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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我进去喝大茶，出来之后在纽约学法律的朋友给我打电话简单关心了一下我的政治问题，当时她马上毕业了，我问她毕业之后准备在纽约发展吗？她说准备回国，某大学教法律去。我拼了老命以身作则劝她不要回，不听的。
刚刚微信跟我打语音，说不敢发文字，她回国在大学工作一年，被学生举报课堂上讲美国崇洋媚外，被辞退了。换了一个学校应聘，政治审查找到前任学校问情况，又被拒。现在人在外漂，说几个月没收入了，想找个留学机构看看有没有办法挣钱。
“再过几个月也许就有学校就不在乎我的政审问题了呢？二十大之后也许会好些呢？”
我不知道她哪里来的天真，像被捣烂的粪坑里一张从未被人使用过的洁白卫生纸。还在期待着一个用她的人。

有微博大V说“你要是敢跑去以色列供奉希特勒，能活着离开就够呛！”
不懂为什么每次试图合理化国内民族主义都要扯到别的民族。是太心虚必须抱团，还是你也发现国人的“民族感情”动不动就被“严重伤害”必须叠加别人的情绪才显得没那么玻璃心？

重点是，“在以色列供奉希特勒”就是你能想象到最人神共愤的民族暴行吗？那可太低估当地的反犹势力了，他们可是公然在耶路撒冷大屠杀纪念馆外喷上“感谢希特勒”的标语、在最高法院墙上灵魂拷问“为什么要阻止第一公民希特勒的伟大使命”、在犹太教堂涂上希特勒肖像、公然拍卖奥斯维辛的纹身工具真品...

是的，都是犹太人自己干的，而理由比封建迷信变态多了，比如不少极端正统派认为种族清洗是帮助自己民族去除淤血；哈雷迪派普遍不承认以色列立国的正当性；也有人觉得大屠杀让亡国2000年的以色列复国是祝福。而“希特勒”也不是什么禁用词，当地官员经常被冠上“希特勒”的骂名，你不敢骂你爹东条英机而已，在人家那儿可是稀松平常。

