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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川普上台之前，有过两场序曲，分别是占领华尔街运动和茶党运动，这两场运动，一左一右，分别代表了美国民众对30年以来的精英体制的挑战，在上一篇嘟文中，我介绍的是一位茶党成员对美国政治的看法，而这一篇嘟文则是Lockdown TV对占领华尔街运动的街头领袖Tim Pool的访谈。Tim Pool因为用无人机直播直播占领运动的过程而成名，访谈的内容包括了对技术巨头、拜登、占领华尔街运动的看法。
这是访谈的原链接：https://unherd.com/thepost/tim-pool-on-joe-biden-occupy-and-big-tech/

第一部分：关于占领华尔街运动和技术巨头

Freddie Sayers：距离“占领华尔街运动”已经有十年了，也正是这场运动让您一炮而红。和当年相比，现在的世界已经大不一样了，不是吗？

Tim Pool：是啊，确实是这样。当年，“占领华尔街”正在发展自己的独立媒体，他们创办了自己的报纸，叫“占领华尔街日报”。此外，他们还采用了Facebook，Twitter这类社交平台，而我则使用了像Ustream这样的在线直播技术以及移动应用程序对当时的情况进行在线直播。如今，就我所知，在当年参加占领华尔街的人中间，有很多都走向了自己的对立面，去支持言论审查。其中有一位我认识了有10年的时间，而他现在就在玩弄媒体舆论操纵的游戏，这对我来说当然很意外，对于他们自己而言，我想他们应该是觉得为了实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但这并不是说所有参与占领华尔街的活动人士都这样，因为他们有不少人其实是投了川普的。

Freddie Sayers：我们现在所看见的，是他们当年那个的反大公司，反资本家，反全球化的目标，从一个左派的信念变成了一个右派的信念，你觉得这么说对不对？

Tim Pool：我觉得，对比这些人过去所持有的原则，你会觉得这是这种转变让人难以理解，要知道，回到西雅图之战的时候，也就是1990年代，是左派在反对WTO以及全球化的自由贸易政策。我记得很清楚，当年的左派不讲“自由贸易”，而讲“公平贸易”。而现在则相反，共和党的川普在积极反对这些自由贸易协定，左派原本是反对大公司的，然而现在的左派，即便是想桑德斯这样的，也帮着这些大公司说话，说私有公司有权管制言论。对于那些损害工人阶级利益的自由贸易协定，左派要么是不知道，要么是无视。主张开放边境的，一开始也原本是右派 ，而现在则是左派支持开放边境。因此，这些年间出现了一种奇怪的政治重组，而在我看来，这表明当年参加了占领华尔街的那个运动的人们，更多地在乎的是部落式的胜利，而非实现目标本身。我觉得，我们现在看到的情况就很类似于当年奥巴马当选之后的状况。许多批判川普的人，看到了拜登做了和川普一样的事的时候，就立马选择替拜登辩护，比方说现在就有很多人在讨论有一个经Twitter认证的记者发的推文，川普弄了这些笼子把非法移民的小孩关了起来，而现在拜登又把这些处理移民小孩的设施运作了起来，然后他的推文就说：那还能怎么办？总不能把这些小孩放手不管吧？这里的双标是显而易见的。这种情况既见于许多民主党，也见于许多保守派，但是出于种种原因，这种现象对于右派是特例而非常态，对于主流媒体和民主党建制派却是常态而非特例。

Freddie Sayers：你刚才说的内容不少。建制派媒体这一概念如今通常与技术巨头、大公司、以及民主党联系在一起，你觉得这是最近才出现的新现象，还是说十年以前就已经是这样了？

Tim Pool：十年前就已经是这样了，但是如今的情况要糟糕得多。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关于FBI调查亨特·拜登和乔·拜登弟弟的新闻，Twitter封杀了这一新闻，Facebook也封杀了这一新闻，即便是NPR，也说：我们对此报道，因为这称不上是新闻，然后等到选举已经结束了几个星期之后，他们又跑出来说这则新闻其实一直是真实的。因此，当你看到，那些本应以客观公正为己任的媒体说：我们不会报道这一新闻，这是保守派的假消息，而技术巨头去对此表示认可，禁止人们将此消息传播的时候，两者之间的联盟关系便显而易见了。即便是Jack Dorsey（Twitter CEO）也认为他们做的是不对的，在国会听证会上，Jack Dorsey就一直说他们做错了，但是Jack Dorsey一开始就不应该屈从于建制派民主党的媒体机构。

Freddie Sayers：你觉得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发生的？为什么进步主义者，那些本能地具有反体制倾向的人，反而站到了权力机构的那一边？

Tim Pool：我觉得社交媒体操纵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当年占领华尔街的时候，很多活动人士就利用社交平台传递他们的理念，而在过去的几年，情况发生了逆转，权力机构和政府部门意识到社交媒体操纵的巨大力量，尤其是靠一个人同时操纵去多个账号，美国政府和私人安保机构就是这样借助社交媒体操纵舆论的。在社交平台出现之处，我们能看到阿拉伯之春这样的运动，活动人士能够用Facebook组织一场革命。美国没出现这样的革命，但是人们同样能借助Twitter YouTube这样的平台组织大规模抗议。随着社交媒体发展到了一定程度，民主党和共和党就开始想它们是不是也应该好好利用社交媒体，我本人有一位好友，叫Bernie Kaiser，当年就是她爆料了剑桥分析门，我们在聊天时有时就聊到，一些个体、赞助人，以及民主党的代表意识到，他们需要利用社交媒体获得支持。当年占领华尔街的哪些人，就曾利用社交媒体号召其他人一起实现诉求，阻止政府接济银行。而民主党终于也学会有效利用社交媒体了，这后便用社交媒体影响同样的一批人，获得这批人的支持，值得注意的一点，就是民主党运营了许多阴谋论站点，例如“占领民主党”。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第三方事实核查机构就将这一站点认证为一个民主党阴谋论站点，这当然不是说共和党和保守派就不这么做，而是说民主党更擅长这么做。

Freddie Sayers：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自2011年以来，社交媒体的世界经历了两个大变，当年你在街上用无人机拍摄抗议现场时，很多人都觉得，新技术，新平台的出现，将会赋予人们巨大的力量，鼓励人们挑战权威，并将问责那些掌权者。随后，两件事情发生了，首先是钱进来了，Twitter Facebook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公司，因此他们也成为了资本家的一份子，而非资本家的敌人。另一件事情就是川普上台了，许多自由派便大受惊吓，因此变得更加激进，并且向平台施压。你觉得这么说对不对？

Tim Pool：某种程度上来讲，我认为在川普决定参选总统之前，Twitter已经有不少用户流失了，那些商业媒体的收视率也在下降，Vice的CEO Shane Smith大概在2014年就说，随着广告投放率大跌，投资告吹，数字媒体将迎来寒冬。而恰恰是在川普决定参选以后，由于所有人都关注川普，对于右派，他们认为川普看会与建制派作战，带领人们走出困境，对于左派，对于在媒体机构中位高权重的建制派而言，这也是一个写文章获得流量变现的机会，此外，对于民主党而言，他们也可以借此机会获得更多的选票。也就是在这样的风暴中，CNN变成了“橘色人（川普）是坏蛋”新闻，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了所谓的“川普引发的增长”，顷刻间，Twitter的用户增长了起来，数字媒体的收视率上升了起来，CNN的浏览量达到了巅峰，Tucker Carlson的栏目成了有线电视网络有史以来最受欢迎的的栏目，每天晚上都有500万收视率。现在川普卸任了，则出现了所谓的“川普引发的衰退”，收视率暴跌，看CNN的人也少了。因此我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媒体想挣钱，于是以川普为话题写很多能够激起人们愤怒的震惊文章，民主党也愿意这样做，因为这能带来更多的选票，所以这一切发生了。

Freddie Sayers：然而他们却把川普封杀了，真是很有意思，我还记得Twitter和Facebook封杀川普的时候，有人还说这不会管用的，你禁了他，他还会找到一个新平台，新的媒体。现在我们可以说封杀是奏效了，川普现在安静得出奇，我个人觉得这令人毛骨悚然，这是一个审查成功的案例。

Tim Pool：不，根本没有奏效，川普依然找到了与人们沟通的方式，没错，他现在是很安静，但这并不是因为审查，如果川普想的话，他可以在任何时刻加入parlor，gab，minds这类平台，但是他没有这么做。原因的话，我估计既有无知的因素，也有策略的选择，川普并不知道他为什么早就应该加入其他的这些平台，而同时他又受到了像Kushner这样的人的建议说不要加入，我所说的策略，指的则是川普认为他的这个名字值很多钱，那么川普会想，与其入住其他平台，给他们带来收入，还不如自己创一个平台，这样钱就归自己赚了，因此也许要等他卸任之后他才会这样干。

Freddie Sayers：你觉得他能成功吗？

Tim Pool：很难说，很多人都问我，技术巨头会不会像封杀parlor那样封杀川普的平台，而现有的证据越来越清楚地表明这是技术巨头密谋扼杀竞争的一种做法。我怀疑他们也许不会阻止川普，并给予一定的鼓励，因为它们的用户活跃率的确在下降，Twitter流失了很多用户，很多Twitter用户的关注量都变低了，因为不少人就是为了关注川普才来到Twitter的，川普走了，他们便也走了。如果川普要建立新平台的话，像CNN、MSNBC这样的新闻机构可能不会反对，因为它们的点击率一直在下降，而它们知道，川普发布的任何东西，都可以用来制造愤怒，吸引流量变现。当然，技术巨头也很有可能想办法扼杀竞争，防止新的平台与他们争夺他们的用户，降低它们的市值，媒体公司也有可能出于某些原因无视技术巨头的竞争，只去关注川普本人，因为川普会带来收视率，点击率和利润。

