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nil @nil@qoto.org

”曹树基的《中国人口史》里说从崇祯初年开始，四川全省陷入无休止的战乱当中。在这一过程中，大约有985万人口死亡，其中大约300万在明政府军到张献忠统治时期死亡，剩余居民在清军与南明交战中死亡，残存的居民仅50万左右。“

這才是天朝毀滅的常態，什麼納粹，軍國日本，紅色斯大林都是小兒科

明末人口为何损失巨大
https://zhuanlan.zhihu.com/p/86065719

“资讯战的目标，从不是抹黑单一对象，更是让你什么都不信，进而分化、极化社会，掀动仇恨与敌意，令民主失去基础。资讯战的武器，不是禁令、不是谎言、不是给审查加持的人工智能等技术，而是相信了谎言、被它调起愤怒或厌倦情绪的我们每一个人。资讯战的武器，就是失去了自觉的我们。“

看看長毛象上的性別戰爭，你就知道這個策略有多成功了。放任鼓勵甚至教唆男性女性在網上互罵，在家裏打架，不知不覺埋藏仇恨。即使精神翻牆到自由平臺，甚至肉翻到民主社會，一樣擺脫不了站狼思維。

我無法分辨牆內它們精心編纂出的信息的真僞，即使八成是真的，那兩成精心編造的謊言已經足以誤導衆人了。

https://www.wainao.me/wainao-reads/ZhangJiePing-China-media-09092020

@Huangya@m.cmx.im
https://www.wainao.me/wainao-reads/ZhangJiePing-China-media-09092020
這篇文章中提到
“此前信息统治术精细迭代、升级的十年铺垫，逐渐收编的舆论环境，为资讯战打造了绝佳孵化器。

资讯战的目标，从不是抹黑单一对象，更是让你什么都不信，进而分化、极化社会，掀动仇恨与敌意，令民主失去基础。资讯战的武器，不是禁令、不是谎言、不是给审查加持的人工智能等技术，而是相信了谎言、被它调起愤怒或厌倦情绪的我们每一个人。资讯战的武器，就是失去了自觉的我们。

回到开头的问题，一个独裁者，要对付一个有影响力的异议者，最有效的办法是什么？就是让我们在纷扰信息中，失去诚实自主的判断，进而失去对价值的信任。一切统治术都建基于此，动摇一切的种子，同样深埋于此。”

這個手段確實取得很好效果，大量制造假话，真话就听不见了，就算听见了，也没人相信。

@Fullerism@octodon.social 還是新華社通稿的公信力最高，哈哈

評論：
：移民美国之后，我在国内的信息依然还被人盗用。。。所以对这个数据你细品。。。
：我覺得最多13億。。。我都移民這麼多年了我爸媽還在人口普查時候填了我啊。。這人口數據水分大的咧。
： 身在东北五线地级市，上一次人口普查，我的统计局的同学说我们这就多报了不少，原因是ZF会拿到根据人口数量更多的经济补助。这还是上次，这次估计。。。。。呵呵呵
： 也许只有中国人才会把人口事业当畜牧业来搞吧。（當年納粹也這樣幹過）
： Kaisen G. 我们小区里有一家人（他们几年前在中国领养了2个女童）在playground问我，为什么他们在福利院看到的都是女孩子，我给她说很多人不喜欢女孩子，生下来就扔了，他们表示完全不能接受.....我都还没告诉他们共产党剖腹杀婴呐！我姨妈40年前怀二胎都8个月了，躲到我们家（邻市），被抓回去强制堕胎。这个邪恶的政府不知道为什么还有那么多愚民拥护
：我记得几年前，我村里的表弟表妹为了生儿子到处躲计划生育，把我舅妈抓乡里，还把家里唯一的一头猪也牵走了。这些恶魔现在又想要鼓励人生了
： 养一个孩子，学校老师布置的作业能套住一个大人，相当于大人重新学习一遍小学的时候学的、各种补习班、还要批改学生的作业，红色作业多的你很难想象～
： 我的户口已经迁出我爸妈家了，普查的时候我爸打电话来说报了我上去
而我出国前最后的户口迁出地是集体户口，也算了另一个我在内。
但真实的本人已经绿卡在国外，就等3年后入籍了
问题来了，普查上有两棵青中年的韭菜「我」在中共社会裡待割
而事实上？零

@Huangya@m.cmx.im 這些年的轉變是在這場爭奪話語權的與論戰中公衆是完敗，牆內平臺轉變成當局的宣傳口，和民衆攔轎喊冤的地方了。
有一點倒是沒變，就是每次公衆事件只是又一次證明它們的無情，而且它們說的話都不相信，不管包裝成什麼樣，極權不倒就沒有真相

和奶爸的年齡差不多，觀點也多有類似。
極端的計生導致極端的老齡化
世界上還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有男女性別比例失衡到如此地步的經驗，如此之多又不受訓化的雄性激素本身就是巨大的不穩定因素
奶爸給出的幾個解決方案，我覺得會多管齊下，甚至人爲縮短人口壽命

2020普查数据泄密中国人口死局，重金奖励生育？人工智能养老？发动战争抢女人？世界造人工厂？
https://youtu.be/fseBwjFGaLA

@Perfume
"除壮族外的中国54个少数民族实行宽松的生育政策，2000年、2010年的总和生育率只有1.66、1.47；44个非穆斯林民族只有1.64、1.41；10个穆斯林民族也只有1.73、1.63。"

其實是這政策在漢族中已經實行了三十年，現在朝廷把某些少數民族的優待政策收回去了，雖然有下降，但可能不會像文中說的那麼厲害，現在應遠不如三十年前的規模和影響，那時的下滑幅度恐怕以後都沒有人類可以超越。

@Perfume 雖然個頭和航母差不多，但乘員人數比航母動不動數千人相比少得多，才一兩百人

@Perfume 感覺這就是個中型常規動力航母，沒有看出來跟航母功能有什麼差異

@Winterseawhale
“「我來，就是想跟那個孩子的媽媽說，回家吧，沒用的。」他說，聲音極度蒼涼。即便女兒已去世十一年，他或許已經講過無數次這件事，卻依然紅了眼眶。但他的神情裏，已不見噴薄而出的悲傷情緒，而是壓制在骨子裏的哀痛與無奈。”
感覺自己有點像那位老父親了，圍觀和怒罵都無法讓不公稍微好一點，對此已不報希望。
我現在覺得能讓這個糞坑變好的也許只有民主自由法治，這是唯一可行的路，雖然可能要經歷漫長時光和付出巨大代價
能跳出糞坑絕對是幸運的，那就不要虛度了，或許可以做一些有價值的事情，至少讓自己活的精彩。

