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on @Proton@qoto.org

陈伯庄说：“最为中国社会独具的，而在一部中国历史上占了重要角色的便是士大夫。自从封建消灭而入于大统一的中国，无统治阶级统治部族的特殊拥护，而孤立于上的皇室，君临版图极大而社会结构以宗法农村为主体的中国，士大夫阶级一直是中国的准统治阶级。他们从政问政的性格最发达，不是想做‘大臣’，即想做‘权臣’。经过近代意识的转变，‘大臣’即是救国志士，‘权臣’便是政党领袖。……”近代“打天下”需要“一套理想”。谈“理想”是中国近代许多知识分子的乐事和特长。所以，在变革运动的初期他们得到实际的行动人物藉重，因而这两种人物大致可以相处得不错。可是，等到新的统治结构出现以后，实现的问题逐渐来临，理想的问题逐渐褪色，权力的一元化问题成为转变的枢纽。随着这一转变，行动人物和观念人物无法不起分化。在观念人物之中，比较能放弃理想而自认为目的已达的人又变为辅治阶层。比较坚持原有理想而又天真的人慢慢滋生一种被诱拐（being betrayed）的感觉。当有别的机会时，这类的人可能投奔别的公司行号。第一流而又有独自思想的人，不是别立门户，就是遗世独立。

行动人物和观念人物的这种分化实在是动理（dynamism）上不易避免的结果。因为，行动人物和观念人物不仅在基本的想法上不同，而且在性格形成方面也不同。他们是一个运动中的两种异质要素。

行动人物的基本兴趣是成功。至于怎样成功的，使用什么手段成功的，是否由于因缘时会，是否由于巧取豪夺，对于这些问题他们认为是些空洞的问题。他们对于空洞的问题向来不感兴趣。行动人物在必要时也标榜一些主张。他们之所以如此，主要的作用是把主张当做结纳精干并吸引人众的工具。至于标榜的主张是否实行，那要看对他们同他们的团体是否有利。他们口里似乎也强调理想，但是他们更重视现实的人身崇拜。当着理想可以用作人身的装饰时，他们拉拢理想。当着理想妨害人身崇拜时，他们可以翻修理想，不然就束之高阁。所谓意底牢结，他们弄成一种制度化的心理。所谓制度化的心理，就是一个团体或组织以内的每个分子必须共同承认的成文的甚或不成文的那些前提。既然如此，他们不太注意到这些前提的本身是否为真，而只注意到是否为团体所要求而且大众是否承认。即令这些前提是假的，但是，既然团体是这么要求而且大众又这么承认，所以也就是真的。既然这些前提是真的，于是在势力圈内的任何个人也得承认他们是真的。这种“真理观”的作用是为了抒发团体的意志，维持建制的尊严，并且延续组织的存在。在这一关联中，所谓的“真理”与权威是不分的。行动人物的这种真理观与科学上的真理观很不相同。科学上的真理观是，一个语句如果合于某一事实，那末它便是真的。最低限度，这种真理观不受情感的拨动和意志的支配。行动人物的真理观是，因为我们需要它是真的所以它一定得是真的，至于是否合于事实那是次要的问题。就事论事，这只能算是一种团体应迫（group imperative）。

正如霍弗尔（Eric Hoffer）所说的，真正的行动人物并非要改造世界，他只要占有世界。他的内在冲动是要掌握和控制，并令既得权力能够行使。

在这类要求之下，他要以制度来规范人众的行为。人众的任何重要的自发活动都在可疑因而当禁之列。在对付人众时，他们好诉诸镇制力和官司制度。因为，使用这类工具最可靠。为了保持权力，他们可以用自己创造的方法，可以用外来的方法，可以用古旧的方法，甚至也可以用敌人的方法。这么一来，彼等于不知不觉之间，变成了为权力而权力。

《中国文化的展望》 殷海光（2）

@AFWood 附录用一共有四千多个单词，都是用过去时写成的，如果仅仅有一两句话是用过去时写成的，那么也许可以称之为bug，如果附录的几千字都是用过去时写成的，就不是一个bug，而是作者有意识的安排。

至于书中对无产阶级的描写，这一段应该是比较符合你的描述的：

「事实上对于群众，人们了解得很少，也没必要了解很多。只要他们继续干活、繁衍，他们别的行为就无关紧要。他们被放任自流，就像阿根廷的平原上没有笼缰的牛群。他们过着似乎是返璞归真、类似他们祖先所过的生活。他们在贫民窟出生、长大，十二岁开始干活，度过蓬勃却短暂的健美和性冲动期，二十岁结婚，三十岁就步入中年，然后死去，多数寿命不超过六十岁。他们脑子里想的全是重体力劳动、养家糊口、跟邻居为鸡毛蒜皮之事争吵、电影、足球、啤酒，还有最重要的赌博。把他们控制住不算困难。思想警察的特务总在他们中间出没，传播谣言，瞄上并消灭被认为有可能变得危险的个别人。然而没人努力向他们灌输党的意识形态。对群众来说，不需要很强的政治感，他们需要拥有的，只是一种初级的爱国主义感情。用得上时，可以随时唤起他们的这种感情，让他们接受更长的工作时间和更少的配给。甚至在他们变得不满足时——有时确实会——其不满足感也不会带来什么后果。由于缺乏总体上的概念，他们只会专注于一些细枝末节的不如意之事，从来看不到还有更大的罪恶。绝大多数群众家里甚至没有电屏，连民警也很少管他们的事。伦敦的犯罪率极高，是一个充斥着小偷、强盗、妓女、毒品小贩和形形色色骗子的天地，但是因为犯罪都发生在群众自己中间，因而无关紧要。在所有道德问题上，他们也被允许继承其先辈的规范。党在性问题上的禁欲主义并未强加给他们。乱交不受惩罚，允许离婚。甚至如果群众表露出有宗教信仰的需求或者愿望，也能得到许可。他们不配被怀疑，正如党的标语所称：“群众和动物是自由的。”亅

你可以认为这表明大洋国的底层民众是愚昧无知的。但这是因为故事本身的设定使然，假如故事中的底层民众聪明勇敢，坚持反抗，那么极权主义本身就无法持续下去，这篇小说也就没有写的必要了。文学作品总是要遵循生活的一些基本逻辑，将极权社会下的民众描写得和正常社会下的民众一样，就违反了基本的生活常识。可这并不代表作者认为这是“劣根性”，或者“奴性”使然，也并不代表作者认为民众就会永远地愚昧下去，因为在这一段文字中，作者同时也提到，“绝大多数群众家里甚至没有电屏，连民警也很少管他们的事”，以及，“在所有道德问题上，他们也被允许继承其先辈的规范。党在性问题上的禁欲主义并未强加给他们。”显然，大洋国对于体制外的底层民众和体制内的党员是有着两套不一样的规则的，党员有特权，但受到组织的牢牢控制，底层民众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整日为温饱发愁，党对他们基本上是一种放养的状态。底层民众的愚昧状态，更多的是贫穷的环境使然，而不是因为他们自身秉性恶劣，没有任何证据认为作者对底层民众是一种绝望的态度。我推测您可能是将自身对中国民众的绝望态度投射到作者的身上了。

至于《动物农场》这篇小说的创作意图，奥威尔在《动物农场》的乌克兰文版序中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这里我直接引用原文：

「这里，我必须停下来谈一谈我对苏维埃政权的态度。

我从来没有去过俄罗斯，我对它的了解只是通过读书看报而得到的。即使我有这力量，我也不想干涉苏联内部事务：我不会仅仅因为斯大林和他的同事的野蛮和不民主的手段而谴责他们，很有可能，即使有最好的用心，在当时当地的情况下，他们恐怕也只能如此行事。
但是在另一方面，对我来说，极其重要的是，西欧的人们应该看清楚苏联政权的真正面目。自从一九三○年以后我很少看到有什么证据能够证明苏联是在向我们可以真的称为社会主义的方向前进。相反，我对它转变成为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的明显迹象感到吃惊。在这样一个社会里统治者像任何其他统治阶级一样都不愿意放弃权力。此外，在英国这样一个国家里的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都无法理解今天的苏联已完全不同于一九一七年的它了。这一部分是因为他们不愿意理解（即他们希望相信在什么地方的确有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存在），一部分是因为，他们习惯于公共生活中的比较自由和节制的环境，极权主义是他们完全不能了解的。

但是你必须记住，英国并不是完全民主的。它也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存在着极大的阶级特权和（即使在现在，在一场可能使人人平等的战争之后）极大的贫富悬殊。但是尽管如此，它还是一个人民生活了好几百年而没有发生内战的国家，法律相对来说是公正的，官方的新闻和统计数字可以几乎一概信任，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持有和发表少数派意见并不会带来生命的危险。在这样的气氛中，像集中营、大规模强制迁移、未经审判就逮捕、新闻检查等事情，普通人是没有真正了解的。他所读到的关于苏联这种国家的报道都自动地化为英国概念了，他很天真地接受了极权主义宣传的谎言。到一九三九年为止，甚至在此以后，大多数英国人不能认识德国纳粹政权的真正性质，而现在，对苏联政权，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仍处在同样一种幻觉的下面。

这对英国的社会主义运动造成很大的危害，对英国的外交政策产生了严重的后果。的确，在我看来，没有任何东西有像认为俄罗斯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认为它的统治者的每一行动即使不加模仿也必须予以辩解的这种信念，那样，对社会主义的原来思想就造成了更大的腐蚀。

因此在过去的十年中，我一直坚信，如果我们要振兴社会主义运动，打破苏联神话是必要的。

我从西班牙回来后，就想用一个故事来揭露苏联神话，它要能够为几乎每个人所容易了解而又可以容易地译成其他语言。但是这个故事的实际细节在相当时期内一直没有在我的脑海中形成，后来终于有一天（我当时住在乡间一个小村庄里）我看到一个小男孩，大概十岁，赶着一匹拉车的大马在一条狭窄的小道上走，那匹马一想转弯，那男孩就用鞭子抽它，这使我想起，如果这些牲口知道它们自己的力量，我们就无法控制它们，人类剥削牲口就像富人剥削无产阶级一样。

于是我着手从动物的观点来分析。对于它们来说，显然人类之间阶级斗争的概念纯粹是错觉，因为一等到有必要剥削牲口时，所有的人都联合起来对付它们：真正的斗争是在牲口和人之间。从这一点出发，就不难构思故事了。但我一直没有动手，到了一九四三年才写，因为我一直在做其他工作，没有余暇。最后，我把有些大事，如德黑兰会议，包括了进去，我在写作时，会议正在开。这样，这个故事的主要轮廓在我脑中存在了六年之久我才实际开始写作。

我不想对这部作品发表意见；如果它不能自己说明问题，那它就是失败之作。但是我想强调两点：第一，虽然有些情节取自俄国革命的真实历史，但它们是作了约缩处理的，它们的年代次序作了颠倒，这是故事的完整化所必需的。第二点是大多数批评家所忽视的，可能是因为我没有予以足够强调。许多读者在读完本书之后可能有这样的印象：它以猪和人的完全修好收场。这不是我的原意；相反，我原来是要在一种很不和谐的高音符上结束，因为我是在德黑兰会议以后马上写的，大家当时都认为该会议为苏联和西方建立了可能范围内最好的关系。我个人并不认为这种良好关系会维持很久，而事实证明，我没有错到哪里去……亅

奥威尔在此已经表示得再明显不过了，他的目的就是“打破苏联神话，振兴社会主义运动”。你可能只看到了前一点，而没看到后一点。没错，奥威尔是反对苏联体制，但他并不是一个沉溺于“人类烂透了”的思想的犬儒主义者，相反，正如他在《我为什么写作》的这篇文章里说的：“在我看来，自1936年起，我所撰写的严肃文字，无论是以直接还是间接途径，都是在抨击极权主义，并提倡民主社会主义。”说到底，揭露极权主义的罪恶，与提倡真正的自由平等并不矛盾。当然，如果你就是要坚持人性无可救药，民众不堪教化，这也是你的自由，但我恐怕这种想法更多的是源于你的现实经历，而非小说本身。

