占全国1.88%，那么全国2019年应只出生903万人。但是国家卫计委公布2019年活产了1455万人（重庆28.4万人），国家统计局公布2019年出生1465万人（重庆32.6万人）。2020年重庆也不再公布月度活产数了。

结论：2020年实际总人口难以超过12.8亿。实际出生数应低于1000万，依照年龄别死亡率推算，2020年应该死亡1060万左右，总人口负增长。

[1]《二胎的官方路线图》，《中国新闻周刊》，2011年09月22日。 http://news.sina.com.cn/c/sd/2011-09-22/165923200676_2.shtml, http://news.sohu.com/20110922/n320230659.shtml

[2]梁中堂：《人口普查数据不容“推算”》，《瞭望》，2010年7月19日

[3]福建省人口普查办公室：《内部明电：福建省人口普查办公室关于切实做好人口普查现场登记工作的紧急通知》，闽人普办发明电 201011号。

[4]翟振武，陈卫：《 1990年代中国生育水平研究》，《人口研究》2007年第1期。

[5]崔红艳，张为民：《对2000年人口普查准确性的估计》，《人口研究》2003年第4期。

[6]国务院：《国务院关于深化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的通知-国发〔2005〕43号》，发布日期： 2008年03月28日，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08-03/28/content_5545.htm

[7]《学籍注水为哪般》，中央电视台，2012年1月7日， http://news.cntv.cn/china/20120107/118033.shtml

[8]徐霄桐，王帝：<农村义务教育补助资金疑被“吃空饷”>，《 中国青年报 》， 2012年06月04日03 版， http://zqb.cyol.com/html/2012-06/04/nw.D110000zgqnb_20120604_4-03.htm

[9]吴斌：《“全面两孩”提振作用仍待进一步释放》，《南方都市报》，2019年11月10日， http://epaper.oeeee.com/epaper/A/html/2019-11/10/content_46667.htm

[10]王石川：《“房姐”为何要那么多户口》，人民网（来源：人民日报）， 2013年01月23日，http://opinion.people.com.cn/n/2013/0123/c1003-20291622.html

[11]《内部人士：办理假户口不难 公安局长签字就能办》，《北京晨报》，2014年2月25日， https://china.huanqiu.com/article/9CaKrnJEnlY

[12]《“房妹”是怎样“炼成”的？》，新华网，2013年01月10日，http://news.xinhuanet.com/local/2013-01/10/c_114324222.htm

[13]翟振武，陈佳鞠，李龙：《现阶段中国的总和生育率究竟是多少?——来自户籍登记数据的新证据》，《人口研究》2015年第6期。http://www.cssn.cn/shx/201603/t20160307_2900420.shtml

[14]高皓亮、张卉，《多地实行新生儿落户新政 或将终结“黑户”历史》，人民网（来源：新华网），2014年05月05日，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4/0505/c1001-24977620.html。周斌，《落户无障碍“黑人黑户”应成历史》，《法制日报》， 2016年6月16日。

[15]《第八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http://www.moe.gov.cn/srcsite/A13/moe_2557/moe_2558/202012/W020201217406187677477.pdf

[16]《透析中国二胎官方路线图 只能“两害相权取其轻”》，《中国新闻周刊》，2011年09月27日，　https://www.chinanews.com/gn/2011/09-27/3356823.shtml

[17]易富贤：《联合国人口基金与中国的计划生育》，《社会科学论坛》，2018年第4期，https://hebsky.org.cn/sklt/2314.jhtml

[18]“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Programme of Action”，UNFPA, https://www.unfpa.org/publications/international-conference-population-and-development-programme-action

[19]《人口计生委主任张维庆谈稳定低生育水平》，中国政府网，2006年3月21日，http://www.gov.cn/zwhd/ft/rkwt/wzdxgd.htm

[20]Liyan Qi and Fanfan Wang, “China Left One-Child Policy Behind, but It Still Struggles With a Falling Birth Rate,” Wall Street Journal, Oct 31, 2019, https://www.wsj.com/articles/china-left-one-child-policy-behind-but-still-struggles-with-a-falling-birth-rate-115725196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