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moro 一个极端宗教夺权需要两个条件，一个是足够数量的教徒，另一个则是足够多的替这类宗教合理化的Rationalizer，即列宁所说的Useful Idiot，Rationalizer起到的作用就是使得原本在大众眼中不受待见的极端理论显得“温和”、“讲道理”，张东荪即是这类人物。

四　初步反思、追根溯源

然而，並不是所有法國左派和極左派圈圈的知識份子、半知識份子和準知識份子在1966-1979年都受毛主義的感染。有極少數的思想家、教授對毛主義提出反抗抵制，但卻踫到層層障礙：他們的「同事」、出版商、新聞界⋯⋯公開或暗地裏設法阻止他們發言，只要他們想在任何辯論會中啟口就會惹來麻煩。毛主義者和親毛派時常用嚴苛拷問的口氣問他們：「你和中國有甚麼關係？！」如果回答是：「太可悲了！中國真正的友人，目前對全世界官僚和金錢共同建立的秩序的真正對抗的人們，不能不對『文化大革命』的現實非常反感」，這些「反毛主義者」就會被扣上「莫斯科的特務」或「華盛頓的幫兇」這類帽子。雖然這些極少數清醒的法國人無法拯救法國知識界的清白和名譽，但他們至少保持了自己的良心。當時的「情勢主義者」韋也納（René Viénet）、張襄保（Jean Paul Chang）、得龍（Francis Deron），是很活躍的反毛派人物，他們有鼓動才能，很懂「公共關係」，亦很尖刻。1971年西蒙・來斯（Simon Leys）出版的富有啟示的描述中國現狀的書《毛主席的新衣》之所以暢銷，他們起了決定性作用。除了他們以外，還應提到思想家勒佛爾（Claude Lefort）和加斯托（Cornelius Castoriadis）、漢學家皮洋可（Lucien Bianco）、程映湘女士和我自己等⋯⋯。

1966-1979年法國式毛主義在法國的出現，實緣於四種根源（全是與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法國演變有關係）以及有利於這個現象發展的四種土壤（在二次大戰前，甚至更早已實實在在地存在於法國）。

先說四種土壤：有兩類是純法國的，就是法國的天主教傳統和法國土生的無政府主義傳統；其他兩類是中法混合性的：舊漢學家或更早期仰慕中華文明的法國人士對中國理想美化的傳統，以及法國人國家自我中心觀念產生對中國活生生現實的無知。

四種根源：第一種根源是法國民族復興後的新親華潮，它是從1944年開始以地緣政治為基礎出現的，直到1960年代中期發揚壯大；第二種根源是法國式的斯大林主義，它從1944年就漸漸冒起，1950年代初期更是眾望所歸，一直到1956年後才漸次衰退；第三種根源是法國式的第三世界主義，它從1940年代末已發生，然後與法國式斯大林主義平行發展，並從1955-1956年起代替了法式斯大林主義；第四種根源是1949-1966年，尤其1958-1966年間在法國左派和極左派中間出現的親中國新潮流，其中包括反斯大林主義，更明顯的是反赫魯曉夫主義的內容，也就是我前面提到的法式毛主義的「史前」時期。

自從法國在1944-1945年間奇迹似的逃離以納粹新模式出現的德意志帝國主義魔爪後，法國左派和極左派知識份子犯下了兩個沉重的罪過：先是向斯大林主義傾倒，然後又拜倒於毛主義威權下。然而我們也不能忘記他們大多數曾是南半球三大洲民族解放鬥爭（包括中華民族在內）的最堅決、最勇敢的支持者。正因為如此，他們曾奮勇地向自己國內的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宣戰。

隨着1989年以來整個共產主義世界的崩毀，人類各種基本的問題又以嶄新姿態出現，需要世界各國知識份子盡力考察、思索、想像和發現新答案。令人感到欣慰的是，最近法國左翼知識份子間似乎有某種覺醒，即他們拒斥那種一統化、實用主義的思想模式，或者是抵抗正在西方和東方上空朦朧乍現的那種新極權主義和新全球官僚政治混合的怪物。

程映湘　譯

注釋

[24-0]原載《二十一世紀》總第37期（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1996年10月）

三　法國式毛主義的不同類型

1966-1979年的法國式毛主義的內容相當複雜豐富多樣化，毛主義的信徒、犧牲者、受益者也形形色色。

在有組織的毛派成員裏雖然可以找到幾個成名的知識份子，但大多數是學生或大學剛畢業的青年，也有極少數工人。在毛派旗幟下，雖然有少數毛派學生或知識份子到工廠當工人，但青年學生與工人階級的結合仍有不少困難。有些比較出色的法國式毛主義者，大多是不久走入地下的「無產階級左派」的成員。記得1970年6月底薩特（Jean Paul Sartre）就是為了在大街上散布這個組織的機關報《為了人民》（La Cause du Peuple）而被巡警抓去坐了幾天牢。1968年「五月運動」曾有兩位頭面人物：孔本第（Daniel Cohn-Bendit）和吉斯瑪。前者是德—法籍的無政府派學生領袖，被法國政府在五月底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方式放逐到德國；後者是法國教師工會領袖，運動失敗後馬上加入「無產階級左派」，不久也跟其他同道者一樣被關了很長一段時間。這個組織也有一些巴黎高等師範學院的「馬克思主義派」成員，他們的「大主教」是阿爾都塞（Louis Althusser），一位反人道主義馬克思派哲學家，是知識群裏有名的怪人。

「無產階級左派」是法國幾個毛主義派系中最有基礎、最有影響的政治團體，此外還有一個較鬆散、自發但思想倒相當「正統」的組織——「革命萬歲！」（“Vive la Révolution!”），其倡導人加斯特羅（Raul Castro）是位建築師。除了這兩個較具規模的分支，還有一些星散的「無政府—毛主義者」小團體，他們戲稱自己是「自發性的毛」。這些團體不斷分合，對現有秩序進行了荒誕無稽的象徵性的對抗。當中共與蘇共的關係在60年代初破裂時，那些建立法國馬列主義共產黨的老一代斯大林派「中國友人」仍進行活動，可是他們的影響很有限。

是否所有法國式毛主義派都是真誠的信仰者？我可肯定的說，大多數毛派「戰士」和少數親毛派知識份子雖不明智、走錯了路，但卻是真誠的。我當時很理解他們的心態，因我自己也曾經是法國最早期的親毛份子之一。對極左派知識份子來說，在當時（1958-1962年）做一個親毛份子會被認為是絕對荒誕可恥笑的事，肯定是自找麻煩。以我當時的思想為例，那時發生在中國的三面紅旗運動令我興奮，以為重視「主觀因素」就可以加速人類走向「自由王國」，一日千里地邁進「共產主義」。更使我高興的是中國重整世界革命的旗鼓，我盼望這些事變能喚起被西方資本主義壓抑的無產階級「意識」，尤其是法國無產階級。所以，當我看到這麼多年輕的理想主義者在1966到1979年間又燃起同樣的幻想時，又怎麼能不嘆息。

至於大部分無組織的、個別的親毛知識份子，是大大不可原諒的。他們當時是為了私利或是出於一種膽怯的表現才「親中國」，因為毛主義已成了一種時尚，所有左派、極左派知識圈全盤地、不可抑制地向它傾斜。記得在1966年秋一個聲討美國進犯越南的大會上，一位著名法國知識份子在我面前笑容可掬地招呼中國駐法大使館的代表時，竟然引用孟德斯鳩的名言：「怎麼能做波斯人！」但他倒過來說：「今天怎麼能不做中國人！」這樣令人噁心的捧中國官方代表，實在使我震驚。他們這些人可粗分為幾類：「沙龍」式、花花公子和富家子弟的毛主義；學院教授「專家」們的毛主義；思想大師的毛主義；新聞記者和信息操縱者的毛主義。

「沙龍」式、花花公子和富家子弟的毛主義　我可以舉兩個例子。（1）由崇尚美學，倡導「性」絕對解放的索勒爾斯（Philippe Sollers）主編的《如此即彼》（Tel Quel）雜誌，經年刊載中國的「精華」、優異的文字、「紅衛兵」和連續的革命⋯⋯唱起癡愚狂歡似的高歌。（2）法國「新潮」電影界最狂妄、被捧上天的戈達（Jean-Luc Godard）的電影《中國女人》（La Chinoise），1967年在巴黎上影就馬上贏得文化界大聲喝采（值得注意的是三十年後，1996年8月間它又在巴黎時尚地區聖傑曼以溫故懷舊的姿態再次登上銀幕，可能是獻給「文化大革命」三十周年紀念！）。影片中的女主角並不是吸引法國男子的漂亮中國姑娘，而是個白皮膚、令人生畏的「激情女怪」，是一小串「掉了腦袋」的馬列派份子的頭頭，她為了「革命」這個神秘不可思議的東西，極正統地把一個法國「階級敵人」（原來是一個同伴）處以死刑。

學院教授「專家」們的毛主義　大學甚至中學裏某些成為「權威」的漢學家，他們衷心要「保持和中國的聯繫」，哪敢對中國發生的「文革」說實話。他們「美化」文革的理由是要使人們理解它，其中一個明顯的例子是謝諾（Jean Chesneaux）。他本來是位通達明智的共產黨人，是1950年代末在法國建立一個自主系統的現代與當代中國研究最有貢獻的學者。但為了「走在風向的前頭」，一勞永逸地保持在學府和政治圈子裏的優越地位，他不惜從最堅決的親赫魯曉夫派跳到毫無保留的毛主義派。其次，有大批非漢學家知識份子從親毛派的漢學家那裏得到大量「資料」，就自以為對中國的事無所不曉，他們一本正經地跟你說：「中國（毛式）的革命要比俄國革命無比地『節省』暴力的消耗。」

