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on @Proton@qoto.org

Q: 我认为任何人都不应该指望他们这样做。而且，你知道，除了对错之外，正如你所指出的，这似乎是美国人民想要的转变，也是下届政府当然想要的转变。我答应回答一些用户的问题，其中一个问题与我们现在描述的情况有关。斯图尔特·卡普兰提出了一个问题，他问道，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是否有例子表明通过关税的保护主义政策能够使实施这些政策的国家受益。

A: 事实上，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的政策大致上是实施非常高的关税。我是说，美国在世界上最高的关税壁垒后面建立了自己的经济。这是美国的传统。事实上，那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最有效地发展起来的国家，特别是在东亚，都是在非常高的贸易壁垒后面发展起来的。

中国本身也非常依赖关税。一个明显的例子：中国电动汽车行业的整个成功，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特斯拉在中国实施贸易壁垒的直接反应下，将其最大的制造工厂搬到了中国。

因此，认为降低关税和自由贸易就能够使一个国家成功地发展工业，这种想法是不切实际的。我们应该反过来问：在哪里可以找到自由贸易模式真正有效地帮助一个国家打下健康的工业基础的例子？

即使你只看美国，特别是，我认为有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例子，那就是罗纳德·里根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所做的事情。人们认为罗纳德·里根是自由贸易、自由市场、保守经济学的父亲。但是当罗纳德·里根离开办公室时，自由放任主义的加图研究所称他是自赫伯特·胡佛以来最保护主义的总统。我认为他们是正确的。里根不是一个自由贸易者。里根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渴望一个高水平贸易和自由市场的世界。但是，他也是一个现实主义者，特别是看到了日本的行为，他对此没有耐心。

日本汽车工业的发展就是最好的例子。里根上台后，日本汽车涌入美国，对底特律的三大汽车制造商构成了生存威胁。美国当时所做的，实际上主要是通过关税和配额的威胁，促使日本人实施他们自己的配额，以免他们受到这些关税的打击。他们限制日本汽车进入美国。结果呢？整个日本汽车工业在美国重生，组装厂迁往美国。随后不久，整个供应链也随之转移。在这一点上，我们拥有大量的研发力量。因此，我们看到了数百亿美元的资本投资。创造了数十万个就业机会。

顺便说一句，你甚至不需要实行配额太久，因为一旦你在美国进行了这些投资，你就可以在美国生产成本和质量完全具有竞争力的汽车。因此，美国汽车工业在美国南部的整个发展过程都是这些贸易壁垒的直接作用，因为归根结底，一个企业是否在这个国家本土进行生产实际上很重要。你知道，关于里根，人们也认为他只会减税，但事实并非如此。

Q: 从全球宏观角度来看，人们对关税的恐惧很大程度上与关税的不确定性有关。川普常说，他在竞选时谈论关税的方式只是一种谈判策略。但假如我们从目前的税率到高达20%或更高的税率。全球范围内的出口小国，尤其是那些没有能力有效游说以争取更优惠税率的国家，不就受到了伤害吗？这样一来，世界上许多国家不就更有可能与其他国家建立贸易关系，尽可能绕开美国吗？换句话说，我想说的是，过度的关税会不会使我们更快进入后美国时代？

A: 关于第一点不确定性，我们反过来问一下，你有没有听说过有人对政府上台后说要开放一系列新的贸易协议表示担忧？这是一个反问句。当然，没有人会说，哇，这个雄心勃勃的自由贸易议程会带来很多不确定性。但是，如果你担心的是小国能否达成好的协议，以及你所列举的所有事情，那么当然，所有关于降低壁垒的5000页协议的谈判，都会产生完全相同的效果。

当然，没人会这么说，因为企业喜欢大型自由贸易协议，他们可以编写长达 5000 页的协议。

因此，坦率地说，我很高兴听到你的担忧。但我很难把它当成一个严肃的问题，因为只有当关税上升时，我们才会担心，但如果关税下降，我们就可以假装视而不见。

Q: 我想，这其中的部分原因是，自由贸易通常是一件好事，能够推动经济发展。

A: 我不同意这种说法。你是如何定义推动经济发展的？

Q: 我指的是全球范围。，如果你环顾全球，你会发现在过去的40年或50年里，美国、中国和其他国家都受益于更多的贸易和更多的全球化。我认为，我在这里提到的不确定性的一部分是这样一种观念，即如果关税被用作一种谈判策略，为美国争取更好的交易，那么一些国家将能够达成交易，或为自己争取更多的利益。但许多国家不会。在这种情况下，那些无法达成协议的国家就会遭受损失。

A: 你说的很有可能。但对美国决策者来说，这不是首要考虑的问题。我认为其他事情也是如此。我们当然希望支持世界各地的盟友。但我认为，坦率地说，过去几十年的一个大错误是，美国的决策者们相当面向全球，实际上把这些国家的利益置于美国利益之上。因此，你们所看到的部分情况只是回到了制定政策的方式，即把美国利益放在首位。