精力有限，不打算继续回复下去，希望讨论就此结束，望谅解。

逃离自我

一个人自己的事要是值得管，他通常都会去管自己的事。如果自己的事不值得管，他就会丢下自己那些没意义的事，转而去管别人家的事。

这种人喜欢搬弄是非、打听试探、越俎代庖，同时对国家和种族事务表现出炽烈兴趣。在逃离「自我」的同时，我们不是会依偎着邻人朋友的肩，就是会掐着他们的咽喉。

夸耀神圣事业

一个人愈是没有值得自夸之处，就愈容易夸耀自己的国家、宗教、种族或他所参与的神圣事业。

替代自信

信仰一件神圣事业，相当程度上是替代已经失去了的自信。

埃里克·霍弗的《狂热分子》节选：

中国近几十年的巨大变动带有浓厚的群众运动之色彩。群众性的运动之发展趋向，通常经由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宣传。第二个阶段是组织。第三个阶段是新的权力形态可能出现。在头两个阶段，有两种人物居于主导地位： 一种人物是狂热分子；另一种人物是观念之士。当然，有时一个人既可以是狂热分子又可以是观念之士。我之所以把二者分开，有两种理由。第一，在有些情形之下，有的人是狂热分子而不是观念之士，有的人是观念之士而不是狂热分子。第二，据我的经验所及，如果一个人的某些观念太清楚了，常狂热不起来。在第二个阶段里，即在组织阶段，常有一种潜在的行动人物（potential man of action）。这种人物常常隐身在组织中，职卑位低，不为人所注意。到了第三个阶段，如果有新的权力形态出现，那末这种潜在的行动人物可能脱颖而出，成为实际的行动人物（actual manof action）。所谓实际的行动人物，意指行政官、司法官、计划家，以及做最后决定的人，等等。

在群众性的运动之初期，除了狂热分子以外，是观念之士的黄金时代。所谓“观念之士”即是“搞观念的人”。例如，好谈主义学说的人，爱演说的人，擅长写文章著书立说的人。这一类的人物我们送他们一块招牌，叫做“观念人物”。群众性的运动之初期所需要的是宣传、煽动、激励这一类的汽油。因此，这一期间所需要的是新的观念启发，贬抑既存制度，对人众提供理想社会的蓝图，作海阔天空式的诺言，开列伟大的空头支票，种种等等。这些工作观念人物俱优为之，而实际的行动人物不太高明。所以，在群众性的运动之初期，观念人物得以长才大展，头角峥露。至少在表面上，这类人物此时居于主导地位。因此他们的人生得到最大的满足。

然而，好景不常！等到新的权力形态出现，就是该换主角演员的时候了。到了这一阶段，就是实际的行动人物登台的时候了。可是，从初期阶段到权力形态出现的阶段，中间并没有明显的形迹可分，同时观念人物满脑袋还是幻想。在事实上，从权力的巩固着眼，群众性的运动确有收场的必要。因为，群众性的运动是像洪水一般的盲力。这股盲力既可被“革命”工程师导来冲垮旧的统治建构，也未尝不可导来冲垮新的统治建构。在这一转形的过程中，从事巩固权力的实际行动人物首先要设计“收拾”的就是带头的狂热分子，其次就是鼓动性的观念人物。所以，紧接着旧的统治建构瓦解而新的统治建构成立时，往往发生内部的“权力斗争”或“整肃事件”。实际的行动人物富于对付人的经验，头脑冷静，精于计算，且行动不为自己口里所标尚的主义所拘限。狂热分子则沉醉于狂热之中。观念人物则执著于自己的观念，从观念的展望孔里延伸出对将来世界的美丽图像。这两种人因用心之不同，在“权力斗争”中常非行动人物的敌手。托洛斯基（LeonTrotsky）和史达林的对弈就是很有名的例子。俄国革命成了功，波尔希维克党人的政权已经拿到了手。史达林很现实地主张从事“一国社会主义建设”，而托洛斯基犹不忘理想，不尚权争，高唱“不断革命论”，终于被史达林打垮，流亡海外。接着而来的，是史达林所策划的一连串的整肃。在这一连串的整肃之中，始原的“革命人物”差不多都整完了。群众性的革命运动像一个大食魔（Gargantua）。为了维持它的生存和气力，它要吞食一个社会的一切才智、真诚、希望，以至于生命。这个普遍的律则，在相同的基本条件之下，可以用来说明不同时空里发生的实例。当然，表现的形态和程度的强弱可因时地之不同而不同。

中国近几十年来，实际的行动人物和观念人物之间的悲欢离合有发人深省之处。在中国的历史和社会文化里，依前所述，根本就没有培养西方意义的“为知识而知识”的纯知识分子。小而言之，个人的名位利禄，大而言之，对国家、社会、伦教的责任感，在在都难使中国知识分子与现实政治绝缘。于这一关联上，中国知识分子享有比较特殊的社会地位，也往往遭受比较特殊的挫败。这类陷入的情形，自清末以来似乎更深。因为，如前所说，社会文化的动乱逼着他们纷纷走出书房，为脱节的他们自己寻觅新的安排。在这一情态之中，他们很难完全摆脱前人走过的旧路。在背后的这一因素推动之下，恰好又要拼命去追求如前所说国族诸大问题的解决。

《中国文化的展望》 殷海光 （1）

@erikanata

伯恩汉姆先谈了苏俄，他用三句话总结了苏俄的情况。(1)布尔什维克党在短时间内迅速消灭了本国的资产阶级。(2)用几年的时间，慢慢控制住了普罗大众。(3)掌权之后，开始与国外的“管理者社会”进行直接竞争。由于俄国的资产阶级势力本来就比较弱，沙皇的统治也不稳固，再加上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俄国带来了严重的社会危机，所以第一阶段很快就完成了。而斯大林从默默无闻的无名小卒变成苏联的最高统治者，则意味着完成了第二阶段。第二阶段的一个明显特征，就是此前哪些没有多少人知道的“无名氏”逐渐掌握了新政权的核心位置，而完成了第一阶段的那些苏共早期领导人则在权力斗争中失势，基本上被斯大林杀光了，同时，“管理者”和官僚们也掌握了大多数的特权和优待。

但是，在伯恩汉姆看来，我们不要以为俄国发生的这些事情仅仅依赖于斯大林这类人道德水平的高低。假如斯大林没有掌权，列宁继续活了下去，那么事态的演变也并不会有什么不一样，这是由背后的历史逻辑所决定的，而不是由个人道德所决定的。

这一点，可以清晰地从“工人治厂”理念的演变中看出来。早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一直以“工人自己掌控产业“为口号，根据社会主义的正统理论，工人夺取产业的控制权是最革命的行为，因此要废除工厂的私有制度，让控制权为所有人公有。而工人们一开始也是照着这样做的，工人委员会也的确在工厂、商店、矿区取得了控制权。他们不仅赶走了工厂主，也赶走了督管和检查人员，他们要推翻旧时代的一切剥削，由工人们自己管理工厂。

然而这种情况持续的时间并不长，两个大问题出现了：第一个问题是工人自己管理的工厂运营效率普遍低下，第二个问题是不同的工厂之间无法进行有效的协调。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很简单：工人委员们缺少专业知识，没有经过专门的训练，不懂如何管理，也无法进行统筹协调。假如时间允许，那么工人们也许能够通过民主机制解决这些问题，但事实就是工人们没有这么多时间，这种机制也并没有出现。很快，工人委员会的职能就被“专家”们所取代了，尽管这时的工人委员会还保留着否决权和一定程度的裁决权，但实际的生产过程和协调任务已经落入了各种“行政委员会”之手。之后，工人委员会又失去了否决权，而委员会的组成也变成了一个国家代表，一个管理代表，还有一个名义上的工人代表。再往后，整个工人委员会都变成了空架子，失去了所有实权。到了1938年，工人委员会会就被解散了。“工人治厂”变成了“管理者治厂”。

工人们其实也意识到了自己正在失势，也采取了措施防止权力从工人委员会溜走，他们抵制国家派来的“管理人”，有时甚至将他们杀害。但是，每一次决定性的时刻，国家都支持了“管理者”而不是工人，不论是列宁在位的时候还是斯大林在位的时候都是这样。布党还为此专门展开了“专项教育行动”，试图“教育”工人们，“工人治厂”其实就等同于“管理者治厂”。文字的“教育”不见效之后，很快就换成了集中营和劳改营的“教育”。

列宁和托洛茨基在革命的早期都写过很多小册子，发表过很多演讲，意图证明“专家”、“技术人员”和“管理者”的必要性。列宁曾经强硬地宣布，“管理者”有权在工厂实行独裁。他说，在一个工厂里面，“工人民主”，实际就等同于“管理者独裁”。列宁主义的两大分支，托洛茨基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其实也都继承了这样一种观点，虽然在明面上他们通常不会直说，但在布党内部，这是党员们普遍接收的理论。

列宁主义认为，“工人治厂”其实只是一种“权宜之计”，在革命完成，夺权成功之后，也就失去了利用价值。在革命时期，为了号召民众推翻资本主义，就有必要鼓吹这样一种口号。可是，等到革命已经成功了，“工人治厂”就得让到一边。为此，列宁主义给出了一个转弯抹角的官方解释：在资本主义下，为了对抗资本主义国家，工人们有必要采取“工人治厂”的策略。可是，在社会主义下，社会主义国家代表的是他们自己的利益，所以工人们就不需要“工人治厂了。其实，列宁主义本质上就是一种“管理者意识形态”，它的结论就是在导向一个“管理者社会”。

当俄国革命刚发生的时候，几乎所有人都以为它是一场社会主义革命。同样地，在俄国革命发生后，很多人都以为俄国要么会回到资本主义，要么会建成真正的社会主义，不论是支持俄国革命的人，还是反对俄国革命的人，都想当然地接受了这样一种观点，但俄国既没有回到资本主义，也没有建成真正的社会主义，他们都错了。

伯恩汉姆认为，俄国革命从一开始就不是一场社会主义革命，而是一场“管理者革命”，这场革命的结果是俄国形成了一种新的社会：“管理者社会”。在这样一种社会中，权力和特权掌握在“管理者阶层“的手中，而布尔什维克主义本质上就是为“管理者”作为新统治阶级提供的一种合理化解释，为的是让人们群众能够更心甘情愿地接受“管理者社会”的到来。

在苏俄，未来的掌权者们将会是工厂、矿厂和铁路的运营者，工业、运输业和通讯业的委员代表，集团农庄的头头，宣传部的舆论引导员，等等，总而言之，他们将是新时代的“管理者”。是这些人控制了大众，建立了一套新的等级制度，他们通过自己对国家机器的垄断，而不是通过私有产权实行阶级统治。

这种说法还有另一个依据，那就是附录谈论的虽然是“新话”，但附录本身却并不是用“新话”写成的。这意味着，要么大洋国放弃了”新话”，要么大洋国与“新话”一起覆灭了，而后者的可能性显然要大得多。写下这篇附录的，大概是后世的研究者和历史学家。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1984》的结局其实是开放的。

完整地看完了《1984》的人，很少有不为书中描绘的那个暗无天日、没有希望的极权社会感到压抑、沮丧乃至抑郁的。让人沮丧的不仅仅是“大洋国”本身的黑暗，更是面对这样一种极权体制的无力感，仿佛以后的人类世世代代都要接受它的奴役一样。

如果单看正文，不看附录的话，那么读者会有这样的感受是很正常的。即便是看了中文版附录，读者也不会感觉有什么异常。可是当你查看英文原著的附录时，你就会发现这里实际上埋了一条暗线。

我们来将中英两板的附录做一下对比。

中文版附录：

新话的原则

「新话是大洋国的正式语言，其设计是为了满足英社——即英格兰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上的需要。到了一九八四年还没有一个人能用新话作为唯一交流手段，不论是口头上的，还是书面的。《泰晤士报》上的社论是用新话写的，但是这是一种特殊的技巧，只有专家才能做到。估计到了二〇五〇年新话终将取代老话（即我们所称的标准英语）。在此之前，它逐步地扩大地盘，所有党员在日常谈话中越来越多地使用新话的词汇和语法结构。一九八四年使用的那一种，见诸第九版和第十版的新话词典，是临时性的，其中有不少多余的词和过时的结构，以后就要废除的。这里所涉只是第十一版词典中应用的最后修订稿。

新话的目的不仅是为英社拥护者提供一种表达世界观和思想习惯的合适的手段，而且也是为了使得所有其他思想方式不可能再存在。这样在大家采用了新话，忘掉了老话以后，异端的思想，也就是违背英社原则的思想，就根本无法思想，只要思想是依靠字句来进行的。
……
……
的确，过去的许多文学都已用这个办法加以改写。出于名声的考虑，有必要保持对某些历史人物的记忆，同时使他们的成就与英社哲学一致。因此像莎士比亚、弥尔顿、斯威夫特、拜伦、狄更斯这样的作家的作品都在翻译中；这项工作完成后，他们的原作以及所有残存的过去的文学作品都将统统销毁。这项翻译工作既费时又费力，在二十一世纪的头一二十年恐怕不会完成。还有大量的实用文献——不可缺少的技术手册之类——也需这样处理。主要是为了有时间进行这项翻译工作，新话的最后采用日期才定在二〇五〇年这么迟的一个年份。亅

英文版附录：

The Principles of Newspeak

「Newspeak was the official language of Oceania and had been devised to meet the ideological needs of Ingsoc, or English Socialism. In the year 1984 there was not as yet anyone who used Newspeak as his sole means of communication, either in speech or writing. The leading articles in ‘The Times’ were written in it, but this was a TOUR DE FORCE which could only be carried out by a specialist. It was expected that Newspeak would have finally superseded Oldspeak (or Standard English, as we should call it) by about the year 2050. Meanwhile it gained ground steadily, all Party members tending to use Newspeak words and grammatical constructions more and more in their everyday speech. The version in use in 1984, and embodied in the Ninth and Tenth Editions of the Newspeak Dictionary, was a provisional one, and contained many superfluous words and archaic formations which were due to be suppressed later. It is with the final, perfected version, as embodied in the Eleventh Edition of the Dictionary, that we are concerned here.

