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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奶爸的年齡差不多，觀點也多有類似。
極端的計生導致極端的老齡化
世界上還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有男女性別比例失衡到如此地步的經驗，如此之多又不受訓化的雄性激素本身就是巨大的不穩定因素
奶爸給出的幾個解決方案，我覺得會多管齊下，甚至人爲縮短人口壽命

2020普查数据泄密中国人口死局，重金奖励生育？人工智能养老？发动战争抢女人？世界造人工厂？
https://youtu.be/fseBwjFGaLA

"其实教育数据存在巨量水分，因为义务教育经费是由中央和地方按比例分担，西部地区为8:2，中部地区为6：4[6]，教育机构和地方政府有强大的动力虚报学生数。比如，2012年1月7日中央电视台报道，安徽省界首市上报国家报表的小学生51586人，而实际只36234人，虚报42%，套取经费1063万元[7]。2012年6月4日《中国青年报》报道，湖北省阳新县两所中学上报学生5266人、3000人，实际只2147人、700人；已被裁撤了4年多的学校，仍在获得教育拨款[8]。湖南邵阳县2008-2012年小学招生71522人，但是 2013年电子学籍2-6年级只51253人，意味着以前招生数虚报40%。"

是不是就是這個原因導致那些虛報的地區中考和高考難度降低了？ 而中東部沒有虛報的動力所以考學難度反倒加大了？

## 一、2000年、2010年人口普查就存在问题

1982年、1990年没有电脑，仍然在普查三个多月就公布了主要数据，并且普查结果被公认是非常准确。

统计局公布1999年总人口为12.59亿，预计2000年为12.70亿。但是2000年普查汇总人数远低于预期，经过复查、补漏，才凑成12.4亿；又“额外”增加2072万[1]，公布为12.658亿，才勉强与过去的数据衔接[2]。但年龄结构却矛盾重重，比如普查表0-9岁只有15913万人（1991-2000年出生16424万人），那么2000年总人口=1990年人口+出生-死亡-净移出=114333万+16424万-7923万-116万=122718万人。

2010年普查实行“见人就登”、“见户口信息就登” ，“区不漏房”、“房不漏户”、“户不漏人” ，并给各地“参考数”，要求符合预期。这种设计有利于重报，但是汇总数仍低于预期，最后经过数据调整，公布为133972万人。比如福建省汇总人数只有3329万[3]，但最后却公报为3689万，比汇总数多了10.8%。即便依照2010年普查，0-19岁也只32274万人（有水分），意味着1991-2010年只出生33201万，那么2010年总人口=1990年人口+出生-死亡-净移出=114333万+33201万-16701万-531万=130302万人。

2020年11月1日开始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由于采纳电子设备采集数据，用大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理应在两三个月之内就公布普查数据。国家统计局发言人在3月15日预告4月初公布，但是却失言了。到4月底都没有公布，意味着违背了 2020年6月29日国务院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下发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方案》（国统字〔2020〕73号），作为普查方案的内容之一，是要求在2021年4月公布普查数据。现在是在5月11日才公布，意味着这次普查陷入“程序危机”，普查质量也就大打折扣。

这次普查之所以推迟公布，是因为现在官方人口存在上亿水分（比2000年、2010年普查要多得多），为了如2000年、2010年普查那样让人口数据“符合预期”，让数据之间保持逻辑自洽，难度很大，因此耗费了半年多时间。既然人口数据要与过去的相吻合，那么耗费巨大的人口普查就毫无意义！

## 二、2020年人口普查质量最差
中国的人口普查的质量是一次比一次差，尤其是2020年普查质量最差。原因如下：

### 1、执行者多是统计局、原计生委、人口学会原班人员，他们会本能地要让人口数据保持连续，否则面临被追责。

比如2010年人口普查时国家计生委的司长于学军是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翟振武是普查组的9位专家组的成员之一。2010年普查显示总和生育率只有1.18，但是被国家计生委和翟振武修改为1.63，然后在2011年4月26日于学军、翟振武给政治局上课，建议有“稳定低生育水平”。利益集团为了部门的利益，篡改数据，忽悠最高层和民众，如果在发达国家，将引发不亚于水门事件的政治地震。但是于学军和翟振武却一步步高升。

国家统计局主要是参考前些年的小学招生数调高出生人数，公布1991-2013年出生了43040万人，与1997-2020年43874万一年级新生（6岁上小学）一致，因为翟振武等人认为“教育统计数据是比较纯净、真实、可靠的”[4][5]。

其实教育数据存在巨量水分，因为义务教育经费是由中央和地方按比例分担，西部地区为8:2，中部地区为6：4[6]，教育机构和地方政府有强大的动力虚报学生数。比如，2012年1月7日中央电视台报道，安徽省界首市上报国家报表的小学生51586人，而实际只36234人，虚报42%，套取经费1063万元[7]。2012年6月4日《中国青年报》报道，湖北省阳新县两所中学上报学生5266人、3000人，实际只2147人、700人；已被裁撤了4年多的学校，仍在获得教育拨款[8]。湖南邵阳县2008-2012年小学招生71522人，但是 2013年电子学籍2-6年级只51253人，意味着以前招生数虚报40%。

全国也如此，统计局公布1998-2003年年均出生1749万人，2004-2009年小学一年级年均招生1703万人。但是2010年户籍7-12岁每岁平均只有1397万人；2012-2017年初三学生数年均只1439万人，由于初中毛入学率为104%，意味着14岁年均只1384万人（仍有水分）。

国家统计局参考教育数据而公布2006-2020年出生了23888万人（这是有巨量水分的），由于死亡，到2020年的0-14岁人口将为23629万人。但是2020年普查的0-14岁人口竟然高达25338万人，平均每岁1689万，意味着2006-2020年的平均总和生育率超过1.6；2020年出生1200万，总和生育率约有1.25。

台湾、韩国的社会发展水平只超前中国大陆十多年，在鼓励生育的情况下，2001-2020年平均生育率只有1.1， 2020年只有0.99、0.84。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不但没有降低生育率，反而起到了提升生育率？

翟振武在2014年预测如果实行全面二孩，生育率将达到4.5，每年要出生4995万人，吓得国家领导人不敢实行全面二孩政策。2015年单独二孩破产后，翟振武和王培安在《实施全面两孩政策人口变动测算研究》一书中建议2016年实行全面二孩，预测总和生育率虽然达不到以前所预测的4.5，但仍将在2018年达2.09的峰值（出生 2189万人）。但是即便依照国家卫建委夸张的数据，2018年也只出生1362万（实际应该只出生1000万左右），没有2189万，更没有4995万。

于学军在2013年晋升为国家卫计委办公厅主任（2015年发公函阻拦出版《大国空巢》、2016年发文件“管控负面信息”而将我封杀），在2018年晋升为国家卫建委副主任，担任2020年人口普查领导小组的副组长（是领导小组中唯一的人口学家）。为了让全面二孩政策“符合预期”，在《中国卫生和计划生育统计年鉴》（于学军是编委会副主任）中公布全国、山东、浙江的活产数从2015年的1454万、105万、42万增加到2016年的1847万、164万、73万。2019年十九届四中全会之所以没有继续调整人口政策，是因为“以‘全面两孩’为基准的生育政策的提振作用还有待于进一步释放”[9]。如果真有如此高的出生高峰，那么妊娠并发症的患者将暴增（有很多高龄产妇），婴儿相关产品的销量和股票也会暴涨；但是在全国、山东、浙江都没有出现。2016年抽样调查显示总和生育率只有1.24，意味着实际实际只出生1200万。

