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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观点并不新鲜。弗朗茨·法农在其1961年影响深远的著作《被压迫者之魂》中坚持认为，反殖民的敌人应对殖民者诉诸身体暴力，既为了实现政治解放，也为了改善他们自身的心理健康。鉴于殖民制度本身所包含的各种形式的暴力，这一论点不能被轻易一笔否定。但法农走得更远：他还写到了殖民精英言语所造成的暴力，认为这种言语暴力能够成为革命行动的火花。

这种概念的扩展自此成为激进手册的常见内容。例如，在A. K. Thomson 2010年的《黑色方块，白色暴动》中便可见一斑，该书赞扬“法农会付诸文字的炸药”。汤姆森试图将《被压迫者之魂》的道德逻辑付诸行动，同时将“白人中产阶级”想象为殖民者的角色。汤姆森宣称“在个体层面上，暴力是一种净化力量”，这本身就是对真实暴力的邀请。此外，他以多种晦涩的方式扩展了对暴力的定义，并在他的论文中充斥后现代的废话，例如如下段落：“与我论证的本体论推进相一致，本作所依的暴力概念假定两个基本且相关的属性。第一，暴力是通过事物与其他事物的关系而实现事物变形的一般原理的名称。第二（并作为第一的结果），暴力既是政治的先决条件，也是其赖以成立的前提。”既然“事物通过与其他事物的关系而被变形”可以通过行为、言语和思想来实现，那么一切——或者至少一切激进左翼圈子所拒斥的事物——都可被视为暴力。

这些观点并非愤怒激进分子的胡言乱语。它们在左翼学术理论中有深厚的根源。例如，挪威“和平与冲突研究”创始人约翰·加尔通（Johan Galtung）在1969年发表了一篇常被引用的文章《暴力、和平与和平研究》，专门讨论“结构性暴力”。他举例说：“当一个丈夫打他的妻子，这是明显的个人暴力。但当一百万个丈夫让一百万个妻子处于无知状态时，那就是结构性暴力。”

结构性暴力按定义是每个人都参与其中的东西，即使它只在少数人的行为中表现出来，而这些行为又被当作证明允许产生这些例子的制度性问题的确凿证据。我们在康奈尔哲学家凯特·曼恩（Kate Manne）2017年获奖并广受赞誉的著作《使她沦为下位：厌女症的逻辑》中也能看到这种假设和方法：曼恩将厌女症重新定义为一种结构性力量，即便没有特定个体持有歧视性信念，厌女症仍然维系父权制。这种思路不再局限于学术界：Slate的Aymann Ismall对Andy Ngo的指控在实际上就是以“结构性暴力”之名提出的主张。对这名波特兰记者的物理攻击可能是“糟糕的”，但据称由其“结构性暴力”思想造成的抽象伤害则更“严重”。

这些观念的弹性之大，甚至使得反对反法西斯行动（antifa）的言论也能被归入“暴力”范畴。正如前述一位支持antifa的穆菲（Murphy）所解释的：“任何以批判姿态反对……左翼正统的文化输出——他们唯一可能的动机就是希望左翼正统失败，从而暗中促进并放大法西斯主义，他们把‘法西斯主义’定义为任何非左翼正统的东西。在这种扭曲的世界观里，像Andy Ngo这样的人就是真正的法西斯同谋——即便找不到他有任何公开说过法西斯言论的记录。”

这些虚构性暴力可能通过多种方式实施。性别暴力——作为结构性暴力思想的一个显著子类——可以追溯到朱迪思·巴特勒（Judith Butler）1990年的里程碑著作《性别麻烦》，被描述为一种“分类的暴力”。继巴特勒之后的酷儿理论认为，当某人被按其性别、性取向或性别认同进行分类，而这种分类与其自我认知不符时，就发生了一种暴力。因此，酷儿和跨性别运动者现在常主张错误称呼（misgendering）本质上是一种暴力。正如演员拉凡恩·考克斯（Laverne Cox）所说：“多年来我一直说，错误称呼跨性别者是一种暴力行为。我所指的是文化和结构性的暴力。警方在政策上对跨性别谋杀受害者使用错误称呼和‘死亡命名’就像是文化和结构性暴力的一个典型例子。”

这许多观点可追溯到冷战时期若干有影响力的法国思想家对权力关系的痴迷。在其1979年著作《区分》中，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提出，当社会不平等通过“符号性统治”被产生或维持时，就会发生一种“符号性暴力”，这种统治表现为例如某人比周围人穿得更好或受教育程度更高。布尔迪厄认为，既然这些关系是我们生活世界的一部分，暴力就在现状之中无处不在。他的长期合作者、社会学家洛伊克·瓦康（Loïc Wacquant）通过提出“任何资本，无论以何种形式出现，一旦被认识到，也就是在其作为资本的真相被误认之时，就会施加一种符号性暴力并强加自身为要求承认的权威”，强调了这一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性质。