@ramessu 我家電視沒有電視信號，而是作爲電腦顯示器，用瀏覽器自己選擇視頻，所以孩子從小就沒接觸別的孩子常看的什麼熊大之類的國產片。
我覺得動畫對孩子的影響比繪本或講故事要大，而且讀英文繪本時候發音還不一定準確。
我老婆曾說別的父母都禁止孩子看動畫片或玩遊戲，你倒是縱容啊，把眼睛看壞怎麼辦？我說好的內容就可以看，眼睛不管看不看都有很大幾率會近視，但遠不如腦袋懷了糟糕

@Winterseawhale 我覺得每天看着糞坑裏發生的不絕的爛事是不會讓糞坑變稍微好一點的，既然跳出了糞坑就努力讓自己強大起來，才有可能救助到糞坑中的愚民，或者至少給他們一些希望也好。曾看到一句話，說老是回頭看罪惡之城會化作鹽柱

@ramessu 我的做法是讓孩子在家裏的電視上看油管，油管上有不少高質量的英文兒歌和動畫片，給幼童聽和看是挺好的，培養樂感和語言能力。
待長大點就學會選擇感興趣的自己看。我的要求是外文動畫片隨便看，但禁止看中文的

"其实教育数据存在巨量水分，因为义务教育经费是由中央和地方按比例分担，西部地区为8:2，中部地区为6：4[6]，教育机构和地方政府有强大的动力虚报学生数。比如，2012年1月7日中央电视台报道，安徽省界首市上报国家报表的小学生51586人，而实际只36234人，虚报42%，套取经费1063万元[7]。2012年6月4日《中国青年报》报道，湖北省阳新县两所中学上报学生5266人、3000人，实际只2147人、700人；已被裁撤了4年多的学校，仍在获得教育拨款[8]。湖南邵阳县2008-2012年小学招生71522人，但是 2013年电子学籍2-6年级只51253人，意味着以前招生数虚报40%。"

是不是就是這個原因導致那些虛報的地區中考和高考難度降低了？ 而中東部沒有虛報的動力所以考學難度反倒加大了？

## 一、2000年、2010年人口普查就存在问题

1982年、1990年没有电脑，仍然在普查三个多月就公布了主要数据，并且普查结果被公认是非常准确。

统计局公布1999年总人口为12.59亿，预计2000年为12.70亿。但是2000年普查汇总人数远低于预期，经过复查、补漏，才凑成12.4亿；又“额外”增加2072万[1]，公布为12.658亿，才勉强与过去的数据衔接[2]。但年龄结构却矛盾重重，比如普查表0-9岁只有15913万人（1991-2000年出生16424万人），那么2000年总人口=1990年人口+出生-死亡-净移出=114333万+16424万-7923万-116万=122718万人。

2010年普查实行“见人就登”、“见户口信息就登” ，“区不漏房”、“房不漏户”、“户不漏人” ，并给各地“参考数”，要求符合预期。这种设计有利于重报，但是汇总数仍低于预期，最后经过数据调整，公布为133972万人。比如福建省汇总人数只有3329万[3]，但最后却公报为3689万，比汇总数多了10.8%。即便依照2010年普查，0-19岁也只32274万人（有水分），意味着1991-2010年只出生33201万，那么2010年总人口=1990年人口+出生-死亡-净移出=114333万+33201万-16701万-531万=130302万人。

2020年11月1日开始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由于采纳电子设备采集数据，用大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理应在两三个月之内就公布普查数据。国家统计局发言人在3月15日预告4月初公布，但是却失言了。到4月底都没有公布，意味着违背了 2020年6月29日国务院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下发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方案》（国统字〔2020〕73号），作为普查方案的内容之一，是要求在2021年4月公布普查数据。现在是在5月11日才公布，意味着这次普查陷入“程序危机”，普查质量也就大打折扣。

这次普查之所以推迟公布，是因为现在官方人口存在上亿水分（比2000年、2010年普查要多得多），为了如2000年、2010年普查那样让人口数据“符合预期”，让数据之间保持逻辑自洽，难度很大，因此耗费了半年多时间。既然人口数据要与过去的相吻合，那么耗费巨大的人口普查就毫无意义！

## 二、2020年人口普查质量最差
中国的人口普查的质量是一次比一次差，尤其是2020年普查质量最差。原因如下：

### 1、执行者多是统计局、原计生委、人口学会原班人员，他们会本能地要让人口数据保持连续，否则面临被追责。

比如2010年人口普查时国家计生委的司长于学军是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翟振武是普查组的9位专家组的成员之一。2010年普查显示总和生育率只有1.18，但是被国家计生委和翟振武修改为1.63，然后在2011年4月26日于学军、翟振武给政治局上课，建议有“稳定低生育水平”。利益集团为了部门的利益，篡改数据，忽悠最高层和民众，如果在发达国家，将引发不亚于水门事件的政治地震。但是于学军和翟振武却一步步高升。

国家统计局主要是参考前些年的小学招生数调高出生人数，公布1991-2013年出生了43040万人，与1997-2020年43874万一年级新生（6岁上小学）一致，因为翟振武等人认为“教育统计数据是比较纯净、真实、可靠的”[4][5]。

其实教育数据存在巨量水分，因为义务教育经费是由中央和地方按比例分担，西部地区为8:2，中部地区为6：4[6]，教育机构和地方政府有强大的动力虚报学生数。比如，2012年1月7日中央电视台报道，安徽省界首市上报国家报表的小学生51586人，而实际只36234人，虚报42%，套取经费1063万元[7]。2012年6月4日《中国青年报》报道，湖北省阳新县两所中学上报学生5266人、3000人，实际只2147人、700人；已被裁撤了4年多的学校，仍在获得教育拨款[8]。湖南邵阳县2008-2012年小学招生71522人，但是 2013年电子学籍2-6年级只51253人，意味着以前招生数虚报40%。

全国也如此，统计局公布1998-2003年年均出生1749万人，2004-2009年小学一年级年均招生1703万人。但是2010年户籍7-12岁每岁平均只有1397万人；2012-2017年初三学生数年均只1439万人，由于初中毛入学率为104%，意味着14岁年均只1384万人（仍有水分）。

国家统计局参考教育数据而公布2006-2020年出生了23888万人（这是有巨量水分的），由于死亡，到2020年的0-14岁人口将为23629万人。但是2020年普查的0-14岁人口竟然高达25338万人，平均每岁1689万，意味着2006-2020年的平均总和生育率超过1.6；2020年出生1200万，总和生育率约有1.25。

台湾、韩国的社会发展水平只超前中国大陆十多年，在鼓励生育的情况下，2001-2020年平均生育率只有1.1， 2020年只有0.99、0.84。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不但没有降低生育率，反而起到了提升生育率？

翟振武在2014年预测如果实行全面二孩，生育率将达到4.5，每年要出生4995万人，吓得国家领导人不敢实行全面二孩政策。2015年单独二孩破产后，翟振武和王培安在《实施全面两孩政策人口变动测算研究》一书中建议2016年实行全面二孩，预测总和生育率虽然达不到以前所预测的4.5，但仍将在2018年达2.09的峰值（出生 2189万人）。但是即便依照国家卫建委夸张的数据，2018年也只出生1362万（实际应该只出生1000万左右），没有2189万，更没有4995万。