翟振武成为中国人口学会会长，又成为2020年人口普查专家组成员，还成为国家监察委的特约监察员，不但参与普查，还监察普查结果。

### 2、这次普查是核实户籍身份证，理论上可以减少重复。但是问题是，户籍人口水分比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还多。由于与户籍挂钩的个人权利有20多项[10]，人们有获取多户口的强大动力，出现很多“房妹”、“房姐”。公安部门内部人士说获取假户口并不难[11]，比如河南中牟县公安局刁家派出所在2010年到2011年这一年就办出了1980个空户口[12]。

我估算2000-2019年实际只增加了约4000万人；国家统计局公布2001-2019年出生30845万人，死亡17582万，增加13262万人；但是户籍数据却显示，2001-2019年增加了17366万人，即便对照统计局的数据，也有4104万户籍人口并非是“生”出来的。国家卫建委公布2018年只活产1362万（我估算实际只出生1000万左右，人口开始负增长），但国家统计局公布出生1523万，增加了530万人；户籍公布增加了924万人。可见，户籍数据的增长取决于造假和打假的博弈，而与真实人口变化没有太多关系。

近年翟振武一直在找“证据”论证生育率在1.6以上，他根据2015年户籍数据推算2008-2013年的总和生育率平均为1.61[13]。其实户籍中水分最多的就是低龄组，因为2010年之后，放宽了低龄组上户限制[14]，导致低龄组水分暴涨，比如2010年户籍的2-5岁只有4890万人，与《中国卫生统计年鉴》的2005-2008年出生4900万一致；但是2015年户籍7-10岁飙升到6473万人！根据户籍校正生育率必然虚高。翟振武用户籍“论证”生育率在1.6以上，严重误导了2020年人口普查，但是翟振武的论文竟然在2020年获得教育部科研成果二等奖[15]。

户籍人口在2019年就达到了14.1039亿，比国家统计局公布的14.0050亿还多。也就是说2020年有至少14.1亿个合法的身份证，尤其低龄组（2000年之后出生）有多个身份证的比例高。2020年人口普查公布总人口为141178万人，与户籍数据完全一致。

### 3、普查员收入与普查人数挂钩。

根据官方的《中国新闻周刊》2011年的报道[16]，一些普查员不入户普查，而是照抄派出所的户籍数据。这次也存在同样的现象，普查员不用入户调查一举多得：节省时间、增加收入（户籍人口水分更多）、降低新冠疫情感染风险。

### 4、地方政府期待更多人口。
中国的财政体系使得很多地方政府高度依赖上级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增加人口可以获得更多的财政转移支付，更多的教育和医疗经费、扶贫款等，并在争取铁路、高速公路立项等方面增加筹码。一些地府政府需要足够的人口保持现有的行政编制，满足撤县设市的人口要求。这在2000年、2010年普查就曾发生过。

### 5、人口学家和统计官员希望数据连续，并参与普查数据修正。

他们过去的所有研究都是立足于官方的人口数据，如果数据缩水，意味着他们毕生的研究毫无价值，甚至是负价值（阻碍政策调整，误导其他各项政策）。他们本能的希望数据保持联系。而2000年、2010年两次普查出问题主要都出在普查后的数据修正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人口学家和统计局官员有很大的话语权。

### 6、联合国人口基金长期虚夸中国人口，并深度影响人口政策。

国际上有强大的力量要控制人口（尤其是发展国家人口）。1974年联合国人口基金曾资助印度4000万美元用于计划生育。1976年英迪拉·甘地总理开始进行强制性的计划生育，结果遭到广大选民的强烈反对，在1977年1月提前举行的大选中，英迪拉·甘地遭到惨败，黯然下台。此后，历届政府都不敢轻易再碰这个敏感的问题，以免重蹈英迪拉.甘地的覆辙。于是联合国人口基金将重点转向中国。1979年中国刚打开国门，联合国人口基金就资助中国5000万美元（累计两亿多美元）“帮”中国建立计划生育体系和人口学体系（目前主流人口学家都是联合国人口基金培训的）。要知道1950-1980年中国平均外汇储备只有1.47亿美元。5000万美元对中国是天文数字。

1994年，联合国第五届世界人口大会在开罗举行。中国国务委员兼国家计生委主任彭珮云率团出席了会议。会议通过了《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行动纲领》，179个国家（包括中国）签署并承诺遵守这个行动纲领：“放弃人口控制” 、“反对强迫和暴力，反对奖惩，反对指标或配额”。根据这份纲领，中国应该停止计划生育。但是该纲领对中国秘而不宣，中文是联合国有6种官方语言之一，但是在联合国人口基金的网站上专门关于《国际人口与发展行动纲领》的专门网页，却独独没有中文版，我曾多次揭露[17]，直到2020年联合国的网站才贴出中文版[18]。

普查、小普查显示2000年、2010年、2015年的总和生育率只有1.22、1.18、1.05，但联合国人口基金篡改为1.8、1.63、1.60，而原国家计生委主任张维庆说中国的生育率是参考联合国的[19]。联合国人口基金深度介入了中国历次普查，并误导了2000年、2010年普查。比如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08年版》就预测中国2010年人口达13.54亿，中国后面公布13.397亿以尽量接近联合国的预测。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9年版》预测中国人口在2020年达14.39亿，又误导了中国2020年普查。

### 7、中国政府两难：人口数据可能会因引发政治地震；人口数据不缩水，将误导今后的人口政策，并且将导致社会、经济、政治、教育、科技、文化、国防、外交等各项决策继续建立在错误的人口数据上。

## 三、2020年实际人口应该不到12.8亿，已经在负增长

我在2020年11月初在《社会科学论坛》发表了《2020年人口普查仿真分析》（https://blog.dwnews.com/post-1392904.html），认为2020年的实际人口不到12.8亿。

人口普查和小普查显示2000年、2010年、2015年的总和生育率只有1.22、1.18、1.05，但是被国家计生委修改为1.8、1.63、1.60。除壮族外的中国54个少数民族实行宽松的生育政策，2000年、2010年的总和生育率只有1.66、1.47；44个非穆斯林民族只有1.64、1.41；10个穆斯林民族也只有1.73、1.63。17个人口上百万的少数民族的总和生育率与健康水平（出生时预期寿命）、教育水平（妇女毛入学率等）、城市化水平直线相关。


而汉族的社会发展水平高于少数民族。用是17个少数民族的拟合公式推算，如果全国实行与少数民族同样的人口政策，2000年、2010年、2015年、2020年的总和生育率也只会有1.34、1.25、1.06、0.94，那么2020年的总人口也只有12.8亿。2010年连10个穆斯林民族的总和生育率只有1.63了，全国2006-2020年的平均总和生育率怎么可能有1.6以上？2020年普查掺水了1.3亿以上人口，各年龄组都有水分，但主要是掺在0-14岁低龄组，因为高龄组如果灌水太多可以通过其他人口数据可以找出破绽，而低龄组却很难查证，需要很多年（比如10年后、20年后的普查）才能查出，而造假者早已经溜之大吉了。


中国所有的人都可以合法生一个孩子，一孩次生育率不存在漏报。根据台湾、韩国、日本等地区的情况看，随着社会发展水平（医疗、教育、城镇化）、离婚率的提高、结婚率的下降，一孩次生育率自发下降。根据人口普查，1989年、2000年、2010年、2015年中国的一孩次生育率只有1.0、0.87、0.73、0.56，而2010年后中国的社会发展水平在快速提高。比如预期寿命从2010年的74.8岁提高到2015年的 76.3岁、2020年的 77.6岁。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2010年的26.5% 提高到2015年的 40.0%、2020年的 54.4%。城镇化率从2010年的50%提高到2015年的56%、2020年的61% 。离婚率从2010年的2.0‰提高到2015年的2.8‰、2019年的3.4‰，结婚率从2013年的9.9‰下降到2019年的6.6‰。这些意味着2020年的一孩次生育率只有0.50或更低。

