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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兵为什么愿意去镇压老百姓
托尔斯泰
政府大大小小的官员，从最低级别的警官到最高当局，他们之所以相信现存秩序不能改变，是因为这一秩序对他们有利；这种秩序一旦改变，他们的地位就会下降。然而那些农民和士兵为什么也相信这一点呢？在现存秩序中，他们没有任何利益可言，所处的地位是最为低下的，为什么也相信这种秩序必须维持，而违背良心去做坏事呢？他们相信，现存的秩序不能改变，因此必须维持，然而实际情况是，正是由于他们在维持这种秩序，所以它就不能改变。这些人昨天才被招募当兵，今天就穿上军装，拿着枪和刺刀去屠杀自己忍饥受冻的父老乡亲，而这样做对他们毫无利益可言，而且他们的地位比当兵前更为低下。那些地主、商人、法官、省长、部长、皇帝、军官等上等阶层的人参加这种暴行，是为了维持现存秩序，因为这对他们有利。再就是他们参加暴行并不需要自己亲自动手，只是作出决定和发布命令。在许多情况下，他们甚至都不必亲眼看见那些由他们下令实施的残暴罪行。然而那些下层人为了维护这种对自己不利的秩序却要闯入老百姓家里抓人，把他们关进监狱，送去流放，甚至亲手鞭笞和屠杀他们。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这些人乃是所有暴力活动的基础。如果没有这些人，没有士兵或警察，那些作出绞刑、终生监禁、苦役等判决的人是不会亲自动手去执行这些判决的；他们之所以可以若无其事地下达这些命令，是因为他们不必自己动手，也看不到那些血腥的场面，而让那些服从命令的下属去干这一切。如果没有这些下层人去干这些事，广大的老百姓就不会被镇压，那些签署命令的人无法下达命令，强占农民土地的人无法让自己的想法得逞，囤积居奇的商人也做不到任意盘剥在饥饿线上挣扎的农民。所有这些暴行之所以能够发生，就在于这些实施暴行的警察和士兵，特别是士兵，因为只有在士兵作为其支持的力量时，警察才会去执行命令。

　　那么是什么促使这些下等阶层的人亲手实施暴行，让他们产生错觉：现存秩序是应该存在的秩序？他们自己是不会愿意实施暴力的，因为这对他们不仅没有好处，反而有致命危险，并且也为此受到良心的责备。我曾多次问过这些士兵：“圣经上明明白白地写着‘不可杀人’，你怎么去杀人呢？”我的提问总会让他们感到尴尬和难以回答。他们知道，应该遵守上帝的戒律，不可杀人；同时也知道必须执行上级的命令而去杀人；他们从未想过这两者之间有什么矛盾。如果一定要他们回答，他们的回答大都是一个意思：在战争中杀人和执行政府的命令去绞死犯人，这不属于一般的禁止杀人的范围之内。我对他们说，上帝的戒律中并没有区分这种界限，基督教教义是要所有的人都团结、宽恕、友爱，这跟任何形式的杀人都是完全不能相容的。而这些士兵一面同意我的说法，一面反问我：既然如此，政府怎么会让士兵去打仗和杀死罪犯呢？难道是政府错了吗？在他们看来，政府是不会犯错的。我的回答是，政府下达这种命令就是错误的。于是他们感到更加尴尬，中止了谈话，并对我大为光火。其中有个士兵说：“上帝的戒律里肯定有这种区别。我相信主教们应该比我们知道得多。”说完这话后，看他的表情，好像是轻松多了，仿佛心里很踏实，而对我的问话则不屑一顾。

