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cial Justice 是怎样让人噤声的 (演讲)
我是来自波特兰州立大学的一名全职教师。在2017年五月，我来到了学校的办公室，却看见门上画满了纳粹万字旗，并且挂了一包粪便，走进办公室后，我发现洗手间的墙上同样也画满了纳粹旗帜，而我的名字就大大地写在旁边。之所以会遭遇这些，是因为我曾邀请过谷歌的前工程师James Damore到本校讨论性别问题。James Damore写过一本小册子，叫做谷歌备忘录，里面谈论了有关编程和性别失衡的问题。在这本备忘录中，Damore特别地提出，造成性别失衡的并不是系统性偏见，而是男女之间兴趣爱好的差异，而后者有可能受到生理构造的影响。我之所以邀请Damore，并不是要替他说话，而是为了对性别问题展开文明讨论。我认为这场讨论是很重要的，因为Damore的观点挑战了大学校园里的正统道德观念。在这种正统观念看来，哪怕是讨论生理差异本身，都体现着性别主义。为了报复我对Damore的邀请，Social Justice的信徒们画了万字旗，挂了粪便，并对我本人进行了人身威胁。今天，我将向大家详细解释Social Justice这一意识形态是如何摧毁了我们的言论自由和认知自由，使我们无法坦诚相见的。我说的认知自由，指的是自由思想，追求真知的权利。
至于Social Justice到底是何物，Lindsay博士会给出详细的说明。在这里，我只作一个入门的介绍。以下的引文是来自《Teaching For Diversity And Social Justice》的一段话：
“Social Justice refers to reconstructing society in accordance with principles of Equity, Inclusion, Diversity. Diversity and Social Justice are inextricably bound together, without truly valuing diversity, we cannot effectively address issues of injustice; without addressing issues of injustice we cannot truly value diversity.”
“Social Justice (社会正义）指的是以同等、包容、多元为原则改造社会。多元和社会正义是密不可分的，不去真正地重视多元，我们就无法解决社会上的不正义；不解决社会上的不正义，我们就无法真正地重视多元。”
这听起来是个很好的想法，但当你仔细审视这些词语的含义之后，就会发现事实并非如此。问题之一在于，Social Justice的拥护者会不择手段地封杀一切异己的观点，恐吓那些胆敢质疑他们教条的异端。这种言论审查压制了不同的声音，打击了多元的观点，Social Justice的拥护者也因此变成了他们口中最讨厌的样子：暴徒和流氓。理解了这一点，就能理解Social Justice教徒的许多行为：他们先是阻止学校邀请Damore，随后又威胁我不许到场，这些做法失败之后，其中的一名女子又和其他人串通，在讨论进行到一半时剪断了扬声器的电线，破坏了相关设备，最后连安保人员都不得不介入，而这仅仅是因为我们想讨论男女之间的生理差异是否可能影响不同的职业选择，而在Social Justice教徒看来，这是异端思想。
自2017年以后，情况变得越来越糟糕了，我好几次遇到人向我吐口水，对我进行人身威胁，有一次还在当地酒吧里受到了骚扰，当时，有人认出了我，要和我聊天，然后就不停地辱骂我，最后，他终于说道：“Peter，我不想和你聊天，我想伤害你。” 事实上，现在Twitter上就有人在对我们的这场集会进行恐吓，他们说道：“你就是一个纳粹！你的听众也是纳粹！” Social Justice教徒之所以这么愤怒，是因为我正不加掩饰地揭露Social Justice Ideology的实质：一种毁坏公民社会，腐蚀公共机构，试图摧毁我们的认知自由的意识形态病毒。大家要明白，使得Social Justice的追随者愤怒的原因，正是我们在事实与证据面前的坦率和诚实，因为我们没有听顺于他们眼中的权威，也没有用悦耳的词汇提那些不疼不痒的建议。