至于问题的第二部分，即如果美国要设置障碍或制造不确定性，我们会不会走向后美国秩序，各国将更多地倒向中国。我的看法是：中国是一个不尊重或不考虑其他国家利益、不开放市场、不追求自由贸易的国家。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在所有这些方面都会比美国更糟糕。现状是，美国为了维护这种非常理想化的国际世界秩序模式，必须为了其他国家的利益而损害自身利益。这导致美国被占了很多便宜。至于这对其他国家的行为有什么积极或消极的影响，我们暂不清楚。但我想重申一点：既然中国在所有这些方面表现得比美国更糟糕，各国就并没有理由倒向中国。

Q: 我绝对不会在这里为中国辩护。我同意你所说的大部分内容。但让我换一种方式来表达我的观点。那就是，现有的世界秩序在很多意义上是由美国创造、部署和支持的。后布雷顿森林秩序，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甚至世界贸易组织。我想问题在于，美国越是将关税作为国策来使用，就越会让人觉得美国对自己有一套规则，而对其他人则有一套不同的规则。这就会加速人们的这种感觉，你知道，基本上，当美国从自由贸易中受益时，它就建立了一个以自由贸易为基础的全球秩序。然后，当它违背自由贸易，当它想阻止其他国家从中受益时，它就开始后退。你可能会说，美国现在是把美国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这很可能是对的。但对其他国家来说，这就成了一个信号，表明由美国建立和提出的国际秩序正在发生转变。

A: 我当然认为世界正在转变。我只是反对这种模糊的理想主义观点，即国与国之间关系取决于某种抽象观念，取决于谁在善意地维护某种抽象的理想。再说一遍，我只是想让你看看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行为，正如你所说，你当然不是来为中国辩护的、中国的行为显然破坏了美国试图建立的体系，而这正是全球贸易体系失败的直接原因。固然，据我所知，你刚才提到的的这些国家中，有很多都对中国表现得更加友好，并因此与中国更加亲密。而且我当然也同意世界秩序已经改变，而且正在改变。但我全盘否定美国是改变世界秩序的一方这一观点。我认为，美国在这个变化了的世界中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已经太久了。我认为，川普总统最重要的纠正措施之一，无论是北约的行为方式、谁将真正为全球安全买单，还是世贸组织的运作方式、还是谁将遵守或不遵守全球贸易规则、就是强调美国都不会为了其他人的利益而牺牲自己的利益，尤其考虑到我们现在面临如此严重的国内问题。如果你看看当今美国因药物滥用导致的死亡率。你会发现，在冷战结束后的十年里，美国因滥用毒品而导致的死亡率与俄罗斯因酗酒而导致的死亡率一样高。因此，指望美国更加关注全球理想胜过自身，这种做法实质上是不道德的，作为一个政治问题，这也是不切实际的。美国人民已经明确表示，他们不会再做这样的交易了。

Q: 因此，奥林，关税和政策以及人们的需求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对吗？美国在上世纪60年代、70年代和80年代倡导自由贸易的方式，可能在当时行之有效，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的作用开始减弱。但我想说的是，我们可以同意，过去40年中的许多市场力量，如全球化、城市化、技术的影响、自由贸易等，都对经济产生了一些影响、一些积极的影响，我们现在也知道它产生了一些消极的影响。但是，如果关税实际上是一种销售税，那么对于受所有这些市场力量影响最大的消费者来说，关税不是会使商品更加昂贵吗？

A: 首先，我得说，我不同意你把技术列入清单。我认为把矛头指向技术是不对的。坦率地说，我认为经济学家现在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回避经济政策在这些挑战中所扮演的角色。至于技术方面，如果有问题的话，那也是我们没有看到足够的创新。生产力增长正在放缓，美国制造业的生产率正在下降。

Q: 我想我所说的技术的影响，是指社会的空洞化，尤其是在美国的农村地区，但所有国家都是如此。大科技企业的崛起，以及它对母婴店的影响，对社区的影响，这就是我所说的城市化和全球化。

A: 当然，你这么说也没有问题。不过有一个明显的事实，那就是技术变革本身横跨了不同的历史时间段，而在其中一些时间段其实对与工薪家庭最有利。

关于销售税，我想说的一点的是，它只是一种政治修辞，而不是有用的经济分析。我认为最好的对比是碳税。你是否听过经济学家说，碳税就是销售税？我敢肯定，从来没有人这么说过，因为他们正试图推销碳税。

因此，我并不反对你的观点，即关税会对价格产生影响。我们当然可以就此进行更多讨论。但我认为，在经济分析问题时，如果我们只考虑到价格，就会忽视其他重要的因素。例如，各种形式的污染，以及对制造业的影响，而制造业又会影响一个国家的工业实力、劳动力市场、经济和国家安全。而这些内容都不在价格的考量范围内。如果我们在市场加入一个额外变量，用来反映这些成本或利益，那么市场价格就有可能受其影响而波动，但我们不能把它简化为为销售税，说它会引发通货膨胀。除非我们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不喜欢关税。然后我们就沿着这条修辞道路走下去。