Freddie Sayers：你说的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这些的巨头决定很重要。我们在parlor事件中看到的是，尽管理论上没有人会封禁parlor，但是它先是从play store被迫下架了，随后服务器又被Amazon关闭了，所以说到底，川普能不能建立自己的平台，还是得看技术巨头们的脸色，这让人感到不寒而栗，不是吗？

Tim Pool：确实，但在我看来，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看待这件事，一方面，不论述对于美国，还是对于其他国家，只要他们采用了安卓和iOS技术都应该感到十分警惕，因为Google和Apple能够控制他们的应用商店，并且会和Amazon密谋合作。我们从最近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报道中知道，parlor在首都骚乱发生前的一两个月就已经向FBI报告了平台上存在的暴力威胁，我们还知道，这场事件实际上是在Facebook上策划的，然而技术巨头却把此当作封禁parlor的借口，所以我认为这些公司之间存在密谋。我还认为，巨头们的中心化社交平台存在着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这些平台能影响其它的国家，同时他们的利益又受到美国政治的极大影响，这就导致了这种奇怪的的“进步主义美国文化霸权”。我们这些活动人士，尤其是左翼活动人士对此已经谈论了不少。Twitter在强迫其他国家接受美国价值，这在我们看来是不合理的，因为这本质上是美国向世界施加自己的影响，它可以通过制裁的方式强迫这些公司使用它的平台，如果你不同意就直接在应用商店把你禁掉，这样就能确保其它国家都必须使用美国的技术体系。

Freddie Sayers：我们在新冠疫情的一年里，就已经能感觉到，美国的政治理念和意识形态以史无前例的速度传播到了世界各地，明显的例子就是去年夏天的BLM游行，不仅发生在了美国，也发生在了阿姆斯特丹、柏林、伦敦等地，因为有人不幸在美国遇害。那一时刻，我们都意识到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新时代，美国发生的事情，会发生在世界各地。

Tim Pool：而法国的政治领袖则告诉我们，美国的左翼意识形态给法国也带来了威胁，会摧毁法国文化和法国生活方式。这是很大胆的论断，但我觉得他们也没有说错。在美国，出现了一种极端的意识形态，虽然还不是主流，但越来越强势，而像Jack Dorsey这样的人就持有这种世界观。我曾有幸与Jack Dorsey在公开与私下的场合有过交流，如果你看过我和Jack一起参加的那场Joe Rogan节目的话，你很明显就能感受到，Jack Dorsey这种人的世界观，怎么说呢，我不愿用边缘化一词来形容，显得我好像不尊重，这样说吧，他们相信的那些东西，即便在世界范围内而言也没有多少人会信。比方说，他们对于性别批判理论的看法，在任何国家都不是主流，即便是在美国，信的人也很少。然而，这些世界观，却成了一个拥有3.3亿用户的平台的规则，即便是外国政要也不得不遵守。因此，如果Jack Dorsey可以规定你可以说什么，不可以说什么，那么毫不意外，我们会看到这种意识形态传播到其它国家，比如说法国，毫不意外，在美国以外的地方也会出现BLM游行。说实话，如果想芝加哥这样的城市爆发了游行，我还能理解，因为芝加哥的种族问题和枪支问题比较严重，可是在欧洲发生的这些游行我只能用怪异来形容，最为怪异的是他们还为Mike Brown游行，好像欧洲的这些游行能够影响美国的政策，当然不能。但这正是社交媒体的威力所在，而这也正是满脑子意识形态的CEO根据自身的政治信条施行规则的后果。

Freddie Sayers：这不仅关乎与技术，也关乎与文化，因为Netflix已经占领了欧洲市场，而这意味着这些欧洲或者南美的小孩看的东西，都和美国小孩看的一样，好莱坞电影工厂则掌控了世界的电影产业，音乐产业也是一样。而在所有的这些产业中间，那些掌门人，能够决定哪些作品能出版的人，都认同这种意识形态，因此这种意识形态在文化界有着十分强大的力量。

Tim Pool：是啊，我最近和Jodi Shaw进行了一次访谈，Jodi Shaw以前是史密斯学院的教职工，后来辞职了，为什么辞职呢？因为她说她面临着充满敌意的工作环境，直白点说，就是她遭遇了针对白人的种族歧视，她看到这种意识形态在不断扩张，一直说白人是坏人，压迫者，即便他们自己什么也没有做，也必须为自己的肤色而自我检讨。她什么也没说，最后意识到她受不了一直因为肤色被辱骂，于是先是投诉，然后辞职，她是向“同等就业机会委员会”投诉的，该委员会负责处理那些侵犯民权的公司，所依据的是1964年民权法案。我提到这件事，是因为我在想，还有多少美国人对正在发生的这一切一无所知，他们不知道这种意识形态究竟会带来什么，对那些白人以及看起来像白人的人意味着什么，Jodi Shaw是在2018，2019接触这一切的，然而许多人在五六年前就已经体会过这种意识形态带来的恶果了。我在想，随着我们的文化发生快速转变，把种族批判理论应用到现实当中，普通人也许真的会掀起一场革命，因为转变发生的太快了，还因为许多的这些政策就是种族主义的，这些政策以生物特征为由侮辱和伤害人们。到了一定程度，人们将会进行抵制，不过也许我有点太乐观了。

Freddie Sayers：你现在有没有被唤作”种族主义者“、“坏蛋”、“右翼分子”之类？过去的几年里，你一直公开反对这类事物，那么你的经历是什么样的呢？

Tim Pool：我身上的标签各种各样，奇奇怪怪，不过说实话我还挺享受的，以Vice为例，我曾在那里工作，Vice是一家左翼公司，他们现在叫我“网络左派”，因为我是Tulsi Gabbard的坚定支持者，参与了她的竞选活动，觉得她是美国总统的最佳人选，觉得她一定能赢，最近，一家保守派网站又说我是持“那又怎样论”的自由派记者，也许是因为我没有为那些事情取笑和批评拜登，而slate则跑出来说我是“右翼播客主持人”，他们不说我是种族主义者，也不说我是恐同者，不过最近有人说我“类似于另类右派”，我自己都不知道这是什么玩意，因为我是二代混血，另类右派根本就很讨厌我。看起来，如果你对所有人都有所批评的话（也许并不均等，我知道我也有自己的偏差），那么所有的部落派别都会反过来批评你，而他们都以为你属于对立派。我觉得，看到自由派说我是保守派，保守派说我是自由派，感觉还挺好玩的。

Freddie Sayers：（笑）那你到底是什么样的，Tim？你的自我认定是什么？

Tim Pool：我最近做了一个政治倾向测试，结果显示我在政治光谱上是一个非常左倾的自由意志主义者，我赞同采取管制措施，相信国际协作，主张向富人课税。但与此同时我又认为这么做的前提是限制政府的最高税率，并且防止政府权力扩张过度。因此，我的意识形态倾向虽然很左，但如果要涉及到政治和现实主义的话，那么以美国的标准而言，我会被视为一个温和派，有着自由意志主义倾向，我说的是自由意志主义，而不是自由意志党，我个人对该党并不感冒。

第二部分：川普上台的渊源和共和党对川普的反应

Emily Jashinsky：我个人觉得，有一种说法很有道理，就是说川普这个人一直在破坏规则和常态，继而危害了整个国家。我也不知道这种说法对不对，你怎么看？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觉得保守主义运动是怎么对待了唐纳德·川普的？

Inez Stepman：在回答你的问题之前，我想说的是：在很大程度上，人们混淆了自由民主制与过去三十几年的政治常态。换句话说，很多人错误地将自由民主等同于了自己眼中的精英治国理念。我所说的这些治国理念，其实上是被左右两派同时认可的，就是说既被民主党的技术官僚论者认可，也被共和党的技术官僚论者认可。包括但不限于他们关于贸易与移民的看法，关于华盛顿的“友好共识”、关于如何削减分配的看法，诸如此类。在我看来，这些人把自己在30年来所习惯的那些事物，所掌握的那些权力，误认成了自由民主。而川普在挑战这些规则时－我觉得北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北约并不是什么自由民主的不可分割一部分，我本人对北约是比较温和的态度，我支持将它作为一项军事同盟持续下去。但是，让大家对北约进行讨论，难道有什么问题吗？北约已经存续了好几十年了，也许现在用处已经没那么大了。而且，我们可以合理地指出，过去的好几十年里，北约都是靠着美国撑着，许多欧洲国家却拒绝承担相应的责任，自身建设相应的国防。但华盛顿的这批人，对川普的反应却是认为他这是在反对他们传统智慧，一定受到了普京的指示。这些做法真是很可笑，不去坦诚面对批评，而是对批评者进行人身攻击。现在再回到你问的主要问题，我觉得共和党对川普的反应可谓是很差劲，但是说实在的，考虑到他们对川普的反应为什么差劲，我也许会对他们有更多的同情，因为没有人向他们指出他们有哪些不足。但是，共和党对川普选民，也就是对他们自身的主要选民的态度，就没有什么值得同情的了。不同意某个政治家，反对党内的某个政治人物，这是一回事，去蔑视那些成千上万的投了你票的选民，又是另一回事。我想，川普身上的的一大吸引力，就源于这种蔑视。共和党的那些掌门人拒绝反省，反省自己在创造使得川普得以上台的大环境的这一过程中起到了什么作用。要我说，川普之所以上台，直接的原因就在于共和党对茶党运动的蔑视。茶党运动是一场之下而上的一场“绅士们的运动”。参与者多来源于社会的中上层和小型商户主。即便是纽约时报，在经过调查之后也不得不承认，参与茶党运动的人受教育程度要高于平均水平。然而，许多媒体却污蔑茶党运动，称其有暴力倾向，茶党运动一点也不暴力，跟在的BLM运动相比更是如此，有些人以为茶党运动关心的是国债问题，可是这是对茶党运动的误解，有部分茶党成员非常关注国债问题，但并不是全部，茶党真正关心的，是我们身为美国人，却与美国的核心精神渐行渐远，他们想复兴宪法，以及...

