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家子弟的反叛》

你刚写了一篇文章，我觉得触及了“奢侈信念”（luxury beliefs）这个概念的核心，题为《富家子弟的反叛（revolt of the rich kids）》。方便的话能为我们阐述一下吗？

《富家子弟的反叛》是我为 Free Press 写的一篇关于向下流动（downward mobility）的文章，这是我酝酿已久的一个想法。事实上，自从 2015 年我踏入耶鲁校园，目睹 2010 年代中期校园骚动、要求教授被解雇、人物被撤平台和被“取消”等事件后，我就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我看到的是一种非常焦虑于地位的、有抱负的精英群体——客观上他们在生活中做得相当不错。像那样的学校，学生基本上不会陷入严重贫困，所以他们的生活总体上没问题，但我从未见过对职业和财务前景有如此强烈焦虑的人群。后来我意识到，这是一种对向下流动的恐惧：本质上，你父母越富裕，你要复制那种财富水平就越困难。如果你有高成就、有抱负、成功的父母，你在那种舒适和富足中长大，伴随而来的是社会期望——你想要做得和父母一样好或更好。这也可以视为“美国梦”的一种定义：比父母过得更好。但对很多这些年轻人来说，他们觉得自己做不到。当你看向关于向下流动的研究数据，确实存在这样的流动性：在美国最富有的五分之一家庭中，大约有 10% 出生在该层的孩子会在中年时滑落到最底层五分之一。所以确实存在一定程度的流动性。统计上讲，如果你出生在最富有群体，概率上你会留在那里，但仍有约 10% 的人可能彻底滑落到底层。

因此，很多出生于富裕家庭的年轻人，会愤怒地觉得自己的生活没有朝期望方向发展，觉得可能无法过上与父母相同的生活，感觉某种意义上他们的出身特权被剥夺了。这种情绪会以激进政治的形式表达出来，正如彼得·图尔钦（Peter Turchin）所称的“精英内部冲突”（intra-elite conflict）。图尔钦的观点是，当社会有过多的精英与精英追逐者（aspirants）时，会涌现大量受过高等教育、高资历、高抱负的年轻人，但精英位置有限——精英公司、主流媒体、政治、学术和商业中的席位是有限的。竞争这些位置的人越来越多，会滋生被排挤者的怨恨，觉得系统本身不公平，因为他们没有拿到那些梦寐以求的位置。我认为这正是我在“富家子弟的反叛”里描述的人群：那些害怕下滑一梯的人，害怕沦落到比出生时更低的阶层，因此愿意支持像（纽约市长初选中的）妈妈唐尼（Mom Donnie）这样的人，试图以某种方式颠覆体制或惩罚那些他们认为比自己更胜一筹的人。

那么这究竟算不算“奢侈信念”呢？用这个词可能有点不妥，因为他们可能并不只是做做道德信号（virtue signaling），而是真正想要变革。他们不只是表面上支持诸如变性权利之类的议题来显示自己多么“高尚”，他们是真的因为对自身处境不满而渴望改变。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阶级问题。关于地位，有一个有趣的心理学发现：在金钱方面一旦达到某一财富水平，额外的金钱对幸福感的提升边际递减；但在地位、象征资本、文化资本、声望、钦佩这些方面，人们永远想要更多。客观上生活得不错的人往往享受认可和尊重，但仍然想要更多，觉得自己得不到足够的认可，于是向上看那些获得更多成功的人，不仅是财务上的，还有文化声望、头衔等，他们会恼怒“为什么是他而不是我”。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历史上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更倾向支持社会主义及其相近的思想：他们相对社会平均水平生活得不错，但对未能进入顶层（比如位于前 1%）感到不满。这让我想起哈佛政治哲学家罗伯特·诺齐克（Robert Nozick）的名文《为什么知识分子讨厌资本主义》（Why Intellectuals Hate Capitalism）：知识分子通常并不贫穷，但会想“我很聪明，为什么我不如那个商人有钱？”

我们在探讨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动机时，不应忽视其历史带来的惨痛后果。但这些意识形态之所以存在并延续，原因并不简单。有时并非工人阶级或较低阶层天然更倾向共产主义。比如在英国，右翼人物如奈杰尔·法拉奇往往获得本土工人阶级的支持，而进步/工党支持主要来自并非全部、但相当多受高等教育的群体和某些有工党传统的地区（如矿区、工厂城镇）。在美国，特朗普获得了大量工人阶层支持，而精英、上层中产反对他。由此可见，接近权力却未真正掌权的那些群体更有动力去撼动体制。

金融时报的一位专栏作家有一句好话：“最有可能撕裂国家建制的人，往往是建制的一半成员。” 即那些既能看到体制的缺陷又因为未被邀请入内圈而怀恨在心的人。这正是我所说的“内部精英冲突”：那些过得不错但未达到期望的人，会因结果不达预期而爆发愤怒。

埃里克·霍弗（Eric Hoffer）在其名著《真正的信徒》（The True Believer）中也指出，推动革命、内战和内部冲突的，往往不是极端贫困或苦难，而是那些相对境况不错但进步不够快的人。他举了法国大革命、俄国革命的例子：在革命前，整体生活水平在提高，但人们觉得进步不够快，于是产生了需要“更快”的变革的冲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