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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集博客的内容，名字叫From The Tea Party To Trump: Reflections On The Eve Of Inauguration，来自保守主义博客Federalist Radio Hour，发布在今年年初拜登入职的前夜。谈论了公共机构危机，川普上台的渊源，共和党对川普的反应。翻译有部分简化和信息损失。

第一部分：公共机构危机

Inez Stepman：美国人对官方机构丧失了信任，对于这一点，我们在近几年已经讨论了不少。在过去的四五年间，美国的主要机构，不论是媒体机构，学术机构，高等院校，还是像好莱坞这样的文化机构，或是大型的美国企业（现在应该称之为国际企业）都纷纷失去了多数人民的支持。而这些机构恰恰又很重要。在我看来，右派在抨击这些机构的时候，有时忘记了失去这些公共机构会带来哪些后果。新冠大流行就是很好的一个例子，在这场疫情中，美国疾控中心（CDC）就滥用了人们对它的信任，当时疾控中心的卫生官员跑出来告诉人们，只要是你政治立场正确的抗议者，聚集也无所谓，从这一刻起，美国的新冠疫情就彻底失控了。我感到很失望的一点，就是很多人只关注民众做出了哪些反应，却不探究造成民众这些反应的深层原因。

Emily Jashinsky：没错，你引出的问题很关键，我们国家的精英阶层一直想对此问题做出解答，可惜的是他们却给出了错误的答卷。我在在这档博客节目中不止一次地说过，像川普这样的人能击败前国务卿和第一夫人希拉里赢得总统选举，如果这不足以让商业媒体和政治阶级警醒，那我真不知道还有什么能了。1月6日的骚乱也许是另一个让他们警醒的事件。然而，在对这两场事件的反思中，本国的商业媒体却都拥抱了自身的错误本能。你所引出的可以说是一种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换句话说，美国民众对公共机构的不信任，像是对疾控中心，科研机构，和大型商业媒体的不信任，是不是合理的？美国人因为被金融业背叛不相信本国的金融机构，这么做对不对？美国的政治阶级对此的回应则是：不。掌权的人很负责，问题出在民众的身上。但事实并非如此，很多人之所以不信任这些机构，是有着充分的原因的。在这里，我想读一读你的一条推文，因为它很应景，推文是这样的：“争议警告：如果不只是一些疯子认为Alex Jones和Q要比CNN更可信，而是数以百万的美国人都这样想，那么值得思考的便是CNN自身在此过程中起到了什么作用。”我想你肯定不是在建议大家去看Qanon和Alex Jones，那么，不妨解释这条推文的意思，并进行拓展的讨论。

Inez Stepman：显然我并不是在建议大家去看Qanon和Alex Jones。我的论点其实和你很相似，你在“首都袭击的那一周”一文中说的很好：“我们必须正视现实，明白民众有着充分的理由对媒体等机构失去信任。”这当然不是说由此导致的行为也都是合理的，像谋害警察这样的暴力行为显然不是，这些人必须为自己的暴力行为负责。但是，如果我们想走出困境，迈向前方的话，我们就必须要明白造成这一切的根本原因到底是什么。因为这不止是一些疯子想攻击首都，而是成千上万的美国人认为Qanon和Alex Jones要比CNN更可信。因为不信CNN，而去信阴谋论，这样做当然是错的，可是，只有明白民众怀疑CNN的合理之处，我们才能明白这么多的民众会做出错误的选择。怀疑像疾控中心这样的机构是合理的，因为疾控中心不向公众通告就暗自修改了指导条例，随后又跑出来告诉大家，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民众的水平有限，他们不放心让民众知道真相。疾控中心的卫生专家他们自己都违反了自己设立的条例，以实现自身的政治目的，民众们会对其丧失信心，便也在意料之中了。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本人就很重视新冠疫情，疾控中心的那些指导条例我也都当真了，因为我想“坏掉的钟每天也能对两次”。说实话，我可以向你分享一下我的个人经历：在这这场新冠大流行中间，我惊讶地发现，唯一能靠得住的，唯一能向我提供诚实的建议的，只有我从大学时就认识的一位老友，他现在是急诊医生。我之所以信他，是因为我相信他这个人，知道他不掺杂政治意见，会向我提供坦诚的医学建议。我本人是一名作家和政策分析人士，整天都接触和政治有关的内容，然而即便是我也很难找到关于这场新冠的，客观公正的信息，现有的信息多是服务于各种叙事的。我每天花很多时间寻找相关信息，我都觉得很难，而普通人呢? 他们又没有时间整天搜寻不同渠道的媒体信息源，阅读新的立法条目，因此，他们不知道该信谁，这不很正常吗？这是人们在公共机构的信用破产之后的合理反应。在我们国家，公共机构的信誉一度是非常高的，可是，无可否认，在过去的几十年间，它们的信誉迅速跌入了谷底。而这完全是它们咎由自取的结果，它们总以为自身的信用可以无限透支，以为自己可以无限利用自身的地位，服务于自身的政治立场，并且一犯再犯，甚至不惜主动地去散播虚假信息（尤其主流媒体涉及到川普的新闻报告，这方面你的例子要比我更多），在做了这些事之后，却还指望着民众去相信你，你觉得这可能吗？信用的额度并不是无限的，如果你一再撒谎，一再双标，那么终有信用破产的那一天。而当下我们目睹的正是信用破产之后的状况。这是相当糟糕的一种情况，如果社会上没有任何共有的机构，如果没有一个既能说服川普选民，也能说服拜登选民，并能说服桑德斯选民的中立信息源，没有一个客观公正的公共机构，那么情况真的是糟糕到无法形容了。由于作为“守门人”的主流媒体信用破产，另一些人就会趁此机会，传播另一类虚假信息。对于这样的后果，我们很早之前就在警告了。

