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式毛主義的類別與興衰1966-1979[24-0]
高達樂（Claude Cadart）
法國政治學院國際研究所
一 文革與法式毛主義
從政治學的觀點看，中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也許是一場龐大的政治反革命，其性質既含有小資產階級無政府主義的狂熱，又帶着濃厚的軍事官僚主義氣息。可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至少在1966-1968年間，絕大多數中國人都不是如此「體驗」這場「革命」的。相反，他們把它當作是革命群眾和被壓迫民族從已墮落的共產主義大陣營的官僚領導，以及從世界資本主義巨頭們箝制下解放出來的一場偉大的革命解放運動。
當時我是一個關注當代中國歷史的法國極左派知識份子，但我警覺到這場「大革命」所謂的獨特「創新」，要比過去十七年間紅色極權政制下任何最壞的情況更加倒退、更加黑暗。
可悲的是，三十年前的這場空前絕後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卻吸引了當時大批法國知識份子，特別是左派或極左派的知識份子：作家、哲學家、藝人、教師、著名報章雜誌發行人⋯⋯。這個熱潮也擴展到深受他們影響的大學生和青少年群眾。換句話說，它席捲了整個法國知識界，並逐漸形成一股真正法國式的毛派潮流。值得注意的是：從1966年尾到1972年初，正當這股毛主義潮流在巴黎和其他大城市裏狂飆時，中國大陸的群眾已經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失去熱情；而法國式的毛主義直到1978年還在猶豫，並在傳媒界、電視「文化」節目中為準知識份子大學生指引方向。一直到中國官方在1978年底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情況才有改變。
甚麼是毛主義？基本說來，它是斯大林主義紅色極權制度裏的嫡系，並逐漸演變成：（1）在一個龐大落後國家裏奪取政權，執掌政權，必要時再奪取政權的政治和意識形態派系；（2）一個極權制度，帶有虛無縹緲又有極大伸縮性的革命烏托邦；（3）神權式的、對毛澤東個人和他的思想的盲目崇拜。對上述三個毛主義的根因，法國式的毛主義者或親毛派只接受第二個因素，即「烏托邦」，也就是毛主義的「外套」或「裝配」，它的幻景。至於第三點，即對毛的崇拜，他們只是勉強接受。然而他們為此辯護，認為這是中國社會暫時性落後的表現，並且說毛自己都不贊成它的「過份」。他們基本上崇毛，頌揚毛主義的「深奧」，吹捧「毛澤東思想」的「堅實」和「獨一無二的創新」。而對於毛主義引發出來的那種「為了奪回政權，不惜摧毀千萬肉體、靈魂和文化」的瘋狂行為，法國式毛主義者就絕不問津，甚至否認一切，根本不願聽到這些「無稽之談」！他們會把你罵成說謊者，加以攻擊污衊。
法國式的毛主義這一令人驚訝的現象居然能從1966年延伸到1979年，實在是那個時代法國知識界的恥辱。我自己雖曾竭力去揭發它的醜惡，但總還是感到某種自責，這是因為我沒有及時認清我自己和某些「同道人」之間的基本分歧。直到今天，1996年，法國知識界的這種恥辱依然存在。除了幾位比較有勇氣的人士，像吉斯瑪（Alain Geismar）或者布羅埃（Claudie et Jacques Broyelle）夫婦等等之外，它從來沒有公開地對自己的「罪過」表示慚愧和反省。我無意對法國式的毛主義作道德判斷，更不願對之加以宗教式（也就是意識形態上）的「批判」，我只是嘗試探討這個病情的各種症象、追溯病情迸發的線路和緣由。
