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on @Proton@qoto.org

@qianxiahy 愿闻其详。

评论区里一个新马克思主义者的言论很好地展示了此类人的思维方式和感情倾向：

1.「这才是比较符合观念论历史主义传统的考量，毕竟革命主体千千万，不满意随时可以换，弥赛亚时间就是一瞬，错过了就会后悔几百年，为了rev能成功把工人扬弃掉对于高度发达的消费主义社会（服务业从业者占多数，物质丰富强调个人个性发挥）没有什么不对的，虽然被排挤出去的工人变成了你们老保的缓冻资源了也很讨厌……（我是铁缓冻的时候也讨厌工人和扶住工人的康米，好吧我承认我就是憎恶穷鬼ww）亅

2.「其实“人”蛮脆弱的，跟“主义”比，我们生活在模因时代，基因的东西只是速朽的场域性的东西亅

3.「肯定是因为你同情穷人，我则是出于憎恨穷人右转左的亅

知乎上有一篇文章，比较好地总结了文化马克思主义的来龙去脉，不过这篇文章本身可能也是翻译过来的。

https://zhuanlan.zhihu.com/p/427621963

「社会革命有很长的历史，人类所知至少可追溯到Plato的The Republic（理想国）。而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才是启发Kar Marx在19世纪发展他的理论的原因。在20世纪，俄国在1917年Bolshevik革命的成功掀起了欧洲和美国的马克思势力对未来的期待，他们认为劳工主导的世界将要到来待。俄国，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共产主义国家，将引领革命的力量走向胜利。

欧洲的马克思革命力量紧握这个机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果后，在德国，Berlin曾发生一场由Rosa Luxemburg发起的共产主义“Spartacist起义”（Spartacist uprising)；Bela Kun在1919年建立了一个匈牙利共产党共和国。在当时，欧洲普遍忧虑于陷落于Bolshvism阵营。Trotsky红军在1919年侵略波兰，让这种迫近的毁灭感变的更加真实。

然而，1920年在Vistula战役中红军被波兰军队打败。Spartacist，Bavarian Soviet和Bela Kun政府都没能获得工人们的广泛支持，短暂持续后都被推翻了。这些事件让欧洲的马克思革命者们难堪。在马克思经济理论下，被压迫的工人们应该是社会革命的受益者，因为这会把他们放倒势力结构的顶层。当这些革命机遇被摆在他们面前时，然而，工人们没有做出反应。马克思主义者不认为他们的理论存在问题。他们认为问题在于工人。

一群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解决了这个困境，他们通过分析社会的「文化“超结构”」，而非马克思所做的只针对「经济子结构」。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Antonio Gramsci和匈牙利马克思主义者Georg Lukacs对这个新的「文化马克思主义」贡献最多。

Antonio Gramsci于1923-24年间在Moscow和Vienna给「共产国际」(Communist International）工作。他在后来被监禁于Mussolini的一个监狱里，在那里他写了著名的"监狱笔记“（Prison Notebooks）。在马克思主义者中，Gramsci最有名的理论是：以「文化霸权」来取得「阶级主导」。在他的观点中，只有在创造出新的”共产主义人类“后，任何政治革命才可能成功。这导致他们开始集中更多精力于教育和文化领域的知识分子上。Gramsci设想了进军社会各机构，包括政府，司法，军事，学校和媒体。他还得出结论：只要工人们还有基督徒的灵魂，他们就不会响应革命号召。

Georg Lukacs是一个富有的匈牙利银行家的儿子。Lukacs在开始他的政治生涯时是一个「共产国际」的特工。他的书「历史与阶级意识」（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让他获得赞誉，成为继Kar Marx后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领导者。Lukacs相信，要想让马克思主义文化占主导，现有文化必须被摧毁。他说，”我看对社会进行「革命式」的摧毁是唯一的解决世纪「文化矛盾」的方案，“，还说，”要想实现世界范围的价值观颠倒，必须要先灭绝旧的价值观，并由革命家们建立新的价值观。“

当他在1919年成为匈牙利的Bolshevik Bela Kun帝国的文化部副政委时，Lukacs发起了后来被叫做”文化恐怖主义“（Cultural Terrosism）的行动。他在当时在匈牙利的学校里设立了一个极端的「性别教育课程」。匈牙利的儿童被教导：「自由恋爱」，「自由性爱」，中产家庭传统观念的落后性，单一婚姻的过时，宗教的不重要（剥夺了人们的所有乐趣）。女人也一样，被号召起来反对当时的性观念。Lukacs的”文化恐怖主义“运动，是后来进入美国校园的「政治正确」的前身。

在1923年，Lukacs和其他的马克思知识分子与「德国共产党」在德国Frankurt的Frankurt大学联合建立了「社会研究机构」（Institute of Social Research）。这个机构，后来被叫做「Frankurt派」（Frankurt School)，以Moscow的Marx-Engels机构为原型。在1933年，纳粹在德国上台，「Frankfurt派」的成员逃离。多数人来到了美国。

「Frankfurt派」的成员，对于他们认为「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崛起的背后起推进作用的，信仰，心态和价值观上展开很多研究。「Frankfurt派」的研究，把马克思主义分析和Freudian（弗洛伊德式，Sigmund Freud）精神分析结合，形成了后来的“批判理论”（Critical Theory）。「批判理论」本质上是对西方文化主要元素的毁灭性批判，包括对：基督教，资本主义，权力，家庭，父权制，阶级，道德，传统，性节制，忠诚，爱国，国家主义，传承，种族中心主义，常规和保守主义。这些批判反映在了「Frankfurt派」的作品中，如Erich Fromm的「逃离自由」（Escape from Freedom）和「耶稣的教条」（The Dogma of Christ），Wilhelm Reich的「法西斯的群体心理」（The Mass Psychology of Fascism），还有Theodor Adorno的「独裁者的性格」（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独裁者的性格」出版于1950年，它对美国心理学家和社会科学家的影响很大。这本书基于一个基本观点：社会中存在的基督教，资本主义和父权家庭，产生的性格，易导致「种族偏见」和德国法西斯主义。「独裁者的性格」成为了一场反对任何偏见与歧视的国家运动的手册，它基于的理论是：如果这些恶不铲除，另一场「大屠杀」可能会在美国的土地上上演。这场运动提供了「政治正确」的基础。