Emily Jashinsky：我觉得目前来说，还无法确定茶党的最终目的是不是复兴宪法。川普刚上台的时候，有人就说，茶党关心的并不是什么恢复小政府，而是想释放所谓的文化怨气，左派会称之为种族主义和顽固思想，这当然是很荒谬的。但是，我真正想问的问题是，“占领华尔街运动” 和茶党运动是不是刚好是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我说的这枚硬币指的不是人们对NAFTA的看法，也不是人们对贸易政策的意见，而指的是人们的一种文化焦虑，而文化焦虑又是人们对新技术新变化的反应。不过同时我又觉得茶党成员和信奉MAGA的民众又是两类不同的人群...

Inez Stepman：从某些角度上看他们的确属于两类不同的人群，但两者其实又有重叠之处。我本人就是好几个州的茶党的成员，就我的经历来看，我认为认为茶党成员的确把复兴宪法当作与文化战争相关的事物，事实上是它们也并不是互相冲突的。如果我们只把茶党运动当作一场主张小政府的自由意志主义运动，我们就陷入了误区。茶党运动是一种宽泛的，对于几十年以来的大规模财政支出的反弹，但是更为重要的，也是与“占领华尔街运动”相通的一点，在于他们都认为身为一名爱国、负责的美国公民，反而会遭受惩罚。认为我们文化中存在这样一种成分，日益想惩罚那些遵守本分，按时交税，努力工作的爱国公民。他们都觉得，现有制度已经腐烂了。茶党说，问题不在于资本主义，而在于国家的行政机构不断扩张，其权力已经远远超过了宪法规定的范围。我们不要忘记茶党运动的起因是什么，起因就在于，金融危机期间，那些按时努力还贷的人却要用他们的钱救助那些开支过度的人，更不可理喻的是他们还要救助那些银行，银行对贷款风险理应了解的比谁都清楚，当年（2009年还是2010年）茶党集会时还有一首广为传唱歌，叫做“Shutting Detroit Down”，谁唱的我记不得了，这首歌所传达的主要信息，就是他们这些平民，要救助那些精英阶层，换句话说，他们认为美国现在存在着一个管理者阶级，这些管理阶级的人，受到的是不同规格的特殊对待，而普通人却只能自生自灭。这是造成茶党运动的核心原因之一。在这一点上他们与“占领华尔街”运动其实是一样的，区别在于他们给出的解释和方案很不一样。茶党不认为这是资本主义造成的，而是由政府造成的，金融危机期间，政府借助手中的权力，给特定阶级以特殊对待，这才是问题所在。

Emily Jashinsky：我们刚刚谈到的，本质上是三类人群，第一类是MAGA派，和茶党有些重合之处，但并不完全重合。

Inez Stepman：MAGA派更多地属于工人阶级，而茶党本质上是属于中上层阶级的，他们的学历更高，通常拥有本科学历。在过去的30几年的经济政策与文化政策中，要想分辨哪些人是赢家，哪些人是输家，那么最明显的一个方式就是看谁有本科学历，谁没有本科学历。我在过去的十年里看到的很有意思的一个数据就是，那些拥有本科学历的人中间，出生于中下层家庭的比例，比1970要更低。此外，如果你的数学成绩在学校处于中上层的水平，但是你的家庭条件处于中下层的水平，那么你获取本科毕业证的概率，就要比那些数学成绩中下，但是家庭条件中上的学生要低上不少。在这种情况下，就不是凭本事说话了。这些数据表明，在当下的美国，大学文凭更多地是在区分出一种管理人阶层，拥有本科证书，则是在宣示你已经成了这个阶层的一份子，现在的大学文凭，已经不是让有才能的人脱颖而出的一种机制。我在这里多次谈及阶级，但不要误会，我并不是一名唯物主义者或马克思主义者。我所描述的这些现象固然是和经济上的阶级相关的，但是这又不只是钱的问题，如果你问一个每年挣13万美元的机械师，问他是不是觉得自己属于美国的统治阶级，自己的诉求是不是能被华盛顿的那帮人听取，作为比较，再问问一个每年只能挣6万美元，但是拥有教育学硕士学位的教师，看看他们中谁对政策和文化有着更大的影响。所以这并不只是收入的问题，虽然它含有经济成分。茶党运动，可以说是绅士们的反叛，他们是小型商业主，大体而言可以称得上是成功人士，顺便插一句，这些人有不少在初选投的是Ted Cruz而不是川普。茶党运动是第一场反叛，成员多是事业有成的人士，有大学文凭，还有一些产业，但是他们却看到自己的兄弟朋友染上毒品、离开教堂、丢掉工作、婚姻破裂、或是根本从未结婚。这些人自己固然事业有成，但看向自己的周围，却只能感叹：“我们的体制的确腐坏了”。我觉得很大程度上川普的支持者恰恰就是他们身边的那些朋友和兄弟。因此，我的确赞同他们属于两类不同的人群。但将两者联系起来的，是共和党对他们的共同反应，如果他们认真地对待了茶党的诉求，而不是对之嗤之以鼻，如果他们没有去提名罗姆尼，而是认真对茶党做出回应的话－说道茶党，我们可谓是用尽了一切渠道表达自身诉求，能游行的地方都去游行过了，警察们都很喜欢我们这些人，我记得他们对我们说：“请待在人行道，我怕你们被车撞了”，我们则回答道：“是！警官，我们保证不乱跑，走的时候一定会把垃圾带走，感谢你们维持治安”。警察们很喜欢我们这种游行者，因为我们真的很容易对付。然而，共和党对此的回应，对共和党选民的回应，对于他们指出过去30年两党都信奉的“传统智慧”已经失灵的回应，则是打压和抑制。而川普的崛起，则是由那些彻底受够了鄙夷，受够了自己的诉求无法得到听取，受够了身边的问题得不到解决的民众推动的。

Emily Jashinsky：我们现在又回到了那个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是先有机构的失败，还是先有人们的不信任。我本人更倾向于谈论机构的失败，而不是人们对机构的信任危机，因为机构的失败，是先于人们的信任危机的，而且信任危机也正是机构失败的产物。而如果我们只谈信任危机的话，那么这里其实是在暗示问题出在不信任公共机构的民众。但正如你说的，就连你这样的专业政策分析人士，也觉得这些机构是不值得相信的。

Inez Stepman：让人想起了那句口误：不，错的是孩子们。进一步说，就是：“不，错的是民众”。而在过去的三四年里，华盛顿的政治精英正是把“不，错的是民众”当成自己的座右铭的。他们找了一些很可笑的理由，用来解释为什么这些坏人和瘾君子不去相信自己30年以来一直喂给他们的这些解决方案。“我们知道，这些方案是完美的治国之道，他们不相信我们，要么是受到了境外势力的指示，要么是因为他们是思想僵化的老顽固。”茶党在反对奥巴马医改时就遭受了这样的对待，而川普的支持者所受的对待则更为刻薄：“他们就是一群老顽固，一帮白人至上主义者，因此他们才......”这些都是逃避问题的借口，用来回避前30年的共识已经破产的事实。我其实也不是说这些共识都是错的，我本人在原则上是支持里根主义的，但是，当你环顾国内外时，你不应该假装我们现在遇到的问题是和1983年一样，它们不一样，因此需要不一样的解决方案，这当然不是说我们要全部放弃那些最为根本的原则，治理国家也是需要审慎的。但是你指定的那些政策必须要能解决人们遇到的切实问题才行，而我们看到的却是这些精英们不愿意这么做。造成这种局面的有许多因素，但是我的确认为有一点原因很重要，人们谈论的却不多，那就是现在的政策是由技术官僚制定的，而不再是由民主制定的。

Emily Jashinsky：唔！这是一个相当大胆的论断。

Inez Stepman：没错，但是和以往相比，现在国会制定的法律是很少的，大多数的法律现在出自技术官僚，他们不是由民主选举产生的，因此完全没有听取来自怀俄明与俄亥俄州的民主诉求的理由。而另有一半事物现在都归法院管了，法院的权威要高于人民的意志，这是对的，人民选出来的领袖可以任命法官，但人民本身选不了法官。而一旦入职，法官就应该大公无私，只认法律。但是很不幸，我们看到，在过去的几十年间，自从60年代和70年代开始，就有很多原本应该由民主表决通过的事物日益成为了法院的管辖范围。那些能够对民众生活产生重大影响的政策，大多数都既没有经过国会通过，也没有经过总统签字变成法律，而是以管理条例和官方文件的形式出现，由生活在华盛顿等地的官僚们制定，而这些官僚则没有任何听取民主诉求的动机，还有很多则是由法院决定，法院固然本来就不需要回应民主诉求，但是现在却在滥用这一特权，参与与文化战争有关的议题，而这是民主的领域。因此，我的确认为这样的宏观背景是存在的，但我的解释更多的是一种茶党式的解释，而不是一种占领华尔街式的解释，也不是一种MAGA式的解释。但是所有的这些不同的解释实际上都直指着同一个问题，即在那些“肉食者”（包括但不限于政府、企业运营者、负责文化生产的人，负责我们的学术机构和k12教育项目的负责人）与普罗大众中间，存在着一道鸿沟。我真正担心的，是几年之后，我们回顾这段时间，会不禁感叹：比起现在，川普那时候真的是小儿科了。

Emily Jashinsky：我希望不会发展到那种程度。我们一开始其实就在讨论川普，作为结尾，我想再问一遍这个问题，那就是保守主义运动是怎样对待了川普的？我想没有人会否认川普这个人好夸夸其谈，经常撒谎，在私人生活中也有着道德问题，保守主义者们也都知道这一点，但不是所有的保守主义者都会因为他经常违反华盛顿那群人的礼节而大呼小叫，而是说，在日后依然保留与川普合作的可能？你觉得日后来看，这种决定是明智的还是不明智的？

