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開了衛星情報可能讓之後的情蒐更棘手，不公開又會輸了眼下的認知戰。所謂「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進化競爭陷阱，在資訊戰時代根本是以小時計的恐怖速度，情報機關大概也很討厭吧。
"美國「政客」（Politico）網站26日報導，9位美軍區域作戰司令去年簽署一份備忘錄，呼籲情報機關提供軍方更多他們能夠公開的證據，來對抗「有害行徑」，幫助美國和盟友更能在現在所謂的「灰色地帶」之戰中不戰而勝，「在這場持續中的敘事戰爭中提供彈藥」。
這份備忘錄由當時即將卸任的美軍印太司令部司令戴維森（Phil Davidson）發起，包括歐洲、非洲、拉丁美洲等區域，以及特種作戰、太空司令部領導人響應，致函給當時的代理國家情報首長馬奎爾（Joseph Maguire），震撼五角大廈、情報圈和國會。由於這9名將領的官階，這份備忘錄又被稱為「36星備忘錄」。
報導引述多名熟悉此事的政府官員說法，美軍11位作戰司令中就有9位簽署，且其中8人都是現役，幾乎是前所未聞，此事突顯軍方最高將領不尋常的警惕程度。美軍只剩中央司令部、網戰司令部司令並未連署。"
“吳介民分析，臺海問題已經變成全球局勢穩定或動盪的焦點，中國將臺灣視為北京突破第一島鏈的跳板，想要打破臺海現狀，而現在美國的拜登政府延續前總統川普的戰略嚇阻與科技抵制，又再加上人權面向，也一改川普政府的單一主義方針，改採聯合盟友的政策，向北京傳達「臺灣是美國的盟友，不要對臺灣輕舉妄動」的訊號。
吳介民指出，中共政權是充滿機會主義的政權，手段高度靈活，在其目標面臨阻礙時選擇不發生衝突，但一旦對方稍有鬆懈，中共政權就會立即展開行動。現在，中共會不斷地測試美國的底線，採取灰色地帶的策略，等待臺灣和美國出現任何鬆懈的跡象。他強調，中共政權無時無刻不在進行作戰，臺灣因為對中國長期的戒心，有一定的免疫，但中國的戰略一直在演化當中。”
“渡部表示，用「冷戰2.0」在來解釋現今的局勢並不正確，他認為所謂的「台灣有事」是一種「混合戰爭」（Hybrid Warfare），而且早已開始。「混合戰爭」刻意模糊軍事與非軍事之間的界線，達到改變現狀的手法。不是雙方正規軍在一聲令下正面交鋒，而是混合軍事與非軍事力量，以複雜的形勢讓局勢升級。
渡部表示，中國使用所有的手段以達到統一台灣的目的，這種作戰方法在中國稱為「超限戰」，俄羅斯也仿效中國，用這套手法併吞烏克蘭的克里米亞，被稱為「混合戰爭」（Hybrid Warfare），他則將此稱為「全領域戰」。
渡部指出，中國在非軍事領域投入最多力量的就是情報戰，不僅包括監視、偵察之類的情報活動，還有政治戰、影響戰、認知戰和宣傳戰等。社群網路在影響戰中扮演非常大的角色功能。”
"對於台灣來說，目前民眾的不滿恐怕不是來自於資訊落差，而是更來自於雙重標準，就是不同顏色的人傳的訊息被認定為是假訊息的機率不同。當危機發生時，人們一開始都會傾向支持現任者，支持強力的現任者靠魄力帶過危機，所以一開始民眾也只能暫時相信資訊落差。但假如沒有真的度過危機，那民眾的信任就會轉變為不信任與仇恨。
而從台灣特殊的政治脈絡來說，作戰跟假新聞跟雙重標準就會全部糊在一起。過去外省人覺得本省人當選就會被丟淡水河(雖然真正被丟的是二二八裡的本省人)，而如今台派認為外省人當選就會變新疆。兩邊都是生命交關，生命自然沒有妥協的可能，雙重標準自然更是大行其道。而這隨著因為疫情而各種緊急擴權的政府來說，兩極化的進程就會更快。"
“情治單位統計，光是5月10日到26日，台灣就出現161件假訊息，絕大多數跟疫情有關，一半以上是境外人士散布。
情治單位掌握，這些假訊息是由一個神祕的Telegram通訊群組操作散布，幕後極有可能是中國勢力，由於Telegram標榜絕對加密，安全性比其他通訊軟體高出許多，所以被中國網軍及其側翼當作聯繫工具，他們還使用「閱後即焚」限時訊息功能，任何討論都不會留下痕跡。”
「民主國家最有力的反擊，是從根本上重建公眾討論的能力，是徹底檢視民主失靈的原因，透過反省並自我修正而不斷進步。」「外來勢力的影響要有效，前提是一國的民主失靈。失去抵抗力，病毒才可能入侵。」