于学军在2013年晋升为国家卫计委办公厅主任（2015年发公函阻拦出版《大国空巢》、2016年发文件“管控负面信息”而将我封杀），在2018年晋升为国家卫建委副主任，担任2020年人口普查领导小组的副组长（是领导小组中唯一的人口学家）。为了让全面二孩政策“符合预期”，在《中国卫生和计划生育统计年鉴》（于学军是编委会副主任）中公布全国、山东、浙江的活产数从2015年的1454万、105万、42万增加到2016年的1847万、164万、73万。2019年十九届四中全会之所以没有继续调整人口政策，是因为“以‘全面两孩’为基准的生育政策的提振作用还有待于进一步释放”[9]。如果真有如此高的出生高峰，那么妊娠并发症的患者将暴增（有很多高龄产妇），婴儿相关产品的销量和股票也会暴涨；但是在全国、山东、浙江都没有出现。2016年抽样调查显示总和生育率只有1.24，意味着实际实际只出生1200万。

翟振武成为中国人口学会会长，又成为2020年人口普查专家组成员，还成为国家监察委的特约监察员，不但参与普查，还监察普查结果。

### 2、这次普查是核实户籍身份证，理论上可以减少重复。但是问题是，户籍人口水分比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还多。由于与户籍挂钩的个人权利有20多项[10]，人们有获取多户口的强大动力，出现很多“房妹”、“房姐”。公安部门内部人士说获取假户口并不难[11]，比如河南中牟县公安局刁家派出所在2010年到2011年这一年就办出了1980个空户口[12]。

我估算2000-2019年实际只增加了约4000万人；国家统计局公布2001-2019年出生30845万人，死亡17582万，增加13262万人；但是户籍数据却显示，2001-2019年增加了17366万人，即便对照统计局的数据，也有4104万户籍人口并非是“生”出来的。国家卫建委公布2018年只活产1362万（我估算实际只出生1000万左右，人口开始负增长），但国家统计局公布出生1523万，增加了530万人；户籍公布增加了924万人。可见，户籍数据的增长取决于造假和打假的博弈，而与真实人口变化没有太多关系。

近年翟振武一直在找“证据”论证生育率在1.6以上，他根据2015年户籍数据推算2008-2013年的总和生育率平均为1.61[13]。其实户籍中水分最多的就是低龄组，因为2010年之后，放宽了低龄组上户限制[14]，导致低龄组水分暴涨，比如2010年户籍的2-5岁只有4890万人，与《中国卫生统计年鉴》的2005-2008年出生4900万一致；但是2015年户籍7-10岁飙升到6473万人！根据户籍校正生育率必然虚高。翟振武用户籍“论证”生育率在1.6以上，严重误导了2020年人口普查，但是翟振武的论文竟然在2020年获得教育部科研成果二等奖[15]。

户籍人口在2019年就达到了14.1039亿，比国家统计局公布的14.0050亿还多。也就是说2020年有至少14.1亿个合法的身份证，尤其低龄组（2000年之后出生）有多个身份证的比例高。2020年人口普查公布总人口为141178万人，与户籍数据完全一致。

### 3、普查员收入与普查人数挂钩。

根据官方的《中国新闻周刊》2011年的报道[16]，一些普查员不入户普查，而是照抄派出所的户籍数据。这次也存在同样的现象，普查员不用入户调查一举多得：节省时间、增加收入（户籍人口水分更多）、降低新冠疫情感染风险。

### 4、地方政府期待更多人口。
中国的财政体系使得很多地方政府高度依赖上级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增加人口可以获得更多的财政转移支付，更多的教育和医疗经费、扶贫款等，并在争取铁路、高速公路立项等方面增加筹码。一些地府政府需要足够的人口保持现有的行政编制，满足撤县设市的人口要求。这在2000年、2010年普查就曾发生过。

### 5、人口学家和统计官员希望数据连续，并参与普查数据修正。

他们过去的所有研究都是立足于官方的人口数据，如果数据缩水，意味着他们毕生的研究毫无价值，甚至是负价值（阻碍政策调整，误导其他各项政策）。他们本能的希望数据保持联系。而2000年、2010年两次普查出问题主要都出在普查后的数据修正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人口学家和统计局官员有很大的话语权。

### 6、联合国人口基金长期虚夸中国人口，并深度影响人口政策。

国际上有强大的力量要控制人口（尤其是发展国家人口）。1974年联合国人口基金曾资助印度4000万美元用于计划生育。1976年英迪拉·甘地总理开始进行强制性的计划生育，结果遭到广大选民的强烈反对，在1977年1月提前举行的大选中，英迪拉·甘地遭到惨败，黯然下台。此后，历届政府都不敢轻易再碰这个敏感的问题，以免重蹈英迪拉.甘地的覆辙。于是联合国人口基金将重点转向中国。1979年中国刚打开国门，联合国人口基金就资助中国5000万美元（累计两亿多美元）“帮”中国建立计划生育体系和人口学体系（目前主流人口学家都是联合国人口基金培训的）。要知道1950-1980年中国平均外汇储备只有1.47亿美元。5000万美元对中国是天文数字。

1994年，联合国第五届世界人口大会在开罗举行。中国国务委员兼国家计生委主任彭珮云率团出席了会议。会议通过了《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行动纲领》，179个国家（包括中国）签署并承诺遵守这个行动纲领：“放弃人口控制” 、“反对强迫和暴力，反对奖惩，反对指标或配额”。根据这份纲领，中国应该停止计划生育。但是该纲领对中国秘而不宣，中文是联合国有6种官方语言之一，但是在联合国人口基金的网站上专门关于《国际人口与发展行动纲领》的专门网页，却独独没有中文版，我曾多次揭露[17]，直到2020年联合国的网站才贴出中文版[18]。

普查、小普查显示2000年、2010年、2015年的总和生育率只有1.22、1.18、1.05，但联合国人口基金篡改为1.8、1.63、1.60，而原国家计生委主任张维庆说中国的生育率是参考联合国的[19]。联合国人口基金深度介入了中国历次普查，并误导了2000年、2010年普查。比如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08年版》就预测中国2010年人口达13.54亿，中国后面公布13.397亿以尽量接近联合国的预测。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9年版》预测中国人口在2020年达14.39亿，又误导了中国2020年普查。

### 7、中国政府两难：人口数据可能会因引发政治地震；人口数据不缩水，将误导今后的人口政策，并且将导致社会、经济、政治、教育、科技、文化、国防、外交等各项决策继续建立在错误的人口数据上。

## 三、2020年实际人口应该不到12.8亿，已经在负增长

我在2020年11月初在《社会科学论坛》发表了《2020年人口普查仿真分析》（https://blog.dwnews.com/post-1392904.html），认为2020年的实际人口不到12.8亿。