思想大師的毛主義　主要是指薩特和他的同道們的犬儒式毛主義。他們很清楚中國的「文化大革命」的「負面現象」，卻在法國全力支持最激進的毛派份子，幫助他們選出「文革」的「正面的虛象」、偽造「現象」。我無意挑剔薩特，但根據記憶中的具體事件，我對他是頗有微詞的。1967年夏，我訪問了當時住在法國的彭述之，這份難得的談話記錄對分析研究「文革」在中國發生的實在意義及其對中國人民所造成的災難性影響有特別的啟示。我將這篇文章投給薩特主編的雜誌《現代》（Les Temps Mordernes），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看了很欣賞，雜誌編輯都已準備在1967年尾或1968年初發表。可是在1967年末，薩特通過郎斯曼（Claude Lanzman）告訴我：他最後還是決定不發這篇文稿，原因是這篇訪問篇幅太長，加上裏面的中文字用拼音系統，法國讀者看不懂。我建議縮短文章，將拼音改為西方習用的Wade-Giles或EFEO系統。代表薩特的朗斯曼根本就不聽我的，堅決拒絕繼續同我打交道。我即刻了解到，薩特根本不願意他的讀者知道中國「文化大革命」的實情，他認為在法國對「文革」說實話的政治時機還不成熟。他自然已警覺到一陣狂風即將捲來；「文革」已發生了18個月，法國毛主義越來越受青年群眾的歡迎，是個深遠的趨向。如果他對抗這個趨向，走向反潮流，就很可能犧牲他在法國的聲望和影響，不再擁有主要思想大師的寶座。更甚者：對於未來局勢演變，不再起重要作用，從長遠來看，會完全失去左右時局的可能性。他這時的行為和動機挑起一個使我痙攣的回憶：1950年代薩特為了同樣的緣故，最後終給予斯大林主義「祝福」，在他的影響下，太幼稚和立場還沒確定的我也和斯大林主義者隊伍同流合污。他在Situations一書中曾提到：寧願在適當時刻犯錯，也不要在不當的（不利的）時刻有理。在政治上，他的確是位機會主義者。1968年「五月運動」爆發後不久，薩特就變成法國最起作用、最有效率的親毛派之一。他對當時走親毛極左派路線的《解放報》（Liberation）的誕生有決定性的貢獻，後來由另一位犬儒主義的親毛派居利（Serge July）主持改成日報。第三位犬儒主義的親毛派人物就是「革命萬歲！」的主要領袖加斯特羅，薩特無疑是他的啟導人。這位先生曾在巴黎1968年秋舉行的一個極左派的大集會上（我當時是聽眾之一）公然聲稱（大意如下）：「歷史！歷史學家所謂的歷史？哼！我全不在乎！它毫無用處！誰去管它是現在中國發生或沒有發生，還是過去發生過或沒發生過的『真實』歷史？並不是歷史學家所謂的歷史推進群眾向前走，而是神話傳奇把他們推向前進，改變了全世界的面貌。」

新聞界、壟斷信息傳播的毛主義　整個左派新聞界犯下的最大罪過，就是有系統地「錯誤報導」中國「恐怖十年」中所發生的事情，目的是令讀者遺忘它的存在。左派新聞媒體的這種行徑使整個法國輿論界蒙羞。我們只要翻閱1966-1980年的《世界報》（Le Monde）、《解放報》及《新觀察家》周刊（Le Nouvel Observateur），就可看到當時「獨立信息傳媒機構」的主要編輯負責人是如何嚴重地違反自己的職責和道德規範的！當時那些大顯身手、風頭十足的記者們，像《世界報》的布克（Alain Bouc）、傑可勃（Alain Jacob），《新觀察家》的卡洛爾（K.S. Karol），或《解放報》的如埃爾（Patrick Ruel）⋯⋯如今應該感到多麼羞恥！當時他們都是法國最具權威的「中國信息」的傳播者！當時法國（屬政府的）國家電視、廣播電台的負責人又多麼可恥！

二　參與「五月運動」的派別及其階段

法國式的毛主義當然不能和法國1968年的「五月運動」混為一談。我自己曾以個人的、反毛主義的理念參與這個運動，我從不後悔這樣的參與。但不能否認，法國1968年「五月運動」與法國式的毛主義曾經有過相當密切的聯繫。

法國的「五月運動」是在1966年夏到1968年春之間由三個政治和思想派系的暗潮逐漸匯成的（它們各自又可分成許多小支流），其中有毛主義派系、托洛斯基主義派系，和必須提到的無政府主義派系。在僅僅一個月的高潮時期，大約從1968年5月10日到6月10日，真正掀起這個運動且佔主導地位的是無政府主義派和托洛斯基主義派。毛派、托派和無政府派有六種共同要排斥的事物：（1）資本主義與資產階級；（2）令人麻木不仁，失去人的尊嚴和對人類前景憧憬的「消費」社會；（3）帝國主義，特別是美帝國主義；（4）斯大林主義和舊的極權官僚主義秩序，代表溫和的斯大林主義和軟性的新官僚秩序的赫魯曉夫主義和勃列日涅夫主義；（5）由蘇聯設想的「和平共存」；犧牲以越南為首的第三世界被壓迫民族和五大洲的「革命先鋒隊伍」利益的東方和西方的「和平共存」；（6）與法國任何「合法存在」黨派的親善，特別是被認為仍然服從蘇聯的、完全「墮落」的法國共產黨。

對這些在法國1968年「五月運動」中扮演過重要角色的派系來說，「共產主義世界」雖受斯大林主義影響，但還是「大體上可肯定的」，無論如何總比資本—帝國主義稍勝一籌。這些年青人崇拜的英雄是胡志明、武元甲將軍，因他們是越南抵抗美帝的象徵；是卡斯特羅和切・格瓦拉，因他們是革命的拉丁美洲的象徵；是毛澤東和「紅衛兵」，因為他們是為國際共產運動的復蘇鬥爭的象徵。然而，他們似乎沒有覺察到這幾種不同的象徵、形象之間的矛盾和不協調。他們沒有明確的政綱，只有期待；他們無所適從，睜着眼睛做夢。黑與紅色都是他們的旗幟。當時最能表達他們意識的口號，是「情勢主義者」（situationnistes）在巴黎大學舊址索邦（Sorbonne）校園走廊裏一張著名的壁畫（是十九世紀Puvis de Charannes的傑作）上抄寫的字句：「當人們用最後一個資產階級和最後一個官僚主義者的腸子把他們上吊時，就是全世界最歡樂的時候！」

法國「五月運動」是由學生群眾、半知識份子和職業知識份子聚合而成的，居然馬上得到出乎預期的巨大勝利。不過它的勝利是短暫的，這是由於運動本身的自發性，成為與它平行的工人大罷工運動的導火線，即使這個大罷工運動由蓬皮杜政府機巧地迅速以全面增加工資的方式把它堵住了。但不能否認，這個運動在法國各個領域中發生着深遠而重大的影響。其中一個原因是無政府主義派系在這個運動中佔了極重要位置，而托洛斯基主義派及毛主義派則緊隨其後，直到運動驟然中止。

運動最終失敗了，馬上就引發了一個問題：哪個政治派系有力量、有本事將「運動」據為己有？由於無政府主義派在運動末期已無法掌控大局，那麼在托派和毛派之間，應該由誰來收拾殘局？很快有了回答：是毛派。局勢的變化在1968年6月初就露出端倪：在離巴黎不遠的一個小城弗蘭（Flins），雷諾汽車廠門前發生一個親毛派中學生多丹（Gilles Tautin）被警察殺害的事件，他很快就變成「五月運動」的烈士和象徵。1968年8月，捷克的和平革命被蘇聯的坦克大軍鎮壓之後，這個情勢愈加明顯。

談到法國式毛主義的歷史，我認為可以劃分為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長達兩年，從1966年夏起始直到1968年春才告一段落，主要是由美帝侵犯越南、中國「文化大革命」爆發而引起的。這個初生階段絕不同於它的「史前」時期（1958-1966），但仍深受影響。基本來說，這一階段的法國式毛主義還是屬於非組織性的理論家和知識份子的範疇，而有組織毛派份子的活動是屬於次要和補充性的。比如當時的法國馬列主義共產黨及其機關報《紅色人道報》根本就沒有影響，連北京也不怎麼重視它。

第二階段是1968年5月，只有一個月。當時親毛派的理論家和知識份子是審慎的關注這個「運動」，而「五月運動」則為新起的毛主義活動份子提供一個發動示威的機會。他們參與「運動」的方式很膚淺，多是仿效中國「紅衛兵」的遊戲：在法國大城市的高級住宅區裏張貼大言不慚、漫畫形式的「大字報」，或是肆意怒斥鞭韃法國的舊習俗、傳統道德行為和古老文化。

第三階段始於「五月運動」的後期，即從1968年6月親毛派中學生多丹被槍殺到1972年2、3月間；也就是從另一位親毛派少年歐弗耐（Pierre Overney）在巴黎彼揚果區（Billancourt）雷諾汽車總廠大門口向工人散發傳單時被槍殺，到林彪死亡不久的一段期間。這四年是法國式毛主義的興盛時期，有組織的毛主義戰士同無組織的毛派理論家、知識份子並肩同行。可是，與第一階段的情況相反，這次是由毛主義戰士們定出宣傳主調和行為規範，而親毛派知識份子只是跟在後面，對運動備加讚賞稱頌。

第四階段是停滯、走下坡的衰落時期，總共七年（1972-1979）。這個時期的有組織毛主義者已經不能起主導作用：他們大多迷失方向，有的甚至絕望了。但他們還保持相當的明智和勇氣，拒絕投向恐怖主義暴力政治的路，也即沒有步意大利「紅色戰鬥隊」或秘魯「光輝的小道」派的後塵。當時法國式的毛主義主要是由無組織的知識份子們代表，尤其是已成名的知識份子，或是法國左派和極左派內文化和意識形態權力的掌握者。正因為如此，第四階段才拖了七年之久。在往後十年間，他們一方面羞於公開承認自己受騙，另一方面又因欺瞞青少年群眾讀者而遭世人的恥笑，遂使他們失去影響。但為了自己的存在，他們不得不繼續欺瞞下去。

法國式毛主義的類別與興衰1966-1979[24-0]

高達樂（Claude Cadart）

法國政治學院國際研究所

一　文革與法式毛主義

從政治學的觀點看，中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也許是一場龐大的政治反革命，其性質既含有小資產階級無政府主義的狂熱，又帶着濃厚的軍事官僚主義氣息。可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至少在1966-1968年間，絕大多數中國人都不是如此「體驗」這場「革命」的。相反，他們把它當作是革命群眾和被壓迫民族從已墮落的共產主義大陣營的官僚領導，以及從世界資本主義巨頭們箝制下解放出來的一場偉大的革命解放運動。

當時我是一個關注當代中國歷史的法國極左派知識份子，但我警覺到這場「大革命」所謂的獨特「創新」，要比過去十七年間紅色極權政制下任何最壞的情況更加倒退、更加黑暗。

可悲的是，三十年前的這場空前絕後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卻吸引了當時大批法國知識份子，特別是左派或極左派的知識份子：作家、哲學家、藝人、教師、著名報章雜誌發行人⋯⋯。這個熱潮也擴展到深受他們影響的大學生和青少年群眾。換句話說，它席捲了整個法國知識界，並逐漸形成一股真正法國式的毛派潮流。值得注意的是：從1966年尾到1972年初，正當這股毛主義潮流在巴黎和其他大城市裏狂飆時，中國大陸的群眾已經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失去熱情；而法國式的毛主義直到1978年還在猶豫，並在傳媒界、電視「文化」節目中為準知識份子大學生指引方向。一直到中國官方在1978年底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情況才有改變。