Emily Jashinsky：骚乱当天，我就在川普集会的现场，与川普的支持者们交谈。让我印象很深的一点，就是他们一再表示他们现在谁都不信，就信川普，他们愿意追随川普成立一个新党，建立自己的新闻媒体。但是说实话，我真的很难指责他们，怪他们只信唐纳德。川普，因为除了川普他们还能信谁呢？信纽约时报吗？信CNN吗？信华盛顿邮报吗？

Inez Stepman：或者取相信建制派共和党？

Emily Jashinsky：没错，它们都不值得信任。那么问题就来了，解决方法是什么？

Inez Stepman：首先，政治家从来都是不值得信任的。但是我的确认为，川普支持者对川普的态度，要比一些人认为的更复杂一些，大部分支持川普的人，其中包括最热忱的那部分，都知道他们的总统经常撒谎，例如他会夸大自己集会的规模。川普支持者知道，身为一名政治家，川普肯定会撒谎。但他们相信，在大方向上，川普是很可靠的。问题在于，在一些大方向上，川普也在撒谎。我想撒谎一词也许言重了，我感觉川普这个人总是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猜测，也不知道川普他自己是怎么想的。但是在选举问题上误导大众，告诉人们舞弊的严重程度足以改变选举结果，问题就很大了。今天网上在传一个关于Bill Barr的老视频，拍摄于选举前，我觉得很值得一看，视频里Wolf Blitzer说不存在广泛的舞弊，而Bill Barr则回复说，“听着，我们为2020年选举准备的，是大规模采用邮寄选票的选票制度，而在此前，”Bill Barr一边说着，一边指向吉米·卡特当年任命的委员会，说道：“所有人都知道这种制度可能会导致舞弊。”他并没有说这场选举一定会有许多舞弊，而是说，如果选举结果十分接近，那么人们就不会相信选举结果。此外，这场选举中人们的意识形态对立十分严重，对国家发展道路的看法针锋相对，双方都认为对方会毁掉美国，因此－我现在是在改述Bill Barr的话－选举过程中产生的任何疑点都是我们不能承受的。我觉得他说得很对，我们一直在自欺欺人，好像这场选举是无中生有的，好像人们在一夜之间产生了信任危机，选择追随川普。事实并非如此，万物皆有其因，所以会这样，是因为主流媒体已经变得不值得信任了，它们的事实核查也变得不值得信任了。