三 法國式毛主義的不同類型
1966-1979年的法國式毛主義的內容相當複雜豐富多樣化，毛主義的信徒、犧牲者、受益者也形形色色。
在有組織的毛派成員裏雖然可以找到幾個成名的知識份子，但大多數是學生或大學剛畢業的青年，也有極少數工人。在毛派旗幟下，雖然有少數毛派學生或知識份子到工廠當工人，但青年學生與工人階級的結合仍有不少困難。有些比較出色的法國式毛主義者，大多是不久走入地下的「無產階級左派」的成員。記得1970年6月底薩特（Jean Paul Sartre）就是為了在大街上散布這個組織的機關報《為了人民》（La Cause du Peuple）而被巡警抓去坐了幾天牢。1968年「五月運動」曾有兩位頭面人物：孔本第（Daniel Cohn-Bendit）和吉斯瑪。前者是德—法籍的無政府派學生領袖，被法國政府在五月底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方式放逐到德國；後者是法國教師工會領袖，運動失敗後馬上加入「無產階級左派」，不久也跟其他同道者一樣被關了很長一段時間。這個組織也有一些巴黎高等師範學院的「馬克思主義派」成員，他們的「大主教」是阿爾都塞（Louis Althusser），一位反人道主義馬克思派哲學家，是知識群裏有名的怪人。
「無產階級左派」是法國幾個毛主義派系中最有基礎、最有影響的政治團體，此外還有一個較鬆散、自發但思想倒相當「正統」的組織——「革命萬歲！」（“Vive la Révolution!”），其倡導人加斯特羅（Raul Castro）是位建築師。除了這兩個較具規模的分支，還有一些星散的「無政府—毛主義者」小團體，他們戲稱自己是「自發性的毛」。這些團體不斷分合，對現有秩序進行了荒誕無稽的象徵性的對抗。當中共與蘇共的關係在60年代初破裂時，那些建立法國馬列主義共產黨的老一代斯大林派「中國友人」仍進行活動，可是他們的影響很有限。
是否所有法國式毛主義派都是真誠的信仰者？我可肯定的說，大多數毛派「戰士」和少數親毛派知識份子雖不明智、走錯了路，但卻是真誠的。我當時很理解他們的心態，因我自己也曾經是法國最早期的親毛份子之一。對極左派知識份子來說，在當時（1958-1962年）做一個親毛份子會被認為是絕對荒誕可恥笑的事，肯定是自找麻煩。以我當時的思想為例，那時發生在中國的三面紅旗運動令我興奮，以為重視「主觀因素」就可以加速人類走向「自由王國」，一日千里地邁進「共產主義」。更使我高興的是中國重整世界革命的旗鼓，我盼望這些事變能喚起被西方資本主義壓抑的無產階級「意識」，尤其是法國無產階級。所以，當我看到這麼多年輕的理想主義者在1966到1979年間又燃起同樣的幻想時，又怎麼能不嘆息。
至於大部分無組織的、個別的親毛知識份子，是大大不可原諒的。他們當時是為了私利或是出於一種膽怯的表現才「親中國」，因為毛主義已成了一種時尚，所有左派、極左派知識圈全盤地、不可抑制地向它傾斜。記得在1966年秋一個聲討美國進犯越南的大會上，一位著名法國知識份子在我面前笑容可掬地招呼中國駐法大使館的代表時，竟然引用孟德斯鳩的名言：「怎麼能做波斯人！」但他倒過來說：「今天怎麼能不做中國人！」這樣令人噁心的捧中國官方代表，實在使我震驚。他們這些人可粗分為幾類：「沙龍」式、花花公子和富家子弟的毛主義；學院教授「專家」們的毛主義；思想大師的毛主義；新聞記者和信息操縱者的毛主義。