「批判理论」中纳入了一些子理论，他们都是为了破坏现有文化的特定元素，子理论包括“目权主义理论”， “双性理论”，“性格理论”，“权威理论”，“家庭理论”，“性取向理论”，“种族理论”，“合法理论”，“文学理论”。付诸实践后，这些理论会被用来推翻主导的社会秩序，并带来基于「文化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

为了实现它，「Frankfurt派」的「批判理论家」们意识到现有社会结构中的「传统信仰」必须要被破坏并替换。父权社会结构将被替换为母权；「男人与女人是不同的，扮演不同的角色」的观念将被替换为「双性」；「异性恋是正常」将被替换为「同性恋是正常」。

作为一个为否定白人，异性恋男性的内在价值的大计划，「Frankfurt派」的「批判理论家」们打开了Trotsky随从对种族和性别的敌视的大门。Leon Trotsky相信受压迫的黑人会成为在北美爆发共产革命时的先锋军。他指责那些歧视黑人的白人工人，并指导他们与黑人团结起来一起革命。Trotsky的想法在1960年代的反文化运动中被很多学生领袖采用，他们在运动中尝试抬高黑人革命者的领导地位。

学生革命也被Herbert Marcuse的思想所影响，他是「Frankurt派」的另一个成员。Marcuse布道“大拒绝”（Great Refusal），拒绝所有西方概念，主张性解放，女权主义和黑人运动的正当性。他的主要论文讲的是：大学生，贫民区的黑人，被边缘化的人，反社交的人，和第三世界（the Third World）可以在共产革命中取代父权主义。在他的书中，「一篇谈解放的短文」（An Essay on Liberation），Marcuse宣称他的目标是激进地重新解读价值观；放松禁忌，文化颠覆；「批判理论」；系统性地歪曲对于语言解读的语言学式反抗。对于种族冲突，Marcuse写到：白人男性是有罪的，黑人是最天然的反抗力量。

从「政治正确」的起源来看，Marcuse或许是「Frankfurt派」的最重要成员，因为他是1960年代发生的「反文化」运动的关键链条。他的动机很明确：“一个人可以正当地谈论文化革命，因为抗议是直接针对整个文化根基的，包括现在社会的道德观念……”。他的方法是把强大的，原始的「性」的力量从文明的制约中解放，这个信息在他的出版于1955年的书「爱神与文明」（Eros and Civilazation）中阐释。Marcuse成为了1960年代青春期性反抗的引领着之一；他自创了这句口号，“创造爱（做爱），而不是战争”（make love, not war）。在这一角色下，「Frankfurt派」所释放的链条式马克思主义影响已经完成：从1919年Lukacs在Bolshevik匈牙利政府任职文化部副政委，到1960年代美国学生烧国旗，占领大学办公室大楼。今天，很多这些大学是「政治正确」的堡垒，之前的极端学生成为了大学工作人员。

「政治正确」的最重要的贡献者之一是Betty Friedan。通过她的书「女性的神秘性」（The Feminine Mystique），Friedan成为了美国现代女权运动之母。Friedan不是「Frankfurt派」的成员，但她深受其影响。她的书提供了对「政治正确」研究的很好案例。

在「女性的神秘性」中，Friedan用了几乎一整章的篇幅来写Araham Maslow的「自我实现理论」。Maslow是一个社会心理学家，在他早年研究过「女性主导」和「性取向」。Maslow在Bandeis大学是Herbert Marcuse的一个朋友，并在1936年见过Erich Fromm。Fromm的「Frankurt派」意识形态给他留下很深印象。他写了一个文章，“独裁性格结构”（The Authoritarian Character Structure），出版于1944年，文章反映了「批判理论」中的性格理论。Maslow也被Wilhelm Reich的作品影响，后者是「Frankfurt派」性格理论的发起人。

要想了解「政治正确」历史根源 的重要性，首先我们要看清Betty Friedan对「性别角色」发起的革命的本质——一个由Karl Marx发起的社会革命过程的体现。Friedan的作品依赖于Abraham Maslow对「Frankurt派」意识形态的反思，是一个表现。其他的体现包括：Friedan对「性别角色」的革命，与Georg Lukacs对旧有价值观的灭绝并替换，与Herbert Marcus的重新解读价值观，相互对应。但是把父权社会转换为母权社会——也就是「性别反转」想要实现的——可以直接关联到Friedrich Engels的书「家庭，私产，国家的起源」（The Origin of the Family, Private Property, and the State）。出版于1884年，这本书流行化了一个现在被接受的女性信仰：针对被压迫的女性的歧视是「父权社会」的一个基本功能。「母权社会是解决父权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的想法来自Marx出版于1845年的「日耳曼意识形态」(The German Ideology）中。在书中，Marx推进了这一想法：妻子和孩子是父权社会中男性的第一财产。「Frankfurt派」的母权理论（和它的类似的，双性理论）都出自于这些作品。

主张「政治正确」——或者说它的真实名称「文化马克思主义」——的人，在公众面前讲话时，会把他们的想法说的很诱人。他们会说，那只是因为他们对其他人感到很“敏感”。他们用一些词，比如“容忍”，“多元化”，质问“为什么我们不能好好相处？”

现实并非如此。「政治正确」根本不是“对其他人好些”，除非有人觉得gulag（古拉格，俄国关押政治犯的监狱）是好地方。「政治正确」是马克思主义，它们同样意味着：失去言论自由，思想控制，颠覆传统社会秩序，并最终，变成极权国家。如果有任何，「Frankurt派」所建立的「文化马克思主义」比摧毁了俄国的旧的「经济马克思主义」，更加让人感到恐怖的特点的话。只要，「经济马克思主义」没有抬高「性变态」，也没有尝试建立「母权社会」，正如「Frankfurt派」与其衍生意识形态所做的。」