The purpose of Newspeak was not only to provide a medium of expression for the world-view and mental habits proper to the devotees of Ingsoc, but to make all other modes of thought impossible. It was intended that when Newspeak had been adopted once and for all and Oldspeak forgotten, a heretical thought—that is, a thought diverging from the principles of Ingsoc—should be literally unthinkable, at least so far as thought is dependent on words.
……
……
A good deal of the literature of the past was, indeed, already being transformed in this way. Considerations of prestige made it desirable to preserve the memory of certain historical figures, while at the same time bringing their achievements into line with the philosophy of Ingsoc. Various writers, such as Shakespeare, Milton, Swift, Byron, Dickens, and some others were therefore in process of translation: when the task had been completed, their original writings, with all else that survived of the literature of the past, would be destroyed. These translations were a slow and difficult business, and it was not expected that they would be finished before the first or second decade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There were also large quantities of merely utilitarian literature—indispensable technical manuals, and the like—that had to be treated in the same way. It was chiefly in order to allow time for the preliminary work of translation that the final adoption of Newspeak had been fixed for so late a date as 2050.」

看出区别来了吗？

区别就是中文版附录是用现在时写成的，英文版的附录则是用过去时写成的。时态不一样，意思就天差地别。中文版的附录实在描述一个正在推行的制度，英文版的附录则是在描述一个曾被推行的制度。我查看了上海译文出版社、译林出版社、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三家的译文，发现它们都没有把译文中过去时时态表现出来，它们都遗漏了这处重要的信息。

知道了原著的附录采用的是用过去式的视角，我们就能够明白附录中的“新话”和“大洋国”其实是后人记录或研究的对象。这里暗示的是“大洋国”可能最后还是被推翻了，人们也许把曾经在大洋国发生的这些事情总结成了历史教训，用以警示后人。当然，这是一种猜测，因为奥威尔透露的信息实在太少，没有人知道附录的作者是谁，没有人知道两者之间隔了多少年，也没有人知道这么多年具体发生了什么。但是从《1984》前面的章节中，我们其实能够发现一些值得注意的细节。例如《1984》中反复地提到过一句话：“如果有希望的话，希望一定在无产者身上”。这是温斯顿在日记本里记录的内容，在文中出现过三次。具体的解释是这样的

“因为只有在那里，在这些不受重视的蜂拥成堆的群众中间，在大洋国这百分之八十五的人口中间，摧毁党的力量才能发动起来。党是不可能从内部来推翻的。它的敌人，如果说有敌人的话，是没有办法纠集在一起，或者甚至互相认出来的。即使传说中的兄弟团是存在的——很可能是存在的——也无法想象，它的团员能够超过三三两两的人数聚在一起。造反不过是眼光中的一个神色，声音中的一个变化；最多，偶尔一声细语而已。但是无产者则不然，只要能够有办法使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就不需要进行暗中活动了。他们只需要起来挣扎一下，就像一匹马颤动一下身子把苍蝇赶跑。他们只要愿意，第二天早上就可以把党打得粉碎。可以肯定地说，他们迟早会想到要这么做的。”

此外，在奥威尔的其他文章中，也能看到类似的观点，例如在《动物农场》乌克兰文版序中，奥威尔就回忆到他曾经看到过一个小男孩，大概十岁，赶着一匹拉车的大马在一条狭窄的小道上走，那匹马一想转弯，那男孩就用鞭子抽它，见此场景，奥威尔就想到，如果这些牲口知道它们自己的力量，我们就无法控制它们，人类剥削牲口就像富人剥削无产阶级一样。

在评论伯恩汉姆的那篇“Second Thoughts On James Burnham“里，其实也有类似的表示。其实说到底，奥威尔一直是一名社会主义者，像他这样的社会主义者，特点就是不论现实让他多么灰心沮丧，都依然会保留对普罗大众的信心，也许极权统治能维持几十年，几百年，甚至几千年，但它总会有被推翻的一天，人类从来都没有建成社会主义，不代表以后就不会建成。这里的社会主义，是指奥威尔理解的民主社会主义，而不是共产主义。

总之，《1984》的结局是开放的，极权主义很可能最终还是被推翻了，如果你知道了结尾用的是过去时再去看这本小说，会有很不一样的感受。

乔治·奥威尔的这篇评论文章，主要讲的就是这些，原文有八千多个字，是一篇长文。我觉得奥威尔的评论很深刻。他承认了伯恩汉姆的理论的价值，也犀利地指出了伯恩汉姆的核心缺陷，并且以点带面地分析了这一缺陷背后的深层原因，同时也为社会主义做出了出色的辩护，逻辑严密，内容翔实，是一篇精彩的文章。

我个人认为，伯恩汉姆的理论中比较有价值的部分在于他对苏俄制度的分析，关于国有化的论述，以及对行政部门扩张的论述。他的理论虽然没怎么提到中国，但是我觉得他说的一些话很好地描述了中共夺权和掌权的过程。此外，我觉得美国的“建制派”，（即所谓的“establishment”，关注美国政治的人应该都知道），就是由“管理者”变过来的。

奥威尔在这篇文章中对伯恩汉姆的一些批评我很认同。我感觉伯恩汉姆的“现实主义”和权力崇拜也同样体现在很多中国人的身上，即信奉成王败寇、赢者通吃，认为“历史由胜利者书写”，崇拜强权和暴力。这些特点可以在那些同情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怀念“昭和男儿”的一些年轻人身上看到，也可以在那些从底层一直爬到高位的“奋斗者”中看到。后者大多有过美好理想被残酷现实击碎的经历，于是形成了一种畸形的心态，认为所有的道德都是虚伪的，人性中没有美好的成分，唯一值得依赖的只有权力，有了权力就拥有了一切。于是要么努力奋斗成为拥有权力的人，要么选择依附一个外在的强权。

关于权力崇拜，我还有另一个感受，那就是权力崇拜通常会引向道德虚无主义，认为道德就是强者制定的规则，不存在普世道德。这种思想见于尼采的超人理论，即认为强者不需要遵循规则，只需给别人制定规则的这种观念，也就是《罪与罚》中拉斯柯尼科夫一开始信奉的那种理论。这种思想也可以在后现代主义的理论中看到，例如福柯的“权力知识论”，大意就是客观知识和客观真理并不存在，对与错，是与非，乃至于人们日常沟通，都是权力所塑造的。我们可以发现这与伯恩汉姆对纳粹的评价有异曲同工之妙，伯恩汉姆认为人们之所以认为纳粹邪恶，是因为纳粹是新事物，等到纳粹掌了权，控制了道德话语权，人们就不会认为纳粹邪恶了。福柯的这种思想本质上和伯恩汉姆的这种观点是一种思路，都是权力崇拜论，只是形式不同而已，马基雅维利主义是他们共同的祖先。福柯后来和乔姆斯基辩论时就直说了，他觉得公正本身就是压迫阶级发明出来的概念，用来稳固自身统治，所以无产阶级革命家就可以无视公正的概念，推行血腥独裁的恐怖政治。事实上，当一个人认为权力无所不能，那么这种对权力的迷信很快就会转化成对权力的崇拜。

最后，这种“现实主义”式的权力崇拜还让我想起了Andrey Illarionov关于乌克兰战争的访谈，在访谈的结尾，Andrey Illarionov说，我们要明白，普京之所以咄咄逼人，不择手段，是因为他受到了许多西方人的帮助。假如没有这些人的帮助的话，普京是绝不会入侵乌克兰的，成千上万的人也不必死于非命。使得普京获得帮助的，正是这样的一种思维方式：势力范围理论。这正是之前提到的米尔斯海默所信奉的那种理论，也就是所谓的“国际关系学派”的理论。拜登，伯恩斯，布林肯他们都信奉这种理论，这是西方的真正问题所在。这种理论否认了独立国家的主权，也否认了它们的自由选择权，否认了它们在文明和暴政中做出选择的权利。我想Andrey先生指的这个理论，就是“现实主义”的变种。这种“现实主义”理论认为，当前强大的一方，以后也一定会强大，弱国面对强权就应该放弃抵抗，假如乌克兰人民听信了这种“现实主义”的理论，假如泽连斯基真的采取了美国政府的建议流亡海外，那么乌克兰的人心可能早就溃散了。有时候，为了未雨绸缪，人们必须做最坏的打算，但在一些时候，即便在最不利的情况之下，也不应该失去信心和希望。只有勇敢地去抗争了，才会获得崭新的未来。

另外再补充一些额外信息：在这篇文章中，奥威尔认为《管理者革命》所描述的未来并不会成为现实。但是读过《1984》的人都知道，这本小说就是以伯恩汉姆预言的“管理者社会”作为基础设定的，这也许表明奥威尔尽管不赞同这种理论，但还是认为现实可能会朝着这条轨道发展。所以对于“管理者革命”这一理论，奥威尔的态度应该是比较复杂的，在另一篇文章《原子弹与你》中，奥威尔就认为伯恩汉姆的预言可能成真，他是这样写的：

“当詹姆斯·伯恩汉姆写出《管理者革命》时，许多美国人似乎认为德国人将赢得欧战的胜利，因此统治欧亚大陆的将是德国而不是俄国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而日本仍将是东亚的霸主。这番预言落空了，但它的主旨并没有受到影响，因为伯恩汉姆对新世界地缘政治图景的勾勒是正确的。世界越来越明显被三个庞大的帝国分割占据，每个帝国可以自力更生，与外部世界断绝联系，由一个自我加冕的寡头集团以某种伪装形式进行统治。划定疆界的讨价还价仍在继续进行，而且还将持续好几年，而第三个超级大国——由中国统治的东亚——现在仍只是潜在的可能而并非事实。但大致上的趋势是不会错的，每一个科学上的发现都在加速这一进程。”

更正：《管理者革命》应该写于1940年，1941年是出版时间。

顺便提一下，乔治·奥威尔写过一篇很精彩的评论文章，讨论了伯恩汉姆和他的这本书，叫做“Second Thoughts On James Burnham”。原文：（https://www.orwellfoundation.com/the-orwell-foundation/orwell/essays-and-other-works/second-thoughts-on-james-burnham）
在这篇文章里，奥威尔肯定了“管理者革命”理论的价值，认为这一理论很好地概括了当下发生的事件，同时也指出了伯恩汉姆及其思想的很多问题。奥威尔认为，这些问题其实是有规律可循的，它们反应了当代西方政治思潮的一个致命弱点。

以下是简要概括：

奥威尔认为，伯恩汉姆最明显的问题就是他做出了一系列严重错误的预测。第一大错误就是高估了纳粹德国的实力，低估了英国的力量。在1940年，伯恩汉姆预测，大英帝国已经“摇摇欲坠”，“显示出了衰落文化的典型特征”，作为对比，伯恩汉姆认为纳粹德国对欧陆的征服“不可逆转”，德国、日本、美国将成为日后的三个超级大国。第二大错误就是认为德国在打败英国之前不会进攻苏联。1941年，伯恩汉姆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德国和苏联都属于“管理者社会”，只有在粉碎了旧有的“资本主义社会”之后，德国才会入侵苏联。之后，在德国的强大武力下，苏联会“分裂成东西两境”，一边被德国征服，一边被日本征服。第三大错误，就是在认为苏联会攻占整个欧亚大陆。1944年，伯恩汉姆写了一篇文章，叫做“列宁的传人”，文章认为斯大林并没有“背叛”俄国革命，斯大林只是将顺着列宁的方向将布尔什维克革命的逻辑推进下去了而已。但与此同时，伯恩汉姆又在把斯大林本人描述成一个力量强大，不可阻挡，冷酷无情的“伟大人物”，这些文字也许有一些反讽的味道，但与此同时又让人觉得作者是被这种力量所折服，所吸引了，这让他错误的以为苏联的攻势不可阻挡，必然统治整个欧亚大陆。

伯恩汉姆的预测不仅错了，而且错得离谱。但如果仔细观察这些错误的预测，我们会发现其中的规律所在：

1.伯恩汉姆做出苏联会被肢解的预测，大概是在1941年，彼时德军正处于莫斯科的郊区。

2.伯恩汉姆预测苏联会联日抗美，是在1944年初，当时日本和苏联刚刚缔结了新的和约。

3.伯恩汉姆预测苏联会征服欧亚大陆，是在1944年冬，当时苏联在东欧快速地攻城略地，盟军却在法国北部和意大利受阻。

我们可以发现，伯恩汉姆倾向于认为事情总是会朝着既有轨迹发展。这并不是像是粗心和夸张的坏习惯使然，而是反映了一种精神疾病，这种疾病的根源一部分在于怯懦，一部分在于权力崇拜，而权力崇拜本身也正与怯懦紧密相连。