值得注意的是，对布尔迪厄而言，资本的相关定义相当广泛：“生活方式是这些符号性表现中最重要的，或许也是当今最根本的，服饰、家具或任何其他财产，按照归属与排斥的逻辑运行，使资本差异（被理解为获取稀缺物品及相应利润的能力）以一种形式显现，从而使它们逃脱……纯粹暴力那种不可辩护的残酷，转而进入这种被误认和[被否认]的暴力形式，进而被断言并被认可为合法，这就是符号性暴力。”这段1978年的论述一如既往地晦涩难懂。但其核心观点——“纯粹暴力”只是更广泛暴力中的一个禁忌子集，而我们的体制则为这些更大范围的“符号性暴力”洗白——在为Andy Ngo遭到antifa 攻击者所作的辩解中得到充分反映。

梳理相关文献，你会发现各种各样的形容词被贴到“暴力”一词上。其中包括所谓的“话语暴力”（discursive violence），该概念在约翰·保罗·琼斯三世（John Paul Jones, III）、海迪·纳斯特（Heidi Nast）与苏珊·罗伯茨（Susan Roberts）于1997年合编的《女性主义地理学的门槛：差异、方法论、表述》中有详细论述。对他们而言，“话语性”被定义为“那些通过制度性及其他语言传播手段制作、记录并合法化陈述的过程与实践”。因此，“话语暴力涉及利用这些过程与实践以某种方式为群体或个人编写剧本……使之与他们自己的自我定义相抵触。”

当然，这些文章在确实包含了以各种争议方式“为群体或个人编写剧本”的观点与描述。但话又说回来，写作者都会这样做——包括所有关于Andy Ngo的文字，以及你正在阅读的这篇文章——因为任何挑战读者预设的文本，在某种程度上都会落入这些学者提出的某一广泛类别之中。采用这种无限延展的分类学，所有言辞只要与维持“统治”和“压迫”有关，就能被理论化为暴力，因此对这些言辞采取的所有真实暴力都被视为自卫。

最后，我们来到“认知暴力”（epistemic violence），这一概念源自后现代思想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福柯认为，通过创造、维持并参与压迫性话语来确立权力，就构成了一种暴力。该概念与“话语暴力”有相似之处，并在1980年代被后殖民理论家加雅特丽·查克拉沃蒂·斯皮瓦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大力发展，她写到了被边缘化者被剥夺发声或其知识被视为不真实的种种方式。这不仅维持了一种不将边缘化群体视为“知识者”的状态，也强化了他们无法发声的观念。（应该问的是，如果无法通过言说实现必要的改变，沉默者还剩下什么选择？）这一思想被推导到一种主张：不反映并积极推广边缘化声音视角的媒体，实际上本质上就是具有暴力性的——这一类别大概会吞噬Quillette以及成千上万其他流行媒体。

斯皮瓦克在其著名1988年论文《被压迫者能说话吗？》（“Can the Subaltern Speak?”）中对福柯思想的拓展，被广泛的社会正义理论家采纳，其中就包括黑人女性主义认知论者克里斯蒂·多森（Kristie Dotson）。多森在2011年进一步重新构想的“认知暴力”是指“在语言交流中，由于有害的无知，听者未能回应说话者的脆弱性所导致的失败”。由于这种暴力根植于被动的听觉行为，它不仅将暴力的概念从行动领域移出，也将其从言语领域移出——因为多森似乎在私人心理过程中推断出恶意意图，并把这种心理过程类比为暴力。用一句话来形容：思想罪。（那些为殴打Andy Ngo辩解的人对这一思想有一定认同，他们指责阮未能“听见”他们所说其作品如何令他们感到“不安全”，从而挑动了antifa。）

我引用的学者中没有一个在当今学界有影响的领域内不被高度尊重（A. K. Thomson应视为一名激进分子，他不太可能获得学术界的尊重）。这意味着为Andy Ngo被殴提供辩解的antifa 拥护者并非知识上的散兵游勇：他们所说的许多观点如果以学术论文或课堂讨论题目的形式出现，在诸如性别研究、任何对认知论的批判性建构主义方法或后殖民研究等领域会受到赞赏。从这个意义上说，最近在波特兰街头观察到的野蛮行为，以及随后令人震惊的辩护，都是数十年自以为正义的政治激进主义转而伪装为所谓合法学术形式的可预见结果。