「沙龍」式、花花公子和富家子弟的毛主義 我可以舉兩個例子。（1）由崇尚美學，倡導「性」絕對解放的索勒爾斯（Philippe Sollers）主編的《如此即彼》（Tel Quel）雜誌，經年刊載中國的「精華」、優異的文字、「紅衛兵」和連續的革命⋯⋯唱起癡愚狂歡似的高歌。（2）法國「新潮」電影界最狂妄、被捧上天的戈達（Jean-Luc Godard）的電影《中國女人》（La Chinoise），1967年在巴黎上影就馬上贏得文化界大聲喝采（值得注意的是三十年後，1996年8月間它又在巴黎時尚地區聖傑曼以溫故懷舊的姿態再次登上銀幕，可能是獻給「文化大革命」三十周年紀念！）。影片中的女主角並不是吸引法國男子的漂亮中國姑娘，而是個白皮膚、令人生畏的「激情女怪」，是一小串「掉了腦袋」的馬列派份子的頭頭，她為了「革命」這個神秘不可思議的東西，極正統地把一個法國「階級敵人」（原來是一個同伴）處以死刑。
學院教授「專家」們的毛主義 大學甚至中學裏某些成為「權威」的漢學家，他們衷心要「保持和中國的聯繫」，哪敢對中國發生的「文革」說實話。他們「美化」文革的理由是要使人們理解它，其中一個明顯的例子是謝諾（Jean Chesneaux）。他本來是位通達明智的共產黨人，是1950年代末在法國建立一個自主系統的現代與當代中國研究最有貢獻的學者。但為了「走在風向的前頭」，一勞永逸地保持在學府和政治圈子裏的優越地位，他不惜從最堅決的親赫魯曉夫派跳到毫無保留的毛主義派。其次，有大批非漢學家知識份子從親毛派的漢學家那裏得到大量「資料」，就自以為對中國的事無所不曉，他們一本正經地跟你說：「中國（毛式）的革命要比俄國革命無比地『節省』暴力的消耗。」
思想大師的毛主義 主要是指薩特和他的同道們的犬儒式毛主義。他們很清楚中國的「文化大革命」的「負面現象」，卻在法國全力支持最激進的毛派份子，幫助他們選出「文革」的「正面的虛象」、偽造「現象」。我無意挑剔薩特，但根據記憶中的具體事件，我對他是頗有微詞的。1967年夏，我訪問了當時住在法國的彭述之，這份難得的談話記錄對分析研究「文革」在中國發生的實在意義及其對中國人民所造成的災難性影響有特別的啟示。我將這篇文章投給薩特主編的雜誌《現代》（Les Temps Mordernes），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看了很欣賞，雜誌編輯都已準備在1967年尾或1968年初發表。可是在1967年末，薩特通過郎斯曼（Claude Lanzman）告訴我：他最後還是決定不發這篇文稿，原因是這篇訪問篇幅太長，加上裏面的中文字用拼音系統，法國讀者看不懂。我建議縮短文章，將拼音改為西方習用的Wade-Giles或EFEO系統。代表薩特的朗斯曼根本就不聽我的，堅決拒絕繼續同我打交道。我即刻了解到，薩特根本不願意他的讀者知道中國「文化大革命」的實情，他認為在法國對「文革」說實話的政治時機還不成熟。他自然已警覺到一陣狂風即將捲來；「文革」已發生了18個月，法國毛主義越來越受青年群眾的歡迎，是個深遠的趨向。如果他對抗這個趨向，走向反潮流，就很可能犧牲他在法國的聲望和影響，不再擁有主要思想大師的寶座。更甚者：對於未來局勢演變，不再起重要作用，從長遠來看，會完全失去左右時局的可能性。他這時的行為和動機挑起一個使我痙攣的回憶：1950年代薩特為了同樣的緣故，最後終給予斯大林主義「祝福」，在他的影響下，太幼稚和立場還沒確定的我也和斯大林主義者隊伍同流合污。他在Situations一書中曾提到：寧願在適當時刻犯錯，也不要在不當的（不利的）時刻有理。在政治上，他的確是位機會主義者。1968年「五月運動」爆發後不久，薩特就變成法國最起作用、最有效率的親毛派之一。他對當時走親毛極左派路線的《解放報》（Liberation）的誕生有決定性的貢獻，後來由另一位犬儒主義的親毛派居利（Serge July）主持改成日報。第三位犬儒主義的親毛派人物就是「革命萬歲！」的主要領袖加斯特羅，薩特無疑是他的啟導人。這位先生曾在巴黎1968年秋舉行的一個極左派的大集會上（我當時是聽眾之一）公然聲稱（大意如下）：「歷史！歷史學家所謂的歷史？哼！我全不在乎！它毫無用處！誰去管它是現在中國發生或沒有發生，還是過去發生過或沒發生過的『真實』歷史？並不是歷史學家所謂的歷史推進群眾向前走，而是神話傳奇把他們推向前進，改變了全世界的面貌。」
