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cial Justice 是怎样让人噤声的 (演讲)

我是来自波特兰州立大学的一名全职教师。在2017年五月,我来到了学校的办公室,却看见门上画满了纳粹万字旗,并且挂了一包粪便,走进办公室后,我发现洗手间的墙上同样也画满了纳粹旗帜,而我的名字就大大地写在旁边。之所以会遭遇这些,是因为我曾邀请过谷歌的前工程师James Damore到本校讨论性别问题。James Damore写过一本小册子,叫做谷歌备忘录,里面谈论了有关编程和性别失衡的问题。在这本备忘录中,Damore特别地提出,造成性别失衡的并不是系统性偏见,而是男女之间兴趣爱好的差异,而后者有可能受到生理构造的影响。我之所以邀请Damore,并不是要替他说话,而是为了对性别问题展开文明讨论。我认为这场讨论是很重要的,因为Damore的观点挑战了大学校园里的正统道德观念。在这种正统观念看来,哪怕是讨论生理差异本身,都体现着性别主义。为了报复我对Damore的邀请,Social Justice的信徒们画了万字旗,挂了粪便,并对我本人进行了人身威胁。今天,我将向大家详细解释Social Justice这一意识形态是如何摧毁了我们的言论自由和认知自由,使我们无法坦诚相见的。我说的认知自由,指的是自由思想,追求真知的权利。

至于Social Justice到底是何物,Lindsay博士会给出详细的说明。在这里,我只作一个入门的介绍。以下的引文是来自《Teaching For Diversity And Social Justice》的一段话:

“Social Justice refers to reconstructing society in accordance with principles of Equity, Inclusion, Diversity. Diversity and Social Justice are inextricably bound together, without truly valuing diversity, we cannot effectively address issues of injustice; without addressing issues of injustice we cannot truly value diversity.”

“Social Justice (社会正义)指的是以同等、包容、多元为原则改造社会。多元和社会正义是密不可分的,不去真正地重视多元,我们就无法解决社会上的不正义;不解决社会上的不正义,我们就无法真正地重视多元。”

这听起来是个很好的想法,但当你仔细审视这些词语的含义之后,就会发现事实并非如此。问题之一在于,Social Justice的拥护者会不择手段地封杀一切异己的观点,恐吓那些胆敢质疑他们教条的异端。这种言论审查压制了不同的声音,打击了多元的观点,Social Justice的拥护者也因此变成了他们口中最讨厌的样子:暴徒和流氓。理解了这一点,就能理解Social Justice教徒的许多行为:他们先是阻止学校邀请Damore,随后又威胁我不许到场,这些做法失败之后,其中的一名女子又和其他人串通,在讨论进行到一半时剪断了扬声器的电线,破坏了相关设备,最后连安保人员都不得不介入,而这仅仅是因为我们想讨论男女之间的生理差异是否可能影响不同的职业选择,而在Social Justice教徒看来,这是异端思想。

自2017年以后,情况变得越来越糟糕了,我好几次遇到人向我吐口水,对我进行人身威胁,有一次还在当地酒吧里受到了骚扰,当时,有人认出了我,要和我聊天,然后就不停地辱骂我,最后,他终于说道:“Peter,我不想和你聊天,我想伤害你。” 事实上,现在Twitter上就有人在对我们的这场集会进行恐吓,他们说道:“你就是一个纳粹!你的听众也是纳粹!” Social Justice教徒之所以这么愤怒,是因为我正不加掩饰地揭露Social Justice Ideology的实质:一种毁坏公民社会,腐蚀公共机构,试图摧毁我们的认知自由的意识形态病毒。大家要明白,使得Social Justice的追随者愤怒的原因,正是我们在事实与证据面前的坦率和诚实,因为我们没有听顺于他们眼中的权威,也没有用悦耳的词汇提那些不疼不痒的建议。