2020年台湾地区、韩国的总和生育率为0.99、0.84，一孩次生育率为0.50、0.48。中国大陆几十年的计划生育改变了人们的生育观念，目前生育意愿比台湾、韩国要低，离婚率是台湾、韩国的1.5倍，避孕率和妇女的劳动参与率都比台湾、韩国要高。根据台湾、韩国的情况判断，2020年中国大陆的一孩次生育率最多能有0.50。2020年中国的一孩次生育率大约会占总和生育率的46-50%，那么总和生育率只能有0.9-1.0，难以超过1.1（出生1000万）。但是2020年普查公布出生1200万，总和生育率约为1.25，一孩次生育率约为0.59，这是不可信的！

台湾、韩国、日本的出生数都是随着初婚结婚数（尤其是20-24岁结婚数）的减少而直线下降。中国的初婚数从2013年的2386万减少到2019年的1399万，20-24岁结婚数从2011年的953万锐减到2019年的365万，意味着2020年的出生数会远少于2010年、2015年。如此少的结婚数，却“收获”了如此高的出生数，匪夷所思！

中国的人口统计乱局从2019年的重庆可见一斑。重庆卫建委是唯一公布月度活产数的省市，公布2019年1-5月月均活产14311人，为了让上半年符合预期，公布6月活产66862人（活产是实时上报，不存在数月后补报）。7、8月又只16497、 10939人。《华尔街日报》曾报道重庆6月的活产怪象[20]。据1-5月、7、8月，推算2019年重庆只出生17.0万人；2016-2018年重庆活产占全国1.88%，那么全国2019年应只出生903万人。但是国家卫计委公布2019年活产了1455万人（重庆28.4万人），国家统计局公布2019年出生1465万人（重庆32.6万人）。2020年重庆也不再公布月度活产数了。

结论：2020年实际总人口难以超过12.8亿。实际出生数应低于1000万，依照年龄别死亡率推算，2020年应该死亡1060万左右，总人口负增长。

https://blog.dwnews.com/post-142733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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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5-11 19:38
https://blog.dwnews.com/post-142733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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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00年、2010年人口普查就存在问题

1982年、1990年没有电脑，仍然在普查三个多月就公布了主要数据，并且普查结果被公认是非常准确。

统计局公布1999年总人口为12.59亿，预计2000年为12.70亿。但是2000年普查汇总人数远低于预期，经过复查、补漏，才凑成12.4亿；又“额外”增加2072万[1]，公布为12.658亿，才勉强与过去的数据衔接[2]。但年龄结构却矛盾重重，比如普查表0-9岁只有15913万人（1991-2000年出生16424万人），那么2000年总人口=1990年人口+出生-死亡-净移出=114333万+16424万-7923万-116万=122718万人。

2010年普查实行“见人就登”、“见户口信息就登” ，“区不漏房”、“房不漏户”、“户不漏人” ，并给各地“参考数”，要求符合预期。这种设计有利于重报，但是汇总数仍低于预期，最后经过数据调整，公布为133972万人。比如福建省汇总人数只有3329万[3]，但最后却公报为3689万，比汇总数多了10.8%。即便依照2010年普查，0-19岁也只32274万人（有水分），意味着1991-2010年只出生33201万，那么2010年总人口=1990年人口+出生-死亡-净移出=114333万+33201万-16701万-531万=130302万人。

2020年11月1日开始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由于采纳电子设备采集数据，用大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理应在两三个月之内就公布普查数据。国家统计局发言人在3月15日预告4月初公布，但是却失言了。到4月底都没有公布，意味着违背了 2020年6月29日国务院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下发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方案》（国统字〔2020〕73号），作为普查方案的内容之一，是要求在2021年4月公布普查数据。现在是在5月11日才公布，意味着这次普查陷入“程序危机”，普查质量也就大打折扣。

这次普查之所以推迟公布，是因为现在官方人口存在上亿水分（比2000年、2010年普查要多得多），为了如2000年、2010年普查那样让人口数据“符合预期”，让数据之间保持逻辑自洽，难度很大，因此耗费了半年多时间。既然人口数据要与过去的相吻合，那么耗费巨大的人口普查就毫无意义！

二、2020年人口普查质量最差

中国的人口普查的质量是一次比一次差，尤其是2020年普查质量最差。原因如下：

1、执行者多是统计局、原计生委、人口学会原班人员，他们会本能地要让人口数据保持连续，否则面临被追责。

比如2010年人口普查时国家计生委的司长于学军是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翟振武是普查组的9位专家组的成员之一。2010年普查显示总和生育率只有1.18，但是被国家计生委和翟振武修改为1.63，然后在2011年4月26日于学军、翟振武给政治局上课，建议有“稳定低生育水平”。利益集团为了部门的利益，篡改数据，忽悠最高层和民众，如果在发达国家，将引发不亚于水门事件的政治地震。但是于学军和翟振武却一步步高升。

国家统计局主要是参考前些年的小学招生数调高出生人数，公布1991-2013年出生了43040万人，与1997-2020年43874万一年级新生（6岁上小学）一致，因为翟振武等人认为“教育统计数据是比较纯净、真实、可靠的”[4][5]。

其实教育数据存在巨量水分，因为义务教育经费是由中央和地方按比例分担，西部地区为8:2，中部地区为6：4[6]，教育机构和地方政府有强大的动力虚报学生数。比如，2012年1月7日中央电视台报道，安徽省界首市上报国家报表的小学生51586人，而实际只36234人，虚报42%，套取经费1063万元[7]。2012年6月4日《中国青年报》报道，湖北省阳新县两所中学上报学生5266人、3000人，实际只2147人、700人；已被裁撤了4年多的学校，仍在获得教育拨款[8]。湖南邵阳县2008-2012年小学招生71522人，但是 2013年电子学籍2-6年级只51253人，意味着以前招生数虚报40%。

全国也如此，统计局公布1998-2003年年均出生1749万人，2004-2009年小学一年级年均招生1703万人。但是2010年户籍7-12岁每岁平均只有1397万人；2012-2017年初三学生数年均只1439万人，由于初中毛入学率为104%，意味着14岁年均只1384万人（仍有水分）。

国家统计局参考教育数据而公布2006-2020年出生了23888万人（这是有巨量水分的），由于死亡，到2020年的0-14岁人口将为23629万人。但是2020年普查的0-14岁人口竟然高达25338万人，平均每岁1689万，意味着2006-2020年的平均总和生育率超过1.6；2020年出生1200万，总和生育率约有1.25。

台湾、韩国的社会发展水平只超前中国大陆十多年，在鼓励生育的情况下，2001-2020年平均生育率只有1.1， 2020年只有0.99、0.84。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不但没有降低生育率，反而起到了提升生育率？

翟振武在2014年预测如果实行全面二孩，生育率将达到4.5，每年要出生4995万人，吓得国家领导人不敢实行全面二孩政策。2015年单独二孩破产后，翟振武和王培安在《实施全面两孩政策人口变动测算研究》一书中建议2016年实行全面二孩，预测总和生育率虽然达不到以前所预测的4.5，但仍将在2018年达2.09的峰值（出生 2189万人）。但是即便依照国家卫建委夸张的数据，2018年也只出生1362万（实际应该只出生1000万左右），没有2189万，更没有4995万。