@momoro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复杂，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楚的，最直接的一个原因就是所谓的“文化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原本是有维基百科的详细介绍的，但是现在在维基百科搜索“文化马克思主义”，只会告诉你说这是极右阴谋论。应该说这种说法也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因为的确有许多反犹的阴谋论者说文化马克思主义是犹太人的阴谋。但是这并不表明文化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客观概念是不存在的，因为20世纪初马克思的预言失败后的确有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将重点从经济转向文化，代表者有葛兰西、阿多诺、马尔库塞等人，（详见https://newdiscourses.com/tftw-cultural-marxism）
简而言之，文化马克思主义是正统马克思主义失败后的产物，当时的许多马克思主义者看到一战并没有使资本主义国家爆发共产革命，各国的工人阶级选择站在了自己祖国的一遍，于是这些马克思主义者就开始反思到底是哪出了问题，反思的结果是共产主义肯定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出在工人阶级身上，因为西方的工人从小受到资本主义、爱国主义、消费主义、基督教等等的洗脑，所以丧失了革命觉悟，“看不到自己的真实利益”。因此，文化马克思主义认为，要实现共产革命，就必须瓦解掉西方国家的传统观念、传统信仰、通过教育系统把革命觉悟灌输给年轻一代，而要实现这一点，就要进行"The Long March Through the Institution"，这应该是葛兰西的原话，即通过“长征”的方式，控制西方的重要文化机构，例如高校学府，就结果来看，这场“长征”很成功。另一个方向则是身份政治，这应该是由马尔库赛首先提出的（马尔库赛在美国的反越战运动中曾经呼风唤雨），即以种族、性别等身份为切入点，借助身份政治实现革命，马尔库塞的这套理论由他的黑人女学生安吉拉·戴维斯发扬光大，戴维斯是美共成员，同时又是种族批判理论的先驱，她的思想又深刻影响到黑人女权运动，继而促成了BLM运动的诞生。这是战后左翼思想的一条重要的线路。另一条线路就是“后学”，即后现代理论、后殖民理论、酷儿理论等理论，代表人物有德里达、利奥塔、福柯这些人，后现代主义先是兴起于60年代的法国，这些后现代主义者与法共连接甚密，有的直接诶都是法共成员，但这类人大都经历了一个共产理想破灭的阶段（主要是因为赫鲁晓夫发表了秘密报告，把左派一直遮遮掩掩的大清洗和大饥荒的事情公布了开来），总之，这些人理想破灭后就开始走向虚无主义，要把共产主义、自由主义、现代主义等“元叙事”都否定掉，乃至于否定掉客观现实本身和一切价值标准(当然也就包括自由人权），认为语言不能表达确定的意义，知识都是建构，“文本之外无他物”，等等，取而代之的就是福柯式的权力万能论，认为权力塑造了一般人的知识、语言和价值观，使人们对压迫习以为常。福柯在世纪末曾经和乔姆斯基有一场辩论，里面他就直说无产阶级不是基于正义才要打到统治阶级的，而是因为无产阶级想要夺权，夺权就是为了夺权本身，正义是掌权者构建出来的空洞概念。后现代思想80年代后便在法国消声匿迹了，但却在大洋彼岸的美国生根发芽，通过各种“文化研究”为美国知识分子所接受，再往后又与新马克思主义合流，形成了在美国盛行的Woke意识形态，一些人笼统地称其为白左思想。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在90年代也一度盛行后现代思潮，造成这种现象的直接原因就是六四运动的失败给中国知识界带来的犬儒风气。

这是左派思想在西方的转变过程中起到的作用，但我认为这一切不能完全地归于左翼的影响，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自由主义本身的缺陷。我们知道自由主义是主张自由、平等、宽容的，但这些原则一旦发挥到了极端就会导致一系列问题，比方说自由，极端化的自由倾向于否定一切传统、规范、法规、而新马克思主义恰恰迎合了这种极端自由，在新马克思主义主义看来，西方国家的自由都是假的，要实现真正的自由，就要否定一切的旧传统，旧思想，旧伦理，旧文化，建立一个人间天堂，这些理论对于哪些急于否定传统的自由派大学生显然具有很强的吸引力。极端自由的另一个后果就是自由和责任的分离，导致对个人责任的否定。比方说，自由派在解释犯罪的时候，倾向于认为犯罪是由环境滋生的，是因为生活环境差才导致人犯罪。再比如，在解释为什么一个人群的收入要低于另一个人群的时候，自由派倾向于认为这是因为他们受到了社会的打压和歧视，或者是受到了更加说不清的“隐形歧视”。这种逻辑推到了极致，就变成了：假如一个人没有过上好生活而是成为了罪犯，那么他自身没有任何责任，错的都是社会。而新马克思主义就特别擅长解释“为什么错不在你而在西方社会”，新马克思主义有一个理论叫做“批判理论”，专门来解释那些“看上去很公平，实际上是压迫”的制度的，所谓的“制度性种族主义”就是这种理论的典型。但事实上，把一切问题都归结“西方社会的问题”，那么西方社会本身也就变成了一个筐，根本解决不了任何现实问题。自由主义的另一原则就是平等。而平等原则被发挥到了极致后，就会从“机会平等”变成“结果平等”，这就意味着要有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体制来“平等”地分配资源，这正与共产主义理想不谋而合。但事实上，这种结果平等只会产生新的权贵，而且是极权主义的新贵。再有一个就是自由主义的宽容倾向，自由主义是主张宽容异见的，是主张普遍的言论自由。但是，正如卡尔·波普说的：“无限制的宽容一定会导致宽容消失。如果我们把无限制的宽容延伸至不宽容之人，不去捍卫一个宽容的社会，任其遭受不宽容之人的打击，那么宽容者反而会被消灭，宽容本身也将不复存在。”一味地主张自由，一味地给不尊重他人自由的威权左翼开绿灯，结果便是让这些新马克思主义者和Woke信徒占据了统治地位，乃至于“反西方”反而成为了西方的主流，使得葛兰西这类人的“长征”居然真的达到了目的，整个学术界和媒体界都纷纷左转，那些主张宽容的自由主义者，反而成了列宁所说的“Useful Idiot"。所以说，造成西方的现状的不仅仅是左翼，西方自身也存在着很多弊病，再加上技术进步和全球化等因素给西方社会结构带来了巨大的变化，所有的这一切导致了现在的局面。

@momoro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批评西方”不仅在中国的舆论是主流，在西方的舆论中也是主流。在中国会成为主流，是因为中国根本就没有正常的舆论，是因为共产党对社会的控制太强。在西方会成为主流，是因为在这些国家内部，以反殖民、反资本、反帝国理论为代表的左翼思潮本就在知识分子中间长期盛行。传统的爱国观念和对西方制度自身的自信均被斥为反动的西方中心论，许多进步人士为了更快地推进自身的议程，例如种族正义，性别平等，宗教宽容，觉得自己有必要把西方描述成一个集聚了种族主义、男权主义、帝国主义诸多原罪为一身的万恶之源，因为仿佛只有把自身的社会描述得一无是处了，才能唤起人们变革的激情。最后的结果是所有人都在骂西方，骂到最后西方人自己（主要是知识分子）也忘记了自身存在的意义到底是什么。西方国家的许多年轻人打小接受的教育就是他们自己的社会是最邪恶，最压迫的，他们评价一件事物的是与非的时候事实上已经丧失了正常的价值坐标，理解不了，或者说接受不了西方说带来的那些事物并非全部是负面的，而所谓的被殖民的地区，也并不能简单地以一种“被压迫者”的标签简而化之。

