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on @Proton@qoto.org

@momoro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复杂，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楚的，最直接的一个原因就是所谓的“文化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原本是有维基百科的详细介绍的，但是现在在维基百科搜索“文化马克思主义”，只会告诉你说这是极右阴谋论。应该说这种说法也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因为的确有许多反犹的阴谋论者说文化马克思主义是犹太人的阴谋。但是这并不表明文化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客观概念是不存在的，因为20世纪初马克思的预言失败后的确有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将重点从经济转向文化，代表者有葛兰西、阿多诺、马尔库塞等人，（详见https://newdiscourses.com/tftw-cultural-marxism）
简而言之，文化马克思主义是正统马克思主义失败后的产物，当时的许多马克思主义者看到一战并没有使资本主义国家爆发共产革命，各国的工人阶级选择站在了自己祖国的一遍，于是这些马克思主义者就开始反思到底是哪出了问题，反思的结果是共产主义肯定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出在工人阶级身上，因为西方的工人从小受到资本主义、爱国主义、消费主义、基督教等等的洗脑，所以丧失了革命觉悟，“看不到自己的真实利益”。因此，文化马克思主义认为，要实现共产革命，就必须瓦解掉西方国家的传统观念、传统信仰、通过教育系统把革命觉悟灌输给年轻一代，而要实现这一点，就要进行"The Long March Through the Institution"，这应该是葛兰西的原话，即通过“长征”的方式，控制西方的重要文化机构，例如高校学府，就结果来看，这场“长征”很成功。另一个方向则是身份政治，这应该是由马尔库赛首先提出的（马尔库赛在美国的反越战运动中曾经呼风唤雨），即以种族、性别等身份为切入点，借助身份政治实现革命，马尔库塞的这套理论由他的黑人女学生安吉拉·戴维斯发扬光大，戴维斯是美共成员，同时又是种族批判理论的先驱，她的思想又深刻影响到黑人女权运动，继而促成了BLM运动的诞生。这是战后左翼思想的一条重要的线路。另一条线路就是“后学”，即后现代理论、后殖民理论、酷儿理论等理论，代表人物有德里达、利奥塔、福柯这些人，后现代主义先是兴起于60年代的法国，这些后现代主义者与法共连接甚密，有的直接诶都是法共成员，但这类人大都经历了一个共产理想破灭的阶段（主要是因为赫鲁晓夫发表了秘密报告，把左派一直遮遮掩掩的大清洗和大饥荒的事情公布了开来），总之，这些人理想破灭后就开始走向虚无主义，要把共产主义、自由主义、现代主义等“元叙事”都否定掉，乃至于否定掉客观现实本身和一切价值标准(当然也就包括自由人权），认为语言不能表达确定的意义，知识都是建构，“文本之外无他物”，等等，取而代之的就是福柯式的权力万能论，认为权力塑造了一般人的知识、语言和价值观，使人们对压迫习以为常。福柯在世纪末曾经和乔姆斯基有一场辩论，里面他就直说无产阶级不是基于正义才要打到统治阶级的，而是因为无产阶级想要夺权，夺权就是为了夺权本身，正义是掌权者构建出来的空洞概念。后现代思想80年代后便在法国消声匿迹了，但却在大洋彼岸的美国生根发芽，通过各种“文化研究”为美国知识分子所接受，再往后又与新马克思主义合流，形成了在美国盛行的Woke意识形态，一些人笼统地称其为白左思想。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在90年代也一度盛行后现代思潮，造成这种现象的直接原因就是六四运动的失败给中国知识界带来的犬儒风气。

这是左派思想在西方的转变过程中起到的作用，但我认为这一切不能完全地归于左翼的影响，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自由主义本身的缺陷。我们知道自由主义是主张自由、平等、宽容的，但这些原则一旦发挥到了极端就会导致一系列问题，比方说自由，极端化的自由倾向于否定一切传统、规范、法规、而新马克思主义恰恰迎合了这种极端自由，在新马克思主义主义看来，西方国家的自由都是假的，要实现真正的自由，就要否定一切的旧传统，旧思想，旧伦理，旧文化，建立一个人间天堂，这些理论对于哪些急于否定传统的自由派大学生显然具有很强的吸引力。极端自由的另一个后果就是自由和责任的分离，导致对个人责任的否定。比方说，自由派在解释犯罪的时候，倾向于认为犯罪是由环境滋生的，是因为生活环境差才导致人犯罪。再比如，在解释为什么一个人群的收入要低于另一个人群的时候，自由派倾向于认为这是因为他们受到了社会的打压和歧视，或者是受到了更加说不清的“隐形歧视”。这种逻辑推到了极致，就变成了：假如一个人没有过上好生活而是成为了罪犯，那么他自身没有任何责任，错的都是社会。而新马克思主义就特别擅长解释“为什么错不在你而在西方社会”，新马克思主义有一个理论叫做“批判理论”，专门来解释那些“看上去很公平，实际上是压迫”的制度的，所谓的“制度性种族主义”就是这种理论的典型。但事实上，把一切问题都归结“西方社会的问题”，那么西方社会本身也就变成了一个筐，根本解决不了任何现实问题。自由主义的另一原则就是平等。而平等原则被发挥到了极致后，就会从“机会平等”变成“结果平等”，这就意味着要有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体制来“平等”地分配资源，这正与共产主义理想不谋而合。但事实上，这种结果平等只会产生新的权贵，而且是极权主义的新贵。再有一个就是自由主义的宽容倾向，自由主义是主张宽容异见的，是主张普遍的言论自由。但是，正如卡尔·波普说的：“无限制的宽容一定会导致宽容消失。如果我们把无限制的宽容延伸至不宽容之人，不去捍卫一个宽容的社会，任其遭受不宽容之人的打击，那么宽容者反而会被消灭，宽容本身也将不复存在。”一味地主张自由，一味地给不尊重他人自由的威权左翼开绿灯，结果便是让这些新马克思主义者和Woke信徒占据了统治地位，乃至于“反西方”反而成为了西方的主流，使得葛兰西这类人的“长征”居然真的达到了目的，整个学术界和媒体界都纷纷左转，那些主张宽容的自由主义者，反而成了列宁所说的“Useful Idiot"。所以说，造成西方的现状的不仅仅是左翼，西方自身也存在着很多弊病，再加上技术进步和全球化等因素给西方社会结构带来了巨大的变化，所有的这一切导致了现在的局面。