Inez Stepman：还是那句话，我觉得更大的问题是对川普选民的蔑视。共和党原本以为自己能利用川普，实现自己的目的，这是很愚蠢，很欠考虑的，因为他们本该意识到，把川普推上台的千千万万选民之所以选择了川普，正是因为他们反对那些共和党希望借川普实现的东西。没错，我们可以对具体的政策进行讨论，讨论川普对贸易的看法是对的还是错的，是不是有益于国家，但是，作为一个政党，如果你一直鄙视你的选民，一直无视他们的诉求，那么你这个政党是存续不下去的。

Emily Jashinsky我想补充一句，这并不是说共和党鄙视的是那些反对NAFTA和TTP的人，他们鄙视的，是那些相信生物性别，厌恶政治正确，公开质疑主流商业媒体的人。

Inez Stepman：这是对一种文化的蔑视，对一种生活方式的蔑视，它有经济上的成分，但又不只纯粹的经济问题。总体而言，它关乎的是一种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既包括了经济方面，也包括了文化方面，这种生化方式受到了各方面的攻击，而人们希望有人能替他们站出来，反击回去。我之所以不怎么乐观，是因为即便我们不停地经历各种危机，即便遭遇了百年一遇的病毒大流行，同时还经受了经济上的崩溃，又见证了政治暴力的破坏（从去年夏天的各城市的BLM暴乱，到今年年初在首都爆发的来自另一方的暴乱），但即便如此，人们依然没有警醒起来，知道该重建我们的机构了。掌权者对这一切的反应让都人感到与现实脱节，他们在假装一切依旧如常，这些危机都不值得我们去面对，左派在假装只要他们能把支持川普的人从Twitter上赶走，7000万川普选民会在一夜之间随风消散。这里我要说，技术寡头的审查这不过是用来掩饰过去30年的共识已经让人们失望的一个借口，好像这些人的行为都是因为受到了川普推文的误导。我并不是说我们不应该对关于社交媒体对我们的展开严肃的讨论，但就这一单一事件而言，我认为这无非是另一个用来避免承担责任的借口。如果新冠大流行，政治暴力，首都骚乱这样的事件都发生了，却依然无所改变，那我真的看不出有什么能让我们摆脱这种困境，或者，我们必须绕过这些机构和守门人。

这是一集博客的内容，名字叫From The Tea Party To Trump: Reflections On The Eve Of Inauguration，来自保守主义博客Federalist Radio Hour，发布在今年年初拜登入职的前夜。谈论了公共机构危机，川普上台的渊源，共和党对川普的反应。翻译有部分简化和信息损失。

第一部分：公共机构危机

Inez Stepman：美国人对官方机构丧失了信任，对于这一点，我们在近几年已经讨论了不少。在过去的四五年间，美国的主要机构，不论是媒体机构，学术机构，高等院校，还是像好莱坞这样的文化机构，或是大型的美国企业（现在应该称之为国际企业）都纷纷失去了多数人民的支持。而这些机构恰恰又很重要。在我看来，右派在抨击这些机构的时候，有时忘记了失去这些公共机构会带来哪些后果。新冠大流行就是很好的一个例子，在这场疫情中，美国疾控中心（CDC）就滥用了人们对它的信任，当时疾控中心的卫生官员跑出来告诉人们，只要是你政治立场正确的抗议者，聚集也无所谓，从这一刻起，美国的新冠疫情就彻底失控了。我感到很失望的一点，就是很多人只关注民众做出了哪些反应，却不探究造成民众这些反应的深层原因。

Emily Jashinsky：没错，你引出的问题很关键，我们国家的精英阶层一直想对此问题做出解答，可惜的是他们却给出了错误的答卷。我在在这档博客节目中不止一次地说过，像川普这样的人能击败前国务卿和第一夫人希拉里赢得总统选举，如果这不足以让商业媒体和政治阶级警醒，那我真不知道还有什么能了。1月6日的骚乱也许是另一个让他们警醒的事件。然而，在对这两场事件的反思中，本国的商业媒体却都拥抱了自身的错误本能。你所引出的可以说是一种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换句话说，美国民众对公共机构的不信任，像是对疾控中心，科研机构，和大型商业媒体的不信任，是不是合理的？美国人因为被金融业背叛不相信本国的金融机构，这么做对不对？美国的政治阶级对此的回应则是：不。掌权的人很负责，问题出在民众的身上。但事实并非如此，很多人之所以不信任这些机构，是有着充分的原因的。在这里，我想读一读你的一条推文，因为它很应景，推文是这样的：“争议警告：如果不只是一些疯子认为Alex Jones和Q要比CNN更可信，而是数以百万的美国人都这样想，那么值得思考的便是CNN自身在此过程中起到了什么作用。”我想你肯定不是在建议大家去看Qanon和Alex Jones，那么，不妨解释这条推文的意思，并进行拓展的讨论。

Inez Stepman：显然我并不是在建议大家去看Qanon和Alex Jones。我的论点其实和你很相似，你在“首都袭击的那一周”一文中说的很好：“我们必须正视现实，明白民众有着充分的理由对媒体等机构失去信任。”这当然不是说由此导致的行为也都是合理的，像谋害警察这样的暴力行为显然不是，这些人必须为自己的暴力行为负责。但是，如果我们想走出困境，迈向前方的话，我们就必须要明白造成这一切的根本原因到底是什么。因为这不止是一些疯子想攻击首都，而是成千上万的美国人认为Qanon和Alex Jones要比CNN更可信。因为不信CNN，而去信阴谋论，这样做当然是错的，可是，只有明白民众怀疑CNN的合理之处，我们才能明白这么多的民众会做出错误的选择。怀疑像疾控中心这样的机构是合理的，因为疾控中心不向公众通告就暗自修改了指导条例，随后又跑出来告诉大家，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民众的水平有限，他们不放心让民众知道真相。疾控中心的卫生专家他们自己都违反了自己设立的条例，以实现自身的政治目的，民众们会对其丧失信心，便也在意料之中了。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本人就很重视新冠疫情，疾控中心的那些指导条例我也都当真了，因为我想“坏掉的钟每天也能对两次”。说实话，我可以向你分享一下我的个人经历：在这这场新冠大流行中间，我惊讶地发现，唯一能靠得住的，唯一能向我提供诚实的建议的，只有我从大学时就认识的一位老友，他现在是急诊医生。我之所以信他，是因为我相信他这个人，知道他不掺杂政治意见，会向我提供坦诚的医学建议。我本人是一名作家和政策分析人士，整天都接触和政治有关的内容，然而即便是我也很难找到关于这场新冠的，客观公正的信息，现有的信息多是服务于各种叙事的。我每天花很多时间寻找相关信息，我都觉得很难，而普通人呢? 他们又没有时间整天搜寻不同渠道的媒体信息源，阅读新的立法条目，因此，他们不知道该信谁，这不很正常吗？这是人们在公共机构的信用破产之后的合理反应。在我们国家，公共机构的信誉一度是非常高的，可是，无可否认，在过去的几十年间，它们的信誉迅速跌入了谷底。而这完全是它们咎由自取的结果，它们总以为自身的信用可以无限透支，以为自己可以无限利用自身的地位，服务于自身的政治立场，并且一犯再犯，甚至不惜主动地去散播虚假信息（尤其主流媒体涉及到川普的新闻报告，这方面你的例子要比我更多），在做了这些事之后，却还指望着民众去相信你，你觉得这可能吗？信用的额度并不是无限的，如果你一再撒谎，一再双标，那么终有信用破产的那一天。而当下我们目睹的正是信用破产之后的状况。这是相当糟糕的一种情况，如果社会上没有任何共有的机构，如果没有一个既能说服川普选民，也能说服拜登选民，并能说服桑德斯选民的中立信息源，没有一个客观公正的公共机构，那么情况真的是糟糕到无法形容了。由于作为“守门人”的主流媒体信用破产，另一些人就会趁此机会，传播另一类虚假信息。对于这样的后果，我们很早之前就在警告了。

Emily Jashinsky：骚乱当天，我就在川普集会的现场，与川普的支持者们交谈。让我印象很深的一点，就是他们一再表示他们现在谁都不信，就信川普，他们愿意追随川普成立一个新党，建立自己的新闻媒体。但是说实话，我真的很难指责他们，怪他们只信唐纳德。川普，因为除了川普他们还能信谁呢？信纽约时报吗？信CNN吗？信华盛顿邮报吗？

Inez Stepman：或者取相信建制派共和党？

Emily Jashinsky：没错，它们都不值得信任。那么问题就来了，解决方法是什么？

Inez Stepman：首先，政治家从来都是不值得信任的。但是我的确认为，川普支持者对川普的态度，要比一些人认为的更复杂一些，大部分支持川普的人，其中包括最热忱的那部分，都知道他们的总统经常撒谎，例如他会夸大自己集会的规模。川普支持者知道，身为一名政治家，川普肯定会撒谎。但他们相信，在大方向上，川普是很可靠的。问题在于，在一些大方向上，川普也在撒谎。我想撒谎一词也许言重了，我感觉川普这个人总是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猜测，也不知道川普他自己是怎么想的。但是在选举问题上误导大众，告诉人们舞弊的严重程度足以改变选举结果，问题就很大了。今天网上在传一个关于Bill Barr的老视频，拍摄于选举前，我觉得很值得一看，视频里Wolf Blitzer说不存在广泛的舞弊，而Bill Barr则回复说，“听着，我们为2020年选举准备的，是大规模采用邮寄选票的选票制度，而在此前，”Bill Barr一边说着，一边指向吉米·卡特当年任命的委员会，说道：“所有人都知道这种制度可能会导致舞弊。”他并没有说这场选举一定会有许多舞弊，而是说，如果选举结果十分接近，那么人们就不会相信选举结果。此外，这场选举中人们的意识形态对立十分严重，对国家发展道路的看法针锋相对，双方都认为对方会毁掉美国，因此－我现在是在改述Bill Barr的话－选举过程中产生的任何疑点都是我们不能承受的。我觉得他说得很对，我们一直在自欺欺人，好像这场选举是无中生有的，好像人们在一夜之间产生了信任危机，选择追随川普。事实并非如此，万物皆有其因，所以会这样，是因为主流媒体已经变得不值得信任了，它们的事实核查也变得不值得信任了。