Mamdani 曼達尼 机翻识别错误

所以很多革命领袖和运动的推动者，往往来自精英或准精英阶层：列宁、切·格瓦拉、马克思等人在其青年时期都受过良好教育、出身并非极端贫困。马克思的父亲是商人。这是一个常见模式：你让孩子过得舒适，他却可能成为反体制的知识分子。再举极端例子，波尔布特（Pol Pot，柬埔寨）出身相对富裕，曾在巴黎留学，回国后把西方平等主义的思想带回并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甚至把受过教育者作为首要屠杀对象（例如会说法语的人会被视为精英而遭处决），而波尔布特自己也会说法语。由此可见，很多“精英对精英”的仇恨最后会被那些领袖利用或伪装成“为人民”的运动。

《富家子弟的反叛》

你刚写了一篇文章，我觉得触及了“奢侈信念”（luxury beliefs）这个概念的核心，题为《富家子弟的反叛（revolt of the rich kids）》。方便的话能为我们阐述一下吗？

《富家子弟的反叛》是我为 Free Press 写的一篇关于向下流动（downward mobility）的文章，这是我酝酿已久的一个想法。事实上，自从 2015 年我踏入耶鲁校园，目睹 2010 年代中期校园骚动、要求教授被解雇、人物被撤平台和被“取消”等事件后，我就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我看到的是一种非常焦虑于地位的、有抱负的精英群体——客观上他们在生活中做得相当不错。像那样的学校，学生基本上不会陷入严重贫困，所以他们的生活总体上没问题，但我从未见过对职业和财务前景有如此强烈焦虑的人群。后来我意识到，这是一种对向下流动的恐惧：本质上，你父母越富裕，你要复制那种财富水平就越困难。如果你有高成就、有抱负、成功的父母，你在那种舒适和富足中长大，伴随而来的是社会期望——你想要做得和父母一样好或更好。这也可以视为“美国梦”的一种定义：比父母过得更好。但对很多这些年轻人来说，他们觉得自己做不到。当你看向关于向下流动的研究数据，确实存在这样的流动性：在美国最富有的五分之一家庭中，大约有 10% 出生在该层的孩子会在中年时滑落到最底层五分之一。所以确实存在一定程度的流动性。统计上讲，如果你出生在最富有群体，概率上你会留在那里，但仍有约 10% 的人可能彻底滑落到底层。

因此，很多出生于富裕家庭的年轻人，会愤怒地觉得自己的生活没有朝期望方向发展，觉得可能无法过上与父母相同的生活，感觉某种意义上他们的出身特权被剥夺了。这种情绪会以激进政治的形式表达出来，正如彼得·图尔钦（Peter Turchin）所称的“精英内部冲突”（intra-elite conflict）。图尔钦的观点是，当社会有过多的精英与精英追逐者（aspirants）时，会涌现大量受过高等教育、高资历、高抱负的年轻人，但精英位置有限——精英公司、主流媒体、政治、学术和商业中的席位是有限的。竞争这些位置的人越来越多，会滋生被排挤者的怨恨，觉得系统本身不公平，因为他们没有拿到那些梦寐以求的位置。我认为这正是我在“富家子弟的反叛”里描述的人群：那些害怕下滑一梯的人，害怕沦落到比出生时更低的阶层，因此愿意支持像（纽约市长初选中的）妈妈唐尼（Mom Donnie）这样的人，试图以某种方式颠覆体制或惩罚那些他们认为比自己更胜一筹的人。

那么这究竟算不算“奢侈信念”呢？用这个词可能有点不妥，因为他们可能并不只是做做道德信号（virtue signaling），而是真正想要变革。他们不只是表面上支持诸如变性权利之类的议题来显示自己多么“高尚”，他们是真的因为对自身处境不满而渴望改变。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阶级问题。关于地位，有一个有趣的心理学发现：在金钱方面一旦达到某一财富水平，额外的金钱对幸福感的提升边际递减；但在地位、象征资本、文化资本、声望、钦佩这些方面，人们永远想要更多。客观上生活得不错的人往往享受认可和尊重，但仍然想要更多，觉得自己得不到足够的认可，于是向上看那些获得更多成功的人，不仅是财务上的，还有文化声望、头衔等，他们会恼怒“为什么是他而不是我”。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历史上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更倾向支持社会主义及其相近的思想：他们相对社会平均水平生活得不错，但对未能进入顶层（比如位于前 1%）感到不满。这让我想起哈佛政治哲学家罗伯特·诺齐克（Robert Nozick）的名文《为什么知识分子讨厌资本主义》（Why Intellectuals Hate Capitalism）：知识分子通常并不贫穷，但会想“我很聪明，为什么我不如那个商人有钱？”