人口普查和小普查显示2000年、2010年、2015年的总和生育率只有1.22、1.18、1.05，但是被国家计生委修改为1.8、1.63、1.60。除壮族外的中国54个少数民族实行宽松的生育政策，2000年、2010年的总和生育率只有1.66、1.47；44个非穆斯林民族只有1.64、1.41；10个穆斯林民族也只有1.73、1.63。17个人口上百万的少数民族的总和生育率与健康水平（出生时预期寿命）、教育水平（妇女毛入学率等）、城市化水平直线相关。


而汉族的社会发展水平高于少数民族。用是17个少数民族的拟合公式推算，如果全国实行与少数民族同样的人口政策，2000年、2010年、2015年、2020年的总和生育率也只会有1.34、1.25、1.06、0.94，那么2020年的总人口也只有12.8亿。2010年连10个穆斯林民族的总和生育率只有1.63了，全国2006-2020年的平均总和生育率怎么可能有1.6以上？2020年普查掺水了1.3亿以上人口，各年龄组都有水分，但主要是掺在0-14岁低龄组，因为高龄组如果灌水太多可以通过其他人口数据可以找出破绽，而低龄组却很难查证，需要很多年（比如10年后、20年后的普查）才能查出，而造假者早已经溜之大吉了。


中国所有的人都可以合法生一个孩子，一孩次生育率不存在漏报。根据台湾、韩国、日本等地区的情况看，随着社会发展水平（医疗、教育、城镇化）、离婚率的提高、结婚率的下降，一孩次生育率自发下降。根据人口普查，1989年、2000年、2010年、2015年中国的一孩次生育率只有1.0、0.87、0.73、0.56，而2010年后中国的社会发展水平在快速提高。比如预期寿命从2010年的74.8岁提高到2015年的 76.3岁、2020年的 77.6岁。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2010年的26.5% 提高到2015年的 40.0%、2020年的 54.4%。城镇化率从2010年的50%提高到2015年的56%、2020年的61% 。离婚率从2010年的2.0‰提高到2015年的2.8‰、2019年的3.4‰，结婚率从2013年的9.9‰下降到2019年的6.6‰。这些意味着2020年的一孩次生育率只有0.50或更低。

2020年台湾地区、韩国的总和生育率为0.99、0.84，一孩次生育率为0.50、0.48。中国大陆几十年的计划生育改变了人们的生育观念，目前生育意愿比台湾、韩国要低，离婚率是台湾、韩国的1.5倍，避孕率和妇女的劳动参与率都比台湾、韩国要高。根据台湾、韩国的情况判断，2020年中国大陆的一孩次生育率最多能有0.50。2020年中国的一孩次生育率大约会占总和生育率的46-50%，那么总和生育率只能有0.9-1.0，难以超过1.1（出生1000万）。但是2020年普查公布出生1200万，总和生育率约为1.25，一孩次生育率约为0.59，这是不可信的！

台湾、韩国、日本的出生数都是随着初婚结婚数（尤其是20-24岁结婚数）的减少而直线下降。中国的初婚数从2013年的2386万减少到2019年的1399万，20-24岁结婚数从2011年的953万锐减到2019年的365万，意味着2020年的出生数会远少于2010年、2015年。如此少的结婚数，却“收获”了如此高的出生数，匪夷所思！

中国的人口统计乱局从2019年的重庆可见一斑。重庆卫建委是唯一公布月度活产数的省市，公布2019年1-5月月均活产14311人，为了让上半年符合预期，公布6月活产66862人（活产是实时上报，不存在数月后补报）。7、8月又只16497、 10939人。《华尔街日报》曾报道重庆6月的活产怪象[20]。据1-5月、7、8月，推算2019年重庆只出生17.0万人；2016-2018年重庆活产占全国1.88%，那么全国2019年应只出生903万人。但是国家卫计委公布2019年活产了1455万人（重庆28.4万人），国家统计局公布2019年出生1465万人（重庆32.6万人）。2020年重庆也不再公布月度活产数了。

结论：2020年实际总人口难以超过12.8亿。实际出生数应低于1000万，依照年龄别死亡率推算，2020年应该死亡1060万左右，总人口负增长。

https://blog.dwnews.com/post-142733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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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5-11 19:38
https://blog.dwnews.com/post-142733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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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00年、2010年人口普查就存在问题

1982年、1990年没有电脑，仍然在普查三个多月就公布了主要数据，并且普查结果被公认是非常准确。

统计局公布1999年总人口为12.59亿，预计2000年为12.70亿。但是2000年普查汇总人数远低于预期，经过复查、补漏，才凑成12.4亿；又“额外”增加2072万[1]，公布为12.658亿，才勉强与过去的数据衔接[2]。但年龄结构却矛盾重重，比如普查表0-9岁只有15913万人（1991-2000年出生16424万人），那么2000年总人口=1990年人口+出生-死亡-净移出=114333万+16424万-7923万-116万=122718万人。

2010年普查实行“见人就登”、“见户口信息就登” ，“区不漏房”、“房不漏户”、“户不漏人” ，并给各地“参考数”，要求符合预期。这种设计有利于重报，但是汇总数仍低于预期，最后经过数据调整，公布为133972万人。比如福建省汇总人数只有3329万[3]，但最后却公报为3689万，比汇总数多了10.8%。即便依照2010年普查，0-19岁也只32274万人（有水分），意味着1991-2010年只出生33201万，那么2010年总人口=1990年人口+出生-死亡-净移出=114333万+33201万-16701万-531万=130302万人。

2020年11月1日开始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由于采纳电子设备采集数据，用大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理应在两三个月之内就公布普查数据。国家统计局发言人在3月15日预告4月初公布，但是却失言了。到4月底都没有公布，意味着违背了 2020年6月29日国务院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下发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方案》（国统字〔2020〕73号），作为普查方案的内容之一，是要求在2021年4月公布普查数据。现在是在5月11日才公布，意味着这次普查陷入“程序危机”，普查质量也就大打折扣。

这次普查之所以推迟公布，是因为现在官方人口存在上亿水分（比2000年、2010年普查要多得多），为了如2000年、2010年普查那样让人口数据“符合预期”，让数据之间保持逻辑自洽，难度很大，因此耗费了半年多时间。既然人口数据要与过去的相吻合，那么耗费巨大的人口普查就毫无意义！

二、2020年人口普查质量最差

中国的人口普查的质量是一次比一次差，尤其是2020年普查质量最差。原因如下：

1、执行者多是统计局、原计生委、人口学会原班人员，他们会本能地要让人口数据保持连续，否则面临被追责。

比如2010年人口普查时国家计生委的司长于学军是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翟振武是普查组的9位专家组的成员之一。2010年普查显示总和生育率只有1.18，但是被国家计生委和翟振武修改为1.63，然后在2011年4月26日于学军、翟振武给政治局上课，建议有“稳定低生育水平”。利益集团为了部门的利益，篡改数据，忽悠最高层和民众，如果在发达国家，将引发不亚于水门事件的政治地震。但是于学军和翟振武却一步步高升。