@momoro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批评西方”不仅在中国的舆论是主流，在西方的舆论中也是主流。在中国会成为主流，是因为中国根本就没有正常的舆论，是因为共产党对社会的控制太强。在西方会成为主流，是因为在这些国家内部，以反殖民、反资本、反帝国理论为代表的左翼思潮本就在知识分子中间长期盛行。传统的爱国观念和对西方制度自身的自信均被斥为反动的西方中心论，许多进步人士为了更快地推进自身的议程，例如种族正义，性别平等，宗教宽容，觉得自己有必要把西方描述成一个集聚了种族主义、男权主义、帝国主义诸多原罪为一身的万恶之源，因为仿佛只有把自身的社会描述得一无是处了，才能唤起人们变革的激情。最后的结果是所有人都在骂西方，骂到最后西方人自己（主要是知识分子）也忘记了自身存在的意义到底是什么。西方国家的许多年轻人打小接受的教育就是他们自己的社会是最邪恶，最压迫的，他们评价一件事物的是与非的时候事实上已经丧失了正常的价值坐标，理解不了，或者说接受不了西方说带来的那些事物并非全部是负面的，而所谓的被殖民的地区，也并不能简单地以一种“被压迫者”的标签简而化之。

中国与西方，一个是从“民族本位”的立场出发，通过民族主义叙事将西方描述成压迫者，将共产党描述成解放者，用以为一党专政服务，另一个则是从“文明原罪”的基点出发，通过左翼理论瓦解西方内部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把自身的传统描述得一文不值，号召年轻人把自己的社会打到。这两派思想出发点截然相反，却殊途同归，推导向了同似的结论，的确是一个有趣的现象。

@momoro 我的经验是如果一个人因为受到欺骗而曾经强烈过支持过某种事物，那么在欺骗失效之后，强烈的爱就会转变成强烈的恨。由于我从小就拒绝接受中国特色爱国主义的灌输，所以在我思想成熟之后也没有因此转变成一名彻底反对国家和民族的人。

事实上，我从小就一直被学校里的老师认为“西化严重”。老实说我当时根本都不知道西化是什么，但是这就是当时许多老师对我的直接感受。我在小时候是很不受忠党爱国教育的影响的，在听到“红领巾是烈士们的鲜血染成的”的时候，我心中泛不起任何波澜，从小到大，每次升国旗唱国歌的时候我都只会象征地动动嘴皮假唱。

少年时期，我曾经在书中读到过最美国最高法院判决民众有烧国旗的自由，当时觉敢于烧毁本国国旗是一种不畏权威，追求自由的表现，而且这一点当然也适用于中国。此外，当时我也赞同“爱国主义是流氓最后的庇护所“这种言论。至于”民族劣根性“的这种观点，我也曾经是很赞同的，我在初中时就读过鲁迅的许多杂文，也读过丑陋的中国人这样的书。我还记得当时的我具有强烈的反儒倾向，认为传统文化基本没有任何价值

让我发生观点上的转变的原因有很多。我想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我阅读了关于先秦历史的书籍，例如《左传》、《战国策》、《史记》，而阅读这些书籍给我的一大感受就是中国的先民并不是些没有独立人格的奴才。的确，春秋战国的那个时代存在各种各样的争权夺利和相互背叛，但那个时代的涌现了许多重义轻利，道德高尚的人。有为了替死去的主人报仇不惜吞炭毁容行刺的豫让，有在伍子胥逃亡的路上慷慨相助而不求回报的渔父和浣纱女。也有像鲁仲连，虞卿这样为了阻止秦国一统天下而四处奔走的反秦斗士。这些人的事迹让人感叹生命的壮烈，这些人的言论也引起人广泛的共鸣。例如鲁仲连对秦国的评价：“秦国是个抛弃礼仪而只崇尚战功的国家，用权诈之术对待士卒，像对待奴隶一样役使百姓。如果让它无所忌惮地恣意称帝，进而统治天下，那么，我只有跳进东海去死，我不忍心作它的顺民。”对于这些历史的认识使我不认为中国人有什么自古以来的劣根性或者奴性，而中国也并不只有秦朝以后的历史，所谓的传统文化或者儒家思想也并不像共产党和一些革命人士说的那样是压迫工具，造成中国苦难的根源是“法里”，而不是“儒表”。另一个促使我转变观点的因素就是我所了解的许多自由主义思想家，例如胡适、殷海光等人，对于本国的传统以及儒家思想实际上持以的是一种相当尊敬的态度，而对所谓的传统文化和儒家思想彻底否定的，反而大都走向了共产主义的新式独裁。最后，对于西方当下的各种问题，包括对取消文化，Woke意识形态、身份政治这类问题的认识，使我对造成这些现象的各种思想，例如后现代理论，后殖民理论，批判理论产生思考。我认为二战后长期在西方知识分子中盛行的对“西方中心主义”和“霸权主义”的批判，实际上导致了知识阶层的自我厌恶、自我仇恨和与民众的脱节。民族主义发挥到了极端，会出现各种问题，但对于本国传统和本国历史的否定走到了极端，也会出现另一系列问题。在类似于乌克兰战争这样的事件中，使得小国拥有足够大的精神力量抵抗大国入侵的，实际上也正是民众对于自己国家和本民族传统的热爱。基于这些情况，我认为中国的传统并没有糟糕到需要全部否定，而且，即便是一个自由国家，也需要维持一定的民族国家认同感。

@momoro 第一印象给的确会深远地影响一个人以后的看法。我的反共倾向最早就来自于我母亲讲述的文革经历，我从我母亲那里了解到我的祖上积极反抗过共产党的统治，并且因此受到了共产党疯狂报复。也正是在这里，我获得了关于毛泽东的第一印象：人手一本的毛泽东语录、高高在上的毛泽东画像、以及令人作呕的“万岁”呼声。当时的我想法就和《皇帝的新衣》中的那个小孩子一样：这是一个自私、自大、恬不知耻，控制欲强烈的专制暴君，迷恋别人虚伪的歌颂。因此，不论我后来多少听到有人说毛泽东代人民，毛泽东追求平等，毛泽东是劳苦群众的大救星，我都天然地感到十分地荒诞。一个心系人民，热爱平等会要人们挂他的画像、喊他万岁，不然就要挨整吗？有时候，小孩子未的思维没有收到局限，只是根据明显的事实做出常识的判断，反而更加接近真相。对于幼小的我而言，毛泽东的“为民服务”一看就很虚伪。

可以这么说：我从小就奠定了反毛的基调，而我对共产党的认识也正是建立在对毛泽东的认识之上的。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眼界的开阔，对毛泽东的憎恶必然推导出对整个共产党的否定。在这个过程中我经历过一些摇摆，有时候自己也会发展出一套支持现状的理论，认为将来会发展得更好。也有那么一段时间，我受过民粹主义的吸引，感觉毛泽东的反精英言论很有吸引力，乃至于认为早期的毛泽东还是有过理想的，只不过后来收到了权力的腐化，可即便在这种情况下我也时刻铭记着掌权后的毛泽东多么擅长整人。后来随着我了解到了延安整风，王实昧，已经毛泽东在共产党内部夺权的细节，我逐渐认为毛泽东自始至终都只相信权力。