于学军在2013年晋升为国家卫计委办公厅主任（2015年发公函阻拦出版《大国空巢》、2016年发文件“管控负面信息”而将我封杀），在2018年晋升为国家卫建委副主任，担任2020年人口普查领导小组的副组长（是领导小组中唯一的人口学家）。为了让全面二孩政策“符合预期”，在《中国卫生和计划生育统计年鉴》（于学军是编委会副主任）中公布全国、山东、浙江的活产数从2015年的1454万、105万、42万增加到2016年的1847万、164万、73万。2019年十九届四中全会之所以没有继续调整人口政策，是因为“以‘全面两孩’为基准的生育政策的提振作用还有待于进一步释放”[9]。如果真有如此高的出生高峰，那么妊娠并发症的患者将暴增（有很多高龄产妇），婴儿相关产品的销量和股票也会暴涨；但是在全国、山东、浙江都没有出现。2016年抽样调查显示总和生育率只有1.24，意味着实际实际只出生1200万。

翟振武成为中国人口学会会长，又成为2020年人口普查专家组成员，还成为国家监察委的特约监察员，不但参与普查，还监察普查结果。

2、这次普查是核实户籍身份证，理论上可以减少重复。但是问题是，户籍人口水分比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还多。由于与户籍挂钩的个人权利有20多项[10]，人们有获取多户口的强大动力，出现很多“房妹”、“房姐”。公安部门内部人士说获取假户口并不难[11]，比如河南中牟县公安局刁家派出所在2010年到2011年这一年就办出了1980个空户口[12]。

我估算2000-2019年实际只增加了约4000万人；国家统计局公布2001-2019年出生30845万人，死亡17582万，增加13262万人；但是户籍数据却显示，2001-2019年增加了17366万人，即便对照统计局的数据，也有4104万户籍人口并非是“生”出来的。国家卫建委公布2018年只活产1362万（我估算实际只出生1000万左右，人口开始负增长），但国家统计局公布出生1523万，增加了530万人；户籍公布增加了924万人。可见，户籍数据的增长取决于造假和打假的博弈，而与真实人口变化没有太多关系。

近年翟振武一直在找“证据”论证生育率在1.6以上，他根据2015年户籍数据推算2008-2013年的总和生育率平均为1.61[13]。其实户籍中水分最多的就是低龄组，因为2010年之后，放宽了低龄组上户限制[14]，导致低龄组水分暴涨，比如2010年户籍的2-5岁只有4890万人，与《中国卫生统计年鉴》的2005-2008年出生4900万一致；但是2015年户籍7-10岁飙升到6473万人！根据户籍校正生育率必然虚高。翟振武用户籍“论证”生育率在1.6以上，严重误导了2020年人口普查，但是翟振武的论文竟然在2020年获得教育部科研成果二等奖[15]。

户籍人口在2019年就达到了14.1039亿，比国家统计局公布的14.0050亿还多。也就是说2020年有至少14.1亿个合法的身份证，尤其低龄组（2000年之后出生）有多个身份证的比例高。2020年人口普查公布总人口为141178万人，与户籍数据完全一致。

3、普查员收入与普查人数挂钩。根据官方的《中国新闻周刊》2011年的报道[16]，一些普查员不入户普查，而是照抄派出所的户籍数据。这次也存在同样的现象，普查员不用入户调查一举多得：节省时间、增加收入（户籍人口水分更多）、降低新冠疫情感染风险。

4、地方政府期待更多人口。中国的财政体系使得很多地方政府高度依赖上级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增加人口可以获得更多的财政转移支付，更多的教育和医疗经费、扶贫款等，并在争取铁路、高速公路立项等方面增加筹码。一些地府政府需要足够的人口保持现有的行政编制，满足撤县设市的人口要求。这在2000年、2010年普查就曾发生过。

5、人口学家和统计官员希望数据连续，并参与普查数据修正。他们过去的所有研究都是立足于官方的人口数据，如果数据缩水，意味着他们毕生的研究毫无价值，甚至是负价值（阻碍政策调整，误导其他各项政策）。他们本能的希望数据保持联系。而2000年、2010年两次普查出问题主要都出在普查后的数据修正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人口学家和统计局官员有很大的话语权。

6、联合国人口基金长期虚夸中国人口，并深度影响人口政策。国际上有强大的力量要控制人口（尤其是发展国家人口）。1974年联合国人口基金曾资助印度4000万美元用于计划生育。1976年英迪拉·甘地总理开始进行强制性的计划生育，结果遭到广大选民的强烈反对，在1977年1月提前举行的大选中，英迪拉·甘地遭到惨败，黯然下台。此后，历届政府都不敢轻易再碰这个敏感的问题，以免重蹈英迪拉.甘地的覆辙。于是联合国人口基金将重点转向中国。1979年中国刚打开国门，联合国人口基金就资助中国5000万美元（累计两亿多美元）“帮”中国建立计划生育体系和人口学体系（目前主流人口学家都是联合国人口基金培训的）。要知道1950-1980年中国平均外汇储备只有1.47亿美元。5000万美元对中国是天文数字。

1994年，联合国第五届世界人口大会在开罗举行。中国国务委员兼国家计生委主任彭珮云率团出席了会议。会议通过了《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行动纲领》，179个国家（包括中国）签署并承诺遵守这个行动纲领：“放弃人口控制” 、“反对强迫和暴力，反对奖惩，反对指标或配额”。根据这份纲领，中国应该停止计划生育。但是该纲领对中国秘而不宣，中文是联合国有6种官方语言之一，但是在联合国人口基金的网站上专门关于《国际人口与发展行动纲领》的专门网页，却独独没有中文版，我曾多次揭露[17]，直到2020年联合国的网站才贴出中文版[18]。

普查、小普查显示2000年、2010年、2015年的总和生育率只有1.22、1.18、1.05，但联合国人口基金篡改为1.8、1.63、1.60，而原国家计生委主任张维庆说中国的生育率是参考联合国的[19]。联合国人口基金深度介入了中国历次普查，并误导了2000年、2010年普查。比如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08年版》就预测中国2010年人口达13.54亿，中国后面公布13.397亿以尽量接近联合国的预测。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9年版》预测中国人口在2020年达14.39亿，又误导了中国2020年普查。

7、中国政府两难：人口数据可能会因引发政治地震；人口数据不缩水，将误导今后的人口政策，并且将导致社会、经济、政治、教育、科技、文化、国防、外交等各项决策继续建立在错误的人口数据上。

三、2020年实际人口应该不到12.8亿，已经在负增长

我在2020年11月初在《社会科学论坛》发表了《2020年人口普查仿真分析》（https://blog.dwnews.com/post-1392904.html），认为2020年的实际人口不到12.8亿。

人口普查和小普查显示2000年、2010年、2015年的总和生育率只有1.22、1.18、1.05，但是被国家计生委修改为1.8、1.63、1.60。除壮族外的中国54个少数民族实行宽松的生育政策，2000年、2010年的总和生育率只有1.66、1.47；44个非穆斯林民族只有1.64、1.41；10个穆斯林民族也只有1.73、1.63。17个人口上百万的少数民族的总和生育率与健康水平（出生时预期寿命）、教育水平（妇女毛入学率等）、城市化水平直线相关。