这就引出了另一个有趣的现象：聪明人的政治眼光反而不如普通人。假如你在1940年展开“德国会不会打赢战争”的调查，你会发现，认为德国会赢的大都是高智商人群，认为德国会输的大都是普通人。要是你再问一些具体的问题，例如“德国会不会攻下亚历山大港”，或者“日本人能否守住他们打下来的地方”，你会发现，做出正确预测的，反而都是那些不那么聪明的人。如果你仅仅分析这些例子，那么你也许会得出结论，认为聪明人总是做出错误的军事判断，但事情还并没有这么简单。整体而言，英国的知识分子阶层要比一般的大众更加相信失败主义论调，而他们失败主义情绪最为高涨的时候，恰恰是在战争局势已经明显好转的时候—这一部分是因为知识分子的想象力太丰富，更为擅长想象战败后的惨状，因而士气低下;另一部分是因为许多知识分子对自己的现状不满，因此总是幻想着有一个外在的强权可以打败英国。最后，还有对纳粹政权的野蛮和力量的崇拜—尽管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是有意识的。如果你仔细地研究左翼媒体对纳粹的态度，你会发现，在1937－1938年和1944－1945年，反纳粹态度达到了巅峰，恰恰是在1939年到1942年，也就是纳粹德国最得势的时候，左翼媒体反而变得对纳粹更友好了。你还会发现，当初鼓吹和纳粹德国妥协的人，和战后鼓吹肢解德国的人，其实是同一批。同样地，假如你研究英国知识分子对苏俄的态度，你也会发现其中既混杂着进步主义的情绪，同时也混杂着对权力和残暴的崇拜。权力崇拜并不能完全解释一些人的亲俄情绪，但在知识分子中，它很可能是导致他们亲俄的主要原因。

权力崇拜模糊了人的政治判断，因为它使人不假思索地认为既有的趋势一定会持续下去，以为当下得势的那些人在以后也会继续得势。假如日本打下了南亚，它就会永远地占领南亚；假如德国攻占了图卜鲁格，那么它不久就会拿下开罗；假如苏军开到柏林了，那么它不久就会开到伦敦，诸如此类。这种思维习惯还使人倾向于认为事物的演变会比实际发生的更快、更彻底、更具灾难性，仿佛帝国的兴覆、文化的消亡、宗教的衰落都发生在在瞬息之间。伯恩汉姆的作品中充斥着这种末世般的的预言，然而他没有意识到历史变迁是缓慢的，每一个时代都会继承上一个时代的一些东西。这种思维方式意味着即使伯恩汉姆算对了时代潮流的大势，也总会错估事物发生的速度。在短短五年里，伯恩汉姆就先后预测德国会征服苏联以及苏联会征服德国，促使他做出错误判断的是同样的一种本能：拜倒在当下的征服者的面前，以为现有的趋势就一定无法逆转。

这些问题并不能证明“管理者革命”的理论就是错的，但它的确足以使人们怀疑伯恩汉姆信奉这一理论的真实原因。任何一种政治理论都都有着它的地域特性，在此，人们不应该忘记伯恩汉姆是一个美国人。认为“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并没有什么两样，同时又不需要强烈抵制”的这种看法，本质上属于一种美国式的态度。假如极权主义的真的取得了胜利，那么欧洲就会从属于一个超级大国，英国就会消失不再。对一个英国人来说，他可不会超然物外地接受这样的结果—他要么竭力阻止英国的灭亡，要么会转移忠诚至另一个国家。美国人则不需要做出这样的抉择：不管发生了什么，美国总能以强权的姿态存活下来，对于美国人来说，欧洲是被德国人征服还是被俄国人征服，并没有太大的区别，他们宁愿与另外两个超级大国瓜分世界，这样的一种世界图景是美国人愿意接受的。此外，尽管英美因为客观原因走到了一起，对抗德国和苏俄，但主观上，很多美国人根本就不喜欢英国人。伯恩汉姆身上既有着孤立主义的特点，也有着帝国主义的特点，他的思想符合典型的美式思维习惯。

对于当下的现状和不远的过去，伯恩汉姆其实都总结得相当到位，问题在于，伯恩汉姆看到了当下的趋势便认为它们是不可阻挡的，就像一只被蟒蛇的力量所震慑住的兔子，以为蟒蛇是天底下最强大的事物。但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伯恩汉姆的思想，我们就会发现他的思想基于以下两条定理。

1.从古至今，政治都没有变过。

2.政治行为不同于其他的任何行为。

先分析一下第二条定理：在他的第二本著作《马基雅维利主义者》中，伯恩汉姆认为政治的本质就是争权夺利。所有的革命，所有的战争，所有的社会运动，不论看上去多么地理想化，它们的背后都是争权夺利的野心。但是很奇怪，正如伯恩汉姆自己也承认的那样，这些结论似乎只适用于政治生活，却不适用于日常生活。因为在日常生活中，人显然并非只有自私的一面。这样一来，人类社会好像只有私德，而没有公德。但即便是这种说法好像也只适用于上层人士，而不适用与普通人。普通大众似乎总是有着模糊的理想，希望实现自由平等，但这种理想却总是被野心家利用，他们利用人民发动革命，等到革命完成之后就又把人们踩在脚下。伯恩汉姆的看法是，人群中永远都存在两种人：自私虚伪的精英和懵懂无知的大众，不同人群的组成会发生变化，有时候一个统治阶级会取代另一个统治阶级，但不变是人类社会中总会存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人类的能力、欲望和追求本就不是平等的，因此寡头统治只会一次又一次地上演。

奇怪的是，伯恩汉姆一直在说人们争权夺利，却从来没有解释人们是为了什么争权夺利。尽管为了夺权不择手段的是少数人，但伯恩汉姆却似乎认为这是和吃饭一样的自然本能，不需要解释。伯恩汉姆还认为，社会阶级永远服务于同一种目的，而这很明显完全无视了千百年的历史。在马基雅维利的那个年代，阶级分化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欲的，在生产力低下的条件下，一个文明要想发展，就必须让一些人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让另一些人免于从事这些体力劳动。但随着机器时代的来临，阶级分化的这一理由已经不再成立了。没错，很多人依然在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阶级分化也在以新的形式重新出现，人们的个人自由越来越少。但在这一切的背后一定有着深层次的心理原因，对此伯恩汉姆却没有做任何探讨。至于说各种“铁律”和人性的各种缺陷导致社会主义永远无法实现，无非是将过去投射到了未来。说到底，伯恩汉姆认为，既然自由平等的社会出来没有实现过，因此它就永远无法实现。那么根据同样的逻辑，我们可以在1900年说人类永远造不出飞机，在1850年所人类永远造不出汽车。

机器时代来临使得人类的关系发生了重大改变，马基雅维利也因此过时，这是很明显的事实。如果伯恩汉姆不愿意接受这一点，我想这很可能是因为他自身的权力本能使他不愿意放弃马基雅维利描述的那个充满强权与诡诈的世界。伯恩汉姆的理论，正是在当代知识分子中盛行的权力崇拜论的美国变体，在英国，它的变种就是共产主义。如果有人去分析一下那些明明知道苏俄政权的本质却依然推崇苏联的那些人的组成，他会发现这些人大都从属于伯恩汉姆所说的“管理者阶层”，他们不是狭义上的管理者，而是那些科学家、技术人员、老师、记者、广播员、官僚、职业政客。一句话，他们从属于中等阶级，觉得现有制度限制了他们的发展，同时又渴望更多的名望与权力。这些人看向苏联，认为苏联的体制会消灭上层阶级，压制住底层阶级，像他们这样的中等阶级会获得权力，所以才向往苏联的体制。我们不要忘记，正是当苏联的体制展现出无疑的极权主义特征的时候，英国的知识分子才对苏联展现出了兴趣。尽管许多英国知识分子在表面上会谴责伯恩汉姆，但他实际上说出了这些知识分子们隐秘的心声：他们想摧毁那个讲究人人平等的旧社会主义，用一种新型的阶级社会取而代之，在这个新阶级社会中，知识分子会成为统治阶级的一部分。但伯恩汉姆至少坦诚地表明了他认为社会主义不会实现，不像另一些人，他们号称社会主义必然到来，同时却改变了社会主义本来的定义。伯恩汉姆的理论显得再公正，也依然是对其自身愿望的合理化。他的理论并不能预示未来，而只能告诉我们“管理者”他们自己希望迎接什么样的未来。

所幸，“管理者”并没有伯恩汉姆他想象的那么强大。在《管理者革命》中，伯恩汉姆把纳粹德国描述成一个不可战胜的强大政权，同时却轻视了民主国家在战争中具有的军事和社会优势。他写道，纳粹德国的迅速扩张和军事胜利象征的不是衰落，而是“新生”，因此，纳粹政权才能千千万万的德国人发疯似的为之赴死。就连纳粹政权的虚伪和残暴也被伯恩汉姆当作了夸赞的理由，认为它们象征着一种“富有活力的”、“新生的”社会秩序。而就是这样的一种“富有活力的新生社会秩序”，却犯下了在美国积极备战，英国尚未打败的情况下进攻苏联的低级错误。但凡德国稍微有一点言论自由的空间，也不至于走出这种臭棋。

不论如何，大家从一开始就应该认识到纳粹主义这样的运动不会有什么好下场。但伯恩汉姆对纳粹党的手段却没有什么异议，只要纳粹德国的势头正盛，伯恩汉姆就认为它们没有什么问题。他说道，纳粹的这些手段之所以显得邪恶，是因为它们还很新颖，新的社会结构在取代旧社会结构时，总会被旧的社会结构当做洪水猛兽，可一旦新社会取得了统治地位，它就会建立一套新的道德规则。

换句话说，一件事物的对错完全取决于赢的一方是怎么规定的。这种观念完全无视了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任何社会要想正常运转都必须要遵守一些基本的规范。因此，伯恩汉姆才无法看到纳粹政权的愚蠢与罪恶必将引向其自身的毁灭，他对斯大林的崇拜也是一样的道理。现在说苏俄政权会自我毁灭还为时尚早，但是从长期看，它要么民主化，要么消逝，这是早晚的事。伯恩汉姆预想中无敌的苏联帝国不会建立，建立了也维持不久，因为人类已经无法再将奴隶制作为社会的基础了。

人不能只做正面的预期，有些时候人需要能够做负面的预测。当年签订凡尔赛和约的时候，没人知道它会导致什么样的具体后果，但当时的确有人能够预测出它的结果不会好。现在也有不少人看出当下的欧洲问题的解决方案会带来很多问题。不去崇拜斯大林和希特勒这样的人物，意味着一个人需要做出智识和道德上的努力。伯恩汉姆这么有天分的人，却以为纳粹主义值得崇拜，认为它建立的社会能够持续下去，这一事实表明，“现实主义”对当代人的现实感造成难以想象的破坏。

我最近刚刚读完了詹姆斯·伯恩汉姆（James Burnham）的《管理者革命》，以下是我的一些总结

背景：这本书写于1941年，正值二战期间，本书的作者伯恩汉姆(1905—1987)是美国的一名哲学家和政治理论家，先后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和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当过托尔金的学生，后于纽约大学的哲学部门执教。伯恩汉姆出生在一个宗教氛围浓厚的家庭，却在30年代成了一名托洛茨基主义者，而后，由于托洛茨基公开为苏联入侵波兰开脱，伯恩汉姆又与托派决裂，此后，伯恩汉姆成为了强硬的反共者，冷战期间，伯恩汉姆反对乔治·凯南的“遏制”政策，主张对共产主义展开全面反攻。伯恩汉姆的许多思想日后成为了战后美国保守主义的思想源泉，他本人被视为新保守主义第一人。《管理者革命》是伯恩汉姆早年的代表作品，对二战后的世界做出了他的预言。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伯恩汉姆正处于思想转型期，书中依然有明显的马克思主义的痕迹，但更多的是与马克思主义迥然相异的思想。此外，这本书成书时，大萧条刚过去不久，罗斯福行政已经实行了较长的一段时间，这些都对书中的观点有所影响。大体而言，“管理者革命”是这样一种理论：世界正处于激烈的变革之中，资本主义的时代即将结束，但取而代之的并不是人人平等的社会主义，而是一个由“管理者”作为统治阶级的新型阶级社会。世界将由三个大国瓜分，它们将相互征战，却又谁都无法消灭对方。《管理者革命》这本书一经推出就引发了许多讨论，乔治·奥威尔的《1984》显然也借鉴了这本书的许多观点。在21世纪的今天看这本书，你很容易就会发现书中的不少预测都是错的，但与此同时，你会感觉当今世界的许多特征都能在书中找到源头。