说这话的大V对以色列的认识大概就止于大屠杀了，这样也敢“挪用”别国感情去合理化自己的民族玻璃心，何止普信，简直是那么脆弱又那么自信。

#口述史，from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TITQPxdZFQ

我看到你的解说哭了，有想到我刚过世的外婆，那时我们家在苏南算是比较先进富裕的地方，但外婆姊妹6个她是老大，祖上家里没有田但是受地主照顾做了佃农头子，没想到政治就给划到了中农，虽然当时是安全阶层但一切社会福利也绝缘了，我外婆肯吃苦，太婆是个双腿残疾的聋哑人，只能让人喂，太公在我外婆18岁的时候的就过世了，家里要养6张嘴，没办法外婆小学4年级就出来干活（谁说毛泽东的中共不招童工的出来我打死他），做纺织厂女工，你能想象一个13岁的小女孩一天工作十二个小时还要花四个小时在路上走吗？其实那时还有很多像我外婆一样的，谢天谢地外婆碰到了她命里的贵人，一个从苏南行署下调到纺织厂的专员，看我外婆能干识字且会说话爱劳动，竟然给了提干资格和入党推荐（你能想象到吗，这些对当时的中农来说都是天大的恩赐），所以我外婆15岁预备党员，17岁入党，19岁升任车间主任，一家子生活正当有起色的时候，文革来了，那些在街上要饭的混子痞子和看外婆升官不爽的女工直接一张大字报说我外婆是勾结反毛走资派的下线（那个专员被打倒了），让我外婆胸前挂了个走资派的牌子跪在纺织厂门口一天一夜（这可能导致了我外婆晚年很严重的关节炎），不交代黑材料不准走，后来有个好心人（谢谢，真的，那个时代还感帮助过外婆的人，你们的良知就像是有珍对春生说活下去的时候那个黝黑吃人的巷子的明灯，照亮了无数受苦如我外婆的中国人的活下去的希望！）看我外婆不行了就让我外婆回去，说是“听取群众意见后再进一步处理”，那天外婆不知道怎么浑浑噩噩的走到家里闻到一股大小便失禁的味道才意识到一家老小都在家没管（当时连二姨婆婆都只有12岁，没有帮一家子的生活能力），我外婆进屋看到瘫在床上失禁的太婆，已经在旁边饿得说不出话的几个小姊妹，话还没说出口太婆第一句反问：你不是反革命吧？我外婆愣了下就开始哭，边哭边说自己不是反革命是走资派，太婆竟然也开始哭，说感谢毛主席（这就是那个社会最大的讽刺），让我们家不是反革命，逃过一劫，两个人真的是抱头痛哭……文革结束后我外婆时来运转做了纺织大厂的书记，后来改开以后没迈步子朝富的那一批狂奔，反到让另一帮混账东西挖了社会主义的墙角，空手套白狼把国家的厂子莫名的私有化掉了，但因为毕竟官位在那人脉也厚实，靠着自己出来搭伙做生意最终还是让我们家从此脱离苦海走向优渥，临去世前我外婆还念叨了当年太婆和她相拥哭泣的事，我反问她你恨毛泽东这个吃人恶魔对我们家的迫害吗，她笑一笑说，当时想着就是这么活下去，姊妹6个能救一个是一个（可惜三姨婆婆还是在那个红色恐怖的时代去世了），哪还有闲心思恨！真的中国人真的太会吃苦了，现在想想其实我们家也是算幸运的了，至少是非黑五类的中农，至少有命中贵人扶助，那么那些黑五类，受到的非人迫害岂不是更加严重和苦难！中国近三十年的崛起之路就是依托在如我外婆般的普通人即使是条咸鱼也想要活下去的朴素想法上！无数如我外婆般的普通人的苦难的血和泪浇灌了国家的成长，然而现在的年轻人，尤其是B站上的小将们，生活小康，娱乐发达，却歌颂着暴君，自发的为统治者作赞歌，试问你们的外公外婆，愿意让你们用轻描淡写的话语，把他们经受过的一切给春秋笔法甚至黑白颠倒了吗？扪心自问，当你们列出所谓的GDP等宏大的数据以此来鼓吹中共铸就传奇时，有没有想过，这传奇，是中共拿你们无数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的血肉铸就的？！

附另外两条留言：活着的时间线和姜文的阳光灿烂的日子是吻合的。同一时期像富贵这样的普通人家忍受着饥饿毫无尊严的像牲口一样的活着，而阳光灿烂的日子里的大院里出生的主角们却在豪华的莫斯科餐厅里大快朵颐畅享着生活的美好。谁说那个年代大家都贫穷？谁说那个年代大家都困苦的？说到底，中国自古以来都没能逃脱那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宿命。

极权主义下的社会下的体制是不存在腐败的，因为在这种社会下特权和腐败本身就是合法的。

秦晖：“否定”并未彻底，“真相”仍待揭示
https://www.aisixiang.com/data/87829.html
https://www.aisixiang.com/data/87891.html

简单来说，文革中杀人最多的是中共支持的势力，先是造反派杀走资派，后是当权派杀造反派。秦晖也知道傅高义是个弱智对吧。秦晖没有明说为什么清华造反派被镇压但还活着，广西造反派却惨死，其实在毛泽东眼里，送你们造反派去劳改还是去死，根本没有区别，留着是无偿劳动力，广西杀了几万人，还能剩下一堆大米。哦不对，你们屁民有没有大米吃，毛泽东也是不管的，反正它有牛排吃。

秦晖：至今为止宣传的文革图景，都是说"造反派"如何造成乱世，尤其是"造反派的武斗"为文革非正常死亡的主要原因。可是"处遗"资料以铁的事实表明：至少在广西，当权派和所谓"老保"镇压造反派，远比造反派野蛮和残暴得多（造反派当然也相当野蛮，这是我这个曾经的造反派群众从不想置疑的）。绝大多数的文革冤魂，不是死在造反派存在的"乱世"，而是死在造反派被剿灭的过程中和剿灭后造反派不复存在的"新秩序"下；不是死于武斗中的双方"内战"，而是死于"有领导有计划的"专政机器对全无反抗能力的弱势者的大规模虐杀；不是死于党政在"造反"中瘫痪的"无政府状态"下，而是死于"新生的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的有效控制下。一句话，他们不是死于"造反派"之手，而是死于"维护秩序"和"重建秩序"的文革前军人和官员主导的政权--当时的"革命委员会"名义上是"军、干、群三结合"政权，实际上无论广西还是全国各省，林彪垮台前绝大多数是军人主导，林彪垮台后"军政府"色彩明显弱化，文革前官员成为主导，但无论哪个时期，"群众组织"代表都只是跑龙套的，不要说造反派，就是如广西在镇压了四二二之后进入革委会的"老保"组织功臣虽然算是飞黄腾达了，也仍然是跑龙套而已。