因此，我认为语言的准确性实际上非常重要。另外，我认为在理解什么是关税的时候，我们需要认识到制造业确实很重要。这是经济学家长期以来一直不愿承认的。有些人至今仍不承认。现在，很多人开始承认这一点，因为反过来论证是一种难以为继的立场。但是，如果制造也很重要，如果国内生产很重要，那么事实上，我们只是从中国购买廉价补贴产品的市场价格并不是有效的价格。

从长远来看，它并不真正实现经济学家所津津乐道的福利和经济增长的最大化。

在竞选活动中，川普曾表示要对大多数国家的商品征收 20% 的关税，对中国产品征收高达 60% 的关税。
关于关税的争论可以是二元的。而事实是，关税需要权衡利弊。
关税可以创造收入，鼓励国内生产。
它们可以被用作对付对手的国策。
但关税也会导致通货膨胀。由于关税是一种销售税，它们对低收入家庭的伤害可能比对富人的伤害更大。
当我与世界各地的领导人和商界人士交谈时，他们对川普第二任期最担心的方面就是关税。
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关税的不确定性。
川普会一刀切地征收20%的关税吗？更少？更多？
是否会为朋友留有余地？这又该如何操作？
这一切只是谈判策略吗？
问题太多，答案太少。
现在，许多经济学家都警告不要大幅提高关税。
我们的节目中就有一些这样的经济学家。
所以我认为，听听一位经济学家的观点会很有帮助、
他对新一代共和党参议员，如乔什-霍利（Josh Hawley）和汤姆-科顿（Tom Cotton），有着巨大的影响力、
以及当选副总统的 JD Vance 和下一任国务卿 Marco Rubio。
奥林-卡斯是保守派经济智库 American Compass 的创始人兼首席经济学家。
他还是《曾经和未来的工人》（The Once and Future Worker）一书的作者，该书提出了美国工作复兴的愿景。

Q: 奥林-卡斯，欢迎来到FP Live。
A: 非常感谢你们邀请我。

Q: 我想先说明一点，您是经济学家，也是保守派，但您并不代表川普。是这样吗？

A: 完全正确。我们帮助管理一个智囊团，为政治光谱上任何愿意倾听我们想法的人提供建议。

Q: 然后我还要补充一点，在川普的圈子里，很多有影响力的人都在关注你的工作。您还撰写了《2025计划》的一个章节，众所周知，川普起初并不支持这一计划，但现在似乎又开始支持了。是这样吗？

A: 我是其中一章的撰稿人之一，所以在数百名撰稿人中，我参与了劳工一章和其中一些观点的撰写。

Q: 如你所知，我想就美国经济进行更广泛的讨论，但我想从关税开始。严格来说，关税是销售税的一种形式，而美国的关税从20世纪40年代一直持续下降，我想，大约是在2016年川普首次当选时，关税趋势出现了明显变化。奥林，请向我们解释一下，这种趋势的逆转是为了解决什么问题。

A: 我认为，我们在这整个时期看到的问题，其实是自全面全球化、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的过去 25 年左右的问题，即自由贸易根本没有像大多数经济学家预测的那样发挥作用、尤其是在 2000 年前后。他们大肆宣扬，所有经济学家都一致认为，与中国的自由贸易将为美国、为工人、为经济实力带来巨大好处。在此基础上，我们显然降低了关税，减少了壁垒。

但实际的结果并非如此。在许多情况下，结果恰恰相反。当然，我们确实在美国买到了更多的廉价商品，但我认为绝大多数美国人都会正确地说，从整体上看，这并没有带来好处。因此，我们现在有这样一个冲突，很多经济学家仍然在使用那些旧的的模型。有些模型认为这样做会带来巨大的好处，认为反其道而行之会带来超过好处的成本。

一旦你意识到并承认这些模型是错误的，他们把重心搞反了，你就意识到，不能继续用这些模型来反对走另一条路。你必须认识到，如果我们做了错误的选择，弄错了重心，那么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走另一条路，让需要被关注的人受益，他们就是那些被抛在后面的人。

埃隆·马斯克在周六分享了一段关于当选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旧视频，视频中特朗普详细阐述了恢复言论自由和消除“左翼审查制度”的计划，并承诺在上任后立即采取行动。

在2022年12月的视频中，特朗普表示：“当我成为总统时，这整个腐朽的审查和信息控制系统将被彻底撕毁。不会留下任何东西。通过恢复言论自由，我们将开始重新夺回我们的民主，拯救我们的国家。”

他继续说道：“如果这个最基本的权利被允许消亡，那么我们其他的权利和自由就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倒下。”

“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宣布我的计划，打破左翼审查制度，重新夺回所有美国人的言论自由权。‘夺回’在这个情况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词，因为他们已经把它夺走了。”