对于那些威胁我不准出席演讲的人，我给他们带来了一个好消息：我可以说什么，不可以说什么，我可以说给谁听，不可以说给谁听，你们谁也管不着。他人的愤怒在我看来一文不值。我从不认为，如果我的直言不讳冒犯到了某个人，我就应该缄言不语，不仅我不应该这样，其它人也不应该这样。古希腊人为此有一个专门的单词，παρρησία (Parrhesia, four syllables, accent on the ι, pronounced par-rey-SEE-a)。 παρρησία是开诚布公，是不加掩饰，意味着即便身处险境也要说出真相，παρρησία是大胆无畏，是不讳真言，不为取悦他人或是谋取私利，παρρησία是坦率直言，而不是用来说服对方的手段。在险境之中说真话是一种道德行为，它能发现并修补人们思维中的缺陷，在险境之中说真话还是一项责任，并且它还通常是解决问题，抑制危险思想传播的唯一途径。而我今天要做的，就是不加掩饰地揭露Social Justice Ideology的组成部分，它们蓄意要摧毁παρρησία，并摧毁我们坦率交流的能力。παρρησία和Social Justice Ideology是不共戴天的敌人，Social Justice Ideology故意让我们无法坦率直言，无法表达与正统道德相悖的观点。遇到与现行正统相冲突的问题时，它阻止我们承认自己的无知。它还让人们无法真诚地交流和交友，因为人们都不敢说出内心的真实想法，而不知道对方的真实想法，也就不可能形成或者说很难形成真正的友谊。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Michael，他和我有着很不一样的政治观点和相差甚大的形而上学，但是毫无疑问，正是与他交往才使得我成为了一名更敏锐的思想者和更好的人，在此过程中，我们也形成了非凡的友谊。在此，我对Michael及我们的友谊表示衷心的感谢。接下来，我将挨个介绍Social Justice为了摧毁了我们的言论自由，认知自由，使我们丧失诚实交流的能力所采用的手段。我将向各位解释Social Justice的一些内在性质是怎样阻止和惩罚παρρησία，使自身免受批评的。（序言）
六、取消文化
为了摧毁我们的言论自由，认知自由，使我们丧失诚实交流的能力，阻碍παρρησία，Social Justice所采取的第六种手段就是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取消文化指对某人进行抵制（这里的某人并不一定指名人），之所以抵制，是因为他的言论冒犯了某些人，为此，他必须被“取消”，被孤立，被忽视。我在这里不打算做过多的介绍，因为取消文化的意思不言自明，并且已经广为人知。然而我还是必须提一提，因为取消文化是Social Justice教徒的惯用手段。借助取消文化，Social Justice教徒得以阻碍人们坦率直言，如果有人不小心口误的话，他还会遭受惩罚。而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人人都曾犯过口误，包括我自己在内。
“取消文化”的例子有很多，比如美国的制片人James Gunn就曾因为推文冒犯他人而被银河护卫队解雇（之后又再受雇佣），既是女演员又是制片人的Roseanne Barr同样也曾因为她的推文而被“取消”，此外，众所周知，Louis C.K也曾因为性骚扰被“取消”。毫无疑问，在当代的流行文化中，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许多人自己可能已有所经历。取消文化制造了一种恐怖的氛围，使人人们提心吊胆，害怕自己的言论和行为会给别人造成误解。对于那些诚心悔过的人，取消文化不给他们改过自新的机会。此外，取消文化对无辜之人和罪人不作区分。
特别提一下，加拿大总理James Trudeau曾是“取消文化”的拥护者，但经人曝光，Trudeau本人曾多次扮黑脸（即blackface，这种做法被视为种族主义），而且对此撒谎多次。于是，许多人便主张让他也来尝尝“取消文化”的滋味。
这样做是不对的。
用“取消文化”来报复那些造成“取消文化”的人，并非问题的解决之道。真正的解决之道在于宽恕，在于合作，以解决我们所面临的困境。这种思想，即宽恕的思想，是与Social Justice这种毫无仁爱之心，不给人悔过的机会的意识形态不相容的。“取消文化”不能去除“取消文化”，我们不应该放纵心中的仇恨，用卑鄙和充满恶意的手段去折磨对方，将己所不欲的东西施加与人，美其名曰“给他上一课”。正相反，我们要告诉这些因为Social Justice而变得目光短浅，不尊重他人的人，告诉他们还有另一条路可以走：那就是待人以尊重和体面，给人以改过自新的机会。
在《理想国》的第一卷里，苏格拉底曾经和塞拉西马柯有过一场对话，在对话中，苏格拉底说道，“鞭打一匹马，并不能造就一匹好马，同样，殴打一个人，并不能造就一个好人”。将苦难强加于人，只会让一个人变得更坏，也让我们自身变得更加丑恶，因为我们自身也变成了苦难的制造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