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贴标签

为了摧毁我们的言论自由，认知自由，使我们丧失诚实交流的能力，阻碍παρρησία，Social Justice所采取的第一种手段就是贴标签。我想，诸位一定已经知道，有些人为了对我的演讲展开报复，直接在Twitter上说我是“Bigot”（老顽固）。贴标签可谓是Social Justice世界的一大发明：Nazi，Racist，Homophobe，Transphobe，Bigot，Fascist（纳粹，种族主义者，恐同者，恐跨者，老顽固，法西斯）应有尽有，而对于我们这些指出Social Justice的荒谬的人，他们又发明了一个新标签，叫Grifter（骗子）。在他们的种种流氓手段中，贴标签名列第一，任何质疑他们教条的人，或是言语冒犯到他们的人，都会不停地被贴上各种标签。贴标签可以用来封杀言论，阻碍和惩罚παρρησία。几年前，我注意到纳粹变成了烂大街的标签，应用到了所有人的头上，连那些在大屠杀中痛失亲人的东正教犹太人都被当成了纳粹，因此在Twitter上呼吁大家谨慎使用纳粹一词，只用这个词形容真正的纳粹。结果，成百上千的Social Justice信徒立马跑过来对我进行恶毒的非难，不久之后，我也被唤作了一名纳粹，而这一切仅仅是因为我呼吁人们审慎地使用纳粹一词。对于这一现象，James Lindsay做了一个非常好的回应，他说道“如果你认为纳粹一词只应用于形容真正的纳粹，那是因为你自己就是纳粹，我把这种理论成为‘Nazi Fragility’（脆弱的纳粹），因为你只能赞同这种理论，如果你不赞同，那这恰好证明了你是一个纳粹”。Lindsay这里其实是在化用Social Justice理论的概念，即“White Fragility”，白人脆弱理论，这种理论认为，如果你否认自己是一名种族主义者，那这恰恰证明了你的种族主义。这其实一种逻辑陷阱：如果你否认某种说法，那么你的否认恰恰被当成了证据，这样不管你承认还是否认，你都没有好果子吃。这种逻辑几乎可以应用在一切事物上，作为指责的手段。比方说，我可以说你是一只河马，什么？你说你不是河马？那这恰好证明了你是一只河马。这种理论其实上破坏了Michael所说的“现实构造”。

纳粹一词的含义仍在扩张，最近，来自加拿大安大略省汉密尔顿市的一名老妇人和她的同伴在街上行走时突然被Antifa极端分子拦了下来，Antifa自称是反法西斯分子，但行为与街头混混无异，老妇人之所以被拦了下来，是因为她想去莫霍克大学，观看Dave Rubin对加拿大人民党领袖Maxime Bernier的采访，他们当时正在讨论与言论自由和审查有关的话题。知道老妇人想去观看采访，Antifa成员尖声喊道：“纳粹渣滓！” 我们害怕被贴上难听的标签，害怕为此付出的代价，因此我们缄口无言。将纳粹、恐同者、老顽固等词作为污蔑中伤的手段，目的是进一步提高παρρησία的成本，让人们更加怯于坦率直言。在Social Justice的世界观里，人们是不允许接收“错误”观点的，所以他们才要给人贴标签，制造一种人人自危的氛围，他们不仅要剥夺人们坦率直言的言论自由，还要剥夺人们的集会自由，正如在加拿大发生的那样。

二、将言论等同于暴力

为了摧毁我们的言论自由，认知自由，使我们丧失诚实交流的能力，阻碍παρρησία，Social Justice所采取的第二种手段就是将言论等同于暴力，认为言语就是暴力，并且会对人造成与物理伤害无异的影响。这种说法我已经听过无数遍了，可无论听了多少遍，我都依然觉得反感，就像看到了蟑螂一样。心理学教授Lisa Feldman Barrett给纽约时报写过一篇很火的文章，叫做《当言语变成了暴力》（When speech is violent)，试图将“言语等于暴力”这一说法合理化，以此作为她在谈论神经系统和受压反应时的依据。显而易见，言语是言语，暴力是暴力，一个有实体，一个没实体，两者是不一样的东西，英国哲学家Gilbert Ryle称这种做法为“分类错误”（category mistake）。除了明显的逻辑错误之外，把言语等于暴力还会带来更严重的问题。Jonathan Haidt和Greg Lucianov在亚特兰大报的一篇名为《为什么告诉学生言语等于暴力是错的》的文章中出色地指出了这一点。他们写道：“这一代年轻人本就饱受焦虑与忧郁之苦，再向他们夸大世界的暴力和威胁的话，就等于是在告诉他们，言语、思想、和发言的人真的能杀掉他们。更为糟糕的是，在当今政治极化日益加剧的美国，这实际上就是鼓励部分年轻人采取政治暴力。因为假如言语真的等于暴力，那么如果有人说了我不爱听的话，他们就真的在对我施加暴力，那么相应地，我自己就可以用（物理的）暴力来以暴制暴。事实上，在2017盛行一时的为“攻击纳粹”而辩护的风气中,我们就能发现这种思维方式，当时，一位真正的新纳粹Richard Spenser就受到了突然袭击。这种思维同样还表现为“泼奶昔”行为，即向意识形态敌人泼洒奶昔，英国最近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美国也有类似的案例。