国家统计局主要是参考前些年的小学招生数调高出生人数，公布1991-2013年出生了43040万人，与1997-2020年43874万一年级新生（6岁上小学）一致，因为翟振武等人认为“教育统计数据是比较纯净、真实、可靠的”[4][5]。

其实教育数据存在巨量水分，因为义务教育经费是由中央和地方按比例分担，西部地区为8:2，中部地区为6：4[6]，教育机构和地方政府有强大的动力虚报学生数。比如，2012年1月7日中央电视台报道，安徽省界首市上报国家报表的小学生51586人，而实际只36234人，虚报42%，套取经费1063万元[7]。2012年6月4日《中国青年报》报道，湖北省阳新县两所中学上报学生5266人、3000人，实际只2147人、700人；已被裁撤了4年多的学校，仍在获得教育拨款[8]。湖南邵阳县2008-2012年小学招生71522人，但是 2013年电子学籍2-6年级只51253人，意味着以前招生数虚报40%。

全国也如此，统计局公布1998-2003年年均出生1749万人，2004-2009年小学一年级年均招生1703万人。但是2010年户籍7-12岁每岁平均只有1397万人；2012-2017年初三学生数年均只1439万人，由于初中毛入学率为104%，意味着14岁年均只1384万人（仍有水分）。

国家统计局参考教育数据而公布2006-2020年出生了23888万人（这是有巨量水分的），由于死亡，到2020年的0-14岁人口将为23629万人。但是2020年普查的0-14岁人口竟然高达25338万人，平均每岁1689万，意味着2006-2020年的平均总和生育率超过1.6；2020年出生1200万，总和生育率约有1.25。

台湾、韩国的社会发展水平只超前中国大陆十多年，在鼓励生育的情况下，2001-2020年平均生育率只有1.1， 2020年只有0.99、0.84。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不但没有降低生育率，反而起到了提升生育率？

翟振武在2014年预测如果实行全面二孩，生育率将达到4.5，每年要出生4995万人，吓得国家领导人不敢实行全面二孩政策。2015年单独二孩破产后，翟振武和王培安在《实施全面两孩政策人口变动测算研究》一书中建议2016年实行全面二孩，预测总和生育率虽然达不到以前所预测的4.5，但仍将在2018年达2.09的峰值（出生 2189万人）。但是即便依照国家卫建委夸张的数据，2018年也只出生1362万（实际应该只出生1000万左右），没有2189万，更没有4995万。

于学军在2013年晋升为国家卫计委办公厅主任（2015年发公函阻拦出版《大国空巢》、2016年发文件“管控负面信息”而将我封杀），在2018年晋升为国家卫建委副主任，担任2020年人口普查领导小组的副组长（是领导小组中唯一的人口学家）。为了让全面二孩政策“符合预期”，在《中国卫生和计划生育统计年鉴》（于学军是编委会副主任）中公布全国、山东、浙江的活产数从2015年的1454万、105万、42万增加到2016年的1847万、164万、73万。2019年十九届四中全会之所以没有继续调整人口政策，是因为“以‘全面两孩’为基准的生育政策的提振作用还有待于进一步释放”[9]。如果真有如此高的出生高峰，那么妊娠并发症的患者将暴增（有很多高龄产妇），婴儿相关产品的销量和股票也会暴涨；但是在全国、山东、浙江都没有出现。2016年抽样调查显示总和生育率只有1.24，意味着实际实际只出生1200万。

翟振武成为中国人口学会会长，又成为2020年人口普查专家组成员，还成为国家监察委的特约监察员，不但参与普查，还监察普查结果。

2、这次普查是核实户籍身份证，理论上可以减少重复。但是问题是，户籍人口水分比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还多。由于与户籍挂钩的个人权利有20多项[10]，人们有获取多户口的强大动力，出现很多“房妹”、“房姐”。公安部门内部人士说获取假户口并不难[11]，比如河南中牟县公安局刁家派出所在2010年到2011年这一年就办出了1980个空户口[12]。

我估算2000-2019年实际只增加了约4000万人；国家统计局公布2001-2019年出生30845万人，死亡17582万，增加13262万人；但是户籍数据却显示，2001-2019年增加了17366万人，即便对照统计局的数据，也有4104万户籍人口并非是“生”出来的。国家卫建委公布2018年只活产1362万（我估算实际只出生1000万左右，人口开始负增长），但国家统计局公布出生1523万，增加了530万人；户籍公布增加了924万人。可见，户籍数据的增长取决于造假和打假的博弈，而与真实人口变化没有太多关系。

近年翟振武一直在找“证据”论证生育率在1.6以上，他根据2015年户籍数据推算2008-2013年的总和生育率平均为1.61[13]。其实户籍中水分最多的就是低龄组，因为2010年之后，放宽了低龄组上户限制[14]，导致低龄组水分暴涨，比如2010年户籍的2-5岁只有4890万人，与《中国卫生统计年鉴》的2005-2008年出生4900万一致；但是2015年户籍7-10岁飙升到6473万人！根据户籍校正生育率必然虚高。翟振武用户籍“论证”生育率在1.6以上，严重误导了2020年人口普查，但是翟振武的论文竟然在2020年获得教育部科研成果二等奖[15]。

户籍人口在2019年就达到了14.1039亿，比国家统计局公布的14.0050亿还多。也就是说2020年有至少14.1亿个合法的身份证，尤其低龄组（2000年之后出生）有多个身份证的比例高。2020年人口普查公布总人口为141178万人，与户籍数据完全一致。

3、普查员收入与普查人数挂钩。根据官方的《中国新闻周刊》2011年的报道[16]，一些普查员不入户普查，而是照抄派出所的户籍数据。这次也存在同样的现象，普查员不用入户调查一举多得：节省时间、增加收入（户籍人口水分更多）、降低新冠疫情感染风险。

4、地方政府期待更多人口。中国的财政体系使得很多地方政府高度依赖上级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增加人口可以获得更多的财政转移支付，更多的教育和医疗经费、扶贫款等，并在争取铁路、高速公路立项等方面增加筹码。一些地府政府需要足够的人口保持现有的行政编制，满足撤县设市的人口要求。这在2000年、2010年普查就曾发生过。

5、人口学家和统计官员希望数据连续，并参与普查数据修正。他们过去的所有研究都是立足于官方的人口数据，如果数据缩水，意味着他们毕生的研究毫无价值，甚至是负价值（阻碍政策调整，误导其他各项政策）。他们本能的希望数据保持联系。而2000年、2010年两次普查出问题主要都出在普查后的数据修正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人口学家和统计局官员有很大的话语权。