Emily Jashinsky：顺便说一句，学术机构也一样。

Inez Stepman：学术机构，大学，商业机构，等等，只要是参与了这种左翼叙事的，都失去了可信度。除此以外，我们还碰上了新冠爆发，又是首次采取大规模邮寄投票制度。说到邮寄选票，我的丈夫已经离开了加利福尼亚好几年，而且多次告知州政府他现在已经不是那里的居民，却依然能收到选票，他说估计2020年还能收到，州长很快对此否定，说这是假新闻，结果几周后他的选票就寄到了加州的父母家里，而他已经十年不在加州了。我在加州的所有朋友，几乎都收到了寄给曾经在他们的地方住过的人的选票。有了这一切因素，再加上人们对公共机构的不信任，再加上选举的结果又十分接近，你却告诉人们一切正常，一点问题都不存在，又有几个人会信？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这些人总想告诉公众说这场大选不存在任何舞弊行为，这怎么可能呢？舞弊行为肯定是有的，每场选举都存在舞弊行为，这场选举中的舞弊行为可能更多，因为这是我们首次采取邮寄投票制度，而邮寄投票更容易进行舞弊。不过我这里要重申一遍，即便如此，现有的证据依然不能证明舞弊的严重程度足以改变选举结果。如果有，那么证明的义务在于川普团队，而川普团队说白了根本就证明不了。他们在法庭上提供的证据是不充分的。关于选举舞弊的主要案件我都自己读了一遍，因为我也不知道该信谁。川普团队只给出了推测，但没有给出关键的证据，而你是不能光靠推测就否定一场选举的结果的。我说了这么多，但还是能理解，在当下的环境下，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人选择不相信公共机构。人们不相信公共机构，川普又跑出来告诉他们自己其实赢了，那么我完全能理解这时候人们选择相信川普，就像你说的，人们有着足够的理由选择相信川普胜过相信纽约时报。但这是一种很糟糕的情况，我们并不希望整个国家的人不去相信媒体，而去相信政治家，相信总统，因为媒体本是用来制衡和监督总统权力的。

@carousel52 安卓这边很早就是这样，“国产流氓”和“毒瘤软件”的名号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4.4之前的安卓连权限管理的功能都没有，各种国产软件就在后台不断自启和唤醒，收集各种个人信息。各家定制UI所谓的“本地化，很大程度上指的就是限制国产软件自启和唤醒的能力，而没有经过定制的系统，在国内就容易水土不服，被后台的国产软件占用大量资源，迅速耗尽电量。

我设想过这样一种公共论坛，供人们对各种话题展开讨论，每个话题分为两个板块，其中的一个板块称为证据区，这里只收集证据，另一个板块则称为观点区，人们可以在这里给出自己的观点。证据区对所有人开放，不论是在大学做研究的学者，还是在高速公路上运货的卡车司机，不论是通晓内情的当事人，还是异想天开的阴谋论主义者，都可以给出他们认为能够证明自身观点的证据。任何人都可以对己方证据进行增减，也可以质疑另一方或者另几方的证据。观点区的所有观点，不论有多么荒诞，都必须依靠至少一条来源于证据区的证据。在对任何一个话题展开讨论或者争辩之前，对于证据的讨论都必须先于对观点的讨论，在各方对证据区的证据达成了基本的一致之后（也许是通过票决，也许是通过评分，直到达到某个合适的阀值），再基于这些证据进行观点上的讨论。在证据区和观点区之外，也许还可以设立一个结论区，结论分为事实结论和价值结论。事实结论，就是对证据的进行的推理和总结；价值结论，就是对某项事实采取的价值立场，赞成或是反对，热爱或者憎恨。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设想，首先是为在当下的信息时代，观点极化的倾向十分严重，理智与友善的讨论难以展开，其次是由于互联网和社交网站的某些特性，善于拨弄情绪的言辞要比基于事实的推论更加广为传播，而情绪使人易受操误导与操纵。此外，事实一再地表明，现阶段的互联网尤其健忘，几年前为众人所公认事实可能转眼间就遭到否认，而当时的证据已经难寻踪迹。侧重证据，将其与观点分开，一方面是为了建立共识，因为客观现实同等地作用于每一个人，可为每个人感知。1+1=2，三角形内角和等于180度，人不吃饭就会饿死，等等，这类事实不论对于写字楼里的职员，工厂里的工人，还是餐馆里的大厨都同样成立，除非他不是一个人类，而是一颗粒子，处于高速的运动状态，不受牛顿法则的限制。对于基本客观事实的承认，是任何共识得以建立的基础。为各方所公认的事实越积累，就越有益于理性与和平的讨论。另一方面，将证据与观点分开，能直观的告诉人们看法与事实并不是一回事，为人信服的观点，需要有为人信服的证据来支撑。很多时候，人并不是在刻意回避事实，而是忘记了要关注事实。将证据与观点分开的设计，使得人不得不思考：我持有这种观点的理由是什么？当一个人在运用自身的理性，而不是放任自己受情绪的影响，他就不容易上当受骗，谎言就难以有市场。最后，它还能起到一种日志的作用，记录下当时人们公认的普遍看法，以及事件刚发生时人们的一手印象和一手证据。