以下是详细的内容：

「有史以来，大概自从新石器时代结束以来，世上就有三种人，即上等人、中等人、下等人。他们又再进一步分为好几种，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名字，他们的相对人数和他们的相互态度因时代而异；但是社会的基本结构不变。即使在发生了大动荡和似乎无法挽回的变化以后，总又恢复原来的格局，好像陀螺仪总会恢复平衡一样，不管你把它朝哪个方向推着转。这三种人的目标是完全不可调和的。上等人的目标是要保持他们的地位。中等人的目标是要同高等人交换地位。下等人的特点始终是，他们劳苦之余无暇旁顾，偶尔才顾到日常生活以外的事，因此他们如果有目标的话，无非是取消一切差别，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这样，在历史上始终存在着一场一而再再而三发生的斗争，其大致轮廓相同。在很长时期里，上等人的权力似乎颇为巩固，但迟早总有这样一个时候，他们对自己丧失了信心，或者对他们进行有效统治的能力丧失了信心，或者对两者都丧失了信心。他们就被中等人所推翻，因为中等人标榜自己为自由和正义而奋斗，把下等人争取到自己一边来。中等人一旦达到目的就把下等人重又推回到原来的被奴役地位，自己变成了上等人。不久，其他两等人中有一等人，或者两等人都分裂出一批新的中等人来，这场斗争就周而复始。亅

这段话出自《1984》中的《寡头政治集体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它很好地概括了《管理者革命》的主题：人类的历史就是不同的社会团体争夺统治权力的历史，当旧有的统治阶级气数已尽，不再能够掌控大局时，新兴的统治阶级就会将其取而代之，为了笼络人心，新兴的统治阶级会向普罗大众允诺一个人人平等，公平正义的理想世界，可是等到革命完成之后，普通的民众们才发现自己无非是换了一个主子。在伯恩汉姆看来，当今世界所就正如欧洲在中世纪末期由封建社会向资产阶级社会过渡一样经历剧变，人们所熟知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将被一种新的“管理者社会”所取代。

在开头的部分，伯恩先是回顾了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的历史，分析了当下的资本主义的社会的现状。随后，他总结了关于资本社会的未来的两大流行理论，即A：资本主义将永远存在下去。B：资本主义将被社会主义所取代。伯恩汉姆反驳了这两种理论，并且提出了他的第三种理论：“管理者革命”理论。伯恩汉姆认为，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和大范围的失业等现象表明资本主义已经日薄西山。可是资本主义的灭亡并不代表社会主义的胜利。他认为，人们习惯性的把社会主义视为唯一能够取代资本主义的制度，以为只要消灭了资本主义，消灭了私有制，就能自动地建成一个无阶级的平等社会。但事实上，私有制并不是阶级统治的必要条件，历史上，埃及的僧侣阶层和西欧中世纪的教士阶层不依靠私有制也能维持自身的特权：他们控制着重要的社会机构，进而控制着生产工具。俄国的经历则表明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当今的社会：在消灭资本家，废除私有制之后，俄国没有变成一个无阶级的社会，相反，俄国的阶级分化比美国还要严重，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与政治民主也都一一被粉碎，俄国人迎来了比沙皇时代更为严酷的专制制度。与之相对的，是“管理者”阶层，包括各种行政人员、工程师、经理人和官僚的兴起。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现代社会高度分工，只有那些掌握着专业技能，能够协调各部门生产的“管理者”才能成为生产工具的实际掌控者。此外，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军工技术的进展也使得步兵的地位逐渐被坦克、飞机、大炮所取代，而生产和使用这些装备需要高度的技能和训练，这意味着在工业生产和战争进程中，权力都逐渐聚集到了“管理者”的手中。基于这些理由，伯恩汉姆认为资本主义将被一种新事物取代，不是社会主义，而是“管理者社会”。

接着，伯恩汉姆详细阐述了他的“管理者革命”理论。

“管理者革命”理论认为，当前的社会正在经从资本主义社会变成“管理者社会”，而这种转型的本质，是以“管理者”为代表的新兴阶级将取代旧的统治阶级统治这个世界。在“管理者社会”的体制下，私有产权是不存在的，“管理者”将通过国有化掌管生产工具。许多人认为私有制是剥削的基础，但历史经验表明阶级统治并不需要依赖私有制。在“管理者社会”中，管理者将不再直接通过私有产权控制生产工具，决定收入分配，而是将以一种间接的方式，通过对国家机器的控制，继而掌控生产工具。而“国家”本身，正是“管理者”的“私有财产”，这就足以使他们成为统治阶级了。

那么，“管理者”是如何产生的呢？又包括哪些人呢？

伯恩汉姆认为，“管理者阶层”之所以能够兴起，是由现代工业高度复杂的组织结构所决定的，在现代工业中，工厂在生产的过程所使用的工具、机器、都依赖于先进的科学技术，生产的过程也被无限细分，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分工，有一些工作是简单的机械重复，而另一些工作则需要大量专业知识和长时间的训练，此外，要想顺利生产出最终的产品，还需要有专业人士在不同环节进行管理、统筹和协调。这就意味着，在不同的工种之间，在普通的工人和管理人员之间，专业能力的差距在不断扩大。随着社会分工和技术进步的继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作用日益减少，新兴的“管理阶层”成为了实际的掌权者。在封建社会时期和资本主义社会的早期，资本家通常能够控制所有的生产环节，可是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生产过程变得越来越复杂，资本家逐渐无法掌握具体的生产环节，转而需要依靠专家和职业经理人维持企业的运营，生产工具的控制权落到了“管理者阶层”的手里，继而拥有了实权，因此注定成为社会的统治阶级。

接下来，伯恩汉姆又阐述了“管理者社会”的经济体制。

伯恩汉姆认为，在“管理者社会”中，资本主义的“小政府”将被“管理者社会”的“大国家”所取代，“管理者经济”的基本特征，就是国家机器对于生产工具的控制。有些人将这样一种制度称为“国家资本主义”，或者“国家社会主义”，但是伯恩汉姆认为这些叫法是有误导性的，如果一种经济体制的基础是国有制，那么它就不能被称为资本主义，因为在国有制下，所有权从属于国家机构，而非资本家这样的个体，工人们不是为资本家个体而工作，而是为国家机构工作，工厂里生产的产品也归国家所有，在这样的体制下，资本主义是无法存在的。只有当国有制经济占据全部经济的一小部分，资本主义经济占据经济的绝大部分的时候，那部分国有制经济才可以被称为“国家资本主义”，但即便如此，”国家资本主义“中的资本主义成分也依然源于资本主义经济的那部分。

那么，可否称这样的一种经济体制为“国家社会主义”呢？

伯恩汉姆认为，根据“社会主义”一词的历史用法，社会主义，至少在经济层面，是指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也就是说，生产工具为全体社会所有，而非从属于某个小团体。这一点虽然并不与国有制冲突，但国有制并不意味着一定就没有阶级存在。假如一个国有制经济中没有阶级差异，那么它必须满足这样的条件：国家掌控着生产工具，但与此同时，国家本身也为全社会所共有，任何团体，任何阶级都不能再国家中享有特权。但是，德国和苏俄的经验表明，这种新型的“社会主义制度”（即“管理者社会”）与人们的既有印象截然相反。在这样的一种“社会主义制度”下，国家恰恰是剥削压迫的基础，而掌控了国家机器的那群人，正是新社会的统治阶级，他们借助国家机器掌握生产工具，获得各种特权和优待。这群新兴统治阶级不再依靠资本主义产权，而是依靠自己在国家机构的特权实行阶级统治。他们所受到的特殊待遇也未必以金钱的形式呈现：“管理者”的明面收入并没有多少，但是以汽车、住房、特供食品、特供衣物、以及各种奢侈品为形式的优待却有很多。

在资本主义经济中，资本家通过放贷、收租、获取剩余价值的方式为自己谋取特权，在国有制经济中，统治阶级无法以同样的方式谋取特权，但他们轻而易举地就发明了新的剥削方式，其中一种方式就是粮食的统购统销，由国家来制定粮食的收购和售卖价格，其实质就是收取巨额粮食税，另一种方式就是让国家垄断工业生产，并且以高昂的价格将工业产品卖出。一进一出，国家获得了大量的收入，而作为国家的实际控制者的新统治阶级也就获得了大量的好处。如果说，旧时代的资本主社会义代表的是一种“私人剥削”的话，那么“管理者社会”代表的就是一种“集体剥削”，“管理者阶层”就像中世纪的教士阶层一样，凭借整个团体的力量实行阶级统治。

伴随着经济制度发生变化，政治体制也在出现更易。伯恩汉姆认为，在“管理者革命”的过程中，一个明显趋势就是议会开始失势，最高权力从议会的手中转移到了各种行政机构的手中。在德国、苏俄、意大利这样的国家，越来越多的条例、规定、法案都不再出自议会，而是出自各种“政治局”和“行政委员会”之手，它们们成了事实上的最高权力机构。在这些国家，假如人们想知道出台了哪些规章制度，从议会那里是找不到答案的，你只能从颁布了各种“关于xxx的五年计划”和“关于xxx的规定”的各种“委员会”中找到答案。类似的情况不仅出现在苏俄、德国这样的国家，也发生在美国。没错，国会依然是美国的主要立法机构，但只要你真正关注了近几十年来的政治演变，你就会发现大多数法案已经不再出自国会，而是出自像“证券交易委员会”，“联邦贸易委员会”，“联邦通讯委员会”，“国家劳动关系委员会”，“生产管理局”等“行政机构”。在美国，立法机构和司法机构都萎缩了，政府的行政分支却在不断膨胀。在新型的“管理者社会”中，行政机构取代议会掌握了实权。

再往后，伯恩汉姆又探讨了极权主义和“管理者社会”的关系。伯恩汉姆认为在德国、意大利、苏俄等国兴起的极权主义，是一种得到技术的强化，因而无孔不入的新型独裁统治，而独裁统治正是社会剧变与社会危机的典型特征。在近代早期资产阶级取代封建领主成为统治阶级的时候，就出现过弗朗索瓦一世、查理五世、亨利八世这样的独裁者，他们之所以没能建立极权政治，主要是因为科学技术的限制。如今，“管理者”要取代“资本家”成为新的统治阶级，因此会出现极权主义也就并不奇怪。“管理者”成为统治阶级的过程，主要有三个步骤：第一步是收拾资本家，剥夺他们的财产，或者对他们进行物理消灭，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借助大众的力量。收拾完资产阶级之后，普罗大众也就失去了利用价值，而且会成为统治的不稳定因素，因此下一步就是把人民群众踩在脚下。最后，”管理者阶层“会接管生产工具和社会权力，成为新的主子。在成为统治阶级之后，“管理者阶层”之间又会在世界范围内争权夺利，期间会充斥着战争、革命、迫害与恐怖。伯恩汉姆认为，世界将形成围绕着几个工业中心形成三个“超级大国”：德国、日本和美国，彼此之间进行漫无止境的战争，却又谁都无法将对方彻底征服。再往后，随着时间的流逝，也许“管理者社会”会逐渐民主化。

在接下来的章节中，伯恩汉姆介绍了“管理者革命”在意识形态上的体现。

伯恩汉姆认为，德国与苏俄是在“管理者革命”的道路上走得最远的，德国的纳粹主义和苏联的共产主义虽然表面上看有很多不同，但他们的核心观点其实并没有多少区别。法西斯主义理论家攻击资本主义的话语，和共产主义理论界攻击资本主义的话语没有什么两样，如果不告诉署名人，你甚至分不出这些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究竟是谁写的。

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都猛烈地批评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同时，它们都公开蔑视“资本主义道德”，和“资本主义人权观念”。法西斯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都严厉批判“个人主义”思想，主张用“国家”、“集体”、“纪律”、“社会主义”、“计划”取代“个人”和“自由企业”，他们都批判资本主义的“混乱”和“无序”，意图用“社会工程学”将“资本主义社会”改造成“管理者社会”，而为了实现这一点，两者都鼓吹”党“的作用，主张实行一党专政。

对于“党”在社会中应该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有着惊人的一致。如果单看“我的奋斗”中希特勒关于一党专政的论述，一个共产党会认同其中90%左右的内容，而纳粹也从布尔什维克直接借鉴了很多东西，包括组党方式，夺权技巧，对“同路人”的利用，对群众组织的渗透，等等。除此之外，两者还都擅长利用一小群组织严密的团体控制一大批毫无准备的民众。

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都声称自己代表了“人民”，代表了人类的未来。然而，有趣的是，这两种意识形态都鼓吹“精英”和“先锋队”的作用。这里的精英，其实指的就是“管理者阶层”。当然，它们明面上不会这样讲，而是说“精英”们“代表”了广大人民最根本的利益。对于这一点，法西斯主义者毫不掩饰，列宁主义者则是为此提供了一系列合理化的说辞。列宁主义者宣称：在“资本主义制度”，人民群众下是不可能获得真正的革命觉悟和革命训练的，因此也无法承担社会主义的重任。他们被资本主义洗脑了，“看不见自己的真正利益所在”，因此他们必须要依靠“觉悟”了的“先锋队”才能实现革命的伟大胜利，因为只有“先锋队”才拥有历史“大局观”，才能代表人民的“真正利益”行事。