Emily Jashinsky：顺便说一句，学术机构也一样。

Inez Stepman：学术机构，大学，商业机构，等等，只要是参与了这种左翼叙事的，都失去了可信度。除此以外，我们还碰上了新冠爆发，又是首次采取大规模邮寄投票制度。说到邮寄选票，我的丈夫已经离开了加利福尼亚好几年，而且多次告知州政府他现在已经不是那里的居民，却依然能收到选票，他说估计2020年还能收到，州长很快对此否定，说这是假新闻，结果几周后他的选票就寄到了加州的父母家里，而他已经十年不在加州了。我在加州的所有朋友，几乎都收到了寄给曾经在他们的地方住过的人的选票。有了这一切因素，再加上人们对公共机构的不信任，再加上选举的结果又十分接近，你却告诉人们一切正常，一点问题都不存在，又有几个人会信？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这些人总想告诉公众说这场大选不存在任何舞弊行为，这怎么可能呢？舞弊行为肯定是有的，每场选举都存在舞弊行为，这场选举中的舞弊行为可能更多，因为这是我们首次采取邮寄投票制度，而邮寄投票更容易进行舞弊。不过我这里要重申一遍，即便如此，现有的证据依然不能证明舞弊的严重程度足以改变选举结果。如果有，那么证明的义务在于川普团队，而川普团队说白了根本就证明不了。他们在法庭上提供的证据是不充分的。关于选举舞弊的主要案件我都自己读了一遍，因为我也不知道该信谁。川普团队只给出了推测，但没有给出关键的证据，而你是不能光靠推测就否定一场选举的结果的。我说了这么多，但还是能理解，在当下的环境下，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人选择不相信公共机构。人们不相信公共机构，川普又跑出来告诉他们自己其实赢了，那么我完全能理解这时候人们选择相信川普，就像你说的，人们有着足够的理由选择相信川普胜过相信纽约时报。但这是一种很糟糕的情况，我们并不希望整个国家的人不去相信媒体，而去相信政治家，相信总统，因为媒体本是用来制衡和监督总统权力的。

我设想过这样一种公共论坛，供人们对各种话题展开讨论，每个话题分为两个板块，其中的一个板块称为证据区，这里只收集证据，另一个板块则称为观点区，人们可以在这里给出自己的观点。证据区对所有人开放，不论是在大学做研究的学者，还是在高速公路上运货的卡车司机，不论是通晓内情的当事人，还是异想天开的阴谋论主义者，都可以给出他们认为能够证明自身观点的证据。任何人都可以对己方证据进行增减，也可以质疑另一方或者另几方的证据。观点区的所有观点，不论有多么荒诞，都必须依靠至少一条来源于证据区的证据。在对任何一个话题展开讨论或者争辩之前，对于证据的讨论都必须先于对观点的讨论，在各方对证据区的证据达成了基本的一致之后（也许是通过票决，也许是通过评分，直到达到某个合适的阀值），再基于这些证据进行观点上的讨论。在证据区和观点区之外，也许还可以设立一个结论区，结论分为事实结论和价值结论。事实结论，就是对证据的进行的推理和总结；价值结论，就是对某项事实采取的价值立场，赞成或是反对，热爱或者憎恨。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设想，首先是为在当下的信息时代，观点极化的倾向十分严重，理智与友善的讨论难以展开，其次是由于互联网和社交网站的某些特性，善于拨弄情绪的言辞要比基于事实的推论更加广为传播，而情绪使人易受操误导与操纵。此外，事实一再地表明，现阶段的互联网尤其健忘，几年前为众人所公认事实可能转眼间就遭到否认，而当时的证据已经难寻踪迹。侧重证据，将其与观点分开，一方面是为了建立共识，因为客观现实同等地作用于每一个人，可为每个人感知。1+1=2，三角形内角和等于180度，人不吃饭就会饿死，等等，这类事实不论对于写字楼里的职员，工厂里的工人，还是餐馆里的大厨都同样成立，除非他不是一个人类，而是一颗粒子，处于高速的运动状态，不受牛顿法则的限制。对于基本客观事实的承认，是任何共识得以建立的基础。为各方所公认的事实越积累，就越有益于理性与和平的讨论。另一方面，将证据与观点分开，能直观的告诉人们看法与事实并不是一回事，为人信服的观点，需要有为人信服的证据来支撑。很多时候，人并不是在刻意回避事实，而是忘记了要关注事实。将证据与观点分开的设计，使得人不得不思考：我持有这种观点的理由是什么？当一个人在运用自身的理性，而不是放任自己受情绪的影响，他就不容易上当受骗，谎言就难以有市场。最后，它还能起到一种日志的作用，记录下当时人们公认的普遍看法，以及事件刚发生时人们的一手印象和一手证据。

不过，这种设想并不成熟，只有大概的轮廓，付诸实践的话将不得不面临现实中的许多问题。比方说，怎样对证据进行取舍和判定？谁来对证据进行取舍和判定？现有的方案是让多数人进行投票表决，可是多数人未必就是正确的，在一些专业问题上，专家就是比大众更内行。再比如，并不是所有人都有平等讨论的虚心，当官当惯的人，或是自视精英的人，也许会觉得和普罗大众交流有失身份，宁愿组成自己的小圈子。还有，如何在保留对证据的侧重的同时，又不至于让人觉得这和法庭辩论一样，太费力，太无趣了。此外，这样的一种平台因该由谁来组建呢？如何组建呢？如何维持呢？不过最困难的问题还在于，它如何面对政治力量的干预与控制。这种想法算不上新颖，很可能早已有人想过，并且把它做了出来，但因为这些现实问题而没能成功。

随想：认为我们眼中的现实世界无非是一种幻像的这种看法由来已久，在近百年来中发展更为迅速，然而在当下，最可能扭曲人们对客观现实的感知，使人们难以触及事物的真相的，还是新技术本身。那些鼓吹量子力学证明真相因人而异，声称历史由胜利者书写的人说到底是在玩嘴炮，只有入戏过深的信徒才能做到无视不留情面的现实。但倘使新技术真的能够创伪造出足以以假乱真的虚拟现实和假证据，而这些技术又被广泛应用，那么人迟早会失去辨别真相的能力。没错，真相确实还在哪里，但是前方的各种迷惑与障碍使一名普通人再也无法触及它了，再也无法凭借自己的理性，凭借自己对不同信息的分析与判断筛选出谎言与欺骗。我想一种可能的情况便是政府与民间展开技术的军备竞赛，一方利用技术提高伪造现实的能力，一方利用技术提高分辨现实的能力，正如一方利用技术建墙，一方利用技术翻墙。然而，在技术的军备竞赛中，掌握了国家机器的，大概率成为竞赛的获胜方。20世纪以来的世界一大趋势便是国家力量的增强与个体权力的萎缩。这一趋势是否可以被逆转呢？原子化的普通人能否重新联合起来，与中央集权者、精英人士、大型企业这些势力相互博弈，恢复自己原有的地位呢？或许可以从fediverse的前途中看到未来的走向。fediverse最重要的含义，也许便在于它象征着个体与社区。在这场集体与个体，中央与地方的暗斗中，如果fediverse能够成功，也许意味着重大的一步。另一方面，中央集权在技术方面的优势本身，也许意味着要想限制中央集权，就必须同时限制技术本身的发展。这也许要求一个社会在发展一项技术之前先问自己，这个社会自己想要的究竟是什么，不想要的究竟是什么？它发展的目的是什么？而不是短视希望利用技术回避这些问题，因为这些问题回避不掉，而技术本身又会带来新的问题。

本篇演讲的出处：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lV9Tss9Rw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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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作者是Geoffrey M. Hodgson，写于2016年6月5日，在2016年12月13日，12月27日，以及2017年5月1日做过小幅调整。

本文发布在New-Politics网站 ：http://new-politics.online/the-broken-language-of-left-and-right

错误的转向：左派是如何走偏的

20世纪80年代，中国和苏联成员国纷纷抛弃了“社会主义”实验，随之而来的是大幅政治变动。在东欧国家中，反对现状，支持自由企业和民主制度的，是新生的革命派；相反，那些支持国有化和计划经济的，却反而被视为反动分子，意图维护气数已尽的旧制度。在60年代的西方成长起来的那一代激进分子，看到90年代的东欧革命者居然都支持自由企业和私有产权，不禁感到十分迷惑。

至少到1990年代为止，右派一词代表着支持市场经济，此外，它依然保持了同民族主义和威权主义的联系。而左派一词在一个多世纪以来一直让人联想起国有化和国家管制。讽刺的是，在最关键的领域，左右两派却互换了立场。在1789年，支持国家垄断的原本是右派，支持自由市场的，反而是左派。

1960年代的许多激进分子批评苏联式的极权主义，与此同时，又反对冷战对峙。为了抵制越南战争，他们组织了轰轰烈烈的反战运动。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的时候，他们也举行了游行示威。 60年代的各种经历使许多左派变得敏感了起来，反对强国凭借武力将自己的意志施加于弱国。

到了70年代，一些左派走得更加极端，反对传播西方的任何思想。甚至反对“贫穷国家的人民也有配拥有和西欧和北美一样的（部分实现的）人权”这种观念。即便用和平的手段传播这些权利与价值，也被视为“西方帝国主义”或者“美帝霸权”的体现。要是有人想输出西式民主制度，或是传播人权，他的想法就会被当作“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遮羞布”。

由是，许多左翼分子从一开始的反战，变成了反对传播任何西方价值，即便采取的是和平手段。1789年的法国革命派所捍卫的普世价值和普遍人权，在1970年代的部分左派看来，只是在掩盖西方的霸权和压迫。