6、联合国人口基金长期虚夸中国人口，并深度影响人口政策。国际上有强大的力量要控制人口（尤其是发展国家人口）。1974年联合国人口基金曾资助印度4000万美元用于计划生育。1976年英迪拉·甘地总理开始进行强制性的计划生育，结果遭到广大选民的强烈反对，在1977年1月提前举行的大选中，英迪拉·甘地遭到惨败，黯然下台。此后，历届政府都不敢轻易再碰这个敏感的问题，以免重蹈英迪拉.甘地的覆辙。于是联合国人口基金将重点转向中国。1979年中国刚打开国门，联合国人口基金就资助中国5000万美元（累计两亿多美元）“帮”中国建立计划生育体系和人口学体系（目前主流人口学家都是联合国人口基金培训的）。要知道1950-1980年中国平均外汇储备只有1.47亿美元。5000万美元对中国是天文数字。

1994年，联合国第五届世界人口大会在开罗举行。中国国务委员兼国家计生委主任彭珮云率团出席了会议。会议通过了《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行动纲领》，179个国家（包括中国）签署并承诺遵守这个行动纲领：“放弃人口控制” 、“反对强迫和暴力，反对奖惩，反对指标或配额”。根据这份纲领，中国应该停止计划生育。但是该纲领对中国秘而不宣，中文是联合国有6种官方语言之一，但是在联合国人口基金的网站上专门关于《国际人口与发展行动纲领》的专门网页，却独独没有中文版，我曾多次揭露[17]，直到2020年联合国的网站才贴出中文版[18]。

普查、小普查显示2000年、2010年、2015年的总和生育率只有1.22、1.18、1.05，但联合国人口基金篡改为1.8、1.63、1.60，而原国家计生委主任张维庆说中国的生育率是参考联合国的[19]。联合国人口基金深度介入了中国历次普查，并误导了2000年、2010年普查。比如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08年版》就预测中国2010年人口达13.54亿，中国后面公布13.397亿以尽量接近联合国的预测。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9年版》预测中国人口在2020年达14.39亿，又误导了中国2020年普查。

7、中国政府两难：人口数据可能会因引发政治地震；人口数据不缩水，将误导今后的人口政策，并且将导致社会、经济、政治、教育、科技、文化、国防、外交等各项决策继续建立在错误的人口数据上。

三、2020年实际人口应该不到12.8亿，已经在负增长

我在2020年11月初在《社会科学论坛》发表了《2020年人口普查仿真分析》（https://blog.dwnews.com/post-1392904.html），认为2020年的实际人口不到12.8亿。

人口普查和小普查显示2000年、2010年、2015年的总和生育率只有1.22、1.18、1.05，但是被国家计生委修改为1.8、1.63、1.60。除壮族外的中国54个少数民族实行宽松的生育政策，2000年、2010年的总和生育率只有1.66、1.47；44个非穆斯林民族只有1.64、1.41；10个穆斯林民族也只有1.73、1.63。17个人口上百万的少数民族的总和生育率与健康水平（出生时预期寿命）、教育水平（妇女毛入学率等）、城市化水平直线相关。

而汉族的社会发展水平高于少数民族。用是17个少数民族的拟合公式推算，如果全国实行与少数民族同样的人口政策，2000年、2010年、2015年、2020年的总和生育率也只会有1.34、1.25、1.06、0.94，那么2020年的总人口也只有12.8亿。2010年连10个穆斯林民族的总和生育率只有1.63了，全国2006-2020年的平均总和生育率怎么可能有1.6以上？2020年普查掺水了1.3亿以上人口，各年龄组都有水分，但主要是掺在0-14岁低龄组，因为高龄组如果灌水太多可以通过其他人口数据可以找出破绽，而低龄组却很难查证，需要很多年（比如10年后、20年后的普查）才能查出，而造假者早已经溜之大吉了。

中国所有的人都可以合法生一个孩子，一孩次生育率不存在漏报。根据台湾、韩国、日本等地区的情况看，随着社会发展水平（医疗、教育、城镇化）、离婚率的提高、结婚率的下降，一孩次生育率自发下降。根据人口普查，1989年、2000年、2010年、2015年中国的一孩次生育率只有1.0、0.87、0.73、0.56，而2010年后中国的社会发展水平在快速提高。比如预期寿命从2010年的74.8岁提高到2015年的 76.3岁、2020年的 77.6岁。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2010年的26.5% 提高到2015年的 40.0%、2020年的 54.4%。城镇化率从2010年的50%提高到2015年的56%、2020年的61% 。离婚率从2010年的2.0‰提高到2015年的2.8‰、2019年的3.4‰，结婚率从2013年的9.9‰下降到2019年的6.6‰。这些意味着2020年的一孩次生育率只有0.50或更低。

2020年台湾地区、韩国的总和生育率为0.99、0.84，一孩次生育率为0.50、0.48。中国大陆几十年的计划生育改变了人们的生育观念，目前生育意愿比台湾、韩国要低，离婚率是台湾、韩国的1.5倍，避孕率和妇女的劳动参与率都比台湾、韩国要高。根据台湾、韩国的情况判断，2020年中国大陆的一孩次生育率最多能有0.50。2020年中国的一孩次生育率大约会占总和生育率的46-50%，那么总和生育率只能有0.9-1.0，难以超过1.1（出生1000万）。但是2020年普查公布出生1200万，总和生育率约为1.25，一孩次生育率约为0.59，这是不可信的！

台湾、韩国、日本的出生数都是随着初婚结婚数（尤其是20-24岁结婚数）的减少而直线下降。中国的初婚数从2013年的2386万减少到2019年的1399万，20-24岁结婚数从2011年的953万锐减到2019年的365万，意味着2020年的出生数会远少于2010年、2015年。如此少的结婚数，却“收获”了如此高的出生数，匪夷所思！

中国的人口统计乱局从2019年的重庆可见一斑。重庆卫建委是唯一公布月度活产数的省市，公布2019年1-5月月均活产14311人，为了让上半年符合预期，公布6月活产66862人（活产是实时上报，不存在数月后补报）。7、8月又只16497、 10939人。《华尔街日报》曾报道重庆6月的活产怪象[20]。据1-5月、7、8月，推算2019年重庆只出生17.0万人；2016-2018年重庆活产占全国1.88%，那么全国2019年应只出生903万人。但是国家卫计委公布2019年活产了1455万人（重庆28.4万人），国家统计局公布2019年出生1465万人（重庆32.6万人）。2020年重庆也不再公布月度活产数了。

结论：2020年实际总人口难以超过12.8亿。实际出生数应低于1000万，依照年龄别死亡率推算，2020年应该死亡1060万左右，总人口负增长。

[1]《二胎的官方路线图》，《中国新闻周刊》，2011年09月22日。 http://news.sina.com.cn/c/sd/2011-09-22/165923200676_2.shtml, http://news.sohu.com/20110922/n320230659.shtml