真正让我”想明白“了的，还是奥威尔的那本《动物农场》，这本书给我留下的印象比《1984》还要深，《1984》展现的是毛泽东这类人掌权后的图景，《动物农场》描写的则是毛泽东这类人掌权的细节。这篇小说的文字生动易懂，把共产革命讲得非常明白。我也从这本书，以及《1984》中明白了我所憎恶的那些事物到底是是什么。再往后，我又读了《商君书》和《韩非子》，于是真正弄清楚了秦以后皇权政治中“儒表法里”的“法里”到底是什么，也彻底明白了自秦始皇以后几千年都没有改变过，并且被共产党发挥到了极致的那一套统治逻辑。

这些都是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会受到的外界环境的影响，而决定一个人究竟会成为什么样的人的因素，除了有外界的影响，还有自身的特质。人是理性的动物，可与此同时，人的的身上往往也会有一些“基本情感”，人的理性帮助他理解事实，而人的基本情感决定了他对特定的事实会做出怎样的价值判断。基于这些基本情感，人们会主动地寻求符合自身倾向的思想和理论，而这些思想和理论又经常会反过来强化既有的情感倾向。对于我而言，我的基本倾向是：自由、个体权利、人的基本尊严、平民立场。以及为了实现这些而需要建立的民主、宪政、法制。也正因为如此，我再怎么转变，也从来没有成为过国家主义者，这是我的基本情感使然，我永远都会把自己带入一个平民去思考我的遭遇。假我得到的结论是在这个体系中我将没有自由，没有权利，没有尊严，那么我就会认为这是一个糟糕的体系。这种基本情感使得我从小就反感长城、阿房宫、金字塔这样的“伟大工程”，厌恶嬴政、刘彻、朱元璋这类“成就卓著”，同时残暴无度的暴君。由于这些情感的存在，即便在我民族主义倾向最强烈的阶段—我至今仍保留着民族主义的立场，也从来没有成为过真正意义上的粉红。

@lianghuan 我之前翻译过这样一篇文章：

# 支离破碎的语言：左派与右派

「“需要明白，当前的政治混乱与语言的堕落息息相关，同样，从语言这方面着手，我们也许能对情况加以改善。」— 乔治·奥威尔，1946

“左派”和“右派”这两个词现在已经变得意义含混，自相矛盾。在当今的世界，右派一词可以用来指代如下各种观念的持有者，这些观念形色各异，甚至相互抵触，例如：

1. 那些私有产权和市场经济的支持者，通常被当成政治上的右派，即便他们强烈地支持民主和人权。

2. 那些认为私有财产高于一切，对民主则没那么关心的人，也被说成是右派。

3. 赞同市场经济，反对国家权力，甚至为此不惜反对战争的自由意志主义者，也被当作右派。

4. 尊崇民族国家的民族主义者，也被当成右派，即便他们维护民主制度和个人权利。

5. 法西斯主义者和种族主义者也被称为右派，包括那些鼓吹战争，限制个人自由与个人权利的人。

由是，饱受滥用的右派一词，如今既覆盖了民主人士，也覆盖了专制君主；既包括了和平主义者，也包括了战争贩子；既可以代指民族主义者，也可以代指个人主义者；既可以形容人权的捍卫者，也可以形容人权的敌人。事实上，一个人支持私有产权和市场经济，不代表他就是一名种族主义者和好战的民族主义者。然而这些大相径庭的思想观念却被稀里糊涂的混在一起，贴上了同一个标签。

左派一词同样也堕落了，它所指代的对象，同样也各不相同，并且持有众多自相矛盾的观念，例如：

1. 主张国家大幅干预经济（通常是借助宏观调控和国有企业）的人，被称为左派。

2. 呼吁最小政府，主张社区自治，反对产业国有化的人，也被称为左派。

3. 那些不怎么关心民主自由，更关心如何实现财产公有、计划经济、废除贫困的人，同样被称为左派。

4. 那些主张扩大民主、实行去中心化、捍卫人民主权、个人自由与表达自由的人，也被当成左派。

因此，左派一词，现在既包括了主张中央集权的国家主义者，也包括了主张社区自治的去中心主义者；既包括了极权主义者，也包括了激进的民主人士；既可以指代那些希望尽可能扩大自由的人，也可以指代那些希望尽可能消灭自由的人。

左派和右派都曾主张过不同形式的集体主义。法西斯(Fascist)一词的最就初来源于古罗马长官权力的标志，即把树枝绑在一起所形成的束棒（faces)，它象征着集体的力量。法西斯主义要求个体牺牲自己为集体服务。同样，民族主义也赞美国家，认为国家和民族高于各人。如果你坚持认为集体主义就是左派的话，那么你便忽视了法西斯主义和民族主义同样具有集体主义倾向。

此外，正如下文阐述的那样，左派和右派其实也都支持过不同形式的个人主义和私有产权。可惜的是，如今这些词汇成了一团浆糊，变得意义不明了。

## 原初的左派

左派和右派这两个政治词汇源于起法国大革命。在1789年的国民制宪议会上，那些最为反对君主制度的会议代表，就聚集在左边的席位上。那些支持贵族制度和君主制度的保守派，则聚集在会议的右侧。多维尔男爵（The Baron de Gauville ）这样描述道：

> “我们就是这样辨认彼此的：忠于国王和宗教的，就坐在席位的右边，这样就能够避开举止粗鲁，喜欢肆意喊叫和发誓的对立派。”

坐在会议左席的，希望限制君主的权力，最终建成民主共和。

坐在会议右席的，则希望君主能够凭借否决权维持一定的权威，希望保留贵族的一些权利，有一个不经选举产生的上议院，并且保留选举的财产与缴税限制。

相反，左派则要求取消所有的贵族特权，限制教会的权力和特殊待遇，建立单院制的立法机构，让一切立法的权力归于民选代表的手中，以及普遍的，但只限男性的选举权。

1789年，法国的雅各宾俱乐部像雨后春笋一样涌现了出来。雅各宾俱乐部原本是一种开放式的论坛，供各种各样的革命派参与；日后人们所说的山岳派和吉伦特派都是雅各宾的成员。

吉伦特派之所以得名，是因为他们源自于吉伦特省。山岳派则是雅各宾内部的激进派：他们因成员都坐在议厅最左侧的高台上而得名。

从1789年到1792年，雅各宾一词的意义最为宽泛，至少在这段时间里，所有的雅各宾派都是左派。正如其他的激进启蒙思想家那样，他们认为，理想的政府应当建立在自然权利和多数人意志之上，而不基于宗教和传统。