新聞界、壟斷信息傳播的毛主義 整個左派新聞界犯下的最大罪過，就是有系統地「錯誤報導」中國「恐怖十年」中所發生的事情，目的是令讀者遺忘它的存在。左派新聞媒體的這種行徑使整個法國輿論界蒙羞。我們只要翻閱1966-1980年的《世界報》（Le Monde）、《解放報》及《新觀察家》周刊（Le Nouvel Observateur），就可看到當時「獨立信息傳媒機構」的主要編輯負責人是如何嚴重地違反自己的職責和道德規範的！當時那些大顯身手、風頭十足的記者們，像《世界報》的布克（Alain Bouc）、傑可勃（Alain Jacob），《新觀察家》的卡洛爾（K.S. Karol），或《解放報》的如埃爾（Patrick Ruel）⋯⋯如今應該感到多麼羞恥！當時他們都是法國最具權威的「中國信息」的傳播者！當時法國（屬政府的）國家電視、廣播電台的負責人又多麼可恥！
四 初步反思、追根溯源
然而，並不是所有法國左派和極左派圈圈的知識份子、半知識份子和準知識份子在1966-1979年都受毛主義的感染。有極少數的思想家、教授對毛主義提出反抗抵制，但卻踫到層層障礙：他們的「同事」、出版商、新聞界⋯⋯公開或暗地裏設法阻止他們發言，只要他們想在任何辯論會中啟口就會惹來麻煩。毛主義者和親毛派時常用嚴苛拷問的口氣問他們：「你和中國有甚麼關係？！」如果回答是：「太可悲了！中國真正的友人，目前對全世界官僚和金錢共同建立的秩序的真正對抗的人們，不能不對『文化大革命』的現實非常反感」，這些「反毛主義者」就會被扣上「莫斯科的特務」或「華盛頓的幫兇」這類帽子。雖然這些極少數清醒的法國人無法拯救法國知識界的清白和名譽，但他們至少保持了自己的良心。當時的「情勢主義者」韋也納（René Viénet）、張襄保（Jean Paul Chang）、得龍（Francis Deron），是很活躍的反毛派人物，他們有鼓動才能，很懂「公共關係」，亦很尖刻。1971年西蒙・來斯（Simon Leys）出版的富有啟示的描述中國現狀的書《毛主席的新衣》之所以暢銷，他們起了決定性作用。除了他們以外，還應提到思想家勒佛爾（Claude Lefort）和加斯托（Cornelius Castoriadis）、漢學家皮洋可（Lucien Bianco）、程映湘女士和我自己等⋯⋯。
1966-1979年法國式毛主義在法國的出現，實緣於四種根源（全是與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法國演變有關係）以及有利於這個現象發展的四種土壤（在二次大戰前，甚至更早已實實在在地存在於法國）。
先說四種土壤：有兩類是純法國的，就是法國的天主教傳統和法國土生的無政府主義傳統；其他兩類是中法混合性的：舊漢學家或更早期仰慕中華文明的法國人士對中國理想美化的傳統，以及法國人國家自我中心觀念產生對中國活生生現實的無知。