将言论等同于暴力的这种做法，除了会促使现实中的暴力之外，还属于一些意识形态或信仰的自我防卫机制，因为这样做可以使其隔绝与批评和审视，免于受到修正。假如言语等同于暴力的话，那么我为什么要和那些要向我施加暴力的人对话呢？换句话说，我为什么要与和我观点不一样的人交流呢？把言论等同于暴力，等于是在沟通的桥梁尚未建起之时就将其斩断。此外，它还给了人们不去花时间理解和反驳对方的观点的借口。言语的确能让你不开心，但言语并不是暴力，虽然有人骂我是纳粹，但这并不是暴力行为。我们控制不了他人的言论，但我们可以控制自己对这些言论做出的反应。我们应该牢记这句格言：“石头和木棍也许会砸断我的骨头，但是言语永远伤不了我”。

将言论等同于暴力也是在阻碍παρρησία，因为παρρησία就是不讳真言，而坦率地说出真话却会被一些人指责为施加暴力。而且，进一步说，既然言论等同于暴力，那么我们就应该限制言论，因为我们想限制暴力。

三、“包容”

为了摧毁我们的言论自由，认知自由，使我们丧失诚实交流的能力，阻碍παρρησία，Social Justice所采取的第三种手段就是“包容”（inclusion），包容一词有着多种含义，其中的一些含义不但是正面的，还是公民社会的必要组成部分。总体而言，宽容的核心含义和友善相类似，一个包容的环境，指的便是一个对人友善的环境。谁不想建立一个对人友善的环境呢？谁希望人们会因为天生的特征，例如种族、残疾、性取向而遭受特殊对待呢？任何思维正常的正派人士都希望建立对人友善的环境。但实际上，“包容”一词有着完全不同的含义，它指的是限制特定的言论，禁止一群人发言，以便于使另一群人感到友善。因此，不限制人们言论的环境必然是不包容的环境，包容的环境必然要限制人们的言论。事实上，那些被限制的言论，往往是与时潮相左的言论。当下的时潮是身份政治，因此有关种族、性别的言论就要被限制。任何言论，只要伤害到了某些人的感情，或是可能让人觉得不友善，都必须被禁止，类似于“人的生理构造对人生选择有何影响”的话题是不允许讨论的。

更为重要一点的是，“包容”同样是阻碍παρρησία的一种手段，阻止了παρρησία，也就阻止了人们展开坦诚的交流，使得人们不必反驳论点本身。它还限制了我们的认知自由，如果你说话前总是要想着会不会冒犯他人，会不会涉及不合适的词汇，你又如何诚实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呢？这样的话，每个人在讲话时都不得不如履薄冰。“包容”是παρρησία的敌人，它让我们不敢展现自己的真实想法，害怕冒犯他人，害怕自己的言论会造成一个不包容的环境。因为“包容”，我们不得不揣测他人的真实想法，因为人们都习惯了心口不一，我们甚至忘记了自己的真实想法，因为我们都已经习惯了拐弯抹角。而正是通过παρρησία，通过真实和坦率的交流，我们才能发现问题，解决问题。παρρησία是走出当前困境的唯一途径。如果你不认同时下的道德正统的话，“包容”强迫你去撒谎，而基于谎言的交情一定是不健康的。我们本不应该生活在谎言之中，不停地试探和思索他人和自己的想法。“包容”强迫你去利用别人，并且被别人利用，因为大家都心口不一，惧怕真言，因为他们害怕失去说话的权利——真是讽刺，因为他们早已放弃了这一权利。