中国与西方，一个是从“民族本位”的立场出发，通过民族主义叙事将西方描述成压迫者，将共产党描述成解放者，用以为一党专政服务，另一个则是从“文明原罪”的基点出发，通过左翼理论瓦解西方内部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把自身的传统描述得一文不值，号召年轻人把自己的社会打到。这两派思想出发点截然相反，却殊途同归，推导向了同似的结论，的确是一个有趣的现象。

@momoro 我的经验是如果一个人因为受到欺骗而曾经强烈过支持过某种事物，那么在欺骗失效之后，强烈的爱就会转变成强烈的恨。由于我从小就拒绝接受中国特色爱国主义的灌输，所以在我思想成熟之后也没有因此转变成一名彻底反对国家和民族的人。

事实上，我从小就一直被学校里的老师认为“西化严重”。老实说我当时根本都不知道西化是什么，但是这就是当时许多老师对我的直接感受。我在小时候是很不受忠党爱国教育的影响的，在听到“红领巾是烈士们的鲜血染成的”的时候，我心中泛不起任何波澜，从小到大，每次升国旗唱国歌的时候我都只会象征地动动嘴皮假唱。

少年时期，我曾经在书中读到过最美国最高法院判决民众有烧国旗的自由，当时觉敢于烧毁本国国旗是一种不畏权威，追求自由的表现，而且这一点当然也适用于中国。此外，当时我也赞同“爱国主义是流氓最后的庇护所“这种言论。至于”民族劣根性“的这种观点，我也曾经是很赞同的，我在初中时就读过鲁迅的许多杂文，也读过丑陋的中国人这样的书。我还记得当时的我具有强烈的反儒倾向，认为传统文化基本没有任何价值

让我发生观点上的转变的原因有很多。我想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我阅读了关于先秦历史的书籍，例如《左传》、《战国策》、《史记》，而阅读这些书籍给我的一大感受就是中国的先民并不是些没有独立人格的奴才。的确，春秋战国的那个时代存在各种各样的争权夺利和相互背叛，但那个时代的涌现了许多重义轻利，道德高尚的人。有为了替死去的主人报仇不惜吞炭毁容行刺的豫让，有在伍子胥逃亡的路上慷慨相助而不求回报的渔父和浣纱女。也有像鲁仲连，虞卿这样为了阻止秦国一统天下而四处奔走的反秦斗士。这些人的事迹让人感叹生命的壮烈，这些人的言论也引起人广泛的共鸣。例如鲁仲连对秦国的评价：“秦国是个抛弃礼仪而只崇尚战功的国家，用权诈之术对待士卒，像对待奴隶一样役使百姓。如果让它无所忌惮地恣意称帝，进而统治天下，那么，我只有跳进东海去死，我不忍心作它的顺民。”对于这些历史的认识使我不认为中国人有什么自古以来的劣根性或者奴性，而中国也并不只有秦朝以后的历史，所谓的传统文化或者儒家思想也并不像共产党和一些革命人士说的那样是压迫工具，造成中国苦难的根源是“法里”，而不是“儒表”。另一个促使我转变观点的因素就是我所了解的许多自由主义思想家，例如胡适、殷海光等人，对于本国的传统以及儒家思想实际上持以的是一种相当尊敬的态度，而对所谓的传统文化和儒家思想彻底否定的，反而大都走向了共产主义的新式独裁。最后，对于西方当下的各种问题，包括对取消文化，Woke意识形态、身份政治这类问题的认识，使我对造成这些现象的各种思想，例如后现代理论，后殖民理论，批判理论产生思考。我认为二战后长期在西方知识分子中盛行的对“西方中心主义”和“霸权主义”的批判，实际上导致了知识阶层的自我厌恶、自我仇恨和与民众的脱节。民族主义发挥到了极端，会出现各种问题，但对于本国传统和本国历史的否定走到了极端，也会出现另一系列问题。在类似于乌克兰战争这样的事件中，使得小国拥有足够大的精神力量抵抗大国入侵的，实际上也正是民众对于自己国家和本民族传统的热爱。基于这些情况，我认为中国的传统并没有糟糕到需要全部否定，而且，即便是一个自由国家，也需要维持一定的民族国家认同感。

@momoro 第一印象给的确会深远地影响一个人以后的看法。我的反共倾向最早就来自于我母亲讲述的文革经历，我从我母亲那里了解到我的祖上积极反抗过共产党的统治，并且因此受到了共产党疯狂报复。也正是在这里，我获得了关于毛泽东的第一印象：人手一本的毛泽东语录、高高在上的毛泽东画像、以及令人作呕的“万岁”呼声。当时的我想法就和《皇帝的新衣》中的那个小孩子一样：这是一个自私、自大、恬不知耻，控制欲强烈的专制暴君，迷恋别人虚伪的歌颂。因此，不论我后来多少听到有人说毛泽东代人民，毛泽东追求平等，毛泽东是劳苦群众的大救星，我都天然地感到十分地荒诞。一个心系人民，热爱平等会要人们挂他的画像、喊他万岁，不然就要挨整吗？有时候，小孩子未的思维没有收到局限，只是根据明显的事实做出常识的判断，反而更加接近真相。对于幼小的我而言，毛泽东的“为民服务”一看就很虚伪。

可以这么说：我从小就奠定了反毛的基调，而我对共产党的认识也正是建立在对毛泽东的认识之上的。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眼界的开阔，对毛泽东的憎恶必然推导出对整个共产党的否定。在这个过程中我经历过一些摇摆，有时候自己也会发展出一套支持现状的理论，认为将来会发展得更好。也有那么一段时间，我受过民粹主义的吸引，感觉毛泽东的反精英言论很有吸引力，乃至于认为早期的毛泽东还是有过理想的，只不过后来收到了权力的腐化，可即便在这种情况下我也时刻铭记着掌权后的毛泽东多么擅长整人。后来随着我了解到了延安整风，王实昧，已经毛泽东在共产党内部夺权的细节，我逐渐认为毛泽东自始至终都只相信权力。