特朗普提出了五点战略：

一项总统令，禁止联邦机构与私营组织合作进行言论限制。虽然行政指令提供了临时解决方案，但它们可以为正式立法创造动力。
对审查活动进行司法部调查，可能导致对侵犯公民自由和选举法规的起诉。

修改第230条款，以确保科技公司对偏见内容的监督负责。

对参与压制行为的大学实施财政制裁，包括减少联邦拨款。该倡议与特朗普承诺在他上任第一天中午之前解决反犹太主义的问题相一致。

提议制定“数字权利法案”，旨在保护美国公民的虚拟自由。

特朗普表示，他将在上任后立即发布一项行政命令，禁止联邦实体与任何组织合作限制美国人的合法言论。

“然后我将禁止联邦资金用于将国内言论标记为错误或虚假信息，”他补充道。

这位当选总统表示，他将指示司法部审查当前在线审查系统中的所有参与者，并对识别出的违规行为采取法律行动。这些调查将涵盖对公民权利、竞选融资、选举法、证券法规、反垄断法、哈奇法案以及其他各种法律违规行为的潜在违反。

请求国会修改第230条款，限制大型在线平台的审查能力。这些平台只有在表现出中立、透明和公平时，才能获得免疫保护。他表示，它们应专注于删除非法内容，同时减少限制合法言论的权力。

“如果发现任何美国大学过去参与了审查活动或选举干预，例如标记社交媒体内容以进行删除或黑名单，这些大学应在五年及更长时间内失去联邦研究资金和联邦学生贷款支持，”他补充道。

这位78岁的领导人承诺制定立法，对与私营实体合作以规避宪法权利的联邦官员设定明确的刑事后果。没有适当的选举和边境控制，我们国家的完整性就会受到损害。

特朗普表示：“为了应对主要平台被大量前深层政府官员和情报官员渗透的问题，任何联邦调查局、中央情报局、国家安全局、国家情报总监、国土安全部或国防部的员工在被允许在拥有大量美国用户数据的公司工作之前，应该有七年的冷却期。”

国会应通过一项数字权利法案，确保数字正当程序，并要求在删除内容时获得法院命令。用户应收到有关账户限制的通知，解释这些行为的原因，并提供上诉机会。他补充道，成年人应有选择完全绕过内容审核的权利。

他强调了言论自由的根本性质，并表示：“如果我们没有言论自由，我们就没有自由的国家。”

这次大选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细节：在大选前一天，CNN出口民调中首次出现了和以往不同的信息，让人们开始怀疑，或许哈里斯真的能逆转局面。CNN的这项出口民调显示，第一大问题是民主。35%的选民表示他们最关心的是民主，31%关心经济。很多人看了这个数据就会想，民主是民主党的议题，因此形势肯定对哈里斯有利。在长期以来的民主党叙事中，川普就是希特勒，他无视民主规范，他在1月6日的事件中表现得如此。

“反对特朗普就是关心民主”的这种刻板印象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很多人忽视一个非常重要的讨论，即民主党在多大程度上构成了对民主的威胁。

在COVID期间，限制美国自由的是民主党州长。

与社交媒体公司合作限制关于COVID等信息的，是拜登治下的民主党政府。

在民主党司法部的领导下，联邦检察官突袭了川普的家，对他提出了91项指控，许多人认为这些指控是无根据的，而他在纽约因重罪欺诈被定罪的案件也是如此。

也正是民主党，在最后一刻提名了一位并没有在初选中获得支持的候选人。

因此，结果和很多人设想的截然相反，选民们确实关心民主，但正因如此，他们选择了川普。

川普的胜利是对所有试图宣称他不合法的人一个巨大的“去你妈的”。也是对广义上的民主党傲慢和歇斯底里的回应。他们的竞选标语傲慢地写道：“哈里斯-沃兹2024：该选谁还不清楚吗。”卡马拉·哈里斯称川普为“法西斯”。媒体一直是哈里斯竞选的坚定支持者，重复着“川普是希特勒”的说法。实际上，这种人身攻击只表达了哈里斯的绝望，因为她感觉自己正在失去，并表明她不愿意通过政策论证来说服选民。

民主党的妖魔化运动不仅针对川普本人——暗示上，甚至明确地也扩展到了他的支持者。川普集会的参与者被贴上“纳粹”、“半法西斯”、“垃圾”的标签。但令哈里斯竞选团队感到惊讶的是，侮辱选民并不是一种获胜的策略。就像哈里斯和她的团队没有从希拉里·克林顿在2016年输给川普前称其支持者为“可怜虫”中吸取教训一样。

哈里斯和民主党传达的信息并不含蓄：敢于投票给川普，我们就会指责你是偏执者，是一个应受社会谴责和排斥的人。奥巴马试图让黑人男性感到羞愧，迫使他们投票支持哈里斯，暗示他们的动机是性别歧视（而不是他们认为哪个候选人能改善他们的经济前景）。然而，在这次选举中，民主党的威胁失去了效力。大多数选民毫不畏惧地站出来说：“我不在乎你怎么称呼我，我要投票给川普。”