四、撤销邀请

为了摧毁我们的言论自由，认知自由，使我们丧失诚实交流的能力，阻碍παρρησία，Social Justice所采取的第四种手段就是撤销邀请（disinvitation）。所谓撤销邀请，就是指在某人受邀（通常是去大学）演讲之前，想方设法把这个邀请撤销掉。在2014年，我第一次意识到撤销邀请成了一个大问题，当时有两位杰出的女性，一位是前国务卿Condoleezza Rice，一位是出生于索马里的女权主义者、作家Ayaan Hirsi Ali，都在收到演讲邀请不久后被撤销了邀请。Rice受到了两次邀请，一次是罗格斯大学的邀请，一次是明尼苏达大学的邀请，Ayaan Hirsi Ali则是受到了耶鲁大学的邀请，结果这些邀请都被撤销了。许多演讲者，他们的政治立场各异，但都无一例外地在应邀演讲前被撤销邀请，这通常是因为有人不同意他们的政治观点，将他们举报了。这里有一些例子：欧柏林大学撤销了对Christina Marie Hoff Sommers的邀请，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撤销了对Cornel Ronald West的邀请，阿尔玛学院撤销了对Ben Carlson的邀请，德雷塞尔大学撤销了对Noam Chomsky的邀请，亨茨维尔大学和雪城大学撤销了对Madeleine Albright的邀请，圣地亚哥大学撤销了对达赖喇嘛的邀请。总而言之，任何人都可能因为各种理由被撤销邀请，你不喜欢某人的演讲内容吗？好，举报他，让学校撤销邀请。这可是大学！是最需要思想交流的地方。虽然左派和右派都存在撤销邀请的做法，但这种做法在左派中间更为盛行。由Greg Luciano创立的非党派非营利组织FIRE(Foundation for Individual Rights and Education)在官网上有一个详细的列表，上面列举出了哪些学校撤销了对哪些人的邀请，原因是什么，我建议大家看一看这张列表，它很有意思。

这些演讲者之所以被撤销邀请，通常是因为一些人不希望另一些人接受演讲者说传递的信息，或是不喜欢演讲者的政治观点，像麦克·彭斯就是因为后者被泰勒大学撤销邀请的，此外，如果有人不喜欢演讲者对一些历史事件的看法，他也会让学校撤销邀请。我的同事Bruce Gilley就有着这样的遭遇，他写了一篇文章，叫做《为殖民主义一辩》（The Case for Colonialism)，为殖民统治进行了辩护。但不久之后，期刊编辑们就不得不把这篇文章撤了下来，因为他们受到了死亡威胁。Social Justice并没有就此收手，而是紧咬着我的同事不放，想取消他的教职、将他解雇、让他失业。Social Justice的追随者总是想方设法地剥夺人们提取不同声音的权利，阻止演讲者在险境中坦率直言，即παρρησία。最近，他们还想出了一种新的花招，那就是以安保费用太高为由撤销邀请。最后，如果这些手段都没有奏效，他们还会亲自到场，扰乱现场的秩序，有时候他们会带来大喇叭大声喊叫，企图用声音压倒演讲者，正如Jordan Peterson在安大略所经历的那样。有时候直接剪断连接扬声器的电线，破坏相关设备，正如我们在波特兰州立大学说经历的那样。

五、偏见调查小组

为了摧毁我们的言论自由，认知自由，使我们丧失诚实交流的能力，阻碍παρρησία，Social Justice所采取的第五种手段就是“偏见调查小组”（bias response team)。根据2018年华尔街日报上的的说法（由Jillian Kay Melchior所写的一篇文章），全美有200所大学都设立了类似的组织，用以处理没有违反任何法律的，有关偏见的指控，USA Today的一篇文章则将这个数值提升到了232。那么这些遍及200多所高校的“偏见调查小组”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根据USA Today的说法，“ ‘偏见调查小组’鼓励学生举报那些可能会冒犯、伤害、或者边缘化少数群体的言论，以实现建造更包容的高校的最终目标”。注意，这里再一次出现了“包容”（inclusive)一词，它是（inclusion）的变体，至于这里的“包容”指得是什么，我在第三点已有所论及。这篇文章继续说道，“学生的言论一旦被举报，他本人就会立马遭到‘偏见调查小组’的调查，如果调查认为该学生的确发表了偏见言论，他就会面临行政部门的制裁和处罚。