四種根源：第一種根源是法國民族復興後的新親華潮，它是從1944年開始以地緣政治為基礎出現的，直到1960年代中期發揚壯大；第二種根源是法國式的斯大林主義，它從1944年就漸漸冒起，1950年代初期更是眾望所歸，一直到1956年後才漸次衰退；第三種根源是法國式的第三世界主義，它從1940年代末已發生，然後與法國式斯大林主義平行發展，並從1955-1956年起代替了法式斯大林主義；第四種根源是1949-1966年，尤其1958-1966年間在法國左派和極左派中間出現的親中國新潮流，其中包括反斯大林主義，更明顯的是反赫魯曉夫主義的內容，也就是我前面提到的法式毛主義的「史前」時期。
自從法國在1944-1945年間奇迹似的逃離以納粹新模式出現的德意志帝國主義魔爪後，法國左派和極左派知識份子犯下了兩個沉重的罪過：先是向斯大林主義傾倒，然後又拜倒於毛主義威權下。然而我們也不能忘記他們大多數曾是南半球三大洲民族解放鬥爭（包括中華民族在內）的最堅決、最勇敢的支持者。正因為如此，他們曾奮勇地向自己國內的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宣戰。
隨着1989年以來整個共產主義世界的崩毀，人類各種基本的問題又以嶄新姿態出現，需要世界各國知識份子盡力考察、思索、想像和發現新答案。令人感到欣慰的是，最近法國左翼知識份子間似乎有某種覺醒，即他們拒斥那種一統化、實用主義的思想模式，或者是抵抗正在西方和東方上空朦朧乍現的那種新極權主義和新全球官僚政治混合的怪物。
程映湘 譯
注釋
[24-0]原載《二十一世紀》總第37期（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1996年10月）
@Proton 原来萨特还有这么一出，真是看错萨特了 
这些法国人真是……波伏娃，雷蒙阿隆，我都读不下去，有种法国人说话的磨叽，就是不愿意直接明白得说出来…
二 參與「五月運動」的派別及其階段
法國式的毛主義當然不能和法國1968年的「五月運動」混為一談。我自己曾以個人的、反毛主義的理念參與這個運動，我從不後悔這樣的參與。但不能否認，法國1968年「五月運動」與法國式的毛主義曾經有過相當密切的聯繫。
法國的「五月運動」是在1966年夏到1968年春之間由三個政治和思想派系的暗潮逐漸匯成的（它們各自又可分成許多小支流），其中有毛主義派系、托洛斯基主義派系，和必須提到的無政府主義派系。在僅僅一個月的高潮時期，大約從1968年5月10日到6月10日，真正掀起這個運動且佔主導地位的是無政府主義派和托洛斯基主義派。毛派、托派和無政府派有六種共同要排斥的事物：（1）資本主義與資產階級；（2）令人麻木不仁，失去人的尊嚴和對人類前景憧憬的「消費」社會；（3）帝國主義，特別是美帝國主義；（4）斯大林主義和舊的極權官僚主義秩序，代表溫和的斯大林主義和軟性的新官僚秩序的赫魯曉夫主義和勃列日涅夫主義；（5）由蘇聯設想的「和平共存」；犧牲以越南為首的第三世界被壓迫民族和五大洲的「革命先鋒隊伍」利益的東方和西方的「和平共存」；（6）與法國任何「合法存在」黨派的親善，特別是被認為仍然服從蘇聯的、完全「墮落」的法國共產黨。
對這些在法國1968年「五月運動」中扮演過重要角色的派系來說，「共產主義世界」雖受斯大林主義影響，但還是「大體上可肯定的」，無論如何總比資本—帝國主義稍勝一籌。這些年青人崇拜的英雄是胡志明、武元甲將軍，因他們是越南抵抗美帝的象徵；是卡斯特羅和切・格瓦拉，因他們是革命的拉丁美洲的象徵；是毛澤東和「紅衛兵」，因為他們是為國際共產運動的復蘇鬥爭的象徵。然而，他們似乎沒有覺察到這幾種不同的象徵、形象之間的矛盾和不協調。他們沒有明確的政綱，只有期待；他們無所適從，睜着眼睛做夢。黑與紅色都是他們的旗幟。當時最能表達他們意識的口號，是「情勢主義者」（situationnistes）在巴黎大學舊址索邦（Sorbonne）校園走廊裏一張著名的壁畫（是十九世紀Puvis de Charannes的傑作）上抄寫的字句：「當人們用最後一個資產階級和最後一個官僚主義者的腸子把他們上吊時，就是全世界最歡樂的時候！」