"民主有權力，更精確地說，是有責任表現出「某些國家人權紀錄很糟，所以我們和它道不同不相為謀」的態度，這會讓民主國家和嚴重違反人權、勞權的國家交往時，將某些經濟交流的限制得以合理化。"
"首先，國際體系中所強調的人權普世性（universality），並非完全否定當地文化。如何在普世性和相對性當中取得平衡，向來是國際人權實務和學界的大哉問。但北京對於這樣的平衡並不感興趣，「中國特色人權」可說是北京拿來在國際場域中抵制批評的工具，也是其向其他國家（尤其是全球南方（Global South））宣揚「中國模式」時重要的素材。
其次，國際人權的基礎是一個以人為本的人權觀，從人本身的價值推演出保障人權的必要性。但「中國特色人權」對於「主權」、「不干涉內政原則」的概念，強調的不是人，而是國家，換言之，這是一個國家至上（ultra-statist）的意識型態。在這種意識型態下，人附屬於國家，國家的主權高於人權。然而，二戰後國際社會之所以發展出國際人權規範，就是因為人權問題不再只是一個國家的內政，「主權」並不能成為人權侵害的通行證。
再者，國際人權強調所有人權（包括公民、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權利）都是不可分割的、相互依存的和相互關聯的。但在北京觀點中，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優先於公民政治權利，且「發展權」比任何人權都重要。當然，在發展和脫貧方面，中國確實有所表現，然而，沒有人權支撐的發展往往會導致嚴重的代價，包括惡劣勞動條件、強迫拆遷房屋、嚴重環境退化、打壓不同意見（包括倡議弱勢團體權利的維權人士），這些都是對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的明顯侵犯。
最後，「中國特色人權」最根本的缺陷在於：究竟誰能代表中國發聲？「中國特色」應當包括中國公民社會的多元聲音，然而中國共產黨政府並不容許異議存在，對於試圖參與國際人權活動的中國維權人士向來予以阻撓打壓，例如維權人士曹順利在2013年前往日內瓦之前被拘留，並在拘留期間死亡。只要北京還繼續壓制中國公民社會，那麼其所謂「中國特色」其實就只剩共產黨政府的觀點，這是一個向壁虛構的「中國」特色。"
歐洲人權法院對否定台人引渡中國判決的重要性：
“ECHR具法律約束力的判決將帶來其他影響，包括：成員國目前所有引渡至中國的案件，都應被否決；相關國家司法部會首長應停止接受中國的引渡請求；已經獲同意、但還沒執行的引渡案件應立即停止。據報導，除了白俄羅斯和俄羅斯外，歐洲46個成員國均須遵守ECHR的判決結果。”
「人們認為人權……『不可剝奪』，是因為他們以為人權獨立於所有政府；但事實證明一旦人們沒有了自己的政府，必須守護自己的最後一線權利時，就沒有任何權威，也沒有任何體制可以保障權利了。」
左派菁英的共通毛病：在特權資源保護下主張不計他人與整體後果的理想。
[ I’d thought that by entering a place like Yale, we were being given a privilege as well as a duty to improve the lives of those less fortunate than ourselves. Instead, I often found among my fellow students what I call “luxury beliefs”—ideas and opinions that confer status on the upper class but often inflict real costs on the lower classes. For example, a classmate told me “monogamy is kind of outdated” and not good for society. ]
https://www.wsj.com/us-news/education/luxury-beliefs-that-only-the-privileged-can-afford-7f6b8a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