　　实际上我们基督徒都知道，正像福音书说的那样，杀人是人的罪恶中最为可怕的一种，而且这一点并不以被杀的对象而有任何改变；换言之，不能说杀死这一部分人就是罪恶，而杀死那一部分人就不算犯罪。无论杀的是什么人，杀人都是一种罪恶，这就像通奸、盗窃等等总是罪恶一样。然而人们从小又看到，那些作为上帝使者的人即宗教领袖们却在认可甚至赞扬杀人，那些世俗领袖即最高当局人人都佩带着杀人武器，号召人们为了维护世俗的法律甚至上帝的戒律而去杀人。人们看到这种矛盾，又无法解决，于是就以自己的无知来解释这种矛盾。矛盾的加剧会强化他们的这一信念。他们不能想象这些高高在上的教育者这么自信地宣扬应该遵守基督教教义和必须杀人，竟然是两个互不相容、彼此矛盾的的思想。特别是那些孩子和年轻人，压根儿想不到这些教育者是在违背良心地欺骗他们。实际上这种欺骗一直都在进行着：一是向这些没有时间研究道德和宗教的劳动人民灌输一种思想，即鞭笞和杀人跟基督教教义是可以同时存在的，为了实现国家的目的应该使用鞭笞和杀人的手段；二是向那些入伍的士兵灌输一种思想，即他们的神圣职责就是动手鞭笞和杀人，这是应该得到赞扬和奖励的行为。现在所有的教义问答读本都是这样写的：像鞭笞、监禁、死刑和战争屠杀都是完全正当的，既没有违反伦理道德，也没有违反基督教教义。于是人们将其视为真理，一辈子都不会去怀疑它。而所有的军人条例也都是这样写的：应该绝对服从上级命令，无论它是什么样的；命令造成的后果由下达命令的上级承担；下级只有在一种情况下可以拒绝执行上级的命令，那就是他清楚地看到，如果执行该命令，就会违反他效忠于皇帝的誓言。也就是说，士兵应该执行上级的所有命令，尽管它们大都是要求士兵去杀人，也就是违反上帝的戒律。这些军人条例的具体文字各有不同，但实质是一样的。国家和军队的权威就是建立在让人们不去遵守上帝的戒律和服从自己的良心，而是服从上级的谎言之上的。下层民众的错误信念就是这样产生的，其根源是上等阶层有意识的欺骗。为了让占全国人口大多数的下等阶层的人心甘情愿地去做危害自己的事情，统治者必须采取这种欺骗的做法。

　　每年的征兵时节，我们都可以看到这样的情景：新兵被集中起来，像牲畜一样被赶到某个地方，开始接受各种训练。训练他们的人跟他们一样，不过是早两三年的兵，现在已经被洗了脑子和变得十分粗野。而训练的手段不外乎是欺骗、打骂和让他们酗酒。这样，要不了一年，这些天真纯朴、聪明善良的年轻人就都变成跟他们的教官一样的野蛮动物。我曾问一个士兵：“如果那个囚犯是你父亲，他想逃跑，你会怎么办呢？”他别着那种士兵特有的腔调回答我：“我会一刺刀把他给捅了；如果他跑远了，我会朝他开枪。”他说的时候显得十分骄傲，因为他知道在自己的父亲逃跑时应该怎样去做。当一个纯朴善良的年轻人变成这种禽兽不如的东西时，他就成了一个合格的士兵，也就是那些把他当成暴力工具的人所需要的人。他的人性完全丧失之日，就是一个新的暴力工具诞生之时。

@Esthers2411 我怀疑现在的许多西方知识分子即便是知道了在朝鲜发生了的这些事，也不会认为这样做是错的，因为从上世纪末开始，西方知识分子圈子里流行的就是价值相对主义和文化决定论，即否认任何客观普世的价值标准，认为是非对错的标准局限于文化当中，而所有文化都无高下对错之分，民主人权属于"西方文化"，因此用民主人权的标准评判朝鲜就是"西方霸权主义"，因此朝鲜发生的这些事情就是无可指责的。阿兰·布鲁姆在《美国精神的封闭》的导言中举过这样一个例子，他曾经问学生："如果你是驻印度的英国行政长官，你会让受自己管辖的当地人在亡夫的葬礼上烧死遗孀吗？"学生的反应则是要么一声不吭，要么会说，英国人本来就不该到那种地方去嘛。妇女在伊斯世界受到的种种奴役也被当作值得尊重的特殊文化传统，甚至那些已经移居到欧美国家的中东男子也可以继续施行这种做法，Ayaan Hirsi Ali 和 Sarah Haider 这些出身于穆斯林传统的女性在争取性别解放的路上遇到的最大阻力反而是来自西方左派。欧美知识分子对于查理周刊和巴黎砍头事件的反应也很能反映这种虚无和堕落的倾向。

@SleepyOcta 对国内政策如果你只是停留在字面意思上，那一切都是美好的，不存在任何问题，都是为你好，为老百姓好。

但是你去看执行细节啊，你去看每个因为这些政策被公权力肆无忌惮侵害的个体的生存状况啊！

如果看到这些那些所谓逃出去的人还表示理解的话，真的就呵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