[2]梁中堂：《人口普查数据不容“推算”》，《瞭望》，2010年7月19日

[3]福建省人口普查办公室：《内部明电：福建省人口普查办公室关于切实做好人口普查现场登记工作的紧急通知》，闽人普办发明电 201011号。

[4]翟振武，陈卫：《 1990年代中国生育水平研究》，《人口研究》2007年第1期。

[5]崔红艳，张为民：《对2000年人口普查准确性的估计》，《人口研究》2003年第4期。

[6]国务院：《国务院关于深化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的通知-国发〔2005〕43号》，发布日期： 2008年03月28日，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08-03/28/content_5545.htm

[7]《学籍注水为哪般》，中央电视台，2012年1月7日， http://news.cntv.cn/china/20120107/118033.shtml

[8]徐霄桐，王帝：<农村义务教育补助资金疑被“吃空饷”>，《 中国青年报 》， 2012年06月04日03 版， http://zqb.cyol.com/html/2012-06/04/nw.D110000zgqnb_20120604_4-03.htm

[9]吴斌：《“全面两孩”提振作用仍待进一步释放》，《南方都市报》，2019年11月10日， http://epaper.oeeee.com/epaper/A/html/2019-11/10/content_46667.htm

[10]王石川：《“房姐”为何要那么多户口》，人民网（来源：人民日报）， 2013年01月23日，http://opinion.people.com.cn/n/2013/0123/c1003-20291622.html

[11]《内部人士：办理假户口不难 公安局长签字就能办》，《北京晨报》，2014年2月25日， https://china.huanqiu.com/article/9CaKrnJEnlY

[12]《“房妹”是怎样“炼成”的？》，新华网，2013年01月10日，http://news.xinhuanet.com/local/2013-01/10/c_114324222.htm

[13]翟振武，陈佳鞠，李龙：《现阶段中国的总和生育率究竟是多少?——来自户籍登记数据的新证据》，《人口研究》2015年第6期。http://www.cssn.cn/shx/201603/t20160307_2900420.shtml

[14]高皓亮、张卉，《多地实行新生儿落户新政 或将终结“黑户”历史》，人民网（来源：新华网），2014年05月05日，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4/0505/c1001-24977620.html。周斌，《落户无障碍“黑人黑户”应成历史》，《法制日报》， 2016年6月16日。

[15]《第八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http://www.moe.gov.cn/srcsite/A13/moe_2557/moe_2558/202012/W020201217406187677477.pdf

[16]《透析中国二胎官方路线图 只能“两害相权取其轻”》，《中国新闻周刊》，2011年09月27日，　https://www.chinanews.com/gn/2011/09-27/3356823.shtml

[17]易富贤：《联合国人口基金与中国的计划生育》，《社会科学论坛》，2018年第4期，https://hebsky.org.cn/sklt/2314.jhtml

[18]“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Programme of Action”，UNFPA, https://www.unfpa.org/publications/international-conference-population-and-development-programme-action

[19]《人口计生委主任张维庆谈稳定低生育水平》，中国政府网，2006年3月21日，http://www.gov.cn/zwhd/ft/rkwt/wzdxgd.htm

[20]Liyan Qi and Fanfan Wang, “China Left One-Child Policy Behind, but It Still Struggles With a Falling Birth Rate,” Wall Street Journal, Oct 31, 2019, https://www.wsj.com/articles/china-left-one-child-policy-behind-but-still-struggles-with-a-falling-birth-rate-11572519602

@ramessu 順其自然吧，女人在生娃養娃上面要遭受危險和痛苦，要付出大量精力，自然更有決定權。
另一個，個人會受環境影響，但環境又不是決定因素，我們這些洗腦失敗品就是證明。有我們這樣正常的父母，對孩子的成長肯定會有所幫助，我們的人生也並非完全由環境決定，也並非全是痛苦沒有快樂，那對孩子也是一樣。

@meina 歪脑被墙了，全文记录到这里

https://www.wainao.me/wainao-reads/ZhangJiePing-China-media-09092020

一个独裁者，要对付一个有影响力的异议者，最有效的办法是什么？

干掉他？不。突然消失只会令他影响力更大。死亡引发的集体哀悼，常是言论转化为政治行动的开始。对独裁者来说，一个异议者的处境无关紧要，真正要紧的，是那些相信他的人——怎样重新掌控他们的心，才是重点。

怎样减弱、消除异议者对群众的影响力？隔离。竞争。抹黑。不消灭他，但限缩他发挥影响、及为自己辩驳的能力。派十个人与他竞争，分薄支持者注意力，并争夺粉丝。寻找弱点、痛脚，想办法抹黑他，破坏群众对他的信任。至此，异议者肉身仍在，甚至仍发声，但人们已听不见他，即使听见，也不再相信他。他就不再是威胁。

对极权政府的观察者来说，以上过程并不陌生。也许你们还能想起好些名字——多年来一度在民间叱咤风云的异议者，那些反贼头目，他们都去哪儿了？

在极权国家，最具威胁力的异议者，不是任何个人，而是真相。

上述推演，是独裁者对付异议者的方式，也是极权政府压制真相的方式。

不过，真相无处不在，并不只封锁一个人、一支笔就可以简单隔离或抹黑。所以在过去，对付“真相”不像对付单独几个“异见者”这么容易。传统舆论管控模式，以阻截真相传播为主要方式——通报禁令、删文删帖，是最常见的。但这种操作，在大范围灭声同时，也会在特定圈层，令事件因禁令反而引发更多关注、更急速传播。到今天，有了以大数据为基础的演算法能力，得到信息技术加持的极权政府，有了比以往更大的能力，去精细化控制言论、压制真相。

所谓精细化的信息统治术，指的究竟是什么？如何逐步发生？

我想起自己在中国舆论环境遇到的三个事例，或能折射这种细致变迁。

第一件事，是2008年前后，中国传媒界出现的一支特殊力量：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它前身是官媒“人民网”创办的杂志，叫《政策信息》，后改名《网络舆情》。杂志封面一句话，清晰陈述它的立场：“帮领导干部读网”。主编祝华新，是有丰富官方媒体经验的传播学者，后来舆情监测室的副主任。

当时，一边，是中国互联网使用者总人数达2.5亿，是世界网民规模首位；另一边，是web2.0潮流方兴未艾，社交网络初兴，互联网去精英化、释放了“人人可以言说”的能量，也带来信息爆炸、热点放大、公共事件短时间快速汇集民意、形成群体事件的现象。站在公民社会的立场，人们视之为莫大机会，可通过网络参与，引导重要事件公共议程的设定，“围观改变中国”，挟民意以倒逼政府改变。站在管治者角度，他们体会到官方声音在社交网络的迅速式微，没人要看那些官式语言，政府成了嘲笑对象，擅长“用常识说人话”的市场化媒体、辛辣有趣的公共知识分子，成了网络公共舆论场的明星。