真正让我”想明白“了的，还是奥威尔的那本《动物农场》，这本书给我留下的印象比《1984》还要深，《1984》展现的是毛泽东这类人掌权后的图景，《动物农场》描写的则是毛泽东这类人掌权的细节。这篇小说的文字生动易懂，把共产革命讲得非常明白。我也从这本书，以及《1984》中明白了我所憎恶的那些事物到底是是什么。再往后，我又读了《商君书》和《韩非子》，于是真正弄清楚了秦以后皇权政治中“儒表法里”的“法里”到底是什么，也彻底明白了自秦始皇以后几千年都没有改变过，并且被共产党发挥到了极致的那一套统治逻辑。

这些都是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会受到的外界环境的影响，而决定一个人究竟会成为什么样的人的因素，除了有外界的影响，还有自身的特质。人是理性的动物，可与此同时，人的的身上往往也会有一些“基本情感”，人的理性帮助他理解事实，而人的基本情感决定了他对特定的事实会做出怎样的价值判断。基于这些基本情感，人们会主动地寻求符合自身倾向的思想和理论，而这些思想和理论又经常会反过来强化既有的情感倾向。对于我而言，我的基本倾向是：自由、个体权利、人的基本尊严、平民立场。以及为了实现这些而需要建立的民主、宪政、法制。也正因为如此，我再怎么转变，也从来没有成为过国家主义者，这是我的基本情感使然，我永远都会把自己带入一个平民去思考我的遭遇。假我得到的结论是在这个体系中我将没有自由，没有权利，没有尊严，那么我就会认为这是一个糟糕的体系。这种基本情感使得我从小就反感长城、阿房宫、金字塔这样的“伟大工程”，厌恶嬴政、刘彻、朱元璋这类“成就卓著”，同时残暴无度的暴君。由于这些情感的存在，即便在我民族主义倾向最强烈的阶段—我至今仍保留着民族主义的立场，也从来没有成为过真正意义上的粉红。

@lianghuan 我之前翻译过这样一篇文章：

# 支离破碎的语言：左派与右派

「“需要明白，当前的政治混乱与语言的堕落息息相关，同样，从语言这方面着手，我们也许能对情况加以改善。」— 乔治·奥威尔，1946

“左派”和“右派”这两个词现在已经变得意义含混，自相矛盾。在当今的世界，右派一词可以用来指代如下各种观念的持有者，这些观念形色各异，甚至相互抵触，例如：

1. 那些私有产权和市场经济的支持者，通常被当成政治上的右派，即便他们强烈地支持民主和人权。

2. 那些认为私有财产高于一切，对民主则没那么关心的人，也被说成是右派。

3. 赞同市场经济，反对国家权力，甚至为此不惜反对战争的自由意志主义者，也被当作右派。

4. 尊崇民族国家的民族主义者，也被当成右派，即便他们维护民主制度和个人权利。

5. 法西斯主义者和种族主义者也被称为右派，包括那些鼓吹战争，限制个人自由与个人权利的人。

由是，饱受滥用的右派一词，如今既覆盖了民主人士，也覆盖了专制君主；既包括了和平主义者，也包括了战争贩子；既可以代指民族主义者，也可以代指个人主义者；既可以形容人权的捍卫者，也可以形容人权的敌人。事实上，一个人支持私有产权和市场经济，不代表他就是一名种族主义者和好战的民族主义者。然而这些大相径庭的思想观念却被稀里糊涂的混在一起，贴上了同一个标签。

左派一词同样也堕落了，它所指代的对象，同样也各不相同，并且持有众多自相矛盾的观念，例如：

1. 主张国家大幅干预经济（通常是借助宏观调控和国有企业）的人，被称为左派。

2. 呼吁最小政府，主张社区自治，反对产业国有化的人，也被称为左派。

3. 那些不怎么关心民主自由，更关心如何实现财产公有、计划经济、废除贫困的人，同样被称为左派。

4. 那些主张扩大民主、实行去中心化、捍卫人民主权、个人自由与表达自由的人，也被当成左派。

因此，左派一词，现在既包括了主张中央集权的国家主义者，也包括了主张社区自治的去中心主义者；既包括了极权主义者，也包括了激进的民主人士；既可以指代那些希望尽可能扩大自由的人，也可以指代那些希望尽可能消灭自由的人。

左派和右派都曾主张过不同形式的集体主义。法西斯(Fascist)一词的最就初来源于古罗马长官权力的标志，即把树枝绑在一起所形成的束棒（faces)，它象征着集体的力量。法西斯主义要求个体牺牲自己为集体服务。同样，民族主义也赞美国家，认为国家和民族高于各人。如果你坚持认为集体主义就是左派的话，那么你便忽视了法西斯主义和民族主义同样具有集体主义倾向。

此外，正如下文阐述的那样，左派和右派其实也都支持过不同形式的个人主义和私有产权。可惜的是，如今这些词汇成了一团浆糊，变得意义不明了。

## 原初的左派

左派和右派这两个政治词汇源于起法国大革命。在1789年的国民制宪议会上，那些最为反对君主制度的会议代表，就聚集在左边的席位上。那些支持贵族制度和君主制度的保守派，则聚集在会议的右侧。多维尔男爵（The Baron de Gauville ）这样描述道：

> “我们就是这样辨认彼此的：忠于国王和宗教的，就坐在席位的右边，这样就能够避开举止粗鲁，喜欢肆意喊叫和发誓的对立派。”

坐在会议左席的，希望限制君主的权力，最终建成民主共和。

坐在会议右席的，则希望君主能够凭借否决权维持一定的权威，希望保留贵族的一些权利，有一个不经选举产生的上议院，并且保留选举的财产与缴税限制。

相反，左派则要求取消所有的贵族特权，限制教会的权力和特殊待遇，建立单院制的立法机构，让一切立法的权力归于民选代表的手中，以及普遍的，但只限男性的选举权。

1789年，法国的雅各宾俱乐部像雨后春笋一样涌现了出来。雅各宾俱乐部原本是一种开放式的论坛，供各种各样的革命派参与；日后人们所说的山岳派和吉伦特派都是雅各宾的成员。