对于那些威胁我不准出席演讲的人,我给他们带来了一个好消息:我可以说什么,不可以说什么,我可以说给谁听,不可以说给谁听,你们谁也管不着。他人的愤怒在我看来一文不值。我从不认为,如果我的直言不讳冒犯到了某个人,我就应该缄言不语,不仅我不应该这样,其它人也不应该这样。古希腊人为此有一个专门的单词,παρρησία (Parrhesia, four syllables, accent on the ι, pronounced par-rey-SEE-a)。 παρρησία是开诚布公,是不加掩饰,意味着即便身处险境也要说出真相,παρρησία是大胆无畏,是不讳真言,不为取悦他人或是谋取私利,παρρησία是坦率直言,而不是用来说服对方的手段。在险境之中说真话是一种道德行为,它能发现并修补人们思维中的缺陷,在险境之中说真话还是一项责任,并且它还通常是解决问题,抑制危险思想传播的唯一途径。而我今天要做的,就是不加掩饰地揭露Social Justice Ideology的组成部分,它们蓄意要摧毁παρρησία,并摧毁我们坦率交流的能力。παρρησία和Social Justice Ideology是不共戴天的敌人,Social Justice Ideology故意让我们无法坦率直言,无法表达与正统道德相悖的观点。遇到与现行正统相冲突的问题时,它阻止我们承认自己的无知。它还让人们无法真诚地交流和交友,因为人们都不敢说出内心的真实想法,而不知道对方的真实想法,也就不可能形成或者说很难形成真正的友谊。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Michael,他和我有着很不一样的政治观点和相差甚大的形而上学,但是毫无疑问,正是与他交往才使得我成为了一名更敏锐的思想者和更好的人,在此过程中,我们也形成了非凡的友谊。在此,我对Michael及我们的友谊表示衷心的感谢。接下来,我将挨个介绍Social Justice为了摧毁了我们的言论自由,认知自由,使我们丧失诚实交流的能力所采用的手段。我将向各位解释Social Justice的一些内在性质是怎样阻止和惩罚παρρησία,使自身免受批评的。(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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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撤销邀请

为了摧毁我们的言论自由,认知自由,使我们丧失诚实交流的能力,阻碍παρρησία,Social Justice所采取的第四种手段就是撤销邀请(disinvitation)。所谓撤销邀请,就是指在某人受邀(通常是去大学)演讲之前,想方设法把这个邀请撤销掉。在2014年,我第一次意识到撤销邀请成了一个大问题,当时有两位杰出的女性,一位是前国务卿Condoleezza Rice,一位是出生于索马里的女权主义者、作家Ayaan Hirsi Ali,都在收到演讲邀请不久后被撤销了邀请。Rice受到了两次邀请,一次是罗格斯大学的邀请,一次是明尼苏达大学的邀请,Ayaan Hirsi Ali则是受到了耶鲁大学的邀请,结果这些邀请都被撤销了。许多演讲者,他们的政治立场各异,但都无一例外地在应邀演讲前被撤销邀请,这通常是因为有人不同意他们的政治观点,将他们举报了。这里有一些例子:欧柏林大学撤销了对Christina Marie Hoff Sommers的邀请,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撤销了对Cornel Ronald West的邀请,阿尔玛学院撤销了对Ben Carlson的邀请,德雷塞尔大学撤销了对Noam Chomsky的邀请,亨茨维尔大学和雪城大学撤销了对Madeleine Albright的邀请,圣地亚哥大学撤销了对达赖喇嘛的邀请。总而言之,任何人都可能因为各种理由被撤销邀请,你不喜欢某人的演讲内容吗?好,举报他,让学校撤销邀请。这可是大学!是最需要思想交流的地方。虽然左派和右派都存在撤销邀请的做法,但这种做法在左派中间更为盛行。由Greg Luciano创立的非党派非营利组织FIRE(Foundation for Individual Rights and Education)在官网上有一个详细的列表,上面列举出了哪些学校撤销了对哪些人的邀请,原因是什么,我建议大家看一看这张列表,它很有意思。

这些演讲者之所以被撤销邀请,通常是因为一些人不希望另一些人接受演讲者说传递的信息,或是不喜欢演讲者的政治观点,像麦克·彭斯就是因为后者被泰勒大学撤销邀请的,此外,如果有人不喜欢演讲者对一些历史事件的看法,他也会让学校撤销邀请。我的同事Bruce Gilley就有着这样的遭遇,他写了一篇文章,叫做《为殖民主义一辩》(The Case for Colonialism),为殖民统治进行了辩护。但不久之后,期刊编辑们就不得不把这篇文章撤了下来,因为他们受到了死亡威胁。Social Justice并没有就此收手,而是紧咬着我的同事不放,想取消他的教职、将他解雇、让他失业。Social Justice的追随者总是想方设法地剥夺人们提取不同声音的权利,阻止演讲者在险境中坦率直言,即παρρησία。最近,他们还想出了一种新的花招,那就是以安保费用太高为由撤销邀请。最后,如果这些手段都没有奏效,他们还会亲自到场,扰乱现场的秩序,有时候他们会带来大喇叭大声喊叫,企图用声音压倒演讲者,正如Jordan Peterson在安大略所经历的那样。有时候直接剪断连接扬声器的电线,破坏相关设备,正如我们在波特兰州立大学说经历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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