而汉族的社会发展水平高于少数民族。用是17个少数民族的拟合公式推算，如果全国实行与少数民族同样的人口政策，2000年、2010年、2015年、2020年的总和生育率也只会有1.34、1.25、1.06、0.94，那么2020年的总人口也只有12.8亿。2010年连10个穆斯林民族的总和生育率只有1.63了，全国2006-2020年的平均总和生育率怎么可能有1.6以上？2020年普查掺水了1.3亿以上人口，各年龄组都有水分，但主要是掺在0-14岁低龄组，因为高龄组如果灌水太多可以通过其他人口数据可以找出破绽，而低龄组却很难查证，需要很多年（比如10年后、20年后的普查）才能查出，而造假者早已经溜之大吉了。

中国所有的人都可以合法生一个孩子，一孩次生育率不存在漏报。根据台湾、韩国、日本等地区的情况看，随着社会发展水平（医疗、教育、城镇化）、离婚率的提高、结婚率的下降，一孩次生育率自发下降。根据人口普查，1989年、2000年、2010年、2015年中国的一孩次生育率只有1.0、0.87、0.73、0.56，而2010年后中国的社会发展水平在快速提高。比如预期寿命从2010年的74.8岁提高到2015年的 76.3岁、2020年的 77.6岁。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2010年的26.5% 提高到2015年的 40.0%、2020年的 54.4%。城镇化率从2010年的50%提高到2015年的56%、2020年的61% 。离婚率从2010年的2.0‰提高到2015年的2.8‰、2019年的3.4‰，结婚率从2013年的9.9‰下降到2019年的6.6‰。这些意味着2020年的一孩次生育率只有0.50或更低。

2020年台湾地区、韩国的总和生育率为0.99、0.84，一孩次生育率为0.50、0.48。中国大陆几十年的计划生育改变了人们的生育观念，目前生育意愿比台湾、韩国要低，离婚率是台湾、韩国的1.5倍，避孕率和妇女的劳动参与率都比台湾、韩国要高。根据台湾、韩国的情况判断，2020年中国大陆的一孩次生育率最多能有0.50。2020年中国的一孩次生育率大约会占总和生育率的46-50%，那么总和生育率只能有0.9-1.0，难以超过1.1（出生1000万）。但是2020年普查公布出生1200万，总和生育率约为1.25，一孩次生育率约为0.59，这是不可信的！

台湾、韩国、日本的出生数都是随着初婚结婚数（尤其是20-24岁结婚数）的减少而直线下降。中国的初婚数从2013年的2386万减少到2019年的1399万，20-24岁结婚数从2011年的953万锐减到2019年的365万，意味着2020年的出生数会远少于2010年、2015年。如此少的结婚数，却“收获”了如此高的出生数，匪夷所思！

中国的人口统计乱局从2019年的重庆可见一斑。重庆卫建委是唯一公布月度活产数的省市，公布2019年1-5月月均活产14311人，为了让上半年符合预期，公布6月活产66862人（活产是实时上报，不存在数月后补报）。7、8月又只16497、 10939人。《华尔街日报》曾报道重庆6月的活产怪象[20]。据1-5月、7、8月，推算2019年重庆只出生17.0万人；2016-2018年重庆活产占全国1.88%，那么全国2019年应只出生903万人。但是国家卫计委公布2019年活产了1455万人（重庆28.4万人），国家统计局公布2019年出生1465万人（重庆32.6万人）。2020年重庆也不再公布月度活产数了。

结论：2020年实际总人口难以超过12.8亿。实际出生数应低于1000万，依照年龄别死亡率推算，2020年应该死亡1060万左右，总人口负增长。

[1]《二胎的官方路线图》，《中国新闻周刊》，2011年09月22日。 http://news.sina.com.cn/c/sd/2011-09-22/165923200676_2.shtml, http://news.sohu.com/20110922/n320230659.shtml

[2]梁中堂：《人口普查数据不容“推算”》，《瞭望》，2010年7月19日

[3]福建省人口普查办公室：《内部明电：福建省人口普查办公室关于切实做好人口普查现场登记工作的紧急通知》，闽人普办发明电 201011号。

[4]翟振武，陈卫：《 1990年代中国生育水平研究》，《人口研究》2007年第1期。

[5]崔红艳，张为民：《对2000年人口普查准确性的估计》，《人口研究》2003年第4期。

[6]国务院：《国务院关于深化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的通知-国发〔2005〕43号》，发布日期： 2008年03月28日，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08-03/28/content_5545.htm

[7]《学籍注水为哪般》，中央电视台，2012年1月7日， http://news.cntv.cn/china/20120107/118033.shtml

[8]徐霄桐，王帝：<农村义务教育补助资金疑被“吃空饷”>，《 中国青年报 》， 2012年06月04日03 版， http://zqb.cyol.com/html/2012-06/04/nw.D110000zgqnb_20120604_4-03.htm

[9]吴斌：《“全面两孩”提振作用仍待进一步释放》，《南方都市报》，2019年11月10日， http://epaper.oeeee.com/epaper/A/html/2019-11/10/content_46667.htm

[10]王石川：《“房姐”为何要那么多户口》，人民网（来源：人民日报）， 2013年01月23日，http://opinion.people.com.cn/n/2013/0123/c1003-20291622.html

[11]《内部人士：办理假户口不难 公安局长签字就能办》，《北京晨报》，2014年2月25日， https://china.huanqiu.com/article/9CaKrnJEnlY

[12]《“房妹”是怎样“炼成”的？》，新华网，2013年01月10日，http://news.xinhuanet.com/local/2013-01/10/c_114324222.htm

[13]翟振武，陈佳鞠，李龙：《现阶段中国的总和生育率究竟是多少?——来自户籍登记数据的新证据》，《人口研究》2015年第6期。http://www.cssn.cn/shx/201603/t20160307_2900420.shtml

[14]高皓亮、张卉，《多地实行新生儿落户新政 或将终结“黑户”历史》，人民网（来源：新华网），2014年05月05日，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4/0505/c1001-24977620.html。周斌，《落户无障碍“黑人黑户”应成历史》，《法制日报》， 2016年6月16日。

[15]《第八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http://www.moe.gov.cn/srcsite/A13/moe_2557/moe_2558/202012/W020201217406187677477.pdf

[16]《透析中国二胎官方路线图 只能“两害相权取其轻”》，《中国新闻周刊》，2011年09月27日，　https://www.chinanews.com/gn/2011/09-27/3356823.shtml

[17]易富贤：《联合国人口基金与中国的计划生育》，《社会科学论坛》，2018年第4期，https://hebsky.org.cn/sklt/2314.jhtml

[18]“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Programme of Action”，UNFPA, https://www.unfpa.org/publications/international-conference-population-and-development-programme-action

[19]《人口计生委主任张维庆谈稳定低生育水平》，中国政府网，2006年3月21日，http://www.gov.cn/zwhd/ft/rkwt/wzdxgd.htm

[20]Liyan Qi and Fanfan Wang, “China Left One-Child Policy Behind, but It Still Struggles With a Falling Birth Rate,” Wall Street Journal, Oct 31, 2019, https://www.wsj.com/articles/china-left-one-child-policy-behind-but-still-struggles-with-a-falling-birth-rate-11572519602

https://new.shuge.org/view/jin_ping_mei_ci_hua/#to-tab-1-1

新刻金瓶梅词话

此介休本 [1] 是现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新刻金瓶梅词话》，原为北平图书馆购藏本，是最早刻本，为最完善，且刷印较早，最为清晰，并存有朱笔批改、墨笔批语。上世纪四十年代战乱时期北平图书馆藏善本古籍，为了躲避战争可能带来的毁损，被紧急运往美国。《金瓶梅词话》也在其中。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寄存期间，馆方制作了这批微缩胶片。王重民先生正是利用当时在美国的条件拍摄了大量的缩微胶卷。本打算带回大陆，后来没能成行。比较遗憾。后来这批寄存在美国国会图书馆的善本，移交给了台湾。介休本《金瓶梅词话》也就成了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