这种情形下，管治者意识到危机，确定官方要积极介入互联网舆论场的方向。致力“帮领导干部读网”的人民网舆情监测室，成了重要的，给各级官方机构提供舆情分析服务、舆情解决方案的官方智库。

有趣的是，他们的舆情监测报告，数据资料丰富，主体内容也向社会公开，尽管出发点是“帮助官方掌握舆论，并研究怎么疏导舆论”，但《南方周末》等不少自由主义立场的市场化媒体，甚至会给他们“年度致敬”的新闻奖项。

2011年7月，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副主任祝华新提出一个重要说法：“打通两个舆论场”。意思是，官方声音在社交网络不断被边缘化，已形成官方、民间两个舆论场，这是管治者无法忍受的，因而须“打通两个舆论场”。

怎么打通？具体的措施，在之后几年间，大家看到了迅疾的展演。

北京成立了中央级别、习近平亲自领导的“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2014年2月第一次会议，就提出“要使网络空间清朗起来”。随即的清网行动，以卖淫嫖娼、偷税漏税、造谣诽谤等罪名，抓捕一批微博最活跃的大V，薛蛮子是著名一例。杀鸡儆猴效果明显，《2014年中国网络舆论生态环境分析报告》指，这一年，微博大V整体发博量少了四成。微博的公共舆论生态，开始朝娱乐、明星化方向转变，公共事件、公共知识分子，渐不再是热门话题。

同年8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提出，要“着力打造一批形态多样、手段先进、具有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建成几家拥有强大实力和传播力、公信力、影响力的新型媒体集团。”包括澎湃新闻，诸多颇受欢迎的官方新媒体集团，“学习小组”“侠客岛”这样用新鲜语言的时政公号，都在这一阶段出现。

对民间舆论场杀鸡儆猴，对官方舆论场着力培养。两个舆论场这样慢慢“打通”。

令我具体意识到这一变化的，是另一件不起眼的事。

2012年7月，北京一场暴雨，夺走79条人命。尽管暴雨数十年罕见，但中心大城市竟多人溺死，基础设施弊病一时令舆论震惊，议论纷纷。北京市府也大为紧张。雨后，许多媒体前往调查，其中《南方周末》寻访到所有死者家属，用八个版面制作《你的名字，你的故事》，写出可确认的每个死者名单、个人故事，预计头七面市。

当时，官方并未公布死亡名单。面市前一天，报纸送印路上，接到官方禁令，八个版面从印刷厂被拦住，强行撤下。次日一早，市民收到的报纸，从头版开始，调查报导消失不见，连续几个版面由广告匆匆填塞。

这本是个寻常的审查、撤稿故事。但这时已是微博年代，八个版面制作完成时，头版编辑已拍照，发在自己颇有人气的帐户上。而后，深夜收禁令，撤稿，版面打红叉，换广告，全程也有编辑在微博直播，引起群情激愤。荒诞过程被曝光，禁令效果大打折扣。

故事并未到此为止。撤稿当晚，我例行看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被画面里黑衣的主播吸引注意力：国家电视台突然插播特别新闻，由主播以肃穆表情，一个一个，念出死者名单和简要介绍。

央视报导引发空前好评，许多人视之为政府机制透明、官媒人性化的进步。而《南方周末》被画红叉的版面只在微博小圈子流传，毕竟影响有限。

这一刻我突然意识到，游戏规则变了：以前封杀真相——“你闭嘴”，现在是“你闭嘴，然后抢过你的话，我来说。”

如果说信息管制1.0时代，是以监管、消灭特定信息和源头为第一目标 —— 控制说真话的人，真相就不会流出去；那信息管制2.0时代，则是回到官方媒体自身，大量制造新式宣传故事，抢夺粉丝，积累群众认同。

2015年，祝华新说“打通两个舆论场”的三年后，看微信公号、微博影响力排名，效果已明显：人民日报、人民网、环球时报等官媒，在大量聘用年轻人，经营青春化网络语言后，成了新的最具影响力网红，粉丝量数一数二。以前的市场化媒体，在悬殊的资源战中，影响力跌出前十、前二十，飞速边缘化。

官方舆论几年调整步伐，重新夺回主流，并借由信息技术加持，比传统媒体时代，影响力更为深远。

也是这时开始，我见识了第三个故事，信息管制3.0时代的故事。

2014年，香港爆发以争取《基本法》所承诺的民主普选为目标的“占领中环”行动，演变成79天的雨伞运动。运动以和平、理性、非暴力著称，有理有据有节，无数感人新闻画面，触动全球观众，包括身在大陆的人。这也引发大陆管治者极大的紧张忧虑。

为避免“和平占领争取民主”形象深入人心，防止民心思变，处理香港新闻时，中国信息策略不再仅是封锁真相、也不再是宣传己方，而更进一步，以“污染”为主导：大量制造谎言，搅浑水，放大运动瑕疵，污名化“争普选”为“谋港独”，污名化“和平游行”为“香港文革”、“颜色革命”，将民主诉求污名化为“经济不行了，优越感下降”的利益动机，放大中港矛盾，煽动中港之间的愤恨情绪。

当时一位资深官方媒体工作者告诉我，这是1989年六四事件以来，他见过最大规模的一次、由官方媒体不遗余力策动的信息污染。污染效果很成功：大量制造假话，真话就听不见了，就算听见了，也没人相信。

2014年后，中国普通人相信：香港人现在经济实力不如中国，心态不平衡了，开始闹腾，要独立，要英美势力支持，以为独立可以解决问题，不仅可恶，而且可怜、可悲。香港普通人，则远望大陆媒体歪曲自己和平单纯的示威行动，觉得心寒愤怒，面对抽象的“中国”罅隙日深，越来越不愿区分当权者与民众、政府与文化。在情绪对立中，真相就算未被全面封杀，也举步维艰。

2014年我们见过的这套信息管制3.0模式，在2019年香港更大规模，也更大破坏性、颠覆性的激烈抗议运动时，发挥得登峰造极。“污染”已升级为资讯战，我们面对的，是一个舆论机器武器化、资讯战开幕的年代。

此前信息统治术精细迭代、升级的十年铺垫，逐渐收编的舆论环境，为资讯战打造了绝佳孵化器。

资讯战的目标，从不是抹黑单一对象，更是让你什么都不信，进而分化、极化社会，掀动仇恨与敌意，令民主失去基础。资讯战的武器，不是禁令、不是谎言、不是给审查加持的人工智能等技术，而是相信了谎言、被它调起愤怒或厌倦情绪的我们每一个人。资讯战的武器，就是失去了自觉的我们。

回到开头的问题，一个独裁者，要对付一个有影响力的异议者，最有效的办法是什么？就是让我们在纷扰信息中，失去诚实自主的判断，进而失去对价值的信任。一切统治术都建基于此，动摇一切的种子，同样深埋于此。

@shannonwu 日，此文章因違規無法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