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真正統治整個台灣的時間不超過10年

【喪失一寸領土都算「國恥」的想法是我們現代人才有的觀念,對於「大清皇帝」來說,觀念是反過來的,大清皇帝的想法是:「我看得起你,才把你納入管轄」
….
我舉一段真實的歷史讓大家感受一下,大清皇帝對於「增加在台灣的領土範圍」的真實感受。

那是大清嘉慶11年的事情。當時有一則《明發上諭》(聖旨)「朕聞滬尾以北,山內有膏腴之地一處」「向來為逆犯所窺伺,近來屢次在該地出沒,意圖搶占」「命人詢察此處係何地名,派令官兵前往,籌備見機辦理」。

這裡說的「滬尾」,就是當時清朝統治台灣最「北」的行政區相當於今天的「淡水」,再過去的台北盆地東部,就不屬於大清版圖了。所以皇帝才會不知道當地地名….

然後,三年後的嘉慶14年,後續來了:「蛤仔難北境居民,現已聚至六萬餘人」「且於逆犯窺伺之時,協力備禦,幫同殺賊」「實為深明大義,自應收入版圖,豈可置之化外」。

這裡說的「蛤仔難」,就是今天的宜蘭,這則《明發上諭》,就是清朝把原本不屬於版圖的「宜蘭」,納入版圖的過程。這是宜蘭,那麼花蓮與台東呢?很抱歉,那些地方皇上沒留意就繼續當「化外之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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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象圈網友收看公視大戲《斯卡羅》,共同認識由排灣話、河洛話、客家話、英語、北京話交織而成的南•福爾摩沙十九世紀風雲。



推薦給象友們認識《斯卡羅》背景——從主角李仙得的角度來看:

“本書描述19世紀帝國主義脈絡下,台灣南部原住民與中外勢力(清廷、西方政商人士)相遇、衝突與交戰的精彩過程。這些過程乃是圍繞著李仙得與瑯嶠十八番社總頭目卓杞篤之間的盟約而漸次開展的。

首先是美國船舶在卓杞篤的領域內遇難;接著是李仙得憑藉外交手段,逼迫台灣府文武官員(駐紮今台南)派遣清軍南下征伐涉案土著;在清軍壓境瑯嶠地區之際,當地族群(福佬、客家、「混生」)害怕腐敗的官軍趁火打劫,聯手請求卓杞篤出面和官員談判,制止軍隊鎮壓;同時,李仙得(而非台灣總兵)毅然進入番地,與卓杞篤舉行會談,雙方訂下「南岬之盟」,保證維護西方船難者的人身安全。

這項盟約直接證明土著才是恆春半島的領主,也間接顯示清廷確實將此地土著當作「化外」之民,不願承擔船難善後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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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另一主角必麒麟觀點看十九世紀的南台灣:

“透過他的親身見聞,我們看到平素貪財獨斷的滿大人,某日卻因上級突然要造訪而倉皇失措,火速重振已廢弛數十年的軍備的荒唐場景。我們也聽到自視是天下惟一人種的漢人,對著「蠻子」大談殺嬰之必要性,並強調發明蒸氣機根本算不上智慧。當然,冒險性格濃烈的漢人農夫漁夫,在烈日之下對路過客大擺擋路劫財的陣勢,或對遇難船舶使出拆船越貨的絕活時,其模樣自然也被生動地保存下來。

書中還迴盪著被逼到生存邊緣的平埔族老婦的顫音:「白種人才是我們的親戚,他們不屬於邪惡、留長辮的漢人,我是何等的幸運,竟在兩眼昏花、面臨死亡之際,又看見『紅毛親戚』。」但剽悍純真的原住民,永遠是必麒麟最神往的朋友,他記下夜闖魯凱族萬斗籠社的每一刻,那月光下進行的奇異又羅曼蒂克的歌唱會,那被「野蠻人」稱讚為「白種親戚不愧是真正的男人,用男子漢的氣概唱歌,不像漢人學女人的聲音,尖聲歌唱」的一幕,如何能遺忘?至於「遊歷者號」事件中,恆春大頭目與美國領事談判之際,李善德將軍佯裝憤怒地掏出玻璃眼珠的趣味戲碼,也被他洋洋得意地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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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台灣最早對咖哩的記載,出現在英國人必麒麟(W. A. Pickering)的《歷險福爾摩沙》一書中。1865 年時,當時擔任安平海關的他與美國船員共進午餐,吃的便是「田雞咖哩」這樣時髦的菜色。

但咖哩作為一種普遍的食物在台灣推展開來的契機,則得等到日治時期,隨著明治維新後飲食逐漸西化的日人抵達這座島上,前面所提到研發出佛蒙特咖哩的日商「好侍牌/House」,早在1930 年代就已開始在台灣販賣咖哩粉,甚至在《台灣日日新報》上刊登了一連串的咖哩粉廣告。也是於此時,咖哩在基隆人的味蕾上佔有了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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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治時期的大稻埕還是很臺灣本色原味啊!而且影片裡的普遍體態和氣質明顯好過同時期中國老照片裡的常民。

youtu.be/UgqIFMEMDHE

"為強化宣傳治理台灣政績,日本政府在裕仁皇太子抵訪各處時,皆安排攝影師隨團拍攝,以影像詳細記錄下這段過程,呈現殖民地台灣在日本治理下的各種政治、經濟、社會、教育、文化等建設成果。

「台灣行啟」之旅以不同照片製作與印刷流通方式,留下眾多版本的寫真帖,國家攝影文化中心典藏「行啟紀念寫真帖」等百年前照相簿,成為研究台灣殖民地政經關係,以及裕仁皇太子巡訪台灣的重要影像史料。"

cna.com.tw/news/acul/202303200

"在對外意義上,日本自1867年明治維新後,歷經內部的富國強兵政策,以及對外的日中(甲午)戰爭(1894-1895)、日俄戰爭(1904-1905)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戰(1914-1918),已成功擠進了世界列強行列。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成立的國際聯盟中(簡稱國聯,現今聯合國前身。League of Nations),出任理事會僅有四席(英國、法國、義大利、日本)的常任理事國,更是歐美白人列強國家之外唯一擁有殖民地的國家。但日本在國際聯盟成立過程中所提出的「種族平等議案」沒能獲得採納,不只喪失成為非白人國家精神領袖國的大好機會,也讓日本社會開始出現日本列強地位未穩固,還未完全獲得其他列強「認同」的思潮。在這種社會情結下,裕仁皇太子的這次「臺灣行啟」,如何對外呈現「日本統治下現代進步的殖民地臺灣實況」,如何宣導「日本成功統治臺灣」等信念,遂成為日本社會的一種共同期待。

在對內意義上,「行啟」具有「皇室(天皇)撫恤子民」之宣導功效,原本明治末年日本內閣已經決議讓當時的皇太子嘉仁親王 (1879-1926) (後為大正天皇)行啓臺灣,但因適逢明治天皇(1852-1912)過世而中止。1919年首任文官總督田健治郎(1855-1930)來臺後,標榜同化主義,施政上以內地延長主義為原則,力促裕仁皇太子訪臺成行。臺灣於日本統治初期曾遭遇武裝抗日,一戰後雖有臺灣議會設置請願等政治運動,但統治已經進入穩固期,基本的農、工、商業建設與社會、教育、文化政策,也隨之有了初步成效。此時裕仁皇太子以攝政宮之尊「行啟殖民地臺灣」,不只可確保行程順利安全,且可收到「政經現代化」、「內臺一體」與「撫恤子民」等宣導功效,為臺灣統治提供最大的助益。"

ncpiexhibition.ntmofa.gov.tw/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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