法國「五月運動」是由學生群眾、半知識份子和職業知識份子聚合而成的，居然馬上得到出乎預期的巨大勝利。不過它的勝利是短暫的，這是由於運動本身的自發性，成為與它平行的工人大罷工運動的導火線，即使這個大罷工運動由蓬皮杜政府機巧地迅速以全面增加工資的方式把它堵住了。但不能否認，這個運動在法國各個領域中發生着深遠而重大的影響。其中一個原因是無政府主義派系在這個運動中佔了極重要位置，而托洛斯基主義派及毛主義派則緊隨其後，直到運動驟然中止。
運動最終失敗了，馬上就引發了一個問題：哪個政治派系有力量、有本事將「運動」據為己有？由於無政府主義派在運動末期已無法掌控大局，那麼在托派和毛派之間，應該由誰來收拾殘局？很快有了回答：是毛派。局勢的變化在1968年6月初就露出端倪：在離巴黎不遠的一個小城弗蘭（Flins），雷諾汽車廠門前發生一個親毛派中學生多丹（Gilles Tautin）被警察殺害的事件，他很快就變成「五月運動」的烈士和象徵。1968年8月，捷克的和平革命被蘇聯的坦克大軍鎮壓之後，這個情勢愈加明顯。
談到法國式毛主義的歷史，我認為可以劃分為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長達兩年，從1966年夏起始直到1968年春才告一段落，主要是由美帝侵犯越南、中國「文化大革命」爆發而引起的。這個初生階段絕不同於它的「史前」時期（1958-1966），但仍深受影響。基本來說，這一階段的法國式毛主義還是屬於非組織性的理論家和知識份子的範疇，而有組織毛派份子的活動是屬於次要和補充性的。比如當時的法國馬列主義共產黨及其機關報《紅色人道報》根本就沒有影響，連北京也不怎麼重視它。
第二階段是1968年5月，只有一個月。當時親毛派的理論家和知識份子是審慎的關注這個「運動」，而「五月運動」則為新起的毛主義活動份子提供一個發動示威的機會。他們參與「運動」的方式很膚淺，多是仿效中國「紅衛兵」的遊戲：在法國大城市的高級住宅區裏張貼大言不慚、漫畫形式的「大字報」，或是肆意怒斥鞭韃法國的舊習俗、傳統道德行為和古老文化。
第三階段始於「五月運動」的後期，即從1968年6月親毛派中學生多丹被槍殺到1972年2、3月間；也就是從另一位親毛派少年歐弗耐（Pierre Overney）在巴黎彼揚果區（Billancourt）雷諾汽車總廠大門口向工人散發傳單時被槍殺，到林彪死亡不久的一段期間。這四年是法國式毛主義的興盛時期，有組織的毛主義戰士同無組織的毛派理論家、知識份子並肩同行。可是，與第一階段的情況相反，這次是由毛主義戰士們定出宣傳主調和行為規範，而親毛派知識份子只是跟在後面，對運動備加讚賞稱頌。
第四階段是停滯、走下坡的衰落時期，總共七年（1972-1979）。這個時期的有組織毛主義者已經不能起主導作用：他們大多迷失方向，有的甚至絕望了。但他們還保持相當的明智和勇氣，拒絕投向恐怖主義暴力政治的路，也即沒有步意大利「紅色戰鬥隊」或秘魯「光輝的小道」派的後塵。當時法國式的毛主義主要是由無組織的知識份子們代表，尤其是已成名的知識份子，或是法國左派和極左派內文化和意識形態權力的掌握者。正因為如此，第四階段才拖了七年之久。在往後十年間，他們一方面羞於公開承認自己受騙，另一方面又因欺瞞青少年群眾讀者而遭世人的恥笑，遂使他們失去影響。但為了自己的存在，他們不得不繼續欺瞞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