因此，对于权力合法性的来源，左派和右派有着不同的看法，在普世人权和权利平等的问题上，他们也有许多分歧。身为左派，就意味着拒斥贵族与宗教的权威，认为权力的合法性源于全体人民的意志。

吉伦特派和雅各宾派都赞同动用武力来保护革命成果，都对敌对的外国势力采取强硬的立场。更为激进的雅各宾派甚至不惜暂停民主政治，以此对封建势力和贵族力量进行彻底的清算。一些人支持处决国王，尽管不久之前反死刑思潮还在雅各宾俱乐部盛行。

吉伦特派是国民制宪议会的多数；他们控制着行政会议，各个部门里都是吉伦特派的人。但山岳派却掌控着巴黎最重要的那些机构，包括 国民警卫队。

1793年6月2日，山岳派调用巴黎的国民警卫队，驱散了国民公会，对吉伦特派展开了清洗。吉伦特派的领袖大都遭到了关押和处决，“恐怖时代”就此开始，数以千计的人要么被送上了断头台，要么被民兵和暴徒杀害。

自从发生了这场针对吉伦特派的政变之后，雅各宾一词的意义就变得狭窄了，它让人联想起激烈的、不妥协的、暴力的革命行为，就像山岳派那样。

## 什么不是左派

要是左派就代表精力充沛、坚定不移的话，那么山岳派就比吉伦特派要更左。但是，仅仅看信徒有多么狂热，多么积极，多么暴力的话，我们并不能对各种观念进行有效区分。对于一种政治思想，我们应该更注重的是其内容，而不是它的外在表现方式，或是人们为了实现它所采取的手段。

为了尝试将左派从右派区分开来，大卫·考特（David Caute）写了一本很有名的书，叫做《1789以后的欧洲左派》（The Left in Europe since 1789）。在这本书中，考特认为，左派最根本且最持久的特点，就是支持人民主权，反对右派所支持的王权和教权。

考特将马克西米连·罗伯斯比尔描述为普选权的主要推动者。在考特看来，“在1793年，比吉伦特派更左的就是左派。”他把吉伦特派描述成“温和的自由派”，把雅各宾描述成“激进民主派”。但是考特的说法其实很容易就能被驳倒。

我们可以看看吉伦特派的两位重量级人物。雅克·皮埃尔·布里索在吉伦特派中间曾是一位举足轻重的角色，以至于有段时间整个吉伦特派都被称作布里索派。而在1789年以前，他就主张在法国建立民主共和了，这比罗伯斯比尔还要早。他反对基于收入和财产的选举权限制，相反，他主张建立一个基于男性普选权的代议制政府。布里索在废奴运动中也是一马当先。

尼古拉·德·孔多塞则是另一位主要的废奴主义者，他也属于吉伦特派。他也是最早主张女性普选权的人之一，在这一点上，罗伯斯比尔并没有跟进。

和考特的描述相反，布里索和孔多塞的例子明显地表明，与罗伯斯比尔相比，吉伦特派的领军人物不仅更早支持普选权，而且支持得更加全面。作为一个整体，吉伦特派的民主诉求十分激进，程度丝毫不亚于罗伯斯比尔以及其余的雅各宾派。

总体而言，吉伦特派反对暂停民主政治。相反，罗伯斯比尔等山岳派则更乐于以所谓的“紧急状态”为由中止民主。

如果不看这些，单就目的（而非手段）而言，布里索，孔多塞这样的吉伦特派，和罗伯斯比尔这样的山岳派区别其实不大。

## 最初的左派与私营企业

在法国大革命之前路易十六统治的时期，许多的企业都与王权和官僚机构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王室的一大收入来源就是向企业售卖官职，相应地，这些企业和商会也会从国王那里获得特权和好处。

为了实现个人主义的理想世界，废除旧制度的那些令人厌恶的机构，在1791年以后，法国的革命政府便出台了相关法律，禁止工人、技术人员及企业家形成组织，并且取消了大部分国家对经济的管制。法国人废除了商业联盟、行会，甚至废除了公司制度。这样，每一个个体都可以追求自己的商业利益，但他们不可以联合起来，形成商业组织。

但是，这场基于自由市场和高度个人主义的革命实验并没有持续太久。因为缺少相应的民事机制和基本的的规章制度，失败是情理之中的，也是必然的，不久之后，人们就恢复了公司制度。

关键的一点在于，法国大革命期间，从吉伦特派到山岳派的所有左派领袖都主张建立以个人主义、财产权利为基础的市场经济，这一点和1640年英国的平等主义者，以及1770年的美国革命派并无二致。在君主制度下，法国的革命者深深地体会到了国家统制的恶果，以及集中的经济力量造成的弊病，十分想将这些东西彻底废除。他们捍卫私有产权，支持私营企业。正如费边社会主义者理查德·亨利·陶尼所言：“法国的雅各宾派坚信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程度丝毫不亚于英国的托利党“

有些人认为格拉古·巴贝夫是大革命期间最左的人。巴贝夫支持过“恐怖统治”，等到“恐怖统治”结束，罗伯斯比尔被处决后，他本人就因为批评新政府被投进了监狱 。

1795年，巴贝夫被放了出来。出狱后，他主张废除私有产权，建立公有制，并且宣称，为了实现这一点，必要的话可以采取暴力和恐怖手段。他是现代的第一个共产主义革命家，希望平均分配所有的收入和财富。巴贝夫和他的追随者密谋夺权，计划以人民的名义进行专政，等到在他看来人民受到了足够的教育，能够通过本地选举自我管理了，再结束专政。1796年，巴贝夫的阴谋败露，随后他便被处决。

巴贝夫有一点说的没错，如果封建时期的集中财产能够被继承下来，那么又怎么实现真正的权利平等、法律平等，废除旧有的特权呢？要废除封建制度，又怎能不扫荡旧时代令人厌恶的奢华呢？

但是，由于只关注这一个问题，巴贝夫和他的追随者们便不满足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要把追求平等的革命口号推到极致。为此，他们否认了法国大革命所追求的其它重要权利，包括个人产权、言论自由权，和自由结社的权利。

巴贝夫的短命阴谋虽然也受到了时代思潮的影响，但是它并不能代表整个法国大革命。巴贝夫的口号是绝对平等，要废除私有产权，而这是与当时盛行的雅各宾派观念相悖的。巴贝夫是大革命的产物，但他并不是大革命的典型。

## 不停变更的左右含义

19世纪30年代，伴随着罗伯特·欧文等人的思潮，社会主义开始兴起。社会主义强调团结平等，但这种团结和平等有时是以牺牲自由、独立、甚至民主为代价的。欧文本人就反对代议制民主，敌视律师，抵制法制机构，并且反对了1832年改革法案。早期的著名社会主义者希望建成理性、和谐的社区，认为在法庭和议院上分派辩论是没有效率的。这是1789年以后的左派走偏的第一步。