川普的胜利过程同样引人关注，甚至比胜利本身更有趣。他成功地打破了建制派对他作为种族主义者的谴责。他在民主党的传统支持群体中显著增加了支持率，包括黑人、西班牙裔和犹太人。正如NBC的出口民调所示，选举日西班牙裔男性对川普的支持比副总统卡马拉·哈里斯高出10个百分点。媒体预测波多黎各人会因为川普在最近的麦迪逊广场花园集会上的一个侮辱性笑话而惩罚他。但在选举日，许多波多黎各人支持川普，尤其是在佛罗里达州的奥西欧拉县，该县有大量波多黎各人口。川普能够形成一个多种族的联盟，驳斥了民主党对他纳粹主义的荒谬指控。

民主党的傲慢令人震惊。他们假装乔·拜登身体健康，尽管明显有恶化的迹象。在拜登在6月的辩论中表现糟糕后，他们抛弃了他，将提名权交给了哈里斯——一个没有经历任何初选竞争的人。在此之前，哈里斯被视为一个负担，但之后，在一个顺从的媒体的帮助下，她被描绘成一个出色的政治人才。民主党一直认为选民不会注意到这一点。

哈里斯是一位糟糕的候选人，进行了一场平淡无奇的竞选。她无法与拜登拉开距离，也无法为他们的共同执政记录辩护。大约三分之二的选民表示国家走在错误的道路上。川普最有效的口号之一非常简单：“你比四年前过得更好吗？”哈里斯对此没有答案。

川普在经济问题上的民调表现更好，但他的支持来源远不止于此。他的首要问题是非法移民潮。拜登-哈里斯的开放边界给全国各地的城市带来了混乱和暴力犯罪。但非法移民问题也触及了一个根本问题。正如许多选民所说，如果我们没有边界，我们就没有国家。

跨性别问题是这次竞选的潜在议题。川普在竞选广告中强调哈里斯支持为跨性别囚犯提供纳税人资助的手术。广告以口号结束：“Kamala is for they / them – President Trump is for you.”民主党推动的所谓的跨性别权利上议题，例如让男孩参加女孩的体育比赛，使他们看起来像是疯狂的一方。他们的觉醒极端主义使许多黑人和西班牙裔工人阶级选民感到反感，而不仅仅是乡村白人工人。

川普当然有他的缺陷，我们也不知道他和共和党将会有什么计划。但这种阶级政治的重新崛起和对民主党觉醒身份政治的拒绝值得欢呼。

看起来川普赢了这次的选举？恭喜。

我认为这次选举是一次对于川普和寡头政治的Referendum，这一次，厌恶寡头政治的人多过厌恶川普的人。

川普也许粗野，但是他有常识、勇气和正确的直觉， 他的对手也许没有那么粗野，但是却虚伪、腐败、不择手段。粗野、自大只是性格的缺陷，而虚伪、腐败、不择手段则是品格的缺陷。

看起来川普赢了这次的选举？恭喜。

我认为这次选举是一次对于川普和寡头政治的Referendum，这一次，厌恶寡头政治的人多过厌恶川普的人。

川普也许粗野，但是他有常识、勇气和正确的直觉， 他的对手也许没有那么粗野，但是却虚伪、腐败、不择手段。粗野、自大只是性格的缺陷，而虚伪、腐败、不择手段则是品格的缺陷。

@bgme 联发科处理器的手机可以强制解bl锁，解锁后就容易刷原生安卓了

一个将 VS Code 窗口画布化的软件

An IDE built on top of a canvas, Haystack takes care of the tedious and confusing parts of coding for you

https://haystackeditor.com/

以车机互动为诱饵，车企将控制权从车主转移至自己手中，正如以定制UI为诱饵，手机制造商使机主失去对设备的自主性。以蝇头小利为始，以自由丧失而终。

“当创业公司威马汽车（WM Motor）去年 10 月申请破产时，该公司的车载系统、车钥匙、以及相关 APP 和小程序都停止了工作。在引发广泛关注之后，威马汽车向车主们道歉，暂时恢复了系统的正常使用。但仍然有部分车主表示基本功能如车载娱乐系统无法使用。自申请破产之后，威马汽车的固件一直没有更新，APP 也没有在应用商店上架。车主们表示他们不知道自己的汽车还能正常工作多久。”

https://www.solidot.org/story?sid=79114

英国最近的骚乱反映了公众对国家统治精英的不满，尤其是对大规模移民问题的不满，这种情绪积压了几十年。然而，这些骚乱还传达了其他信息。它们表明英国精英的治理战略开始崩溃，这一现象具有重要的意义。

为了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回顾五个世纪前的情况，即佛罗伦萨和尼科洛·马基雅维利的著作。他识别了两种典型的领导者心理特征：狡猾但虚弱的狐狸，能够巧妙地击败对手，但“对狼束手无策”；以及强大勇敢的狮子，喜欢战斗并能够吓退狼，但“对陷阱毫无防备”。马基雅维利认为，一个真正的政治家必须具备这两种性格，否则将面临毁灭的风险。