甚麼是毛主義？基本說來，它是斯大林主義紅色極權制度裏的嫡系，並逐漸演變成：（1）在一個龐大落後國家裏奪取政權，執掌政權，必要時再奪取政權的政治和意識形態派系；（2）一個極權制度，帶有虛無縹緲又有極大伸縮性的革命烏托邦；（3）神權式的、對毛澤東個人和他的思想的盲目崇拜。對上述三個毛主義的根因，法國式的毛主義者或親毛派只接受第二個因素，即「烏托邦」，也就是毛主義的「外套」或「裝配」，它的幻景。至於第三點，即對毛的崇拜，他們只是勉強接受。然而他們為此辯護，認為這是中國社會暫時性落後的表現，並且說毛自己都不贊成它的「過份」。他們基本上崇毛，頌揚毛主義的「深奧」，吹捧「毛澤東思想」的「堅實」和「獨一無二的創新」。而對於毛主義引發出來的那種「為了奪回政權，不惜摧毀千萬肉體、靈魂和文化」的瘋狂行為，法國式毛主義者就絕不問津，甚至否認一切，根本不願聽到這些「無稽之談」！他們會把你罵成說謊者，加以攻擊污衊。

法國式的毛主義這一令人驚訝的現象居然能從1966年延伸到1979年，實在是那個時代法國知識界的恥辱。我自己雖曾竭力去揭發它的醜惡，但總還是感到某種自責，這是因為我沒有及時認清我自己和某些「同道人」之間的基本分歧。直到今天，1996年，法國知識界的這種恥辱依然存在。除了幾位比較有勇氣的人士，像吉斯瑪（Alain Geismar）或者布羅埃（Claudie et Jacques Broyelle）夫婦等等之外，它從來沒有公開地對自己的「罪過」表示慚愧和反省。我無意對法國式的毛主義作道德判斷，更不願對之加以宗教式（也就是意識形態上）的「批判」，我只是嘗試探討這個病情的各種症象、追溯病情迸發的線路和緣由。

毛主義與法國知識份子[23-0]


加斯托（Cornelius Castoriadis）

法國高等社會科學院


在法國，毛主義與俄國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命運是很不同的：後者很快就在社會尤其是工人階級中紮根；前者則始終居於邊緣地位。直到1968年5月學生運動興起，稍具實力的毛主義組織才見形成。一方面促進了五月運動的解體，加強了青年尤其是大學生的困惑；另一方面也給當時反對斯大林式共產主義的毛式「文化革命」增添了光彩。不過，即使在那時，毛主義的影響也從來沒有真正伸展到工人階級。幾年之後，原有的毛主義組織相繼分崩瓦解。相較起來，毛主義對學生的影響要比對其他知識份子來得深遠。

可以說，從1919年開始，共產主義、特別是後來的斯大林主義對西方知識份子尤其是法國知識份子，產生極大的誘惑力。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裏，儘管共產主義犯下不少錯誤和罪行，例如1930年起在農村強制實行的集體化，斯大林權力的無限膨脹和大搞「個人崇拜」，1935至1938年莫斯科大清洗，遍布世界的恐怖，蘇德條約等等，但仍無損其在知識份子心目中的魅力。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更使這些無知的人相信斯大林式制度的優越性。法國知識份子因此無視那些關於俄國社會本質和現實的信息，並將這些信息說成是「資本主義的宣傳」。或者，他們用偽現實主義的推理方式為一些無可否認的可怕事實尋找藉口，例如說甚麼「不打碎雞蛋就無法煎蛋」，藉以掩蓋一個事實：雖然已經打碎了堆積如山的雞蛋，但卻始終沒有做成一個煎蛋。

1948-1949年的鐵托分裂，使共產主義者及其同路人出現裂痕，不過，情況還不算嚴重。1950至1952年間，新一輪的「莫斯科大審判」並未引起中歐和東歐社會主義衛星國的任何反抗就是一個例證。到1956年3月赫魯曉夫的報告出籠，「左派知識份子」才出現了重大分歧。當時，有一些所謂「現實主義者」持一種可笑的論調，如薩特（Jean Paul Sartre）悲嘆赫魯曉夫利用蘇聯共產黨總書記的權威來揭露前任領袖——人民偉大的父親，把某些殘酷的真相突然拋給毫無準備的人民：其目的昭然若揭，這就是共產主義的政權在「修正」共產主義的政權。然而，隨着波蘭與匈牙利革命的爆發，局面日趨混亂。薩特之流多方努力，以求混淆這些運動的涵義；他們也企圖寄希望於波蘭哥穆爾卡政權。不過，這一切都很快化為泡影。

正是在這一歷史背景下，從50年代中期開始，法國的共產主義同路人開始把注意力慢慢轉向中國和毛主義。理由是，中國不僅光榮地「從帝國主義的鎖鏈中解放出來」，而且這一博大的國家自1960年以來還傲人地和莫斯科切斷聯繫。中國共產黨人揭露赫魯曉夫的所謂「修正主義」，並宣稱自己才代表真正的「馬列主義」。法國號稱「獨立」的大報《世界報》載文讚揚韓素音充滿謊言的書，吸引了很多人去中國旅遊朝聖。他們發回的報導寫得天花亂墜，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甚至稱讚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以真正革命和發動群眾的方式建立起來的制度（她敬佩中國可以動員每個老百姓拿起拍子打蒼蠅）。這些人只看見「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但卻絕口不提隨後的鎮壓。對中國發生饑荒的傳言，他們則歸咎於「帝國主義的誹謗」。

因此，法國的「進步主義者」熱衷於「文化革命」是不足為奇的。很快，1968年5月的學潮就又提供了新的混亂場合。法國學生起來揭發專制的教育機制和陳腐的教學內容；人數日增的法國毛主義份子，表現出與中國一致的立場：支持中國迫害教師、專家和技術人員，否定上千年的文化成果以抬高「毛澤東思想」。作為1968年五月學潮的重鎮之一，他們以法國工人階級的名義批判工會和政治組織的官僚主義，運用毛的手段號召人民起來反對掌握國家機器的統治者。法國學生批判消費社會是一種以資本主義生產機器來異化人的新形式，並將這種異化的意識與在中國被毛主義批判的「經濟治國」混為一談。其實，「經濟治國」不過是中國民眾要求提高自身低下的生活水平及這一要求幻滅後的曲折表現。後來，即使是不認同斯大林式共產主義的伊利什（Ivan Ilitch）及其同志也認為，中國的「赤腳醫生」是一種可以代替西方極端技術化、費用龐大且不人道的醫療體制的制度。

幻象就是這樣開始傳播的。在斯大林的「叛變」和「蛻化」之後，毛澤東通過「文化革命」發動了真正的和徹底的群眾運動。在兩三年之間，這種幻想吸引了大批毛主義份子，其中以學生為主。他們被信奉馬列主義的組織派遣到工廠，把自己改造成所謂的無產者，並以此來掩飾工人始終對毛主義無動於衷。到1970年代中期，毛主義已趨於消逝，只有個別的知識份子仍熱衷於毛理論，例如阿爾都塞（Louis Althusser）把「革命」的毛主義和斯大林「人道主義的經濟主義」相對立（《斯大林對「人道主義」的發現》是阿爾都塞不朽的哲學著作之一）；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的文學批評則把毛的極權主義隱埋在優美雅致的中國象形文字背後。

我曾經說過，「進步」知識份子對斯大林主義失望之後轉向毛主義，似乎令人困惑不解。可是，如果注意到以下兩個表面看來互相矛盾的因素，我們就不難理解了。法國人有一個已被證實的特點，即大部分法國知識份子都有一種顛覆政治的欲望。拿破崙曾經說過，在每一個士兵的軍用袴包裏，都有一根元帥的棍子；我們也可以說，在每一個取得哲學學位的法國知識份子的書包裏，都有一支伏爾泰的筆。這種態度其實混雜着面對資本主義制度的悲慘與荒謬而產生的合法控訴和個人抱負。可是，在這些冠冕堂皇的動機背後，還有另一個令人不齒的動機：對權力的企羨，對現實的、確定的和有保障的力量的迷戀。我不準備對此做心理分析，只要看看這些操縱語言的人，在面對操縱槍桿子的統治者時所表現的自卑，再想想這些人早從柏拉圖開始就有作帝王師的野心，就足以解釋為甚麼會有那麼多的西方知識份子公然或秘密地投向斯大林共產主義的懷抱。當時的中國為西方知識份子提供了一種夢寐以求的理想境界，這裏不僅有一個自稱革命的政權，而且可以對這一政權給予最猛烈的批判而不會被認為是空想主義。所以，當斯大林的神秘光環消褪之後，人們就急於投向另外一個同樣可怕的政權。不過，與斯大林的政權相比，這個政權由於其新還可以宣稱其「革命」的純潔性，但它也同樣需要軍隊和「人民」警察的裝甲師來維持。這就是為何幻象從俄國轉向南斯拉夫，又轉向中國、古巴、阿爾及利亞，最後甚至轉向阿爾巴尼亞的緣故。

當然，並不是所有人都如此盲目。1968年6月，我寫過一篇題為〈1968年5月：突破口〉（“Mai 1968：la brèche”）的文章，其中寫道：

「把法國1968年的五月學潮與中國的『文化革命』進行比較是錯誤的。儘管形勢、政治力量以及所遭遇到的問題極其複雜，文革的主旨還是明確的：在這一大規模的運動中，毛派利用廣大民眾反對其對手以達到重新掌控官僚機器的目的。這樣大規模的動員，不言而喻，唯有在各地被動員的社會階層試圖自行其是的情況下才可能。當然，整體上說，毛派到處都保有對形勢的最終控制權，也是顯而易見的。」

「把法國革命學生對消費社會的批判等同於中國毛派對經濟主義的揭露，是完全的概念混淆。毛對經濟主義的批判是一種混合體，其中有斯大林主義的狂熱，有將工人的要求變成中國人民的『政治鴉片』的企圖，然後是將人民群眾對官僚制度的批評轉移為尋找替罪羊清除另一部分政府官僚的行動。把法國學生對師生關係、文化和學校的批評，與中國揭發教師、批判『教條主義』，進行『自由討論』等相提並論，也完全是概念混淆。在中國，這類行為旨在給七億中國人強加一個新的聖經，這就是那本包括過去、現在和未來的一切真理的荒謬小紅書。」


廖曉英　譯


注釋

[23-0]原載《二十一世紀》總第36期（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1996年8月）