广西的事如今已经相当有名。我们不必寻找什么民间野史和回忆之类，１９８０年代广西官方编辑整理的处遗资料中，当年镇压四二二时令人发指不忍卒读的残酷场面就连篇累牍堆积如山。诸如逼迫儿子当众亲手砍杀自己父亲（永福、都安、巴马等县）、残杀被害者后又强奸轮奸其妻女，奸后杀死并剜乳割阴、取肝而食，满门抄斩并洗劫房屋财产供凶手私分（武宣、蒙山、邕宁、融水、浦北等县）、杀人后变相贩卖其妻女勒索“改嫁费”（浦北、资源等地）等等。正如读过这些“处遗”材料的人形容的：“杀人手段残忍至极，成批杀人到处有之，成批敲死有之，成批爆破致死有之，成批戳死有之，成批掷下矿井有之，成批丢下山洞有之，剖腹挖肝有之，割肉挖眼有之，割头示众有之，吊割阴茎有之，先奸后杀有之，杀夫奸妻、杀父奸女有之，成批溺死有之。广西大地，腥风血雨，冤案如山，悲惨状况，史无前例。”〔３４〕请问在整个文革时期，在全国范围内，“造反派迫害走资派”何时、何地、有哪一次残暴、野蛮、血腥到如此程度？

处遗材料还证实，当时广西共有武宣、灵山、隆安、天等、浦北、上思、武鸣、崇左、马山、钦州、合浦、上林、邕宁、容县、宾阳、都安、忻城、钟山、来宾等１９县和柳州市发生了杀人后挖食肝胆及人肉的骇人事件——而且很多地方是成批地、有规模地发生：隆安发生２１起，灵山发生２５起，武宣竟达７５起。后来曾有人说这与广西少数民族的落后传统有关，并特地指武宣县７０％人口为壮族。这种说法是完全站不住脚的。笔者根据处遗资料中“吃人”事件的地点和规模在广西民族分布地图上作了标注。图中明显可以看出：广西民族分布的基本情况是东部主要为汉族，西部少数民族为主，由西至东少数民族人口比例递减、汉族比例递增。而那些极端残忍野蛮的吃人事件全部发生在中、东部的汉壮混居地带，其中吃人案例次多的灵山和浦北、钦州、合浦、容县等地基本是汉族区，少数民族人口极少。而广西少数民族人口比例最大、经济社会也最不发达的西部（百色、河池两地区）反倒没有这种事。

进而论之，其实我们现在讲的民族分布是１９５０年代“民族识别”运动和后来的政策下形成的，实际上就文化、社会特征论，广西真正具有原生态民族特点的地方只有西部的百色河池一带，中东部居民无论血缘上的“族源”如何，实际文化社会状态早已高度汉化。按民国时期的人口统计口径，广西只有６３万左右的少数民族〔３５〕（其定义与我们现在不同，如白崇禧是穆斯林，但他从不认为自己是“回族”，而只认为是信伊斯兰教的汉族，与信基督教的蒋介石也是汉族一样），基本都在前述的西部，文革中那里根本没有发生吃人事件，而吃人案例最多的武宣按这一标准其实也是汉族（至少是汉文化）区。