早在马克斯和恩格斯的时候，许多左派人士就开始认为启蒙主义原则和人权无非是遮羞布。他们背离了左派的初衷和核心价值。这是走偏的另一步。

当今的政治语言已经破碎不堪。如果有人要想复兴左派的话，那么他必须回到左派开始的地方，反省左派在1789年以后走了哪些歪路。没错，世界已经变了，人们也并不需要完全固守词语本来的含义。但是，左派最初的目标，是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代议制民主，以及普世人权。这些原则不论是在1789年，还是在今天，都同等重要。

不停变更的左右含义

19世纪30年代，伴随着罗伯特·欧文等人的思潮，社会主义开始兴起。社会主义强调团结平等，但这种团结和平等有时是以牺牲自由、独立、甚至民主为代价的。欧文本人就反对代议制民主，敌视律师，抵制法制机构，并且反对了1832年改革法案。早期的著名社会主义者希望建成理性、和谐的社区，认为在法庭和议院上分派辩论是没有效率的。这是1789年以后的左派走偏的第一步。

19世纪40年代，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设想了一种新型社会主义，他们认为，无产阶级终将取得阶级斗争的胜利，并将剥夺资本主义统治阶级的财产。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恩格斯认为，法国大革命所捍卫的原则与权利“无非只是布尔乔亚的理想王国”。因此，这些原则与权利便成为了阶级斗争的祭品。这是走偏的第二步。

1917年，俄国出现了第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府，不久之后，便演变成了一个一党专政的国家。紧随其后的，是大清洗和恐怖统治。然而许多左翼人士却支持了苏联政权。自此以后，左派就和极权主义、最低人权、虚假审判、大规模处决、以及对自由的限制和任意没收财产的行为联系起来了。左派一词失去了原本的含义，变得面目全非了。

正如之前提到的，1789年的法国左派其实是反对国家经济垄断的。因此，最初的左派只会反对企业的国有化。基于这些原因，以及其它的考量，我们有理由认为斯大林主义和毛泽东主义其实属于右派。

右派一词一直让人联想起威权主义、歧视、对人民主权的压制、对法律平等的否认。接着，右派又和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意大利、德国、西班牙等地兴起的法西斯主义联系起来了。左右两词都拥有了专制独裁、压制自由的含义。

1848年以后的马克思主义者扭曲了左派一词，使其脱离了启蒙主义的根基，与此同时，20世界上半叶的好战民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却使得右派的含义变得相对固定了。直到20世纪60年代，右派依然让人联想起传统主义、民族主义、神权政治，以及法西斯主义。欧美的保守主义者曾经支持过拉丁美洲的独裁政权，并且为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进行辩护。这些保守主义者很恰当地被称为右派。

但是，右派一词的含义最终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右派从民族主义、传统主义，贵族特权的支持者，变成了主张市场经济和私有产权的急先锋。真是讽刺，因为在法国大革命期间，这些诉求原本属于左派的范畴。

1970年代，凯恩斯主义式的福利制度在各国瓦解，信奉自由市场的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开始扎根。到了1980年，一些右派思想家又一次在自由主义的地盘上攻城略地，而这些地盘早就被左派他们自己放弃了。到了这时候，不论是市场经济的支持者，还是独裁政权的辩护者，都被当成了右派。

但是很多右派人士—包括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和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虽然支持个人主义和个人自由，却没有做到前后一致。他们支持大型企业，扶持独裁政权，反对对采取种族隔离制度的南非进行制裁。

他们对自由市场经济的看法也许是对的，也许是错的。但是，由于他们对毒品和卖淫的态度十分负面，并且过度热爱那些保守的、非个人主义的“家庭价值”，因此没有做到坚守原则。话又说回来，许多市场经济的支持者其实是支持民主，反对独裁政治的。

最初的左派与私营企业

在法国大革命之前路易十六统治的时期，许多的企业都与王权和官僚机构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王室的一大收入来源就是向企业售卖官职，相应地，这些企业和商会也会从国王那里获得特权和好处。

为了实现个人主义的理想世界，废除旧制度的那些令人厌恶的机构，在1791年以后，法国的革命政府便出台了相关法律，禁止工人、技术人员及企业家形成组织，并且取消了大部分国家对经济的管制。法国人废除了商业联盟、行会，甚至废除了公司制度。这样，每一个个体都可以追求自己的商业利益，但他们不可以联合起来，形成商业组织。

但是，这场基于自由市场和高度个人主义的革命实验并没有持续太久。因为缺少相应的民事机制和基本的的规章制度，失败是情理之中的，也是必然的，不久之后，人们就恢复了公司制度。

关键的一点在于，法国大革命期间，从吉伦特派到山岳派的所有左派领袖都主张建立以个人主义、财产权利为基础的市场经济，这一点和1640年英国的平等主义者，以及1770年的美国革命派并无二致。在君主制度下，法国的革命者深深地体会到了国家统制的恶果，以及集中的经济力量造成的弊病，十分想将这些东西彻底废除。他们捍卫私有产权，支持私营企业。正如费边社会主义者理查德·亨利·陶尼所言：“法国的雅各宾派坚信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程度丝毫不亚于英国的托利党“

有些人认为格拉古·巴贝夫是大革命期间最左的人。巴贝夫支持过“恐怖统治”，等到“恐怖统治”结束，罗伯斯比尔被处决后，他本人就因为批评新政府被投进了监狱 。

1795年，巴贝夫被放了出来。出狱后，他主张废除私有产权，建立公有制，并且宣称，为了实现这一点，必要的话可以采取暴力和恐怖手段。他是现代的第一个共产主义革命家，希望平均分配所有的收入和财富。巴贝夫和他的追随者密谋夺权，计划以人民的名义进行专政，等到在他看来人民受到了足够的教育，能够通过本地选举自我管理了，再结束专政。1796年，巴贝夫的阴谋败露，随后他便被处决。

巴贝夫有一点说的没错，如果封建时期的集中财产能够被继承下来，那么又怎么实现真正的权利平等、法律平等，废除旧有的特权呢？要废除封建制度，又怎能不扫荡旧时代令人厌恶的奢华呢？

但是，由于只关注这一个问题，巴贝夫和他的追随者们便不满足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要把追求平等的革命口号推到极致。为此，他们否认了法国大革命所追求的其它重要权利，包括个人产权、言论自由权，和自由结社的权利。

巴贝夫的短命阴谋虽然也受到了时代思潮的影响，但是它并不能代表整个法国大革命。巴贝夫的口号是绝对平等，要废除私有产权，而这是与当时盛行的雅各宾派观念相悖的。巴贝夫是大革命的产物，但他并不是大革命的典型。

什么不是左派

要是左派就代表精力充沛、坚定不移的话，那么山岳派就比吉伦特派要更左。但是，仅仅看信徒有多么狂热，多么积极，多么暴力的话，我们并不能对各种观念进行有效区分。对于一种政治思想，我们应该更注重的是其内容，而不是它的外在表现方式，或是人们为了实现它所采取的手段。

为了尝试将左派从右派区分开来，大卫·考特（David Caute）写了一本很有名的书，叫做《1789以后的欧洲左派》（The Left in Europe since 1789）。在这本书中，考特认为，左派最根本且最持久的特点，就是支持人民主权，反对右派所支持的王权和教权。

考特将马克西米连·罗伯斯比尔描述为普选权的主要推动者。在考特看来，“在1793年，比吉伦特派更左的就是左派。”他把吉伦特派描述成“温和的自由派”，把雅各宾描述成“激进民主派”。但是考特的说法其实很容易就能被驳倒。

我们可以看看吉伦特派的两位重量级人物。雅克·皮埃尔·布里索在吉伦特派中间曾是一位举足轻重的角色，以至于有段时间整个吉伦特派都被称作布里索派。而在1789年以前，他就主张在法国建立民主共和了，这比罗伯斯比尔还要早。他反对基于收入和财产的选举权限制，相反，他主张建立一个基于男性普选权的代议制政府。布里索在废奴运动中也是一马当先。

尼古拉·德·孔多塞则是另一位主要的废奴主义者，他也属于吉伦特派。他也是最早主张女性普选权的人之一，在这一点上，罗伯斯比尔并没有跟进。

和考特的描述相反，布里索和孔多塞的例子明显地表明，与罗伯斯比尔相比，吉伦特派的领军人物不仅更早支持普选权，而且支持得更加全面。作为一个整体，吉伦特派的民主诉求十分激进，程度丝毫不亚于罗伯斯比尔以及其余的雅各宾派。

总体而言，吉伦特派反对暂停民主政治。相反，罗伯斯比尔等山岳派则更乐于以所谓的“紧急状态”为由中止民主。

如果不看这些，单就目的（而非手段）而言，布里索，孔多塞这样的吉伦特派，和罗伯斯比尔这样的山岳派区别其实不大。

原初的左派

左派和右派这两个政治词汇源于起法国大革命。在1789年的国民制宪议会上，那些最为反对君主制度的会议代表，就聚集在左边的席位上。那些支持贵族制度和君主制度的保守派，则聚集在会议的右侧。多维尔男爵（The Baron de Gauville ）这样描述道：

> “我们就是这样辨认彼此的：忠于国王和宗教的，就坐在席位的右边，这样就能够避开举止粗鲁，喜欢肆意喊叫和发誓的对立派。”

坐在会议左席的，希望限制君主的权力，最终建成民主共和。

坐在会议右席的，则希望君主能够凭借否决权维持一定的权威，希望保留贵族的一些权利，有一个不经选举产生的上议院，并且保留选举的财产与缴税限制。

相反，左派则要求取消所有的贵族特权，限制教会的权力和特殊待遇，建立单院制的立法机构，让一切立法的权力归于民选代表的手中，以及普遍的，但只限男性的选举权。

1789年，法国的雅各宾俱乐部像雨后春笋一样涌现了出来。雅各宾俱乐部原本是一种开放式的论坛，供各种各样的革命派参与；日后人们所说的山岳派和吉伦特派都是雅各宾的成员。