会议摘录：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04w4xiQtPs

周孜仁：……那么现在我就需要索问一下，为什么轮到我们？我们为什么成了重庆文革的第一块石头？

我49年5岁，那么到66年参加文革22岁，正好17年，我是完整的经历了这个过程，用官方的语言说，就是“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我是完整地接受了共产党的从小学到大学教育的全过程，而且正好和我们的这种国家的重建同步，也经历了所有的，从不间断的，荒唐的政治运动，从土改、肃反、反右、大跃进、饥饿年的阶级斗争，中苏的论战，最后是文革。我觉得我自己就是这个时代的产儿，我浑身充满了这个时代的胎记，我对自己的解剖就是对这个时代的解剖。那么我们接受的教育是什么样，我想把它总结几条：

第一个，就是历史虚无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把中华文化和历史传统扫荡殆尽，那么过去的东西，要么就是封建迷信，要么就是资本主义，当时因为苏联是我们的大哥，所以还能够仅存一些苏俄的文化，这是我唯一能接触的。后来中苏一闹翻脸，苏联就被称为修正主义。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没有什么文化的营养，人类的那种美好的东西，没有了，只剩下白茫茫大地真干净。我举一个例子：我记得上小学接触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处组织年轻人砸那些庙。我们的学校就在一座庙里面，我们当时就有点像文革。刚才介绍的破四旧我在小时候就见过。也就是说文革的发生并不是偶然，而是17年一以贯之，从共产党一掌权就开始的。我记得当时就通知我们要砸庙了，我们小孩就跑去看热闹，把菩萨的眼珠子拿来作玩具。我看了一个统计资料，解放初，成都的庙宇大大小小，不含九座清真寺，一共156所，但到了文革前，几乎扫荡干净，只剩了两个：一个是杜甫草堂，因为毛泽东去看过。第二个是武侯祠。那么连历史上标志性的人物唐玄奘，曾经在我们成都大慈寺修炼了很久，是个标志性的东西，都全部砸了。文革时把它变成了监狱，关造反派的。

第二个，我们的教育方针说的很清楚：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那么我们就想起希特勒在《我的奋斗》里有一句话：“一个民族国家整个教育的主要目标，绝不可以只是灌输知识，而是要为一个新的民族国家而服务。”我觉得这两者是有异曲同工之妙。所以当时我们就是说，读书就不要求你好好读，你就是要怎么样进行政治修炼。我后来上大学，尽管学的是工科，但我认为我是进了一次神学院。那是我们所有班级全部配备政治辅导员，就相当于我们的忏悔牧师，随时给汇报思想，甚至好多同学随时给他告密。到了1964年的时候，毛泽东给他的侄儿毛远新的讲话就正式作为文件传达给我们，就明确说了：书读得越多越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能学什么东西？

第三，还有就是全社会的一种社会的恐惧感，这是非常重要的，让我们小孩的人格被严重地扭曲，为了保护自己，从小学会说假话，甚至告密。我举一个我非常深刻的例子，1959年的秋天，当时大跃进失败了，成都的郊区已经开始饿死人了，我们也听说了，但没见过。我记得就是我去学校报到，快到学校的时候，突然看见一群饿肚子的人，就像我们以前阶级教育的时候说解放前的那种很贫苦的人，衣服非常破烂，而且面有菜色，走路都走不动了，然后几个人提着鞭子把他们赶着从我面前走过。当时我一吓吓坏了，我在新中国接受的都是我们怎么美好，怎么突然看见这个队伍从我们面前走过。我当时就想极力躲避，我不敢相信这个，如果我知道这件事情，甚至说出去我就完蛋了。因为当时通过反右这些事情我们就知道不能说出去半个字。更糟糕的是后面：没几天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我们的语文老师给我们出了一道题让我们写大好形势，而且体裁不管。我当时——现在想想，我为什么当时就莫名其妙写了一首长诗，模仿马雅科夫斯基的，歌颂形式怎么大好，公然把我买的新的作文本写了整整一本，就剩了一页纸。最糟糕的是我们语文老师在下一次作文评讲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们班这次出了一个大鲜花”，就是说的那首长诗写得多好，他说，“你看，我把剩下的那张纸打了一个大大的5分”。我觉得这件事对我幼小的心灵的扭曲很大，现在想起来，如果我那位老师当时不是这样，而是对我说：“一个真诚的孩子，应该对那个穿着新衣的皇帝说：你一丝没挂！”，我想我人生道路可能就会改变了。但是，非常可惜，那种恐惧感，让我学会了说假话。还有一个很现实的例子，好像是浸入血液了，1968年文革的时候我在广州，正好香港那些人来回家探亲，正好看见他们一个个穿得西装革履，给我们觉得他们挺富裕的。但我怎么想？我想那全是装的，他们为了回家能装上，宁肯头上多抹二两油，肚子里面少装二两油。

那么第四个就是封锁消息，我们什么都听不到，所以接受的都是虚伪的，片面的，不真实的东西。那时就想到世界上的阶级兄弟在受苦受难，我们就应该成为一个圣主，这是一种宗教崇拜。那么毛泽东要搞文革，要建立他的一统天下，就必然需要他的信徒。那么正是因为17年的教育，就把我们培养成了他需要的打手和牺牲品。这就让我想起了希特勒在1933年“五一”节的一个讲话，他说，“当一个反对者说：‘我不会投向你们那边的’，我就平静地告诉他：‘你的子女已经不属于你了，已经属于我们了，你算什么？你是要死的，你的后代将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这个新社会’”。其实，我们就做得更彻底，不仅我们这一代已经是毛泽东的了，我们父辈的那一代也完全成了他的。我举一个例子：在文革武斗的时候，我们机械系四年级一个同学在武斗中间被打死了，打死了就开追悼会，追悼会时他父母都是教师，也是教书育人的，上台讲了话。现在想起来是非常可悲的。他母亲怎么说呢：“我失去了心爱的战友，心爱的儿子，内心非常悲痛，但我感到骄傲，因为我培养子女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那就是说人已经没有正常的感情了。他培养的人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蔑视自己的生命，也蔑视别人的生命。就完全成了一个宗教的工具。我也举一个例子：我们在打那个常规武器建设厂的时候，那一天死了十个人，其中有一个同学没有死，是无线电系的，他的钢盔被打掉，然后子弹直接穿了过来，把脑浆带了出来，成了植物人。后来，就是过了很久很久，我们看他，他还会发简单的语音。我们一说“毛主席万岁”，他就这样（手伸向前方），然后说刘少奇，他马上就小嘴抹黑，就是说当时他真的可以叫做”融化在血液中“了他最后完全丧失了生活能力，最后学校把他赶了出去，回到他的老家，捡垃圾堆的东西来吃，死掉了。

@tonytian 右边似乎有一只小熊维尼。

@momoro 之前说的内容都是针对西方反应的有感而发，最后我还是说一下对300年殖民这种观点本身的看法吧。首先，这种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在中国，总是最不择手段的能够上位，秦始皇能斗过六国，刘邦又能斗过项羽。相比中国共产党的统治，西方国家带来的秩序大概率是更好的。但同时我认为对西方的期待不宜过高，因为共产主义的传播本身可以说正是西方殖民的后果之一，我们知道，中共的许多早期领导人其实都有过留学的经历，周恩来、邓小平、陈毅、朱德等中共骨干不少都是留法留德时接受了共产理论的，其它国家共党首领，例如越南的胡志明，柬埔寨的波尔布特，还有阿富汗的阿明等人，也都是在西方留学后成为了共产主义者，这些人从哪学会这些邪恶理论的呢？正是西方。第三点，我认为中国共产党能够夺权成功本身就有很大的偶然性，假如不是因为当初内外交困的环境，假如不是因为日本人入侵，张学良背叛，杜鲁门上台等变数，结果怎样很难说。而假如共产党没有夺权，我认为中国是能够走出皇权专制的圈子的，只是时间的问题而已。最后，我的朴素经验告诉我，自由是要自己争取的，便车并不好搭，因为并没有多少人会真正关心与自己不相干（或者说不直接相干）的人的命运。即便这条路目前看不到希望，但恐怕仍然是唯一之路。

@qianxiahy 愿闻其详。

评论区里一个新马克思主义者的言论很好地展示了此类人的思维方式和感情倾向：

1.「这才是比较符合观念论历史主义传统的考量，毕竟革命主体千千万，不满意随时可以换，弥赛亚时间就是一瞬，错过了就会后悔几百年，为了rev能成功把工人扬弃掉对于高度发达的消费主义社会（服务业从业者占多数，物质丰富强调个人个性发挥）没有什么不对的，虽然被排挤出去的工人变成了你们老保的缓冻资源了也很讨厌……（我是铁缓冻的时候也讨厌工人和扶住工人的康米，好吧我承认我就是憎恶穷鬼ww）亅

2.「其实“人”蛮脆弱的，跟“主义”比，我们生活在模因时代，基因的东西只是速朽的场域性的东西亅

3.「肯定是因为你同情穷人，我则是出于憎恨穷人右转左的亅

知乎上有一篇文章，比较好地总结了文化马克思主义的来龙去脉，不过这篇文章本身可能也是翻译过来的。

https://zhuanlan.zhihu.com/p/427621963

「社会革命有很长的历史，人类所知至少可追溯到Plato的The Republic（理想国）。而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才是启发Kar Marx在19世纪发展他的理论的原因。在20世纪，俄国在1917年Bolshevik革命的成功掀起了欧洲和美国的马克思势力对未来的期待，他们认为劳工主导的世界将要到来待。俄国，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共产主义国家，将引领革命的力量走向胜利。

欧洲的马克思革命力量紧握这个机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果后，在德国，Berlin曾发生一场由Rosa Luxemburg发起的共产主义“Spartacist起义”（Spartacist uprising)；Bela Kun在1919年建立了一个匈牙利共产党共和国。在当时，欧洲普遍忧虑于陷落于Bolshvism阵营。Trotsky红军在1919年侵略波兰，让这种迫近的毁灭感变的更加真实。

然而，1920年在Vistula战役中红军被波兰军队打败。Spartacist，Bavarian Soviet和Bela Kun政府都没能获得工人们的广泛支持，短暂持续后都被推翻了。这些事件让欧洲的马克思革命者们难堪。在马克思经济理论下，被压迫的工人们应该是社会革命的受益者，因为这会把他们放倒势力结构的顶层。当这些革命机遇被摆在他们面前时，然而，工人们没有做出反应。马克思主义者不认为他们的理论存在问题。他们认为问题在于工人。

一群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解决了这个困境，他们通过分析社会的「文化“超结构”」，而非马克思所做的只针对「经济子结构」。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Antonio Gramsci和匈牙利马克思主义者Georg Lukacs对这个新的「文化马克思主义」贡献最多。