我所执教的波特兰州立大学，就在官网的“全球多元包容”页面，对“偏见”进行了定义，上面写道：“ **偏见是一种思想状态 ** ”。偏见是一种思想状态。 诸位请停下来，好好想想这句话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偏见调查小组”是一种制度化的，用以惩罚思想表述的一种机制。

我之前提到的非营利组织FIRE(Foundation for Individual Rights and Education)在此还提供了其它的一些例子：北卡罗来纳大学夏洛特分校对偏见的定义包括了“政治观念”，假如你画了一份政治漫画，让一些人感受到了轻蔑（这基本上包括了所有的政治漫画），那么你就是在展现偏见。威廉姆斯学院则将“在社交平台上评论某人的政治看法”作为偏见的典型案例，这几乎包括了在社交平台发布的任何与政治相关的内容，甚至也包括了对官员的批评。玛卡莱斯特学院对于偏见的定义（现在已经删掉了）则包括基于群体身份的偏见，以及基于性格和行为的偏见。注意，不喜欢某种行为也可以被视为偏见。这就基本上囊括了天底下的任何人，任何事。

在此，我想明确地告诉大家：为了防止人们因为天生的特征，例如种族、性别而受到歧视，我们的确应该建立一些保护机制。在美国，我们的法律已经提供了相关的保护，例如民权法案就规定，基于种族、肤色、宗教、国籍的歧视属于非法。在一个公民社会，这些歧视是不可以也不应该存在的。但是“偏见调查小组”的所作所为和前者没有多少关系，“偏见调查小组”对我们的言论自由和认知自由起到了一种一种寒蝉效应，让我们不敢坦诚交流，因为它所维护的包容，是一种虚伪的包容。在现实生活中，如果有人感到了“智识的不安全”（intellectually unsafe)，他就可以向“偏见调查小组”举报。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举报可以是匿名的。这就意味着，举报不限制身份，不限制地点，哪怕一个人不在场，他也可以举报别人。最近流行的一种风气就是“代人受冒犯”，假如你对某些人说了可能会使人冒犯的话，例如“Hey Guys”，
而这句话又传到了别人的耳朵里，那么听说你说过“Hey Guys”的那个人，就可以以听到“Hey Guys”的人的名义，“代替”他们受到冒犯。换句话说，只要有人认为你持有的某些观点不包容，那么其他人就可以以这些人的名义向“偏见调查小组”将你举报，不久之后，你可能就遭受惩罚。2017年， Christian Schneider曾在华尔街日报发布一篇文章，名为《“偏见调查小组”，欢迎来到1984式的课堂：深入探究大学校园是如何封杀和举报冒犯性言论的》(‘Bias Teams’ Welcome the Class of 1984：A chilling look inside colleges’ systems for reporting and policing offensive speech.)，其中写道，波特兰州立大学的一名学生举报了一位女士，因为她开玩笑说自己精神分裂了；明尼苏达大学的一名亚裔女学生举报了一位餐饮人员，因为他用日语说“你好”；印第安纳大学的一名助教举报了一位受邀讲师，因为他在解释联邦通信委员会的作用时引用了Janet Jackson在超级碗时的“乳头门”事件；犹他大学的一名22岁的女学生则举报了一名教授，因为他安排学生读的经济学经典作品中多是由白人男性书写的，据说这种安排创造了一种“不友善的学习环境”。

六、取消文化

为了摧毁我们的言论自由，认知自由，使我们丧失诚实交流的能力，阻碍παρρησία，Social Justice所采取的第六种手段就是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取消文化指对某人进行抵制（这里的某人并不一定指名人），之所以抵制，是因为他的言论冒犯了某些人，为此，他必须被“取消”，被孤立，被忽视。我在这里不打算做过多的介绍，因为取消文化的意思不言自明，并且已经广为人知。然而我还是必须提一提，因为取消文化是Social Justice教徒的惯用手段。借助取消文化，Social Justice教徒得以阻碍人们坦率直言，如果有人不小心口误的话，他还会遭受惩罚。而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人人都曾犯过口误，包括我自己在内。

“取消文化”的例子有很多，比如美国的制片人James Gunn就曾因为推文冒犯他人而被银河护卫队解雇（之后又再受雇佣），既是女演员又是制片人的Roseanne Barr同样也曾因为她的推文而被“取消”，此外，众所周知，Louis C.K也曾因为性骚扰被“取消”。毫无疑问，在当代的流行文化中，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许多人自己可能已有所经历。取消文化制造了一种恐怖的氛围，使人人们提心吊胆，害怕自己的言论和行为会给别人造成误解。对于那些诚心悔过的人，取消文化不给他们改过自新的机会。此外，取消文化对无辜之人和罪人不作区分。