19世纪40年代，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设想了一种新型社会主义，他们认为，无产阶级终将取得阶级斗争的胜利，并将剥夺资本主义统治阶级的财产。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恩格斯认为，法国大革命所捍卫的原则与权利“无非只是布尔乔亚的理想王国”。因此，这些原则与权利便成为了阶级斗争的祭品。这是走偏的第二步。

1917年，俄国出现了第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府，不久之后，便演变成了一个一党专政的国家。紧随其后的，是大清洗和恐怖统治。然而许多左翼人士却支持了苏联政权。自此以后，左派就和极权主义、最低人权、虚假审判、大规模处决、以及对自由的限制和任意没收财产的行为联系起来了。左派一词失去了原本的含义，变得面目全非了。

正如之前提到的，1789年的法国左派其实是反对国家经济垄断的。因此，最初的左派只会反对企业的国有化。基于这些原因，以及其它的考量，我们有理由认为斯大林主义和毛泽东主义其实属于右派。

右派一词一直让人联想起威权主义、歧视、对人民主权的压制、对法律平等的否认。接着，右派又和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意大利、德国、西班牙等地兴起的法西斯主义联系起来了。左右两词都拥有了专制独裁、压制自由的含义。

1848年以后的马克思主义者扭曲了左派一词，使其脱离了启蒙主义的根基，与此同时，20世界上半叶的好战民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却使得右派的含义变得相对固定了。直到20世纪60年代，右派依然让人联想起传统主义、民族主义、神权政治，以及法西斯主义。欧美的保守主义者曾经支持过拉丁美洲的独裁政权，并且为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进行辩护。这些保守主义者很恰当地被称为右派。

但是，右派一词的含义最终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右派从民族主义、传统主义，贵族特权的支持者，变成了主张市场经济和私有产权的急先锋。真是讽刺，因为在法国大革命期间，这些诉求原本属于左派的范畴。

1970年代，凯恩斯主义式的福利制度在各国瓦解，信奉自由市场的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开始扎根。到了1980年，一些右派思想家又一次在自由主义的地盘上攻城略地，而这些地盘早就被左派他们自己放弃了。到了这时候，不论是市场经济的支持者，还是独裁政权的辩护者，都被当成了右派。

但是很多右派人士—包括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和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虽然支持个人主义和个人自由，却没有做到前后一致。他们支持大型企业，扶持独裁政权，反对对采取种族隔离制度的南非进行制裁。

他们对自由市场经济的看法也许是对的，也许是错的。但是，由于他们对毒品和卖淫的态度十分负面，并且过度热爱那些保守的、非个人主义的“家庭价值”，因此没有做到坚守原则。话又说回来，许多市场经济的支持者其实是支持民主，反对独裁政治的。

## 错误的转向：左派是如何走偏的

20世纪80年代，中国和苏联成员国纷纷抛弃了“社会主义”实验，随之而来的是大幅政治变动。在东欧国家中，反对现状，支持自由企业和民主制度的，是新生的革命派；相反，那些支持国有化和计划经济的，却反而被视为反动分子，意图维护气数已尽的旧制度。在60年代的西方成长起来的那一代激进分子，看到90年代的东欧革命者居然都支持自由企业和私有产权，不禁感到十分迷惑。

至少到1990年代为止，右派一词代表着支持市场经济，此外，它依然保持了同民族主义和威权主义的联系。而左派一词在一个多世纪以来一直让人联想起国有化和国家管制。讽刺的是，在最关键的领域，左右两派却互换了立场。在1789年，支持国家垄断的原本是右派，支持自由市场的，反而是左派。

1960年代的许多激进分子批评苏联式的极权主义，与此同时，又反对冷战对峙。为了抵制越南战争，他们组织了轰轰烈烈的反战运动。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的时候，他们也举行了游行示威。 60年代的各种经历使许多左派变得敏感了起来，反对强国凭借武力将自己的意志施加于弱国。

到了70年代，一些左派走得更加极端，反对传播西方的任何思想。甚至反对“贫穷国家的人民也有配拥有和西欧和北美一样的（部分实现的）人权”这种观念。即便用和平的手段传播这些权利与价值，也被视为“西方帝国主义”或者“美帝霸权”的体现。要是有人想输出西式民主制度，或是传播人权，他的想法就会被当作“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遮羞布”。

由是，许多左翼分子从一开始的反战，变成了反对传播任何西方价值，即便采取的是和平手段。1789年的法国革命派所捍卫的普世价值和普遍人权，在1970年代的部分左派看来，只是在掩盖西方的霸权和压迫。

早在马克斯和恩格斯的时候，许多左派人士就开始认为启蒙主义原则和人权无非是遮羞布。他们背离了左派的初衷和核心价值。这是走偏的另一步。

当今的政治语言已经破碎不堪。如果有人要想复兴左派的话，那么他必须回到左派开始的地方，反省左派在1789年以后走了哪些歪路。没错，世界已经变了，人们也并不需要完全固守词语本来的含义。但是，左派最初的目标，是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代议制民主，以及普世人权。这些原则不论是在1789年，还是在今天，都同等重要。

本文的作者是Geoffrey M. Hodgson，写于2016年6月5日，在2016年12月13日，12月27日，以及2017年5月1日做过小幅调整。

本文发布在New-Politics网站 ：(http://new-politics.online/the-broken-language-of-left-and-right)

@ZhiXi 打错字了，是考虑，不是靠谱。

@ZhiXi 索尼和三星的国行版可以靠谱，因为它们可以刷国际版的固件，不过过程也许会有些繁琐，可以在网上找教程。

"这个世界太不合理了。我的智慧高于庸众，假如我拥有了绝对的权力，能够以我自己的想法不惜一切代价地重新塑造这个世界，那么这个世界一定会变成更好的样子。“

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过这种想法，区别在于多数人仅仅停留在了想法的阶段，而另一些人获得了足够大的权力践行这样的的想法。而这样的一种思想，是任何一种极权政治的原始驱动力。

根据《史记》的记载，商鞅在变法之前曾于秦国贵族辩论。当时，他是这么说的：

“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见非于世；有独知之虑者，必见敖于民”

（有出类拔萃的操行的人，肯定要遭到一般人的非议；有特别独到的见解的人，必然要受到一般人的诋毁。）

商鞅又说：“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

（至于老百姓，不能在开始做事的时候和他们商量，只能在办成以后和他们共享成果。追求最高道德的人和一般世俗的人是合不来的，成就大事业的人是不去和普通人商量办法的。）

一个以为自己的智慧高于凡人的人，一个自视为“先进分子”的人，执意地要将自身的想法强加于他所蔑视的大众，并且最终获得了足够的权力将这些想法强加于大众，于是我们就有了秦制。同样地，在两千多年后，另一批以优于凡人的·“先锋队”自居的革命者立志要将他们的先进思想在中国付诸实践，并且掌控了绝对权力将这些思想付诸实践，于是就有了共产党夺权后的一系列灾难。