原文有下載鏈接

這篇文章很有說服力，爲防止消失，特轉記在這裏

https://mp.weixin.qq.com/s/0R4pb0vbkF5XcwzGGyQV4A

注意，本文既然命名为“人口之惑”，那就意味着整体数据中，存在逻辑上无法自洽之处。为了彻底说明问题，我必须从最基础的部分开始讲起。国家统计局官网今天发布了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的1-8号公报数据，它们在官网的截图长成下面这样：

（官网地址为：http://www.stats.gov.cn/tjsj/）

根据这次的普查公报，我们得到了一些关键数据：2020年全国人口总量为141178万人（不含港澳台），较2019年的140005万人，大幅增加1173万。注意，2019年的数据为人口抽样调查的结果。除了10年一次的人口普查之外，这种人口抽样调查每年都会进行，逢5的年份为1%抽样，其它年份为1‰抽样。由于近年来我国全面实现了个人信息的电子化，除了极个别的情况，公安部门打开电脑，可以查阅全国每个人的详细户籍登记信息、手机信息及社保信息等。这套个人电子信息系统有效协助了人口抽样调查的开展，相关调查可以将有限的精力集中在出生人口、死亡人口以及搬迁人口这种变数上，因此每年的数据可信度都很高。就今时今日来说，出生之后完全不办户籍登记的情况，几乎已经不存在了，即便是超生人口，也可以先办一个出生证，罚款可以以后再说，隐瞒人口的意义不大。理解了这样的背景，我们再来将本次人口普查数据中的总人口、15-64岁人口、65岁以上人口数据摘录出来，并入1990年至今的大表内。到这里，不和谐之处就体现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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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历年的新增人口，1990年为1629万，此后逐年下降。从2000年开始新增人口下降到了1000万以下，为957万。2010年的新增人口继续下降到641万。注意，这些年份都有人口普查，新增人口数的下降趋势是非常明显的。2010年后，我国分步放开了二胎，所以新增人口数量有所反复，2016年达到了阶段性峰值809万，但是此后又开始迅速萎缩，2019年的人口增量只剩下467万。考虑到2016年后我国全面实现了户籍信息的电子化，这意味着2016年之后的抽样人口数据已经非常可信了，放开二胎之后的人口再次进入萎缩趋势，也是非常明显的。

然而2020年的普查数据横空出世，当年度全国新增人口1173万！这真是石破天惊，让人目瞪口呆。1173万，较2019年的新增人口467万，足足增加了151.2%！就这种增幅，实在是犀利到令人不知道应该怎么评价了。

对于这种突如其来的人口增量，我们当然有必要挖一挖根由。有意思的是，15-64周岁的适龄劳动人口，并没有增长，而是出现了下降，从2019年的98910万，下降到了2020年的96776万，年度降幅2.16%，这导致2020年扣除在校学生之后的适龄劳动力占比下降到了63.1%，倒退到了上世纪80年代的水平。这种降幅是符合我们的一贯理解的，毕竟每一年的新增人口都在下降，人口老龄化，一定会导致劳动力的总量下降。所以扣除在校学生的适龄劳动人口在2014年达到峰值的93566万之后就一路下降，2020年持续下降到89019万，相当于2007年的劳动力水平，这是非常正常的数据。

然而恶搞之处在于，65岁以上老年人口的数据突然出现了暴增：2020年的数据为19064万，较2019年的17603万，增加了1461万。而此前老年人口的年度增幅也就是900万这个区间，2020年即便是多一点，1000万出头也就是了，达到1461万这个数量级，让我实在是无法理解。2020年新增的年满65周岁的老人，也就是1955年出生的老人。1955年我国的人口出生率突然暴涨了一轮吗？当年度较1954年多出生了几百万人口？基于这个疑问，我查阅了一下国家统计局官网数据库里的1950年代的人口出生率，顺手截了个图（见下图）。结论非常清晰：1955年的人口出生率32.60‰，远低于1954年的37.97‰；人口自然增长率20.32‰，也远低于1954年的24.79‰。1955年的出生率和人口自然增长率都较1954年有了大幅下降。所以，2020年突然增加的1641万65岁以上老年人口，我个人真不知道是怎么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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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必须说一下，1955年我国总人口61465万，当年度出生人口2004万。我把这个数据加粗，放大，希望大家记住这个数据，我们待会儿还会用到。

接下来我们继续深入分析人口增量的由来。毫无疑问，人口增量=当年度新出生人口-死亡人口。2020年的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在目前的普查公报里没有发布，或许未来会在普查详细数据库里发布，总之现在还看不到。不过没关系，我们精通数学，并且有此前历年的数据，我们可以自己算出来。

本次普查公报发布了2020年的人口年龄构成表，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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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数据在于0-14岁的总人口数，25338万。恰好，我搜集了此前每一年的人口出生数，从2006-2019年的出生人口合计为22738万，我们假设其中任何一个儿童都不会夭折，全都是健康宝宝，天使宝宝，扣减一下，我们就得出了2020年的出生人口为：25338万-22738万=2600万。一个非常吉利的数据。

好吧，现在2020年的年度新增人口有了，1173万；出生数据也有了，2600万，那么，2020年的死亡人口数据也可以反算出来了：2600-1173=1427万。

接下来我们把这组数据同样放进1990年至今的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数据表，供各位感受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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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的人口出生率突然就达到了18.41‰，恢复到了1990年代早期的水平。这个数据我就不多解释了，总之就是非常厉害。关键是死亡数据，2020年死亡了1427万人，远远超出此前接近1千万的水平。死亡率8.30‰，也是远远超出近十年千分之五以下的平均水平。这是怎么回事？

更关键的问题还在于，这个死亡数据，与老年人口数据之间，出现了非常严重的逻辑上的不自洽。2020年65岁以上老年人口新增了1641万，当年度我国死亡人口1427万。今时今日我国死亡人口基本上都是老年人，年轻人的死亡率还是非常低的，这一点我们还是要相信，毕竟这是常识。所以，这意味着，2020年一定要有超过3千万的老年人口补充进入65岁以上老年人口这个群体，才能实现老龄人口的数据增长，才能实现数据逻辑的自洽！

然而，最令人无法理解的事情发生了：1955年我国出生人口为2004万，即便这些人在随后的穷折腾里平安喜乐的活了下来，一个都没有中途夭折，然后改革开放之后他们也完完整整的熬过了90年代初期的通胀潮、90年代后期的下岗潮，然后一个不剩的干到了退休，并活到了现在，也远远凑不够3千万的数！

所以，就2020年的人口数据而言，我实在不知道应该怎么分析。数据与数据之间，是存在逻辑上的强关联的。尝试对任何一个数据进行优化，都会对整个数据逻辑链条带来巨大冲击。就202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而言，我个人缺乏平复这种冲击的能力。希望我大中国能除了我之外，还能再诞生一位数据大咖，可以分析整个人口数据链条，将我上面的这些疑惑之处，全都完美的解决。如果有的话，希望各位能在本公号后台给我留言，让我看到。谢谢！