靠着这样的一种“先锋队”理论， 法西斯和共产党能够实现两个作用：第一个作用就是论证由新统治阶级掌权的必要性，第二个作用就是让普罗大众可以心安理得地接受他们的统治。就像资产阶级当年以自由平等的名义为号召民众支持资本主义一样，“管理者阶层”也在以人民群众的名义号召人们支持“管理者主义”。时间越是流逝，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相似性就愈发明显。至于美国的“新经济主义”，它现在还依然处在起步阶段，还没有系统化，但它依然也体现了许多“管理者革命”的核心倾向。例如，“新经济主义”倾向于以国家取代个体，以计划取代自由经济，以固定岗位取代工作机会，以“人权”取代“产权”。此外还有一个很明显的倾向，即主张“技术统治论”（Technocracy，亦称“专家政治论”），“技术统治论”就是“管理者”意识形态在美国的变体，主张让“专家“和”技术官僚”来治理国家。这就是“管理者”意识形态在德国、苏联、美国的不同体现。

再往后，伯恩汉姆详细地依次分析了苏俄、德国和美国的情况

苏俄的情况：

之前的章节已经提到，“管理者”成为统治阶级的过程主要是“三步走”：第一步，消灭资本家；第二步，控制老百姓；第三步，“管理者”接管生产工具和社会权力，成为新的主子。伯恩汉姆认为，苏俄就是完全沿着这条路走的，德国在第一步和第二步的顺序上有所不同，但迎来的结果都一样，在美国，这一进程发生的最慢，资本主义的残存势力也最多，但随着新经济政策的逐步深入，“管理者革命”的完成也只是迟早的事。

伯恩汉姆先谈了苏俄，他用三句话总结了苏俄的情况。(1)布尔什维克党在短时间内迅速消灭了本国的资产阶级。(2)用几年的时间，慢慢控制住了普罗大众。(3)掌权之后，开始与国外的“管理者社会”进行直接竞争。由于俄国的资产阶级势力本来就比较弱，沙皇的统治也不稳固，再加上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俄国带来了严重的社会危机，所以第一阶段很快就完成了。而斯大林从默默无闻的无名小卒变成苏联的最高统治者，则意味着完成了第二阶段。第二阶段的一个明显特征，就是此前哪些没有多少人知道的“无名氏”逐渐掌握了新政权的核心位置，而完成了第一阶段的那些苏共早期领导人则在权力斗争中失势，基本上被斯大林杀光了，同时，“管理者”和官僚们也掌握了大多数的特权和优待。

但是，在伯恩汉姆看来，我们不要以为俄国发生的这些事情仅仅依赖于斯大林这类人道德水平的高低。假如斯大林没有掌权，列宁继续活了下去，那么事态的演变也并不会有什么不一样，这是由背后的历史逻辑所决定的，而不是由个人道德所决定的。

这一点，可以清晰地从“工人治厂”理念的演变中看出来。早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一直以“工人自己掌控产业“为口号，根据社会主义的正统理论，工人夺取产业的控制权是最革命的行为，因此要废除工厂的私有制度，让控制权为所有人公有。而工人们一开始也是照着这样做的，工人委员会也的确在工厂、商店、矿区取得了控制权。他们不仅赶走了工厂主，也赶走了督管和检查人员，他们要推翻旧时代的一切剥削，由工人们自己管理工厂。

然而这种情况持续的时间并不长，两个大问题出现了：第一个问题是工人自己管理的工厂运营效率普遍低下，第二个问题是不同的工厂之间无法进行有效的协调。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很简单：工人委员们缺少专业知识，没有经过专门的训练，不懂如何管理，也无法进行统筹协调。假如时间允许，那么工人们也许能够通过民主机制解决这些问题，但事实就是工人们没有这么多时间，这种机制也并没有出现。很快，工人委员会的职能就被“专家”们所取代了，尽管这时的工人委员会还保留着否决权和一定程度的裁决权，但实际的生产过程和协调任务已经落入了各种“行政委员会”之手。之后，工人委员会又失去了否决权，而委员会的组成也变成了一个国家代表，一个管理代表，还有一个名义上的工人代表。再往后，整个工人委员会都变成了空架子，失去了所有实权。到了1938年，工人委员会会就被解散了。“工人治厂”变成了“管理者治厂”。

工人们其实也意识到了自己正在失势，也采取了措施防止权力从工人委员会溜走，他们抵制国家派来的“管理人”，有时甚至将他们杀害。但是，每一次决定性的时刻，国家都支持了“管理者”而不是工人，不论是列宁在位的时候还是斯大林在位的时候都是这样。布党还为此专门展开了“专项教育行动”，试图“教育”工人们，“工人治厂”其实就等同于“管理者治厂”。文字的“教育”不见效之后，很快就换成了集中营和劳改营的“教育”。

列宁和托洛茨基在革命的早期都写过很多小册子，发表过很多演讲，意图证明“专家”、“技术人员”和“管理者”的必要性。列宁曾经强硬地宣布，“管理者”有权在工厂实行独裁。他说，在一个工厂里面，“工人民主”，实际就等同于“管理者独裁”。列宁主义的两大分支，托洛茨基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其实也都继承了这样一种观点，虽然在明面上他们通常不会直说，但在布党内部，这是党员们普遍接收的理论。

列宁主义认为，“工人治厂”其实只是一种“权宜之计”，在革命完成，夺权成功之后，也就失去了利用价值。在革命时期，为了号召民众推翻资本主义，就有必要鼓吹这样一种口号。可是，等到革命已经成功了，“工人治厂”就得让到一边。为此，列宁主义给出了一个转弯抹角的官方解释：在资本主义下，为了对抗资本主义国家，工人们有必要采取“工人治厂”的策略。可是，在社会主义下，社会主义国家代表的是他们自己的利益，所以工人们就不需要“工人治厂了。其实，列宁主义本质上就是一种“管理者意识形态”，它的结论就是在导向一个“管理者社会”。

当俄国革命刚发生的时候，几乎所有人都以为它是一场社会主义革命。同样地，在俄国革命发生后，很多人都以为俄国要么会回到资本主义，要么会建成真正的社会主义，不论是支持俄国革命的人，还是反对俄国革命的人，都想当然地接受了这样一种观点，但俄国既没有回到资本主义，也没有建成真正的社会主义，他们都错了。

伯恩汉姆认为，俄国革命从一开始就不是一场社会主义革命，而是一场“管理者革命”，这场革命的结果是俄国形成了一种新的社会：“管理者社会”。在这样一种社会中，权力和特权掌握在“管理者阶层“的手中，而布尔什维克主义本质上就是为“管理者”作为新统治阶级提供的一种合理化解释，为的是让人们群众能够更心甘情愿地接受“管理者社会”的到来。

在苏俄，未来的掌权者们将会是工厂、矿厂和铁路的运营者，工业、运输业和通讯业的委员代表，集团农庄的头头，宣传部的舆论引导员，等等，总而言之，他们将是新时代的“管理者”。是这些人控制了大众，建立了一套新的等级制度，他们通过自己对国家机器的垄断，而不是通过私有产权实行阶级统治。

德国的情况：

- [ ] 伯恩汉姆认为，德国也在朝着“管理者社会”“三步走”的道路发展，只是在德国，第一步与第二步颠倒了位置：纳粹党为了避免走俄国的道路，选择在第一步就制服本国的人民，建立“管理者社会”的机构。第二步才是逐渐消灭资产阶级的残余势力，先是在国内，然后在国外。第三步，就是与同属于“管理者社会”的其他国家展开竞争。德国的资本家害怕德国变成第二个苏联，于是指望他们可以让纳粹为己所用，可是，等到纳粹的权力真的巩固了，资产阶级才发现被利用的是他们自己。沙赫特和蒂森的经历就是很好的例子，沙赫特本人不是一个大资本家，但他受过专业训练，是德国资产阶级的代表。在纳粹掌权的最初几年里，他以资本家代表的身份，试图让局势朝着资本家们设想的方向发展，纳粹政府对此也表示欢迎，然而随着形势的演变，事情很快就超出了他的预想，最后他只能被迫辞职。另一个例子就是蒂森，蒂森在1933年以前一直是德国最大的资本家之一，而他也是首个公开站出来支持纳粹党的大资本家之一，但他最后也只能流落到流亡海外的下场。纳粹德国的对外扩张，则象征着“管理者社会”在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扩张，最终，“管理者革命的”将扩张到其它的欧洲国家，在欧洲形成一个超级大国。

美国的情况

伯恩汉姆认为，近几十年来，资本主义社会在不断瓦解，“管理者社会”再逐步建立。一个趋势是大资本家开始不断淡出具体的生产过程，“管理者”开始控制实权，“新经济主义”更是加速了这一进程。在“新经济主义”的推动下，国家对经济的干预越来越强，国有企业的营收占比也不断升高，农业也变得完全依赖国家的补助和调控，资本主义产权的基础也变得越来越不牢靠。政治上，国会权力越来越小，行政委员会的权力不断增多，甚至连宣战权也不再掌握在国会手中了。在地缘政治上，伯恩汉姆则认为美国也会演变成为未来的一个超级大国，它会改变传统的孤立主义政策，转而将自身的势力范围投射到整个南北美洲，同时，它还会继承英帝国的殖民地。在未来，世界将为三个超级大国所主导，它们会互相争斗，但谁也无法消灭对方。

最后，伯恩汉姆列举了对于”管理者革命“理论一些可能的批评意见，并做出了相应的反驳，有人会对于理论的提出方式提出质疑，例如说这它太模糊或者太细化了，伯恩汉姆回复了这些质疑，另一些人则会针对理论的内容提出质疑，例如，有些人认为“管理者”不是真正的掌权者，“官僚”才是真正的掌权者。对此，伯恩汉姆回复称，官僚光靠自己是无法掌权的，只有掌握了生产工具，才能建立真正的统治，而只有那些拥有专业技能，直接负责生产过程的人，也就是“管理者”，才能控制生产工具，官僚们占据的统治地位也9永远都是临时的。此外，“官僚革命”论者没有理解了当代官僚的实质，他们以为当代的官僚和旧时代官僚一样，并不参与实际的生产活动，但事实上，随着世界朝着“管理者革命”的方向演变，这些新兴的官僚不仅参与生产活动，还占据着关键的位置，直接指导着生产过程。新兴的官僚们已经不再是19世纪小说中笨手笨脚的无能之辈了，事实上，“管理者阶层”和“官僚阶层”早已合二为一。另一种针对“管理者革命”的批评是说：作者总结道世界正朝着阶级统治、剥削、战争、暴政的方向演变，但作者忽略了大多数人的想法、希望和感受，全世界的广大人民不会任由局势朝着“管理者革命”的方向发展，他们会推翻挡在他们面前的一切阻碍。对此，伯恩汉姆表示：他承认人类的思想情感和主观意愿深远地影响着世界的走向，这没有错，问题在于，人类真的就渴望自由、平等、富足的生活，并愿意为此反抗任何剥削制度和暴政吗？假如人们真的爱自由胜过生命，并且知道如何实现自由平等，同时充满了无畏的牺牲精神，足智多谋，那么毫无疑问，世界会朝着自由、平等、富足的方向发展。但是，过往的历史经验和当代的现实教训告诉我们，这种说法没有现实依据，事实就是世界在朝着“管理者革命”的方向演变。这些就是伯恩汉姆对可能的批评做出的一些回应。

「如果有人不禁要问：为什么竟有这样一个政府,视万民如草芥,草菅人命,如此残暴地蹂躏其本国的人民呢？那末,你要记住：俄国的共产主义革命家以及其他各地的共产主义革命家,都只着眼于未来,认为人应当如何如何,而把当前的人视为赘疣。这一观点,深深地隐藏在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中。马克思有一次就写道：

“当前这一代的人,就像是一群由摩西率领着在荒野中流浪的犹太人一样。他们不仅是要征服一片新世界来定居,他们也一定要死去,空出位置来让那些适合于这片新世界的人来居住。”

是的,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没有叫他们的信徒去搞集体屠杀。然而他们都乐于为了尚未出生的下一代而牺牲当前这些正活着的人。

也许,真的值得去等待这批“新人”的出现啊。这批共产主义制度下培育出来的“新人”,将不同于过去所有的人。托洛茨基在他所写的《文艺与革命》中,对“新人”作了这样的描述：

“人终于能够真正做到全面发展了。……他首先要能掌握其自身的半自觉功能,然后再掌握其自身的非自觉功能：呼吸,血液循环,消化,生育,等等。在可能范围内,使这些功能受到理性和意志的控制。人这个物种,即那个慢慢演进过来的‘智人’,将再一次进入大规模的改造：自觉地把自身作为最复杂的人工选择和心身训练的对象……人要立定志向……如果你愿意,你可以创造出更高一级的社会生物学的类型,一种超人。……人会变得无可比拟地更强壮,更聪明,更灵巧。他的身材会变得更匀称,他的举止会变得更优雅,他的声音会变得更悦耳……一位普通人士,就可以有那样高的成就,与亚里士多德、歌德、马克思不相上下,比肩而立。而在越过这座高峰以后,还有其他的高峰在后头。

