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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看陈晓楠在一席讲一个故事。冷暖人生节目组曾经收到一位上海郊区老人的来信，信中说他是台湾留在大陆的唯一一个高级特务，请节目组来采访。节目组去到上海，坐渡轮又坐了很久的车，找到这位老人。老人说，他不是普通特务，而是蒋经国当年亲自授训的精锐。二十二岁那年，他接到的任务，是去大陆刺杀军政首长。他是这种级别的特务。

于是他去香港。在那里他遇到一个比他大六年的有夫之妇，一个军官的妻子，叫小珍。他恋爱了。他从小就没有父母，突然遇到小珍的温情，他很珍惜。国民党很快发现了他们的恋爱，强令他回去台北接受军事惩戒。念在他是一个年轻又优秀的特务苗子，如果他和小珍分手，这事就这么算了。但是他决定和小珍私奔。

小珍说好。他们手牵手过罗湖，老人回忆说那是他人生中罕有的狂喜时刻。他的打算，是安顿好小珍之后继续执行任务，回到台北戴罪立功。他不背叛组织。结果两个人一过关就被按倒在地，大陆当局早就收到了风声。他被判了二十二年。小珍被判了五年。

在提篮桥监狱，他唯一一次看见小珍，他在二层，小珍在楼下放风，脸色苍白，他心疼得想死。其他时候，他每天只能对着四面墙壁思念小珍。他出狱已经四十四岁了。第一件事就是去找小珍，他知道小珍一定在等他。最后在一个废弃农场他找到了。那里的人说，你怎么不早点来。她等了你十七年，最后的五年，她生了一场大病，一个老右派救了她，她就嫁给他，去上海了。

他跑去上海，继续找。在老右派的办公室终于见到了小珍。小珍已经五十岁了。很久很久，他们认出了彼此，一句话都没有说。他就走了。

这个独居老人现在还住在上海。他没有社交生活，邻居没有人认识他，他活成了一个秘密，一生最大的恐惧就是别人对他好奇。一个普普通通的上海老爷叔，很佝偻，很朴素，却依然保留着一个特务的习惯，就是随身带个小本本，记录楼上楼下邻居的每日活动。可是他对陈晓楠说，陈小姐，你知道我为什么还住在上海吗。

虽然上海人多，房子贵。但我知道小珍就在这里。我知道她先生是谁，她的孩子上什么大学，我都知道。我在这里，等她的先生先死。

小珍最后写了一封信，没有直接交给他，交给了他的弟弟。他拿到这封信，每天揣在胸口兜里，想小珍的时候就拿出来看一看。信里说，每一次见到你都感到很痛苦。我们还是不要再见了。

今晚一直听逾越生死，突然想起来这个故事。一人游旧地，旧记忆陪同生死，换了风景依然盼望能共你看夕阳多凄美。

去年我进去喝大茶，出来之后在纽约学法律的朋友给我打电话简单关心了一下我的政治问题，当时她马上毕业了，我问她毕业之后准备在纽约发展吗？她说准备回国，某大学教法律去。我拼了老命以身作则劝她不要回，不听的。
刚刚微信跟我打语音，说不敢发文字，她回国在大学工作一年，被学生举报课堂上讲美国崇洋媚外，被辞退了。换了一个学校应聘，政治审查找到前任学校问情况，又被拒。现在人在外漂，说几个月没收入了，想找个留学机构看看有没有办法挣钱。
“再过几个月也许就有学校就不在乎我的政审问题了呢？二十大之后也许会好些呢？”
我不知道她哪里来的天真，像被捣烂的粪坑里一张从未被人使用过的洁白卫生纸。还在期待着一个用她的人。

有微博大V说“你要是敢跑去以色列供奉希特勒，能活着离开就够呛！”
不懂为什么每次试图合理化国内民族主义都要扯到别的民族。是太心虚必须抱团，还是你也发现国人的“民族感情”动不动就被“严重伤害”必须叠加别人的情绪才显得没那么玻璃心？

重点是，“在以色列供奉希特勒”就是你能想象到最人神共愤的民族暴行吗？那可太低估当地的反犹势力了，他们可是公然在耶路撒冷大屠杀纪念馆外喷上“感谢希特勒”的标语、在最高法院墙上灵魂拷问“为什么要阻止第一公民希特勒的伟大使命”、在犹太教堂涂上希特勒肖像、公然拍卖奥斯维辛的纹身工具真品...