吉伦特派之所以得名，是因为他们源自于吉伦特省。山岳派则是雅各宾内部的激进派：他们因成员都坐在议厅最左侧的高台上而得名。

从1789年到1792年，雅各宾一词的意义最为宽泛，至少在这段时间里，所有的雅各宾派都是左派。正如其他的激进启蒙思想家那样，他们认为，理想的政府应当建立在自然权利和多数人意志之上，而不基于宗教和传统。

因此，对于权力合法性的来源，左派和右派有着不同的看法，在普世人权和权利平等的问题上，他们也有许多分歧。身为左派，就意味着拒斥贵族与宗教的权威，认为权力的合法性源于全体人民的意志。

吉伦特派和雅各宾派都赞同动用武力来保护革命成果，都对敌对的外国势力采取强硬的立场。更为激进的雅各宾派甚至不惜暂停民主政治，以此对封建势力和贵族力量进行彻底的清算。一些人支持处决国王，尽管不久之前反死刑思潮还在雅各宾俱乐部盛行。

吉伦特派是国民制宪议会的多数；他们控制着行政会议，各个部门里都是吉伦特派的人。但山岳派却掌控着巴黎最重要的那些机构，包括 国民警卫队。

1793年6月2日，山岳派调用巴黎的国民警卫队，驱散了国民公会，对吉伦特派展开了清洗。吉伦特派的领袖大都遭到了关押和处决，“恐怖时代”就此开始，数以千计的人要么被送上了断头台，要么被民兵和暴徒杀害。

自从发生了这场针对吉伦特派的政变之后，雅各宾一词的意义就变得狭窄了，它让人联想起激烈的、不妥协的、暴力的革命行为，就像山岳派那样。

## 什么不是左派

要是左派就代表精力充沛、坚定不移的话，那么山岳派就比吉伦特派要更左。但是，仅仅看信徒有多么狂热，多么积极，多么暴力的话，我们并不能对各种观念进行有效区分。对于一种政治思想，我们应该更注重的是其内容，而不是它的外在表现方式，或是人们为了实现它所采取的手段。

为了尝试将左派从右派区分开来，大卫·考特（David Caute）写了一本很有名的书，叫做《1789以后的欧洲左派》（The Left in Europe since 1789）。在这本书中，考特认为，左派最根本且最持久的特点，就是支持人民主权，反对右派所支持的王权和教权。

考特将马克西米连·罗伯斯比尔描述为普选权的主要推动者。在考特看来，“在1793年，比吉伦特派更左的就是左派。”他把吉伦特派描述成“温和的自由派”，把雅各宾描述成“激进民主派”。但是考特的说法其实很容易就能被驳倒。

我们可以看看吉伦特派的两位重量级人物。雅克·皮埃尔·布里索在吉伦特派中间曾是一位举足轻重的角色，以至于有段时间整个吉伦特派都被称作布里索派。而在1789年以前，他就主张在法国建立民主共和了，这比罗伯斯比尔还要早。他反对基于收入和财产的选举权限制，相反，他主张建立一个基于男性普选权的代议制政府。布里索在废奴运动中也是一马当先。

尼古拉·德·孔多塞则是另一位主要的废奴主义者，他也属于吉伦特派。他也是最早主张女性普选权的人之一，在这一点上，罗伯斯比尔并没有跟进。

和考特的描述相反，布里索和孔多塞的例子明显地表明，与罗伯斯比尔相比，吉伦特派的领军人物不仅更早支持普选权，而且支持得更加全面。作为一个整体，吉伦特派的民主诉求十分激进，程度丝毫不亚于罗伯斯比尔以及其余的雅各宾派。

总体而言，吉伦特派反对暂停民主政治。相反，罗伯斯比尔等山岳派则更乐于以所谓的“紧急状态”为由中止民主。

如果不看这些，单就目的（而非手段）而言，布里索，孔多塞这样的吉伦特派，和罗伯斯比尔这样的山岳派区别其实不大。

## 最初的左派与私营企业

在法国大革命之前路易十六统治的时期，许多的企业都与王权和官僚机构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王室的一大收入来源就是向企业售卖官职，相应地，这些企业和商会也会从国王那里获得特权和好处。

为了实现个人主义的理想世界，废除旧制度的那些令人厌恶的机构，在1791年以后，法国的革命政府便出台了相关法律，禁止工人、技术人员及企业家形成组织，并且取消了大部分国家对经济的管制。法国人废除了商业联盟、行会，甚至废除了公司制度。这样，每一个个体都可以追求自己的商业利益，但他们不可以联合起来，形成商业组织。

但是，这场基于自由市场和高度个人主义的革命实验并没有持续太久。因为缺少相应的民事机制和基本的的规章制度，失败是情理之中的，也是必然的，不久之后，人们就恢复了公司制度。

关键的一点在于，法国大革命期间，从吉伦特派到山岳派的所有左派领袖都主张建立以个人主义、财产权利为基础的市场经济，这一点和1640年英国的平等主义者，以及1770年的美国革命派并无二致。在君主制度下，法国的革命者深深地体会到了国家统制的恶果，以及集中的经济力量造成的弊病，十分想将这些东西彻底废除。他们捍卫私有产权，支持私营企业。正如费边社会主义者理查德·亨利·陶尼所言：“法国的雅各宾派坚信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程度丝毫不亚于英国的托利党“

有些人认为格拉古·巴贝夫是大革命期间最左的人。巴贝夫支持过“恐怖统治”，等到“恐怖统治”结束，罗伯斯比尔被处决后，他本人就因为批评新政府被投进了监狱 。

1795年，巴贝夫被放了出来。出狱后，他主张废除私有产权，建立公有制，并且宣称，为了实现这一点，必要的话可以采取暴力和恐怖手段。他是现代的第一个共产主义革命家，希望平均分配所有的收入和财富。巴贝夫和他的追随者密谋夺权，计划以人民的名义进行专政，等到在他看来人民受到了足够的教育，能够通过本地选举自我管理了，再结束专政。1796年，巴贝夫的阴谋败露，随后他便被处决。

巴贝夫有一点说的没错，如果封建时期的集中财产能够被继承下来，那么又怎么实现真正的权利平等、法律平等，废除旧有的特权呢？要废除封建制度，又怎能不扫荡旧时代令人厌恶的奢华呢？

但是，由于只关注这一个问题，巴贝夫和他的追随者们便不满足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要把追求平等的革命口号推到极致。为此，他们否认了法国大革命所追求的其它重要权利，包括个人产权、言论自由权，和自由结社的权利。