显然，文革中广西的吃人惨剧与“民族文化”没什么相关性，那么它与什么相关？处遗资料明确显示：武宣县被吃者７５人都是造反派四二二成员、倾向四二二观点的干部、群众，以及根本没有派别表现但却被指为造反派“社会基础”的“黑五类”及其家属，包括支持四二二的２名党员、３名干部在内。而参与吃人的１３０人中，居然有党员９１人、干部４５人，非党非干的“群众”只有２１人。吃人案例第三多的隆安县同样如此：参与吃人的４１中，党员３６人，干部８人，“群众”只有２人；处遗时该县因吃人罪行被处分、判刑共２１人，居然全部是党员，三人是干部。〔３６〕根据处遗－整党总结时统计，当时全广西共有近五万党员在“非武斗”状态下参与杀人，其中２０８７５人是入党后杀人，９９５６人因杀人“有功”入党，１７９７０人“与杀人有牵连”。根据“宜粗不宜细，宜宽不宜严”的原则，处遗的结果是全广西共有２。５万党员被开除党籍。〔３７〕

很明显，这种暴行的来源是二位一体：一是文革前就不断宣传并步步强化的“阶级斗争，你死我活”观念及据此在社会上制造的以“出身”、“成分”好坏区分贵贱的现代种姓制度，在一定条件下走向极端就变成了“高种姓”对“低种姓”的虐杀。二是文革前当权派以地方驻军、各级武装部和官办民兵组织、基层政权为依托，组织、支持、发动所谓“老保”对触犯了他们的“造反派”实行报复性镇压。而这些造反派有的纯粹因为相信了某种上边灌输的说法而“奉旨造反”，有的则与过去积累的官民矛盾和体制积弊有关。尽管真正的低种姓贱民极少敢参加“造反”，造反派也尽可能回避这些人，但是他们的对手总是要把这两者归到一块，以便于镇压。

从１９５５年在广西任职以来，韦国清都极善于揣摩圣意，在人事上高度依靠外来干部和“南下干部”。广西地下党、边纵游击队出身的地方干部、“红七军老战士”乃至他故乡东兰凤山一带的壮族乡亲被他整得最厉害。“壮王”、“二壮王”曾是他扣给地方干部的帽子。而凤山“革老”（革命老人，即红七军老战士〔４２〕）大都反韦，使该县成为四二二在广西农村地区少有的根据地，文革中也被韦屠杀得最厉害——全县人口１．３％死于非命，死人比例为全广西之冠，其中“革老”就有１４９人遇害〔４３〕。韦国清的东兰壮族同乡兼红七军老战友韦祖珍文革中被中央调回广西与他搭档做第二把手，没两年就被韦国清借九一三事件之机打成“林彪死党”，几乎整死。〔４４〕韦国清的老首长红七军军长李明瑞在苏区肃反中被冤杀，延安时期已平反并宣布为烈士，１９４９年后其在广西的家属因此很受尊敬，但文革时韦国清和广西当局在带头“批邓”〔４５〕的同时又宣布李是反革命，“大有鞭尸扬灰之势”，家属也被整得“家散人亡”，〔４６〕直到韦国清调离广西、文革结束，经邓小平直接过问，才恢复了历史的公正。又如而今闻名天下的“壮族歌仙刘三姐”，本是源自广东汉族地区的民间传说，传入广西后于１９５０年代末被当时广西区党委文教书记、广东籍汉族干部伍晋南调集文化力量将其打造成广西壮族的“文化名片”。可是文革中韦国清狠整伍晋南，炮制“大毒草”《刘三姐》成为伍的大罪之一，整个文革十年中这“壮族歌仙”一直被“壮族人民的优秀儿子”韦国清封杀……。

韦国清何以能成为“政治不倒翁”是另一个话题。这里要说的是：他在广西的作为并不是一个“土司”、“诸侯”的行为，反映的也不是什么地方或民族的“传统”，而就是一个成功揣摩圣意的跟风者、一个极权体制下无法无天的地方官僚，这在当时不能说没有代表性。只是由于韦国清从未失势，反对他的造反派广西四二二也就从未像“井冈山”在清华那样一度得势。广西因此也成为当权派镇压造反派的一个极端典型。而在清华，文革初期工作队打倒了蒋南翔，毛泽东又打倒工作队并扶植蒯大富得以称霸清华园一年多。但是我们不妨设想：如果蒋南翔与工作队是一回事而且从未倒台（假如清华有个“韦国清”），蒯大富（假如他还会“跳出来”做清华的“四二二”）的遭遇又会如何？