Antonio Gramsci于1923-24年间在Moscow和Vienna给「共产国际」(Communist International）工作。他在后来被监禁于Mussolini的一个监狱里，在那里他写了著名的"监狱笔记“（Prison Notebooks）。在马克思主义者中，Gramsci最有名的理论是：以「文化霸权」来取得「阶级主导」。在他的观点中，只有在创造出新的”共产主义人类“后，任何政治革命才可能成功。这导致他们开始集中更多精力于教育和文化领域的知识分子上。Gramsci设想了进军社会各机构，包括政府，司法，军事，学校和媒体。他还得出结论：只要工人们还有基督徒的灵魂，他们就不会响应革命号召。

Georg Lukacs是一个富有的匈牙利银行家的儿子。Lukacs在开始他的政治生涯时是一个「共产国际」的特工。他的书「历史与阶级意识」（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让他获得赞誉，成为继Kar Marx后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领导者。Lukacs相信，要想让马克思主义文化占主导，现有文化必须被摧毁。他说，”我看对社会进行「革命式」的摧毁是唯一的解决世纪「文化矛盾」的方案，“，还说，”要想实现世界范围的价值观颠倒，必须要先灭绝旧的价值观，并由革命家们建立新的价值观。“

当他在1919年成为匈牙利的Bolshevik Bela Kun帝国的文化部副政委时，Lukacs发起了后来被叫做”文化恐怖主义“（Cultural Terrosism）的行动。他在当时在匈牙利的学校里设立了一个极端的「性别教育课程」。匈牙利的儿童被教导：「自由恋爱」，「自由性爱」，中产家庭传统观念的落后性，单一婚姻的过时，宗教的不重要（剥夺了人们的所有乐趣）。女人也一样，被号召起来反对当时的性观念。Lukacs的”文化恐怖主义“运动，是后来进入美国校园的「政治正确」的前身。

在1923年，Lukacs和其他的马克思知识分子与「德国共产党」在德国Frankurt的Frankurt大学联合建立了「社会研究机构」（Institute of Social Research）。这个机构，后来被叫做「Frankurt派」（Frankurt School)，以Moscow的Marx-Engels机构为原型。在1933年，纳粹在德国上台，「Frankfurt派」的成员逃离。多数人来到了美国。

「Frankfurt派」的成员，对于他们认为「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崛起的背后起推进作用的，信仰，心态和价值观上展开很多研究。「Frankfurt派」的研究，把马克思主义分析和Freudian（弗洛伊德式，Sigmund Freud）精神分析结合，形成了后来的“批判理论”（Critical Theory）。「批判理论」本质上是对西方文化主要元素的毁灭性批判，包括对：基督教，资本主义，权力，家庭，父权制，阶级，道德，传统，性节制，忠诚，爱国，国家主义，传承，种族中心主义，常规和保守主义。这些批判反映在了「Frankfurt派」的作品中，如Erich Fromm的「逃离自由」（Escape from Freedom）和「耶稣的教条」（The Dogma of Christ），Wilhelm Reich的「法西斯的群体心理」（The Mass Psychology of Fascism），还有Theodor Adorno的「独裁者的性格」（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独裁者的性格」出版于1950年，它对美国心理学家和社会科学家的影响很大。这本书基于一个基本观点：社会中存在的基督教，资本主义和父权家庭，产生的性格，易导致「种族偏见」和德国法西斯主义。「独裁者的性格」成为了一场反对任何偏见与歧视的国家运动的手册，它基于的理论是：如果这些恶不铲除，另一场「大屠杀」可能会在美国的土地上上演。这场运动提供了「政治正确」的基础。

「批判理论」中纳入了一些子理论，他们都是为了破坏现有文化的特定元素，子理论包括“目权主义理论”， “双性理论”，“性格理论”，“权威理论”，“家庭理论”，“性取向理论”，“种族理论”，“合法理论”，“文学理论”。付诸实践后，这些理论会被用来推翻主导的社会秩序，并带来基于「文化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

为了实现它，「Frankfurt派」的「批判理论家」们意识到现有社会结构中的「传统信仰」必须要被破坏并替换。父权社会结构将被替换为母权；「男人与女人是不同的，扮演不同的角色」的观念将被替换为「双性」；「异性恋是正常」将被替换为「同性恋是正常」。

作为一个为否定白人，异性恋男性的内在价值的大计划，「Frankfurt派」的「批判理论家」们打开了Trotsky随从对种族和性别的敌视的大门。Leon Trotsky相信受压迫的黑人会成为在北美爆发共产革命时的先锋军。他指责那些歧视黑人的白人工人，并指导他们与黑人团结起来一起革命。Trotsky的想法在1960年代的反文化运动中被很多学生领袖采用，他们在运动中尝试抬高黑人革命者的领导地位。

学生革命也被Herbert Marcuse的思想所影响，他是「Frankurt派」的另一个成员。Marcuse布道“大拒绝”（Great Refusal），拒绝所有西方概念，主张性解放，女权主义和黑人运动的正当性。他的主要论文讲的是：大学生，贫民区的黑人，被边缘化的人，反社交的人，和第三世界（the Third World）可以在共产革命中取代父权主义。在他的书中，「一篇谈解放的短文」（An Essay on Liberation），Marcuse宣称他的目标是激进地重新解读价值观；放松禁忌，文化颠覆；「批判理论」；系统性地歪曲对于语言解读的语言学式反抗。对于种族冲突，Marcuse写到：白人男性是有罪的，黑人是最天然的反抗力量。

从「政治正确」的起源来看，Marcuse或许是「Frankfurt派」的最重要成员，因为他是1960年代发生的「反文化」运动的关键链条。他的动机很明确：“一个人可以正当地谈论文化革命，因为抗议是直接针对整个文化根基的，包括现在社会的道德观念……”。他的方法是把强大的，原始的「性」的力量从文明的制约中解放，这个信息在他的出版于1955年的书「爱神与文明」（Eros and Civilazation）中阐释。Marcuse成为了1960年代青春期性反抗的引领着之一；他自创了这句口号，“创造爱（做爱），而不是战争”（make love, not war）。在这一角色下，「Frankfurt派」所释放的链条式马克思主义影响已经完成：从1919年Lukacs在Bolshevik匈牙利政府任职文化部副政委，到1960年代美国学生烧国旗，占领大学办公室大楼。今天，很多这些大学是「政治正确」的堡垒，之前的极端学生成为了大学工作人员。

「政治正确」的最重要的贡献者之一是Betty Friedan。通过她的书「女性的神秘性」（The Feminine Mystique），Friedan成为了美国现代女权运动之母。Friedan不是「Frankfurt派」的成员，但她深受其影响。她的书提供了对「政治正确」研究的很好案例。

在「女性的神秘性」中，Friedan用了几乎一整章的篇幅来写Araham Maslow的「自我实现理论」。Maslow是一个社会心理学家，在他早年研究过「女性主导」和「性取向」。Maslow在Bandeis大学是Herbert Marcuse的一个朋友，并在1936年见过Erich Fromm。Fromm的「Frankurt派」意识形态给他留下很深印象。他写了一个文章，“独裁性格结构”（The Authoritarian Character Structure），出版于1944年，文章反映了「批判理论」中的性格理论。Maslow也被Wilhelm Reich的作品影响，后者是「Frankfurt派」性格理论的发起人。

要想了解「政治正确」历史根源 的重要性，首先我们要看清Betty Friedan对「性别角色」发起的革命的本质——一个由Karl Marx发起的社会革命过程的体现。Friedan的作品依赖于Abraham Maslow对「Frankurt派」意识形态的反思，是一个表现。其他的体现包括：Friedan对「性别角色」的革命，与Georg Lukacs对旧有价值观的灭绝并替换，与Herbert Marcus的重新解读价值观，相互对应。但是把父权社会转换为母权社会——也就是「性别反转」想要实现的——可以直接关联到Friedrich Engels的书「家庭，私产，国家的起源」（The Origin of the Family, Private Property, and the State）。出版于1884年，这本书流行化了一个现在被接受的女性信仰：针对被压迫的女性的歧视是「父权社会」的一个基本功能。「母权社会是解决父权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的想法来自Marx出版于1845年的「日耳曼意识形态」(The German Ideology）中。在书中，Marx推进了这一想法：妻子和孩子是父权社会中男性的第一财产。「Frankfurt派」的母权理论（和它的类似的，双性理论）都出自于这些作品。

主张「政治正确」——或者说它的真实名称「文化马克思主义」——的人，在公众面前讲话时，会把他们的想法说的很诱人。他们会说，那只是因为他们对其他人感到很“敏感”。他们用一些词，比如“容忍”，“多元化”，质问“为什么我们不能好好相处？”

现实并非如此。「政治正确」根本不是“对其他人好些”，除非有人觉得gulag（古拉格，俄国关押政治犯的监狱）是好地方。「政治正确」是马克思主义，它们同样意味着：失去言论自由，思想控制，颠覆传统社会秩序，并最终，变成极权国家。如果有任何，「Frankurt派」所建立的「文化马克思主义」比摧毁了俄国的旧的「经济马克思主义」，更加让人感到恐怖的特点的话。只要，「经济马克思主义」没有抬高「性变态」，也没有尝试建立「母权社会」，正如「Frankfurt派」与其衍生意识形态所做的。」