为了这样一个美好的理想,把那些寄寓在这个罪恶世界上的芸芸众生作为牺牲品,那还不值得吗？从这样一种长远的观点看来,现存的人类都不过是些垃圾,是那个注定要灭亡的旧世界的废物,把他们统统扫除干净又有什么关系呢。亅

@Dain 我的感受是，假如一件事情可能变成现实，那么它有一天就会变成现实。古代帝王也会屠城，但是他们无法像希特勒那样进行高效的种族灭绝，不是因为前者就一定更道德高尚，而是因为他们技术落后，掌握的国家机器不够高效。我想，技术进步带来的最大好处就是使人们可以摆脱物资的匮乏，最大危险则是无限地放大了人们给自己同类带来的苦难。

@rbmkptsd 比较早提出“管理者阶层”这一概念的，是美国人詹姆斯·伯恩汉姆，此人于二战期间写了一本书，叫《管理革命》，伯恩汉姆认为，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已经结束了，而社会主义在目前的历史阶段是不可能实现的。如今正在发生的事情是，一个新的统治阶级出现了，伯恩汉姆将其称为“管理者”。这个新的统治阶级在德国就是纳粹政权，在苏联就是布尔什维克政权，而在美国则是那些商业行政人员。这个新的统治阶级没收资本家的财产，镇压工人阶级运动，建立一个极权社会，以效率的概念进行统治。英国腐朽衰败，注定会很快被德国征服。征服英国之后，德国将进犯苏联，而俄国的“微弱兵力”将使其“分裂成东西两境”。然后就剩下三个超级大国：德国、日本和美国，三者瓜分世界，彼此之间进行漫无止境的战争，并将工人阶级永远压在脚下。

伯恩汉姆的这本《管理革命》后来被乔治·奥威尔读到，成为了他日后的小说《1984》的重要思想来源。应该说，伯恩汉姆对世界的预测并不准确，至少对短期未来的预测是错的，二战并没有朝着他预想的方向走，但是从长期看，他的预言有着先见之明。而当代人所感受到的这样一种“精英管理世界”的局面，其实早在20世纪上半页就已经初现端倪了，如今的现状，是几十年以来的趋势不断强化的结果。我觉得要了解战后世界的演变，《管理革命》这本书可能会很有帮助，因此我打算最近抽空读一读这本书。

@momoro

「抗战结束后，张东荪撰文指出，国民党虽然没有明确主张实行资本主义，但“现在的官僚资本的实况却是国民党一手造成”；共产党在现在也并不主张实行共产主义，但“用斗争的方法来平分土地，当然不能不说是过左的举动”。他表示：“我们既不赞成官僚资本，亦不赞成这种报复性的土地政策。我们主张应当有一个全国适用的土地改革办法，使耕者有其田之理想由平和方法得以实现。我们同时主张根本铲除官僚资本，务使工商业依国家所定的全盘计划得由个人努力以发展之。”在他看来，“这便是中间性的政治路线”。

张东荪明白宣称：这个“中间性的路线乃是要各党共同来走，并不是由我们国共之外的第三者单独来走”，更不是抛开国共两党，另立一个什么第三势力来主持中国的改造。具体地说，就是要把国民党“稍稍拉到左转”，把共产党“稍稍拉到右转”。“在这样右派向左、左派向右的情形［下］，使中国得到一个和谐与团结。并由团结得到统一。我们在国共中间的人宁愿作一个调和的媒介，并不希望分得一些甚么。”[37]

张东荪因为有国社党的背景，因此，中共对他的好感来得较晚。虽然1936年他评论中共“八一宣言”、主张全国大合作的文章得到了刘少奇的重视和回应，但抗战开始后他和国社党提出的国共合作、经济学社会主义，政治服从国家利益之类的主张，也曾受到过中共内部的严厉批驳。[38]直到抗战后期，张东荪与北平共产党地下组织有了较多的联系。1945年8月抗战胜利之际张积极配合中共夺取北平的态度，才使中共中央对他身为华北民盟主要负责人的地位和作用，有了新的认识。

抗战结束后，张东荪继续保持着与中共北平地下党的联系，同时在政治上公开批评国民党“一党专政”，反对国民党内战政策，包括他的《一个中间性的政治路线》一文的倾向，也都让中共中央相信他在政治上属于民盟中的左翼。再加上1946年和1947年张东荪两度出任民盟秘书长，在民盟中有较高的人望和影响，中共方面从争取团结民盟的角度，也对他更为重视。而张东荪也很看重与中共的这层关系，经常把自己的看法和活动通报给中共人员。直到1947年3月中共代表团全部撤回延安之前，张东荪的各种动态和意见，经常会出现在延安中共中央与上海地下党组织的来往电报中。他不仅会让中共代表了解自己的行踪，甚至还会就形势发展和如何挫败国民党军事进攻等问题，向中共方面提供自己的分析和看法。[39]

最为引人注目的，是1946年11日张君劢决定参加国民党召开的国民大会，准备提交民社党名单，派中常委孙宝刚去北平劝张来南京，并参加国大。周恩来得讯后马上要张东荪的学生叶笃义赶回北平，劝说张这时千万不要来南京和参加国大。张东荪毫不犹豫地告诉叶说，他不会去南京参加国大。同时他并写信给张君劢，明确表示反对张君劢和民社党参加国大。不仅如此，他在信中还表示了十分决绝的态度，称：“民社党交出名单（即参加国民大会的代表名单）之日，即我事实上脱离民社党之时。”之后，张君劢不顾张东荪反对，向国民党交出了民社党加入国大的代表名单，张东荪也果断地实践了他的诺言，宣告退出了民社党。[40]张东荪的这一举动，显然让中共高层对他更加重视和另眼相看。

1947年1月，负责调停工作的三人军事小组中的国民政府代表张群代表蒋介石邀请张东荪前往南京面谈，张马上向中共方面做了通报。经中共中央同意后才赴南京，且到南京后还进一步与中共代表董必武交换了意见。因此，当蒋介石当面邀请张东荪加入即将改组的国民政府时，张不仅表示拒绝，而且劝告蒋不要忙于改组政府，应马上着手恢复与中共的和谈。[41]

显然，相对于当时的国民党，张东荪明显地对中共抱有更多好感。这一方面源于他对苏联式社会主义经济效力的热切向往，另一方面也因为他这个时候越来越深信中共会按照毛泽东所宣称的那样，大力推行他最为欢迎的经济上社会主义、政治上民主自由的新民主主义，不会搞苏式的无产阶级专政。因此，在1947年以施存统为代表的一批中间人士极力鼓吹中间阶层和中间党派团结起来，使第三势力具有左右国共两党的“举足轻重的地位”的时候，最先提出“中间性的政治路线”的张东荪，却坚持中间派应该要在国共之间起调和作用，而不应试图成为左右政治的力量的观点。他公开发表文章肯定和称赞中共的政治诚意和新民主主义的政策。他说：共产党固然党性太强，不适宜于民主政治，“不过共产党确有一点较国民党为优，就是它对于它的主张尚有诚心。它既宣布改取新民主主义，则它在民主国家便不复仍为一个障碍了。我们不必疑心它的新民主主义，它是说说即算数的。反之，国民党却因为言行始终不一致，不能唤起人的信任。例如，国民党口口声声主张以政治方式解决共产党问题，而其实在心理与行为上始终没有抛弃武力解决的办法”。

对于美国、国民党以及社会上一些人担心共产党终究是马克思主义者，最后必会拿出它的共产革命来这一点，张东荪也为之辩护说：共产革命再快也是五六十年以后的事情了。“五六十年以后的中国是甚么样子，谁亦不能预测。亦许到那时候，中国的人民个个有饭吃，生活水准完全提高。在一个家给户足的社会，加以中国人有爱好平和与笃守中庸的天性，而谓那时仍必掀起社会革命，恐怕太忽略了客观条件。共产主义者如果忠实于马克斯，必是一个客观主义者。客观条件不具备而想革命，这是主观主义。何以必知五六十年以后这些客观条件即能具备，恐怕共产党并没有把握。因此，我主张我们对于这种未来革命论实在不必认真，尤其不应该害怕。”

他并且以苏联为例，说：“请问现在的苏联究竟是向左呢还是向右？在前二十年以先，谁能猜得出苏联今天的状态？总之，五六十年以后的社会革命是决于从今天起的经济措施。倘使在土地与工商业上都能用含有社会主义精神的政策，则大概可以说将来革命的避免是极有可能性的。所以我认为共产党没有丝毫可怕的地方。”在他看来，只要能够推动中国建立起真正的联合政府，就足以创造出和平建设的机会，同时也足以使中共这种革命党最终转变为普通的政党。他据此批评说，中国今天无法实现联合政府的关键问题是美国的政策存在着严重的问题。本来国民党就是实现联合政府的最大阻力，美国仍旧总是“意图加强国民党、消纳共产党，而形成一个统一的中国以亲美”。如此只能造成国民党无所顾忌地使用武力，使共产党难以再回谈判桌前来。[42]

基于这样一种观点和倾向，张东荪明显地更看好中共，因而每每会为中共着想。1947年3月中共中央所在地陕北延安被国民党军占领后，张东荪甚至专门给毛泽东去信表示关切。之后，他亦不止一次地通过相关渠道希望了解到中共中央的政策方针。不难想见，毛泽东对张东荪的这些做法和观点会抱有相当的好感。
1948年4月，中共中央决定筹备召开新政协会议，准备成立联合政府，毛泽东首先想到的邀请对象就有张东荪。还在正式发出给各民主党派领导人的邀请信之前，毛泽东就专门给北平市委书记刘仁写了一封信，说明：“去年张东荪、符定一两先生有信给我，我本想回信给他们，又怕落入敌手，妨碍他们的安全。今年张东荪先生又想和我们联络，现在请你经过妥善办法告诉张符两先生，我很感谢他们的来信，他们及平津各位文化界民主战士的一切爱国民主活动，我们是热烈同情的。此外请经妥人告诉张、符两先生，我党准备邀请他们两位及许德珩、吴晗、曾昭抡及其他民主人士来解放区开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会议讨论：（甲）关于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问题；（乙）关于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合作及纲领政策问题。我党中央认为各民主党派及重要人民团体（例如学生联合会）的代表会商此项问题的时机业已成熟，但须征求他们的意见，即他们是否亦认为时机业已成熟及是否愿意自己或派代表来解放区开会。”毛泽东还特别叮嘱刘仁：“上述各点请首先告知张东荪先生，并和他商量应告知和应邀请的是些什么人。”[43]

据此，中共中央于5月2日发出明确指示，进一步正式邀请李济深、冯玉祥、何香凝、张东荪等“来解放区开会”。[44]

5月底，中共中央准备成立华北人民政府时，毛泽东又想到张东荪。他去电刘少奇、周恩来等称：“请考虑将张东荪、吴晗、许德珩及某教授（四教授）尽快从平津接出来。如果他们能出来，又得他们同意，则将他们选为华北行政机构的委员，并有一二人任部长，一二人任副部长，似甚有益。”[45]

双方之间的频繁互动和中共在军事上的节节胜利，也大大推动了张东荪对中共的理解和政治观点上的左倾。1948年7月，一向以主张改良、要求民主、反对专制政治著称的张东荪接连发表文章，破天荒地开始公开表示出赞同革命甚至理解专政的态度来了。他宣称：“须知历史上所有革命期前都有平和改革的尝试，只是因为不能成功，所以才迫得不能不走革命的路，并不是开始即主张革命。”“一个国家的政治到了非革命不可的时候也就只有革命这一条路。”他甚至声称：“历史上所有民主的实现没有不是由于流血所换的。不流血的革命只是革命的例外，而不是常轨。”至于革命是否使用暴力，是否使用无产阶级专政，乃由革命的实际境况决定。他说，因为这些“乃是出于事实上不得已的要求。如果评论其是否民主，那便是把事实的不得已变为理论上应当与否的问题了”。[46]」

@momoro 一个极端宗教夺权需要两个条件，一个是足够数量的教徒，另一个则是足够多的替这类宗教合理化的Rationalizer，即列宁所说的Useful Idiot，Rationalizer起到的作用就是使得原本在大众眼中不受待见的极端理论显得“温和”、“讲道理”，张东荪即是这类人物。