不过，这种设想并不成熟，只有大概的轮廓，付诸实践的话将不得不面临现实中的许多问题。比方说，怎样对证据进行取舍和判定？谁来对证据进行取舍和判定？现有的方案是让多数人进行投票表决，可是多数人未必就是正确的，在一些专业问题上，专家就是比大众更内行。再比如，并不是所有人都有平等讨论的虚心，当官当惯的人，或是自视精英的人，也许会觉得和普罗大众交流有失身份，宁愿组成自己的小圈子。还有，如何在保留对证据的侧重的同时，又不至于让人觉得这和法庭辩论一样，太费力，太无趣了。此外，这样的一种平台因该由谁来组建呢？如何组建呢？如何维持呢？不过最困难的问题还在于，它如何面对政治力量的干预与控制。这种想法算不上新颖，很可能早已有人想过，并且把它做了出来，但因为这些现实问题而没能成功。

@endlessmike Maybe it's because we have taken the modern world for granted and lack the willingness to defend it against the onslaught of its enemies.

随想：认为我们眼中的现实世界无非是一种幻像的这种看法由来已久，在近百年来中发展更为迅速，然而在当下，最可能扭曲人们对客观现实的感知，使人们难以触及事物的真相的，还是新技术本身。那些鼓吹量子力学证明真相因人而异，声称历史由胜利者书写的人说到底是在玩嘴炮，只有入戏过深的信徒才能做到无视不留情面的现实。但倘使新技术真的能够创伪造出足以以假乱真的虚拟现实和假证据，而这些技术又被广泛应用，那么人迟早会失去辨别真相的能力。没错，真相确实还在哪里，但是前方的各种迷惑与障碍使一名普通人再也无法触及它了，再也无法凭借自己的理性，凭借自己对不同信息的分析与判断筛选出谎言与欺骗。我想一种可能的情况便是政府与民间展开技术的军备竞赛，一方利用技术提高伪造现实的能力，一方利用技术提高分辨现实的能力，正如一方利用技术建墙，一方利用技术翻墙。然而，在技术的军备竞赛中，掌握了国家机器的，大概率成为竞赛的获胜方。20世纪以来的世界一大趋势便是国家力量的增强与个体权力的萎缩。这一趋势是否可以被逆转呢？原子化的普通人能否重新联合起来，与中央集权者、精英人士、大型企业这些势力相互博弈，恢复自己原有的地位呢？或许可以从fediverse的前途中看到未来的走向。fediverse最重要的含义，也许便在于它象征着个体与社区。在这场集体与个体，中央与地方的暗斗中，如果fediverse能够成功，也许意味着重大的一步。另一方面，中央集权在技术方面的优势本身，也许意味着要想限制中央集权，就必须同时限制技术本身的发展。这也许要求一个社会在发展一项技术之前先问自己，这个社会自己想要的究竟是什么，不想要的究竟是什么？它发展的目的是什么？而不是短视希望利用技术回避这些问题，因为这些问题回避不掉，而技术本身又会带来新的问题。

@matrix I think the turning point was the First World War, not the second. The First World War had a devastating and destabilizing effect on Europe in which the sense of continuity was broken and it left many western men, especially the post-war elite perplexed, pessimistic, disoriented, and disillusioned of their civilization. The Second World War only accelerated this trend.

@9bluesocks @gugugu@wxw.moe @keestone@donotban.com 对，应该选择Tutanota而不是Protonmail，Tutanota可以用VPN注册。

本篇演讲的出处：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lV9Tss9Rw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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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作者是Geoffrey M. Hodgson，写于2016年6月5日，在2016年12月13日，12月27日，以及2017年5月1日做过小幅调整。

本文发布在New-Politics网站 ：http://new-politics.online/the-broken-language-of-left-and-right

错误的转向：左派是如何走偏的

20世纪80年代，中国和苏联成员国纷纷抛弃了“社会主义”实验，随之而来的是大幅政治变动。在东欧国家中，反对现状，支持自由企业和民主制度的，是新生的革命派；相反，那些支持国有化和计划经济的，却反而被视为反动分子，意图维护气数已尽的旧制度。在60年代的西方成长起来的那一代激进分子，看到90年代的东欧革命者居然都支持自由企业和私有产权，不禁感到十分迷惑。

至少到1990年代为止，右派一词代表着支持市场经济，此外，它依然保持了同民族主义和威权主义的联系。而左派一词在一个多世纪以来一直让人联想起国有化和国家管制。讽刺的是，在最关键的领域，左右两派却互换了立场。在1789年，支持国家垄断的原本是右派，支持自由市场的，反而是左派。

1960年代的许多激进分子批评苏联式的极权主义，与此同时，又反对冷战对峙。为了抵制越南战争，他们组织了轰轰烈烈的反战运动。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的时候，他们也举行了游行示威。 60年代的各种经历使许多左派变得敏感了起来，反对强国凭借武力将自己的意志施加于弱国。