@arroyoo @Sunshine0524 @board 苹果系统是比较封闭的，同时苹果公司对自家设备的控制力很强，对于苹果这样的公司而言，监视用户不是“能不能做到”的问题，而是“想不想做到”的问题。而现有的证据表明苹果是想监视用户的，比方说，去年曾经曝出过苹果MAC电脑的云验证事件，大概的内容是苹果电脑每运行一个程序，就要向苹果公司的服务器发送验证，验证不通过就无法运行，结果某天苹果服务器出了故障，这些电脑也就无法运行程序了。再比如，IPhone自带的Safari浏览器曾经与腾讯合作提供网络安全保护服务，简单地说，只要用户用自带浏览器访问了“危险网站”，腾讯马上就能知道。像这样的丑闻还有很多，我只是列举了两个比较近的例子。对于中国苹果用户来说，最需要知道的就是中国苹果用户信息存储在国内的云上贵州，共产党想看随时都能看。尽管如此，如果一定要和华为，oppo，vivo，小米相比的话，我还是认为苹果在隐私方面胜于它们，因为与这些厂商相比，苹果是一家国外的公司，受到的左右相对更少，而且不那么依赖于广告和个人信息的收入。苹果虽然不能让用户不受共产党监视，但它能够让用户受到更少的国产软件的监视，从数量和对象上来说，苹果泄露得更少。

@estoycafeazul @Sunshine0524 Oneplus从一开始就从属于Oppo的母公司，叫欧加控股。后来，Oneplus并不是被Oppo收购了，而是与Oppo的手机业务合并了。

@Sunshine0524 @board 摩托罗拉是当下最好的选择，pixel在中国难以够买且价格偏高，Oneplus则在八代之后彻底放弃了氢OS和氧OS这样的类原生系统，转向了Color OS这样高度定制的UI，该有的广告和监控都不会少。至于三星，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国行三星系统内置的安全中心是由360提供的，索尼的国行系统也是内置了一大批百度和腾讯的应用。综合来看，摩托罗拉收集的信息是最少的，内置应用大都可以卸载，也可以转到国际版的系统。摩托罗拉的价格非常实惠，而且有着联想的支持，国内的售后服务要比pixel 索尼好很多。最后，如果你有一些刷机知识的话，你的选择范围会宽泛很多，只要选择那些容易解锁bootloader的机型就可以了。华为、oppo、vivo的手机是需要避开的，这些手机搭载的系统有着大量的广告和后门，而且用户无法通过刷机的方式摆脱系统的监控。

@civetkikyou 官僚系统是对上负责的，Mastodon则是社区自治。如果所有的实例都归mastodon.social管，而mastodon.social又下辖一大堆附属机构，那么Mastodon便适合用官僚制来形容，但在Mastodon中，实例与实例是平行而非垂直的关系，这就和官僚制的区别很大了。

@chn 共产党以掀屋为由建成了更高效更严密的铁屋，以解放为由建成了更野蛮更专制的政治。

@chn 每一个极权理论，都无一例外地要对社会实行全方位无死角的控制，将自身的意志强迫给全体国民，以实现自己眼中的理想世界。而要实现这一点，它就必须扫除眼前的一切障碍，因为只有当“旧社会”的一切障碍都被瓦解之后，它才有机会进行“彻底的”改造。这些障碍可以是天主教，东正教，儒家，资本主义，自由主义，也可以魏玛共和体制或者是中华民国政府，或者是《1984》中的“旧思想”、“旧历史”和“旧语言”，因为只有将“旧思想”和“旧语言”从人的脑中彻底清除，“新思想”、”新历史”和“新语言”才能占据统治地位。

【新话的目的不仅是为英社拥护者提供一种表达世界观和思想习惯的合适的手段，而且也是为了使得所有其他思想方式不可能再存在。这样在大家采用了新话，忘掉了老话以后，异端的思想，也就是违背英社原则的思想，就根本无法思想，只要思想是依靠字句来进行的。至少是这样。新话的词汇只给党员要正确表达的意义一种确切的、有时是非常细微的表达方法，而排除所有其他的意义，也排除用间接方法得出这种意义的可能性。所以能做到这一点，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创造了新词，但主要是因为废除了不合适的词和消除了剩下的词原有的非正统含义，而且尽可能消除它们的其他歧义。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新话中仍保留“free”（“自由”）一词，但它只能用在下列这样的话中，如“This dog is free from lice”（“此狗身上无虱”）或“This field is free from weeds”（“此田无杂草”）。它不能用在“politically free”（“政治自由”）或“intellectually free”（“学术自由”）的原来意义上，因为，政治自由和学术自由即使作为概念也不再存在，因此必然是无以名之的。除了肯定是异端的词要取缔以外，减少词汇数量也被认为是目的本身。凡是能省的词一概不许存在。新话的目的不是扩大而是缩小思想的范围，把用词的选择减少到最低限度间接帮助了这个目的。】

共产党自己就是靠着掀屋理论夺了权的，或者说共产党正是掀屋理论的产物。

@Joyal 没有隐私，就没有个人自由，就没有独立人格。

@momoro 是啊，这也是许多人想离开这个国家的根本原因，一种深刻的不安全感，头上有着一个垄断一切的独裁政府，身边有着一群思想扭曲，精通整人之道的个人，不论是垂直方向还是水平方向，都是一群时刻准备好整人，也随时都会被整的一群人。

一篇关于Twitter收购的文章，作者对社交平台的管理给出了一些理性的分析，同时也提出了一些新颖的构想。这篇文章来自Quillette，作者为Jim Rutt，发布时间是 4月27日。

# Musk and Moderation

https://quillette.com/2022/04/27/musk-and-moderation/

根据最新的报道，[Twitter已经同意了马斯克的收购](https://www.wsj.com/articles/how-elon-musk-won-Twitter-11650943029?mod=e2tw)，收购价格是54.20美元每股，这引起了人们的热烈讨论，讨论的焦点在于马斯克对言论自由的态度，以及这会给Twitter的管理政策带来哪些改变。目前为止，关于这场事件的讨论在很大程度上是两种绝对化叙事之间的相互混战。然而，要展开理性、务实的对话，我们就不应该采取二元对立的方式，在管和不管之间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相反，我们对话的基础应该是“什么样的管理方式才能使Twitter变成一个自由、公平、开放的思想集市”。