意大利政治理论家维尔弗雷多·帕雷托，作为马基雅维利的学生，进一步扩展了这一比喻。他观察到，国家和文明的兴衰可以与其统治阶级的集体性格周期性变化相匹配。

国家由狮子建立，狮子是社会中天然的战士阶级，他们通过剑锋扩展和巩固王国的边界，平定外部敌人。像斯巴达的吕刻戎或罗马的奥古斯都一样，他们的坚定领导通常也会终结内部争端，建立（或重建）法治。他们的权威可能是专制的，但本质上是相对诚实和直接的。他们重视直接性和战斗的清晰性，对使用原始力量感到舒适，并对其使用持开放态度，无论是对付罪犯还是敌人。他们对敌人和朋友有明确的区分——谁是家人，谁是需要防范的潜在威胁。正是他们建立的安全和稳定使国家能够繁荣发展。

随着安全和繁荣的到来，狐狸的数量增加。狐狸不适合也不愿意使用武力；他们更喜欢智力和言辞上的斗争，因为他们是知识分子。他们会在必要时使用武力，但更倾向于掩盖其性质，且往往使用得很笨拙。然而，狐狸拥有狮子所缺乏的才能：他们擅长处理复杂性和规模，掌握外交联盟的细微差别，或从广阔的帝国中提取利润。

只要和平存在，文明就会越来越重视狐狸indirect 和 diplomatic的方法，避免甚至厌恶狮子的力量和暴力。随着国家变得越来越大、复杂，建立新的官僚机构、法律和程序，擅长权术和阴谋的狐狸逐渐占据了优势。相比之下，狮子言辞笨拙，对更阴险的动物的陷阱准备不足。因此，精英的全面更替发生了：创国的狮子被排挤出领导地位，受到边缘化，被视为野蛮时代的遗物。

但帕雷托观察到一个奇怪的现象：过度由狐狸主导的社会的不稳定性开始不断增加。狐狸不愿准确区分和识别真正的威胁，甚至在必要时也不愿公开使用武力，因此在面对内部和外部的狼时变得毫无防备。当面临升级的挑战时，狐狸倾向于继续坚持其偏好的即misdirection 和 manipulation策略，试图掩盖或贿赂威胁，而不是直接面对它们。这种策略对解决需要使用力量或威胁的问题无济于事，比如阻挡狼群。最终，当情况变得足够糟糕时，狐狸可能会绝望地采取暴力行动，但往往表现得优柔寡断、笨拙，或完全错误。狼群则本能地嗅到虚弱并继续进攻。

像西方其他国家一样，英国也被一个疲软的管理精英统治了几十年，这种精英的技术官僚控制体系完全是狐狸的特征。没有比政府如何管理移民及其带来的民族紧张局势更好的例子了。

政府试图以经典的狐狸方式管理对移民问题的认知，精心控制媒体和在线的信息。而那些继续发声的人会被贴上“种族主义者”、“仇外者”或“极右派”等名号，以此来阻止其他人倾听他们。这反映了狐狸始终首先转向信息战和叙事操控，而非直接对抗的本能。因此，对最新骚乱的直接反应是将其归咎于“虚假信息”和“未经监管的社交媒体”。暗示如果能更好地压制信息，一切问题就不会存在。

这种操纵的本能也反映在英国的“社区警务”模式中，这使得避免民族冲突成为警察部队的首要任务。实际上，这意味着警察需要迅速制止任何理论上可能引发公共骚乱的导火索，例如支持犹太人的示威活动和亲巴勒斯坦示威活动走到了附近，亦或者有人批评哈马斯，或是英格兰人挥舞英格兰旗帜。同时，对于那些事实上言辞煽动，行为暴力的团体，警方却只能采取礼貌的非对抗策略缓和应对，以避免扰乱“社区关系”。

这意味着英国警察现在不像以前那样，以打击和震慑犯罪为主要职责，而更多地像殖民警察部队，“负责防止社区关系恶化为暴力”，同时保持多文化帝国的稳定性，不管当地人是否满意。

英国精英对这类信息控制和社群管理的手段形成了长期依赖。这一点在内政部的“受控自发性”计划中得到了具象体现。

所谓“受控自发性”，指的是为了避免公众的对恐怖袭击和暴力犯罪产生自然的反弹情绪，政府需要事先在社交媒体策划“跨宗教烛光守夜”和“花束传递”这样的活动，人为制造出一种“爱与支持”的态度，使其看起来是公众的“自发”回应。这当然都是一种表面功夫，但政府的“应急规划者”和他们的“民间组织”伙伴急于实施这些措施。正如鲁西诺斯所说，这种做法目的是“展示去政治化的社区团结”以防止民族紧张和暴力的潜在升级。或者正如一位活动策划者所言，其目的是为社区提供“麻醉剂”。