吉伦特派之所以得名，是因为他们源自于吉伦特省。山岳派则是雅各宾内部的激进派：他们因成员都坐在议厅最左侧的高台上而得名。

从1789年到1792年，雅各宾一词的意义最为宽泛，至少在这段时间里，所有的雅各宾派都是左派。正如其他的激进启蒙思想家那样，他们认为，理想的政府应当建立在自然权利和多数人意志之上，而不基于宗教和传统。

因此，对于权力合法性的来源，左派和右派有着不同的看法，在普世人权和权利平等的问题上，他们也有许多分歧。身为左派，就意味着拒斥贵族与宗教的权威，认为权力的合法性源于全体人民的意志。

吉伦特派和雅各宾派都赞同动用武力来保护革命成果，都对敌对的外国势力采取强硬的立场。更为激进的雅各宾派甚至不惜暂停民主政治，以此对封建势力和贵族力量进行彻底的清算。一些人支持处决国王，尽管不久之前反死刑思潮还在雅各宾俱乐部盛行。

吉伦特派是国民制宪议会的多数；他们控制着行政会议，各个部门里都是吉伦特派的人。但山岳派却掌控着巴黎最重要的那些机构，包括 国民警卫队。

1793年6月2日，山岳派调用巴黎的国民警卫队，驱散了国民公会，对吉伦特派展开了清洗。吉伦特派的领袖大都遭到了关押和处决，“恐怖时代”就此开始，数以千计的人要么被送上了断头台，要么被民兵和暴徒杀害。

自从发生了这场针对吉伦特派的政变之后，雅各宾一词的意义就变得狭窄了，它让人联想起激烈的、不妥协的、暴力的革命行为，就像山岳派那样。

支离破碎的语言：左派与右派

「“需要明白，当前的政治混乱与语言的堕落息息相关，同样，从语言这方面着手，我们也许能对情况加以改善。」— 乔治·奥威尔，1946

“左派”和“右派”这两个词现在已经变得意义含混，自相矛盾。在当今的世界，右派一词可以用来指代如下各种观念的持有者，这些观念形色各异，甚至相互抵触，例如：

1. 那些私有产权和市场经济的支持者，通常被当成政治上的右派，即便他们强烈地支持民主和人权。

2. 那些认为私有财产高于一切，对民主则没那么关心的人，也被说成是右派。

3. 赞同市场经济，反对国家权力，甚至为此不惜反对战争的自由意志主义者，也被当作右派。

4. 尊崇民族国家的民族主义者，也被当成右派，即便他们维护民主制度和个人权利。

5. 法西斯主义者和种族主义者也被称为右派，包括那些鼓吹战争，限制个人自由与个人权利的人。

由是，饱受滥用的右派一词，如今既覆盖了民主人士，也覆盖了专制君主；既包括了和平主义者，也包括了战争贩子；既可以代指民族主义者，也可以代指个人主义者；既可以形容人权的捍卫者，也可以形容人权的敌人。事实上，一个人支持私有产权和市场经济，不代表他就是一名种族主义者和好战的民族主义者。然而这些大相径庭的思想观念却被稀里糊涂的混在一起，贴上了同一个标签。

左派一词同样也堕落了，它所指代的对象，同样也各不相同，并且持有众多自相矛盾的观念，例如：

1. 主张国家大幅干预经济（通常是借助宏观调控和国有企业）的人，被称为左派。

2. 呼吁最小政府，主张社区自治，反对产业国有化的人，也被称为左派。

3. 那些不怎么关心民主自由，更关心如何实现财产公有、计划经济、废除贫困的人，同样被称为左派。

4. 那些主张扩大民主、实行去中心化、捍卫人民主权、个人自由与表达自由的人，也被当成左派。

因此，左派一词，现在既包括了主张中央集权的国家主义者，也包括了主张社区自治的去中心主义者；既包括了极权主义者，也包括了激进的民主人士；既可以指代那些希望尽可能扩大自由的人，也可以指代那些希望尽可能消灭自由的人。

左派和右派都曾主张过不同形式的集体主义。法西斯(Fascist)一词的最就初来源于古罗马长官权力的标志，即把树枝绑在一起所形成的束棒（faces)，它象征着集体的力量。法西斯主义要求个体牺牲自己为集体服务。同样，民族主义也赞美国家，认为国家和民族高于各人。如果你坚持认为集体主义就是左派的话，那么你便忽视了法西斯主义和民族主义同样具有集体主义倾向。

此外，正如下文阐述的那样，左派和右派其实也都支持过不同形式的个人主义和私有产权。可惜的是，如今这些词汇成了一团浆糊，变得意义不明了。

七、思想洗钱

为了摧毁我们的言论自由，认知自由，使我们丧失诚实交流的能力，阻碍παρρησία，Social Justice所采取的第七种手段就是思想洗钱（idea laundering)。思想洗钱一词由Brett Weinstein发明，它的运作方式是这样的：一些学者有着强烈的道德冲动，于是他们便建立一个拥有“同业审核”（peer review)的期刊，使自己的道德冲动获得“学术支持”，换句话说，我们知道洗钱（Money Laundering)就是把钱从非法的转化成合法的，而“思想洗钱”就是把某些人的幻想转化成权威的知识，以此来支持他们的政治目的和道德冲动。这样，在面临他人质疑的时候，自吹自擂的Social Justice学者就会把这些期刊摆出来，说：“看，xxx上就是这样说的“，给人一种有根有据的假象，然而，事实上，这些期刊里的东西不但算不上是证据，甚至也称不上是知识，用Douglas Murray的话来说，它们是一系列断言。通常情况下，这些断言是伪装成知识的道德冲动。比方说，如果你不同意Social Justice关于种族和种族主义的观点，那么也许有人会告诉你：这显示了你的内在弱点，这种说法源自Robin DiAngelo的“白人脆弱理论(”While Fragility)。或许还有人会告诉你：这是因为你在故意装糊涂，这种说法来自于Christie Dodson的“恶意装糊涂理论”（Pernicious Ignorance)。也许还有人会指责你在参与白人霸权，这是Barbara Applebaum的理论，或者指责你厌女，这又是Kate Manne的理论。在所有的这些例子里，你都能发现这些理论家虚构了一个用来贬低和羞辱παρρησία的道德基础。

经过思想洗钱的理论，是一个内部自洽的生态系统，但它是与现实世界相脱节的。Social Justice的拥护者试图欺骗人们，先让人们以为他们应该生活在这种生态系统中，然后将其强加于在人们身上。但这些理论其实是精神错乱的谎言。为了使自己的道德冲动获得“学术支持”，Social Justice的拥护者们已经编造出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但这些东西根本就不称不上研究成果，因为它们根本就没有做研究，它们的结论什么也说明不了。

思想洗钱既有害又危险，凭借着这些伪学术研究，Social Justice教徒能够让人们相信，甚至让自己相信，他们真的掌握了可行的知识。他们的思想是意识形态驱动的，通常不可证伪，比方说“父权制”（Patriarchy)，更多情况下是彻底的编造。他们指向这些假期刊、假论文，狐假虎威地告诉人们：“你们是错的，应该相信我们的这一套，我们有证据”，其实这些“证据”就是经过了思想洗钱的道德冲动。

六、取消文化

为了摧毁我们的言论自由，认知自由，使我们丧失诚实交流的能力，阻碍παρρησία，Social Justice所采取的第六种手段就是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取消文化指对某人进行抵制（这里的某人并不一定指名人），之所以抵制，是因为他的言论冒犯了某些人，为此，他必须被“取消”，被孤立，被忽视。我在这里不打算做过多的介绍，因为取消文化的意思不言自明，并且已经广为人知。然而我还是必须提一提，因为取消文化是Social Justice教徒的惯用手段。借助取消文化，Social Justice教徒得以阻碍人们坦率直言，如果有人不小心口误的话，他还会遭受惩罚。而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人人都曾犯过口误，包括我自己在内。

“取消文化”的例子有很多，比如美国的制片人James Gunn就曾因为推文冒犯他人而被银河护卫队解雇（之后又再受雇佣），既是女演员又是制片人的Roseanne Barr同样也曾因为她的推文而被“取消”，此外，众所周知，Louis C.K也曾因为性骚扰被“取消”。毫无疑问，在当代的流行文化中，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许多人自己可能已有所经历。取消文化制造了一种恐怖的氛围，使人人们提心吊胆，害怕自己的言论和行为会给别人造成误解。对于那些诚心悔过的人，取消文化不给他们改过自新的机会。此外，取消文化对无辜之人和罪人不作区分。

特别提一下，加拿大总理James Trudeau曾是“取消文化”的拥护者，但经人曝光，Trudeau本人曾多次扮黑脸（即blackface，这种做法被视为种族主义），而且对此撒谎多次。于是，许多人便主张让他也来尝尝“取消文化”的滋味。

这样做是不对的。

用“取消文化”来报复那些造成“取消文化”的人，并非问题的解决之道。真正的解决之道在于宽恕，在于合作，以解决我们所面临的困境。这种思想，即宽恕的思想，是与Social Justice这种毫无仁爱之心，不给人悔过的机会的意识形态不相容的。“取消文化”不能去除“取消文化”，我们不应该放纵心中的仇恨，用卑鄙和充满恶意的手段去折磨对方，将己所不欲的东西施加与人，美其名曰“给他上一课”。正相反，我们要告诉这些因为Social Justice而变得目光短浅，不尊重他人的人，告诉他们还有另一条路可以走：那就是待人以尊重和体面，给人以改过自新的机会。

在《理想国》的第一卷里，苏格拉底曾经和塞拉西马柯有过一场对话，在对话中，苏格拉底说道，“鞭打一匹马，并不能造就一匹好马，同样，殴打一个人，并不能造就一个好人”。将苦难强加于人，只会让一个人变得更坏，也让我们自身变得更加丑恶，因为我们自身也变成了苦难的制造者。