⋯⋯有个关于卡尔文·柯立芝任于美国总统的老笑话⋯⋯当时总统先生（指柯立芝）与其夫人格雷丝·柯立芝正在分头参观一处政府成立的实验农场。总统夫人来到鸡舍时，她注意到一只公鸡十分频繁地与母鸡交配，于是她向招待她的随从寻问这种情况是否经常发生，而随从回答“每天几十次。”于是总统夫人交待：“当总统先生到达时，请把这件事实告诉他。”随后，总统先生得知此消息，问道：“每次都是和同一只母鸡吗？”随从回道：“不，每次都与不同的母鸡。”于是总统先生告诉随从：“请把这件事实告诉我的夫人。”

柯立芝效应
https://zh.wikipedia.org/zh-sg/%E6%9F%AF%E7%AB%8B%E8%8A%9D%E6%95%88%E6%87%89

转自 http://www.xinli001.com/info/100070354

住在维琴尼亚州的美国朋友，是一位电力工程师，有一天他告诉我一个故事。

他被通知到维琴尼亚山上的电塔修理电力障碍，于是清晨就出发了。电塔在很远的山上，开车八小时才抵达那座山，在山里绕来绕去，就是找不到那座电塔，天色逐渐暗下来，终至完全黑暗，伸手不见五指。

山上既没有人家，也没有灯火，他心里愈来愈着急，心里想着：不要急着找电塔，应该先找到一个可以睡觉的地方，一切等天亮再说。

正这样想的时候，趁着月光，竟看见远处的山顶上有一个高的十字架，在黑暗中闪闪发光。

他欣喜若狂，立刻驱车往十字架的方向开去，靠近了，才发现是一座在荒山的教堂，里面并无灯光，门也是锁着的，无法进入教堂借宿，朋友把车停在教堂旁边，安心地睡着了。“因为心里觉得上帝就在身边，那一夜睡得好极了”。

在鸟声中醒来的朋友，探头一看，才发现不得了，原来他的车子停在一片公墓的中间，四周全是坟墓，坟墓上都是十字架。

朋友说：“还好当时只看到教堂，如果看到一片坟墓，可能就不能安心睡眠了。”接着，朋友感慨地说：“所以，一个人如果要心安，一定要常常往高的地方、光明的所在看；假如一直看着黑暗或低下的地方，心就不能安了。”

这个故事非常好，使我想到，教堂与坟墓都有十字架；而且，许多教堂都盖在坟墓旁边；照耀着教堂的月光，也同样照在坟墓上。这个世界是如实地显露着平等，没有分别的真相，只是人心的向往，使世界也不同了。

一个想要安心生活的人，当然要有一些光明的希望，崇高的探索、境界的追求，只要保持拥有这种态度，即使处在障碍中也能坦然无惧，就好像站在坟墓里，也能看见教堂一样。

　　——在杨帆“思想讨论会”的讲演

https://www.163.com/dy/article/G4EODKD60541WGP9.html

　　我认为在所有的主义中，大概自由主义是最没有什么可说的，都是一些简单的常识。自由主义无须论证，因为它的本质是自由优先于主义。自由主义面临的困难主要不是论证的困难，而是执行中的问题，因为自由主义承认，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它天然地就不想去驳倒什么公理。比如就社会主义而言，社会主义者一定要证明公有制优越，而自由主义者却不需要论证公有制不行，因为资本主义从来没有禁止过公有制，而只有社会主义国家禁止私有制。你要说南街村很好，你到美国照样可以去办，当年欧文公社不知办了多少，政府没有禁止过，是它们自己办不下去了。公社垮台的原因是形形色色的，但从来没有人说是因为是政府禁止。在经济学上，自由主义和非自由主义的区别从来不在于公有制是不是优越，关键是你让公民有没有自由选择权。我不关心南街村是个什么样子，也许真是一个圣人治理下的乌托邦，这种事情世界上多得很，在任何一个修道院里都能找到，也没有必要去证伪，说有些东西实际上是很黑暗的，也许有的黑暗，有的不黑暗。自由主义是所有主义中最没有主义的，它要表明的是一个人的自由选择权，我写了一篇文章还没有发表，有一句话叫\”世人皆知奴隶苦\”，表达了人类对自由的追求。社会主义是需要证明的，这是一个非常理想的蓝图，需要有很高的智力去证明它，要证明是合理的，可行的。没看过《资本论》的人，是不能成为社会主义者的。但是，自由主义者却用不着去读自由宪章，自由主义的信念并不取决于你是否看过自由主义的书。人们在追求自由的斗争中，并没有出现什么大部头的理论著作，但在追求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已经出现了很多大部头的著作，比如《资本论》。

　　人们在追求到自由以后，又觉得自由很平庸，所以又出了很多自由主义的书。出现了比赛建构思想理论大厦的需要，这对于捍卫自由是必要的，对建立和实现自由并不重要。建立自由主义理论的唯一困难，是一个悖论，自由主义允不允许自由地转让自己的自由，这是无解的。自由主义的一个原则，只要不侵犯别人的权利，自己都是有选择自由的，但是如果我自己愿意当奴隶呢？我并没有侵犯任何人的自由，如果我自愿当奴隶主，那就要侵犯别人的自由。这是逻辑上的一个悖论，比如说宽容主义，对不宽容能不能宽容，相对主义本身是不是相对的，解构主义能不能被解构，最简单的是希腊式的悖论，如果有一个说谎者说，我说谎了，你相信不相信？

　　这个悖论引起的实际问题是美国南北战争关于奴隶制的讨论，奴隶制的辩护者说，南方的奴隶是自愿当奴隶的，奴隶制是有契约基础的；但是废奴主义者同样是根据自由主义的原则，他们无法正面回答这个问题。如果说自愿当奴隶是一个悖论，那么你不许人家当奴隶就等于强迫人家自由了，但强迫人家自由不同样也是一个悖论吗？说自由主义可以导致奴隶制，基本上是无稽之谈，自愿当奴隶可以得出的结论和强迫人自由可以得出的结论在逻辑上同样是荒谬。在现实生活中，抛开纯逻辑，自愿当奴隶的比强迫人的害处要小得多，自愿当奴隶就是雇佣制，我愿意替人打工就替人打工。雇佣制也许不是什么好东西，但是绝对比强迫你自由要好得多。有句话说，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你之手而行，这实际上说的就是强迫人自由的问题。强迫你自由，倒可以导致真正的奴隶制，是非常危险的。

　　所有对自由主义的批评，就是说自由主义主张自愿当奴隶，比如说马克思批评的异化，就是指自由的异化，他要解决的就是市民社会中人们可以自愿地失去自由的问题。我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人们自由地失去自由的问题，因为如果没有自由，也就没有自由地失去自由的问题，一切对自由主义的批评都归结到自由的异化，就是自愿地失去自由的问题。但在现实中并不是悖论，自由是最典型的公共产品。财富和权力都可以是专有的，一个革命党可以以革命的理由，去强迫社会接受他的理想，为理想付出代价，唯独自由主义者没有这个权利。自由主义对人性的预期是那么低调，对人性的德性和自信层面要求不能太高，似乎是极其现实的，但实际上自由主义并不现实，所以自由主义在所有的人类社会，都成为人们的追求。实际上自由主义的乌托邦成分也很高，实现低调的自由也很难，中国的问题就在这里。