到了70年代，一些左派走得更加极端，反对传播西方的任何思想。甚至反对“贫穷国家的人民也有配拥有和西欧和北美一样的（部分实现的）人权”这种观念。即便用和平的手段传播这些权利与价值，也被视为“西方帝国主义”或者“美帝霸权”的体现。要是有人想输出西式民主制度，或是传播人权，他的想法就会被当作“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遮羞布”。

由是，许多左翼分子从一开始的反战，变成了反对传播任何西方价值，即便采取的是和平手段。1789年的法国革命派所捍卫的普世价值和普遍人权，在1970年代的部分左派看来，只是在掩盖西方的霸权和压迫。

早在马克斯和恩格斯的时候，许多左派人士就开始认为启蒙主义原则和人权无非是遮羞布。他们背离了左派的初衷和核心价值。这是走偏的另一步。

当今的政治语言已经破碎不堪。如果有人要想复兴左派的话，那么他必须回到左派开始的地方，反省左派在1789年以后走了哪些歪路。没错，世界已经变了，人们也并不需要完全固守词语本来的含义。但是，左派最初的目标，是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代议制民主，以及普世人权。这些原则不论是在1789年，还是在今天，都同等重要。

不停变更的左右含义

19世纪30年代，伴随着罗伯特·欧文等人的思潮，社会主义开始兴起。社会主义强调团结平等，但这种团结和平等有时是以牺牲自由、独立、甚至民主为代价的。欧文本人就反对代议制民主，敌视律师，抵制法制机构，并且反对了1832年改革法案。早期的著名社会主义者希望建成理性、和谐的社区，认为在法庭和议院上分派辩论是没有效率的。这是1789年以后的左派走偏的第一步。

19世纪40年代，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设想了一种新型社会主义，他们认为，无产阶级终将取得阶级斗争的胜利，并将剥夺资本主义统治阶级的财产。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恩格斯认为，法国大革命所捍卫的原则与权利“无非只是布尔乔亚的理想王国”。因此，这些原则与权利便成为了阶级斗争的祭品。这是走偏的第二步。

1917年，俄国出现了第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府，不久之后，便演变成了一个一党专政的国家。紧随其后的，是大清洗和恐怖统治。然而许多左翼人士却支持了苏联政权。自此以后，左派就和极权主义、最低人权、虚假审判、大规模处决、以及对自由的限制和任意没收财产的行为联系起来了。左派一词失去了原本的含义，变得面目全非了。

正如之前提到的，1789年的法国左派其实是反对国家经济垄断的。因此，最初的左派只会反对企业的国有化。基于这些原因，以及其它的考量，我们有理由认为斯大林主义和毛泽东主义其实属于右派。

右派一词一直让人联想起威权主义、歧视、对人民主权的压制、对法律平等的否认。接着，右派又和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意大利、德国、西班牙等地兴起的法西斯主义联系起来了。左右两词都拥有了专制独裁、压制自由的含义。

1848年以后的马克思主义者扭曲了左派一词，使其脱离了启蒙主义的根基，与此同时，20世界上半叶的好战民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却使得右派的含义变得相对固定了。直到20世纪60年代，右派依然让人联想起传统主义、民族主义、神权政治，以及法西斯主义。欧美的保守主义者曾经支持过拉丁美洲的独裁政权，并且为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进行辩护。这些保守主义者很恰当地被称为右派。

但是，右派一词的含义最终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右派从民族主义、传统主义，贵族特权的支持者，变成了主张市场经济和私有产权的急先锋。真是讽刺，因为在法国大革命期间，这些诉求原本属于左派的范畴。

1970年代，凯恩斯主义式的福利制度在各国瓦解，信奉自由市场的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开始扎根。到了1980年，一些右派思想家又一次在自由主义的地盘上攻城略地，而这些地盘早就被左派他们自己放弃了。到了这时候，不论是市场经济的支持者，还是独裁政权的辩护者，都被当成了右派。

但是很多右派人士—包括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和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虽然支持个人主义和个人自由，却没有做到前后一致。他们支持大型企业，扶持独裁政权，反对对采取种族隔离制度的南非进行制裁。

他们对自由市场经济的看法也许是对的，也许是错的。但是，由于他们对毒品和卖淫的态度十分负面，并且过度热爱那些保守的、非个人主义的“家庭价值”，因此没有做到坚守原则。话又说回来，许多市场经济的支持者其实是支持民主，反对独裁政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