我们在探讨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动机时，不应忽视其历史带来的惨痛后果。但这些意识形态之所以存在并延续，原因并不简单。有时并非工人阶级或较低阶层天然更倾向共产主义。比如在英国，右翼人物如奈杰尔·法拉奇往往获得本土工人阶级的支持，而进步/工党支持主要来自并非全部、但相当多受高等教育的群体和某些有工党传统的地区（如矿区、工厂城镇）。在美国，特朗普获得了大量工人阶层支持，而精英、上层中产反对他。由此可见，接近权力却未真正掌权的那些群体更有动力去撼动体制。

金融时报的一位专栏作家有一句好话：“最有可能撕裂国家建制的人，往往是建制的一半成员。” 即那些既能看到体制的缺陷又因为未被邀请入内圈而怀恨在心的人。这正是我所说的“内部精英冲突”：那些过得不错但未达到期望的人，会因结果不达预期而爆发愤怒。

埃里克·霍弗（Eric Hoffer）在其名著《真正的信徒》（The True Believer）中也指出，推动革命、内战和内部冲突的，往往不是极端贫困或苦难，而是那些相对境况不错但进步不够快的人。他举了法国大革命、俄国革命的例子：在革命前，整体生活水平在提高，但人们觉得进步不够快，于是产生了需要“更快”的变革的冲动。

奢侈信念（luxury beliefs）

你写过很多关于精英观念的东西，你也是“奢侈信念”这一术语的提出者，嗯，这是个绝妙的想法。这个观点是：有些观念或信念，你会公开宣扬它们，因为它们能提升你的地位，即便这些观念并不一定与现实相关，甚至可能对社会上其他群体造成代价。我的定义对吗？

这些信念会对社会上其他群体造成代价。没错。有趣的是，你可以说甚至宽松的移民政策也可以是一种奢侈信念，因为支持这些政策的人，他们的工作并不容易受到威胁。通常新来者更可能从事蓝领体力劳动类的工作，所以这些支持者个人并不会受影响，实际上他们可能会受益：如果他们需要人手修缮房屋、园艺和维护等，廉价劳动力反而对他们有利。但有研究表明，当你让上中产阶级富裕人群想象一种情形——数百万受过高等教育、有资质、来自中国或印度的移民进入该国，他们会说英语、有教育、有钱、有上进心、勤劳——如果数以百万计这样的移民要进入国家，你还支持开放移民吗？一旦这种情形可能对他们个人构成威胁，他们反而更倾向于支持移民限制。

我想问一个非常具体的例子，在所有这些奢侈信念中（尽管你可能不同意把它归为奢侈信念），自10月7日以来我在纽约期间看到很多在伦敦的“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抱歉，是抗议。虽然有些人自称“支持巴勒斯坦”，但我在以色列回应之前的亲历中看到的是人们在英国街头庆祝。所以我会说其中可能有大的、小的组成部分是支持哈马斯的。我想知道把那种意识形态称为巴勒斯坦主义或反犹太复国主义（anti‑Zionism）——也许称作反犹太复国主义更合适——这种反犹太复国主义是奢侈信念吗？

有意思。当我想到这事时，我立刻联想到那些精英大学里的哈马斯营地：那些实际上并未直接受以色列与加沙冲突影响的人，却通过旷课以表示他们做了高尚正义的事，从而获得巨大的地位提升。顺便澄清，这是一场由哈马斯发起的战争。哈马斯随时可以结束它——例如交出人质、投降——哪怕他们交出人质也只是一个开始。然而我听到的抗议不是反哈马斯的抗议，而是反以色列、反犹太复国主义的抗议，所以在我看来他们是在通过这种方式获取地位。并且他们在膨胀某些词的含义，比如“种族灭绝”。在以色列境内确有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生活，政府并没有把他们集中押运上火车之类地以族群为目标。以色列是在进行军事报复，因为那是一次战争行为。对此我做了类比：比如回到1944年，美国因珍珠港轰炸而对东京进行大规模燃烧弹轰炸，若此时常春藤学生说美国在对日本实施种族灭绝，那并不符合事实——那是战争行为而非种族灭绝。以色列的反击非常残酷，但他们并非发动了那场战争——他们是要结束并防止类似攻击再次发生。

我对那件事感到震惊。随后那些常春藤校长以及麻省理工学院校长在国会听证会上被问到“呼吁对犹太人实施种族灭绝是否违反你们大学的言论政策？”当时哈佛、麻省理工和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校长都被问到。克劳丁·盖伊（Claudine Gay）是其中一位。我记得其中两人后来失去了工作。但要明确的是，她们并没有呼吁对犹太人实施种族灭绝，而是拒绝明确表示那违反学校的言论政策；她们含糊其辞，说“要看语境”，推诿搪塞。很多人指出了双重标准：如果有学生呼吁对黑人或阿拉伯人实施种族灭绝，大学会否因此惩处这些学生？当时有人公开呼吁对犹太人实施种族灭绝，但大学并未回应，这里确实存在双重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