　　徐友渔说中国人天然是社会主义者，实际西欧人也是，关键在于人们如果看到了自由竞争，就认为是很公平的，比如运动会，大家都欢迎。但是在现实中，人们看到的却是赢者通吃，人们就会对这种竞争不感兴趣。美国的社会主义为什么没有市场，并不是文化差异，而是由于美国的起点就是公平竞争。与其说路径依赖，取决于孔夫子、秦始皇，不如说我们在进入市场经济时不平等，如果大家长独霸家产，中国人就不喜欢自由竞争，中国人就会陷入民粹主义和寡头主义的恶性循环，不公正的伪竞争和反竞争就会永远存在。中国必须同时实行自由原则和公正原则。我是主张分家的，转轨经济学就是分家经济学，是经济决策权或交易权从集中到分散，如何分散，以及初始交易权问题。只有过渡经济学不能回避初始交易权是否公正的问题，所以自由主义者第一强调分家，第二强调公平。这个问题在任何现代社会中，都不构成争论，左右派看法是一致的，即使是社会民主主义者也是分家派，即使是自由主义者也是公平派。在俄国的沙皇时期，社会民主主义者是坚决主张破坏农村公社的，普列汉诺夫说，俄国就两个阶级，一个是作为剥削者的公社，一个是作为被剥削者的个人。自由主义者恐怕也很少有人说这种话。在分家公平这一点上，即使是俄国的自由主义者也是坚持的，坚决谴责农村公社崩溃时的分家现象，后来和斯托雷平谈判，之所以达不成协议，就是因为在这一点上不能认同。社会民主党也主张无偿收回，自由派主张由国家出面，低价赎买。这是社会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共同体现。在这个问题上我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但是面对中国的现实，我也不反对社会民主主义，也可以说我是一个社会民主主义者，但是面对中国现实，我不反对自由主义。我反对的只有两种东西，第一种是寡头主义，主张不公平分家；一种是民粹主义，反对分家。我昨天和王小东说了，民粹主义不等于平民立场，它是一种整体主义，从俄国民粹派的历史到目前在现代话语中，被公认的定义是一致的。如果是反对民粹主义，由自由主义者出面，不如由社会民主主义者出面，这更容易划清平民立场和整体主义的界限。对寡头主义的批判，与其让社会民主主义进行，不如由自由主义者进行，这更容易划清公平竞争与抢来本钱做买卖的界限。

　　在座各位所称的经济自由主义是不确切的，你们把经济学中以减少公共选择、减低制度变迁的交易成本这样一种思路称为经济自由主义。极端的自由主义者，如哈耶克，诺齐克，有社会民主主义倾向的自由主义者是罗尔斯、阿马蒂亚森、边沁等，他们是针对已经有了私有制，如何限制它的问题，从来没有人谈论如何瓜分公有财产的问题。即使是极端的自由主义者，也没有人主张依靠权力瓜分公有资产的。虽然有些人使用西方经济学中的词汇，如交易成本、科斯定律，说产权的初始分配是无关紧要的，只要交易起来就可以实现效率最优，我已经澄清了这个问题，不能称他们为经济自由主义，也不能称他们为自由主义右派。哈耶克也没有给这些寡头提供理论根据，他谈的是如何保住自由，没有谈如何建立自由。现在国际思想界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保守主义的自由主义者和新左派–这个新左派不是社会民主主义者，而是以葛兰西、卢卡奇为代表的西马、新马之类，他们在批判理性主义者这点上非常相近。哈耶克讲理性的健忘，哈贝马斯讲理性的罪孽，一个是用经验主义、一个是用浪漫主义来批判理性主义。

　　中国现在也许并不存在理性的健忘，而是更多的既得利益的健忘，这些东西和我们所说的权贵私有化并没有什么关系。

在整個世界朝向越來越激進發展的當下，保持理性和堅持常識都變得困難

托马斯索维尔：紛亂世界中的常識
Thomas Sowell: Common Sense in a Senseless World - Full Video
https://youtu.be/WK4M9iJrgto

奶爸做了一件很有價值的事情。奶爸說的對，奧巴馬有機會成爲少數族裔的榜樣，可惜被私利矇蔽了雙眼，成爲完全相反的角色
有一點是，我覺得能夠拯救白左意識形態趨勢的唯有一場戰爭

我的大工程，白人已死，乱世中的常识，自由世界最后的希望
https://youtu.be/AjBTn23F5-k

昨天看聊齋故事居然能看那麼晚，這些鬼故事感覺就是窮書生拿來意淫的，做夢通過讀書抱得美人歸

評論：這鄭月娥本是煙花柳巷女子，以後嫁的應該是姓林的 😂😂😂

哥哥青樓遇花魁，長相跟失蹤的妹妹一模一樣
https://youtu.be/Aykj3ROMb-o

什麼事情都扯到男權女權，看到跟自己同一個性別的人士獲得榮譽就是為自己性別長臉，跟自己得獎了一樣。不知道這種現象是什麼時後開始的，反正幾年前還沒有。
我覺的可能是收緊輿論控制之後，牆內是這也不能說，那也不能說，實在找不到什麼安全話題，好像男女互罵互毆比較安全，消耗過多熱情又可以避免引火燒身
正好西方現在也不提倡什麼民主自由了，倒是很流行女權，同性戀，黑命貴這種主題，經留學生們一渲染，還能讓牆內年輕人意識到，西方民主國家跟我們一樣男女不平等，女性處處受歧視，一舉幾得

比如老看到有人衝到幼兒園砍孩子，就罵這人是混蛋禽獸，甚至殺掉，都是在這件事情上找平衡。但是造成他報復社會的原因是什麼，卻鮮有人去關心 。當局發現要解決深層問題太困難，所以，禁止反思，做些表面文章，比如多請保安，讓父母到幼兒園站崗等等，有用麼？沒用，下一個尋死者只是時間問題
像家暴，性別關係，離婚難等問題，牆國和西方的根本原因都不同，用西方那一套平權理念來解釋這些問題，不可能會有什麼改善。這也是為什麼看到防家暴志願者義憤填膺的把某個受害者解救出來，人家哭訴一陣回頭又回去了。
我覺得，與其呼籲平權，倒不如呼籲革除婚姻陋習，像西方那樣結婚就是請朋友們吃頓飯那麼簡單，離婚也是登記一下就好，不需要獲取誰的同意。平權涉及到社會和其他人，但怎麼結婚，幾乎自己就可決定。

牆國的很多事情都不像表面看起來那麼簡單，比如離婚這個事情吧，當然從人權方面講肯定是個人自由，但實際情況呢，涉及的東西太多了。就依現在的彩禮之重，彩禮+結婚又是房子車子花去一家人多年積蓄，年輕人斗個嘴說離就離婚，家裡人可要哭死了。本來應該是倆人的家庭小船後面跟著一堆人在水裡幫忙使勁推，那就不是倆人想不划那麼簡單。
你覺得應該離婚自由，確實該，但之前花費那麼多的彩禮和花費怎麼辦？法官左右斷都不是，那怎麼辦？還是力勸倆人湊合過吧，家暴？脾氣不好忍忍吧。法官也不想男方家老去找他拼命。
所以，有些事情，看起來是什麼不平等，實則是傳統習俗和現實問題，什麼問題都扯到什麼種族衝突和平權上，是掉到白左思潮陷阱裡了。
怎麼解決呢？我覺得首先盡量不要讓婚姻綁架上很多其他東西吧，不過現實不會那麼容易，不信試著跟自己父母溝通下將來結婚不要房子車子彩禮結婚不收禮試試

台灣人沒那麼緊張，歪國人幫忙緊張，哈哈

不瞞你說，這題目我這學數學十幾年的老油條看了十幾分鐘愣沒找出規律，都怪咱太笨，最後跟孩子說，隨便填個數吧回頭問你老師去

來感受一下小學生的家庭作業題目，重新旋轉一下方便答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