@momoro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复杂，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楚的，最直接的一个原因就是所谓的“文化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原本是有维基百科的详细介绍的，但是现在在维基百科搜索“文化马克思主义”，只会告诉你说这是极右阴谋论。应该说这种说法也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因为的确有许多反犹的阴谋论者说文化马克思主义是犹太人的阴谋。但是这并不表明文化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客观概念是不存在的，因为20世纪初马克思的预言失败后的确有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将重点从经济转向文化，代表者有葛兰西、阿多诺、马尔库塞等人，（详见https://newdiscourses.com/tftw-cultural-marxism）
简而言之，文化马克思主义是正统马克思主义失败后的产物，当时的许多马克思主义者看到一战并没有使资本主义国家爆发共产革命，各国的工人阶级选择站在了自己祖国的一遍，于是这些马克思主义者就开始反思到底是哪出了问题，反思的结果是共产主义肯定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出在工人阶级身上，因为西方的工人从小受到资本主义、爱国主义、消费主义、基督教等等的洗脑，所以丧失了革命觉悟，“看不到自己的真实利益”。因此，文化马克思主义认为，要实现共产革命，就必须瓦解掉西方国家的传统观念、传统信仰、通过教育系统把革命觉悟灌输给年轻一代，而要实现这一点，就要进行"The Long March Through the Institution"，这应该是葛兰西的原话，即通过“长征”的方式，控制西方的重要文化机构，例如高校学府，就结果来看，这场“长征”很成功。另一个方向则是身份政治，这应该是由马尔库赛首先提出的（马尔库赛在美国的反越战运动中曾经呼风唤雨），即以种族、性别等身份为切入点，借助身份政治实现革命，马尔库塞的这套理论由他的黑人女学生安吉拉·戴维斯发扬光大，戴维斯是美共成员，同时又是种族批判理论的先驱，她的思想又深刻影响到黑人女权运动，继而促成了BLM运动的诞生。这是战后左翼思想的一条重要的线路。另一条线路就是“后学”，即后现代理论、后殖民理论、酷儿理论等理论，代表人物有德里达、利奥塔、福柯这些人，后现代主义先是兴起于60年代的法国，这些后现代主义者与法共连接甚密，有的直接诶都是法共成员，但这类人大都经历了一个共产理想破灭的阶段（主要是因为赫鲁晓夫发表了秘密报告，把左派一直遮遮掩掩的大清洗和大饥荒的事情公布了开来），总之，这些人理想破灭后就开始走向虚无主义，要把共产主义、自由主义、现代主义等“元叙事”都否定掉，乃至于否定掉客观现实本身和一切价值标准(当然也就包括自由人权），认为语言不能表达确定的意义，知识都是建构，“文本之外无他物”，等等，取而代之的就是福柯式的权力万能论，认为权力塑造了一般人的知识、语言和价值观，使人们对压迫习以为常。福柯在世纪末曾经和乔姆斯基有一场辩论，里面他就直说无产阶级不是基于正义才要打到统治阶级的，而是因为无产阶级想要夺权，夺权就是为了夺权本身，正义是掌权者构建出来的空洞概念。后现代思想80年代后便在法国消声匿迹了，但却在大洋彼岸的美国生根发芽，通过各种“文化研究”为美国知识分子所接受，再往后又与新马克思主义合流，形成了在美国盛行的Woke意识形态，一些人笼统地称其为白左思想。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在90年代也一度盛行后现代思潮，造成这种现象的直接原因就是六四运动的失败给中国知识界带来的犬儒风气。

这是左派思想在西方的转变过程中起到的作用，但我认为这一切不能完全地归于左翼的影响，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自由主义本身的缺陷。我们知道自由主义是主张自由、平等、宽容的，但这些原则一旦发挥到了极端就会导致一系列问题，比方说自由，极端化的自由倾向于否定一切传统、规范、法规、而新马克思主义恰恰迎合了这种极端自由，在新马克思主义主义看来，西方国家的自由都是假的，要实现真正的自由，就要否定一切的旧传统，旧思想，旧伦理，旧文化，建立一个人间天堂，这些理论对于哪些急于否定传统的自由派大学生显然具有很强的吸引力。极端自由的另一个后果就是自由和责任的分离，导致对个人责任的否定。比方说，自由派在解释犯罪的时候，倾向于认为犯罪是由环境滋生的，是因为生活环境差才导致人犯罪。再比如，在解释为什么一个人群的收入要低于另一个人群的时候，自由派倾向于认为这是因为他们受到了社会的打压和歧视，或者是受到了更加说不清的“隐形歧视”。这种逻辑推到了极致，就变成了：假如一个人没有过上好生活而是成为了罪犯，那么他自身没有任何责任，错的都是社会。而新马克思主义就特别擅长解释“为什么错不在你而在西方社会”，新马克思主义有一个理论叫做“批判理论”，专门来解释那些“看上去很公平，实际上是压迫”的制度的，所谓的“制度性种族主义”就是这种理论的典型。但事实上，把一切问题都归结“西方社会的问题”，那么西方社会本身也就变成了一个筐，根本解决不了任何现实问题。自由主义的另一原则就是平等。而平等原则被发挥到了极致后，就会从“机会平等”变成“结果平等”，这就意味着要有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体制来“平等”地分配资源，这正与共产主义理想不谋而合。但事实上，这种结果平等只会产生新的权贵，而且是极权主义的新贵。再有一个就是自由主义的宽容倾向，自由主义是主张宽容异见的，是主张普遍的言论自由。但是，正如卡尔·波普说的：“无限制的宽容一定会导致宽容消失。如果我们把无限制的宽容延伸至不宽容之人，不去捍卫一个宽容的社会，任其遭受不宽容之人的打击，那么宽容者反而会被消灭，宽容本身也将不复存在。”一味地主张自由，一味地给不尊重他人自由的威权左翼开绿灯，结果便是让这些新马克思主义者和Woke信徒占据了统治地位，乃至于“反西方”反而成为了西方的主流，使得葛兰西这类人的“长征”居然真的达到了目的，整个学术界和媒体界都纷纷左转，那些主张宽容的自由主义者，反而成了列宁所说的“Useful Idiot"。所以说，造成西方的现状的不仅仅是左翼，西方自身也存在着很多弊病，再加上技术进步和全球化等因素给西方社会结构带来了巨大的变化，所有的这一切导致了现在的局面。

@momoro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批评西方”不仅在中国的舆论是主流，在西方的舆论中也是主流。在中国会成为主流，是因为中国根本就没有正常的舆论，是因为共产党对社会的控制太强。在西方会成为主流，是因为在这些国家内部，以反殖民、反资本、反帝国理论为代表的左翼思潮本就在知识分子中间长期盛行。传统的爱国观念和对西方制度自身的自信均被斥为反动的西方中心论，许多进步人士为了更快地推进自身的议程，例如种族正义，性别平等，宗教宽容，觉得自己有必要把西方描述成一个集聚了种族主义、男权主义、帝国主义诸多原罪为一身的万恶之源，因为仿佛只有把自身的社会描述得一无是处了，才能唤起人们变革的激情。最后的结果是所有人都在骂西方，骂到最后西方人自己（主要是知识分子）也忘记了自身存在的意义到底是什么。西方国家的许多年轻人打小接受的教育就是他们自己的社会是最邪恶，最压迫的，他们评价一件事物的是与非的时候事实上已经丧失了正常的价值坐标，理解不了，或者说接受不了西方说带来的那些事物并非全部是负面的，而所谓的被殖民的地区，也并不能简单地以一种“被压迫者”的标签简而化之。

中国与西方，一个是从“民族本位”的立场出发，通过民族主义叙事将西方描述成压迫者，将共产党描述成解放者，用以为一党专政服务，另一个则是从“文明原罪”的基点出发，通过左翼理论瓦解西方内部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把自身的传统描述得一文不值，号召年轻人把自己的社会打到。这两派思想出发点截然相反，却殊途同归，推导向了同似的结论，的确是一个有趣的现象。

@momoro 我的经验是如果一个人因为受到欺骗而曾经强烈过支持过某种事物，那么在欺骗失效之后，强烈的爱就会转变成强烈的恨。由于我从小就拒绝接受中国特色爱国主义的灌输，所以在我思想成熟之后也没有因此转变成一名彻底反对国家和民族的人。

事实上，我从小就一直被学校里的老师认为“西化严重”。老实说我当时根本都不知道西化是什么，但是这就是当时许多老师对我的直接感受。我在小时候是很不受忠党爱国教育的影响的，在听到“红领巾是烈士们的鲜血染成的”的时候，我心中泛不起任何波澜，从小到大，每次升国旗唱国歌的时候我都只会象征地动动嘴皮假唱。

少年时期，我曾经在书中读到过最美国最高法院判决民众有烧国旗的自由，当时觉敢于烧毁本国国旗是一种不畏权威，追求自由的表现，而且这一点当然也适用于中国。此外，当时我也赞同“爱国主义是流氓最后的庇护所“这种言论。至于”民族劣根性“的这种观点，我也曾经是很赞同的，我在初中时就读过鲁迅的许多杂文，也读过丑陋的中国人这样的书。我还记得当时的我具有强烈的反儒倾向，认为传统文化基本没有任何价值

让我发生观点上的转变的原因有很多。我想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我阅读了关于先秦历史的书籍，例如《左传》、《战国策》、《史记》，而阅读这些书籍给我的一大感受就是中国的先民并不是些没有独立人格的奴才。的确，春秋战国的那个时代存在各种各样的争权夺利和相互背叛，但那个时代的涌现了许多重义轻利，道德高尚的人。有为了替死去的主人报仇不惜吞炭毁容行刺的豫让，有在伍子胥逃亡的路上慷慨相助而不求回报的渔父和浣纱女。也有像鲁仲连，虞卿这样为了阻止秦国一统天下而四处奔走的反秦斗士。这些人的事迹让人感叹生命的壮烈，这些人的言论也引起人广泛的共鸣。例如鲁仲连对秦国的评价：“秦国是个抛弃礼仪而只崇尚战功的国家，用权诈之术对待士卒，像对待奴隶一样役使百姓。如果让它无所忌惮地恣意称帝，进而统治天下，那么，我只有跳进东海去死，我不忍心作它的顺民。”对于这些历史的认识使我不认为中国人有什么自古以来的劣根性或者奴性，而中国也并不只有秦朝以后的历史，所谓的传统文化或者儒家思想也并不像共产党和一些革命人士说的那样是压迫工具，造成中国苦难的根源是“法里”，而不是“儒表”。另一个促使我转变观点的因素就是我所了解的许多自由主义思想家，例如胡适、殷海光等人，对于本国的传统以及儒家思想实际上持以的是一种相当尊敬的态度，而对所谓的传统文化和儒家思想彻底否定的，反而大都走向了共产主义的新式独裁。最后，对于西方当下的各种问题，包括对取消文化，Woke意识形态、身份政治这类问题的认识，使我对造成这些现象的各种思想，例如后现代理论，后殖民理论，批判理论产生思考。我认为二战后长期在西方知识分子中盛行的对“西方中心主义”和“霸权主义”的批判，实际上导致了知识阶层的自我厌恶、自我仇恨和与民众的脱节。民族主义发挥到了极端，会出现各种问题，但对于本国传统和本国历史的否定走到了极端，也会出现另一系列问题。在类似于乌克兰战争这样的事件中，使得小国拥有足够大的精神力量抵抗大国入侵的，实际上也正是民众对于自己国家和本民族传统的热爱。基于这些情况，我认为中国的传统并没有糟糕到需要全部否定，而且，即便是一个自由国家，也需要维持一定的民族国家认同感。

@momoro 第一印象给的确会深远地影响一个人以后的看法。我的反共倾向最早就来自于我母亲讲述的文革经历，我从我母亲那里了解到我的祖上积极反抗过共产党的统治，并且因此受到了共产党疯狂报复。也正是在这里，我获得了关于毛泽东的第一印象：人手一本的毛泽东语录、高高在上的毛泽东画像、以及令人作呕的“万岁”呼声。当时的我想法就和《皇帝的新衣》中的那个小孩子一样：这是一个自私、自大、恬不知耻，控制欲强烈的专制暴君，迷恋别人虚伪的歌颂。因此，不论我后来多少听到有人说毛泽东代人民，毛泽东追求平等，毛泽东是劳苦群众的大救星，我都天然地感到十分地荒诞。一个心系人民，热爱平等会要人们挂他的画像、喊他万岁，不然就要挨整吗？有时候，小孩子未的思维没有收到局限，只是根据明显的事实做出常识的判断，反而更加接近真相。对于幼小的我而言，毛泽东的“为民服务”一看就很虚伪。