在过去的40年里，我管理过各种线上社区，设计过各种社区软件，也经营过各种相关业务。我熟练使用过从1981年至今的每一代在线社交平台。我想，既然我有着这样的经验，那么我不妨给大家深入地谈谈社区管理的本质，以及为什么马斯克的收购可能是一件好事。

那么，我们就先批评的声音入手吧。我这里有几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来自于[华盛顿邮报在4月17日发布的一篇文章](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technology/2022/04/17/musk-Twitter-ownership-control)。

【Alex Stamos是Facebook的前安全官，2016年大选期间，他曾率先呼吁人们关注俄国的虚假信息攻势，他说，马斯克以为推特可以成为人们自由表达意见的公共广场，但这种想法与很多人的现实经历是脱节的，而且，这种想法没有承认这一点：如果人们可以在Twitter上自由地表达，就会使强势者变得更强势。

“没有了管理条例”，Stamos说道，“发表观点的用户都必然会遭受到各种形式的人身攻击，乃至受到死亡和强奸威胁”。“阻止这些事物是互联网的底线。要想让人们正常交流，就必须要设立基本的规则”】

一天之后，[华盛顿邮报又发布了一篇文章](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technology/2022/04/18/musk-Twitter-free-speech/)，文中写道：

【“然而，这位特斯拉CEO所设想的乌托邦早就不存在了，这种想法根本没有考虑到现实的问题。”Twitter员工和硅谷的业内人士这样说道。马斯克想用430亿美元恶意收购Twitter，对此，批评人士称，马斯克变革Twitter的雄心壮志——即把Twitter变成无人看管、无人审查的地方——是非常幼稚的，会损害公司的长远增长，让Twitter变得更不安全。】

这种批评算是典型的稻草人谬误。马斯克本人在[4月14日的ted演讲](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dZZpaB2kDM&ab_channel=TED)中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他知道Twitter是需要管理的。马斯克并没有表现得反对“基本规则”，也并不赞成把Twitter变成“无人看管的地方”。不过，尽管如此，我们也应该看到，马斯克自己并没有管理大型多对多社区的经验，因此，他似乎不能很好地解释应该怎样做才可以使Twitter既提供更多的言论自由，同时又保有那些必要的管理条例，以此建成一个成功的在线社区。

## 礼仪规范vs内容管制

我们要做的第一步，就是区分清楚不同的管制措施。这样做可以使我们对具体的事物进行讨论，而不是陷入路线相争、互盖帽子的低级游戏。最关键的区别，就是礼节规范（亦有人称之为行为规范）与内容管制之间的区别。人们所关心的人身攻击、网络暴力、在线威胁、在线霸凌的这类问题，其实都属于礼仪规范的范畴。我们可以把礼仪规范看作一种关于对沟通方式而非沟通内容的一系列规范。像“禁止用脏话和种族歧视词汇辱骂他人”，就是典型的礼仪规范。Facebook曾经搞过一个很搞笑的“禁止乳头”条例，也属于礼仪规范的范畴。

在线社区的礼仪规范，其实就类似于线下生活的“基本礼貌”。正如不同的线下社区有着不同的礼节要求，在线社区的礼仪规范也应该是因社区而异的。你可以向你的好友绘声绘色地描述约会失败的经历，但这些话显然不适合星期天在祖母家里吃饭时说。像迪士尼这样的家庭向社区，礼仪规范就和像Twitter这样的成人向社区很不一样。

网络用户可以自己选择那些让他们感到舒适的社区，而礼仪规范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指向标。那些几乎没有礼仪规范的社区往往发展得都不顺利，这或许证明大多数人还是希望有比较严格的礼仪规范的，前提是这些规范能得到公正的执行，而不是搞双重标准。马斯克应该明确地告诉人们Twitter会有礼仪规范。

内容管制则是在管制帖子和评论的内容。在内容管制之下，不论用户多么遵守礼节，都不能谈论特定的领域的问题。大多数平台都禁止用户在未经许可的境况下披露他人身份或是以其他的方式侵害他人隐私。多数社区还会封禁直接的暴力威胁，鼓吹犯法和恐怖主义的言论，以及对他人的污蔑。许多社区还会禁止人们发布一些危险内容，例如如何制作炸弹和监狱的教程。

对于这种类型的内容管制，人们是很少有争议的，有争议的话也是关于细节的争议。我们有理由相信，马斯克领导下的Twitter会保留这种类型的内容管制，只不过在这一问题上马斯克可能会更加自由化。

## 观点管制

争议最大的地方，也是我认为马斯克最关心的地方，就是基于“观点”的一系列管制措施。像Facebook和Twitter在2020年和2021年对于Qanon的封杀，就是观点管制的一种。当时，数万则推文都被删除了，数千名Twitter用户都被封禁了。在Facebook上，数百个群组立刻被封。尽管他们都符合基本的礼仪规范。

Qanon这一意识形态充满了各种糟糕的思想，可信度极低。但是，要我说，同样的话也可以适用于基督教、占星学以及马克思列宁主义，然而，这些思想在Twitter和Facebook上面却占有者重要的的地位。我们生活在自由社会，而自由社会的公共广场就应该为全体民众所共有，不应该只允许我一个人喜欢的思想存在。同样地，我们也不应该因为他人思想的对错而对符合礼仪规范的言论进行限制。

关于观点管制，还有一些不那么极端，但同样让人不舒服的例子。我知道的一个例子就是一个叫做“2020联合”[（Unity 2020）](https://medium.com/@ArticlesOfUnity/the-articles-of-unity-f544f930d336)的初创政治运动，旨在挑战民主党-共和党二元垄断的政治格局，为2020年的选举推举出了中间派的总统与副总统候选人。这是一场堂吉诃德式的计划，尽管没能取得预想中的结果，但我认为它会在日后带来一些有趣的变化。我了解背后的组织者，这场运动显然对于我们的政治讨论有着善意的贡献。然而，就是这样的一场运动，却在2020年9月被Twitter删除了主要的账号，Facebook更是封杀了运动的创始人。

看到这些社交平台能够如此打压这类初创政治运动，那些希望通过新思想来改善失灵的政治体制的人，无不感到忧心忡忡。观点管制也许可以抑制像Qanon这样的疯狂思想的传播，但与此同时它也可能压制我们生存所必需的新思想。

还有一个例子是有关我所协助创立的[GameB Facebook](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gamebcore)群组。至少在我们眼中，这是一个“做好事”机构，从不参与党派政治，成员也十分遵守礼仪规范。然而，即便如此，Facebook还是不由分说地就突然把我们群组里的三个管理员给永封了，这基本不可能是因为我们违反了礼仪规范。要不是因为我们有一些颇具影响力的朋友（其中有些是Facebook的内部人员）替我们发声，这三个管理员账号可能直到现在也无法恢复。我们可以想一想，还有多少有益社会的初创想法和初创运动，因为没有这样的人脉关系，就被基于观点的管制封杀了。