揭示这些真相的意义重大。１９８０年代邓小平“彻底否定文革”本是对的，但当时的历史局限决定了这一“否定”仍然是基于当权派利益本位的立场，因此不仅“彻底否定”其实并不彻底，更重要的是也有失公正：那时的“否定文革”主要就是“否定”造反派，文革被描述成“造反派迫害走资派”的单一图景。以至于文革过去４０多年后，年轻人知道的文革就是“毛泽东支持‘造反派’整‘走资派’，邓小平抬举‘走资派’肃清‘造反派’”。这个“事实判断”很少有人质疑，双方只是价值判断相反：有人说毛主席支持人民反官僚是对的，有人说老百姓犯上作乱不行，邓小平平定造反才对了。如果只是在这样的“事实”上讨论，那就永远不能搞清文革灾难的教训、也没法认识改革的意义。其实不仅是中国人，就是傅高义这样的外国学者也如此，他在《邓小平时代》一书中仍然把迟群等人称为“造反派”，〔５３〕其实这些人恰恰是毛泽东派来镇压“造反派”的——但是迟群治下被整死的人却要比“造反派”蒯大富治下更多。文革中当然有“造反派”迫害“走资派”的一幕，但绝非仅仅有这一幕，而且如果我们承认“十年文革”之说，那么这一幕其实非常短暂。重要的是几个被忽视的“真相”：“造反派”得势时确实也很野蛮，但那时镇压他们的人往往更野蛮，总的来说在那十年中，“造反派”的受难百倍于“当权派”和“保皇派”。而就造反派本身来说，他们受难最惨的主要是在毛泽东时代，而非邓小平时代。

另一方面，“走资派”（老干部）长期受大难、改革后才解厄者固然不少，但其中受“造反派迫害”只是一瞬，９０％的时间他们是受的“常规党内迫害”，与根本没有造反派之说的苏联克格勃黑狱没什么本质区别。“彭陆罗杨”受难时，“造反派”还远没有问世，而王光美一直被关押到１９７６年，难道那是蒯大富关的？

邓小平时代以清理“三种人”的名义把残留在党政机关中的一些曾经的造反派予以驱逐，一些人还被判了刑。但其实到１９７６年时仍然得势的“造反派”人士不但已经极少，而且大都像王洪文那样以镇压其他造反派的方式交过“投名状”，实际上已不再是造反派而只是文革新贵。这场“清理”对“造反派”的打击其实远不如毛泽东时代的镇压。更有不少如蒯大富这样的人其实在毛泽东生前已经坐牢很久，但那时盛行的是不讲任何理由和程序的随意关押、无限期的黑牢；即使放出来也是“黑五类”式的贱民，无法拥有正常生活。邓小平时代开始讲“法治”，把他们正式审判定罪，判了刑期。尽管从今天的角度看，那种审判实际还是“政治挂帅”，“法治”水平很低，也未必公正，但由于此前的羁押折抵刑期，他们中不少人其实在毛泽东时代坐牢的时间还长于邓小平时代。出狱后尽管也受到歧视，但程度比毛泽东时代对贱民的歧视差得远，他们基本上都能恢复正常生活。

更应该指出的是：邓小平时代虽然理论上彻底否定了在毛泽东时代受到理论肯定的“造反派”，实际上却有很多毛泽东时代镇压造反派的冤案，是在邓小平时代被平反的。这实在是历史的吊诡！例如改革初年获得平反的最出名的几个文革中遇害的异议人士（有的平反后被宣布为烈士），当年他们其实并非同一立场，其中因反对打倒刘少奇而被害的张志新自然不是造反派（她应该算“保守派”），但遇罗克（因编辑造反派的《中学文革报》反对保皇派的“血统论”而遇害）、李九莲、钟海源（都在军人政权镇压造反派时遇害）等多数人其实都属于造反派。还有那些活着的人：武汉的鲁礼安、湖南的杨曦光（即后来名满天下的杨小凯）、广西的钱文俊等，他们不仅是造反派，而且是造反派中最激进者，他们都是毛泽东时代坐大牢、邓小平时代获平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