是的，都是犹太人自己干的，而理由比封建迷信变态多了，比如不少极端正统派认为种族清洗是帮助自己民族去除淤血；哈雷迪派普遍不承认以色列立国的正当性；也有人觉得大屠杀让亡国2000年的以色列复国是祝福。而“希特勒”也不是什么禁用词，当地官员经常被冠上“希特勒”的骂名，你不敢骂你爹东条英机而已，在人家那儿可是稀松平常。

说这话的大V对以色列的认识大概就止于大屠杀了，这样也敢“挪用”别国感情去合理化自己的民族玻璃心，何止普信，简直是那么脆弱又那么自信。

#口述史，from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TITQPxdZFQ

我看到你的解说哭了，有想到我刚过世的外婆，那时我们家在苏南算是比较先进富裕的地方，但外婆姊妹6个她是老大，祖上家里没有田但是受地主照顾做了佃农头子，没想到政治就给划到了中农，虽然当时是安全阶层但一切社会福利也绝缘了，我外婆肯吃苦，太婆是个双腿残疾的聋哑人，只能让人喂，太公在我外婆18岁的时候的就过世了，家里要养6张嘴，没办法外婆小学4年级就出来干活（谁说毛泽东的中共不招童工的出来我打死他），做纺织厂女工，你能想象一个13岁的小女孩一天工作十二个小时还要花四个小时在路上走吗？其实那时还有很多像我外婆一样的，谢天谢地外婆碰到了她命里的贵人，一个从苏南行署下调到纺织厂的专员，看我外婆能干识字且会说话爱劳动，竟然给了提干资格和入党推荐（你能想象到吗，这些对当时的中农来说都是天大的恩赐），所以我外婆15岁预备党员，17岁入党，19岁升任车间主任，一家子生活正当有起色的时候，文革来了，那些在街上要饭的混子痞子和看外婆升官不爽的女工直接一张大字报说我外婆是勾结反毛走资派的下线（那个专员被打倒了），让我外婆胸前挂了个走资派的牌子跪在纺织厂门口一天一夜（这可能导致了我外婆晚年很严重的关节炎），不交代黑材料不准走，后来有个好心人（谢谢，真的，那个时代还感帮助过外婆的人，你们的良知就像是有珍对春生说活下去的时候那个黝黑吃人的巷子的明灯，照亮了无数受苦如我外婆的中国人的活下去的希望！）看我外婆不行了就让我外婆回去，说是“听取群众意见后再进一步处理”，那天外婆不知道怎么浑浑噩噩的走到家里闻到一股大小便失禁的味道才意识到一家老小都在家没管（当时连二姨婆婆都只有12岁，没有帮一家子的生活能力），我外婆进屋看到瘫在床上失禁的太婆，已经在旁边饿得说不出话的几个小姊妹，话还没说出口太婆第一句反问：你不是反革命吧？我外婆愣了下就开始哭，边哭边说自己不是反革命是走资派，太婆竟然也开始哭，说感谢毛主席（这就是那个社会最大的讽刺），让我们家不是反革命，逃过一劫，两个人真的是抱头痛哭……文革结束后我外婆时来运转做了纺织大厂的书记，后来改开以后没迈步子朝富的那一批狂奔，反到让另一帮混账东西挖了社会主义的墙角，空手套白狼把国家的厂子莫名的私有化掉了，但因为毕竟官位在那人脉也厚实，靠着自己出来搭伙做生意最终还是让我们家从此脱离苦海走向优渥，临去世前我外婆还念叨了当年太婆和她相拥哭泣的事，我反问她你恨毛泽东这个吃人恶魔对我们家的迫害吗，她笑一笑说，当时想着就是这么活下去，姊妹6个能救一个是一个（可惜三姨婆婆还是在那个红色恐怖的时代去世了），哪还有闲心思恨！真的中国人真的太会吃苦了，现在想想其实我们家也是算幸运的了，至少是非黑五类的中农，至少有命中贵人扶助，那么那些黑五类，受到的非人迫害岂不是更加严重和苦难！中国近三十年的崛起之路就是依托在如我外婆般的普通人即使是条咸鱼也想要活下去的朴素想法上！无数如我外婆般的普通人的苦难的血和泪浇灌了国家的成长，然而现在的年轻人，尤其是B站上的小将们，生活小康，娱乐发达，却歌颂着暴君，自发的为统治者作赞歌，试问你们的外公外婆，愿意让你们用轻描淡写的话语，把他们经受过的一切给春秋笔法甚至黑白颠倒了吗？扪心自问，当你们列出所谓的GDP等宏大的数据以此来鼓吹中共铸就传奇时，有没有想过，这传奇，是中共拿你们无数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的血肉铸就的？！

附另外两条留言：活着的时间线和姜文的阳光灿烂的日子是吻合的。同一时期像富贵这样的普通人家忍受着饥饿毫无尊严的像牲口一样的活着，而阳光灿烂的日子里的大院里出生的主角们却在豪华的莫斯科餐厅里大快朵颐畅享着生活的美好。谁说那个年代大家都贫穷？谁说那个年代大家都困苦的？说到底，中国自古以来都没能逃脱那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宿命。

极权主义下的社会下的体制是不存在腐败的，因为在这种社会下特权和腐败本身就是合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