巴贝夫的短命阴谋虽然也受到了时代思潮的影响，但是它并不能代表整个法国大革命。巴贝夫的口号是绝对平等，要废除私有产权，而这是与当时盛行的雅各宾派观念相悖的。巴贝夫是大革命的产物，但他并不是大革命的典型。

## 不停变更的左右含义

19世纪30年代，伴随着罗伯特·欧文等人的思潮，社会主义开始兴起。社会主义强调团结平等，但这种团结和平等有时是以牺牲自由、独立、甚至民主为代价的。欧文本人就反对代议制民主，敌视律师，抵制法制机构，并且反对了1832年改革法案。早期的著名社会主义者希望建成理性、和谐的社区，认为在法庭和议院上分派辩论是没有效率的。这是1789年以后的左派走偏的第一步。

19世纪40年代，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设想了一种新型社会主义，他们认为，无产阶级终将取得阶级斗争的胜利，并将剥夺资本主义统治阶级的财产。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恩格斯认为，法国大革命所捍卫的原则与权利“无非只是布尔乔亚的理想王国”。因此，这些原则与权利便成为了阶级斗争的祭品。这是走偏的第二步。

1917年，俄国出现了第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府，不久之后，便演变成了一个一党专政的国家。紧随其后的，是大清洗和恐怖统治。然而许多左翼人士却支持了苏联政权。自此以后，左派就和极权主义、最低人权、虚假审判、大规模处决、以及对自由的限制和任意没收财产的行为联系起来了。左派一词失去了原本的含义，变得面目全非了。

正如之前提到的，1789年的法国左派其实是反对国家经济垄断的。因此，最初的左派只会反对企业的国有化。基于这些原因，以及其它的考量，我们有理由认为斯大林主义和毛泽东主义其实属于右派。

右派一词一直让人联想起威权主义、歧视、对人民主权的压制、对法律平等的否认。接着，右派又和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意大利、德国、西班牙等地兴起的法西斯主义联系起来了。左右两词都拥有了专制独裁、压制自由的含义。

1848年以后的马克思主义者扭曲了左派一词，使其脱离了启蒙主义的根基，与此同时，20世界上半叶的好战民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却使得右派的含义变得相对固定了。直到20世纪60年代，右派依然让人联想起传统主义、民族主义、神权政治，以及法西斯主义。欧美的保守主义者曾经支持过拉丁美洲的独裁政权，并且为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进行辩护。这些保守主义者很恰当地被称为右派。

但是，右派一词的含义最终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右派从民族主义、传统主义，贵族特权的支持者，变成了主张市场经济和私有产权的急先锋。真是讽刺，因为在法国大革命期间，这些诉求原本属于左派的范畴。

1970年代，凯恩斯主义式的福利制度在各国瓦解，信奉自由市场的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开始扎根。到了1980年，一些右派思想家又一次在自由主义的地盘上攻城略地，而这些地盘早就被左派他们自己放弃了。到了这时候，不论是市场经济的支持者，还是独裁政权的辩护者，都被当成了右派。

但是很多右派人士—包括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和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虽然支持个人主义和个人自由，却没有做到前后一致。他们支持大型企业，扶持独裁政权，反对对采取种族隔离制度的南非进行制裁。

他们对自由市场经济的看法也许是对的，也许是错的。但是，由于他们对毒品和卖淫的态度十分负面，并且过度热爱那些保守的、非个人主义的“家庭价值”，因此没有做到坚守原则。话又说回来，许多市场经济的支持者其实是支持民主，反对独裁政治的。

## 错误的转向：左派是如何走偏的

20世纪80年代，中国和苏联成员国纷纷抛弃了“社会主义”实验，随之而来的是大幅政治变动。在东欧国家中，反对现状，支持自由企业和民主制度的，是新生的革命派；相反，那些支持国有化和计划经济的，却反而被视为反动分子，意图维护气数已尽的旧制度。在60年代的西方成长起来的那一代激进分子，看到90年代的东欧革命者居然都支持自由企业和私有产权，不禁感到十分迷惑。

至少到1990年代为止，右派一词代表着支持市场经济，此外，它依然保持了同民族主义和威权主义的联系。而左派一词在一个多世纪以来一直让人联想起国有化和国家管制。讽刺的是，在最关键的领域，左右两派却互换了立场。在1789年，支持国家垄断的原本是右派，支持自由市场的，反而是左派。

1960年代的许多激进分子批评苏联式的极权主义，与此同时，又反对冷战对峙。为了抵制越南战争，他们组织了轰轰烈烈的反战运动。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的时候，他们也举行了游行示威。 60年代的各种经历使许多左派变得敏感了起来，反对强国凭借武力将自己的意志施加于弱国。

到了70年代，一些左派走得更加极端，反对传播西方的任何思想。甚至反对“贫穷国家的人民也有配拥有和西欧和北美一样的（部分实现的）人权”这种观念。即便用和平的手段传播这些权利与价值，也被视为“西方帝国主义”或者“美帝霸权”的体现。要是有人想输出西式民主制度，或是传播人权，他的想法就会被当作“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遮羞布”。

由是，许多左翼分子从一开始的反战，变成了反对传播任何西方价值，即便采取的是和平手段。1789年的法国革命派所捍卫的普世价值和普遍人权，在1970年代的部分左派看来，只是在掩盖西方的霸权和压迫。

早在马克斯和恩格斯的时候，许多左派人士就开始认为启蒙主义原则和人权无非是遮羞布。他们背离了左派的初衷和核心价值。这是走偏的另一步。

当今的政治语言已经破碎不堪。如果有人要想复兴左派的话，那么他必须回到左派开始的地方，反省左派在1789年以后走了哪些歪路。没错，世界已经变了，人们也并不需要完全固守词语本来的含义。但是，左派最初的目标，是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代议制民主，以及普世人权。这些原则不论是在1789年，还是在今天，都同等重要。

本文的作者是Geoffrey M. Hodgson，写于2016年6月5日，在2016年12月13日，12月27日，以及2017年5月1日做过小幅调整。

本文发布在New-Politics网站 ：(http://new-politics.online/the-broken-language-of-left-and-right)