特别提一下，加拿大总理James Trudeau曾是“取消文化”的拥护者，但经人曝光，Trudeau本人曾多次扮黑脸（即blackface，这种做法被视为种族主义），而且对此撒谎多次。于是，许多人便主张让他也来尝尝“取消文化”的滋味。

这样做是不对的。

用“取消文化”来报复那些造成“取消文化”的人，并非问题的解决之道。真正的解决之道在于宽恕，在于合作，以解决我们所面临的困境。这种思想，即宽恕的思想，是与Social Justice这种毫无仁爱之心，不给人悔过的机会的意识形态不相容的。“取消文化”不能去除“取消文化”，我们不应该放纵心中的仇恨，用卑鄙和充满恶意的手段去折磨对方，将己所不欲的东西施加与人，美其名曰“给他上一课”。正相反，我们要告诉这些因为Social Justice而变得目光短浅，不尊重他人的人，告诉他们还有另一条路可以走：那就是待人以尊重和体面，给人以改过自新的机会。

在《理想国》的第一卷里，苏格拉底曾经和塞拉西马柯有过一场对话，在对话中，苏格拉底说道，“鞭打一匹马，并不能造就一匹好马，同样，殴打一个人，并不能造就一个好人”。将苦难强加于人，只会让一个人变得更坏，也让我们自身变得更加丑恶，因为我们自身也变成了苦难的制造者。

七、思想洗钱

为了摧毁我们的言论自由，认知自由，使我们丧失诚实交流的能力，阻碍παρρησία，Social Justice所采取的第七种手段就是思想洗钱（idea laundering)。思想洗钱一词由Brett Weinstein发明，它的运作方式是这样的：一些学者有着强烈的道德冲动，于是他们便建立一个拥有“同业审核”（peer review)的期刊，使自己的道德冲动获得“学术支持”，换句话说，我们知道洗钱（Money Laundering)就是把钱从非法的转化成合法的，而“思想洗钱”就是把某些人的幻想转化成权威的知识，以此来支持他们的政治目的和道德冲动。这样，在面临他人质疑的时候，自吹自擂的Social Justice学者就会把这些期刊摆出来，说：“看，xxx上就是这样说的“，给人一种有根有据的假象，然而，事实上，这些期刊里的东西不但算不上是证据，甚至也称不上是知识，用Douglas Murray的话来说，它们是一系列断言。通常情况下，这些断言是伪装成知识的道德冲动。比方说，如果你不同意Social Justice关于种族和种族主义的观点，那么也许有人会告诉你：这显示了你的内在弱点，这种说法源自Robin DiAngelo的“白人脆弱理论(”While Fragility)。或许还有人会告诉你：这是因为你在故意装糊涂，这种说法来自于Christie Dodson的“恶意装糊涂理论”（Pernicious Ignorance)。也许还有人会指责你在参与白人霸权，这是Barbara Applebaum的理论，或者指责你厌女，这又是Kate Manne的理论。在所有的这些例子里，你都能发现这些理论家虚构了一个用来贬低和羞辱παρρησία的道德基础。

经过思想洗钱的理论，是一个内部自洽的生态系统，但它是与现实世界相脱节的。Social Justice的拥护者试图欺骗人们，先让人们以为他们应该生活在这种生态系统中，然后将其强加于在人们身上。但这些理论其实是精神错乱的谎言。为了使自己的道德冲动获得“学术支持”，Social Justice的拥护者们已经编造出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但这些东西根本就不称不上研究成果，因为它们根本就没有做研究，它们的结论什么也说明不了。

思想洗钱既有害又危险，凭借着这些伪学术研究，Social Justice教徒能够让人们相信，甚至让自己相信，他们真的掌握了可行的知识。他们的思想是意识形态驱动的，通常不可证伪，比方说“父权制”（Patriarchy)，更多情况下是彻底的编造。他们指向这些假期刊、假论文，狐假虎威地告诉人们：“你们是错的，应该相信我们的这一套，我们有证据”，其实这些“证据”就是经过了思想洗钱的道德冲动。

本篇演讲的出处：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lV9Tss9Rw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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