可以这么说：我从小就奠定了反毛的基调，而我对共产党的认识也正是建立在对毛泽东的认识之上的。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眼界的开阔，对毛泽东的憎恶必然推导出对整个共产党的否定。在这个过程中我经历过一些摇摆，有时候自己也会发展出一套支持现状的理论，认为将来会发展得更好。也有那么一段时间，我受过民粹主义的吸引，感觉毛泽东的反精英言论很有吸引力，乃至于认为早期的毛泽东还是有过理想的，只不过后来收到了权力的腐化，可即便在这种情况下我也时刻铭记着掌权后的毛泽东多么擅长整人。后来随着我了解到了延安整风，王实昧，已经毛泽东在共产党内部夺权的细节，我逐渐认为毛泽东自始至终都只相信权力。

真正让我”想明白“了的，还是奥威尔的那本《动物农场》，这本书给我留下的印象比《1984》还要深，《1984》展现的是毛泽东这类人掌权后的图景，《动物农场》描写的则是毛泽东这类人掌权的细节。这篇小说的文字生动易懂，把共产革命讲得非常明白。我也从这本书，以及《1984》中明白了我所憎恶的那些事物到底是是什么。再往后，我又读了《商君书》和《韩非子》，于是真正弄清楚了秦以后皇权政治中“儒表法里”的“法里”到底是什么，也彻底明白了自秦始皇以后几千年都没有改变过，并且被共产党发挥到了极致的那一套统治逻辑。

这些都是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会受到的外界环境的影响，而决定一个人究竟会成为什么样的人的因素，除了有外界的影响，还有自身的特质。人是理性的动物，可与此同时，人的的身上往往也会有一些“基本情感”，人的理性帮助他理解事实，而人的基本情感决定了他对特定的事实会做出怎样的价值判断。基于这些基本情感，人们会主动地寻求符合自身倾向的思想和理论，而这些思想和理论又经常会反过来强化既有的情感倾向。对于我而言，我的基本倾向是：自由、个体权利、人的基本尊严、平民立场。以及为了实现这些而需要建立的民主、宪政、法制。也正因为如此，我再怎么转变，也从来没有成为过国家主义者，这是我的基本情感使然，我永远都会把自己带入一个平民去思考我的遭遇。假我得到的结论是在这个体系中我将没有自由，没有权利，没有尊严，那么我就会认为这是一个糟糕的体系。这种基本情感使得我从小就反感长城、阿房宫、金字塔这样的“伟大工程”，厌恶嬴政、刘彻、朱元璋这类“成就卓著”，同时残暴无度的暴君。由于这些情感的存在，即便在我民族主义倾向最强烈的阶段—我至今仍保留着民族主义的立场，也从来没有成为过真正意义上的粉红。

@lianghuan 我之前翻译过这样一篇文章：

支离破碎的语言：左派与右派

「“需要明白，当前的政治混乱与语言的堕落息息相关，同样，从语言这方面着手，我们也许能对情况加以改善。」— 乔治·奥威尔，1946

“左派”和“右派”这两个词现在已经变得意义含混，自相矛盾。在当今的世界，右派一词可以用来指代如下各种观念的持有者，这些观念形色各异，甚至相互抵触，例如：

1. 那些私有产权和市场经济的支持者，通常被当成政治上的右派，即便他们强烈地支持民主和人权。

2. 那些认为私有财产高于一切，对民主则没那么关心的人，也被说成是右派。

3. 赞同市场经济，反对国家权力，甚至为此不惜反对战争的自由意志主义者，也被当作右派。

4. 尊崇民族国家的民族主义者，也被当成右派，即便他们维护民主制度和个人权利。

5. 法西斯主义者和种族主义者也被称为右派，包括那些鼓吹战争，限制个人自由与个人权利的人。

由是，饱受滥用的右派一词，如今既覆盖了民主人士，也覆盖了专制君主；既包括了和平主义者，也包括了战争贩子；既可以代指民族主义者，也可以代指个人主义者；既可以形容人权的捍卫者，也可以形容人权的敌人。事实上，一个人支持私有产权和市场经济，不代表他就是一名种族主义者和好战的民族主义者。然而这些大相径庭的思想观念却被稀里糊涂的混在一起，贴上了同一个标签。

左派一词同样也堕落了，它所指代的对象，同样也各不相同，并且持有众多自相矛盾的观念，例如：

1. 主张国家大幅干预经济（通常是借助宏观调控和国有企业）的人，被称为左派。

2. 呼吁最小政府，主张社区自治，反对产业国有化的人，也被称为左派。

3. 那些不怎么关心民主自由，更关心如何实现财产公有、计划经济、废除贫困的人，同样被称为左派。

4. 那些主张扩大民主、实行去中心化、捍卫人民主权、个人自由与表达自由的人，也被当成左派。

因此，左派一词，现在既包括了主张中央集权的国家主义者，也包括了主张社区自治的去中心主义者；既包括了极权主义者，也包括了激进的民主人士；既可以指代那些希望尽可能扩大自由的人，也可以指代那些希望尽可能消灭自由的人。

左派和右派都曾主张过不同形式的集体主义。法西斯(Fascist)一词的最就初来源于古罗马长官权力的标志，即把树枝绑在一起所形成的束棒（faces)，它象征着集体的力量。法西斯主义要求个体牺牲自己为集体服务。同样，民族主义也赞美国家，认为国家和民族高于各人。如果你坚持认为集体主义就是左派的话，那么你便忽视了法西斯主义和民族主义同样具有集体主义倾向。

此外，正如下文阐述的那样，左派和右派其实也都支持过不同形式的个人主义和私有产权。可惜的是，如今这些词汇成了一团浆糊，变得意义不明了。

原初的左派

左派和右派这两个政治词汇源于起法国大革命。在1789年的国民制宪议会上，那些最为反对君主制度的会议代表，就聚集在左边的席位上。那些支持贵族制度和君主制度的保守派，则聚集在会议的右侧。多维尔男爵（The Baron de Gauville ）这样描述道：

“我们就是这样辨认彼此的：忠于国王和宗教的，就坐在席位的右边，这样就能够避开举止粗鲁，喜欢肆意喊叫和发誓的对立派。”

坐在会议左席的，希望限制君主的权力，最终建成民主共和。

坐在会议右席的，则希望君主能够凭借否决权维持一定的权威，希望保留贵族的一些权利，有一个不经选举产生的上议院，并且保留选举的财产与缴税限制。

相反，左派则要求取消所有的贵族特权，限制教会的权力和特殊待遇，建立单院制的立法机构，让一切立法的权力归于民选代表的手中，以及普遍的，但只限男性的选举权。

1789年，法国的雅各宾俱乐部像雨后春笋一样涌现了出来。雅各宾俱乐部原本是一种开放式的论坛，供各种各样的革命派参与；日后人们所说的山岳派和吉伦特派都是雅各宾的成员。

吉伦特派之所以得名，是因为他们源自于吉伦特省。山岳派则是雅各宾内部的激进派：他们因成员都坐在议厅最左侧的高台上而得名。

从1789年到1792年，雅各宾一词的意义最为宽泛，至少在这段时间里，所有的雅各宾派都是左派。正如其他的激进启蒙思想家那样，他们认为，理想的政府应当建立在自然权利和多数人意志之上，而不基于宗教和传统。

因此，对于权力合法性的来源，左派和右派有着不同的看法，在普世人权和权利平等的问题上，他们也有许多分歧。身为左派，就意味着拒斥贵族与宗教的权威，认为权力的合法性源于全体人民的意志。

吉伦特派和雅各宾派都赞同动用武力来保护革命成果，都对敌对的外国势力采取强硬的立场。更为激进的雅各宾派甚至不惜暂停民主政治，以此对封建势力和贵族力量进行彻底的清算。一些人支持处决国王，尽管不久之前反死刑思潮还在雅各宾俱乐部盛行。

吉伦特派是国民制宪议会的多数；他们控制着行政会议，各个部门里都是吉伦特派的人。但山岳派却掌控着巴黎最重要的那些机构，包括 国民警卫队。

1793年6月2日，山岳派调用巴黎的国民警卫队，驱散了国民公会，对吉伦特派展开了清洗。吉伦特派的领袖大都遭到了关押和处决，“恐怖时代”就此开始，数以千计的人要么被送上了断头台，要么被民兵和暴徒杀害。

自从发生了这场针对吉伦特派的政变之后，雅各宾一词的意义就变得狭窄了，它让人联想起激烈的、不妥协的、暴力的革命行为，就像山岳派那样。

什么不是左派

要是左派就代表精力充沛、坚定不移的话，那么山岳派就比吉伦特派要更左。但是，仅仅看信徒有多么狂热，多么积极，多么暴力的话，我们并不能对各种观念进行有效区分。对于一种政治思想，我们应该更注重的是其内容，而不是它的外在表现方式，或是人们为了实现它所采取的手段。

为了尝试将左派从右派区分开来，大卫·考特（David Caute）写了一本很有名的书，叫做《1789以后的欧洲左派》（The Left in Europe since 1789）。在这本书中，考特认为，左派最根本且最持久的特点，就是支持人民主权，反对右派所支持的王权和教权。

考特将马克西米连·罗伯斯比尔描述为普选权的主要推动者。在考特看来，“在1793年，比吉伦特派更左的就是左派。”他把吉伦特派描述成“温和的自由派”，把雅各宾描述成“激进民主派”。但是考特的说法其实很容易就能被驳倒。

我们可以看看吉伦特派的两位重量级人物。雅克·皮埃尔·布里索在吉伦特派中间曾是一位举足轻重的角色，以至于有段时间整个吉伦特派都被称作布里索派。而在1789年以前，他就主张在法国建立民主共和了，这比罗伯斯比尔还要早。他反对基于收入和财产的选举权限制，相反，他主张建立一个基于男性普选权的代议制政府。布里索在废奴运动中也是一马当先。

尼古拉·德·孔多塞则是另一位主要的废奴主义者，他也属于吉伦特派。他也是最早主张女性普选权的人之一，在这一点上，罗伯斯比尔并没有跟进。

和考特的描述相反，布里索和孔多塞的例子明显地表明，与罗伯斯比尔相比，吉伦特派的领军人物不仅更早支持普选权，而且支持得更加全面。作为一个整体，吉伦特派的民主诉求十分激进，程度丝毫不亚于罗伯斯比尔以及其余的雅各宾派。