这么做的结果，就是形成马修·克劳福德所说的government by psyop, 或者 soft managerialism。无论是工党还是保守党，在面对非法移民问题的时候，都宁愿去操纵英国公众对现实的整体认知，也不愿使用国家力量来阻止非法移民和犯罪，因为害怕这么做会印象到他们急速下降的声誉。

但这种方式现在似乎正达到其不可避免的失败点。街头暴力的爆发足以证明这一点。帕雷托和马基雅维利不会感到惊讶，因为这正是历史上几乎所有狐狸主导的政权最终崩溃的方式。

那么，接下来英国可能会发生什么？我们首先应当预期狐狸们会进一步强化soft managerialism，包括进一步限制数字信息空间，扩展监控和金融限制，并使用混淆和操控的技术来控制异议——基尔·斯塔默已经明确表示他会说到做到。

斯塔默政府同样也表示了对于极右派”（无疑包括更广泛的政治反对派）使用赤裸裸的武力的意愿，他们指责这些人才是扰乱和平的元凶。我们可以肯定地预计未来会看到更多这种情况。但这种软弱的回应无法解决使国家陷入混乱的深层问题，只会使英国的进一步陷入”anarcho-tyranny“

这种情况需要狮子。但是西方精英中的狐狸害怕狮子胜过害怕狼——或许这是合理的：在历史上，狐狸的寡头统治往往在人民厌倦狐狸，转而寻求狮子保护他们免于狼的威胁时结束。

作者在推特上分享的网购信息可能也暴露了自己的身份

[Clash for Windows 作者停更失联被人肉 ](https://duangks.com/archives/151/)

被人肉的原因：
1.在推特上晒车
2.推特用户名的和微信一样
3.Github的用户名是手机号+国内邮箱

@msd2

华为的水军当初给5g造势时，有很多人质疑5g的实用价值，水军们说既然3g，4g刚出现时人们也曾不以为然，那么当前民众对5g技术的态度恰恰证明5g一定会带来划时代的改变。事实证明，至少到目前为止，5g带来的影响就是十分有限。

当年尼尔·波兹曼写《娱乐至死》，向公众警示电视这样的娱乐媒介对公共生活的危害时，也有人称他是危言耸听，援引历史说印刷术和报纸刚出来时，也有很多人感到类似的恐惧。事实证明，波兹曼所警告的现象实际上随着社交媒体和短视频的流行而加剧了。

新冠刚流行的那一年，有人指望着它会像sars一样在夏天自己消退。

俄军刚入侵乌克兰的时候，亦有人以为在西方的绥靖主义下，乌克兰会像当年的捷克一样被轻易吞并。

我想，所有企图以古证今的做法都面临着这样一种问题：一方面，历史长河中的案例实在太多，这些案例本身往往又自相矛盾，每当你找到了诸多的案例去支持某些观点，都会看到足够多的案例去反对这些观念，尤其是当这项观点足够笼统的时候。另一方面，人类社会的发展又并不是像许多人认为的那样是有规律的，未来本质上不可预测，受到各种随机事件的影响。因此我们能做的，就是承认自己并不拥有对未来的绝对答案，对不同的可能性给予充分的考量。

「还有一个同样严重的错误：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性是可以无止境地予以改造的,因此只要把惩治和教育结合起来,就可以造就出一批毫不利已的新人,甘愿投身到社会中为社会服务,实现柏拉图在其《理想国》中所描述的那种社会：“在社会生活中,完全没有私人或个体之分。”即使共产主义政权为达到此项目的而施行的高压政策能够收效,这种效果至多也只是暂时的,转瞬即逝：就像那些驯兽师所知道的那样,兽类经过精心设计的驯练,可以玩出各种各样的花招,但只要离开了驯练,不要多久,它们就会把所学到的东西忘记得干干净净,恢复其原来的动物本性。再者,后天所获得的性格是不能遗传的,那么,每一代新出生的人,都会给世界带来许多非共产主义的生活态度,其中最强烈的肯定就是要活下去的谋生之道。共产主义不能改变人的本性,这就注定它最后必将失败。墨索里尼甚至在其转变为法西斯党揆以后,还对共产主义抱有某种同情。他在1920年曾断言道：

“列宁是个艺术家。其他的艺术家是用花岗石或金属作为素材来工作的,而列宁这个艺术家是把人作为素材来工作的。然而,人比花岗石还坚硬,而且也不像铁那样可以任意加工熔铸。所以,至今也没有能拿出一项杰作来,列宁这个艺术家是失败了。事实证明,这项工作他是无法完成的。”

实际情况如此,这就迫使共产主义政府要用暴力作为进行统治的常用手段。要强迫人们把他们私有的东西交出来,并且要他们放弃个人利益来服从国家的需要,这就要求公务机关须享有无限的权力。列宁给 “无产阶级专政” 所下的定义,正是如此。他说：“无产阶级专政的权力是一种不受任何约束的权力,不受法律条文的约束,绝对不受任何规章制度的束缚,它完全是以暴力为基础的。”