## 四　初步反思、追根溯源

然而，並不是所有法國左派和極左派圈圈的知識份子、半知識份子和準知識份子在1966-1979年都受毛主義的感染。有極少數的思想家、教授對毛主義提出反抗抵制，但卻踫到層層障礙：他們的「同事」、出版商、新聞界⋯⋯公開或暗地裏設法阻止他們發言，只要他們想在任何辯論會中啟口就會惹來麻煩。毛主義者和親毛派時常用嚴苛拷問的口氣問他們：「你和中國有甚麼關係？！」如果回答是：「太可悲了！中國真正的友人，目前對全世界官僚和金錢共同建立的秩序的真正對抗的人們，不能不對『文化大革命』的現實非常反感」，這些「反毛主義者」就會被扣上「莫斯科的特務」或「華盛頓的幫兇」這類帽子。雖然這些極少數清醒的法國人無法拯救法國知識界的清白和名譽，但他們至少保持了自己的良心。當時的「情勢主義者」韋也納（René Viénet）、張襄保（Jean Paul Chang）、得龍（Francis Deron），是很活躍的反毛派人物，他們有鼓動才能，很懂「公共關係」，亦很尖刻。1971年西蒙・來斯（Simon Leys）出版的富有啟示的描述中國現狀的書《毛主席的新衣》之所以暢銷，他們起了決定性作用。除了他們以外，還應提到思想家勒佛爾（Claude Lefort）和加斯托（Cornelius Castoriadis）、漢學家皮洋可（Lucien Bianco）、程映湘女士和我自己等⋯⋯。

1966-1979年法國式毛主義在法國的出現，實緣於四種根源（全是與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法國演變有關係）以及有利於這個現象發展的四種土壤（在二次大戰前，甚至更早已實實在在地存在於法國）。

先說四種土壤：有兩類是純法國的，就是法國的天主教傳統和法國土生的無政府主義傳統；其他兩類是中法混合性的：舊漢學家或更早期仰慕中華文明的法國人士對中國理想美化的傳統，以及法國人國家自我中心觀念產生對中國活生生現實的無知。

四種根源：第一種根源是法國民族復興後的新親華潮，它是從1944年開始以地緣政治為基礎出現的，直到1960年代中期發揚壯大；第二種根源是法國式的斯大林主義，它從1944年就漸漸冒起，1950年代初期更是眾望所歸，一直到1956年後才漸次衰退；第三種根源是法國式的第三世界主義，它從1940年代末已發生，然後與法國式斯大林主義平行發展，並從1955-1956年起代替了法式斯大林主義；第四種根源是1949-1966年，尤其1958-1966年間在法國左派和極左派中間出現的親中國新潮流，其中包括反斯大林主義，更明顯的是反赫魯曉夫主義的內容，也就是我前面提到的法式毛主義的「史前」時期。

自從法國在1944-1945年間奇迹似的逃離以納粹新模式出現的德意志帝國主義魔爪後，法國左派和極左派知識份子犯下了兩個沉重的罪過：先是向斯大林主義傾倒，然後又拜倒於毛主義威權下。然而我們也不能忘記他們大多數曾是南半球三大洲民族解放鬥爭（包括中華民族在內）的最堅決、最勇敢的支持者。正因為如此，他們曾奮勇地向自己國內的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宣戰。

隨着1989年以來整個共產主義世界的崩毀，人類各種基本的問題又以嶄新姿態出現，需要世界各國知識份子盡力考察、思索、想像和發現新答案。令人感到欣慰的是，最近法國左翼知識份子間似乎有某種覺醒，即他們拒斥那種一統化、實用主義的思想模式，或者是抵抗正在西方和東方上空朦朧乍現的那種新極權主義和新全球官僚政治混合的怪物。


程映湘　譯


注釋

[24-0]原載《二十一世紀》總第37期（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1996年10月）

## 三　法國式毛主義的不同類型

1966-1979年的法國式毛主義的內容相當複雜豐富多樣化，毛主義的信徒、犧牲者、受益者也形形色色。

在有組織的毛派成員裏雖然可以找到幾個成名的知識份子，但大多數是學生或大學剛畢業的青年，也有極少數工人。在毛派旗幟下，雖然有少數毛派學生或知識份子到工廠當工人，但青年學生與工人階級的結合仍有不少困難。有些比較出色的法國式毛主義者，大多是不久走入地下的「無產階級左派」的成員。記得1970年6月底薩特（Jean Paul Sartre）就是為了在大街上散布這個組織的機關報《為了人民》（La Cause du Peuple）而被巡警抓去坐了幾天牢。1968年「五月運動」曾有兩位頭面人物：孔本第（Daniel Cohn-Bendit）和吉斯瑪。前者是德—法籍的無政府派學生領袖，被法國政府在五月底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方式放逐到德國；後者是法國教師工會領袖，運動失敗後馬上加入「無產階級左派」，不久也跟其他同道者一樣被關了很長一段時間。這個組織也有一些巴黎高等師範學院的「馬克思主義派」成員，他們的「大主教」是阿爾都塞（Louis Althusser），一位反人道主義馬克思派哲學家，是知識群裏有名的怪人。

「無產階級左派」是法國幾個毛主義派系中最有基礎、最有影響的政治團體，此外還有一個較鬆散、自發但思想倒相當「正統」的組織——「革命萬歲！」（“Vive la Révolution!”），其倡導人加斯特羅（Raul Castro）是位建築師。除了這兩個較具規模的分支，還有一些星散的「無政府—毛主義者」小團體，他們戲稱自己是「自發性的毛」。這些團體不斷分合，對現有秩序進行了荒誕無稽的象徵性的對抗。當中共與蘇共的關係在60年代初破裂時，那些建立法國馬列主義共產黨的老一代斯大林派「中國友人」仍進行活動，可是他們的影響很有限。

是否所有法國式毛主義派都是真誠的信仰者？我可肯定的說，大多數毛派「戰士」和少數親毛派知識份子雖不明智、走錯了路，但卻是真誠的。我當時很理解他們的心態，因我自己也曾經是法國最早期的親毛份子之一。對極左派知識份子來說，在當時（1958-1962年）做一個親毛份子會被認為是絕對荒誕可恥笑的事，肯定是自找麻煩。以我當時的思想為例，那時發生在中國的三面紅旗運動令我興奮，以為重視「主觀因素」就可以加速人類走向「自由王國」，一日千里地邁進「共產主義」。更使我高興的是中國重整世界革命的旗鼓，我盼望這些事變能喚起被西方資本主義壓抑的無產階級「意識」，尤其是法國無產階級。所以，當我看到這麼多年輕的理想主義者在1966到1979年間又燃起同樣的幻想時，又怎麼能不嘆息。

至於大部分無組織的、個別的親毛知識份子，是大大不可原諒的。他們當時是為了私利或是出於一種膽怯的表現才「親中國」，因為毛主義已成了一種時尚，所有左派、極左派知識圈全盤地、不可抑制地向它傾斜。記得在1966年秋一個聲討美國進犯越南的大會上，一位著名法國知識份子在我面前笑容可掬地招呼中國駐法大使館的代表時，竟然引用孟德斯鳩的名言：「怎麼能做波斯人！」但他倒過來說：「今天怎麼能不做中國人！」這樣令人噁心的捧中國官方代表，實在使我震驚。他們這些人可粗分為幾類：「沙龍」式、花花公子和富家子弟的毛主義；學院教授「專家」們的毛主義；思想大師的毛主義；新聞記者和信息操縱者的毛主義。

**「沙龍」式、花花公子和富家子弟的毛主義**　我可以舉兩個例子。（1）由崇尚美學，倡導「性」絕對解放的索勒爾斯（Philippe Sollers）主編的《如此即彼》（Tel Quel）雜誌，經年刊載中國的「精華」、優異的文字、「紅衛兵」和連續的革命⋯⋯唱起癡愚狂歡似的高歌。（2）法國「新潮」電影界最狂妄、被捧上天的戈達（Jean-Luc Godard）的電影《中國女人》（La Chinoise），1967年在巴黎上影就馬上贏得文化界大聲喝采（值得注意的是三十年後，1996年8月間它又在巴黎時尚地區聖傑曼以溫故懷舊的姿態再次登上銀幕，可能是獻給「文化大革命」三十周年紀念！）。影片中的女主角並不是吸引法國男子的漂亮中國姑娘，而是個白皮膚、令人生畏的「激情女怪」，是一小串「掉了腦袋」的馬列派份子的頭頭，她為了「革命」這個神秘不可思議的東西，極正統地把一個法國「階級敵人」（原來是一個同伴）處以死刑。

**學院教授「專家」們的毛主義**　大學甚至中學裏某些成為「權威」的漢學家，他們衷心要「保持和中國的聯繫」，哪敢對中國發生的「文革」說實話。他們「美化」文革的理由是要使人們理解它，其中一個明顯的例子是謝諾（Jean Chesneaux）。他本來是位通達明智的共產黨人，是1950年代末在法國建立一個自主系統的現代與當代中國研究最有貢獻的學者。但為了「走在風向的前頭」，一勞永逸地保持在學府和政治圈子裏的優越地位，他不惜從最堅決的親赫魯曉夫派跳到毫無保留的毛主義派。其次，有大批非漢學家知識份子從親毛派的漢學家那裏得到大量「資料」，就自以為對中國的事無所不曉，他們一本正經地跟你說：「中國（毛式）的革命要比俄國革命無比地『節省』暴力的消耗。」

**思想大師的毛主義**　主要是指薩特和他的同道們的犬儒式毛主義。他們很清楚中國的「文化大革命」的「負面現象」，卻在法國全力支持最激進的毛派份子，幫助他們選出「文革」的「正面的虛象」、偽造「現象」。我無意挑剔薩特，但根據記憶中的具體事件，我對他是頗有微詞的。1967年夏，我訪問了當時住在法國的彭述之，這份難得的談話記錄對分析研究「文革」在中國發生的實在意義及其對中國人民所造成的災難性影響有特別的啟示。我將這篇文章投給薩特主編的雜誌《現代》（Les Temps Mordernes），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看了很欣賞，雜誌編輯都已準備在1967年尾或1968年初發表。可是在1967年末，薩特通過郎斯曼（Claude Lanzman）告訴我：他最後還是決定不發這篇文稿，原因是這篇訪問篇幅太長，加上裏面的中文字用拼音系統，法國讀者看不懂。我建議縮短文章，將拼音改為西方習用的Wade-Giles或EFEO系統。代表薩特的朗斯曼根本就不聽我的，堅決拒絕繼續同我打交道。我即刻了解到，薩特根本不願意他的讀者知道中國「文化大革命」的實情，他認為在法國對「文革」說實話的政治時機還不成熟。他自然已警覺到一陣狂風即將捲來；「文革」已發生了18個月，法國毛主義越來越受青年群眾的歡迎，是個深遠的趨向。如果他對抗這個趨向，走向反潮流，就很可能犧牲他在法國的聲望和影響，不再擁有主要思想大師的寶座。更甚者：對於未來局勢演變，不再起重要作用，從長遠來看，會完全失去左右時局的可能性。他這時的行為和動機挑起一個使我痙攣的回憶：1950年代薩特為了同樣的緣故，最後終給予斯大林主義「祝福」，在他的影響下，太幼稚和立場還沒確定的我也和斯大林主義者隊伍同流合污。他在Situations一書中曾提到：寧願在適當時刻犯錯，也不要在不當的（不利的）時刻有理。在政治上，他的確是位機會主義者。1968年「五月運動」爆發後不久，薩特就變成法國最起作用、最有效率的親毛派之一。他對當時走親毛極左派路線的《解放報》（Liberation）的誕生有決定性的貢獻，後來由另一位犬儒主義的親毛派居利（Serge July）主持改成日報。第三位犬儒主義的親毛派人物就是「革命萬歲！」的主要領袖加斯特羅，薩特無疑是他的啟導人。這位先生曾在巴黎1968年秋舉行的一個極左派的大集會上（我當時是聽眾之一）公然聲稱（大意如下）：「歷史！歷史學家所謂的歷史？哼！我全不在乎！它毫無用處！誰去管它是現在中國發生或沒有發生，還是過去發生過或沒發生過的『真實』歷史？並不是歷史學家所謂的歷史推進群眾向前走，而是神話傳奇把他們推向前進，改變了全世界的面貌。」

**新聞界、壟斷信息傳播的毛主義**　整個左派新聞界犯下的最大罪過，就是有系統地「錯誤報導」中國「恐怖十年」中所發生的事情，目的是令讀者遺忘它的存在。左派新聞媒體的這種行徑使整個法國輿論界蒙羞。我們只要翻閱1966-1980年的《世界報》（Le Monde）、《解放報》及《新觀察家》周刊（Le Nouvel Observateur），就可看到當時「獨立信息傳媒機構」的主要編輯負責人是如何嚴重地違反自己的職責和道德規範的！當時那些大顯身手、風頭十足的記者們，像《世界報》的布克（Alain Bouc）、傑可勃（Alain Jacob），《新觀察家》的卡洛爾（K.S. Karol），或《解放報》的如埃爾（Patrick Ruel）⋯⋯如今應該感到多麼羞恥！當時他們都是法國最具權威的「中國信息」的傳播者！當時法國（屬政府的）國家電視、廣播電台的負責人又多麼可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