五、偏见调查小组

为了摧毁我们的言论自由，认知自由，使我们丧失诚实交流的能力，阻碍παρρησία，Social Justice所采取的第五种手段就是“偏见调查小组”（bias response team)。根据2018年华尔街日报上的的说法（由Jillian Kay Melchior所写的一篇文章），全美有200所大学都设立了类似的组织，用以处理没有违反任何法律的，有关偏见的指控，USA Today的一篇文章则将这个数值提升到了232。那么这些遍及200多所高校的“偏见调查小组”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根据USA Today的说法，“ ‘偏见调查小组’鼓励学生举报那些可能会冒犯、伤害、或者边缘化少数群体的言论，以实现建造更包容的高校的最终目标”。注意，这里再一次出现了“包容”（inclusive)一词，它是（inclusion）的变体，至于这里的“包容”指得是什么，我在第三点已有所论及。这篇文章继续说道，“学生的言论一旦被举报，他本人就会立马遭到‘偏见调查小组’的调查，如果调查认为该学生的确发表了偏见言论，他就会面临行政部门的制裁和处罚。

我所执教的波特兰州立大学，就在官网的“全球多元包容”页面，对“偏见”进行了定义，上面写道：“ **偏见是一种思想状态 ** ”。偏见是一种思想状态。 诸位请停下来，好好想想这句话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偏见调查小组”是一种制度化的，用以惩罚思想表述的一种机制。

我之前提到的非营利组织FIRE(Foundation for Individual Rights and Education)在此还提供了其它的一些例子：北卡罗来纳大学夏洛特分校对偏见的定义包括了“政治观念”，假如你画了一份政治漫画，让一些人感受到了轻蔑（这基本上包括了所有的政治漫画），那么你就是在展现偏见。威廉姆斯学院则将“在社交平台上评论某人的政治看法”作为偏见的典型案例，这几乎包括了在社交平台发布的任何与政治相关的内容，甚至也包括了对官员的批评。玛卡莱斯特学院对于偏见的定义（现在已经删掉了）则包括基于群体身份的偏见，以及基于性格和行为的偏见。注意，不喜欢某种行为也可以被视为偏见。这就基本上囊括了天底下的任何人，任何事。

在此，我想明确地告诉大家：为了防止人们因为天生的特征，例如种族、性别而受到歧视，我们的确应该建立一些保护机制。在美国，我们的法律已经提供了相关的保护，例如民权法案就规定，基于种族、肤色、宗教、国籍的歧视属于非法。在一个公民社会，这些歧视是不可以也不应该存在的。但是“偏见调查小组”的所作所为和前者没有多少关系，“偏见调查小组”对我们的言论自由和认知自由起到了一种一种寒蝉效应，让我们不敢坦诚交流，因为它所维护的包容，是一种虚伪的包容。在现实生活中，如果有人感到了“智识的不安全”（intellectually unsafe)，他就可以向“偏见调查小组”举报。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举报可以是匿名的。这就意味着，举报不限制身份，不限制地点，哪怕一个人不在场，他也可以举报别人。最近流行的一种风气就是“代人受冒犯”，假如你对某些人说了可能会使人冒犯的话，例如“Hey Guys”，
而这句话又传到了别人的耳朵里，那么听说你说过“Hey Guys”的那个人，就可以以听到“Hey Guys”的人的名义，“代替”他们受到冒犯。换句话说，只要有人认为你持有的某些观点不包容，那么其他人就可以以这些人的名义向“偏见调查小组”将你举报，不久之后，你可能就遭受惩罚。2017年， Christian Schneider曾在华尔街日报发布一篇文章，名为《“偏见调查小组”，欢迎来到1984式的课堂：深入探究大学校园是如何封杀和举报冒犯性言论的》(‘Bias Teams’ Welcome the Class of 1984：A chilling look inside colleges’ systems for reporting and policing offensive speech.)，其中写道，波特兰州立大学的一名学生举报了一位女士，因为她开玩笑说自己精神分裂了；明尼苏达大学的一名亚裔女学生举报了一位餐饮人员，因为他用日语说“你好”；印第安纳大学的一名助教举报了一位受邀讲师，因为他在解释联邦通信委员会的作用时引用了Janet Jackson在超级碗时的“乳头门”事件；犹他大学的一名22岁的女学生则举报了一名教授，因为他安排学生读的经济学经典作品中多是由白人男性书写的，据说这种安排创造了一种“不友善的学习环境”。

四、撤销邀请

为了摧毁我们的言论自由，认知自由，使我们丧失诚实交流的能力，阻碍παρρησία，Social Justice所采取的第四种手段就是撤销邀请（disinvitation）。所谓撤销邀请，就是指在某人受邀（通常是去大学）演讲之前，想方设法把这个邀请撤销掉。在2014年，我第一次意识到撤销邀请成了一个大问题，当时有两位杰出的女性，一位是前国务卿Condoleezza Rice，一位是出生于索马里的女权主义者、作家Ayaan Hirsi Ali，都在收到演讲邀请不久后被撤销了邀请。Rice受到了两次邀请，一次是罗格斯大学的邀请，一次是明尼苏达大学的邀请，Ayaan Hirsi Ali则是受到了耶鲁大学的邀请，结果这些邀请都被撤销了。许多演讲者，他们的政治立场各异，但都无一例外地在应邀演讲前被撤销邀请，这通常是因为有人不同意他们的政治观点，将他们举报了。这里有一些例子：欧柏林大学撤销了对Christina Marie Hoff Sommers的邀请，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撤销了对Cornel Ronald West的邀请，阿尔玛学院撤销了对Ben Carlson的邀请，德雷塞尔大学撤销了对Noam Chomsky的邀请，亨茨维尔大学和雪城大学撤销了对Madeleine Albright的邀请，圣地亚哥大学撤销了对达赖喇嘛的邀请。总而言之，任何人都可能因为各种理由被撤销邀请，你不喜欢某人的演讲内容吗？好，举报他，让学校撤销邀请。这可是大学！是最需要思想交流的地方。虽然左派和右派都存在撤销邀请的做法，但这种做法在左派中间更为盛行。由Greg Luciano创立的非党派非营利组织FIRE(Foundation for Individual Rights and Education)在官网上有一个详细的列表，上面列举出了哪些学校撤销了对哪些人的邀请，原因是什么，我建议大家看一看这张列表，它很有意思。

这些演讲者之所以被撤销邀请，通常是因为一些人不希望另一些人接受演讲者说传递的信息，或是不喜欢演讲者的政治观点，像麦克·彭斯就是因为后者被泰勒大学撤销邀请的，此外，如果有人不喜欢演讲者对一些历史事件的看法，他也会让学校撤销邀请。我的同事Bruce Gilley就有着这样的遭遇，他写了一篇文章，叫做《为殖民主义一辩》（The Case for Colonialism)，为殖民统治进行了辩护。但不久之后，期刊编辑们就不得不把这篇文章撤了下来，因为他们受到了死亡威胁。Social Justice并没有就此收手，而是紧咬着我的同事不放，想取消他的教职、将他解雇、让他失业。Social Justice的追随者总是想方设法地剥夺人们提取不同声音的权利，阻止演讲者在险境中坦率直言，即παρρησία。最近，他们还想出了一种新的花招，那就是以安保费用太高为由撤销邀请。最后，如果这些手段都没有奏效，他们还会亲自到场，扰乱现场的秩序，有时候他们会带来大喇叭大声喊叫，企图用声音压倒演讲者，正如Jordan Peterson在安大略所经历的那样。有时候直接剪断连接扬声器的电线，破坏相关设备，正如我们在波特兰州立大学说经历的那样。

三、“包容”

为了摧毁我们的言论自由，认知自由，使我们丧失诚实交流的能力，阻碍παρρησία，Social Justice所采取的第三种手段就是“包容”（inclusion），包容一词有着多种含义，其中的一些含义不但是正面的，还是公民社会的必要组成部分。总体而言，宽容的核心含义和友善相类似，一个包容的环境，指的便是一个对人友善的环境。谁不想建立一个对人友善的环境呢？谁希望人们会因为天生的特征，例如种族、残疾、性取向而遭受特殊对待呢？任何思维正常的正派人士都希望建立对人友善的环境。但实际上，“包容”一词有着完全不同的含义，它指的是限制特定的言论，禁止一群人发言，以便于使另一群人感到友善。因此，不限制人们言论的环境必然是不包容的环境，包容的环境必然要限制人们的言论。事实上，那些被限制的言论，往往是与时潮相左的言论。当下的时潮是身份政治，因此有关种族、性别的言论就要被限制。任何言论，只要伤害到了某些人的感情，或是可能让人觉得不友善，都必须被禁止，类似于“人的生理构造对人生选择有何影响”的话题是不允许讨论的。

更为重要一点的是，“包容”同样是阻碍παρρησία的一种手段，阻止了παρρησία，也就阻止了人们展开坦诚的交流，使得人们不必反驳论点本身。它还限制了我们的认知自由，如果你说话前总是要想着会不会冒犯他人，会不会涉及不合适的词汇，你又如何诚实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呢？这样的话，每个人在讲话时都不得不如履薄冰。“包容”是παρρησία的敌人，它让我们不敢展现自己的真实想法，害怕冒犯他人，害怕自己的言论会造成一个不包容的环境。因为“包容”，我们不得不揣测他人的真实想法，因为人们都习惯了心口不一，我们甚至忘记了自己的真实想法，因为我们都已经习惯了拐弯抹角。而正是通过παρρησία，通过真实和坦率的交流，我们才能发现问题，解决问题。παρρησία是走出当前困境的唯一途径。如果你不认同时下的道德正统的话，“包容”强迫你去撒谎，而基于谎言的交情一定是不健康的。我们本不应该生活在谎言之中，不停地试探和思索他人和自己的想法。“包容”强迫你去利用别人，并且被别人利用，因为大家都心口不一，惧怕真言，因为他们害怕失去说话的权利——真是讽刺，因为他们早已放弃了这一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