@ZhiXi 打错字了，是考虑，不是靠谱。

@ZhiXi 索尼和三星的国行版可以靠谱，因为它们可以刷国际版的固件，不过过程也许会有些繁琐，可以在网上找教程。

"这个世界太不合理了。我的智慧高于庸众，假如我拥有了绝对的权力，能够以我自己的想法不惜一切代价地重新塑造这个世界，那么这个世界一定会变成更好的样子。“

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过这种想法，区别在于多数人仅仅停留在了想法的阶段，而另一些人获得了足够大的权力践行这样的的想法。而这样的一种思想，是任何一种极权政治的原始驱动力。

根据《史记》的记载，商鞅在变法之前曾于秦国贵族辩论。当时，他是这么说的：

“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见非于世；有独知之虑者，必见敖于民”

（有出类拔萃的操行的人，肯定要遭到一般人的非议；有特别独到的见解的人，必然要受到一般人的诋毁。）

商鞅又说：“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

（至于老百姓，不能在开始做事的时候和他们商量，只能在办成以后和他们共享成果。追求最高道德的人和一般世俗的人是合不来的，成就大事业的人是不去和普通人商量办法的。）

一个以为自己的智慧高于凡人的人，一个自视为“先进分子”的人，执意地要将自身的想法强加于他所蔑视的大众，并且最终获得了足够的权力将这些想法强加于大众，于是我们就有了秦制。同样地，在两千多年后，另一批以优于凡人的·“先锋队”自居的革命者立志要将他们的先进思想在中国付诸实践，并且掌控了绝对权力将这些思想付诸实践，于是就有了共产党夺权后的一系列灾难。

@arroyoo @Sunshine0524 @board 苹果系统是比较封闭的，同时苹果公司对自家设备的控制力很强，对于苹果这样的公司而言，监视用户不是“能不能做到”的问题，而是“想不想做到”的问题。而现有的证据表明苹果是想监视用户的，比方说，去年曾经曝出过苹果MAC电脑的云验证事件，大概的内容是苹果电脑每运行一个程序，就要向苹果公司的服务器发送验证，验证不通过就无法运行，结果某天苹果服务器出了故障，这些电脑也就无法运行程序了。再比如，IPhone自带的Safari浏览器曾经与腾讯合作提供网络安全保护服务，简单地说，只要用户用自带浏览器访问了“危险网站”，腾讯马上就能知道。像这样的丑闻还有很多，我只是列举了两个比较近的例子。对于中国苹果用户来说，最需要知道的就是中国苹果用户信息存储在国内的云上贵州，共产党想看随时都能看。尽管如此，如果一定要和华为，oppo，vivo，小米相比的话，我还是认为苹果在隐私方面胜于它们，因为与这些厂商相比，苹果是一家国外的公司，受到的左右相对更少，而且不那么依赖于广告和个人信息的收入。苹果虽然不能让用户不受共产党监视，但它能够让用户受到更少的国产软件的监视，从数量和对象上来说，苹果泄露得更少。

@estoycafeazul @Sunshine0524 Oneplus从一开始就从属于Oppo的母公司，叫欧加控股。后来，Oneplus并不是被Oppo收购了，而是与Oppo的手机业务合并了。

@Sunshine0524 @board 摩托罗拉是当下最好的选择，pixel在中国难以够买且价格偏高，Oneplus则在八代之后彻底放弃了氢OS和氧OS这样的类原生系统，转向了Color OS这样高度定制的UI，该有的广告和监控都不会少。至于三星，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国行三星系统内置的安全中心是由360提供的，索尼的国行系统也是内置了一大批百度和腾讯的应用。综合来看，摩托罗拉收集的信息是最少的，内置应用大都可以卸载，也可以转到国际版的系统。摩托罗拉的价格非常实惠，而且有着联想的支持，国内的售后服务要比pixel 索尼好很多。最后，如果你有一些刷机知识的话，你的选择范围会宽泛很多，只要选择那些容易解锁bootloader的机型就可以了。华为、oppo、vivo的手机是需要避开的，这些手机搭载的系统有着大量的广告和后门，而且用户无法通过刷机的方式摆脱系统的监控。

@civetkikyou 官僚系统是对上负责的，Mastodon则是社区自治。如果所有的实例都归mastodon.social管，而mastodon.social又下辖一大堆附属机构，那么Mastodon便适合用官僚制来形容，但在Mastodon中，实例与实例是平行而非垂直的关系，这就和官僚制的区别很大了。

@chn 共产党以掀屋为由建成了更高效更严密的铁屋，以解放为由建成了更野蛮更专制的政治。

@chn 每一个极权理论，都无一例外地要对社会实行全方位无死角的控制，将自身的意志强迫给全体国民，以实现自己眼中的理想世界。而要实现这一点，它就必须扫除眼前的一切障碍，因为只有当“旧社会”的一切障碍都被瓦解之后，它才有机会进行“彻底的”改造。这些障碍可以是天主教，东正教，儒家，资本主义，自由主义，也可以魏玛共和体制或者是中华民国政府，或者是《1984》中的“旧思想”、“旧历史”和“旧语言”，因为只有将“旧思想”和“旧语言”从人的脑中彻底清除，“新思想”、”新历史”和“新语言”才能占据统治地位。

【新话的目的不仅是为英社拥护者提供一种表达世界观和思想习惯的合适的手段，而且也是为了使得所有其他思想方式不可能再存在。这样在大家采用了新话，忘掉了老话以后，异端的思想，也就是违背英社原则的思想，就根本无法思想，只要思想是依靠字句来进行的。至少是这样。新话的词汇只给党员要正确表达的意义一种确切的、有时是非常细微的表达方法，而排除所有其他的意义，也排除用间接方法得出这种意义的可能性。所以能做到这一点，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创造了新词，但主要是因为废除了不合适的词和消除了剩下的词原有的非正统含义，而且尽可能消除它们的其他歧义。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新话中仍保留“free”（“自由”）一词，但它只能用在下列这样的话中，如“This dog is free from lice”（“此狗身上无虱”）或“This field is free from weeds”（“此田无杂草”）。它不能用在“politically free”（“政治自由”）或“intellectually free”（“学术自由”）的原来意义上，因为，政治自由和学术自由即使作为概念也不再存在，因此必然是无以名之的。除了肯定是异端的词要取缔以外，减少词汇数量也被认为是目的本身。凡是能省的词一概不许存在。新话的目的不是扩大而是缩小思想的范围，把用词的选择减少到最低限度间接帮助了这个目的。】

共产党自己就是靠着掀屋理论夺了权的，或者说共产党正是掀屋理论的产物。

@Joyal 没有隐私，就没有个人自由，就没有独立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