历史经验表明,这样的一种政权倒也真的行之有效：它曾经强行于俄国及其附庸国,强行于中国、古巴、越南、柬埔寨,以及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然而,它的代价是惨重的,那还不仅是无数人所遭受的种种苦难,而且是这些政权所为之奋斗的那个目标,即人人平等,也完全消失了。

在为这种以武力镇压为基础的政治体制进行辩护时,列宁总是说这种政治体制是暂时的,一旦完成了它的任务,这种以镇压为务的国家就要消亡了。然而他竟然不顾这一事实：“国家” 是个集体的总称,它是由众多具体的个人集合起来的。这些个别的人,不论其历史使命为何,总也要关心其切身利益的。尽管照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说法,国家仅仅是为其主人翁服务的,它本身没有什么利害关系,但实际上,那些掌管国家事务的人,很快就形成一个新阶级。那个宣称要开创一个新时代的“作为先锋队的党”,也就根本变质了。

国家 (或者更正确地说,共产党) 除了要安置这个新阶级以外,别无选择,因为它是要倚靠这个新阶级来巩固其政权的。在共产主义统治下的国家,官僚机构总是飞速增长的。其所以如此,原因也很简单：因为国家把包括经济在内的国民生活各部门都拿了过来,它需要有一套庞大的官僚机构来管理这些事。每一个共产主义国家,总爱把官僚机构的膨胀当做替罪羊,却没有哪个共产主义国家能离开这套官僚机构而还可以撑持下去。在苏联,在布尔什维克取得政权的头几年内,政府就给它的领导干部提供种种特殊的优惠。日积月累,那些领导干部就形成“高干”,一个可以世袭下去的特权阶层。这就是说,那个要做到人人平等的理想没有了。于是,为了要推行财产权的平等,却必须先规定出权利的不平等,将之制度化。这就造成共产主义中目的和手段的矛盾,共产主义所采用的手段,是和它的目的相悖的。在所有那些由国家控有一切生产资源的国度里,也都有这种矛盾。

是的,那些共产主义国家曾不时采取一些措施,想来消除这种官僚体制对国家和社会所造成的不良影响。列宁和斯大林是用清洗的办法,而在斯大林统治时期,这种清洗就演变为大规模的屠杀。毛泽东则是发动“文化大革命”,想以此来摧毁那盘根错节的党领导干部的特权。这些措施,没有一项是成功的。到最后,还是那些高级干部胜利了,因为缺了他们,政府就寸步难行,什么事也办不成了。

想要用民主方式来实行共产主义,也总是失败的。正如阿兰德当政时期的智利所显示的那样：要在一个有相当多的新闻自由、有独立的司法机关、有民选立法机关的国家里触动私有财产,那是不会成功的。因为这里不像那些“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可以无情地镇压反对党。在这里,反对党有机会把反政府的力量组织起来,一等到人多势众,力量壮大,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把那个革命政权推翻掉。1990年,在尼加拉瓜,那个信仰共产主义的桑狄尼斯塔 (Sandinistas) 解放阵线满怀信心,以为民众会拥护他们,让民众投票表决,结果民众就投票把他们轰下台了。」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论,有一部分系批判地吸收了欧洲启蒙时期思想家们所倡导的关于人性的理念。在西方世界,一向有一种传统的说法,认为人是由肉身和灵魂这两部分所组成,这二者均系造物主所赐；灵魂包括理想和价值观,是与生俱生的。人的智愚善恶,是先天决定的。当然,这是一种保守的观点,因为它认定人性是不可改变的：生来如此,今后也永远如此。易言之,一个人生来贪得无厌,那么他一生一世就永远是贪得无厌的。

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首先站出来挑战,驳斥这种先天决定论。洛克在他所写的《人类理解论》(1690年出版)中,根本否定有什么“先天的理念”。 按照洛克的说法：人在出生时,头脑 (或称之为灵魂) 是一块白板；一切理念和一切价值观,都是由后来的感官经验产生出来的。这套理论就说明：人性不是固定不变,而是可以改变,可以引导到好的方面去的。欧洲启蒙时期的那些哲学家多持性善之说,认为人的本性是善良的,因此就认为人可以用这种方式来改造：发挥其本来的善心,去克服那种自私自利的恶念。十八世纪法国思想家爱尔维修把这种涵意说得更明白。他争辩道：只要采用适当的教育和立法手段,不但能够促使而且可以强迫人们达到至善的境界。这种颇有疑问的心理学方面的理论,却被自由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继承了下来,成为他们共同的遗规。后来,他们就是在不同程度上,用教育或强迫改造的方法,或二者同时并用,以求达到他们各自的目的。从某些方面说来,列宁在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中所建立的那个共产主义国家就是一个巨大的实验场,按照爱尔维修的模式来推行公民教育,以求培养出一代完全新型的人,要求他们纯洁无瑕,毫无自私自利之心。」