我还认识一些人，他们参与的是广义上的“社会变革”运动，例如[the Liminal Web](https://www.joelightfoot.org/post/the-liminal-web-mapping-an-emergent-subculture-of-sensemakers-meta-theorists-systems-poets)。这些人都是真诚善良的好人，都在为自己眼中的人类福祉而奋斗，然而他们中有很多人要么是被平台们暂停了账号，要么是被断了视频的收入来源，要么是被封杀和惩戒了。这些平台们似乎对于任何可能挑战到现状的想法都持有着系统化的偏见，不论这些想法多么地善意，多么地周到。

在我们当下生活的这个世界，现状根本无法应对十分严重并且日益恶化的社会问题。因此，我们就不能让社会上的全部思想都受制于社交平台，由他们挑选和阉割，尤其是考虑到这些平台本就是偏向现状的。我们需要让这些平台变成“思想的集市”，让每一个真诚的声音都能被人们听见——即便是只被自己的小群体听见。各种思想的兴衰荣辱，都应该却决于思想本身能否服众。他们不需要由硅谷一小撮人的意识形态偏见判断其正当与否。

我想，马斯克说他想“扩大Twitter的言论自由”，实际上指的是这个意思。他似乎真诚地相信人民公开求知和自由表达的权利是民主国家胜于威权国家的最大优势，而我们现在却很可能失去这一优势。

有了严格而合理的礼仪规范，自由而广博的思想集市才会更容易成为现实。我们之所以难以在网上讨论有争议性的话题，乃至于使争论变得丑陋不堪，是因为互联网上存在的贴标签、盖帽子，聚众霸凌等人身攻击行为。如果礼仪规范没有得到有效的执行，就会使得反对某种观点的人得以使用恶毒的人身攻击指责对方，最终把讲道理的人逼走。

如果礼仪规范有着明确的定义，得到了公正的执行，用户们就可以更加舒适地探索更多的思想。要避免出现恶毒的人身攻击，最好的方式就是认真执行礼仪规范，要求反对方以理服人。

马斯克可以先告诉他的批评者他支持审慎、合理、公正的礼仪规范。他还可以补充说Twitter对于特定的一些领域会进行有限的内容管制，例如违法和高度危险的内容，但与此同时向充满意识形态偏见的观点管制决裂，这样才能使Twitter变成我们需要的公平开放的思想集市。

## 执行与申诉

但是，要想建立人们对于管理条例的信任，就需要让这些条例执行得更加准确透明，此外，还要给用户们真正的申诉权。如今，平台在封杀言论，封禁账号时，通常都依据的是某些模糊的“用户条例”，但当你点开这些条例时，却经常发现它们语焉不详，根本就不告诉你你到底违反了哪个条例。

平台所进行的任何管制，都应该以具体的推文和评论为依据，并且像刑法那样指出它们具体违反了哪条哪款。 每一个条款都应该写得简洁易懂——由大概不到100个单词的简明英语写成——并被翻译成该平台所支持的一切语言。对于市值几百亿的大型公司来说，这根本不算个事。

除警告以外的所有管理行为，均应提供人工申诉的渠道，因为现在很多平台都是用算法来管理的。人工申诉方须在24小时之内作出回应。在二级申诉阶段，用户可支付100美元至100万美元的押金，并要求第三方的专业仲裁者判断他发布的内容到底有没有违反条例。就像“棒球仲裁”一样，仲裁人要么判用户胜，要么判平台胜。如果用户胜利了，平台要赔付押金的十倍（减去100美元的仲裁费），如果平台赢了，用户则失去押金，但是押金中的100美元要先用来支付仲裁费。

要确保那些温和的用户也拥有二级申诉的权利，就应该允许他们联合申诉——即，将他们的申诉请求和押金金额投放到市场上，金额可由第三方增减。如果取胜了，第三方可以获得80%的收益，剩余的20%归申诉人自己。如果押金总数达到了100美元，或达到了由申诉人规定的更高值，便自动向平台发起申诉。直到结果出来为止，第三方可以选择是否继续增加押金的数目。

这样的一种机制可以使得那些相信自己被误封却非常贫穷的用户也有机会验证自己的说法，如果成功了，还能获得一大笔补偿。假如市场上没人支持他的申诉，就表明他的理由很弱，如果很多人支持他的申诉，就表明他的理由很强。10倍的补偿差会使得平台至少在90%的情况下确保自己没有失误，这是一个比较合适的标准。

## 更远的图景

仅仅是修复管理机制，不足以使Twitter变成自由、公平、开放的思想集市。Twitter应该从十分容易创号的匿名制转向实名制或者伪实名制，确保一人一号以及每个账号背后都是实人。过去的40年证明，匿名的交流方式通常是更坏的交流方式。而实名制或者一人一号的伪实名制可以显著地减少机器人和水军网络的情况。

另一种可取的方式是增加粘性。不少人建议把转推功能限定为两层，也就是说，假如我转推一篇推文，我的关注者可以继续转推，但是再往后，用户想转发就只能手动复制粘贴了。这种做法可以减少但不会完全消除内容的传播。另一个关于粘性的建议是限定用户一天内的转推总数。如果用户们一天只能转推两篇推文，他们在转推时就会审慎得多。这会减缓信息的传播速度，提高信息的内容质量。

正如马斯克说的那样，让推特不再成为一个几乎完全由广告驱动的平台，能够显著地帮助我们建成更健康的信息生态系统。一个由广告驱动的平台，为了挣更多的钱，会千方百计地使用户们保持在线。为了“增加用户互动”，平台们想出了馊主意，故意去投放那些引战和夺人眼球的内容。要是能激起一场大战，那就更是正中它们的下怀。而采取订阅制的平台，则致力于如何在最短的时间里向用户提供最有用的信息。

马斯克还建议把推送算法开源。这当然很好，不过这也给了人们钻空子的机会。更好的做法也许是打造一个由第三方提供开源算法的算法市场，由用户们自己选择用什么算法推送信息，并为此支付一小笔费用（每月几美分）。多元化的算法生态系统是不容易被钻空子的。

假如Twitter真正地采用了我提供的这些建议，他们会受到来自于广大用户的大力支持。毫无疑问，另一些人会强烈反对。但是，在我们继续讨论这一问题时，我们需要牢记，能够让所有人都满意的乌托邦方案是不存在的。在任何一场变革中，人们都会有失有得，因为平台的政策是可以修改的，人性却是无法修改的。因此，我们当前的任务不是把Twitter打造成一个完美的平台，而是将Twitter改进。马斯克现在接受了这一项艰巨的挑战，批评他的人应该明白，完美是永远无法达到的，不完美没有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