总体而言，吉伦特派反对暂停民主政治。相反，罗伯斯比尔等山岳派则更乐于以所谓的“紧急状态”为由中止民主。

如果不看这些，单就目的（而非手段）而言，布里索，孔多塞这样的吉伦特派，和罗伯斯比尔这样的山岳派区别其实不大。

最初的左派与私营企业

在法国大革命之前路易十六统治的时期，许多的企业都与王权和官僚机构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王室的一大收入来源就是向企业售卖官职，相应地，这些企业和商会也会从国王那里获得特权和好处。

为了实现个人主义的理想世界，废除旧制度的那些令人厌恶的机构，在1791年以后，法国的革命政府便出台了相关法律，禁止工人、技术人员及企业家形成组织，并且取消了大部分国家对经济的管制。法国人废除了商业联盟、行会，甚至废除了公司制度。这样，每一个个体都可以追求自己的商业利益，但他们不可以联合起来，形成商业组织。

但是，这场基于自由市场和高度个人主义的革命实验并没有持续太久。因为缺少相应的民事机制和基本的的规章制度，失败是情理之中的，也是必然的，不久之后，人们就恢复了公司制度。

关键的一点在于，法国大革命期间，从吉伦特派到山岳派的所有左派领袖都主张建立以个人主义、财产权利为基础的市场经济，这一点和1640年英国的平等主义者，以及1770年的美国革命派并无二致。在君主制度下，法国的革命者深深地体会到了国家统制的恶果，以及集中的经济力量造成的弊病，十分想将这些东西彻底废除。他们捍卫私有产权，支持私营企业。正如费边社会主义者理查德·亨利·陶尼所言：“法国的雅各宾派坚信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程度丝毫不亚于英国的托利党“

有些人认为格拉古·巴贝夫是大革命期间最左的人。巴贝夫支持过“恐怖统治”，等到“恐怖统治”结束，罗伯斯比尔被处决后，他本人就因为批评新政府被投进了监狱 。

1795年，巴贝夫被放了出来。出狱后，他主张废除私有产权，建立公有制，并且宣称，为了实现这一点，必要的话可以采取暴力和恐怖手段。他是现代的第一个共产主义革命家，希望平均分配所有的收入和财富。巴贝夫和他的追随者密谋夺权，计划以人民的名义进行专政，等到在他看来人民受到了足够的教育，能够通过本地选举自我管理了，再结束专政。1796年，巴贝夫的阴谋败露，随后他便被处决。

巴贝夫有一点说的没错，如果封建时期的集中财产能够被继承下来，那么又怎么实现真正的权利平等、法律平等，废除旧有的特权呢？要废除封建制度，又怎能不扫荡旧时代令人厌恶的奢华呢？

但是，由于只关注这一个问题，巴贝夫和他的追随者们便不满足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要把追求平等的革命口号推到极致。为此，他们否认了法国大革命所追求的其它重要权利，包括个人产权、言论自由权，和自由结社的权利。

巴贝夫的短命阴谋虽然也受到了时代思潮的影响，但是它并不能代表整个法国大革命。巴贝夫的口号是绝对平等，要废除私有产权，而这是与当时盛行的雅各宾派观念相悖的。巴贝夫是大革命的产物，但他并不是大革命的典型。

不停变更的左右含义

19世纪30年代，伴随着罗伯特·欧文等人的思潮，社会主义开始兴起。社会主义强调团结平等，但这种团结和平等有时是以牺牲自由、独立、甚至民主为代价的。欧文本人就反对代议制民主，敌视律师，抵制法制机构，并且反对了1832年改革法案。早期的著名社会主义者希望建成理性、和谐的社区，认为在法庭和议院上分派辩论是没有效率的。这是1789年以后的左派走偏的第一步。

19世纪40年代，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设想了一种新型社会主义，他们认为，无产阶级终将取得阶级斗争的胜利，并将剥夺资本主义统治阶级的财产。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恩格斯认为，法国大革命所捍卫的原则与权利“无非只是布尔乔亚的理想王国”。因此，这些原则与权利便成为了阶级斗争的祭品。这是走偏的第二步。

1917年，俄国出现了第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府，不久之后，便演变成了一个一党专政的国家。紧随其后的，是大清洗和恐怖统治。然而许多左翼人士却支持了苏联政权。自此以后，左派就和极权主义、最低人权、虚假审判、大规模处决、以及对自由的限制和任意没收财产的行为联系起来了。左派一词失去了原本的含义，变得面目全非了。

正如之前提到的，1789年的法国左派其实是反对国家经济垄断的。因此，最初的左派只会反对企业的国有化。基于这些原因，以及其它的考量，我们有理由认为斯大林主义和毛泽东主义其实属于右派。

右派一词一直让人联想起威权主义、歧视、对人民主权的压制、对法律平等的否认。接着，右派又和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意大利、德国、西班牙等地兴起的法西斯主义联系起来了。左右两词都拥有了专制独裁、压制自由的含义。

1848年以后的马克思主义者扭曲了左派一词，使其脱离了启蒙主义的根基，与此同时，20世界上半叶的好战民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却使得右派的含义变得相对固定了。直到20世纪60年代，右派依然让人联想起传统主义、民族主义、神权政治，以及法西斯主义。欧美的保守主义者曾经支持过拉丁美洲的独裁政权，并且为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进行辩护。这些保守主义者很恰当地被称为右派。

但是，右派一词的含义最终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右派从民族主义、传统主义，贵族特权的支持者，变成了主张市场经济和私有产权的急先锋。真是讽刺，因为在法国大革命期间，这些诉求原本属于左派的范畴。

1970年代，凯恩斯主义式的福利制度在各国瓦解，信奉自由市场的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开始扎根。到了1980年，一些右派思想家又一次在自由主义的地盘上攻城略地，而这些地盘早就被左派他们自己放弃了。到了这时候，不论是市场经济的支持者，还是独裁政权的辩护者，都被当成了右派。

但是很多右派人士—包括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和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虽然支持个人主义和个人自由，却没有做到前后一致。他们支持大型企业，扶持独裁政权，反对对采取种族隔离制度的南非进行制裁。

他们对自由市场经济的看法也许是对的，也许是错的。但是，由于他们对毒品和卖淫的态度十分负面，并且过度热爱那些保守的、非个人主义的“家庭价值”，因此没有做到坚守原则。话又说回来，许多市场经济的支持者其实是支持民主，反对独裁政治的。

错误的转向：左派是如何走偏的

20世纪80年代，中国和苏联成员国纷纷抛弃了“社会主义”实验，随之而来的是大幅政治变动。在东欧国家中，反对现状，支持自由企业和民主制度的，是新生的革命派；相反，那些支持国有化和计划经济的，却反而被视为反动分子，意图维护气数已尽的旧制度。在60年代的西方成长起来的那一代激进分子，看到90年代的东欧革命者居然都支持自由企业和私有产权，不禁感到十分迷惑。

至少到1990年代为止，右派一词代表着支持市场经济，此外，它依然保持了同民族主义和威权主义的联系。而左派一词在一个多世纪以来一直让人联想起国有化和国家管制。讽刺的是，在最关键的领域，左右两派却互换了立场。在1789年，支持国家垄断的原本是右派，支持自由市场的，反而是左派。

1960年代的许多激进分子批评苏联式的极权主义，与此同时，又反对冷战对峙。为了抵制越南战争，他们组织了轰轰烈烈的反战运动。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的时候，他们也举行了游行示威。 60年代的各种经历使许多左派变得敏感了起来，反对强国凭借武力将自己的意志施加于弱国。

到了70年代，一些左派走得更加极端，反对传播西方的任何思想。甚至反对“贫穷国家的人民也有配拥有和西欧和北美一样的（部分实现的）人权”这种观念。即便用和平的手段传播这些权利与价值，也被视为“西方帝国主义”或者“美帝霸权”的体现。要是有人想输出西式民主制度，或是传播人权，他的想法就会被当作“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遮羞布”。

由是，许多左翼分子从一开始的反战，变成了反对传播任何西方价值，即便采取的是和平手段。1789年的法国革命派所捍卫的普世价值和普遍人权，在1970年代的部分左派看来，只是在掩盖西方的霸权和压迫。

早在马克斯和恩格斯的时候，许多左派人士就开始认为启蒙主义原则和人权无非是遮羞布。他们背离了左派的初衷和核心价值。这是走偏的另一步。

当今的政治语言已经破碎不堪。如果有人要想复兴左派的话，那么他必须回到左派开始的地方，反省左派在1789年以后走了哪些歪路。没错，世界已经变了，人们也并不需要完全固守词语本来的含义。但是，左派最初的目标，是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代议制民主，以及普世人权。这些原则不论是在1789年，还是在今天，都同等重要。

本文的作者是Geoffrey M. Hodgson，写于2016年6月5日，在2016年12月13日，12月27日，以及2017年5月1日做过小幅调整。

本文发布在New-Politics网站 ：(http://new-politics.online/the-broken-language-of-left-and-right)

@ZhiXi 打错字了，是考虑，不是靠谱。

@ZhiXi 索尼和三星的国行版可以靠谱，因为它们可以刷国际版的固件，不过过程也许会有些繁琐，可以在网上找教程。

"这个世界太不合理了。我的智慧高于庸众，假如我拥有了绝对的权力，能够以我自己的想法不惜一切代价地重新塑造这个世界，那么这个世界一定会变成更好的样子。“

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过这种想法，区别在于多数人仅仅停留在了想法的阶段，而另一些人获得了足够大的权力践行这样的的想法。而这样的一种思想，是任何一种极权政治的原始驱动力。

根据《史记》的记载，商鞅在变法之前曾于秦国贵族辩论。当时，他是这么说的：

“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见非于世；有独知之虑者，必见敖于民”

（有出类拔萃的操行的人，肯定要遭到一般人的非议；有特别独到的见解的人，必然要受到一般人的诋毁。）

商鞅又说：“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

（至于老百姓，不能在开始做事的时候和他们商量，只能在办成以后和他们共享成果。追求最高道德的人和一般世俗的人是合不来的，成就大事业的人是不去和普通人商量办法的。）

一个以为自己的智慧高于凡人的人，一个自视为“先进分子”的人，执意地要将自身的想法强加于他所蔑视的大众，并且最终获得了足够的权力将这些想法强加于大众，于是我们就有了秦制。同样地，在两千多年后，另一批以优于凡人的·“先锋队”自居的革命者立志要将他们的先进思想在中国付诸实践，并且掌控了绝对权力将这些思想付诸实践，于是就有了共产党夺权后的一系列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